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國何以必須讀經？——唐文治「讀經救國」論的理據

作者：毛朝暉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鵝湖月刊》2018年9月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廿一日癸亥

          耶穌2019年3月27日

摘要

在晚清以來蔑經廢經的大潮流中，少數學者對經學的價(jia) 值提出了各種辯護。其中，唐文治的「讀經救國」論便是當時頗具代表性的一種。然而，唐文治有關(guan) 讀經問題的論述長期湮沒無聞。本文旨在闡發唐文治的讀經主張，並就其「讀經救國」論的理據進行檢討。

關(guan) 鍵詞

唐文治、救國、讀經、「讀經救國」論、理據

一、前言

讀經在科舉(ju) 時代原本是不成問題的事，但在現代中國卻成爲一個(ge) 備受爭(zheng) 議的問題。經學的式微由來已久,早在1904年元月,清廷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製」),即在各級各類學校中引進大量的西方新式課程,而讀經僅(jin) 爲其中之一科。民國元年（1912）,蔡元培就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上任伊始，即廢除小學讀經科。實際上，這並非蔡氏個(ge) 人之見，而是晚清以來受過西學洗禮的中國知識界的多數意見。概要而言，他們(men) 反對讀經的理由主要有兩(liang) 點:一是接受西方思想與(yu) 信仰自由的學說,懷疑「經」作爲「常道」的普世性。蔡元培便是這種觀點的代表，就任教育總長的同年,蔡氏發表《新教育意見》,提出廢除清代欽定教育宗旨中的「尊孔」教育,他的理由是「尊孔與(yu) 信仰自由相違」（注1）,學校讀經與(yu) 祀孔一樣有違思想與(yu) 信仰自由。二是崇拜西方科學與(yu) 政治製度，懷疑讀經的現代價(jia) 值。這是當時知識界的主流觀點。嚴(yan) 壽澂先生對此有精當的概括:

百餘(yu) 年來，西力東(dong) 侵，中國文化隨之丕變，每下而愈況。學界中人，大多以西人之見爲準繩，對舊有的種種，批判指責，幾乎不遺餘(yu) 力。綿延二千年之經學，自亦難以例外。民國以來新學術體(ti) 製下的主流一派，認爲經學對於(yu) 社會(hui) 人生，已無意義(yi) 之可言。即便是治經學者，亦視之爲已陳之芻狗，隻堪陳列於(yu) 博物館中，供後人憑吊。以彼等之見，所謂治經，不過考訂而已，於(yu) 是非熱衷於(yu) 辨僞，即埋首於(yu) 訓詁。另有一派，則以取自西方某家的新說衡量中國過去的一切，所作經學研究，既無舊時經師的博通，又乏新式考訂家之細密，於(yu) 注疏家之說乃至經書(shu) 本身，入之未深，即先行撻伐，必欲將前人看重之物掃除淨盡而後快。（注2）

與(yu) 此同時，爲經學辯護的聲音也一直沒有停歇。自從(cong) 民國元年廢除小學讀經後，圍繞讀經問題的爭(zheng) 議就一再爆發。根據洪明的研究，近百年來關(guan) 於(yu) 讀經問題的大規模論爭(zheng) 共爆發過四次。（注3）其中，以1935年《教育雜誌》策劃的讀經問題的大討論規模最大，最具有學術性，共征集到70餘(yu) 篇「平心靜氣的討論」,後被匯編爲「全國專(zhuan) 家對於(yu) 讀經問題的意見」專(zhuan) 輯。（注4）

在1935年圍繞讀經問題的大辯論中，唐文治（1865-1954）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意見被刊登在上述《教育雜誌》專(zhuan) 輯的首位，並被該刊主編何炳鬆（柏丞）列爲幾位絕對讚成讀經的代表之首。自然，從(cong) 近百年讀經論爭(zheng) 的曆史著眼，唐氏的意見值得我們(men) 特別重視。唐文治,字穎侯,號蔚芝,別號茹經,原籍江蘇太倉(cang) ,官至清末農(nong) 工商部署理尚書(shu) ，民國後定居無錫。著有《性理學大義(yi) 》、《十三經提綱》、《四書(shu) 大義(yi) 》等書(shu) ,編輯《十三經讀本》,並創辦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唐文治在民國經學史上的成就近年已經引起學術界的關(guan) 注。鄧國光指出,「論民國時期的經學,更須正視學人主持和維係的作用。其中長期在長江下遊鼓吹經學救國的唐文治,其經學主張與(yu) 成果,足以顯示這五十年經學自新運動的特點,對梳理民國學術至爲重要。」（注5）

然而，迄今爲止，尚無專(zhuan) 文探討唐文治的讀經觀點。鄧國光、嚴(yan) 壽澂兩(liang) 位先生對唐氏「讀經救國」的主張作了初步介紹（注6），但限於(yu) 論文的主旨不同，他們(men) 都隻是附帶涉及而已，並未就唐氏「讀經救國」論的理據進行細致分析。本文的主旨即在從(cong) 思想史的脈絡考察唐文治關(guan) 於(yu) 讀經問題的見解，並特別就唐氏「讀經救國」論的理據進行義(yi) 理梳理，試圖闡明並檢討唐文治「讀經救國」論的理據。

二、晚清民初中國知識界的三種救國主張

唐文治的「讀經救國」論是基於(yu) 晚清的變局提出的。作爲晚清重臣，唐氏所謂「救國」，首先自然是基於(yu) 對大清國危機的反省。那麽(me) ，倘欲了解唐文治提出「讀經救國」論的動機，我們(men) 就不能不先考察晚清民初之際中國知識界關(guan) 於(yu) 「救國」的主張。

從(cong) 「鴉片戰爭(zheng) 」以來,中國知識界大致提出過三種「救國」主張。其一主張發展西方技術與(yu) 實業(ye) ,富國強兵,這是「洋務派」的主張;其一主張采納西方政治製度,改製立憲,這是「維新派」的主張;其一主張引進西方哲學與(yu) 科學,革新觀念,戊戌變法失敗後的梁啓超與(yu) 辛亥革命後的「新文化運動」大抵持這種主張。唐文治對於(yu) 這三種觀點都不完全讚同。他說:「世道之譸張,人心之迷謬,風俗之庸惡,士品之卑汙,上下曆史,無有甚於(yu) 今日者,有識之士惄焉思所以救之。顧其策奈何?或曰將講武備,精器械,而振之以軍(jun) 國民教育乎?曰:否,否。揚湯不足以止沸也。或曰將研哲學,談心理,而躋之於(yu) 高明之域乎?曰:否,否。空言無補於(yu) 實事也。或曰將務實業(ye) ,進農(nong) 家、工家、商家,而道國民以生活乎?曰:斯言似矣。然而不揣其本,徒以生計爲惟一之教育,言義(yi) 則萬(wan) 無一應,言利則赴之若川。此近代教育家之昧於(yu) 先後,中國之大危機也。」（注7）唐文治也談經義(yi) 與(yu) 性理，但反對空談哲理。他說：

諸生既有誌來館專(zhuan) 修，務以砥礪品詣，躬行實踐爲宗旨。平日讀書(shu) ，皆當體(ti) 之於(yu) 心，返之於(yu) 身。儻(tang) 被服儒素，不過雅步高論，如陸清獻所謂「讀書(shu) 自讀書(shu) ，做人自做人」，每逢講說，僅(jin) 作一席空談而於(yu) 禮義(yi) 道德，絕無躬行之實。自欺欺人，可鄙孰甚！非吾徒也。（注8）

脫離躬行實踐來談哲理便「非吾徒也」,這是非常嚴(yan) 厲的話。唐文治反對高談脫離身心實踐的哲理（包括各種主義(yi) ）於(yu) 此可見一斑。即以《論語》爲例,唐文治認爲,「尤要者,則在躬行實踐,若徒托空言,入耳出口,無益也。」(注9)追求切己體(ti) 察、知行合一，這其實是宋明理學的一貫傳(chuan) 統。陳來指出宋明理學一方麵重視儒家思想的宇宙論、本體(ti) 論論證,另一方麵則以聖人爲理想人格,以存天理、去人欲爲道德實踐的基本原則,提出各種具體(ti) 修養(yang) 的「爲學功夫」。(注10)這很好地概括了宋明理學並重形而上之「道」與(yu) 實踐「功夫」的特點,也很能幫助唐文治重視理學卻反對空談哲理的緣故。

唐文治不但反對空談哲理,也反對專(zhuan) 務科技與(yu) 實業(ye) 。唐文治曾投身晚清政壇並見證清朝的覆滅,他對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都有深刻的反省。他指出:「即如今之洋務亦然,儒者不習(xi) ,而顧使嵬瑣小人習(xi) 之,一旦有事,朝廷不得不用此輩,此輩乃大飽其欲壑,而天下事遂至於(yu) 糜爛潰敗不可收拾。」(注11)興(xing) 辦洋務三十年,而慘遭甲午之敗,原因何在?唐文治說:「餘(yu) 創此論(洋務不可不習(xi) )久矣,繼而思之,不能無弊,蓋今天下之大患,猶不在乎不譚洋務,而在乎人人嗜利,故吾輩欲挽回風氣,振起人心,必當以理學爲體(ti) ,以洋務爲用。人必先勉爲君子而後可談洋務,否則聚無品勢利之徒,相率而習(xi) 洋務,國家之受害,更無所底止矣。」(注12)如果道德不修,唯利是圖,則興(xing) 辦洋務適足以成爲功利之徒中飽私饢的口實，強國適足以禍國。

戊戌變法的情形也是一樣。唐文治回憶戊戌變法說:「光宣之間,力行新政,先生(王祖畬)頗以變本加厲爲憂,謂當此人心日壞之時,多興(xing) 一利不如多除一弊,蓋除弊而利即在其中。否則,興(xing) 利而弊已隨之,失先後之序矣。」(注13)戊戌二月,時距維新變法僅(jin) 數月,唐文治代沈曾植擬《陳管見以固人心折》言:「臣竊以爲本原之地有未清者,蓋以今世學術不明,異說交訌,綴學之士各逞其浮囂之氣,挾其利欲之私,相與(yu) 侈言西法,妄覬名位,而究其所謂西法者,實不過浮光掠影、遊譚不根而已。皇上苟盡得此輩用之,而天下之亂(luan) 源從(cong) 此方長矣。」(注14)戊戌變法不旋踵而敗,晚清政局更難收拾，唐文治的話不幸而言中,足證變法必先正心之說絕非迂談。

1932年,唐文治對於(yu) 戊戌變法以來的各種製度改革包括廢科舉(ju) 提出了自己的反思:「惟由今之風俗,無變今之人心,雖盡改古製,至於(yu) 朝三暮四,終必顛倒錯亂(luan) 而無以善其後。此何故哉?誦曾氏義(yi) 利之箴,讀孟子道揆法守之訓,當憬然知所本務矣。」(注15)孟子說:「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yu) 眾(zhong) 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通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yi) ,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孟子·離婁上》)荀子也說:「有治人,無治法。」(《荀子·君道》)治法與(yu) 治人何者更爲根本,這是儒法二家政治學的重大分歧。孟子強調由仁人行仁政,荀子強調治人先於(yu) 治法,都是以人才與(yu) 人心爲本,而以法律製度爲末。唐文治的說法明顯與(yu) 孟、荀之說一脈相承。他強調變人心比變法改製更根本,否則盡改古製,也是徒勞無功。何況西方引進的新製未必就全都優(you) 於(yu) 古製。即便退一萬(wan) 步,就令西方新製全都優(you) 於(yu) 古製,如果人心不變,風俗依舊,製度再好又有什麽(me) 用呢?

有人提出異議，認爲隻要改變製度自然就可以改變人心,唐文治反駁這種看法。他指出:「論者且謂變法乃可洗心,不知今日之法,萬(wan) 不足以變今日之人心。且正心以變法,士皆明於(yu) 尊君親(qin) 上之義(yi) ,實事以求是,則法自可隨心而變。若欲變法以正心,以我中國之優(you) 柔,斷不能盡如歐洲諸國之法。徒使人心日趨於(yu) 桀黠。譬諸食馬肝以求長生,飲鴆酒以爲甘醴,求之愈亟,死亡愈速。故十餘(yu) 年來,何嚐不言變法,而法卒愈變而愈壞者,此其故蓋可知也。」(注16)唐文治認爲這種看法有兩(liang) 個(ge) 問題:第一,這種看法顛倒了正心與(yu) 變法的本末關(guan) 係。良法的起源是由於(yu) 人心通達義(yi) 理,基於(yu) 現實的實事求是的創造;而不能顛倒過來,憑借一群各懷私心的政客,用製度的教條,來強行改造被統治者的人心。第二,完全照搬西方製度在現實上是不可能的。這是由於(yu) 中國的國民性不同,在引進西方製度的時候,不可能沒有變形,也不可能沒有遺漏。更何況，西方的製度未必如此完美,否則爲什麽(me) 會(hui) 造成殖民主義(yi) 、帝國主義(yi) 的汎濫和後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呢?而中國自晚清以來即飽受殖民主義(yi) 、帝國主義(yi) 和世界大戰的災難，這都是唐文治所親(qin) 曆與(yu) 親(qin) 見的。

三、救國的體(ti) 與(yu) 用

基於(yu) 以上反省，唐文治認識到改革救國必須以「正心」爲基礎,正心與(yu) 製度改革是一個(ge) 體(ti) 用關(guan) 係。人心是「體(ti) 」,科技、實業(ye) 、製度是「用」。倘若不正人心，所用匪人，則必不能真正潛心學習(xi) 西方的科技、實業(ye) 、製度，也不能真正收救國救民之效。唐文治認爲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症結即在於(yu) 此。1938年,唐文治在香港演講說,「今欲興(xing) 盛我中國,必須求精神上之建設,推廣到文化上之建設。」（注17）這明確幫助心理建設與(yu) 一切文化建設的本末體(ti) 用關(guan) 係。文化建設必須以心理建設正其心、立其體(ti) ，然後可以改製度、辦實業(ye) 、興(xing) 科學顯其用，庶幾能明體(ti) 達用、本末兼綜。他指出：

夫中國比年以來何嚐不步趨西人，然而世事日益隳壞者，義(yi) 利之辨不明則虛實之機立判。故臣嚐謂天下惟忠臣孝子而後可譚洋務，其下焉者拘守繩墨之士，心術無他，儻(tang) 擴充其見聞，進以當世時務，則亦可以收指臂之效。往者中興(xing) 時名臣若曾國藩若胡林翼若倭仁諸人，激勵名節，用人皆崇尚德行，卒能削平大難，功業(ye) 爛然。故今日用人，亦當以品行心術賢良純粹者爲主，通達政體(ti) 者次之，熟悉公法約章者又次之。若夫機械變詐，華其貌而夷其心者，則斷然不容假借。即異日大學堂課程，亦當以宋周程張朱之學先植其本基，性理既明，發爲政治，自然綱舉(ju) 目張，無複顛倒淩亂(luan) 之弊。此所謂正本清源之計。(注18)

照唐文治來看,「正人心」才是「正本清源之計」。無論是政治還是教育都應該以「正人心」作爲根本。「正人心」是體(ti) ,政治與(yu) 教育等是用。基於(yu) 對二者體(ti) 用的認識,唐文治主張「救國當先救心」。

爲什麽(me) 說「救國當先救心」?這是因爲「經濟者,國之精氣也。吏治者,國之魂魄也。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猶精氣魂魄之聚散也。貪利私己,吸民脂膏,則精氣壅滯,魂魄耗喪(sang) ,而神離矣。吏治卑汙,人才屈抑,則精氣昏昧,魂魄蕩析,而神亦離矣。」(注19)國家的經濟和吏治取決(jue) 於(yu) 人才的心術，心術不正,則吏治卑汙、財聚民散，即使才能足稱,也不能用來治國理財,否則必將有如《大學》所言:「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自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根本的問題就在於(yu) 人心未正,結果一切紛擾更張都不足以救國,反而淪爲滿族與(yu) 漢族、新黨(dang) 與(yu) 舊黨(dang) 、帝當與(yu) 後黨(dang) 的權利鬥爭(zheng) ，最終隻能是「精氣壅滯,魂魄耗喪(sang) 」。

上述「救心」與(yu) 「救國」的體(ti) 用論證或許稍嫌抽象,我們(men) 可以再看唐文治提供的具體(ti) 例證。即以外交爲例，曾紀澤是晚清傑出的外交家,曾通過外交手段從(cong) 俄國手中收複伊梨等地。他曾經說:「物價(jia) 可以低昂,交涉豈市井舊物之比?凡可行者,不妨立時允許;其不可行者,當堅決(jue) 不許,矢口弗移。」(注20)曾氏在交涉的義(yi) 利是非問題上能夠格物致知，因此在外交立場上能夠誠意正心,唐文治認爲這就是「立誠之道」。當時有一些人主張外交應該講手段,雖出以欺詐亦無不可。唐文治舉(ju) 曾紀澤的例子旨在幫助,「外交家慎密知幾,其本分也,未聞以欺詐爲能者也。」(注21)況且「欺人者未有不敗露者,不過久暫之間耳,徒自欺而已。」(注22)可見外交亦以心術爲本。其餘(yu) 諸事，蓋莫不皆然。心術不正,則通體(ti) 不正,一切知識與(yu) 技術本身均不足以立政治之大體(ti) （現代人不講正人心，而以爲提倡某種主義(yi) 或製度便可以作爲政治之大綱維，與(yu) 此同一迷執。）,最後隻能淪爲架漏牽補之計。

有鑒於(yu) 此,唐文治認定中國的根本問題是人心問題,其次才是實業(ye) 、製度與(yu) 科學的改革問題。然而，我們(men) 不能因此誤解,以爲唐文治輕視實業(ye) 、製度與(yu) 科學。實際上,唐文治重視工業(ye) 。自從(cong) 1907年長校郵傳(chuan) 部高等實業(ye) 學堂(上海交大前身),長達十四年,培養(yang) 了中國第一批工業(ye) 專(zhuan) 門人才,被譽爲「工科先驅」（注23）。他也讚成采酌西方憲政。1905年,唐文治曾上《請立憲折》,提出仿歐西各國改行立憲政體(ti) 以求「治本」,從(cong) 而立富強之根源。他也重視科學的重要性，但主張科學當通於(yu) 經學,科學當通於(yu) 古聖賢之教。(注24)強調「道藝兼資,科學自宜特重。惟當以孟學爲體(ti) ,純而益求其純;以科學爲用,精而益致其精。夫如是,乃可以救心,乃可以興(xing) 國。」（注25）可見,唐文治與(yu) 洋務派同樣重視發展實業(ye) ,與(yu) 維新派同樣重視改革製度，與(yu) 新文化運動派同樣重視引進西方科學。區別在於(yu) ，他堅持認爲提倡實業(ye) 、製度與(yu) 科學必須立足於(yu) 經學和聖賢之教，必須以「正人心」作爲根本,否則就是倒置本末,不辨義(yi) 利。心術不辨，人才不興(xing) ，則一切技術、製度、知識之說，無非是加劇人心之支離與(yu) 機巧，終非救國救民之宏綱遠猷。

四、救心與(yu) 讀經

既然救國的關(guan) 鍵在於(yu) 救心,用唐文治的話來說就是要先「正人心」。那麽(me) ,這裏有兩(liang) 個(ge) 問題必須予以厘清:第一,人心到底有何不正?第二,要如何「正人心」?

唐文治「正人心」的思想主要源於(yu) 孟子和王陽明的啓發。1915年,唐先生於(yu) 撰成《孟子大義(yi) 》。1919年,將《孟子大義(yi) 》刪爲《孟子新讀本》,與(yu) 《論語新讀本》《大學新讀本》等一並作爲學校教材出版發行。1938年,更以朱熹《孟子要略》爲藍本,運用現代學科分類法,編纂《孟子分類簡明讀本》,將《孟子》改編成適合於(yu) 現代學校教育的人生讀物和政治課本。1947年,最後改定爲《孟子救世編》。(注26)可以說，《孟子》在唐文治的經學中占有突出地位，唐文治終其一生都在研究、宣講《孟子》。唐文治之所以如此重視《孟子》，是因爲在他入仕之後，親(qin) 曆大政，遊曆日本、歐美各國，慨然以爲「今日一大戰國也,殺機洋溢,惟孟子之學正人心、救民命兩(liang) 大端,可以挽回世運。」(注27)其實，儒家經典莫不有正人心與(yu) 救民命的相關(guan) 論述，例如《論語》講的「仁」、《孝經》講的「孝弟」等皆是如此，但是，唐文治注意到《孟子》對心性之學的闡揚尤為(wei) 豐(feng) 富而迫切，他說:「述《論語》時尚未如戰國之亂(luan) ,故孔子僅(jin) 於(yu) 《易經》言心性之學。至孟子時天下雲(yun) 擾,殺機已開,孟子目擊時艱,大聲疾呼,曰良知,曰良能,曰本性,曰性善,直作當頭棒喝,使世人省。蓋孔、孟有同一救世之苦心,所異者時代之不同耳!」(注28)唐文治認爲孟子闡揚的心性之學不獨開顯了上文所述經學的「體(ti) 」，而且特別契合時代的需要。這是他極力表彰《孟子》的原因。

基於(yu) 同樣的出發點，唐文治也大力表彰陽明學說。他說:「陽明致良知之說,其深入於(yu) 人心者,非偶然也。迨自強仕以迄艾耆,閲曆世變,則見貪利黷貨之流,賄賂公行,爭(zheng) 民施奪,萬(wan) 姓冤苦,以哀籲天,於(yu) 是倫(lun) 理悖謬,禮義(yi) 廉恥掃地無餘(yu) ,而人心之昏惘,更不知所終極。倘得陽明拔本塞源之論以救之,庶幾有療。」(注29)由此可知，唐文治「正人心」的思想是遠紹孟子，而近承陽明拔本塞源之意。其根本意圖在於(yu) 以此挺立經學的「體(ti) 」，從(cong) 而奠基經學的「用」。

至於(yu) 當時人心的症結,唐文治總體(ti) 上認爲晚清以來中國處在一個(ge) 列強環伺、軍(jun) 閥混戰、生民塗炭的「大戰國」時代。在這樣一個(ge) 時代中，由於(yu) 人心失所，不隻是政治上充滿腐敗與(yu) 殺戮，而且學術上也充斥邪說與(yu) 詖淫。唐文治指出：

橫政之所出也,橫民之所止也;截截乎學說之詖淫也,幡幡乎士林之盲從(cong) 也;慘乎怛乎閭閻之痛苦而無所控訴也,茫乎渺乎世界之劫運若巨舟泛汪洋而靡所止屆也。若是者何也?人心之害爲之也!(注30)

那麽(me) ,當時中國的人心到底有何不正?唐文治指出，當時中國人泯滅良知的根源出在「三心」:一曰貪鄙心,二曰昏昧心,三曰間隔心。因貪鄙而昏昧,因昏昧而間隔。王陽明致良知之說正是對治這「三心」的良藥。他又認爲中國不能實現富強的根源出在「二性」:一曰怠惰性,二曰因循遲緩性。怠惰則不願改革,因循遲緩則不能落實改革。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正是對治這「二性」的靈丹。(注31)由於(yu) 「三心」、「二性」作祟,洋務也好，維新也好,新文化運動也罷,如果不能真實做到正「三心」、化「二性」,洗心革命,則終究不能新中國之心,新中國之民,新中國之政,而追求富強最終不過是助其膨脹「三心」,助長功利風氣;由於(yu) 缺乏正心的心理建設，各種新主義(yi) 與(yu) 新文化最終也必將消熔於(yu) 「二性」,成爲表麵文章。

那麽(me) ，「正人心」應該如何去做呢？

唐文治指出:「今茲(zi) 世界一大戰國也。火器日精,千辟萬(wan) 灌,一遇戰事,殺人盈野,人命若草芥。……欲拯民命,先救人心;欲救人心,先明正學。」(注32)唐文治另撰有《心毒解》一文，文中塑造一位去毒先生，與(yu) 和、緩、扁鵲、淳於(yu) 意等醫者遊，看到世人泯棼很戾，積毒心，造災孽，滿目皆毒，毒獸(shou) 、毒泉、毒謀、毒計、毒器、毒骨、毒焰、毒氣，無不生於(yu) 毒心。唐先生藉去毒先生之口，提出了他的解毒藥方：

吾有解毒方，國有寶書(shu) 焉，皆良方也。潔靜精微，《易》教也，可以洗心之毒；疏通知遠，《書(shu) 》教也，可以滌心之毒；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le) 》教也，可以散心之毒；恭儉(jian) 莊敬，禮教也，可以製心之毒；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可以誅心之毒。(注33)

在《論國家精、氣、魂、魄、神五寶大本》一文中，唐先生也表述了相似的觀點：

夫國之治亂(luan) ，心之存亡，正氣與(yu) 邪氣交戰爲之，而國家正氣之大本，則在於(yu) 經。經正則庶民興(xing) ，庶民興(xing) 斯無邪慝。《禮記·經解篇》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shu) 》教也；廣博易良，《樂(le) 》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jian) 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溫柔敦厚、疏通知遠六德，聖經之精神，即國家之精神也。(注34)

以上兩(liang) 段引文表明，唐文治將救心視爲救國的根本，而經學又是「正人心」的根本。唐文治認爲,「經典所載,不外興(xing) 養(yang) 與(yu) 興(xing) 教兩(liang) 大端。興(xing) 養(yang) 者何?救民命是也。興(xing) 教者何?正人心是也。」(注35)用傳(chuan) 統的術語來說,「正人心」便是性理之學,「救民命」便是經世之學。關(guan) 於(yu) 二者的關(guan) 係,唐文治明確提出「以理學爲體(ti) ,以經濟爲用」(注36)。這跟上文所述救國體(ti) 用的論述是一致的。賅括而言,則經學不外可分爲理學與(yu) 經世兩(liang) 端,它們(men) 凝結了中國文化關(guan) 於(yu) 「正人心」和「救民命」的大義(yi) ,而理學與(yu) 經世之學都必須以經學作爲客觀的學術基礎,不能憑空清談,也不能割裂來談,才能做到實事求是、體(ti) 用不離。明乎此義(yi) ,我們(men) 才能理解爲什麽(me) 唐文治可以斷言:「救國而要以讀經何也?經者,萬(wan) 事是非之標準,即人心是非之標準也。……經者,常道也。知常則明,明常道則明是非,政治、倫(lun) 理之是非於(yu) 經中求之。」(注37)又說:「我國之倫(lun) 常綱紀、政教法度,具備於(yu) 十三經。」(注38)可見,經學的「經典」地位就在於(yu) 它凝結了中國文化關(guan) 於(yu) 「正人心」和「救民命」的大義(yi) ,因此曆來被公認爲中國倫(lun) 常綱紀、政教法度的「常道」,是萬(wan) 事、人心是非之標準,即使是現代政治、倫(lun) 理等科學也應當以經學作爲學術之基礎。

五、結論

根據本文的考察，唐文治的「讀經救國」論是基於(yu) 對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和新文化運動的反省而提出的。唐文治認定救國的根本是救心，晚清以來中國的根本問題是人心問題,其次才是實業(ye) 、製度與(yu) 科學的改革問題。唐文治與(yu) 洋務派同樣重視發展實業(ye) ,與(yu) 維新派同樣重視改革製度，與(yu) 新文化運動派同樣重視引進西方科學。區別在於(yu) ，他堅持認爲提倡實業(ye) 、製度與(yu) 科學必須立足於(yu) 經學和聖賢之教，必須以「正人心」作爲基礎,否則就是倒置本末,不辨義(yi) 利。唐文治之所以作出此種判斷，是由於(yu) 他認爲正心與(yu) 發展實業(ye) 、製度改革和引進西方科學是一個(ge) 體(ti) 用關(guan) 係。正人心是體(ti) ，發展實業(ye) 、製度改革和引進西方科學是用。必先明體(ti) ，才能達用。與(yu) 此相應，唐文治認爲經學也是以「正人心」的心性之學爲體(ti) ，以「救民命」的經世之學爲用，體(ti) 不立則用不顯。需要附帶提及的是，唐文治早年繼承其師王祖畬、黃以周之說，認爲經學即理學，二者不能分離，並提出「以理學爲體(ti) 」，晚年更提出「以孟學爲體(ti) 」，其實都是積極倡導心性之學以挺立經學的體(ti) 。在這一點上，早年晚年之說旨趣一致，晚年特提孟子、陽明，隻不過是更加具體(ti) 和有針對性罷了。

唐文治論證救心是救國的根本，而經學又是「正人心」的根本。唐文治指出，當時中國人泯滅良知的根源出在「三心」:一曰貪鄙心,二曰昏昧心,三曰間隔心。因貪鄙而昏昧,因昏昧而間隔。他又認爲中國不能實現富強的根源出在「二性」:一曰怠惰性,二曰因循遲緩性。怠惰則不願改革,因循遲緩則不能切實推動改革。如果「三心」不除，「二性」不化，則風俗持續惡化，人才隨之墮落，則一切技術、知識與(yu) 知識斷無能讓中國起死回生之理。他認爲孟子「正人心」、王陽明「致良知」與(yu) 「知行合一」之學，正是中國的對症之藥、救國之道。孟子、陽明的學術源於(yu) 儒家經學，尤爲重要的是他們(men) 對於(yu) 經學的體(ti) 即心性之學的闡揚。

更進一層，唐文治認爲經學的內(nei) 涵不外可分爲理學與(yu) 經世兩(liang) 端,它們(men) 凝結了中國文化關(guan) 於(yu) 「正人心」和「救民命」的大義(yi) ,而理學與(yu) 經世之學都必須以經學作爲客觀的學術基礎,不能憑空清談,也不能割裂來談,才能做到實事求是、體(ti) 用不離。通過這一論證，唐文治一方麵闡述了經學在正心與(yu) 經世上的根源性價(jia) 值，另一方麵論證了「正人心」必須由經學確立客觀的學術源頭，因此救國也必須以經學作爲客觀的學術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唐文治的論證並沒有排斥西方學術的價(jia) 值。事實上，他明確提出「道藝兼資,科學自宜特重。惟當以孟學爲體(ti) ,純而益求其純;以科學爲用,精而益致其精。夫如是,乃可以救心,乃可以興(xing) 國。」（注39）隻要做到「正人心」，則能夠獲科學之利而去其毒，爲興(xing) 邦經世之用。

從(cong) 總體(ti) 上看，唐文治的「讀經救國」論既是基於(yu) 洋務運動以來的曆史反省，也是基於(yu) 經學義(yi) 理的理性思考。區別而言，唐先生關(guan) 於(yu) 救國必先救心的論述，主要是基於(yu) 曆史的反省；而他關(guan) 於(yu) 正心必須讀經的論證，則主要是基於(yu) 對經學價(jia) 值的理性思考。針對當時中國的現實，他特別提倡孟子和陽明心學，以喚醒國人的心性與(yu) 行動力。但是，如果不能折中於(yu) 經學，則將任憑主觀臆說，肇開門戶紛爭(zheng) ，甚或使義(yi) 理與(yu) 經世體(ti) 用分離。因此，他特別強調回歸經學的根源與(yu) 基礎地位，認爲唯有尊經，才能確立學術與(yu) 心性的客觀標準，否則必將流於(yu) 人心是非的相對主義(yi) 或虛無主義(yi) ，而人心終將不得而正。

必須指出的是，唐文治關(guan) 於(yu) 正心必須讀經的論證是基於(yu) 中國學術傳(chuan) 統而展開的。他並沒有將儒家經典與(yu) 西方倫(lun) 理學或宗教道德進行深入的比較，因而，他實際上隻論證了儒家經學可以正人心，而未能論述中國人爲什麽(me) 不能藉助西方倫(lun) 理學或宗教道德來正人心？由於(yu) 對中西倫(lun) 理學缺乏深層的比較與(yu) 抉擇，因此，唐文治正心必須讀經的論證對於(yu) 西化論者而言並不具有充分的說服力。無論如何，假使我們(men) 不過於(yu) 求全責備，則必須承認唐文治「讀經救國」論在民國的讀經辯護中實在是逆流而上、自成一家，而且從(cong) 中國學術的脈絡中提供了有力的理據。上世界九十年代以來，讀經問題再次引發熱議，認真檢討唐文治先生「讀經救國」論的理據或許有助於(yu) 我們(men) 在這個(ge) 問題上進一步開展「平心靜氣的討論」。

注釋

注1：蔡元培：<新教育意見>,見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頁五〇四。

注2：嚴(yan) 壽澂：《百年中國學術表微》（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序言>，頁一。

注3：洪明:<讀經論爭(zheng) 的百年回眸>,《教育學報》,第八卷第一期(二〇一二年),頁三-十二。

注4：該專(zhuan) 輯於(yu) 1935年5月10日作為(wei) 《教育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五期出刊。同年，又以《讀經問題》作爲書(shu) 名由商務印書(shu) 館單行出版。2008年，龔鵬程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以《讀經有什麽(me) 用：現代七十二位名家論學生讀經之是與(yu) 非》作爲書(shu) 名重版此書(shu) ，並附尤小立論文<「讀經」討論的思想史研究>一篇，及龔氏自撰<經學概說>、<閑談讀經及其他>兩(liang) 文。參見龔鵬程主編：《讀經有什麽(me) 用：現代七十二位名家論學生讀經之是與(yu) 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注5：鄧國光：<唐文治經學研究——20世紀前期朱子學視野下的經義(yi) 詮釋與(yu) 重構>，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九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二。

注6：鄧國光：<唐文治經學研究——20世紀前期朱子學視野下的經義(yi) 詮釋與(yu) 重構>；嚴(yan) 壽澂：<經術與(yu) 救國淑世——唐文治與(yu) 馬一浮>。兩(liang) 文並見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九輯。鄧文旨在從(cong) 朱子學視野考察唐文治的經學思想，嚴(yan) 文旨在比較唐文治與(yu) 馬一浮經學觀之異同。

注7：唐文治：<《中學國文新讀本》序>，《茹經堂文集二編》（以下簡稱「二編」，餘(yu) 「一編」、「三編」等依此類推）卷五，沈雲(yun) 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cong) 刊續編》第4輯第32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七九八-七九九。

注8：唐文治:<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學規>,《一編》卷二，沈雲(yun) 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cong) 刊續編》第4輯第31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一九二-一九三。

注9：唐文治：<《論語》分類大綱上>，見唐文治著；虞萬(wan) 裏導讀；張靖偉(wei) 整理：《唐文治國學演講錄》（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頁十。

注10：陳來：《宋明理學(第二版）》（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十一。

注11：唐文治:<思辨錄劄記•續思辨錄題詞>,見王桐蓀、胡邦彥、馮(feng) 俊森等選注:《唐文治文選》(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頁一九一。

注12：同上注。

注13：唐文治:<王文貞公學案>,《三編》卷一,沈雲(yun) 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cong) 刊續編》第4輯第33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一二〇七。

注14：唐文治：<陳管見以固人心折>,《茹經堂奏疏》卷一,沈雲(yun) 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cong) 刊續編》第6輯第56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七十八-七十九。

注15：唐文治:<壬辰殿試策自跋>,《三編》卷五，頁一三八九。

注16：唐文治:<上沈子培先生書(shu) >,《二編》卷四,頁七〇〇-七〇一。

注17：唐文治:<香港孔道學院演講錄>,《五編》卷二,沈雲(yun) 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cong) 刊續編》第4輯第34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一八九九。

注18：唐文治：<陳管見以固人心折>,《茹經堂奏疏》卷一,頁七十九-八十。

注19：唐文治：<論國家精、氣、魂、魄、神五寶大本>，見唐文治著；虞萬(wan) 裏導讀；張靖偉(wei) 整理：《唐文治國學演講錄》，頁五五〇。

注20：唐文治：<劃僞救心篇>，見唐文治著；虞萬(wan) 裏導讀；張靖偉(wei) 整理：《唐文治國學演講錄》，頁三七九。

注21：同上注。

注22：同上注。

注23：餘(yu) 子俠(xia) :《工科先驅國學大師:南洋大學校長唐文治》(濟南:山東(dong) 教育出版社,2004)。該書(shu) 即稱唐文治爲「工科先驅」。

注24：唐文治:<《讀經誌疑》序>,《三編》卷五，頁一三四八。

注25：唐文治:<孟子教育學題辭>,《四編》卷四,沈雲(yun) 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cong) 刊續編》第4輯第33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一六五〇。

注26：關(guan) 於(yu) 唐文治學習(xi) 、研究《孟子》學的經過,參見虞萬(wan) 裏:<唐文治《孟子》研究管窺>,《史林》2016年第2期,頁四十-五十四。

注27：唐文治：<師孟子法>，見唐文治著；虞萬(wan) 裏導讀；張靖偉(wei) 整理：《唐文治國學演講錄》，頁二三〇。

注28：崔龍：<唐茹經先生中庸講記>，《國專(zhuan) 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35年12月），頁23。

注29：唐文治：<《陽明學發微》序>，見唐文治著；虞萬(wan) 裏導讀；張靖偉(wei) 整理：《唐文治國學演講錄》，頁四三三-四三四。

注30：唐文治：《十三經讀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自序>,頁6a。

注31：唐文治：<論陽明學爲今時救國之本>，見唐文治著；虞萬(wan) 裏導讀；張靖偉(wei) 整理：《唐文治國學演講錄》，頁一三三-一三四。

注32：唐文治:<《國學專(zhuan) 修館十五周年紀念刊》序>,《五編》卷五,沈雲(yun) 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cong) 刊續編》第4輯第34種,頁一九五五-一九五六。

注33：唐文治：<心毒解>，見唐文治著；虞萬(wan) 裏導讀；張靖偉(wei) 整理：《唐文治國學演講錄》，頁三七五。

注34：同注18。

注35：唐文治:《南洋大學演說稿》,《六編》卷一,沈雲(yun) 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cong) 刊續編》第4輯第34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二〇八五-二〇八六。

注36：唐文治:《與(yu) 李生頌韓書(shu) 》,《二編》卷四,頁七二三。

注37：唐文治:《讀經救國論序》,《二編》卷五,頁七九〇。

注38：唐文治：<《中學國文新讀本》序>，《二編》卷五，頁七九九。

注39：同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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