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詩經》學“價(jia) 值”的瓦解與(yu) 重建

作者：王長華、趙棚鴿

來源：《文藝理論研究》2018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七月十六日乙酉

          耶穌2019年8月16日

作者簡介：

王長華，華僑(qiao) 大學特聘教授，河北師範大學教授，主要從(cong) 事先秦兩(liang) 漢文學研究。福建泉州362000；

趙棚鴿，文學博士，洛陽理工學院副教授，主要從(cong) 事先秦兩(liang) 漢文學研究。河南洛陽471023

經學是中國二千多年政治、文化的根基，它層累式地建構並完整、綿延性地體(ti) 現了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價(jia) 值取向，其中的《詩經》因具備了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lun) 、美教化、溫柔敦厚、主文譎諫及美刺等價(jia) 值功能，而曆代傳(chuan) 頌不衰。正所謂“《三百篇》所以流傳(chuan) 於(yu) 今的，由於(yu) 德政化”(蔣善國2)。然而，當經學被徹底否棄，這些層累的“德政化”的價(jia) 值取向便不再成為(wei) 中國典籍的闡釋追求，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期許和價(jia) 值係統也便隨之煙消雲(yun) 散了。

《詩》有本義(yi) 、有引申義(yi) ，絕大多數詩篇之本義(yi) 自其結集後即渺不可逮。曆代《詩》學所努力探尋的多為(wei) 詩歌的引申義(yi) ，不同時代的治《詩》者通過持續征引、傳(chuan) 箋、注疏等方式，不斷闡釋《詩經》詩義(yi) ，賦予其新的價(jia) 值內(nei) 涵。

儒家先賢在《詩三百》經典化之前，就努力發掘《詩》的使用價(jia) 值。孔子雲(yun)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yu) 四方，不能專(zhuan) 對；雖多，亦奚以為(wei) ？”(楊伯峻133)。①在外交場合委婉地表達政治訴求，是《詩》最直接的使用價(jia) 值。這種風氣春秋時代盛極一時。齊慶封聘魯，叔孫氏賦《相鼠》批評其無禮(孔穎達1054)。申包胥乞師，秦穆公賦《無衣》以示同意出兵(孔穎達1558)。設若無《詩》，這一時期的外交場合必多劍拔弩張、刀槍相向之武事，少卻許多我們(men) 今天在先秦文獻中粲然可見的詩意。而此一賦《詩》言誌風氣對後來中華民族委婉內(nei) 斂文化性格的形成無疑具有重要影響。

除肯定《詩三百》在外交場合的重要作用外，孔子還從(cong) 多個(ge) 角度闡釋《詩》的價(jia) 值和讀法。一是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11)。二是觸類旁通、敏於(yu) 喻禮，《論語·八佾》載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wei) 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yu) 言《詩》已矣”(25)。三是《詩》的社會(hui) 作用，“子曰：‘《詩》，可以興(xing) ，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yu) 鳥獸(shou) 草木之名’”(183)。孔子通過生活日用之常極為(wei) 生動地呈現了《詩》的總體(ti) 思想和學《詩》的具體(ti) 方法以及終極目標。孔子對《詩》的理解有一個(ge) 明顯特點，即特別關(guan) 注《詩》的引申義(yi) 及引申價(jia) 值，並不深究《詩》之本義(yi) 。這種方式對後世解《詩》方法以及中國詩學的發展走向影響深遠。

此後的孟子提出了“以意逆誌”說。朱熹認為(wei) ，以意逆誌即“以己意迎取作者之誌”(《四書(shu) 章句集注》306)，這是一條探尋《詩》之本義(yi) 的重要途徑，“對春秋戰國以來流行的詩說，在方法論上是一個(ge) 很大的進步”(夏傳(chuan) 才13)。然通觀孟子引《詩》，除少數幾則如《小雅·北山》《大雅·雲(yun) 漢》等偶曾觸及詩之本義(yi) 外，多數釋詩為(wei) 斷章取義(yi) 。如與(yu) 齊宣王談論“好色”時，孟子引《大雅·緜》“古公亶父，來朝走馬”數句，原詩隻是說古公亶父率領周人遷居岐山，與(yu) 薑氏一起視察屋宇建築，並不能推導出“當是時也，內(nei) 無怨女，外無曠夫”的結論，孟子則借此發揮，實乃宣揚“仁政”思想，關(guan) 注的還是《詩》的使用價(jia) 值。

荀子在其著述中也大量征引《詩三百》。其用《詩》的基本模式是先述觀點，再引詩句，後雲(yun) “此之謂也”。這說明，在其思想中，《詩》的本義(yi) 如何尚在其次，重要的是以《詩》為(wei) 論據，可以支撐、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與(yu) 可靠，著眼點還是《詩》的使用價(jia) 值。如《大雅·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句，本是讚美文王勤勉不懈地治理四方，與(yu) “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存在任何關(guan) 聯。但荀子大約認為(wei) 這幾句詩與(yu) 其文中“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有類似處，遂引以為(wei) 證(王先謙180)。這就為(wei) 原詩賦予了新的含義(yi) ，而新含義(yi) 與(yu) 詩之本義(yi) 卻越走越遠。

時至漢代，經學昌盛。齊魯韓三家《詩》各自立說，與(yu) 漢代政治保持相當緊密的一致性聯係。當此之時，習(xi) 《詩》者有拜丞相，有封太尉，常不免左右時局走向，遂使得《詩》之使用價(jia) 值越發彰顯無遺。而此時的《毛詩》則言教化、論六義(yi) ，自成一家。《詩大序》一文闡述了數個(ge) 相關(guan) 問題：一，《詩》具有普遍性的教化作用，二，《詩》可以反映一個(ge) 時代的治亂(luan) 興(xing) 衰。此二者又合而為(wei) 一，可以以小諭大，由夫婦家庭而國家社會(hui)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lun) ，美教化，移風俗”(鄭玄2)是也。三，《詩》有正變之分，變風變雅的出現是由於(yu) “王道衰，禮義(yi) 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鄭玄2)，堅持的仍是《詩》反映社會(hui) 治亂(luan) 的觀點。四，以《詩》進諫的原則，“主文而譎諫”“發乎情，止乎禮義(yi) ”，同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鄭玄3)。“發乎情，止乎禮義(yi) ”即《禮記》所言之“溫柔敦厚”。雖然由於(yu) 種種原因，《毛詩》學並未昌盛於(yu) 漢世，但《毛詩》所主張的這些使用價(jia) 值，後世經學仍難見超出其範圍者。

漢末鄭玄既作《詩譜》，又箋《毛詩》。《詩譜序》雲(yun) ：“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yu) 其黨(dang) ，則為(wei) 法者彰顯，為(wei) 戒者著明”(吳騫5)。這是討論《詩經》不錄商詩原因的一段文字。“論功頌德”“刺過譏失”指風雅二詩，鄭玄同樣認為(wei) 《詩經》具有頌美、刺過之功能。又認為(wei) 文武之世，德行大盛，百姓安樂(le) ，反映在《詩》中，則“其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吳騫6)，此為(wei) 《詩》之正經。而厲、幽之時，政教衰亂(luan) ，周室大壞，反映在《詩》中，則“《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吳騫6)，此為(wei) 變詩。箋《詩》過程中，鄭玄高度關(guan) 注“德治”問題。如“裳裳者華，其葉湑兮”，鄭玄認為(wei) 華乃喻君，葉乃喻臣(鄭玄5)，直接將詩意引向明君賢臣的政教軌道上來。整部《毛詩箋》，鄭玄不僅(jin) 強調求賢的重要，而且強調君王自身賢明的重要性。君王既要自修德行，還要禮待賢臣，澤被四方，臣要忠君、守節(李世萍231-50)，等等。如此這般的一切問題，均指向了詩之化育社會(hui) 人心的使用價(jia) 值，這正是《詩》的經學核心之所在。

唐代《毛詩正義(yi) 》出，《詩》學完成統一。《正義(yi) 序》談及了《詩》的三個(ge) 內(nei) 容：一《詩》具“論功頌德”“止僻防邪”作用，前為(wei) 美詩，後為(wei) 刺詩。二詩與(yu) 政風關(guan) 係密切，政治清明，則美詩多，反之則刺詩多。三頌詩止於(yu) 成、康，風雅止於(yu) 陳靈公，《詩》的美刺皆有標準，取舍有度。後世研究者曾指出這三個(ge) 判斷均非《正義(yi) 》首創，而是分別源於(yu) 《詩大序》、鄭玄《詩譜》和《詩譜序》、《兩(liang) 都賦序》(岡(gang) 村繁15-18)。也就是說，《正義(yi) 》的觀點承前人者多，對《詩》仍一如既往地關(guan) 注其使用價(jia) 值。

至宋代，《詩》學風氣大變。宋人不用《詩序》、重定詩義(yi) 、兼采三家、注重義(yi) 理、注釋簡明等成一時風尚。作為(wei) 《詩經》宋學的典型代表，朱熹《詩集傳(chuan) 》用文學的眼光、以涵詠文本的方法解讀《詩經》，頗引人注目。但朱熹關(guan) 注更多的仍是《詩經》的使用價(jia) 值問題：一，認為(wei) 正詩乃聖人所感而生。二，認為(wei) 《詩》乃孔子所刪，美詩揚善，刺詩懲惡，是為(wei) 詩教。三，認為(wei) 《周南》《召南》“樂(le) 而不過於(yu) 淫，哀而不及於(yu) 傷(shang) ”，標準仍是溫柔敦厚。四，認為(wei) 《詩》是社會(hui) 政治的反映。五，認為(wei) 讀《詩》的終極目的是“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詩集傳(chuan) 》1-3)。由此可見，朱熹的《詩》學分層大致為(wei) ，初學涵詠文本，以文學的眼光欣賞《詩》文；之後則要轉入理解風雅正變、溫柔敦厚等詩教問題；最終達到以《詩》修齊治平的最高人生目標。由淺入深，層次分明，但每一步均著眼予《詩》的使用價(jia) 值。

此後，《詩集傳(chuan) 》成為(wei) 元以下至清末科舉(ju) 考試《詩經》科指定教材，影響深遠。而這一時段內(nei) 的《詩經》研究又基本與(yu) “價(jia) 值”分途而治，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詩經》研究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微乎其微。如清代《詩經》漢學的代表性著作有馬瑞辰的《毛詩傳(chuan) 箋通釋》、胡承珙的《毛詩後箋》、陳奐的《詩毛氏傳(chuan) 疏》等，然而這一時期科考仍多以《詩集傳(chuan) 》為(wei) 標準。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殿試策仍有“朱子《詩》、《禮》二經弟子，其入室者何人歟”(楊寄林207)之問。胡適也說清朝學者“自以為(wei) 打倒了宋學，然而全國的學校裏讀的書(shu) 仍舊是朱熹的《四書(shu) 集注》、《詩集傳(chuan) 》、《易本義(yi) 》等書(shu) 。他們(men) 自以為(wei) 打倒了偽(wei) 《古文尚書(shu) 》，然而全國村學堂裏的學究仍舊繼續用蔡沈的《書(shu) 集傳(chuan) 》”(《胡適全集》5-6)。學術與(yu) 政教分途，是此一較長曆史時段的典型特征，“足見當時名為(wei) 尊經，而毫無其實，政治與(yu) 經學的疏離，已經幾乎到了毫不相幹的地步”(陳璧生16)，因此《詩集傳(chuan) 》的價(jia) 值仍然有著強勢的影響。

自十九世紀中葉起，中國國門洞開，西方列強攜堅船利炮與(yu) 科學技術昂然挺進東(dong) 土，士大夫階層固守數千年的華夷之辨此刻頹然失去了價(jia) 值。盡管如此，而每當國家遇到不可解之重大問題時，傳(chuan) 統士大夫們(men) 依然習(xi) 慣性地以複古的方式，從(cong) 他們(men) 最熟悉的經書(shu) 中尋找治國方略，這次也不例外。

魏源、章太炎可謂此一時期士人之典型代表，而從(cong) 魏源到章太炎的轉變，也成為(wei) 《詩經》價(jia) 值在進入現代門檻之際啟動瓦解與(yu) 重建的開端。

麵對列強入侵這一千古未有之變局，清末士大夫們(men) 繼漢代之後再一次選擇了與(yu) 社會(hui) 政治關(guan) 係十分緊密的今文經學，欲以此救國圖強。就《詩經》言，皮錫瑞雲(yun) ：“嘉道以後，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詩》宗魯、齊、韓三家。[……]學愈進而愈古，義(yi) 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於(yu) 道”(皮錫瑞341)。尊崇三家《詩》是今文《詩》學的基本準則。魏源《詩古微序》雲(yun) ：

所以發揮齊、魯、韓三家詩之微言大誼，補苴其罅漏，張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滯例，而揭周公、孔子製禮正樂(le) 之用心於(yu) 來世也。(魏源1)

也就是說，魏源以三家《詩》為(wei) 中心，闡明一己之微言大義(yi) ，而反對《毛詩》所謂牽強附會(hui) 之說，申明周公、孔子製禮作樂(le) 的真正目的是用心於(yu) 來世，以此達到以《詩》救亡圖存之目的。

魏源從(cong) 批判《詩經》學成說入手，以反對《毛詩》的牽強附會(hui) ：

要其矯誣三家者不過三端，曰：“齊、魯、韓皆未見古序也，《毛詩》與(yu) 經傳(chuan) 諸子合而三家無證也，《毛序》出子夏、孟、荀而三家無考也。”(魏源16)

問題列出，魏氏遂“一一破其疑，起其墜”(魏源16)，由外而內(nei) ，最大限度地否定《毛詩》的獨尊地位。之後，魏源詳析“美刺”，認為(wei) 《詩》既有作詩者之心，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三家《詩》多關(guan) 注作詩者之心，而《毛詩》則多言采詩、編詩者之心。“美刺”實為(wei) 《毛詩》晚生之意，故可棄之。此外，魏源還探討了四家《詩》篇名、章句、訓詁的異同問題。篇名以批評宋儒為(wei) 主，認為(wei) “詩之篇名，有三家《詩》異於(yu) 毛者，有古書(shu) 所引異於(yu) 毛者”(魏源22)，許多地方毛誤而三家確。章句則批判歐陽修而力證三家有《七月》。訓詁又以《爾雅》文字差異、群書(shu) 引《詩》之韻、三家皆本字毛皆假借等，逐一批判成說，從(cong) 而得出《爾雅》等書(shu) 並不獨尊《毛詩》而是諸家兼采的結論。而後又通過對四始、二南、王風、邶鄘衛的義(yi) 例闡釋，以三家《詩》的標準重新排列《詩經》次序，全方位、多角度否定《毛詩》。

在“夫子正樂(le) 論”中，魏源從(cong) 三個(ge) 方麵力證孔子以《詩》入樂(le) 之事，以佐證周公、孔子用心於(yu) 來世的觀點：一，詩有入樂(le) 不入樂(le) 之分，入樂(le) 又有正歌、散歌之別。孔子自衛返魯而樂(le) 正，雅頌各得其所事中，經孔子之手的詩均為(wei) 正詩。而變詩地位較低，縱使用於(yu) 樂(le) 奏，也多處於(yu) 樂(le) 章並不重要的後半部分，“一，用於(yu) 賓祭無算樂(le) ，再用於(yu) 矇瞍常樂(le) ，三用於(yu) 國子弦歌”(魏源24)。二，通過論證先秦典籍引《詩》見於(yu) 《詩經》者多，亡佚者少，季劄觀樂(le) 不出十五國風，批評歐陽修“聖人刪章刪句刪字”之說，力證孔子並未刪詩，其功在於(yu) 正樂(le) 。三，通過對朱彝尊“六笙詩之序為(wei) 夫子所有”“以《貍首》采齊九夏之屬皆古詩樂(le) 章”等觀點的批判，得出在具體(ti) 詩篇中“金奏之屬是樂(le) 非詩，笙管之屬是佚非刪，貍驪之屬非詩非樂(le) ”(魏源33)的結論。

魏源以為(wei) 孔子乃繼周公而來，“蓋欲法文王而不可得，則於(yu) 周公製作中求之；欲行周公之道於(yu) 東(dong) 周而不可得，則寓之空文以垂來世雲(yun) 爾”(魏源47)。又認為(wei) “明乎《詩》亡《春秋》作之義(yi) ，而知王柄、王綱不可一日絕於(yu) 天下，而後周公、孔子二聖人製作以救天下當世之心，昭昭揭日月，軒軒揭天地”(魏源1)。由此可見，魏源實視孔子為(wei) 周公學說的繼承人，孔子正樂(le) 用心在來世，周公亦然。魏源就是這樣站在今文經學立場上重新詮釋《詩經》，從(cong) 而期望“重組思想的秩序，進而透過重組的思想世界來重建生活世界的秩序”(葛兆光479)，以求達到挽國勢於(yu) 既頹之最終目的。

值得關(guan) 注的是，《詩經》新漢學的經典著作中，馬瑞辰《毛詩傳(chuan) 箋通釋》刊刻於(yu) 道光十五年(1835年)，胡承珙《毛詩後箋》刊刻於(yu) 道光十七年(1837年)，陳奐《詩毛氏傳(chuan) 疏》刊刻於(yu)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而魏源《詩古微》初刻於(yu) 道光初，二刻於(yu) 道光二十年(1840年)。也就是說，在《詩經》古文學沿著強大的傳(chuan) 統慣性，即將到達頂峰的時候，今文《詩》學卻率先完成了彎道超越。換句話說，《詩》學領域已持續200年左右的漢宋之爭(zheng) 在即將以古文學取得全麵勝利的時候，今文《詩》學卻迅速將世人的目光轉移到今古文之爭(zheng) 上。學術的轉移、價(jia) 值的取舍幾乎全在瞬間完成。不過這種轉變仍然是以一種使用價(jia) 值取代另一種使用價(jia) 值，其學術底色依然還是傳(chuan) 統經學的。隨後，國家麵臨(lin) 二千年未有之變局，今文經學短期成為(wei) 時代顯學。然而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今文經學救國的理想徹底破滅。之後雖有廖平、皮錫瑞的出現，但終未能在国际1946伟德界再掀起大的波瀾。

中國學術史上向來存在隔代呼應現象。今文經學救國理想破滅後，古文經學為(wei) 填補學術真空曾再度短暫抬頭。然而時移世易，世紀之交的政治大局已大不同於(yu) 以前，舊瓶裝新酒或新瓶裝舊酒都無力真正挽狂瀾於(yu) 既倒。如何改造經學以適應新形勢，便成為(wei) 以章太炎為(wei) 代表的新一代學人的當務之急。

簡言之，章太炎的學術特點就是將傳(chuan) 統學術“以經為(wei) 綱”轉變為(wei) “以經為(wei) 史”，而這一觀念和思路正開啟了對《詩經》傳(chuan) 統價(jia) 值係統的瓦解和重建。當然，“以經為(wei) 史”的觀點並非章太炎首創。王陽明已有“五經亦史”(王陽明22)之言，章學誠更有“六經皆史”的著名觀點。清末今文經學家們(men) 為(wei) 了爭(zheng) 取自己學說的合法性，也引入曆史學的考證方法，以求證明今文經學更為(wei) 古老也更為(wei) 可信，無意中也“充當了以史學瓦解經學的角色”(葛兆光482-83)。然而至章太炎，“以經為(wei) 史”觀念獲得了幾乎超越所有先聖前賢的理論明晰性和實踐針對性，其雲(yun) ：

《尚書(shu) 》、《春秋》固然是史，《詩經》也記王朝列國的政治，《禮》《樂(le) 》都是周朝的法製，這不是史，又是什麽(me) 東(dong) 西？[……]《易經》也是史。[……]這樣看來，六經都是古史。所以漢朝劉歆作《七略》，一切記事的史，都歸入《春秋》家。可見經外並沒有史，經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後世的經。(《演講集(上)》99-100)

這段文字發表於(yu) 1910年2月《教育今語雜誌》(創刊於(yu) 日本)，可以看作章太炎經學觀念的基本綱領。之後，章太炎多次申明這一觀點。1922年在上海江蘇教育會(hui) 的講演中，章氏再次強調：

“六經皆史也”，這句話詳細考察起來，實在很不錯。在六經裏麵，《尚書(shu) 》《春秋》都是記事的典籍，我們(men) 當然可以說他是史；《詩經》大半部是為(wei) 國事而作：《國風》是歌詠各國的事，《雅》《頌》是諷詠王室的，像歌謠一般的，夾入很少，也可以說是史；《禮經》是記載古代典章製度的：《周禮》載官製，《儀(yi) 禮》載儀(yi) 注，在後世本是史底一部分；《樂(le) 經》雖是失去，想是記載樂(le) 譜和製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狀。隻有《易經》一書(shu) ，看起來像是和史沒關(guan) ，但實際上卻也是史。(《演講集(上)》319)

較之前一次僅(jin) 僅(jin) 粗略地指出《詩經》是記載王朝、列國政治的觀點，十餘(yu) 年後，當章太炎再次集中表達“六經皆史”觀念時，其對《詩經》的分析明顯詳細了許多，並具體(ti) 指出“王朝”的詩實為(wei) 《雅》《頌》，“列國”的詩實為(wei) 《國風》，但無論哪一方麵，都無一例外地屬於(yu) “史”。

1933年3月15日在無錫國專(zhuan) 所作題為(wei) 《曆史之重要》的演講中，章太炎再次提到經與(yu) 史的關(guan) 係問題：

經與(yu) 史關(guan) 係至深，章實齋雲(yun) “六經皆史”，此言是也。《尚書(shu) 》《春秋》，本是史書(shu) ，《周禮》著官製，《儀(yi) 禮》詳禮節，皆可列入史部。西方希臘以韻文記事，後人謂之史詩，在中國則有《詩經》。至於(yu) 《周易》，人皆謂是研精哲理之書(shu) ，以與(yu) 曆史無關(guan) ，不知《周易》實曆史之結晶，今所稱社會(hui) 學是也。(《演講集(下)》490-91)

章氏此次講演中討論“六經皆史”的觀點與(yu) 十年及二十年前幾乎未有任何變化，隻是這次談論《詩經》的視角不再從(cong) 王朝、列國的政治著眼，而是涉及與(yu) 古希臘《荷馬史詩》的比較。眾(zhong) 所周知《荷馬史詩》是以一部著作講述一場戰爭(zheng) ，時間跨度涵蓋不過二十餘(yu) 年，而《詩經》記載的內(nei) 容卻從(cong) 周初一直到春秋中葉，所轄時間長達五百年之久，雖然所記之事並不統一，但章太炎依然從(cong) 民族經典的角度將二者進行對比，進而得出《詩經》亦是史詩的結論。今日思之，這樣的比較和看待是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章氏內(nei) 心深處沉重的文化焦慮呢？

1935年6月，章太炎在章氏國學講習(xi) 會(hui) 作《論經史儒之分合》的演講，再次提到“六經皆史”問題：

古無史之特稱。《尚書(shu) 》《春秋》皆史也，《周禮》言官製，《儀(yi) 禮》記儀(yi) 注，皆史之旁支。《禮》《樂(le) 》並舉(ju) ，《樂(le) 》亦可入史類。《詩》之歌詠，何一非當時史料？《大小雅》是史詩，後人稱杜工部為(wei) 詩史者，亦以其善陳時事耳。《詩》之為(wei) 史，當不煩言。《易》之所包者廣，關(guan) 於(yu) 哲學者有之，關(guan) 於(yu) 社會(hui) 者有之，關(guan) 於(yu) 出處行藏者亦有之。其關(guan) 於(yu) 社會(hui) 進化之跡，亦可列入史類。故陽明有“六經皆史”之說。(《演講集(下)》591-92)

這次演講，章太炎又將兩(liang) 年前的“史詩”之說進一步細化，認定《大雅》《小雅》為(wei) 史詩。因為(wei) 《詩經》與(yu) 《荷馬史詩》畢竟有著許多的不同，章太炎此處似乎擔心聽眾(zhong) 不能全然明白自己所言“史詩”之意，特於(yu) 此後舉(ju) 杜甫“詩史”之例以明之。

由上可見，在三十年左右的時間裏，章太炎視六經為(wei) 曆史的觀念一直堅持未變，但其論證《詩經》為(wei) 史的視角卻分階段有所調整，他先是以傳(chuan) 統觀念指出《雅》《頌》為(wei) 王朝之政，《國風》為(wei) 列國之政，後來則直接引入西方“史詩”觀念比附《詩經》。這種論證方式對一向“嚴(yan) 辨中西，不分今古”(陳璧生56)的章太炎而言，是不是也表達了某種文化堅守的動搖呢？我們(men) 尚不得而知。

與(yu) 反複強調“六經皆史”相映成趣，章太炎還多次論證《詩經》為(wei) 史，其中《小疋大疋說》是很典型的文字。在此文上篇，章氏引《說文》“疋，足也。古文以為(wei) 《詩》大疋字”一句，通過轉引述論，推導出“疋”即足跡，反推之，則足跡即為(wei) “雅”(《太炎文錄初編》1-3)。如此，《大雅》《小雅》便均為(wei) 先王足跡。原本“言天下之事，行四方之風”(鄭玄3)的《大雅》《小雅》經過如此訓釋，便成了言先王曆史的詩篇。下篇中，章太炎通過征引秦漢文獻，指出“雅”與(yu) “烏(wu) ”同聲。周秦之聲烏(wu) 烏(wu) ，由此知《大雅》《小雅》均為(wei) 秦聲所成。章氏雲(yun) ：“疋之為(wei) 足跡，聲近雅，故為(wei) 烏(wu) ，烏(wu) 聲近夏，故為(wei) 夏聲”(4)。在堅持上篇“雅”為(wei) 曆史的基礎上，通過音讀轉訓，將“雅”與(yu) “夏”結合，“周之九夏，以鍾鼓奏之，禹樂(le) 又稱大夏，悉非《文王》、《鹿鳴》之儕(chai) ”(4)，從(cong) 而進一步堅定《大雅》《小雅》為(wei) 周民族曆史的觀點。這一考證為(wei) 章太炎的得意之作，在其後的數十年間，章氏仍反複申明這一見解。②

除論證大、小雅為(wei) “史”外，章太炎《檢論》中的《六詩說》《關(guan) 雎故言》二文亦同樣為(wei) 其視《詩經》為(wei) “史”觀念的有力支撐。在《六詩說》中，章太炎不認同自孔穎達起即已成共識的“風雅頌為(wei) 體(ti) ，賦比興(xing) 為(wei) 用”說，而是回到鄭玄，認為(wei) 賦、比、興(xing) 也各有詩篇，但這些詩篇在《詩三百》中均遭刪除，所以後世才出現了混亂(luan) 。章太炎同時肯定司馬遷“古詩三千”之說，認為(wei) 孔子刪詩的標準為(wei) 整齊篇第、合於(yu) 禮樂(le) ，也就是說凡不夠整齊、不合樂(le) 章的詩都在孔子汰刪範圍之內(nei) ，而賦、比、興(xing) 恰恰就是這一類詩(《檢論》396-99)。這一論證，章太炎欲展現的是孔子之前詩歌的發展概況。

在《關(guan) 雎故言》中，章太炎首先認為(wei) 《關(guan) 雎》中的“淑女”一詞，毛公、《詩序》、鄭玄、後世解《詩》者以及近人看法均不確，從(cong) 而指出《風詩》開端所陳實為(wei) 文王與(yu) 商紂之事，淑女是鬼侯之女，《史記·殷本紀》和《魯仲連列傳(chuan) 》中的魯仲連書(shu) 均提到過這一人物。鬼侯與(yu) 鄂侯、文王同為(wei) 殷之三公，鬼侯獻女於(yu) 紂，女不喜淫，紂怒而殺鬼侯，時人稱讚其女之美德，遂作《關(guan) 雎》。如此，則《關(guan) 雎》實為(wei) 商詩，為(wei) 何今在《周南》？章氏認為(wei) ，鬼方處於(yu) 江漢與(yu) 洛陽之間，稱美鬼侯女的歌謠起於(yu) 南國。鬼侯女事又是周代王業(ye) 興(xing) 隆的緣由，師摯錄之於(yu) 《國風》之首，目的在於(yu) 見微知著(《檢論》401)。與(yu) 《六詩說》一樣，這又是一則推翻成說，將《詩》的淵源向曆史前端延伸的實例。

綜上，章太炎為(wei) 證成《詩經》為(wei) 史，從(cong) 理論到實踐，大膽設想，曲折求證，自可謂綿密周至，自成體(ti) 係。章氏之所以如此堅定地申述這一觀念，無疑與(yu) 其所處時代有莫大關(guan) 係。時代進入近現代之交，學術正值由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念向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觀念轉變期。天下沒有邊界，古人追求的都是普遍的、恒定的知識和規律，所謂“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是也。然而民族國家卻有嚴(yan) 格的國別界限，1900年前後經過世界列強反複踐踏的中國用血寫(xie) 的實踐告誡國人，中國隻不過是一個(ge) 與(yu) 西方諸強為(wei) 相同之民族國家而已。這樣一來，如何才能保持我們(men) 固有的國性不致淪喪(sang) ，章太炎找到了“曆史”這把鑰匙。“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國故論衡》63)，正是在這樣的觀念支配下，章太炎才反複強調《詩》為(wei) 曆史，二《雅》為(wei) 先王足跡，再證孔子之前有賦、比、興(xing) 詩，司馬遷“古詩三千”之說為(wei) 實有，又證《關(guan) 雎》“淑女”為(wei) 鬼侯之女。在上述諸多問題的討論中，章太炎均將曆史向更久遠處追溯，強調中國的文明曆史之源遠流長，且明顯有別於(yu) 其他民族國家，由此可見章氏的拳拳愛國救世之心。但是，在這個(ge) 觀念體(ti) 係中，儒家先賢在釋《詩》過程中一代一代層累起來的政治和倫(lun) 理價(jia) 值，已經不再成為(wei) 他關(guan) 注的對象和問題了。章太炎已無意從(cong) 《詩經》的學術探討中找尋解決(jue) 政治問題的直接文化資源，而是將《詩經》作為(wei) 民族國家的曆史載體(ti) ——無論這樣的論證過程是多麽(me) 曲折漫長，可見此時《詩經》服務於(yu) 政治的方式已經發生了明顯而重大的變化。

1920年代中期以前，章太炎的學說曾在一定範圍內(nei) 廣泛傳(chuan) 播。1923年10月10日，胡樸安在《民國日報》副刊《國學周刊》發文雲(yun) ：

民國成立，《國粹學報》停刊，然而東(dong) 南學者，皆受太炎之影響。《國粹》雖停，太炎之學說獨盛。北京大學者，學術匯萃之區也，[……]自劉申叔、黃季剛、田北湖、黃晦聞，應大學之聘，據皋比而講太炎之學，流風所播，感應斯宏。[……]太炎受袁氏之拘禁，始終不屈，而士子信仰其學者，至今不絕。《國故》與(yu) 《華國》及東(dong) 南大學之《國學叢(cong) 刊》，皆《國粹學報》之一脈，而為(wei) 太炎學說所左右者也。(胡樸安548)

照此敘述，此一時期的章太炎幾成“國學”之代名詞，學界地位之高，無出其右者，“假設經學不廢，則章氏之學，可以成為(wei) 中國現代史學正統源頭，使中國史學繼司馬遷之後，實現再次從(cong) 經學內(nei) 部重新出發，建立全麵的曆史敘事傳(chuan) 統”(陳璧生8-9)。然而，章太炎學說的影響似乎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高端知識分子群體(ti) 之內(nei) ，放眼全國，青年人的追求卻是另一番景象：“以適之為(wei) 大帝，績溪為(wei) 京，遂乃一味於(yu) 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yi) 法，於(yu) 《嚐試集》中求詩歌律令，目無旁騖，筆不暫停”(章士釗229)。章士釗此文首刊於(yu) 1923年8月21日、22日的《新聞報》上，早於(yu) 胡樸安文章不足兩(liang) 月。其雖以批評胡適為(wei) 目的，言語也有所誇張，但現實依據也一定是存在的。因此可以說，在章太炎的學說還處於(yu) 生機勃勃之時，以胡適為(wei) 代表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就在更廣泛的領域掀起了影響力更大的滔天波浪。

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這一現象？我們(men) 認為(wei) ，辛亥之後，民國雖然成立，但現實卻並未見有根本性改變，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之類的曆史鬧劇接連發生。知識分子在走馬燈般的政權更迭中發現，近代中國的屢次革新，都是圍繞政治而進行的，而最後均以政治變革的失敗而告終，由此便體(ti) 悟到一個(ge) 新問題，就是民智不啟，一切都還是空談。陳獨秀說：“不出於(yu) 多數國民之運動，其事每不易成就”(《1916年》4)。新文化運動就這樣以啟蒙為(wei) 目標從(cong) 而拉開了曆史新一頁的帷幕。

此前的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均曾借尊孔的名義(yi) 而進行，稱帝複辟失敗之後，孔子便自然成了反動、落後文化的代名詞。因此從(cong) 現實出發，新文化運動遂以否定孔子、批判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目標，翻開了二十世紀啟蒙的第一頁。就《詩經》學而言，既然反對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封建文化，那就需要先否定孔子刪詩，再拋棄尊孔的傳(chuan) 箋疏等傳(chuan) 統《詩》學文獻。

在這一理念支配下，胡適進一步將章太炎“以《詩》為(wei) 史”推進為(wei) “以《詩》為(wei) 史料”，突出強調“古代的書(shu) 隻有一部《詩經》可算得是中國最古的史料”(17)。③很顯然此種觀點完全是利用西方所謂科學方法規範中國典籍的結果，因為(wei) 《十月之交》中日食的具體(ti) 時間可以用科學的方法推算出來，所以“《詩經》有此一種鐵證，便使《詩經》中所說的國政、民情、風俗、思想，一一都有史料的價(jia) 值了”(17)，而無法用科學方法驗證的《周易》《尚書(shu) 》等其他先秦文獻簡直連史料的價(jia) 值都不具備了。

從(cong) “史料”定位出發，胡適認為(wei) 《詩經》的價(jia) 值主要就是反映了當時的社會(hui) 狀況。如《唐風·鴇羽》《魏風·陟岵》《小雅·采薇》《出車》《杕杜》《小雅·何草不黃》《王風·中穀有蓷》《兔爰》《小雅·苕之華》等詩反映了公元前8-6世紀“百姓死亡喪(sang) 亂(luan) ，流離失所，痛苦不堪”(25-26)的社會(hui) 現實。《邶風·式微》《旄丘》反映了當時“亡國的諸侯卿大夫，有時連奴隸都比不上”(27)。從(cong) 《小雅·大東(dong) 》“可以想見當時下等社會(hui) 的人，也往往有些‘暴發戶’，往往會(hui) 爬到社會(hui) 的上層去”(27)。此篇與(yu) 《魏風·葛屨》又反映了當時“貧富太不平均”(28)的社會(hui) 狀況。胡適還用《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等17首詩來證明當時各國政治的黑暗、腐敗(28-29)。麵對這樣的黑暗、腐敗現狀，導致當時社會(hui) 產(chan) 生了幾大思潮：以《小雅·節南山》《正月》《王風·黍離》《魏風·園有桃》為(wei) 代表的憂時派；以《王風·免爰》《檜風·隰有萇楚》《小雅·苕之華》為(wei) 代表的厭世派；以《邶風·北門》《陳風·衡門》為(wei) 代表的樂(le) 天安命派；以《鄭風·蘀兮》《唐風·蟋蟀》《山有樞》為(wei) 代表的縱欲自恣派；以《小雅·北山》《魏風·伐檀》《碩鼠》為(wei) 代表的憤世派(30-32)。

胡適強調對《詩》意的理解，最好“從(cong) 經入手，以經解經，參考互證，可得其大旨”(《胡適全集》230)。隻是在對具體(ti) 問題進行分析時，他又不得不借助《詩序》及傳(chuan) 箋疏，甚至也包括《詩集傳(chuan) 》中的成說。比如他說《唐風·鴇羽》《魏風·陟岵》等詩反映了公元前8-6世紀百姓死亡流離、痛苦不堪的事實，那麽(me) 如何知道這些詩是公元前8-6世紀的詩呢？那就隻能借助《詩序》等經典注疏了。《唐風·鴇羽序》：“昭公之後，大亂(luan) 五世”(鄭玄5)。晉昭公於(yu) 前745-739年在位，時間正處於(yu) 胡適所說的前8-6世紀之內(nei) 。其他諸詩亦多以此法推定曆史時段。但《采薇》《出車》《杕杜》三詩，《詩序》均認定為(wei) 文王時詩，不在前8-6世紀範圍內(nei) ，胡適則采用朱熹《詩集傳(chuan) ·出車》注中“天子，周王也”(《詩集傳(chuan) 》106)的模糊說法，視三詩為(wei) 前8-6世紀詩。另外《小雅·大東(dong) 》傳(chuan) 統經說有厲王朝與(yu) 幽王朝之不同說法，胡適又擇取幽王朝說。可見視《詩經》為(wei) 史料，胡適的《詩經》研究從(cong) 一開始就存在許多齟齬難安之處。盡管如此，啟蒙理念促使胡適將傳(chuan) 統《詩經》學與(yu) 孔子的親(qin) 密關(guan) 係一旦剝離淨盡，不管其所用理論有多麽(me) 粗糙，論證過程也存在多少生搬硬扯的問題，但其與(yu) 現實吻合的思想猶如肥沃田野裏的一粒種子，一旦播下就迅速破土發芽並獲得茁壯成長。胡適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如何進一步擴大戰果和放大影響了。

照胡適的設想，古籍作為(wei) 史料，要做四步工作：“第一步須搜集史料。第二步須審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須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須把可靠的史料仔細整理一番”(《胡適全集》22-23)。這一設想直接促成了此後聲勢浩大的古史辨派的產(chan) 生。

顧頡剛的著名文章《〈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就是在胡適“以《詩》為(wei) 史料”的理論和方法影響下完成的。顧氏在文中說：“很希望自己做一番斬除的工作，把戰國以來對於(yu) 《詩經》的亂(luan) 說都肅清了”(顧頡剛310)。在顧頡剛看來，戰國以後所有的《詩》說都是蔓草，遮蔽了《詩經》的真相，而要想弄清《詩經》的真相，首先要做的就是考查同時代人對“詩”的態度(顧頡剛320)。根據《左傳(chuan) 》《國語》等先秦史料，顧氏梳理了從(cong) 傳(chuan) 說時代到孟子的用《詩》情況，認為(wei) 《詩經》中的詩“大別有二：一種是平民唱出來的，一種是貴族做出來”(顧頡剛320)。而《詩》的作用大致有四：“一是典禮，二是諷諫，三是賦詩，四是言語”(顧頡剛322)。如果說胡適的在“史料”觀念下研究《詩經》還在某種程度上多少發揮了“以詩證史”作用的話，那麽(me) 顧頡剛的《詩經》研究就是“把這部現代以來被視為(wei) 文學作品集的典籍作為(wei) 曆史現象來審視，看它在怎樣的曆史語境中產(chan) 生，應和著怎樣的曆史需求，發揮著怎樣的社會(hui) 曆史功能等”(李春青18)，可見兩(liang) 者之間又顯示出了一定程度的差異。

此外，古史辨派討論《詩經》主要集中在這樣幾個(ge) 主題上：一，《毛詩序》，二，《詩經》與(yu) 歌謠，三，興(xing) 詩，四，包括《碩人》《野有蔓草》《野有死麇》《靜女》等詩的專(zhuan) 篇討論。這些問題中，古史辨派學人的態度基本一致，他們(men) 認為(wei) 《詩經》絕不是經書(shu) ，不過“與(yu) 《文選》、《花間集》、《太平》、《樂(le) 府》等書(shu) 性質全同”(錢玄同229)。至於(yu) 《毛詩序》更是毫無價(jia) 值，必須堅決(jue) 廢除。這其中鄭振鐸的觀點最具代表性，他認為(wei) 《毛詩序》隻不過是後漢衛宏雜采經傳(chuan) 附會(hui) 《詩》文，與(yu) 明豐(feng) 坊《子貢詩傳(chuan) 》沒什麽(me) 兩(liang) 樣，“《詩序》的釋《詩》是沒有一首可通的”(鄭振鐸26)。錢玄同也說：“至於(yu) 那什麽(me) ‘刺某王’、‘美某公’、‘後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話頭，即使讓一百步，說作詩者確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曾明明白白地告訴咱們(men) ，咱們(men) 也隻好闕而不講”(錢玄同229)。《詩序》遭廢除之後，《詩》就一無依傍，徹底成了史料，因此古史辨派認為(wei) 從(cong) 歌謠的角度對之進行研究是一條十分正確的道路。顧頡剛《從(cong) 〈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意見》《論〈詩經〉所錄全為(wei) 樂(le) 歌》、魏建功《歌謠表現法之最要緊者——重奏複遝》、張天廬《古代的歌謠與(yu) 舞蹈》、鍾敬文《關(guan) 於(yu) 〈詩經〉中章段複疊之詩篇的一點意見》等均為(wei) 針對這一問題而做出的研究。甚至他們(men) 對《野有死麇》《靜女》發起的大討論也與(yu) 歌謠不無關(guan) 係。應該說，這樣的研究對此後《詩經》的白話翻譯和普及工作的開展都有著重要的奠基作用。至1930年代，《詩經》歌謠化一躍而成為(wei) 救亡宣傳(chuan) 的形式和話題，現實實踐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強有力地支持了古史辨派的這一理論及這一理論指導下的研究實踐。

由上可見，從(cong) 章太炎的以《詩經》為(wei) 曆史到胡適的以《詩經》為(wei) 史料，再到古史辨派的《詩經》歌謠化看待，《詩三百》的經學價(jia) 值被一步步祛魅，價(jia) 值祛魅的同時也意味著由《詩經》承載的原有價(jia) 值係統的被進一步解構。

五四運動肩負著雙重使命，“一個(ge) 是新文化運動，一個(ge) 是學生愛國反帝運動”(李澤厚1)，概言之，也就是啟蒙與(yu) 救亡。值得注意的是，五四雖以救亡為(wei) 直接目的，而實踐過程中上並未過度擠壓啟蒙的空間，此後數年時間裏，啟蒙運動仍在漸次進行中。但很快五卅運動、北伐戰爭(zheng) 、十年內(nei) 戰和抗日戰爭(zheng) 接踵而至，激烈的軍(jun) 事鬥爭(zheng) 迫使啟蒙暫時退出曆史主陣地，而以發動群眾(zhong) 為(wei) 目標的救亡運動得以高歌猛進。在這一過程中，《詩經》的文學化看待又獲得了長足發展的空間。

回顧曆史可以發現，盡管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風雲(yun) 變幻，新學反對舊學的風潮一浪高過一浪，但在1904年清政府頒行的“癸卯學製”中仍專(zhuan) 設有“經學科”，至民國建立，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才取消該科，明令“讀經科一律廢止”，同時建立起文、理、法、農(nong) 、工、商、醫等“七科之學”。其中文科包括文學、曆史、哲學和地理四門，《詩》被列入文學類。雖然此一變化與(yu) 後來的救亡運動尚未產(chan) 生真正直接的聯係，但此時《詩經》文學化的理念已經以一種較為(wei) 高調的姿態進入思想領域了。

如此則意味著，《詩經》告別經學時代之後，今人需要重新構建一套新的《詩經》價(jia) 值係統。蔡元培曾回憶說：“我以為(wei) 十四經中，[……]《詩》、《爾雅》已入文學係，[……]無再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蔡元培193)這一見解被寫(xie) 入官方文件頒行全國後，很快就得到學界學人的廣泛支持。陳獨秀說“講文學可以取材於(yu) 《詩經》以下古代詩文”(《新教育是什麽(me) 》1)，曹聚仁說“《詩》當分入文學”(《國故學討論集》57)，陸懋德說“《詩經》為(wei) 最古之文學”(《國故學討論集》439)。胡適所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shu) 目”中，《詩經》被列入“文學史之部”，梁啟超“國學入門書(shu) 要目”亦將《詩經》列入“韻文書(shu) 類”，胡適還說：“《詩經》在中國文學上的位置，誰也知道，它是世界最古的有價(jia) 值的文學的一部，這是全世界公認的”(《胡適全集》602)。至1932年，蔡尚思甚至認為(wei) 如果不將《詩經》列入文學，那將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毛詩》與(yu) 《楚詞》、漢賦、唐詩、宋詞同是一樣的，而後人卻要以《毛詩》為(wei) 經，而以《楚詞》、漢賦、唐詩、宋詞為(wei) 集。如楚辭、漢賦、唐詩、宋詞不應該入於(yu) 經，則如《毛詩》也當然要列入於(yu) 集——文學——了。如《毛詩》不應該列入於(yu) 集，則如《楚詞》、漢賦、唐詩、宋詞也當然要列入於(yu) 經了。以集為(wei) 經，也和那以子為(wei) 經、以史為(wei) 經是一個(ge) 樣的。故吾也要把《毛詩》列入於(yu) 文學之首。(蔡尚思431)

可見視《詩經》為(wei) 文學的觀念在辛亥鼎革之後的二十年間，已由空穀足音變為(wei) 學界普遍之認識了。

《詩經》為(wei) 文學的觀念一經改變和確立，就需要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支撐。而這樣的理論和實踐，正是對《詩經》價(jia) 值的重新建構。這一重任又一次落到了胡適肩上。胡適《詩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完成於(yu) 1911年，發表於(yu) 1913年。文中提出了胡適本人總結出的以文學視角解讀《詩經》的方式。解經釋字本可用《爾雅》一書(shu) ，但《爾雅》為(wei) 釋經之書(shu) ，胡適認為(wei) 該書(shu) 成於(yu) 漢儒之手，實由解經之家而來，故不足信。那麽(me) 棄《爾雅》不用，該如何解經？胡適明確主張“從(cong) 經入手，以經解經，參考互證”(《胡適全集》230)，這就是西方學術中通行的歸納法。運用歸納法，胡適借助《馬氏文通》，總結出《詩》中“言”字有三種含義(yi) ：一作連詞，其用法與(yu) “而”字相近；二作以狀動作之時的“乃”字解；三作代名詞“之”字解。胡適說，即使第三種解釋不能確保正確，那前二種解釋也一定是正確的。文章最後，胡適對用西學方法來解讀中國典籍的前景作出了一番相當樂(le) 觀的描繪，認為(wei) 《詩》中的式、孔、斯、載等字，都可以用歸納法進行新箋和今詁。如果這種方法得以推而廣之，“是在今日吾國青年之通曉歐西文法者，能以西方文法施諸吾國古籍，審思明辨，以成一成文之法，俾後之學子能以文法讀書(shu) ，以文法作文，則神州之古學庶有昌大之一日”(《胡適全集》232)。胡適的《詩經》研究中，歸納法是其最為(wei) 熱衷的方法，直到是說提出十餘(yu) 年後，他仍念念不忘，說：“有了這一個(ge) 方法，自然我們(men) 無論碰到何種困難地方，隻要把它歸納比較起來，就一目了然了”(《胡適全集》606-607)。

平心而論，當章太炎古奧高深的《國故論衡》還在為(wei) 部分高端學者所津津樂(le) 道之時，胡適這種簡明且高效的歐美研究方法的果斷提出，不啻為(wei) 中國學術研究吹入一縷清風，頃刻間人們(men) 耳目為(wei) 之一新。而他所歸納出的結論乍看上去似乎也未見有明顯的突兀齟齬之處，於(yu) 是大家群起而效仿之，以致影響了一個(ge) 相當長的時期，是自在情理之中的。胡適這一方法之所以獲得廣泛流傳(chuan) 的另一深層原因，就是民國初建，帝製廢除，但政權更迭頻繁，孔子屢被反動政權所操控，多言價(jia) 值、主張教化而不斷被利用的傳(chuan) 箋疏皆成不合時宜之文字。拋開傳(chuan) 箋疏的《詩經》研究是否能夠經過改造而適用於(yu) 新需要不提，胡適此文確實為(wei) 眩暈的學界提供了方法、給出了方向，被稱之為(wei) 五四之後《詩經》以研究的開山之作實在是一點兒(er) 都不誇張的。

然而，《詩三百篇言字解》隻是關(guan) 於(yu) 《詩經》字詞的研究，並不需要知道每首詩的背景若何，所以胡適才極為(wei) 自信地說，用這種方法研究我國古代典籍，古學必有昌大之一日。隻是隨著研究的深入，詩意又是不能不涉及的，但由於(yu) 拋棄了傳(chuan) 箋疏，沒有了入門的依據，後人遂出現競相猜測詩意之現象，此亦是不得不引起關(guan) 注之事實。

《談談〈詩經〉》是胡適的又一篇名文。這篇文章首先借鑒章太炎的觀點，再加上自己並不算十分嚴(yan) 謹的考證，認為(wei) 《周南》《召南》為(wei) 楚風，從(cong) 而拉近與(yu) 普通聽眾(zhong) 之間的距離，接著就強調要用新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古書(shu) ，尤其是古音和古義(yi) 。對此，胡適提出了四個(ge) 見解：一，《詩經》不是什麽(me) 經典，僅(jin) 僅(jin) 隻是一部古代的歌謠總集，它隻是一堆材料，可將之用於(yu) 社會(hui) 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二，孔子沒有刪《詩》，也就是說，孔子和《詩經》的關(guan) 係並不密切，前人研究孔子刪詩的成果是不可信的。三，《詩經》各篇次序有先後，時間在六七百年左右。二《雅》中一部分為(wei) 當時卿大夫所做，作為(wei) 歌謠的《國風》，產(chan) 生的時間大概很古，但收集的時間大概很晚。四，簡要概括《詩經》研究史。胡適於(yu) 此多次論及《詩經》歌謠化問題，可見《詩經》文學化的理論甫一起步，就已經具有了明顯的歌謠化傾(qing) 向。到1930年代，伴隨著救亡的日常化和生活化，《詩經》逐漸走向並幾乎成為(wei) 了宣傳(chuan) 的歌謠。

《詩經》是文學，這在胡適看來已無異議。那麽(me) 對文學的《詩經》應該如何展開研究呢？胡適認為(wei) 主要有二：一是訓詁，二是解題。訓詁要用精密的科學方法來注解，解題則要大膽推翻成說，用社會(hui) 學、曆史學和文學的視角重新解釋經典，要有新的見解。他認為(wei) 清人已經懂得用比較歸納法，這一觀點與(yu) 《詩三百篇言字解》的看法有一定的出入。胡適又考查了“言”“胥”“於(yu) ”“以”“維”五字的具體(ti) 用法。“言”字基本複述《詩三百篇言字解》的觀點，認為(wei) “胥”字為(wei) 地名，“於(yu) ”字等於(yu) “焉”作“於(yu) 是”解，“以”為(wei) 疑問代詞作“何”解，“維”為(wei) 歎詞作“嗬”解。總之，胡適認為(wei) 隻要掌握了文法上的知識，就可以信心十足地跨邁清儒了。《論〈詩經〉答劉大白》(《胡適全集》613-15)一文中，胡適堅持最多的就是上述這些觀點。

字詞問題如此理解大體(ti) 可通，然而讀《詩》終究還得涉及《詩》意，說《詩》意就要解題，針對這一問題提出的解決(jue) 方式才真正顯現出胡適對待《詩經》的觀念，即文學觀念。胡適說：

《詩經·國風》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寫(xie) ，一般經學家多把這種普遍真摯的作品勉強拿來什麽(me) 文王、武王的曆史上去。(《胡適全集》610)

視《國風》為(wei) 描寫(xie) 男女情感的文學作品，從(cong) 而批評曆代經學家的牽強附會(hui)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認為(wei) 《關(guan) 雎》是“男性思戀女性不得的詩”，“完全是一首求愛詩”，《野有死麕》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詩”，《小星》“好象是寫(xie) 妓女生活的最古記載”，《芣苢》是一首寫(xie) “一群女子，當著光天麗(li) 日之下，在曠野中采芣苢，一邊采，一邊歌”的詩，《著》是一首“新婚女子出來的時候叫男子暫候，看看她自己裝飾好了沒有”的詩(《胡適全集》610-12)。在全文的最後，胡適又一次指出，理解《詩》意，最好的方法隻能是自己去涵詠原文。

胡適的《周南新解》是給《周南》的11首詩做注釋和題解的，其中的做法有幾點頗值得注意。一，棄《傳(chuan) 》自注，如說“雎鳩是一種水鳥”，“卷耳是一種菜”，“芣苢，古訓為(wei) 車前，又訓為(wei) 澤瀉，不知究竟是什麽(me) ”等。二，棄《序》自說，如說《關(guan) 雎》“寫(xie) 一個(ge) 男子思念一個(ge) 女子，睡夢裏想他，用音樂(le) 來挑動他”，《葛覃》“是葛布女工之歌”等(《胡適全集》195-209)。三，極力推崇姚際恒、崔述、方玉潤等經學時代非主流學者的著述，11篇新解中對姚、崔、方三人的觀點幾乎篇篇有涉。

由此，無論在觀念上還是方法上，胡適都為(wei) 《詩經》的現代轉型給出了方向，做出了實踐。自此以後，《詩經》的文學解讀被廣泛接受，胡適當年有些頗為(wei) 大膽的斷語也日用而不知地成為(wei) 後來學界的文學史常識。以救亡為(wei) 中心的社會(hui) 使命，迫使啟蒙運動的許多主張如自由、平等、個(ge) 體(ti) 尊嚴(yan) 、個(ge) 人權利等都被淡化或被拋棄，但《詩經》的現代化進程卻由史料而平移為(wei) 文學，平穩而順利地一路前行。今日思之，當時之所以發生如此變化，主要是因為(wei) 《詩經》的現代轉型必須吻合時代的要求，它也確實吻合了這樣的要求。《詩經》的史料化使人們(men) 看到了封建社會(hui) 的黑暗，統治者不勞而獲、殘酷壓迫百姓。而文學化更使人們(men) 看到《詩經》不過就是兩(liang) 千多年前百姓創造的歌謠，撫今思昔，群眾(zhong) 創造曆史的信心由此而更加堅定。總之，《詩經》的史料化和文學化與(yu) 以發動群眾(zhong) 為(wei) 目標的救亡運動不謀而合，其現代轉型遂得以順利進行。

1930年代，國家形勢愈加嚴(yan) 峻，知識群體(ti) 的救亡理念發生了嚴(yan) 重分歧。針對主張重新恢複傳(chuan) 統文化的潮流，陳序經等喊出了“全盤西化”的口號，影響甚廣，胡適開創的《詩經》文學化解讀由此得以成功延續。而救亡宣傳(chuan) 中，因為(wei) 具備真誠坦率、怨憤反抗、描寫(xie) 具體(ti) 、語言樸素、自由寬鬆又富有節奏感等歌謠化特征(李怡99-102)，《詩經》的《國風》部分得到廣泛的注解、翻譯和摹寫(xie) ，《詩經》的文學化看待和文學化定位得以進一步鞏固。④至40年代，隨著聞一多借鑒西方文化人類學理論而獲得的眾(zhong) 多《詩經》研究成果的出版麵世，《詩經》的文學化被徹底定型。至此，《詩經》兩(liang) 千年的政治倫(lun) 理價(jia) 值瓦解殆盡，而以文學看待《詩經》的新價(jia) 值係統巍然而完整地建立起來。

與(yu) 以啟蒙和救亡為(wei) 目標的社會(hui) 轉型相一致的中國《詩經》學，其現代轉型的最大特點就是舍棄傳(chuan) 箋疏，隻談《詩》三百篇之原文。現在看來，即使拋開宏觀的觀念不提，僅(jin) 僅(jin) 從(cong) 具體(ti) 研究的方法和結果來看，無論是將《詩經》作為(wei) 曆史、史料還是作為(wei) 文學，這些研究及其結論也存在諸多問題。

正因為(wei) 如此，1980年代隨著新一輪西方思想、思潮的湧入，研究者一改單純的史料看待或文學研究而轉向綜合研究，《詩經》文化學研究一時間變得時尚甚至炙手可熱。但此類研究內(nei) 容看似豐(feng) 富多彩，而細繹之後仍感問題多多。從(cong) 發生看，此一時期的古典文學中的文化研究與(yu) 文學創作的文化熱、文化尋蹤密切相關(guan) ，“文革”結束，改革開放開始，半個(ge) 多世紀以來醜(chou) 化傳(chuan) 統、蔑視傳(chuan) 統、瓦解傳(chuan) 統的曆史潮流已經走入絕境，伴隨著思想解放的展開，敏感的文學群體(ti) 很快出現了對傳(chuan) 統文化的懷戀與(yu) 追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古代文學研究界自覺不自覺地被新的文化發展大勢裹挾，遂迅速將“文化”拉入古代文學研究之中。從(cong) 研究結果看，未經理性認知和未經完全消化的“文化”匆忙介入古代文學研究，出現粗糙、呆板、生硬以及似是而非的研究狀況和研究結果也就不足為(wei) 奇，比如，將《詩經》中的敬德思想和兩(liang) 性關(guan) 係統稱之為(wei) “文化”，將《詩經》的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合稱為(wei) “文化”，將《詩經》反映的西周社會(hui) 、宗教觀念、婚戀現象、宴饗飲酒等統稱為(wei) “文化”等等，其實這些內(nei) 容在原來《詩經》研究中的史料看待和文學研究裏都已經有大量涉及，從(cong) 學術研究的整體(ti) 觀照和評價(jia) 看似無太多的創新之處。此外，文化研究中還有一批借助西方神話學、民俗學和原型理論進行《詩經》探源的論著，今天看此類研究不少地方缺乏切實可靠的根據，強作關(guan) 聯者不在其少，說出來似乎振聾發聵、博大眾(zhong) 眼球於(yu) 一時，但結論並不紮實牢靠。我們(men) 認為(wei) ，發生在二十世紀80年代的《詩經》文化學浪潮是由文學創作界發起，文學研究者追隨而來的，在文化學研究中，“文化”差不多是個(ge) 被虛化、被文學化了的概念，拋開難以落實的“文化”名聲，此期所謂文化研究中討論的核心問題基本上都還是文學的。因此，這場《詩經》研究文化熱的出現，其實隻是此前已經流行多年的《詩經》文學化研究的繼續，它所取得的成績也隻是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加寬加厚了原來的文學研究而已。因此，伴隨著真正改變《詩經》研究方式和局麵的上博簡、清華簡等與(yu) 《詩經》有關(guan) 的出土文獻及其研究的出現，《詩經》文化研究熱潮逐漸冷卻，一步步回歸常態。

清代學者阮元雲(yun) ：“學術盛衰，當於(yu) 百年前後論升降焉”(錢大昕1)。《詩經》在二十世紀前後相繼也疊加的曆史化、史料化和文學化研究逶迤迄今已逾百年，當我們(men) 今天審視這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學術變遷時，我們(men) 看到，除了取得斐然可觀的成績之外，也不可否認這個(ge) 過程還存在諸多問題。如何總結新學建立百年來因廣泛西化而導致的學術偏差，以及由此偏差而導致我們(men) 今天冷落傳(chuan) 統、疏離傳(chuan) 統、迷失傳(chuan) 統的問題，不能不引起我們(men) 認真理性地回望和反思。如果將異邦他國比喻為(wei) 鏡子，那麽(me) 1840年之前中國沒有鏡子，1840年之後有了西方列強這一麵鏡子。而今天，除西方之外，我們(men) 還擁有很多麵鏡子，我們(men) 可以從(cong) 更廣闊的空間，更多元的角度，認認真真地審視自己。在這樣的背景下，要想解決(jue) 百年來《詩經》研究發生的問題和糾正出現的偏差，我們(men) 確需回到傳(chuan) 統文化經典文本本身，回歸我們(men) 自己的文化根脈和屬於(yu) 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語境，破除《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的唯一認定，從(cong) “文學與(yu) 倫(lun) 理之凝合”(錢穆56)的角度，來把握《詩經》精神，以期中國《詩經》學獲得一個(ge) 否定之否定後的嶄新未來。

注釋：

①本文所引《論語》原文，均據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9年)，下文僅(jin) 注明頁碼。

②如《訄書(shu) 重訂本·方言》(《章太炎全集·訄書(shu) 重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5頁)、《國故論衡》(章太炎撰，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1年，第403頁)、《訄書(shu) 》第三次重訂本《檢論》(《章太炎全集·檢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16頁)、1935年在章氏國學講習(xi) 會(hui) 所作的《經學略說》演講(《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第361-62頁)等文中均有提及，觀點前後一致。

③下文所引胡適評論，若無特殊說明，均出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1年)，以下僅(jin) 注明頁碼。

④1930年前後出現了大量《詩經》白話翻譯著作，主要有：繆天綬譯注《詩經》(商務印書(shu) 館，1926)、江陰香《詩經譯注》(排印本，1934)、江陰香《國語注解詩經》(廣益書(shu) 局，1934)、陳子展《詩經語譯》(太平洋書(shu) 局，1935)、唐笑我《詩經白話注解》(啟智書(shu) 局，1936)、王雲(yun) 五《詩經選讀》(商務印書(shu) 館，1937)、鍾際華《新注詩經白話句解》(大文書(shu) 局，1939)、喻守真《詩經童話》(中華書(shu) 局，1941)、洪子良《新注詩經白話解》(中原書(shu) 局，194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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