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域差異與(yu) 概念轉換：比較政治學視域下的“賢能政治”語義(yi) 分析

作者：張師偉(wei) （西北政法大學政治與(yu) 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教授）

來源：《行政論壇》2019年0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十四日甲寅

          耶穌2019年7月16日

【摘要】賢能政治的話語在中國並不新鮮，但在不同時代及不同知識背景的學者視域裏卻常常迥然不同，特別是當西方學者以漢語的方式參與(yu) 這個(ge) 話題時，賢能政治話語討論中的視域差異與(yu) 概念轉換，就成為(wei) 一個(ge) 不得不麵對的比較政治學問題。自近代政治話語興(xing) 起以來，中國大多數學者站在現代看傳(chuan) 統，賢能政治在民主、自由的政治話語中備受鞭撻，完全成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政治的顯性標誌。西方學者貝淡寧的“賢能政治”話語則站在西方看中國，既急於(yu) 在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概念中尋找西方民主政治的匱乏之物，也在“賢能政治”的話語透鏡下，過濾掉了現代中國的民主政治身影。中國本土的“賢能政治”推崇者則借機抬高身價(jia) ，卻不過是站在現代美化儒家傳(chuan) 統。中國本土拒斥“賢能政治”的學者則堅持科學與(yu) 民主的傳(chuan) 統。傳(chuan) 統與(yu) 現代，西方與(yu) 中國，不同的視域及知識背景，造成“賢能政治”話語討論的複雜性。隻有放在比較政治學的視域下，才能準確明了“賢能政治”話語討論中各種觀點的廬山真麵目。

【關(guan) 鍵詞】視域差異；概念轉換；賢能政治；比較政治學；話語分析

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傳(chuan) 統如何進行精當的概括，實際上並不是一個(ge) 簡單的事實歸納問題，而是不可避免地包含一種因理論選擇不同而帶來的觀念理解與(yu) 概念選擇的難題，並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範式[1]。特別是在當今中國古今中西政治話語大匯聚的時候，一方麵，是西方學者立足於(yu) 西方的新現實及特定的理論訴求，麵向中國，尋找理論資源，試圖從(cong) 中國古老的傳(chuan) 統政治話語及最近的政治經驗中，尋找西方精英主義(yi) 政治理論的東(dong) 方支撐，主張以中國一貫有之的賢能政治彌補西方有缺陷的民主政治[2]；另一方麵，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政治上逐步高漲的民族主義(yi) 尋根訴求，試圖在中國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之間找到政治上一以貫之的指導原則，主張在現代中國政治體(ti) 係中恢複儒家賢能的原則[3]。有學者不僅(jin) 將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特點及優(you) 點概括為(wei) 賢能政治，並主張當代中國的民主政治要與(yu) 賢能政治相融合[4]，甚至主張在當代中國恢複傳(chuan) 統儒家的賢能政治等[5]。但是，仔細分析中國學術界關(guan) 於(yu) 賢能政治的諸多爭(zheng) 論，實際上並不難發現在賢能政治的各種言說中，包含不同理論視域及由此而來的概念轉化所形成的含義(yi) 分歧問題。這種理論視域的不同及在概念轉換中出現的同詞異意，如果不放在比較政治分析的視野下，就不能使學者們(men) 在概念之含義(yi) 與(yu) 指稱皆明確的情況下得到有效的學術交流，從(cong) 而導致人們(men) 在關(guan) 於(yu) 賢能政治的話語討論中一直停留在模糊混沌的狀態。隻有放在比較政治學的視野下，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比較不同賢能政治話語的產(chan) 生背景，運用語義(yi) 分析的方法，對諸種關(guan) 於(yu) 賢能政治的話語進行分析，才能明了賢能政治話語討論中的諸多合理之處及其偏頗不當之處，並在理論上汲取其中的合理之處，妥當地解決(jue) 現代民主政治該如何麵對和安置賢能政治的問題，擺正賢能政治在現代中國民主政治中的地位。

從(cong) 學術界開展討論的情況來看，中文“賢能政治”一詞開始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6]，但長期以來並未成為(wei) 討論的“熱點”，即使是同時期的大陸新儒家也並未熱衷於(yu) “賢能政治”的討論。直到近十年來，西方學者貝淡寧介入中文“賢能政治”話題的討論，“賢能政治”的話語才在中文學術領域裏異乎尋常地繁榮起來，並被《文史哲》雜誌作為(wei) “2016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之一推出[7]。貝淡寧作為(wei) 一個(ge) 西方政治學者，在西方的政治話語討論中較為(wei) 關(guan) 注西方民主政治的瑕疵，並在一定的程度上主張精英主義(yi) 的政治。英語“meritocracy”一詞開始於(yu) 1958年，如果說它也有“賢能政治”的意思，其最初也是諷刺性的[8]，雖然西方也有學者努力扭轉該詞的反諷特點，試圖將其轉化成一種褒義(yi) 的概念；但在西方的學術領域，“meritocracy”作為(wei) 精英主義(yi) 政治的內(nei) 涵，在話語上被作為(wei) 經濟寡頭統治而受到抵拒[8]。貝淡寧將注意力轉向中國，並注意從(cong) 儒家傳(chuan) 統及中國現實中尋找“meritocracy”的支撐依據。但是他卻並未使用“精英主義(yi) 政治”一詞，而是采用讓不少中國人心生遐想的“賢能政治”，並由此而引發了中文學術界關(guan) 於(yu) “賢能政治”的熱議，議論紛紛，莫衷一是[9]，表麵的話語熱鬧難掩諸多觀點理論上的淺薄與(yu) 浮躁。放在比較政治學的視野下來分析賢能政治話語，正是將該話題討論引向深入的一個(ge) 可靠路徑。

1、視域差異：古今中西政治理論觀照下的“賢能政治”話語

不論在什麽(me) 時代，也不論是在哪個(ge) 政治共同體(ti) 中，政治的產(chan) 生都是為(wei) 了公正而有效地解決(jue) 問題。任何政治如果不能解決(jue) 任何公共問題，那就絲(si) 毫沒有存在的價(jia) 值，而它對公共問題的解決(jue) 如果缺乏充分公共性，那麽(me) 它也就站在了政治共同體(ti) 絕大多數人的反麵，從(cong) 而也很難真正持久穩定地存在下去。政治事務的公共本性決(jue) 定了執行公共事務的政治必須在德行上取信於(yu) 共同體(ti) 的絕大多數，德行不足的政治，缺乏存在的必要基礎；政治事務如果不能有效地執行則勢必從(cong) 根本上影響人們(men) 的生產(chan) 生活，人們(men) 生產(chan) 、生活的正常維係和持續發展，要求政治係統必須具有解決(jue) 公共問題和執行公共事務的充足能力，能力不足的政治，缺乏存在的社會(hui) 必要性。任何一個(ge) 健全的社會(hui) ，都會(hui) 同時向政治提出德行和能力的雙重要求，隻有能同時滿足德行及能力雙重要求的政治，才有可能是好政治[10]。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人們(men) 理想中的好政治，就天然地是賢能政治，賢是政治的德行優(you) 良，能是政治的能力卓越。賢能作為(wei) 政治的共性，乃是任何一個(ge) 政治共同體(ti) 都心向往之的理想狀態。人類曆史上斷無一個(ge) 政治共同體(ti) 公開呼籲道德敗壞的政治體(ti) 係，亦斷無一個(ge) 政治共同體(ti) 能夠容忍無能的政治體(ti) 係。雖然各自所向往的賢能政治在具體(ti) 內(nei) 容及實現方式上各不相同，甚至同一個(ge) 政治共同體(ti) 內(nei) 部在某個(ge) 時間段上關(guan) 於(yu) 賢能政治的內(nei) 容表述也差異很大，但作為(wei) 理想政治之必要屬性的賢能都不能不是某種政治體(ti) 係的製度結果。從(cong) 人類社會(hui) 演進的曆史脈絡來看，政治體(ti) 係不能不隨著社會(hui) 曆史的發展而在德行及能力上日漸進化，政治體(ti) 係的野蠻、蒙昧及諸多德行瑕疵呈減少趨勢，而政治體(ti) 係的平等性、文明性等德行內(nei) 容則日漸普遍和豐(feng) 富起來。與(yu) 此同時，政治體(ti) 係的能力也在回應和解答日益複雜社會(hui) 的諸多疑難問題中呈現越來越發達的狀態。政治的賢能狀態在麵向未來的發展中，既有很強的實踐需求，也會(hui) 通過製度創新進一步豐(feng) 富和發展起來。

當然，很多討論賢能政治的學者並不是立足於(yu) 政治體(ti) 係的功能屬性而認識賢能政治，而是談論一種依托政治賢能人物來治國的方式。這種方式的實踐和理論都並不貧乏，不論是中國曆史的不同時期，還是西方曆史自古希臘、羅馬以來的各個(ge) 階段，都存在一定範圍或一定程度上的精英政治。“賢能政治的理念也是西方政治理論和實踐的核心”[2]。古希臘的斯巴達貴族政治及羅馬共和國政治的貴族特質，中世紀以來的領主政治，近代以來的金融寡頭政治，如此等等，都帶有濃鬱的精英治國特質，從(cong) 而在某種意義(yi) 上也可以歸結為(wei) 賢能治國的賢能政治。西方政治理論發展的各個(ge) 階段也都普遍存在精英治國論的觀點，柏拉圖的“哲學王”是其中頗為(wei) 著名的代表。“柏拉圖強調，掌握真理的永遠隻可能是少數人。他在《理想國》中所提出的種種政治設計，其根本目的就是為(wei) 了讓這少數人能夠順利地成為(wei) 城邦的統治者”[11]。中國傳(chuan) 統時代的政治完全屬於(yu) 精英治國，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中國的國家形態就一直以精英為(wei) 核心，並且由精英來運作，民眾(zhong) 在國家政治生活及治國實踐中的地位和作用從(cong) 未能夠達到一種可以製度化的高水平，精英幾乎是不受製約地進行國家的治理，以至於(yu) 形成一種“專(zhuan) 製權力支配社會(hui) ”的格局[12]。但中國傳(chuan) 統的精英在實踐及理論上卻並不像西方那樣具有結構的確定性，西方的精英或者以貴族的身份，或者以財富的豐(feng) 碩，或者以信仰的虔誠，或者憑借知識及智力上的優(you) 勢，或者憑借能力上的卓越，或者上述幾個(ge) 方麵兼而有之，但是他們(men) 總歸是與(yu) 一般民眾(zhong) 迥然不同的一群人，作為(wei) 精英的一個(ge) 群體(ti) ，乃是政治社會(hui) 構成中的一個(ge) 結構性板塊，板塊內(nei) 部雖然還有地位、作用等的不同，不過卻並不存在一個(ge) 賢能之上的存在，即使國王也在法律之下[13]。中國傳(chuan) 統的賢能並不是一個(ge) 結構性的階層群體(ti) ，賢能中的士大夫雖然也是精英治國的一部分，但在士大夫之上還存在一個(ge) 遴選賢能和駕馭賢能的聖王，作為(wei) 官的士大夫隻不過是“分身之君”而已[14]8。與(yu) 西方政治理論聚焦於(yu) 對精英政治的政體(ti) 論述不同，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理論更為(wei) 聚焦討論的話題乃是作為(wei) 賢能之最的聖王，而士大夫不過是聖王治國選用的對象，即使是其中最卓越的丞相，也隻能是“佐天子”（《史記·陳平世家》），“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zhuan) 司，而總覽萬(wan) 幾，全在一人之裁決(jue) ”[15]。

實際上，雖然中國與(yu) 西方在表達賢能政治的詞匯及在賢能政治具體(ti) 內(nei) 涵上的理解差異很大，可以說是迥然不同，但在提倡以具有優(you) 良政治道德及卓越能力的人治國上卻深相契合。仔細比較中西方政治理論之間關(guan) 於(yu) 精英政治的概念解釋及為(wei) 什麽(me) 要實行精英政治的理由，就不難發現雙方在精英政治上的具體(ti) 觀點根本不同。雖然西方文明在政治上也經曆了君主製，但在它的政治結構中卻始終存在相對均衡的君主、貴族及平民等三種勢力，其間的關(guan) 係雖也存在此強彼弱、此弱彼強的差異，並因這種勢力對比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政體(ti) ，精英政治隻不過是貴族在其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的政體(ti) 。這裏，姑且不論貴族是古希臘、羅馬共和時期的貴族，還是中世紀的世俗貴族或高等級教士，還是現代社會(hui) 的知識精英及經濟寡頭等，當一定類型的政體(ti) 為(wei) 貴族參與(yu) 政治、影響政治，甚至是決(jue) 定政治提供遠比其他階級、階層更為(wei) 充分和遠為(wei) 便捷的條件，並在政治運行的結果上較多地體(ti) 現出貴族意誌與(yu) 主張的時候，這個(ge) 類型的政體(ti) 無疑就是精英政治的政體(ti) 。西方政治理論上的精英政治實際上就是提倡這種精英主義(yi) 的政體(ti) ，但近數百年，西方政體(ti) 的發展卻在根本上改變精英主義(yi) 政體(ti) 的格局，不但民主化、自由化、法治化及平等化的趨勢改變了精英主義(yi) 政體(ti) 的構造，而且廣大社會(hui) 階層的崛起及政治權利的普及也造成一股越發不可遏止的政治參與(yu) 浪潮。精英主義(yi) 政治雖然還有其虔誠的堅持者，但政治的態勢卻是越來越支持政治的平等化及自由化，普通大眾(zhong) 在國家治理體(ti) 係及其治理後果方麵的深度影響，從(cong) 根本上取消了精英的強勢決(jue) 定性影響。民主成為(wei) 一種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幾乎所有人都開始號稱自己是民主的支持者或是民主派的政治家，而給對手貼上了獨裁或反民主的標簽”[16]。當西方國家的有些思想家試圖改變這種政治的民主化、平等化、自由化態勢時，他們(men) 就將觀察點轉向東(dong) 方的中國，試圖如同他們(men) 的先輩，從(cong) 中國文化中吸取人文精神和東(dong) 方道德那樣，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及現實中尋找精英主義(yi) 政治的支撐。西方學者21世紀初發起的這股“賢能政治”的話語潮流，就是如此，“meritocracy”在西方由諷刺性話語轉向褒義(yi) 的時候，西方學者就在中國傳(chuan) 統話語中找到一個(ge) 差不多完全是褒義(yi) 詞的“賢能政治”。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話語體(ti) 係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後，在清朝初中期達到她的“過度成熟”狀態[17]，其中，儒家政治話語占據最為(wei) 核心的地位，儒家所向往的第一流政治理想乃是“三代”那樣的“天下為(wei) 公”，而“天下為(wei) 公”最明顯標誌，在政治上就是“選賢與(yu) 能”。在儒家政治理想裏的“賢與(yu) 能”並不是在一般官吏層麵上選擇賢能，而是指如堯舜那樣的聖人所具有的賢與(yu) 能。從(cong) 傳(chuan) 統中國政治理想的層麵上來看，所謂賢能政治實際上就是聖王政治，宇宙間至上的至善主宰以既賢又能的聖人為(wei) 王，並將天下治理的權能皆授予聖人[18]。聖人精力有限，天下治理的事務繁多，非一人之所能治，所以聖人還需要從(cong) 接受自己教化的其他人中選擇教化效果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來襄助其進行天下治理[14]8。作為(wei) 天下治理襄助者的賢能，在理論上是聖人教化的結果，在實踐中則是等待聖人遴選錄用的士人。所謂“學而優(you) 則仕”的仕，就是這個(ge) 意義(yi) 上的賢能。雖然說儒家的賢能之人，似乎應該是兼具道德與(yu) 能力雙重高素質的人，即要求仕人“德才兼備”，但是在實踐中其實卻是要突出“以德為(wei) 先”。雖然戰國時期的法家明確主張以才與(yu) 能來祿官授職，中國曆史上也有許多的政治家及思想家明確主張“唯才是舉(ju) ”，但是傳(chuan) 統中國選拔錄用考核官員的賢能標準還是要貫徹“德才兼備”和“以德為(wei) 先”的原則。實際上，中國傳(chuan) 統雖然有“賢能政治”的尚賢傳(chuan) 統，但是除了以“崇聖”形式表現的尚賢之外，士人入仕層麵上的“賢能政治”重賢輕能，偏向於(yu) 選拔和使用“德勝於(yu) 才”的“君子”，而並不十分喜歡“才勝於(yu) 德”的“小人”。中國傳(chuan) 統的賢能政治貫穿“以上率下”和“以下奉上”的基本原則。這既體(ti) 現為(wei) “君仁，莫不仁；君義(yi) ，莫不義(yi) ；君正，莫不正”（《孟子·離婁上》），也體(ti) 現為(wei)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孟子·滕文公上》）。中國傳(chuan) 統時代以賢能政治為(wei) 理想，一代又一代的儒生盼望堯舜那樣的賢能聖王，希望能回到“三代”，所謂“不以三代之治為(wei) 治者，皆苟焉而已”[19]。但是，自近代遭遇西方民主以來，“賢能政治”又在政治價(jia) 值的褒貶上顛倒過來，成為(wei) 傳(chuan) 統君主專(zhuan) 製主義(yi) 的同類項。即便是西方著名行政學家古德諾也不能說服民國初年的中國民眾(zhong) ，讓他們(men) 安心安然地重回賢能的君主政治[20]。民主共和國的觀念深入人心，並非一句空話。

2、概念轉換：“賢能政治”概念指稱、含義(yi) 的古今中西比較

賢能政治雖然符合中國傳(chuan) 統儒家的政治理想，但在中國傳(chuan) 統時代的語言中並無“賢能政治”一詞。作為(wei) 傳(chuan) 統時代話語的“賢”在組詞時，通常是與(yu) “聖”組成“聖賢”一詞，這種情況下，該詞的核心成分是“聖”，或者與(yu) “尚”組成一個(ge) 動賓詞組“尚賢”，以表示一種推崇“聖王”的政治主張[21]。事實上，“賢”本身就是一個(ge) 含義(yi) 完整的詞，兼有政治和道德的雙重屬性，指代政治過程或政治活動所需要的道德內(nei) 容和政治結果。在這種情況下通常與(yu) “人”相結合，組成“賢人”一詞，比如“親(qin) 賢人，遠小人”，就構成一種王者執政的指導理念，用以造就政治上的“治世”，而“親(qin) 小人，遠賢人”，就必然在結果上造成政治上的“衰世”[22]。“能”作為(wei) 一種在政治上得到肯定的素質，主要是在戰國時期法家的政治主張及列國的政治實踐中受到高度關(guan) 注，並且體(ti) 現在選官用官的製度上，形成“祿有能”的任官原則，以取代原先的“世卿世祿”原則。作為(wei) 一種任官製度原則的內(nei) 容“，能”既突出了戰國時期列國對政治人才的具體(ti) 要求集中在效率與(yu) 結果取向的能力，也突出了戰國時期列國在任官時主要考慮現實問題的解決(jue) ，從(cong) 而能夠任用在道德上有一定瑕疵卻又能力卓越的人。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戰國時期法家及列國所謂“能”涉及方方麵麵，但總歸要體(ti) 現在“功”的結果上，無“功”的結果呈現的“能”，就不是真“能”。法家的“祿有能而賞有功”，給出麵向一切人的以“功”和“能”為(wei) 導向和標準的政策，普遍地調動社會(hui) 各個(ge) 階層及各個(ge) 方麵的積極性，以各種各樣的“能”和“功”來助推國家的富強。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的“能”並不是在一個(ge) 狹小的能人圈子裏選人，而是指國家的執政者要麵向社會(hui) 各階層、各方麵來發力，調動一切有利因素，以達成國富兵強的結果[23]。在戰國時期“，賢”和“能”在話語上還是分而言之，還沒有構成一個(ge) 組合詞，而且各自都是選人用人的一個(ge) 完整標準，被不同思想流派分別推崇。先秦儒家在選人用人上推崇“賢”，主張用“君子”，以君子治野人（《孟子·滕文公上》）；法家在選人用人上卻推崇“能”，主張“使有能”[24]。

兩(liang) 漢時期，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話語體(ti) 係獲得一種意識形態化的表達，以董仲舒為(wei) 主要思想代表的漢代儒家，造成一種儒家化的政治意識形態，綜合了經驗主義(yi) 與(yu) 先驗主義(yi) 、唯物主義(yi) 與(yu) 唯心主義(yi) 、先秦儒家與(yu) 其他各家，形成了意識形態化的天人之學。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政策，不僅(jin) 客觀上形成了漢儒天人之學的經學化表達，還在實踐中形成了一種讓士大夫“通經致用”“學而優(you) 則仕”的新路徑。先秦儒家主張的德行之“賢”不但與(yu) 經學的內(nei) 容修習(xi) 密切聯係起來，而且與(yu) 秦漢大一統國家所提倡的忠孝道德內(nei) 容聯係起來。皇帝作為(wei) 政治領袖，在儒家經學的詮釋中占有崇高地位，他在經學解釋不能通過學派間的辯論解決(jue) 時有最終裁斷權[25]，而且皇帝作為(wei) 天子，在忠孝的道德內(nei) 容上也是表率。當漢代天子舉(ju) 起“以孝治天下”的時候，就不僅(jin) 是在天下範圍內(nei) 普遍地提倡和推廣孝的道德規範，也不僅(jin) 是立意從(cong) 家的孝子當中選擇國的忠臣，從(cong) 而在道德上把國家的標準和家的標準統一起來，更是一種在普天之下推廣道德意義(yi) 上的“尚賢”政治。但在漢代的政治存在中，先秦法家的痕跡還較為(wei) 突出，不僅(jin) 漢家治天下的法度是“霸王道雜之”（《漢書(shu) ·元帝紀》），王道即是道德意義(yi) 上的“尚賢”，而霸道就是帶有較為(wei) 濃鬱法家特質的“祿有能”；而且也表現在漢代特別是西漢時期國家選人用人的方式繁多，不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通經”和“移孝作忠”，功、能、才、財等皆可作為(wei) 進入官場的門徑；漢末的曹操及諸葛亮等也在新的政治情況下標榜官人的“唯才是舉(ju) ”原則，突出國家用人的才能導向。實際上，直到宋代，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及司馬光在討論國家選人用人的問題時，仍然沒有使用“賢能”話語。王安石比較多地突出問題導向的傾(qing) 向，較多地關(guan) 注變法的績效與(yu) 結果，從(cong) 而比較突出“能”與(yu) “功”的要素。司馬光則突出和強調儒家賢人政治的理想，提倡以“德才兼備”的君子為(wei) 國家治理的依靠[26]。從(cong) 宋到清，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話語中對賢能的語言表述主要是德才兼備和以德為(wei) 先突出君子與(yu) 小人的區別，主張君子以德治國。清末對傳(chuan) 統時期的“賢人政治”則又突出其批判方麵的意義(yi) ，以與(yu) 民權政治相對而言。

西方傳(chuan) 統的精英政治本身即包含貴族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軍(jun) 事精英及宗教精英等，但精英政治的核心意思總歸是以精英的少數來進行政治統治的一種寡頭政體(ti) 。作為(wei) 中文“賢能政治”一詞的英文對應詞“meritocracy”誕生於(yu) 1958年，不僅(jin) 隻具有60年的時間，而且它在一開始還隻是作為(wei) 一種諷刺性的辭藻而存在。它隻是在西方民主政治出現一些新的問題的時候，才被一些學者逐漸地轉化為(wei) 一種褒義(yi) 的詞匯，用以表述一種區別於(yu) 民主政治的治理方式。雖然它的褒義(yi) 性在一些保守主義(yi) 學者的著作中得到確認，但仍有相當多的學人對它的褒義(yi) 持否定態度，認為(wei) 它主要體(ti) 現一種精英主義(yi) 的寡頭傾(qing) 向，具有一定的反民主特點[8]。從(cong) 詞根的分析來看“，merit”兼具有德行與(yu) 才能方麵的內(nei) 涵，而作為(wei) 一種精英政治的表述，“meritocracy”也就與(yu) “elite”有了內(nei) 涵上的明確區別，即“meritocracy”更主要地突出國家治理中那些兼具有德行與(yu) 才能的少數精英的決(jue) 定性作用，“elite”所突出的少數人統治側(ce) 重在精英的人數少，而在精英所以為(wei) 精英的內(nei) 容規定上則相對寬泛一些，而不局限於(yu) 從(cong) 人的德行和才能方麵來擇取進行統治的少數人。“elite”中的少數精英既可能是由血緣決(jue) 定的貴族少數，也可能是因經濟富裕而形成的富人少數，還可能是因信仰原因而形成的宗教少數，更可能是因德行突出和能力卓越而形成的賢或能的少數。作為(wei) 中文“精英政治”的英文對應詞，“elite”和“meritocracy”兩(liang) 個(ge) 詞匯，不僅(jin) 在精英政治的少數精英所以成為(wei) 精英的決(jue) 定性因素上存在明顯的不同，而且二者在精英的來源上也存在差異。“meritocracy”比較側(ce) 重於(yu) 遴選或選拔的環節，強調要從(cong) 社會(hui) 中遴選或選拔出德行高尚和能力突出的少數人[2]，主張以這些人進行的“賢能政治”替代“民主政治”，讓他們(men) 承擔國家治理和公共管理承擔重要職能，發揮重要作用。“賢能政治”是相對於(yu) “民主政治”而言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現實不足催生思想界的“賢能政治”學說[2]。

英語“meritocracy”所提倡的賢能治理，在西方並不新鮮，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學術界對民主政治決(jue) 策的國會(hui) 政治進行了深入反思，並在借助於(yu) 歐洲大陸“官房學”的基礎上，助推現代行政科學的誕生，形成民主政治和科學行政的相對二分[27]。在一定程度上，現代西方的行政科學就是幫助公正有效地進行治理的科學，而其中的事務性文官就是科學行政所要依托和依賴的賢能專(zhuan) 家。雖然西方民主的進一步展開確實增加了民眾(zhong) 在國家治理和公共事務中的內(nei) 容影響力，甚至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ju) 也未見得就能選出德行高尚和能力卓越的精英，但作為(wei) 事務官的文官卻著實是通過考試擇優(you) 錄取的，並且高等級文官還都經曆了功績考核和能力選拔的晉升過程，更兼國家治理及公共事務管理還會(hui) 得到許多高端智庫的輔助。因此，即使是西方民眾(zhong) 的民粹化現狀，也並不能實質性地降低其國家治理和公共事務管理的質量。在這種情況下，西方一些學者提倡作為(wei) “賢能政治”的“meritocracy”，就隻能是出於(yu) 對大眾(zhong) 德行與(yu) 能力的擔憂，而這種擔憂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他們(men) 對西方傳(chuan) 統民主價(jia) 值的背離，顯示了他們(men) 保守主義(yi) 的精英政治取向。大眾(zhong) 的德行不足及能力不夠，至多不過是降低國家治理及公共事務管理的效率，但賢能們(men) 可能的居心不良、精神懈怠、腐化變質及能力不足，卻足以將國家與(yu) 人民引向災難[12]。在西方學者將“meritocracy”輸入中國學術界，並名之為(wei) “賢能政治”時，中國學術界的民族文化保守主義(yi) 正在經曆長期積累後迎來一個(ge) 蓄勢待發的新階段。不論是向中國學術界輸入“賢能政治”的西方學者，還是中國本土的民族文化保守主義(yi) 者，都在將“賢能政治”看作“民主政治”相對物的同時，也將“賢能政治”看作一個(ge) 中國傳(chuan) 統儒家政治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2]，但這不過是中外學者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一種美麗(li) 誤會(hui) 。西方的學者借助於(yu) 這個(ge) 對中國傳(chuan) 統儒家的美麗(li) 誤會(hui) ，在努力尋找他們(men) 試圖在西方民主社會(hui) 裏實現的“meritocracy”，並試圖以中國賢能政治為(wei) 基礎，振興(xing) 或複興(xing) 世界範圍內(nei) 的賢能政治，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yi) 學者則借助於(yu) 這個(ge) 的誤會(hui) ，期待傳(chuan) 統儒家在現代中國的一次豪華回歸[5]。

3、現代轉換：“賢能政治”曆史話語的準確理解及民主消化

雖然在西方自古希臘以來的古代政治傳(chuan) 統中，就在理論和實踐上存在某種形式的精英主義(yi) 政治特質，但這種精英主義(yi) 政治特質，除了在理論上有過柏拉圖“哲學王”這樣偏重德行與(yu) 智慧的主張以外，實踐中的精英主義(yi) 政治則基本上不突出德行與(yu) 智慧因素，反而突出貴族、經濟及宗教的因素，在總體(ti) 上可以歸結為(wei) 貴族政治，英國中世紀後期“，世俗貴族群體(ti) ”“對議會(hui) 活動的主題與(yu) 限度乃至整個(ge) 王國發展之政治走向具有重要的乃至關(guan) 鍵的影響”[28]。英國政治在近代經曆了由貴族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轉變[29]。即便是到了近現代社會(hui) ，精英主義(yi) 政治的特質也仍然偏重在經濟與(yu) 血緣要素上，而德行與(yu) 智慧要素則仍在政治實踐中沒有得到彰顯[30]。西方民主政治自17世紀以來在其漸趨發達的過程中，雖然金融寡頭政治的精英主義(yi) ，在民主浪潮中漸漸受到遏製，但民主浪潮裹挾下的政治又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民粹的包圍中，以至於(yu) 一些傾(qing) 向於(yu) 效率的思想者不得不做出某種扭轉民粹及由此而來的行政低效問題的努力。這種努力表現在製度上，就是現代文官製度的建構。西方的現代文官製度通過文官資格考試來選拔職業(ye) 化的官僚隊伍，一方麵，以文官隊伍的政治中立，避免官僚隊伍因周期性政治選舉(ju) 而形成的頻繁變動，避免政府機構的行政中斷乃至是行政衝(chong) 突，保持行政的連續性及穩定性；另一方麵，又以文官隊伍的職業(ye) 化來保證行政的專(zhuan) 業(ye) 性及科學性，既避免行政行為(wei) 的諸多在科學上的不合理性，也有效地保證行政的效率，還避免因為(wei) 政治派性差異而造成的明顯行政不公。現代文官製度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賢能政治”，他們(men) 所謂“賢”就是政治中立，所謂“能”就是他們(men) 在行動中的職業(ye) 理性及其在實踐中的較高效率。除此之外，現代行政學在西方的誕生和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賢能政治”的學理保障，行政機構相對於(yu) 立法機構及司法機構的擴權及其對現代行政學知識的有效運用，在實踐中助推和鞏固了西方的“賢能政治”[10]。西方民主政治背景下的“賢能政治”主要體(ti) 現在行政係統中，但是這並不意味西方的立法係統及司法係統就沒有貫徹“賢能政治”的原則，就沒有實現和踐行“賢能政治”。

貝淡寧著意將“賢能政治”與(yu) “民主政治”對立起來，實際上是不滿足於(yu) 現代國家治理體(ti) 係的“賢能政治”僅(jin) 停留在行政、立法及司法的事務官產(chan) 生及其業(ye) 務上，而試圖將“賢能政治”推廣到政務官的產(chan) 生及其業(ye) 務上。這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其反對民主價(jia) 值的立場。這種立場並不是因為(wei) 他提倡現代政治的效率，而是因為(wei) 他為(wei) 了效率而著意要對人進行德行與(yu) 智力等的劃分，提出隻有德行和智力超過平均水平的人，才可以享有政治參與(yu) 的權利，才能在國家的治理中發揮作用[2]。人類社會(hui) 中的成員確實在德行及智力上存在差距，但如何來測算人類群體(ti) 在德行及智力上的平均值，卻是一個(ge) 不太容易實現的事情。因為(wei) 假如人類社會(hui) 各成員在德行和智力上差距不大，那麽(me) 就沒有必要對人類進行這種以德行和智力為(wei) 標準的劃分了；如果人類社會(hui) 中德行和智力卓越的人為(wei) 數眾(zhong) 多，那麽(me) 這種劃分的必要性也基本不存在。隻有在人類社會(hui) 中的成員既存在德行和智力方麵的懸殊及具有高尚德行和卓越能力的人又為(wei) 數不多的情況下，才有對人類成員進行以德行與(yu) 能力為(wei) 標準的劃分的必要性。但這種劃分的政治結果不外乎是剝奪了為(wei) 數眾(zhong) 多的人類成員的政治參與(yu) 權利，而隻賦予為(wei) 數較少甚至是極少數人以政治決(jue) 策的全權，從(cong) 而在公共治理中實現完全意義(yi) 上的“以賢治不肖”“以上智治下愚”“以能治不能”[10]。“賢能政治”的治理方式必然要求在實踐中進行德行及智力的測量，並據此對人類社會(hui) 成員進行政治上的劃分，但該依據什麽(me) 標準及由誰來具體(ti) 負責施行，雖然是貝淡寧所沒有深談的內(nei) 容，但是“賢能政治”所不能回避的內(nei) 容。作為(wei) “賢能政治”的“meritocracy”一開始就是一個(ge) 諷刺性的詞匯，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西方民主政治傳(chuan) 統對所謂“賢能政治”的態度，而後它作為(wei) 一個(ge) 褒義(yi) 的概念被使用，在理論上也遭到西方學者的激烈批評，以之作為(wei) 維護寡頭政治的代表者[8]。

在西方現代民主政治體(ti) 係中，貝淡寧的“賢能政治”或許隻能是寡頭政治的代言者，但他在理論上的歸宿則可能是一條回到“前現代”的道路[31]。與(yu) 西方的“meritocracy”開始作為(wei) 一個(ge) 諷刺性說法不同，“選賢與(yu) 能”作為(wei) 一個(ge) 政治詞匯在各個(ge) 時代的中文中都充滿價(jia) 值上的褒義(yi) ，即便是民主主義(yi) 思想開始風行中國的20世紀，“賢”與(yu) “能”結合的方式仍然在價(jia) 值上備受推崇，並在現代政治話語中轉變成“德才兼備，以德為(wei) 先”。實際上，“德才兼備，以德為(wei) 先”不僅(jin) 更符合中國傳(chuan) 統對人才優(you) 秀與(yu) 否的判斷標準，而且也能過濾掉傳(chuan) 統政治的聖王專(zhuan) 製特質，從(cong) 而為(wei) 中國民主政治體(ti) 係所吸納，成為(wei) 一種民主政治下的幹部遴選與(yu) 考核、晉升的評價(jia) 標準。貝淡寧將“meritocracy”轉換為(wei) 中文“賢能政治”，他既是以“meritocracy”來理解傳(chuan) 統儒家的政治理念及當代中國的政治實踐，也是試圖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的儒家政治理念及當代政治實踐中，尋找“meritocracy”的理論及實踐支持。一方麵，他以“meritocracy”的內(nei) 容為(wei) 標尺，忽略當代中國政治的民主製度框架及運行機製，而隻是突出幹部遴選、考核及晉升的德才標準，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另一方麵，他又以“meritocracy”為(wei) 標準，理解和解釋儒家的“學而優(you) 則仕”，將“meritocracy”的“德行與(yu) 智力”標準與(yu) 儒家傳(chuan) 統的“賢”與(yu) “能”對應起來，但他又有意忽略儒家政治理想的歸宿乃是人“皆為(wei) 堯舜”的“成人”，而並非國家治理方麵的高績效。同時，貝淡寧還以中國傳(chuan) 統的科舉(ju) 製來作為(wei) “賢能政治”的顯著標誌，但實際上科舉(ju) 製並不是唯一的選人方式，也不以選拔有治理能力者為(wei) 目標，還不能保證被選出者在政治中的可靠操守。科舉(ju) 製選拔的人，才能匱乏[32]，德行不足[10]，幾乎是中國傳(chuan) 統輿論界一個(ge) 老生常談的話題。

雖然“meritocracy”與(yu) 儒家政治傳(chuan) 統，在貝淡寧看來似乎是一致的，但二者之間的含義(yi) 差距卻甚為(wei) 明顯，但他將“meritocracy”漢譯為(wei) “賢能政治”卻既引起了當代新儒學及其同情者的高度關(guan) 注，也帶來與(yu) 儒學複興(xing) 有關(guan) 的諸多話題討論，還引發了中國啟蒙傳(chuan) 統對儒學複興(xing) 批評的新話題。當代新儒學自20世紀80年代誕生以來，其議論的話題逐步由文化層麵進入政治層麵，從(cong) 文化保守主義(yi) 轉變為(wei) 政治保守主義(yi) ，從(cong) 提倡複興(xing) 東(dong) 方儒學文化轉變為(wei) 提倡複興(xing) 儒學政治範式，出現諸如製度儒學、政治儒學、儒學自由主義(yi) 等流行的話題[1]。自中西文化在近代中國“兩(liang) 極相逢”以來，儒學也不能完全擺脫西學的滲透性影響，即便是政治保守主義(yi) 的當代新儒學，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理論的滲透性影響，在一係列看起來是儒家概念的容器裏實際上盛裝著西方的理論內(nei) 容。比如，即便是試圖建立通儒院的蔣慶，也難以在中國傳(chuan) 統儒學的範圍找到內(nei) 容依據，而所謂儒家士大夫專(zhuan) 政的創意提法也不過是西歐中世紀教士專(zhuan) 政的某種翻版。實際上，自現代新儒學創立以來，關(guan) 於(yu) 儒學的諸多有影響的話題討論，都在概念及方法上受到西方相應思潮的影響，比如，張君勱在科學與(yu) 人生觀論戰中的諸多觀點即受到伯格森思想的影響，在此基礎上，他暢言科學不能解決(jue) 人生觀問題，並主張人生觀在中國的解決(jue) 要依賴於(yu) 宋儒的直覺方法。張君勱“援西學入儒學”，集中而合理地呈現了宋儒直覺方法在人生觀領域的現代價(jia) 值[33]，而儒家自由主義(yi) 等主張雖然同樣“援西學入儒學”，但卻明顯地曲解甚至是誤讀了儒家的政治主張。“賢能政治”在近幾年的熱議，雖然也寄托了傳(chuan) 統儒學複興(xing) 者及同情者在傳(chuan) 統儒學政治內(nei) 容上的現代情結，但是也無可諱言，中文學術界關(guan) 於(yu) “賢能政治”熱議具有西方學術的背景，從(cong) 而也是某種形式的“援西學入儒學”的理論討論。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優(you) 秀內(nei) 容，能否在“賢能政治”討論中，得到充分而合理的揭示，從(cong) 而推動傳(chuan) 統政治資源的現代轉換，還是一個(ge) 不能確切解答的問題。如果人們(men) 對“賢能政治”的把握和論述，在大多數情況下都隻是再一次表述某種據說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內(nei) 容，而未能在比較完整的儒家政治思想體(ti) 係中仔細剖析“賢能政治”的有關(guan) 論述，那麽(me) 中文學術界關(guan) 於(yu) “賢能政治”的諸多論說，要麽(me) 就僅(jin) 僅(jin) 是一種儒家經典政治理想的片麵表述[5]，要麽(me) 就僅(jin) 僅(jin) 是表達對中國民主政治麵臨(lin) 被傳(chuan) 統消解的憂慮[31]。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曆史過程中，特別是在西方政治遇到一定的問題的時候，總會(hui) 有一些西方學者將注意力聚焦於(yu) 中國政治傳(chuan) 統，試圖從(cong) 儒家理論中尋找到治療西方政治疾病的“草藥”，啟蒙運動時期的伏爾泰[34]，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羅素等[35]，都莫不如此。貝淡寧推動在中文學術界討論“賢能政治”，他的意圖與(yu) 其前輩沒有什麽(me) 不同，他不過是想在中國找“賢能政治”的“草藥”，而助力於(yu) “meritocracy”在西方的輿論影響力，試圖以此矯正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中文的“賢能政治”，特別是古典中文裏儒家的“賢能政治”，並不具備民主政治的背景，它的完整政治形態隻能是以尊使卑、以貴淩賤的君主集權，強調君子治野人、野人養(yang) 君子、以賢治不肖、以智治愚頑。如果回到中國傳(chuan) 統的政治話語中，所謂賢能政治，在政治形態上不過就是聖王政治，秦漢以後儒家在“賢能政治”方麵的表述並沒有超越先秦諸子的“聖王救世”[25]。從(cong) 秦始皇開始的“皇帝理論”，到明清之際黃宗羲的“原君”，他們(men) 設想和設計的君主政治在形態上都是“賢能政治”[10]。中國現時代的“賢能政治”熱議，顯然並不是要回到這樣的“賢能政治”，但如不認真考慮“賢能政治”與(yu) “民主政治”的關(guan) 係，而隻是一味地高唱中國傳(chuan) 統“賢能政治”的諸多理想性表述，似乎是在給貝淡寧提供他所需要的“草藥”，但在結果上很有可能是打開通向專(zhuan) 製主義(yi) 政治的閥門。因此，中國學術界在討論“賢能政治”的話題時，就必須注意將其放在比較政治學分析的視角下，既要準確地理解其含義(yi) ，又要自覺地對其進行民主化的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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