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與(yu) 未來發展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多維CN》2017年7月號

時間：西元2017-07-16

穩健的國家理性決(jue) 定了中央不可能放棄香港的繁榮穩定和一國兩(liang) 製的製度安排，但“五十年不變”不是僵化不變，而是切合一國兩(liang) 製國家理性的動態變遷，是原則與(yu) 方法不變，而絕非任何觀念與(yu) 製度細節都不變。香港因誤解國家而疏離於(yu) 國家，這是一國兩(liang) 製設計者最初未充分估計到的，但鄧小平寄望的“後代人的智慧”應可最終從(cong) 容解決(jue) 這一難題。

目次

一、一國兩(liang) 製並非天賦

二、國家理性從(cong) 未缺席

三、“帶路”機遇與(yu) 香港未來

今年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中央與(yu) 特區都有各種紀念活動，甚至前段時間作為(wei) 香港民主派“二代”的黃之鋒也揚言以特別抗爭(zheng) 應對今年的七一。

黃之鋒與(yu) 李柱銘的“民主老少配”，參加美國國會(hui) 香港聽證會(hui) ，顯示出香港泛民主派在國家觀與(yu) 意識形態上沒有發生顯著的轉型或進步，依舊背靠西方爭(zheng) 取一種“完全自治”的香港民主。

黃之鋒聲稱香港的“一國兩(liang) 製”已變成“一國1.5製”，不知這位被寵壞的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數學靈感從(cong) 何而來。即便其言為(wei) 真，也表明一國兩(liang) 製的成功，因為(wei) 經過二十年的互動融合，原初的兩(liang) 製差異已有所緩和，“一國”在基本法秩序內(nei) 的占比和支配力已大有擴展。

從(cong) “2”到“1.5”顯示的不是香港高度自治的矮化，恰恰是國家理性在基本法秩序內(nei) 的正常發展，是“一國”在法理與(yu) 法律秩序上的證立，這一過程所打破的是香港反對派固化的製度優(you) 越感以及民主路線上的“國際幹預依賴症”。

對依據基本法履行治港責任的中央政府而言，美國國會(hui) 香港聽證會(hui) 及相關(guan) 香港法案隻是美帝國主義(yi) 幹預中國內(nei) 政及冷戰思維的遺留和殘餘(yu) ，代表了一種已然過時的國際秩序觀與(yu) 全球治理思維。

更關(guan) 鍵的是，中央認為(wei) 香港反對派是在舍近求遠，精神困頓，一方麵極力反對中央的依法治理與(yu) 整合，另一方麵千方百計訪英求美，完全不懂得香港經濟發展與(yu) 民主進步的時刻表已基本掌握於(yu) 中央。無論是政改的“五部曲”程序，還是一帶一路與(yu)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如果沒有中央的信任、理解與(yu) 支持，香港隻能原地踏步甚至倒退。

這種政治經濟現實是2017年所特有的，與(yu) 1997年的地緣及世界格局大有不同。香港人無法適應這樣的秩序變局，企圖繼續以殖民國際性和保育本土性加以精神拒絕和政治對抗，不能及時更新其曆史觀、國家觀與(yu) 世界觀，也不能正確理解隨著世界體(ti) 係的演變與(yu) 中國作為(wei) 世界大國的崛起，香港正在內(nei) 卷入國家體(ti) 係。

港獨分離是一種過分敏感化的精神抗爭(zheng) 與(yu) 政治逃逸，但主權國家的現實意誌與(yu) 力量足以完全反製這種背離行為(wei) 。香港所處的“一國兩(liang) 製”有著一貫的國家理性背景，其所享有的高度自治和自由有著來自國家的嚴(yan) 格限度。回歸二十年之際，我們(men) 隻有明晰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與(yu) 自由尺度，才能懂得如何精細調理香港的政治對抗與(yu) 文化激進，推動一國兩(liang) 製實踐進入“互動融合”的新階段。

一國兩(liang) 製並非天賦

香港人概念中的“一國兩(liang) 製”理解與(yu) 大陸官方一直存在較大出入，隻是這種觀念分歧在“回歸民族激情”和“民主回歸論”掩護下沒有爆發為(wei) 即刻的政治衝(chong) 突，而是潛伏進回歸後的政治博弈過程之中。

2014年占中與(yu) 2016年旺角暴亂(luan) 不是空穴來風，而是香港人對“一國兩(liang) 製”特定理解的政治化實踐。這種香港本地化的理解，在某種意義(yi) 上受到中央有關(guan) 治港言論的不當誤導，比如“井水不犯河水”，這種說法給人一種“兩(liang) 製”天然而絕對隔離的感覺，是對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框架的過於(yu) 簡單化甚至有扭曲效果的解釋，過分偏重對香港本地理解的遷就。

當時的政策理解有其語境限製，即一方麵需要與(yu) 英國競爭(zheng) 香港民意，所以開價(jia) 和尺度大得不得了，另一方麵內(nei) 地現代化與(yu) 國際化高度依賴香港，自身除了主權實力就沒有幾塊“現代化的門板”。

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中央才意識到一國兩(liang) 製在香港已經嚴(yan) 重扭曲，過度放任帶來了政治對抗和離心傾(qing) 向，需要收拾舊山河，重新厘清基本法的“一國”內(nei) 涵及憲製底線了。

一國兩(liang) 製在香港有著某種奇特的“天賦論”色彩，所謂“借來的時光”被錯置為(wei) “天賦的時光”，從(cong) 而使港人對港英時代及香港本土性有著某種近乎崇拜性的想象和美化，這是香港本土主義(yi) 的深刻曆史根源。

這種天賦論的基本支點包括：

第一，殖民國際性是香港現代性的核心構成，香港的資本主義(yi) 來自英國殖民過程，香港與(yu) 英國全球化體(ti) 係的聯係是天然而正當的；

第二，保育本土性是香港獨立自主形成自身文化與(yu) 生活方式的根據，這種本土性在回歸前部分針對港英殖民統治但大體(ti) 融洽合一，但與(yu) 政治中國的觀念溝通及認同一直未能有效建立；

第三，在法治認知上抬高《中英聯合聲明》與(yu)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憲製地位，高度依賴普通法傳(chuan) 統及外籍法官，相對弱化基本法的國家法屬性及至上性，或者有意將基本法渲染為(wei) “香港小憲法”而與(yu) 中國憲法模糊隔離；

第四，對內(nei) 地政治體(ti) 製和國家發展持負麵評價(jia) ，以西方民主“優(you) 等生”的自覺意識推動香港自身乃至於(yu) 大陸的民主化，是“俯視神州”而不是“北望神州”，這種精神狀態嚴(yan) 重妨礙了香港與(yu) 國家的互動融合，進一步造成了香港人的精神虛妄和世界觀的落後；

第五，將香港民主運動理解及建構為(wei) 西方之“民主全球化”的一部分，將本土政治對抗與(yu) 國際幹預依賴相互糅合，長期遵循“向外借力”而不是“麵向國家”的政改路線。

無論是占中運動中的“公民抗命論”、“普選國際標準論”，還是具有港獨色彩的“香港城邦論”、“香港民族論”，以及較為(wei) 精英化的“公民黨(dang) 十年宣言”、“香港革新論”等，都根植和分享著這種天賦論邏輯，而沒有根據主權回歸後的國家體(ti) 係與(yu) 法治現實來重新理解和行動。

這種天賦論是不真實和非曆史的，需要在回歸20年之際予以矯正，否則將導致香港民主運動進入毫無出路的“港獨陷阱”，使得國家有可能基於(yu)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理性決(jue) 斷而調整既往的一國兩(liang) 製框架。

中聯辦法律部王振民部長的“一國兩(liang) 製失敗論”並非空穴來風，體(ti) 現了中央內(nei) 部一種頗有影響的思潮與(yu) 取向。不過，一國兩(liang) 製並非專(zhuan) 惠於(yu) 香港的特別憲製安排，而是治理現代化與(yu) 製度轉型的一場國家實驗，因此不可輕言失敗，否則主要損失還在國家自身。

一國兩(liang) 製並非天賦，其要點在於(yu) ：

第一，香港在二戰後的全麵發展，除了港英懷柔統治及本地人勤勉奮鬥之外，與(yu) 大陸整體(ti) 封閉的國際環境、曆次大逃港帶來的資本與(yu) 勞動力以及香港獨特的轉口貿易港地位有關(guan) ，不完全是香港自身的奇跡，也不宜誇大殖民國際性的影響；

第二，香港沒有自身獨特的曆史、語言及文化，而隻是大英帝國與(yu) 中華帝國百年邊緣摩擦的機會(hui) 性產(chan) 物，其文化是多元混成的，但底色是中華文化和國語體(ti) 係內(nei) 的粵語基礎；

第三，《中英聯合聲明》的主要國際法使命是保障平穩過渡，其效力終止於(yu) 1997年回歸，之後的香港管治由基本法作為(wei) 主要憲製基礎，英國在回歸後對香港的任何幹預缺乏國際法和憲法依據，是不當甚至非法的，同時《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隻是港英製定的本地立法，不可能高於(yu) 基本法，而且經過了回歸時臨(lin) 時立法會(hui) 的審查與(yu) 處理，已喪(sang) 失憲製上的“淩駕性地位”，白皮書(shu) 主張的中國憲法和基本法作為(wei) 香港共同憲製基礎的法理立場才是正確的；

第四，香港對大陸政治體(ti) 製的理解受製於(yu) 西方長期的政治意識形態局限，無法形成相對區隔和更新的“後六四史觀”，從(cong) 而無法理解六四之後國家政治發展與(yu) 法治轉型的結構性進步以及當下對區域一體(ti) 化和全球治理的戰略規劃，造成對國家政治認知和戰略追隨上的長期被動性；

第五，香港民主定位於(yu) “民主全球化”一部分的立場與(yu) 方向已經遭遇美國之“逆全球化”運動的對衝(chong) 和消解，其準確定位應是基本法秩序內(nei) 與(yu)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相協調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實驗，需要遵循的就不是所謂的“國際標準”，而是“基本法標準”，831決(jue) 定就是普選的“基本法標準”，盡管偏於(yu) 嚴(yan) 厲，但卻是經過國家理性平衡後的決(jue) 斷，是香港重啟政改的嚴(yan) 格法律基礎，未來可能優(you) 化，但必須以香港反對派轉化為(wei) “忠誠反對派”為(wei) 前提。

國家理性從(cong) 未缺席

中港兩(liang) 地對一國兩(liang) 製有不少誤解，比如認為(wei) 這種安排主要是為(wei) 了國家的“主權麵子”，言下之意是可以不要“裏子”，也有認為(wei) 這種安排主要是國家利用香港，有求於(yu) 香港，言下之意是用過之後可能拋棄。這些理解來自於(yu) 對一國兩(liang) 製之國家理性的失察，也包括對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具體(ti) 地位的錯估。

一國兩(liang) 製在既往作為(wei) 政策套話和文宣語言說得太多，但作為(wei) 嚴(yan) 謹的政治哲學及國家理性表達則研究和關(guan) 注得不夠。香港人很納悶，1997—2012的央港關(guan) 係雖有衝(chong) 突，但中央大體(ti) 上持放任立場，兩(liang) 製相安無事，仿佛“井水不犯河水”，為(wei) 何2012年之後好像忽然變得不大好打交道了，忽然在法理甚至利益上較真了，忽然那麽(me) 嚴(yan) 肅地提出“愛國愛港”乃至於(yu) “全麵管治權”問題了。

2014年6月白皮書(shu) 發布是個(ge) 轉折點，標誌著一國兩(liang) 製之國家理性的全麵激活與(yu) 展開，當時就有反對派評論指出“一國兩(liang) 製的假麵舞會(hui) 提前結束”。在我看來，一國兩(liang) 製中的國家理性從(cong) 未缺席，一直在以不同方式作用於(yu) 香港和內(nei) 地，並深刻影響著中央治港方略的轉型調整。

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有著深刻的曆史淵源與(yu) 演變過程。香港中聯辦研究部原部長曹二寶先生曾對二戰以來中央對港政策演變有過精彩的曆史梳理，可以作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之國家理性的合理證據。

二戰後期，在盟軍(jun) 全麵反攻的背景下，活躍於(yu) 香港地區的中共武裝東(dong) 江縱隊港九大隊實際解放了大部分香港領土，國民黨(dang) 政府亦有意借助反法西斯貢獻而收回香港，但英國政府極力反對並通過各種渠道爭(zheng) 取重返香港殖民地。當時中共尚為(wei) 在野黨(dang) ，同時處於(yu) 複雜的戰後內(nei) 戰威脅之下，在政策上傾(qing) 向於(yu) 保留香港殖民地地位以便作為(wei) 靈活的國際援助通道。

1949建國之後，中共對港立場逐步清晰化為(wei)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針，將香港作為(wei) 冷戰格局下中國對西方聯係的主要渠道，可以說是中國預伏下的“改革開放”的早期通道。“長期打算”是說暫不收回香港，“充分利用”是說中國的國家利益及國際鬥爭(zheng) 形勢需要保留香港殖民地地位。

這樣也就可以理解為(wei) 何“六七暴動”沒有擴展為(wei) 中國收複香港的解放運動了，因為(wei) 提前收回不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但這一暴動加速了香港的本土化及香港人對內(nei) 地體(ti) 製的反感，也使港英政府從(cong) 中大收政治紅利。

當時的大陸與(yu) 香港實行的已經是“兩(liang) 製”，是典型的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隻是沒有回歸，沒有“一國”的前提。1970年代發生了國際體(ti) 係的巨大變化：

其一，中蘇交惡，中國決(jue) 定性地調整與(yu) 美國及日本的關(guan) 係，鋪墊下全麵對外開放的政治基礎，既往的冷戰體(ti) 製約束大體(ti) 解體(ti) ；

其二，香港在1970年代作為(wei) 亞(ya) 洲四小龍的經濟崛起使得中國對香港未來地位有了新的考慮，逐步認為(wei) 收回後進行特別安排要優(you) 越於(yu) 繼續維持殖民地地位；

其三，大逃港等政治事件的刺激加速了內(nei) 地改革開放的步伐及建立與(yu) 香港更緊密製度關(guan) 聯的戰略需求，但在港英殖民統治下空間始終有限；

其四，1970年代末英國政府主動接觸討論1997續約問題，而中共抓住了這一機遇一體(ti) 推動了香港的主權回歸談判，形成了《中英聯合聲明》及回歸過渡期的相關(guan) 安排。

中央對港的宏觀政策被歸結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具體(ti) 理解上通常突出偏於(yu) 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相對遮蔽了“一國兩(liang) 製”的內(nei) 在關(guan) 聯及製度辯證法。恰恰是，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就潛藏在這一辯證結構之中。

中國依據主權原則和主權實力收回香港，本屬國際法上的正當行為(wei) ，而按照主權原理改造香港憲製，實行內(nei) 地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也並非完全不可能。回歸談判前後，香港人害怕的就是這一點，害怕財產(chan) 被沒收，害怕進行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害怕喪(sang) 失1970年代以來的黃金時代機遇及相關(guan) 的生活方式和價(jia) 值觀。

但作為(wei) 一項主權決(jue) 斷，中國政府是否主要因為(wei) 英國的談判壓力以及香港人的擔憂而放棄了“一製化”的選擇呢？這裏涉及一國兩(liang) 製之國家理性的內(nei) 在構成，即國家主要考慮什麽(me) 樣的相關(guan) 因素而最終做出了一國兩(liang) 製的特殊憲製安排。

筆者認為(wei) 英國人的談判壓力不是主要因素，否則受製於(yu) 英國意誌，香港回歸本身就不可能，因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並非英國利益的最佳安排，而是中國主權實力下的次優(you) 安排。香港民意也不是核心考量，因為(wei) 中國政府作為(wei) 理性政府需要對全體(ti) 中國人負責，需要對中國的現代化與(yu) 民族複興(xing) 事業(ye) 大局負責，而不僅(jin) 僅(jin) 對香港同胞負責。

一國兩(liang) 製對香港過度授權，過度讓利，與(yu) 內(nei) 地省份之憲製地位相差懸殊，這種特別安排在中央內(nei) 部並非沒有反對意見，在各地也有不同看法，但一國兩(liang) 製最終能夠成形，根本原因在於(yu) 決(jue) 策者的國家理性判斷說服了內(nei) 部各方，即一國兩(liang) 製安排是最有利於(yu) 國家現代化與(yu) 製度轉型的特別憲製安排。

也因此，一國兩(liang) 製內(nei) 部一直存在一種關(guan) 於(yu) 國家理性的“憲製對價(jia) ”邏輯，即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需以對國家發展的持續貢獻為(wei) 正當性前提。因此，香港的繁榮穩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絕非天賦，或者中央對香港同胞的特別偏愛，而是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內(nei) 的全體(ti) 中國人利益的理性決(jue) 斷。

所以，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就可簡約表達為(wei) ：國家對香港的非常規授權與(yu) 香港對國家的持續有利性的理性結合。這種“有利性”最終演變定型為(wei) “國家的主權、安全與(yu) 發展利益”，其中“發展利益”繼承延續了一國兩(liang) 製構造之初國家側(ce) 重經濟現代化的政治考量，而“主權、安全”則屬於(yu) “一國”在憲製上的根本利益及其製度化要求。從(cong) 回歸談判構造一國兩(liang) 製框架至今，這種憲製性的國家理性從(cong) 未缺席。

因此，當占中與(yu) 港獨以突破基本法秩序和一國兩(liang) 製底線的方式出現於(yu) 香港民主化運動脈絡之中時，國家的威權幹預及對基本法秩序的自我保護就必然被激活而展開。

回歸之初的香港民主運動尚且在合法框架內(nei) 進行，體(ti) 製表現了高度容忍與(yu) 克製，可一旦這一運動突破法治邊界並危及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也就直接與(yu) 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形成政治碰撞，其刺激反彈便不可避免了。

中央基於(yu) 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主動而堅決(jue) 地維護基本法秩序和香港民主的憲製基礎，不僅(jin) 不是李柱銘、黃之鋒所謂的幹預或破壞，而恰恰是主權者的理性護憲行為(wei) ，體(ti) 現了一國兩(liang) 製之“防衛型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的內(nei) 核與(yu) 力量。關(guan) 於(yu) 港獨宣誓的人大主動釋法以及特首選戰後的集中檢控，就體(ti) 現了“法治反港獨”的國家理性。

“帶路”機遇與(yu) 香港未來

一國兩(liang) 製是一種辯證結構，其中一國是憲製本體(ti) ，兩(liang) 製是製度方法論和特別憲製安排。“一國1.5製”在本質上仍然是“一國兩(liang) 製”，是後者作為(wei) 實驗性憲製的合理取值，黃之鋒的機械理解顯然是錯謬和想當然的，受製於(yu) 意識形態局限和政治理解上的片麵性。

“反港獨”隻是一國兩(liang) 製國家理性的底線和消極的部分，絕非其主要內(nei) 涵。一國兩(liang) 製的生機與(yu) 活力在於(yu) 香港對國家“發展利益”的動態理解與(yu) 實質貢獻上。“國家所需，香港所長”是對“發展利益”的正確理解方式。

香港如何持續對國家做出實質性貢獻是一國兩(liang) 製繼續維持的政治正當性基礎，是國家理性的最後判斷依據。因為(wei) 內(nei) 地也有政治公共性和民意政治壓力，中共政策需要時時經受國家理性與(yu) 績效可能性的檢驗，以繼續論證和支持中共長期執政的合法性基礎。一國兩(liang) 製顯然也無法豁免於(yu) 這一檢驗邏輯。

隨著中國經濟日益國際化及沿海自貿區的製度成熟，中國看待世界的方式及使命意識已有很大變化，從(cong) 既往尾隨西方的現代化學習(xi) 者逐步轉變為(wei) 具有區域規劃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的秩序供給者。中國要展現給世界的不再是自身行為(wei) 與(yu) 西方規範的邏輯一致性，而是根據自身文明文化傳(chuan) 統、近現代適應性現代化經驗以及對全球化之中國方案的規劃而出現的與(yu) 西方在精神、製度及全球治理共同命題上的平等性和競爭(zheng) 性。

中國曆來是內(nei) 含天下的文明帝國，其宏闊抱負絕非簡單的經濟現代化或民族國家的西方標準可以完全框範，相反，中國試圖在曆經百年犧牲奮鬥而大體(ti) 解決(jue) 救亡圖存和經濟現代化的基礎之上，對周邊及世界承擔起更加開闊的責任。

這種世界曆史抱負類似於(yu) 1787年《聯邦黨(dang) 人文集》第1篇漢密爾頓確定的美國為(wei) 世界進行典範創造的抱負，但又要比美國抱負更具和平、分享與(yu) 平等內(nei) 涵。2017的中國已不再積貧積弱或對西方世界完全無知，也不會(hui) 簡單羨慕或膜拜任何西方模式，其製度與(yu) 文化自信經由經濟自信而奠基，正在逐步完成一種體(ti) 係化建構。

當代中國因其文明使命、經濟體(ti) 量與(yu) 政治抱負，將大體(ti) 在四個(ge) 相互關(guan) 聯的層麵實現國家的全麵發展和超越：

其一，作為(wei) 治理現代化基礎的、逐步標準化的“民主法治國”；

其二，作為(wei) 政治決(jue) 斷與(yu) 代表機製的、理性化的“新黨(dang) 國”；

其三，作為(wei) 區域一體(ti) 化與(yu) 命運共同體(ti) 憲製建構擔綱者與(yu) 立法者的“新中華帝國”；

其四，作為(wei) 天下主義(yi) 永久和平秩序塑造者與(yu) 建設者的、真正的“曆史終結者”。

這一宏觀曆史議程不局限於(yu) 21世紀，但主要從(cong) 這一世紀開始，其世界曆史意義(yi) 類似於(yu) 1500年西方的地理大發現。“一帶一路”戰略即在這一過程中醞釀成熟，而粵港澳大灣區更是提供了“走出香港，融入國家”的地緣性、長期性發展機遇。

香港未來應放置於(yu) 這樣的國家進程中思考與(yu) 規劃。當然，國家發展還存在太多需要反思和打磨的細節，也需要戰略理論與(yu) 秩序哲學的重大突破，甚至需要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長期深入的“區域研究”，以及按照中國人理解與(yu) 經驗來書(shu) 寫(xie) “新世界史”。

這一曆史過程必然涉及中國與(yu) 西方更加緊密也更加激烈的關(guan) 聯和競爭(zheng) ，而香港作為(wei) 中英兩(liang) 大帝國曆史變遷的最佳見證人和受益者，其經濟管理、治理體(ti) 係、國際地位和“帶路”優(you) 勢不可低估，也恰好成為(wei) 香港對國家持續做出實質性貢獻的全新著力點。

更關(guan) 鍵的是，在西方經濟持續疲弱和逆全球化以及西方國際幹預進入“長期短缺”時代的條件下，香港的經濟升級與(yu) 政製發展更多需要思維轉型，從(cong) “背向國家的民主觀”轉向“麵向國家的民主觀”。這是2017之後香港未來三十年內(nei) 需要聚焦改變的關(guan) 鍵點。

張德江委員長在5月27日的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座談會(hui) 講話中進一步明晰了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與(yu) 未來治港方向。這一講話在香港再次引發反對派的某些批評和反彈，認為(wei) 是中央收窄兩(liang) 製空間、強化一國存在的政治信號。

實際上，從(cong) 白皮書(shu) 發布開始，中央治港的思路已經逐步清晰，一方麵是依法治港以鞏固一國兩(liang) 製憲製基礎，另一方麵是經濟融合以帶動香港融入國家戰略體(ti) 係及繼續發揮有利於(yu) 國家的剩餘(yu) 價(jia) 值和比較優(you) 勢。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並非國家單向利用香港，而是國家在充分理解香港角色與(yu) 利益的條件下靈活安排憲製框架及提供戰略機遇。

香港人不習(xi) 慣於(yu) 思考一國兩(liang) 製下高度自治權的“憲製對價(jia) ”，不願意主動理解和適應一國兩(liang) 製之國家理性對香港角色的動態期許，但這一支撐一國兩(liang) 製“五十年不變”的國家理性一直客觀存在，是理解基本法秩序及中央治港策略結構轉型的關(guan) 鍵。

香港在借來的“英國時光”裏成為(wei) 東(dong) 方之珠，但1997回歸確定性改變了香港的憲製頂層與(yu) 曆史演進方向。如今“一國”對“兩(liang) 製”的塑造作用日益增強，回歸20年港人所安享的優(you) 越性及“井水不犯河水”式的近乎“完全自治”的政治虛擬感正在被國家的新發展與(yu) 全球化力量格局的快速重組所打破。

本土主義(yi) 在某種意義(yi) 上代表了香港對國家之發展主義(yi) 與(yu) 新全球化之整合主義(yi) 的精神抗拒，帶有留住曆史、怯於(yu) 競爭(zheng) 、恐懼融合和不願意理解全新命運與(yu) 處境的心理局促感。

未來香港社會(hui) 有意義(yi) 的精神掙紮可能不是關(guan) 於(yu) “戀殖”與(yu) “去殖”的傳(chuan) 統辯題，而是以香港為(wei) 本位的本土主義(yi) 與(yu) 以國家為(wei) 本位的融入主義(yi) 之間的新式議題。香港的和解與(yu) 新生之前景取決(jue) 於(yu) 這一精神轉型是否順利和成功。對此，國家負有引導和保障責任，但關(guan) 鍵性轉變還在於(yu) 香港自身。

穩健的國家理性決(jue) 定了中央不可能放棄香港的繁榮穩定和一國兩(liang) 製的製度安排，但“五十年不變”不是僵化不變，而是切合一國兩(liang) 製國家理性的動態變遷，是原則與(yu) 方法不變，而絕非任何觀念與(yu) 製度細節都不變。香港因誤解國家而疏離於(yu) 國家，這是一國兩(liang) 製設計者最初未充分估計到的，但鄧小平寄望的“後代人的智慧”應可最終從(cong) 容解決(jue) 這一難題。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