漢文景時期的文人氣象

作者：隋麗(li) 娟（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十一日己酉

          耶穌2019年9月9日

漢初文景時期，始於(yu) 漢文帝元年（前179），止於(yu) 漢景帝後元三年（前141），總計約41年。文景二帝在高祖、惠帝無為(wei) 而治休養(yang) 生息的基礎上，繼續行黃老無為(wei) 之術，奠定了西漢國富民強的物質文化基礎，揭開了武帝盛世的序幕。曆史將這一時代譽為(wei) “文景之治”，班固盛讚，“周雲(yun) 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漢書(shu) ·景帝紀》）。

高祖統一，百姓得離戰爭(zheng) 之苦。然而，“馬上逆取”政權的君臣們(men) ，卻不得不麵對滿目瘡痍而人心思定的漢初天下。自春秋戰國至以漢代秦，戰爭(zheng) 與(yu) 動亂(luan) 成為(wei) 此一曆史階段的常態。與(yu) 此同時，經濟崩潰，人口銳減，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幾陷難以為(wei) 繼的境地，“民失作業(ye) ，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漢書(shu) ·食貨誌》）。對於(yu) 經曆秦火又回到功能混融、領域不分的漢初社會(hui) 而言，唯有確立與(yu) 民休息、“清靜無為(wei) ”的治國之策方可恢複生產(chan) 、維持統治，施行黃老之治恰逢其時。

黃老是形成於(yu) 戰國時期的道家學派，奉黃帝、老子為(wei) 始祖，在執守道家“自然無為(wei) ”理論的同時，強調“無為(wei) 而無不為(wei) ”。黃老思想是以既定秩序為(wei) 前提，是退卻條件下的進取；在吸納儒家的仁與(yu) 禮、法家的法與(yu) 勢的同時，將正統道家從(cong) 遁世主義(yi) 轉向經世致用，從(cong) 消極無為(wei) 轉變為(wei) 積極有為(wei) 。

高祖、惠帝遵從(cong) 黃老思想，實行“清靜無為(wei) ”“與(yu) 民休息”“掃除煩苛”“輕徭薄賦”“約法省禁”和崇尚節儉(jian) 等較為(wei) 寬舒的統治政策，迎來了“漢接秦弊”後政治的穩定與(yu) 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wei) 。”（《風俗通義(yi) 校注·正失》）景帝時期，對黃老思想更是推崇備至，“竇太後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史記·外戚世家》）。黃老思想“無為(wei) 而無不為(wei) ”的治世哲學，為(wei) 文景時期的社會(hui) 帶來了輕徭薄賦、節儉(jian) 緩刑的寬舒政策，也帶來了寬鬆、自由的學術環境和兼采百家之長的學術氛圍。惠帝廢除秦以來的“挾書(shu) 律”，文帝即位，更是博采眾(zhong) 長，任用賈誼、晁錯、公孫臣等為(wei) 朝臣。新王朝的誕生，為(wei) 走過秦暴政而浴火重生的士人提供實現抱負、施展才能的機會(hui) 和舞台，漢初社會(hui) 日漸呈現出寬鬆而自由的文化氛圍和積極進取、建功立業(ye) 的社會(hui) 氣象，“漢興(xing) ，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jun) 法，張蒼為(wei) 章程，叔孫通定禮儀(yi) ，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shu) 》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史記·太史公自序》）。學術經典的漸次複出、收集、整理與(yu) 研究，使昌盛於(yu) 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在經曆秦火後再度繁榮。

陸賈以儒家為(wei) 本、融匯黃老道家及法家思想，提出“行仁義(yi) 、法先聖，禮法結合、無為(wei) 而治”（《新語》）；賈誼受荀子、李斯、張蒼之學影響，又雜糅儒道，出入百家，在文景盛世的繁榮景象下，不斷道出社會(hui) 的潛在危機；晁錯遵從(cong) 法家，又向伏生學習(xi) 《尚書(shu) 》，由此成為(wei) 太子舍人。而《淮南子》的成書(shu) 更將這種學術的吸納與(yu) 兼容推向了高峰，其學術以黃老道家為(wei) 基礎，兼采儒、法、陰陽、墨等學說而形成新的哲學體(ti) 係，班固將其歸至“雜家”，“雜家者流，蓋出於(yu) 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ti) 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漢書(shu) ·藝文誌》）。文景時期的學術繁榮與(yu) 春秋戰國的思想爭(zheng) 鳴有所不同，漢初的各家各派不斷探尋實現王朝長治久安的舉(ju) 措。

文景時期形成了充滿博大、包容、進取的文化氣息，令經曆了暴秦的文人重新喚起了積極進取、治國安邦、立功揚名的強烈願望。漢初文人在寬鬆的政治生態環境下，積極追尋春秋戰國士人建功立業(ye) 的足跡以求不朽。陸賈對時人渴望實現“建大功於(yu) 天下”“垂大名於(yu) 萬(wan) 世”的功業(ye) ，提出了“必先行於(yu) 纖微之事”的主張，而張良、主父偃建功立業(ye) 的宏偉(wei) 誌向則十分露骨，“為(wei) 帝者師，封萬(wan) 戶，位列侯”（《漢書(shu) ·張陳王周傳(chuan) 》）。“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漢書(shu) ·嚴(yan) 朱吾丘主父徐嚴(yan) 終王賈傳(chuan) 》），盡顯漢初文人期盼乘時立功而恥於(yu) 貧賤平庸的心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與(yu) 春秋戰國時期不同的是，漢初文人一切建功立業(ye) 目標的設定無不與(yu) 大一統的現實政治緊密相關(guan) ，陸賈的《新語》、賈山的《至言》、賈誼的《過秦論》《治安策》《論積貯疏》、晁錯的《論貴粟疏》《賢良對策》《論守邊備塞書(shu) 》《言兵事疏》等，都在直麵社會(hui) 現實症結，提出治國良策，“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qing) 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新語》）。漢初文人，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兼具政治家和軍(jun) 事家的遠見卓識，敏銳地洞悉王朝初安所麵臨(lin) 的政治經濟形勢，深刻揭示了文景盛世下的社會(hui) 潛在危機，以深切的憂患意識彰顯出個(ge) 體(ti) 生命的光彩。“憂患”一詞較早出現在《周易》中：“《易》之興(xing) 也，其於(yu) 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傳(chuan) ·係辭下》）而“憂患意識”的出現應早於(yu) “憂患”一詞，它作為(wei) 一種普遍、穩定的心態或自覺的理性精神，產(chan) 生於(yu) 文明之初。作為(wei) 文化特征的憂患意識常常表現為(wei) 道德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的自覺，也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體(ti) 係下的生活態度與(yu) 精神旨歸。

“務為(wei) 治”，因時事而權變，是漢初文人安邦立國建功立業(ye) 的途徑，儒學由漢初被排拒於(yu) 政治中心之外到武帝時“獨尊儒術”，60餘(yu) 年間與(yu) 漢初社會(hui) 政治之間的成功互動，很好地詮釋了這一發展特點。

漢初，“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史記·酈生陸賈列傳(chuan) 》）。若不是陸賈有據理力爭(zheng) 的勇氣和辭令本事，不是以漢高祖最為(wei) 重視的長治久安問題作焦點，不是因時製宜地吸納黃老之學來闡釋儒家的治國理論，是無法動搖漢高祖對儒家的侮慢態度的。漢高祖“試為(wei)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chuan) 》）的認知，確定了西漢一代的文化學術走向。正如王利器所言，“陸生啟沃之功，誠有大造於(yu) 漢也”（《新語校注·前言》）。高祖時以帝王之命的形式而肇始的曆史總結，幾乎為(wei) 西漢學術發展劃定了主體(ti) 路徑，直至司馬遷的史學工作，仍然不離此定位和導向。司馬遷所謂“通古今之變”的思想當是武帝時學者對漢初政治需要的史學回響。

“夫儒者難與(yu) 進取，可與(yu) 守成”（《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chuan) 》），這是叔孫通諳悉儒學後的卓見。叔孫通為(wei) 高祖製定朝儀(yi) ，建立禮儀(yi) 製度，朝廷秩序由混亂(luan) 一變而井然有序。由此，高祖命叔孫通為(wei) 奉常，賜金五百斤。這不僅(jin) 是對叔孫通個(ge) 人的賞識，也是通過叔孫通表達對儒生和儒術的認同，司馬遷稱叔孫通為(wei) “知當世之要務”（《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chuan) 》）。自漢初起，如何對待法家、縱橫家、黃老、儒家等流派的思想，就是漢初帝王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從(cong) 高祖“吾方以天下為(wei) 事，未暇見儒人也”（《新語》），排斥漢儒觀念，到文帝頗征文學之士，再到景帝時，雖不任儒者，卻在轅固生與(yu) 黃生“湯武革命”的論爭(zheng) 中暗助轅固生，漢儒社會(hui) 地位的改變，是以黃老之術無為(wei) 而治的學術包容為(wei) 前提的，是文人一直致力於(yu) 解決(jue) 漢初社會(hui) 現實問題而努力的結果。

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公孫弘建議為(wei) 五經博士置弟子員，弟子考試合格可以為(wei) 官入仕，“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漢初文人完成了由士到士大夫的轉變。對漢初的文人而言，這一年是具有深刻意義(yi) 的一年。從(cong) 這一詔令開始，代表文人主體(ti) 的儒生作為(wei) 一個(ge) 群體(ti) ，不斷在政治上傳(chuan) 達著他們(men) 的強音，在曆史上持續地留下深痕。學術風氣也因儒學對主體(ti) 地位和政治話語的把握，而表現出儒家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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