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經筵講義(yi) 的興(xing) 起﹡

作者：王琦（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七月廿九日戊戌

          耶穌2019年8月29日

內(nei) 容摘要：經筵講義(yi) 作為(wei) 宋代興(xing) 起的一種新經學體(ti) 例，是儒家士大夫詮釋經旨義(yi) 理並對帝王進行教育的經筵講稿與(yu) 帝學教材，為(wei) 經筵製度定型與(yu) 學術轉型的產(chan) 物，寄寓了士大夫以學術影響政治，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在帝王與(yu) 士大夫的互動與(yu) 交流中，經筵講義(yi) 逐漸興(xing) 起與(yu) 發展，至南宋時蔚為(wei) 大觀，具有以義(yi) 理解經，啟沃君心，聯係時政，語含勸誡，語言通俗，經世致用等“義(yi) 理”特征與(yu) “帝學”色彩，是帝學建構與(yu) 理學發展的關(guan) 鍵環節。

關(guan) 鍵詞：經筵講義(yi) 、帝學、理學

宋代經筵製度的定型，不僅(jin) 為(wei) 帝王學習(xi) 經史提供了專(zhuan) 門的師資隊伍、組織機構等保障，而且為(wei) 士大夫通過經筵講學，以儒家經旨義(yi) 理影響帝王及政治提供了平台，“帝學”應運而生，成為(wei) 了宋代儒學的新動向。士大夫們(men) 紛紛致力於(yu) 經典的重新詮釋與(yu) 思想撰述，力圖以學術影響政治，致君堯舜，道濟天下，建構不同於(yu) 傳(chuan) 統士大夫之學的帝王之學，一種以崇尚義(yi) 理為(wei) 特征的新經學體(ti) 例——經筵講義(yi) 逐漸興(xing) 起，[①]在南宋蔚為(wei) 大觀。那麽(me) ，經筵講義(yi) 是如何逐漸興(xing) 起與(yu) 流傳(chuan) ？它與(yu) 傳(chuan) 統章句訓詁之學相較有何特點？通過範祖禹《帝學》所記載的宋代帝王為(wei) 學事跡與(yu) 士大夫經筵講學記錄等文獻梳理，可以探究到經筵講義(yi) 發展的邏輯軌跡與(yu) 特點，呈現學術與(yu) 政治之間的互動。

一、經筵講義(yi) 的萌芽與(yu) 產(chan) 生

經筵官的設置，最初源於(yu) 帝王聽政之暇閱讀經史、質問經義(yi) 、召對詢訪的需要。[②]他們(men) 深信“經者所以載道，而道者適治之路也”，[③]力圖通過儒家經典學習(xi) ，提升德性修養(yang) 與(yu) 治國能力，成就堯舜三代之治。這種為(wei) 學求治的傾(qing) 向，無疑影響了帝王與(yu) 士大夫對經典的選擇與(yu) 詮釋，促進了宋代學術轉型與(yu) 經筵講義(yi) 的產(chan) 生。

1.宋代帝王對經筵教材的選擇及“義(yi) 理”解經的偏好

帝王“今日之學與(yu) 不學，係他日之治亂(luan) ”，[④]是對學術與(yu) 政治關(guan) 係最經典的概括。宋朝開國以來，曆代帝王謹守以文化成天下的祖宗家法，勤學好問，身為(wei) 典範，以成治道。如太宗曰：“朕覽前書(shu) ，備見曆代治亂(luan) 。”[⑤]仁宗幼時，“皇太後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yang) 、補政治者，以備帝覽”。[⑥]慶曆時，仁宗“詔兩(liang) 製檢閱《唐書(shu) 》紀傳(chuan) 君臣事跡近於(yu) 治道者，日錄一兩(liang) 條上之。”[⑦]神宗時，為(wei) “敷陳治道”，“命進讀《資治通鑒》”等。[⑧]經筵進讀的典籍與(yu) 教材選擇，無不以成聖德益治道為(wei) 標準。為(wei) 此，宋代帝王特重經旨義(yi) 理的體(ti) 悟。

如太宗曰：“朕讀書(shu) ，必究微旨”。[⑨]真宗聽邢昺講《春秋》有感而言：“勤學有益，最勝它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書(shu) 。”[⑩]隻要是能遠鑒前代興(xing) 亡之跡的圖治之要，仁宗都“令講讀官敷經義(yi) 於(yu) 前，未嚐令有諱避”。[11]可見，如何從(cong) 經典中掌握為(wei) 君之道與(yu) 治國之要，是宋代帝王最為(wei) 關(guan) 切的問題。這就必然要求士大夫在經筵講學中，突破傳(chuan) 統章句訓詁之學的詮釋形態，采取一種新的義(yi) 理解經方式，指導帝王掌握蘊含在經典中的經旨要義(yi) 與(yu) 修己治人之道。所以高宗說：“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但推前古治道有益於(yu) 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為(wei) 文也。”[12]指出了帝王之學與(yu) 士大夫之學不同的詮釋要求。

為(wei) 了實現因經義(yi) 以求治道的目的，宋代帝王還體(ti) 現出對經筵官義(yi) 理解經的偏好。如端拱元年（988），太宗聽李覺講《易》之“泰卦”，對其發揮經義(yi) ，“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表示讚許，賜帛百匹，以之為(wei) “君臣鑒戒”。[13]鹹平年二年（999），真宗稱讚崔偓佺講《尚書(shu) •大禹謨》，“頗達經義(yi) ，甚可稱也。”[14]仁宗讚美經筵官曰：“賴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甚悅之。”[15]侍講錢象先因善講說，解經“語約而義(yi) 明”，被仁宗前後留侍十五年。[16]均體(ti) 現出對不拘字詞章句，探究經旨義(yi) 理的興(xing) 趣，這必然影響並帶動經筵官突破傳(chuan) 統章句訓詁之學的束縛而轉向經典“義(yi) 理”詮釋，一種新經學體(ti) 例逐漸醞釀而生。

2.宋代士大夫經筵經義(yi) 注疏的進呈

仁宗之前，經筵官講學往往口說經義(yi) 卻並無記錄，但至寶元二年（1039），開始出現經筵官撰寫(xie) 講稿或記錄進呈的記載。如仁宗問丁度《尚書(shu) 》中《洪範》《酒誥》大義(yi) ，“命錄二篇以進”[17]。皇祐三年（1051），仁宗問“大衍之術”，“令寫(xie) 《大衍》一章，經注具疏，翌日進”。接著“又問龜筮之事，令進《洪範·稽疑》，經注具疏。”[18]仁宗因學習(xi) 需要，要求經筵官采取“經注具疏”的形式，整理經義(yi) 進呈，已具經筵講義(yi) 之萌芽。

據《帝學》記載，仁宗時還出現了經筵官主動撰寫(xie) 、進呈經文大旨的情況：

（皇祐四年九月）乙未，禦邇英閣，命賈昌朝講“乾卦”。帝謂侍臣曰：“昌朝位將相，執經侍講，朝廷美事也。”翌日，賈昌朝又手疏：“‘乾卦’大旨，在上一爻，夫爻在亢極，必有凶災。不即言凶，而言‘亢龍有悔’者，以悔中有可凶可吉之象，若修徳以濟世，則免悔而獲吉也。”帝麵賜手詔嘉獎，以所陳卦義(yi) 付史館。[19]

賈昌朝居將相之位而執經侍講，發揮“乾卦”經文大旨，引導君王修德濟世，以免悔獲吉的釋經方式，具有“講義(yi) ”以己意解經，闡發大義(yi) 的特點。[20]其自覺地整理講學記錄進呈的行為(wei) ，無疑對經筵官有意識地撰寫(xie) “講稿”有著“示範”作用，“講義(yi) ”創作與(yu) 名稱呼之欲出。

英宗時呂公著講《論語•學而》等章，采取逐句逐章闡發經文大義(yi) 的形式，在《帝學》中留下了詳細的記載，[21]但此時並未以“講義(yi) ”之名稱之，而《全宋文》則以《論語講義(yi) 》之名予以了收錄。然從(cong) 所記載的文字而言，兩(liang) 者並無實質區別。以“有朋自遠方來”句為(wei) 例，《全宋文》收錄內(nei) 容如下：

有朋自遠方來

自天子至於(yu) 庶人，皆須有朋友講習(xi) 。然士之學者以得朋為(wei) 難，故有朋自遠方來，則以為(wei) 樂(le) 。至於(yu) 王者之學，則力可以致當世之賢者，使之日夕燕見，勸講於(yu) 左右。又以左右之賢為(wei) 未足，於(yu) 是乎訪諸岩穴，求諸滯淹。則懷道抱德之士，皆不遠千裏而至，此天子之朋友自遠方來者也，其樂(le) 亦大矣。[22]

《全宋文》采取了先列經文，再另起一段的形式闡發經義(yi) 。以人人皆須朋友

講習(xi) ，引申至天子當汲汲求賢而為(wei) 朋，勸誡君主擇賢而處，以為(wei) 大樂(le) 。其所記載的內(nei) 容與(yu) 《帝學》唯一不同的是，《帝學》采取的是記述形式，未將經文與(yu) 經義(yi) 分段書(shu) 寫(xie) 。而與(yu) 後世成熟的講義(yi) 相較，《全宋文》所收錄的呂氏講義(yi) ，在闡發經義(yi) 之前，未冠以“臣某曰”“臣按”“臣聞”等按語作為(wei) 引語。

如果以是否自經筵講學且具有義(yi) 理解經的特點作為(wei) 經筵講義(yi) 的判斷標準，那麽(me) ，範祖禹的《帝學》早已有比較翔實的經筵經義(yi) 記錄。如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馮(feng) 元講發揮《易•泰卦》卦義(yi) 曰：“地天為(wei) 泰者，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yu) ，則可以輔相天地，裁成萬(wan) 物。”以天尊地卑、天地交泰以喻君臣之道，“帝悅，賜元緋章服。”[23]至仁宗朝，這種以義(yi) 理解經的方式更為(wei) 常見。如景祐四年（1037）講《正說》“慎罰”“養(yang) 民”二篇，[24]慶曆五年（1045）講《詩經》諸篇終年，[25]皇祐元年（1049）至五年（1053）分別講《論語》《尚書(shu) 》《周易》《周禮》等諸經，[26]均留下了豐(feng) 富的經筵講論記錄。可見，在仁宗慶曆後，以“義(yi) 理”詮釋經典的方式已經比較盛行。但由於(yu) 它們(men) 是範祖禹以“史”的形式在《帝學》中予以記載，並不是經筵官有意識地整理撰述之作，因而可視為(wei) 是經筵講義(yi) 的萌芽階段。《全宋文》所收錄的呂公著《論語講義(yi) 》也是後人搜輯整理的結果，所以此時並未用“講義(yi) ”指稱這種以義(yi) 理解經為(wei) 特點的經學新體(ti) 例。

3.經筵官由尊“注疏”到尚“義(yi) 理”的學術風尚轉變

如果說仁宗初年的經筵官主要以代表漢唐注疏經學遺緒的孫奭、楊安國係官員為(wei) 主，[27]那麽(me) 仁宗中晚期，隨著胡瑗、歐陽修、劉敞等入侍經筵，一批鄙薄注疏、崇尚義(yi) 理的學者開始登上曆史舞台。尤其是神宗之際，王安石、陸佃等進入經筵，[28]促進了傳(chuan) 統章句訓詁之學向義(yi) 理之學的轉型，經筵講義(yi) 應運而生。王應麟《困學紀聞》勾勒了其興(xing) 起的軌跡：

自漢儒至於(yu) 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chuan) 》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yi) 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口說，未嚐有講義(yi) 也。元豐(feng) 間，陸農(nong) 師在經筵始進講義(yi) 。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wei) 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複相問難，道愈散而習(xi) 愈薄矣。”[29]

從(cong) 漢代至宋初，學者多以章句訓詁的方式詮釋經典，而至仁宗慶曆之後學風新變。如果說劉敞《七經小傳(chuan) 》給學術界帶來了一股新奇之風，那麽(me)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yi) 》則將經學推上了義(yi) 理解經的新階段。自其“新義(yi) ”出，一時學者，無敢不傳(chuan) 習(xi) ，“先儒傳(chuan) 注，一切廢而不用”，[30]影響了一代學術思潮之轉變。劉敞、王安石等入侍經筵，必然會(hui) 將這種“義(yi) 理”解經的學術旨趣帶入講學之中。神宗元豐(feng) 間陸佃“始進講義(yi) ”，“講義(yi) ”之名首次出現於(yu) 經筵講學之中，標誌著經筵講義(yi) 的正式產(chan) 生，並影響至學校教育。

之後，隨著“新學”人物呂惠卿、曾布、王雱、沈季長、黃履等進入經筵，促進了以“義(yi) 理”解經方式的定型與(yu) 經筵講義(yi) 的流行。即使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程頤等，也崇尚“義(yi) 理”解經。如程頤曰：“經所以載道也，通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31]範祖禹、司馬康等為(wei) 方便帝王經筵聽講前後“尋繹”[32]或“溫尋”[33]，主動將經筵講學的內(nei) 容編寫(xie) 成冊(ce) ，進呈《說命講義(yi) 》《無逸講義(yi) 》。可見，自神宗後，“講義(yi) ”作為(wei) 新經學體(ti) 例已經為(wei) 北宋各學派所共同接受，它既是宋代經筵製度定型的產(chan) 物，又是當時學術轉型的結果。

二、經筵講義(yi) 的發展與(yu) 流傳(chuan)

經筵講義(yi) 作為(wei) 宋代興(xing) 起的新經學體(ti) 例，是儒家士大夫詮釋經旨義(yi) 理並對帝王進行教育的經筵講稿與(yu) 帝學教材，為(wei) 經筵製度定型與(yu) 學術轉型的產(chan) 物。自元豐(feng) 間陸佃講《周官》，為(wei) 神宗始進講義(yi) ，[34]經筵講義(yi) 便被廣泛地運用於(yu) 講學之中。為(wei) 方便皇帝課前預習(xi) 或課後溫習(xi) ，引導帝王快捷地掌握經旨要義(yi) ，經筵官們(men) 往往在皇帝聽講前後，進呈經筵講義(yi) 。神宗時於(yu) 進講前一天進呈經筵講義(yi) ，至哲宗元祐時又改為(wei) 開講次日進呈。如範祖禹上《傳(chuan) 宣進講義(yi) 劄子》：“今後邇英閣講說所引證事口義(yi) ，令次日別具進呈。”[35]高宗時經筵官要求依照舊製，“起立進讀畢，以次奉設繕寫(xie) 講義(yi) 進講”。[36]黃幹追述朱熹經筵講學時的情況說：“先生進講，每及數次，複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37]可見，自神宗之後，經筵官於(yu) 講學前後進呈講義(yi) ，已經成為(wei) 一種慣例，而其創作也日益豐(feng) 富。

通過對《四庫全書(shu) 》與(yu) 《全宋文》中，直接以“經筵講義(yi) ”命名的文獻資料的收集與(yu) 整理，可以看出經筵講義(yi) 在宋代的發展與(yu) 流傳(chuan) 情況，[38]如表所示：

宋代經筵講義(yi) 一覽表

由上可知，經筵講義(yi) 在南宋取得了快速發展，數量明顯增加，內(nei) 容也更為(wei) 豐(feng) 富。不僅(jin) 有《尚書(shu) 》《春秋》《詩經》《易》等“五經”經筵講義(yi) ，而且出現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這與(yu) 宋代《孟子》的升格運動，《大學》《中庸》作用的日益凸顯，以及理學的興(xing) 起與(yu) 發展密切相關(guan) 。尤其是朱熹的《（大學）經筵講義(yi) 》，以及真德秀在經筵進讀《大學章句》《中庸》《大學衍義(yi) 》等章節，對於(yu) “四書(shu) ”經典體(ti) 係的定型，無疑具有重要意義(yi) ，體(ti) 現了宋代儒學發展的新動態。當然，當時還有些作品雖未直接以“經筵講義(yi) ”命名，但隻要是經筵官在講學時的義(yi) 理發揮之作，皆可列入經筵講義(yi) 的範圍。如呂公著、劉克莊的《論語講義(yi) 》，範衝(chong) 《左氏講義(yi) 》、徐鹿卿經筵《尚書(shu) 》與(yu) 《詩經》講章等，不勝枚舉(ju) 。所以《四庫全書(shu) 總目》說：“考講義(yi) 之作，莫勝於(yu) 南宋。”[39]指出了講義(yi) 類著作在南宋發展的盛況。

三、經筵講義(yi) 的特點

經筵講義(yi) 是適應帝王為(wei) “學”求“治”需求而產(chan) 生的新經學體(ti) 例，承載了士大夫以儒家經旨義(yi) 理教化帝王，致君堯舜的理想追求，具有與(yu) 以章句訓詁為(wei) 重點的士大夫之學不同的“義(yi) 理”特征與(yu) “帝學”色彩。

1.發揮經旨義(yi) 理，感格君心

仁宗早期，經筵官解經多以字詞章句、名物訓詁為(wei) 主。甚至因孫複“講說多異先儒”，發生了楊安國反對其入侍經筵的事件。[40]但就是這樣一位經筵講學27年，被後人譏為(wei) “一以注疏為(wei) 主，無他發明”的學者，[41]在講經時也不乏義(yi) 理之作。如楊安國講《尚書(shu) ·大禹謨》“水、火、金、木、土、榖，惟修”時，曾順著仁宗“惟修者，明順其性也”的感悟，引發經義(yi) 曰：“《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王者常循其性，行其道而修之，所謂修也。”[42]引導仁宗循性行道，修身治民。講“正徳、利用、厚生惟和”時，楊安國曰：“人君常正身修徳以禦下，利節用儉(jian) 以阜財，厚生敦本以養(yang) 民，此三者和，則不失其事也。”[43]講經並未拘泥於(yu) 字詞訓詁，而是以自己的學術觀點，發揮經旨義(yi) 理，感格君心，希望仁宗以儒家仁政德治思想治國理政，節用愛民。他在講《詩》《論語》《周易》《尚書(shu) 》等經典時，[44]類似經旨義(yi) 理發揮的言論也多處可見。

可見，帝王讀書(shu) 當“學堯舜之道”，務知其大旨以治理天下的帝學追求，[45]決(jue) 定了經筵官在解經時，不能僅(jin) 停留在字詞章句等知識層麵的講解，而是要將蘊含在經典中的經旨義(yi) 理清晰地闡發出來，以儒家聖帝明王之道啟沃君心，為(wei) 當今帝王提供借鑒與(yu) 指導，這就必然要求突破傳(chuan) 統章句訓詁之學的束縛，因而以“義(yi) 理”為(wei) 特征的新經學體(ti) 例的出現與(yu) 流行，既是宋代帝學發展的必然要求，又是士大夫詮釋經典，致君堯舜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打上了經筵官自身學術旨趣的烙印。如高宗紹興(xing) 時開經筵，原本“每兩(liang) 員同講一經，人各一授，上下相接，不分卷佚篇章”。由於(yu) 經筵官各自生平經曆與(yu) 為(wei) 學宗旨不同，其解經的傾(qing) 向與(yu) 重點必然不一，因而兩(liang) 人同講一經，往往容易造成對經旨理解的“互相抵牾”，在侍講周葵的建議下，不得不采取“分篇進講”的方式。[46]可見，經筵講義(yi) 具有以己意解經，闡發義(yi) 理，感格君心的特點。

2.聯係帝王實際，語含勸誡。

經筵講義(yi) 專(zhuan) 為(wei) 帝王而作，經筵官解經多從(cong) 帝王角度立論，聯係實際，進行勸誡，如英宗“自即位感疾”，多不喜進藥，一直未痊愈，呂公著便利用經筵講《論語》“子之所慎，齋、戰、疾”之機，進言道：“有天下者，為(wei) 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yu) 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不可不慎。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屍流血，則於(yu) 興(xing) 師動眾(zhong) 不可不慎。至於(yu) 人之疾病，常在乎飲食起居之間，眾(zhong) 人所忽，聖人所慎。況於(yu) 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為(wei) 宗社自愛，不可不慎。”從(cong) 帝王自身所承擔的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的重任著眼，指出齋戒、祭祀與(yu) 疾病是帝王必須認真對待的大事，因而勸誡英宗應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而為(wei) 宗社自愛，使得英宗“為(wei) 之俛首而動容”，采納了他的建議。“自是，毎因講進戒，帝必肅然”。[47]呂公著采取了貼近生活實際的方式，引申經義(yi) 進行勸誡，從(cong) 而影響帝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又如神宗時，“上留公著極論治體(ti) ”，言唐太宗之事時，公著有鑒於(yu) 神宗“臨(lin) 禦日久，群臣畏上威嚴(yan) ，莫敢進規”的實際，趁機進諫說：“太宗所以能成王業(ye) 者，以其能屈己從(cong) 諫耳”，神宗為(wei) 之警醒，“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48]可見，能夠打動帝王，影響其立身行事的經筵講義(yi) ，必然是能夠聯係實際，具有針對性與(yu) 勸誡性之作。

3.講說形式自由，語言通俗

“講義(yi) ”，顧名思義(yi) 就是講說義(yi) 理、講論經義(yi) 。經筵講義(yi) 作為(wei) 儒家士大夫在經筵講學活動中的教學講稿，需要使用通俗易懂、明白曉暢的語言，將經文中的大義(yi) 清楚明白地講解出來。高宗曰：“儒臣講讀，若其說不明，則如夢中語耳，何以啟迪朕意？”[49]即體(ti) 現了對講義(yi) 體(ti) 語言通俗化的要求。如《帝學》所記錄的君臣關(guan) 於(yu) 經義(yi) 的互動問答：慶曆五年（1045）講《詩·小旻》“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帝謂趙師民曰：‘以水喻政，其有指哉？’對曰：‘水性順，順故通，通則清。逆故雍，雍則敗。喻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則王澤雍而世濁。幽王失道，絀正用邪，雖有善人不能為(wei) 治，亦將相牽，淪於(yu) 汙敗也。’”[50]可見，經筵講學一般采取了經筵官先講說經義(yi) ，然後由皇帝提問，經筵官再進一步解答的講、問、答等互動交融的形式，很類似於(yu) 我們(men) 今天的課堂教學。

如果在講讀時，皇帝不發問，經筵官便會(hui) 提出異議。如英宗禦邇英閣聽講，“未嚐發言有所詢問”，司馬光建言道：“今陛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為(wei) 臣等疏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禆助聖性。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51]經筵講學中這種強調經筵官主講，帝王積極提問，“宣暢經旨”的問辨交流方式，意味著運用於(yu) 帝王教育教學過程中的經筵講義(yi) ，必須要便於(yu) 講說、討論與(yu) 交流，所以經筵講義(yi) 又被稱之為(wei) “口義(yi) ”。如高宗紹興(xing) 二年，詔講筵所：“今後住講日，……隔日輪官接續供進《春秋口義(yi) 》一授。”[52]即是將《春秋》經筵講義(yi) 稱之為(wei) “口義(yi) ”的例子。朱熹在為(wei) 寧宗講學時，曾將《大學》講義(yi) 編寫(xie) 成冊(ce) 子進呈，“曰：“臣所進講《大學》，口義(yi) 不審，曾經聖覽否？”[53]以“口義(yi) ”稱呼經筵講義(yi) ，正好體(ti) 現了其通俗易懂的口語化特征。

從(cong) 形式上而言，經筵講義(yi) 的創作不受字數限製，義(yi) 理闡發隨需要而定，篇幅可長可短。如朱熹的《經筵講義(yi) 》，其經文義(yi) 理闡發最短的為(wei) 125個(ge) 字，最長約1005字。經筵講義(yi) 篇幅長短不一，可能有幾卷，也可能僅(jin) 一篇。如袁燮有《絜齋毛詩經筵講義(yi) 》四卷，程俱有《論語》與(yu) 《孟子》經筵講義(yi) 四篇，而張栻僅(jin) 有《經筵講義(yi) 》一篇。有的經筵講義(yi) 隻取某部經典中的一句（章）進行闡發，如呂公著的《論語講義(yi) 》[54]；也有選取多章（節）進行闡發。如楊時的《尚書(shu) 經筵講義(yi) 》就包括“吉人為(wei) 善節”“播棄犁老節”“惟天惠民節”“惟受罪浮於(yu) 桀節”四節等。[55]其篇幅長短、內(nei) 容多寡、字數多少等，視講解經義(yi) 的需要而定。

4.建言朝廷時政，經世致用

經筵官的職位從(cong) 其設置之日起，便具有備顧問的功能。因而經筵官在闡發經旨時，往往建言朝廷時政，力圖經世致用。如仁宗時的錢象先善講說，“帝間有顧問，必依經以對，因諷諭政事，遂及時務，有啟廸獻納之益”，被留侍經筵十五年[56]。神宗熙寧時，司馬光利用講“曹參代蕭何為(wei) 相國，一遵何故規”，反對激進的新法。呂惠卿則針鋒相對，借講《鹹有一德》，以“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挾書(shu) 律”等故事，闡發“法不可不變”之意。[57]可見,隨著經筵官通過經義(yi) 闡發，介入政治程度的加深，經筵的政治功能不斷地得以擴張。尤其是從(cong) 元豐(feng) 年間起，允許經筵官“講讀書(shu) 內(nei) ，或有所見，許讀畢，具劄子奏陳”，[58]使得經筵由“學術”講論的場所逐漸轉向“探討時政的空間”。[59]學術與(yu) 政治之間的互動，使得經術具有“所以經世務”功能，[60]經筵成為(wei) 了宋代士大夫切入政治，得君行道的有效途徑；經筵講義(yi) 則是其闡發義(yi) 理，建構帝學的重要載體(ti) 。

綜上所述，經筵講義(yi) 具有發揮經旨義(yi) 理，感格君心；聯係帝王實際，語含勸誡；講說形式自由，語言通俗；建言朝廷時政，經世致用等特點，從(cong) 而與(yu) 傳(chuan) 統的章句訓詁之學相區別。經筵講義(yi) 的產(chan) 生、發展與(yu) 流傳(chuan) ，既是宋代經筵製度定型與(yu) 義(yi) 理之學發展的產(chan) 物，又寄寓了士大夫以學術影響政治，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是帝學形成與(yu) 理學發展的關(guan) 鍵要環節，體(ti) 現了學術與(yu) 政治之間的交融與(yu) 互動。

基金項目：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16BZX056）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王琦，女，湖南邵陽人，長沙理工大學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中國哲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cong) 事儒家哲學、經筵講義(yi) 等研究,在《北京大學學報》《中國哲學史》《社會(hui) 科學》《光明日報》等期刊與(yu) 報紙發表論文30多篇，出版專(zhuan) 著2部，國家社科基金《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項目主持人，參與(yu) 國家社科重點項目《中國儒學通誌》，負責宋元紀年卷撰寫(xie) 。

注釋：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規劃項目：“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16BZX056）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王琦（1976－），女，湖南邵陽人，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教授，哲學博士，研究方向：中國哲學。

[①]關(guan) 於(yu) 經筵講義(yi) ，朱漢民教授將其界定為(wei) ：“經筵講義(yi) 是儒臣用儒家經義(yi) 對帝王進行道德教育的經學講義(yi) ”，

見朱漢民，洪銀香：《宋儒的義(yi) 理解經與(yu) 書(shu) 院講義(yi) 》，《中國哲學史》，2014年第4期。

[②]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78-80頁。

[③]呂陶：《策論》，《淨德集》卷20，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④]範祖禹：《上哲宗論學本於(yu) 正心》，見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6，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7頁。

[⑤]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4“太宗太平興(xing) 國八年十一月壬申條”，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2年，第558頁。

[⑥]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91頁。

[⑦]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97頁。

[⑧]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43頁。

[⑨]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76頁。

[⑩]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81頁。

[11]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01頁。

[12]李心傳(chuan) ：《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143“紹興(xing) 十一年十二月乙卯條”，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8年，第2297頁。

[13]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77頁。

[14]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81頁。

[15]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17頁。

[16]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31頁。

[17]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96頁。

[18]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19頁。

[19]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23-124頁。

[20]馮(feng) 浩菲：《中國古籍整理體(ti) 式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0頁。

[21]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34-136頁。

[22]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50冊(ce) ，上海：上海辭書(shu) 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5-266頁。

[23]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83頁。

[24]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94-95頁。

[25]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01-104頁。

[26]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09-131頁。

[27]薑鵬：《北宋經筵與(yu) 宋學興(xing) 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9-134頁。

[28]關(guan) 於(yu) 胡瑗、歐陽修、劉敞、王安石、陸佃等擔任侍講、侍讀等經筵官的時間與(yu) 事跡，可參看薑鵬：《北

宋經筵與(yu) 宋學興(xing) 起》中第二章第三節《經筵官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6-107頁。

[29]王應麟，欒保群等校點：《經說》，《困學紀聞》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1頁。

[30]脫脫等：《宋史》卷327，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10550頁。

[31]程頤：《與(yu) 方元菜手帖》，見《二程集》，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1年，第671頁。

[32]範祖禹：《進<尚書(shu) 說命>講義(yi) 劄子》，見曾棗莊，劉琳等主編：《全宋文》第98冊(ce) ，第59頁。

[33]範祖禹：《進<無逸>講義(yi) 劄子》，《全宋文》第98冊(ce) ，第120頁。

[34]《宋史》載：“（陸佃）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稿。”見《宋史》卷343，第10918頁。

[35]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98冊(ce) ，第110頁。

[36]劉琳，刁忠民等校點：《崇儒七·經筵》，《宋會(hui) 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88頁。

[37]黃幹：《朝奉大夫文華閣待製增寶漠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行狀》，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附錄”，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483頁。

[38]關(guan) 於(yu) 宋代經筵講義(yi) 的文獻資料，顧宏義(yi) 教授在《宋代<四書(shu) >文獻考論》中曾做過初步整理，為(wei) 本文的撰寫(xie) 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本文通過對《四庫全書(shu) 》與(yu) 《全宋文》的梳理，進一步豐(feng) 富了宋代經筵講義(yi) 的文獻目錄。

[39]四庫全書(shu) 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94，第1235頁。

[40]脫脫等：《宋史》卷432，第12833頁。

[41]脫脫等：《宋史》卷294，第9828頁。

[42]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21-122頁。

[43]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21-122頁。

[44]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02-125頁。

[45]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74頁。

[46]劉琳，刁忠民等校點：《崇儒七·經筵》，《宋會(hui) 要輯稿》，第2889-2890頁。

[47]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36頁。

[48]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57-158頁。

[49]劉琳，刁忠民等校點：《崇儒七·經筵》，《宋會(hui) 要輯稿》，第2885-2886頁。

[50]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03頁。

[51]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39頁。

[52]劉琳，刁忠民等校點：《崇儒七·經筵》，《宋會(hui) 要輯稿》，第2885-2886頁。

[53]佚名編，汝企和點校：《續編兩(liang) 朝綱目備要》，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5年，第45頁。

[54]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50冊(ce) ，第265-266頁。

[55]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50冊(ce) ，第277-279頁。

[56]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31頁。

[57]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49-153頁。

[58]朱瑞熙：《中國政治製度史(宋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3-154頁。

[59]薑鵬：《北宋經筵與(yu) 宋學興(xing) 起》，第129-131頁。

[60]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37，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5年，第3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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