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張履祥到祝洤——清初朱子學在浙西的傳(chuan) 承及其特點

作者：張天傑

來源：《浙江社會(hui) 科學》2019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十六日戊午

          耶穌2019年3月22日

【作者簡介】

張天傑，杭州師範大學國學院、政治與(yu) 社會(hui) 學院副教授，主要從(cong) 事浙學、明清思想文化研究。

【摘要】

清代中前葉的浙西有一批傳(chuan) 承有序的朱子學者，以張履祥為(wei) 發端，呂留良為(wei) 助手，經過呂葆中、柯崇樸、嚴(yan) 鴻逵、車鼎豐(feng) 等呂氏門人的接續，直到張氏之私淑祝洤，為(wei) 拯救風俗人心起而“尊朱辟王”，將朱子學作為(wei) 道德踐履的思想資源。他們(men) 將朱子後學與(yu) 朱子本人的著述並重而分別加以刊刻或選編，在選編之時喜好使用朱子《近思錄》的學術詮釋範式，這些努力，對於(yu) 朱子學的重新詮釋與(yu) 廣泛傳(chuan) 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清代中前葉的浙西一帶，出現了一批傳(chuan) 承有序的朱子學者，他們(men) 為(wei) 了拯救風俗人心，起來“尊朱”而“辟王”，使得盛行已逾百年、弊端叢(cong) 生的陽明心學逐漸淡出士人的視野，朱子理學得以複興(xing) 。張履祥(1611—1674，字考夫，號念芝，學者稱楊園先生，浙江桐鄉(xiang) 人)作為(wei) “清儒中辟王學的第一個(ge) 人”[1]，成為(wei) “尊朱辟王”思潮發展的關(guan) 鍵人物。其影響可以歸納為(wei) 兩(liang) 條線索：其一，通過其友人呂留良(1629—1683，字用晦，號晚村，浙江石門人[2])轉而影響了陸隴其(1630—1692，字稼書(shu) ，諡清獻，浙江平湖人)等人，從(cong) 而促進了康熙朝朱子學在官方的推行；[3]其二，還是通過呂留良，以及呂留良的長子呂葆中(？—1707，初名公忠，字無黨(dang) )與(yu) 弟子柯崇樸(生卒不詳，字敬一，號寓匏，浙江嘉善人)、嚴(yan) 鴻逵(1653—1730，號寒村，浙江吳興(xing) 人)、車鼎豐(feng) (？—1733，字遇上，號雙亭，湖南邵陽人，寓居南京)，再到私淑張履祥的祝洤(1702—1759，字人齋，初名遊龍，字貽孫，浙江海寧人)等人，選編、刊行朱子學以及張履祥等朱子後學的著述，極大地推動了朱子學的重新詮釋，以及在民間的傳(chuan) 播。這第二條線索，學界尚未見關(guan) 注，然而其影響麵廣、影響時間長，還有將朱子後學與(yu) 朱子本人並重、《近思錄》範式之傳(chuan) 承，以及尊朱辟王為(wei) 標識等三大特點，因此很有必要對其加以作細致地考察，從(cong) 而可以更為(wei) 全麵地了解清代前期朱子學詮釋與(yu) 傳(chuan) 播的整體(ti) 麵貌。

一、張履祥與(yu) 呂留良之傳(chuan) 承朱子學

張履祥與(yu) 呂留良是重要的學術夥(huo) 伴，他們(men) 二人一唱一和，對於(yu) 朱子學在清初的傳(chuan) 播有著極大的推動作用。

呂留良是張履祥晚年最重要的友人，他們(men) 二人的正式交往是在康熙三年(1664年)。那年冬呂留良聘請張履祥到他家處館，被辭卻，第二年呂留良又一再托張履祥的好友朱韞斯傳(chuan) 遞聘請之意，又被張履祥辭卻。康熙六年(1667年)，呂留良就不別請塾師，虛席以待，於(yu) 是張履祥寫(xie) 信給呂留良，其中說：“竊意令子春秋方盛，正宜強學勵誌，以規無疆之業(ye) ，萬(wan) 不當以弟之故，久虛師席也。”[4]勸其不要因為(wei) 自己而耽誤子弟的讀書(shu) 。康熙八年(1669年)，張履祥才正式到呂留良家處館。蘇惇元(1801—1857)《楊園先生年譜》說：“館主人請自甲辰之冬，屢請屢辭，主人虛席待二年，今始就焉。”[5]從(cong) 呂留良聘請張履祥的一番盛情，可見對於(yu) 張履祥的敬重。這一敬重，在呂留良《與(yu) 張考夫書(shu) 》中也有表達，其中說：

今讀手劄所教，正學淵源，漆燈如炬，又自喜瓦聲葉響，上應黃鍾，誌趣益堅，已荷鞭策不小矣。昔聲始謂目中於(yu) 此事躬行實得，隻老兄一人，於(yu) 時已知向往。……平生言距陽明，卻正坐陽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軒岐醫治耳。……今承教未可恝然，度賢者於(yu) 去就之義(yi) ，審之必精，不敢強也，亦惟潔己以待將來而已。[6]

呂留良對張履祥的向往，受他的姐夫朱聲始的影響。朱洪彝(字聲始)與(yu) 張履祥一樣從(cong) 事程朱之學，非程朱之書(shu) 不讀，對呂留良從(cong) 事於(yu) 程朱之學有一定影響。呂留良為(wei) 了進一步醫治“陽明之病”並深入鑽研程朱之學，力請於(yu) 程朱之學有“躬行實得”的張履祥到家中處館。康熙八年(1669年)，張履祥開始在語水呂留良家處館，一邊教授呂留良的兒(er) 子與(yu) 侄兒(er) 等人；一邊與(yu) 呂留良相與(yu) 論學。康熙十年(1671年)何汝霖(1618—1689，字商隱，浙江海鹽人)因為(wei) 張履祥已經年老，故而與(yu) 呂留良商量：“宜以餘(yu) 年優(you) 遊書(shu) 籍，……請先生往來語水、半邏間，相與(yu) 講論，住留任便焉。”[7]接下來的四年，由何、呂兩(liang) 家供給家用，張履祥就在兩(liang) 家之間走動，其中大多時間還是在呂家講論理學。一直到康熙十三年(1674年)七月二十三日，張履祥逝世前幾天，他還在呂留良家，可見二人友誼之深篤，論學之投合。

張履祥與(yu) 呂留良二人交往之後，進行了許多與(yu) 朱子學相關(guan) 的學術活動，除了參與(yu) 何汝霖、王錫闡(1628—1682，字寅旭，號曉庵，江蘇吳江人)、吳蕃昌(1622—1656，字仲木，浙江海鹽人)等浙西一帶的朱子學者共同舉(ju) 行講會(hui) 活動之外，主要就是選編、刊行朱子學相關(guan) 的著述，具體(ti) 則有三個(ge) 方麵：其一，評《傳(chuan) 習(xi) 錄》；其二，刊刻《二程遺書(shu) 》、《朱子遺書(shu) 》等理學著述；其三，選編《朱子近思錄》、《四子近思錄》。

其一，呂留良與(yu) 何汝霖一起請張履祥評《傳(chuan) 習(xi) 錄》。康熙十一年秋，張履祥在呂留良家評《傳(chuan) 習(xi) 錄》，最初是由何汝霖提出，蘇惇元《楊園先生年譜》說：“先是館半邏時，何商隱請先生評之，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謝不敢任。今四月，商隱複請。……至是，館主人複請，先生謝不敏，三請，乃允。”[8]此處的“館主人”即指呂留良，經過呂留良的再三敦促，張履祥才開始評《傳(chuan) 習(xi) 錄》。張履祥遲遲不動筆，不是不敢，而是不願，他在與(yu) 呂留良信中說：

初夏，承商兄委批《傳(chuan) 習(xi) 錄》，此固商兄斯世斯民之心，切切於(yu) 出焚援溺，故不擇人而呼號以屬之。竊意人心胥溺之久，有未可以筆舌爭(zheng) 者。抑中間詖淫邪遁之病在在而是，本原已非，末流之失蓋有辨之不勝辨者，故亦未之舉(ju) 筆。[9]

最初張履祥不願動筆，主要就是因為(wei) 當時士人陷於(yu) 王學弊病的久而且多，即使以程朱之正學來重新評點《傳(chuan) 習(xi) 錄》，做一番筆舌之爭(zheng) 也恐怕難以有什麽(me) 成效，更何況其中弊病“辨不勝辨”。呂留良在回信中就評《傳(chuan) 習(xi) 錄》的意義(yi) 進行了闡明：

然今日有學識之君子，不就其所知見而折衷之，將來日更泯沒，又何所依傍哉？事關(guan) 學術人心，同誌商榷，不期行世，似非知小謀大，妄希表見者比。至於(yu) 徇外為(wei) 人，亦各求其誌之所在，義(yi) 之所歸，恐不得於(yu) 燔書(shu) 而廢烹飪之用也。惟先生所謂心力可惜，韶光無幾，當玩心於(yu) 先代遺經，則此義(yi) 更有大於(yu) 斯者，然則先生即以尊經實學指教後生，亦不可謂非其義(yi) 所出矣。[10]

張履祥接此信後，開始評《傳(chuan) 習(xi) 錄》。他因為(wei) 對王學的厭惡，此事進行也不順利，張履祥說：“此等文字，屏而絕之，不接耳目者二十餘(yu) 年。今不得已為(wei) 一展卷，每閱及一、二條，心緒輒複作惡，遂爾中止者數四。”[11]關(guan) 於(yu) 張履祥評《傳(chuan) 習(xi) 錄》的經過，陳梓(1683—1759)《張楊園先生小傳(chuan) 》有詳細的記載：

澉湖何商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傳(chuan) 習(xi) 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任也。既而館語水，主人複以請，先生複固辭。既乃慨然謂“東(dong) 南壇坫，西北幹戈，其亂(luan) 於(yu) 世，無所上下。東(dong) 林諸公，氣節偉(wei) 然，而學術未純。神州陸沉，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傳(chuan) 習(xi) 》。”於(yu) 是毅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為(wei) 炯鑒。蓋自此書(shu) 出，而《閑辟》、《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12]

張履祥深知《傳(chuan) 習(xi) 錄》關(guan) 係學術純正，辟王就必須從(cong) 《傳(chuan) 習(xi) 錄》開始。與(yu) 明代程曈(1480—1560)《閑辟錄》、陳建(1497—1567)《學蔀通辨》、羅欽順(1465—1547)《困知錄》這三部著名的“尊朱辟王”著作相比，陳梓認為(wei) 張履祥評《傳(chuan) 習(xi) 錄》辟王更精。可惜此書(shu) 後來遺失，僅(jin) 在《楊園先生年譜》中輯錄其《總評》和《評晚年定論》二篇。根據《楊園先生全集》附錄《未列年譜書(shu) 目》，其中有《王學辨》一種，小注說：“海昌範北溟鯤刻先生《全書(shu) 》，取《傳(chuan) 習(xi) 錄》評語匯為(wei) 一卷，題為(wei) 此名。”[13]至少應該有《王學辨》一卷當時曾有流行。

其二，張履祥勸勉呂留良刊刻程、朱遺書(shu) 。晚明以來，士人隻讀陸王之書(shu) 或袁黃《了凡四訓》等書(shu) ，程、朱之書(shu) 竟然難以尋覓。張履祥對此現象深表憂慮：

百餘(yu) 年來，承陽明氣習(xi) ，程、朱之書(shu) 不行於(yu) 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shu) ，士人挾冊(ce) ，便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複錮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為(wei) 主。雖使間讀程、朱，亦隻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誰複能虛心篤誌，求所為(wei) 窮理以致其知，踐履以敏其行者？此種習(xi) 尚不能丕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14]

或問：“程、朱之書(shu) ，何以今人讀之者少？”曰：“王守仁推倒於(yu) 前，袁黃掃除於(yu) 後，至於(yu) 今日，書(shu) 尚不易得見，何從(cong) 而讀？雖有其書(shu) ，父兄師長先有指摘批駁之言，充塞子弟之心，又安能篤信深求，而得其旨趣哉？”[15]

張履祥“尊朱辟王”，呂留良同樣有這樣的思想主張，所以張履祥勸呂留良刊刻程、朱遺書(shu) ，他很快就答應並在張履祥的指導之下實施起來。

《楊園先生年譜》提到：“先生館語水數年，勸友人、門人刻《二程遺書(shu) 》、《朱子遺書(shu) 》、《語類》及諸先儒書(shu) 數十種，且同商略。迄今能得見諸書(shu) 之全者，先生力也。”[16]據查呂留良所刻《朱子遺書(shu) 》有：《近思錄》《延平答問》《雜學辨》《中庸輯略》《論孟或問》《伊洛淵源錄》《謝上蔡語錄》等。其中他們(men) 最為(wei) 重視的是《近思錄》，張履祥就曾對門人姚璉說起：“呂先生所刻《遺書(shu) 》四種，最救時急務，有益學者。而《近思錄》，某謂治經之階梯，尤不可不熟複深造也。”[17]呂留良認為(wei) ：“救正之道，必從(cong) 朱子；求朱子之學必於(yu) 《近思錄》始。……凡朱子之書(shu) 有大醇而無小疵，當篤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鑿於(yu) 其間。”[18]呂留良所刊刻的《近思錄》有呂氏家塾讀本與(yu) 《朱子遺書(shu) 》本(即禦兒(er) 呂氏寶誥堂重刻白鹿洞原本)兩(liang) 種，前一種是清代最早刊刻的《近思錄》原文本，這兩(liang) 種後來成為(wei) 清代最流行、最重要的原文本。[19]

其三，《朱子近思錄》與(yu) 《四子近思錄》的選編。《朱子近思錄》的計劃首先也是由張履祥提出來的。這一想法對其弟子姚璉與(yu) 呂留良等都曾說過，姚璉記載：“某欲取《朱子文集》《語類》兩(liang) 書(shu) ，選定編輯，錄其最切要精粹者，為(wei) 《朱子近思錄》一編，自問精力日衰，不能及矣。有誌者，異日此意而敬成之可也。”[20]此處又附記說：“先生辛亥歲選《朱子文集》，至壬子七月，命璉鈔出選目。癸醜(chou) 歲選《朱子語類》，至甲寅夏畢，璉亦鈔出選目藏之。”從(cong) 康熙十一年(1671年)到康熙十三年，張履祥隻編輯出部分選目，沒有完成全書(shu) 就去世了。張履祥去世之後，呂留良還在繼續做《朱子近思錄》一書(shu) 的補編、輯錄工作，不過到他去世這項工作還沒有完成。

除選編《朱子近思錄》之外，張履祥另外還打算將明代曹端、薛瑄、吳與(yu) 弼、胡居仁四人的著作，也按照《近思錄》的體(ti) 例來加以選編而成為(wei) 《四子近思錄》，最後也隻完成薛瑄的《讀書(shu) 錄》、胡居仁的《居業(ye) 錄》二書(shu) 的選目，這些選目後來也沒有保存下來。[21]

二、呂留良門人之接續張、呂事業(ye)

張履祥發端、呂留良續補的《朱子近思錄》，到了呂留良的長子呂葆中那裏得到部分完成。此書(shu) 之書(shu) 名在張、呂二人生前未定，如姚璉稱《朱子近思錄》，呂葆中則稱《續錄》。後來呂葆中將張、呂二人從(cong) 《朱子語類》中選編的，與(yu) 《四書(shu) 》相關(guan) 的部分加以刊刻成書(shu) ，書(shu) 名改為(wei) 《四書(shu) 朱子語類摘鈔》，他在《序》中說：

昔者先君子與(yu) 楊園張先生欲續朱子《近思錄》，謂諸書(shu) 皆經朱子手定，唯《語類》一編出於(yu) 門人所記錄，其間或有初年未定之說，且條多繁複，雖同出一時之言，而記者之淺深工拙不無殊異，精別之為(wei) 難，遂相約采輯之功當自《語類》始。甲寅之春，先生坐南陽村莊，既卒業(ye) ，乃掩卷歎曰：“不知天假我年，得再看一過否？”然是歲而先生歿矣。癸亥之夏，先君子自知病勢日亟，皇皇然唯以《續錄》未成為(wei) 生平憾事，乃取張先生所定本，重加簡閱，易簀前數日，是書(shu) 猶在幾案，竟絕筆於(yu) 《論語·泰伯》之篇。然則《語類》一書(shu) ，為(wei) 先君子與(yu) 張先生未竟之緒，而實其平生誌念之所係焉者也。[22]

從(cong) 此序可知，張履祥與(yu) 呂留良之所以要選編此書(shu) ，是因為(wei) 《朱子語類》過於(yu) 繁複、采輯不精。張履祥生前已經大致完成選編，呂留良去世之前又加以重新修訂，以此處記載來看他的修改並不多。

呂葆中接續張、呂二人的事業(ye) ，除了完成《四書(shu) 朱子語類摘鈔》之外，還有整理並刊刻張、呂二人的著述，以及繼續刊刻朱子學相關(guan) 的著述。呂留良的《晚村先生文集》等著述大多是呂葆中整理刊刻，這些都不必細說，此處簡單說明一下呂葆中傳(chuan) 播張履祥著述的事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陸隴其偶然見到張履祥的《備忘錄》一冊(ce) ，認為(wei) “其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然後立即寫(xie) 信給呂葆中，其中就說：“惠教行略，喜尊公先生正學不墜，得箕裘而益振，……更有望者，張考夫先生遺書(shu) ，未有刊本。表章之責，非高明而誰哉？”[23]兩(liang) 年後，康熙二十八年三月，陸隴其與(yu) 呂葆中見麵，呂葆中就說起張履祥還有《家訓》一書(shu) ，並且還說：“考夫為(wei) 人，以謙讓為(wei) 主，於(yu) 老生多推以為(wei) 勝己，於(yu) 後生多方鼓舞。”[24]這應該是對陸隴其關(guan) 心張履祥遺書(shu) 的反應，而他當時能夠讀到張履祥的《備忘錄》等書(shu) 也與(yu) 呂葆中有關(guan) ，所以他希望呂家繼續刊刻張履祥的遺書(shu) 。

呂葆中在呂留良生前就是呂家天蓋樓刻書(shu) 事業(ye) 的主要經營者，呂留良去世之後，仍然在經營天蓋樓的事業(ye) ，他繼續刊刻朱子學的著述，主要就是參考張、呂二人生前所製訂的規劃，此處僅(jin) 重點提一下《近思續錄》。南宋蔡模(1188—1246，字仲覺，學者稱覺軒先生，蔡沈之長子)編輯的《近思續錄》是朱子後學依據《近思錄》的體(ti) 例，將朱子的著述加以選編的早期《近思錄》續編本之一。蔡模《近思續錄》原本今已失傳(chuan) ，目前在國內(nei) 能見到最早的《近思續錄》刻本，就是天蓋樓刻本。此書(shu) 卷首有清康熙二十八年呂留良的弟子柯崇樸所作《近思續錄序》，其中說：

朱子生平諸經之傳(chuan) 注，交友之書(shu) 疏，同堂之講論，至精至詳，惜後世更無有如朱子者起而述之。故其廣大閎博者，猶散漫無統，惟忠憲高景逸先生集為(wei) 《朱子節要》，然其明或未足及之，故我師呂晚村先生謀更為(wei) 纂輯，會(hui) 疾革不就。嗚呼，豈天之無意斯文耶？何後起者之不得與(yu) 於(yu) 斯文也!猶幸是編尚存，崇樸獲購而讀之。[25]

當時流傳(chuan) 較廣的朱子《近思錄》續編本為(wei) 高攀龍(1562—1626，號梁溪，江蘇無錫人)《朱子節要》，然其體(ti) 量較小，所以呂留良打算重新纂輯。這個(ge) 工作尚未完成，柯崇樸發現了蔡模的續編本，於(yu) 是重新校訂之後由呂葆中經營的天蓋樓書(shu) 局將其刊刻。此書(shu) 刊刻之後，在當時流傳(chuan) 甚廣。

嚴(yan) 鴻逵是呂留良最為(wei) 著名的弟子。嚴(yan) 鴻逵編撰《朱子文語纂編》，與(yu) 張履祥、呂留良一樣，從(cong) 朱子《文集》《語類》之中選擇語錄，並按照《近思錄》體(ti) 例編輯為(wei) 十四卷：道體(ti) 、總論為(wei) 學、致和、存養(yang) 省察、克治力行、齊家、出處、治體(ti) 、治法、臨(lin) 政處、教人之法、警戒、辨異端、總論聖賢及古今人物。由呂留良的另一弟子車鼎豐(feng) 於(yu) 康熙五十九年刊刻於(yu) 南京。後來因為(wei) 呂留良文字獄案，所以《欽定續通誌》卷一百六十、《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三僅(jin) 著錄“《朱子文語纂編》十四卷”而不著編輯者名氏；《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九十五子部儒家存目之中也說：“前後亦無序、跋。蓋草創未完之本也。”[26]

現存康熙五十九年刊本的卷首，刻有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嚴(yan) 鴻逵的序文，其中說：

昔先師呂子嚐病蔡覺軒《近思續錄》，失之太簡，至如《學的》、《節要》等書(shu) ，非編類雜集而少當，則采擇略而不精。因欲除凡朱子所已成書(shu) 外，約取《文集》、《語類》二書(shu) 為(wei) 《朱子近思錄》。書(shu) 未成而遂歿，學者至今以為(wei) 恨。鴻逵不敏，讀朱子書(shu) 患弗能記，自歲甲申始合二書(shu) ，掇其精要纂錄成帙。凡以自備遺忘，為(wei) 朝夕觀覽之便而已。[27]

嚴(yan) 鴻逵的說法，比柯崇樸更為(wei) 詳盡，提到了呂留良不滿意蔡模的《近思續錄》，認為(wei) “太簡”，還有丘濬(1421—1495)《朱子學的》、高攀龍《朱子節要》兩(liang) 書(shu) 也是“略而不精”。他還說了呂留良原本計劃選取朱子《文集》、《語類》二書(shu) 而編成《朱子近思錄》，書(shu) 未編成就去世，其實此計劃發端於(yu) 張履祥。不過由此可見，張履祥與(yu) 呂留良未完成的《近思錄》續編之遺恨，在呂門弟子之中影響甚大。嚴(yan) 鴻逵選編《朱子文語纂編》的目的也是為(wei) 了接續張、呂二人的事業(ye) 。序文接著說：

稿凡數易，閱十年，癸巳之秋甫就稿。楚邵車遇上自金陵來見之，便攜歸謄寫(xie) ，且約將付諸梓。鴻逵竊惟朱子之書(shu) 廣大精深，豈末學小生之所能窺顧？此編纂集之時，恐微言或有遺漏，故前後參互，不厭詳複。蓋所謂宗朝之美，百官之富，庶幾於(yu) 此盡在。世有默契道要，由博反簽約者，則《近思》之續，故將可以不外是而他求矣。因更與(yu) 遇上反複商訂而出之，願與(yu) 世之善讀朱子書(shu) 者共質焉。

嚴(yan) 鴻逵康熙五十二年編就之後，就與(yu) 呂留良的另一弟子車鼎豐(feng) “反複商訂”，到了康熙五十九年才正式刊刻。車鼎豐(feng) 於(yu) 康熙五十七年秋為(wei) 此書(shu) 所寫(xie) 的序，其中說：

自有明中葉以述，俗學束陳閣不觀，良知家橫肆譏詆陵夷，至於(yu) 末季，而紫陽流傳(chuan) 版本亦俱漸就磨滅滅，晦盲否塞莫此為(wei) 甚。晚村呂子出，痛聖學之將滅，憫人心之陷溺，購刊遺書(shu) ，廣播宇內(nei) 。於(yu) 時文評語中輒為(wei) 之厘正是非，大聲疾呼以震醒聾聵，而朱子之學始較然複明於(yu) 世。晚將輯《朱子近思錄》以便學者朝夕誦覽，齎誌未遂。而其門人寒村先生起而承之，反複於(yu) 兩(liang) 書(shu) 者，蓋十有餘(yu) 年而編始成。不以餘(yu) 為(wei) 不肖，俯就商訂，而餘(yu) 亦因得與(yu) 聞決(jue) 擇之富旨。雖其取舍次第不知於(yu) 呂子何如，在寒村亦並不敢襲“近思”之名、謂能成呂子之誌。而要其於(yu) 朱子所謂求端用力，處己治人，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亦庶幾塗徑井然，可以得其門而入，而不為(wei) 他岐所惑矣。[28]

車鼎豐(feng) 指出晚明以來王陽明良知之學傳(chuan) 布太廣，朱子之書(shu) 少見流行，呂留良刊刻了大量程朱之書(shu) ，又以朱子之學來進行時文評點。從(cong) 文化傳(chuan) 播而言，確實呂留良天蓋樓刻書(shu) 事業(ye) 對於(yu) 朱子學的傳(chuan) 播起到很大的作用。呂留良選輯《朱子近思錄》未能完成，門人嚴(yan) 鴻逵接續老師的事業(ye) ，經曆十多年才得以編成。車鼎豐(feng) 參與(yu) 此書(shu) 的修訂工作，對於(yu) 其中語錄的取舍決(jue) 擇也當多有討論。書(shu) 完成之後二人還是感覺並不滿意，所以不敢用張、呂二人所定的《朱子近思錄》的名字，也不敢認為(wei) 已經實現了老師的遺誌，故改名《朱子文語纂編》，希望此書(shu) 對於(yu) 後來的朱子學者能夠有所助益，幫助他們(men) 從(cong) 此而入朱子之門。

不過此書(shu) 編成之時，就有過於(yu) 繁複的嫌疑，後來祝洤也說：“《文語纂編》一書(shu) 差為(wei) 醇備而失之繁。”[29]對此車鼎豐(feng) 的《序》中曾有過一番說明，其中說：

顧或猶有執《近思錄》條數之無多，而病是編為(wei) 太繁複者，不知朱子之書(shu) 之流傳(chuan) 較之周、張、二程本不啻數倍，又況其辨析毫芒，樂(le) 誨不倦，精微廣大，實超出四子之上而集四子之大成，讀其書(shu) 者雖若浩無津涯，而逐辭條味之，無不根極理要，穩愜人心，協乎無過不及之中，而切於(yu) 日用事物之實。蓋其單詞片語，皆如布帛菽粟之難以一日缺焉!寒村之為(wei) 是編也，方懼多所遺漏，而世顧且病其太本繁，尚安望其熟複潛玩於(yu) 《文集》、《語類》之大全耶？此適足以見其信好之不篤，而朱子之書(shu) 之懸日月而豁群蒙者，固不可以繁簡論也。[30]

車鼎豐(feng) 認為(wei) 朱子之書(shu) 本身數量頗多，但是“辨析毫芒，樂(le) 誨人不倦，精微廣大”，遠遠超過了周、張、二程而集大成。所以，即使讀之感覺“浩無津涯”，隻要逐條去鑽研就會(hui) 感覺“根極理要，穩愜人心”，朱子之書(shu) 如同衣食一般是一日都不可少的。這麽(me) 說來，嚴(yan) 鴻逵所編的《朱子文語纂編》雖已繁複還唯恐遺漏，沒有決(jue) 心讀完此編的學者，很難說會(hui) 對朱子本人的《文集》、《語類》有興(xing) 趣，所以關(guan) 鍵不在於(yu) 繁簡而在於(yu) 研讀之決(jue) 心。

三、祝洤之私淑張履祥以及對朱子學之傳(chuan) 承

祝洤生而未滿周歲就成為(wei) 孤兒(er) ，四歲時，其母吳孺人教他識字，首舉(ju) “人”字，並說“人與(yu) 天地並列，謂之三才，汝當知所以盡為(wei) 人之道。”[31]他聽了之後暗暗記下，長大之後就自號人齋，以表示不忘母訓。這些情形與(yu) 張履祥十分相像，祝洤從(cong) 小就勵誌於(yu) 學，《六經》《四子》之外，嗜好於(yu) 理學諸書(shu) ，後來讀到張履祥之書(shu) ，心有戚戚焉，於(yu) 是私淑之。祝洤存留的詩文不多，他的《日新書(shu) 屋稿》卷一為(wei) 詩集，其中就有兩(liang) 首表達了對張履祥的私淑之情，詩集第一首就是《讀楊園張子遺書(shu) 》：

鄒魯開萬(wan) 古，千載一考亭。微言紹絕學，鴻業(ye) 托遺經。人心好奇異，坦道生荊榛。姚江揚洪波，流毒莽無垠。於(yu) 維楊園子，好古識其真。岩岩想泰嶽，浩浩觀滄溟。私淑邈難逮，盛德詎終湮。撫卷再三讀，慨然念斯人。[32]

祝洤與(yu) 張履祥一樣，對朱子學十分推崇，而對陽明學流弊滋生多有批評。祝洤私淑張履祥，也就是因為(wei) 他能夠承繼於(yu) 朱子“好古”而能“識真”。祝洤另有《楊園張子遺書(shu) 甚博既錄其全為(wei) 刪訂以示學者》，大概是將張履祥的遺書(shu) 刪訂為(wei) 《淑艾錄》之後的感慨：

異代仰師表，吾生足楷模。德言傳(chuan) 至味，教思在遺書(shu) 。有斐方圭璧，無才竭步趨。斯文應未喪(sang) ，下學是真儒。[33]

祝洤將張履祥晚年的著述《備忘錄》，依照《近思錄》的體(ti) 例選編為(wei) 十四卷：道體(ti) 、為(wei) 學大要、致知、存養(yang) 、克己、家道、出處義(yi) 利、治體(ti) 、治法、政事、教學、警戒、辨異端、觀聖賢。《淑艾錄》卷首有祝洤乾隆九年(1744年)所寫(xie) 的序，其中說：

楊園先生，生於(yu) 有明之季，慨然以斯道為(wei) 己任。其所為(wei) 學，一循孔門博文約禮、敬直義(yi) 方之則，大要以為(wei) 仁為(wei) 本，以修己為(wei) 務，而以《中庸》為(wei) 歸。為(wei) 能有以正後儒偏詖之趨，而續古聖微茫之緒。百年以來，其道漸著，流風餘(yu) 韻，被及四方。雖以洤之固陋，尤得與(yu) 聞而思奮也。蓋嚐讀其遺書(shu) ，昌言貞教，與(yu) 子朱子先後一揆。讀之愈久而味愈深長。其《備忘錄》四卷，為(wei) 先生晚年劄記，充實之積，發為(wei) 輝光。其切於(yu) 日用，補於(yu) 挽近，不啻粟帛之療饑寒，鍾鏞之警聾聵焉!洤反複有年，弗能自已。既訂其全書(shu) ，乃秉朱子《近思錄》義(yi) 例，采輯精要以為(wei) 此編，名曰“淑艾”，誌私願也。若夫先生聖德所至，回狂瀾，砥中流，身困道亨，確乎不拔，實兼統乎河東(dong) 餘(yu) 幹諸君子，而為(wei) 朱子以後五百年來聞知之一人。非洤之私言敢雲(yun) 爾也。讀其書(shu) 當有以見其概者。[34]

祝洤對張履祥評價(jia) 特別之高，稱其書(shu) “昌言貞教，與(yu) 子朱子先後一揆”，又稱其人“朱子以後五百年來聞知之一人”，祝洤的這種讚揚後來被推崇張履祥的學者多次引用，張履祥為(wei) “朱子後一人”的說法就出自此處，[35]對於(yu) 張履祥在同治年間成為(wei) 從(cong) 祀孔廟的聖賢當有影響。他對張履祥的肯定有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肯定其個(ge) 人的道德踐履之篤實，能遵循“孔門博文閱曆、敬直義(yi) 方之則”等等；一是肯定其尊朱辟王之功，“正後儒偏詖之趨，而續古聖微茫之緒”，成為(wei) 朱子學傳(chuan) 承的關(guan) 鍵人物。因此，祝洤才認為(wei) 編訂張履祥的遺書(shu) 非常有價(jia) 值，他參與(yu) 了張履祥的全書(shu) 的修訂工作，又完成了《淑艾錄》的選編。祝洤甚至認為(wei) 張履祥的言論比朱子更為(wei) “痛切”，他在《下學編序》中說：“今去朱子又五百餘(yu) 年，楊園先生危言苦口，視朱子尤多痛切，殆亦有不得已者乎!餘(yu) 之為(wei) 《淑艾錄》，既誌向往亦欲俟論定於(yu) 後世雲(yun) 。”[36]因為(wei) 張履祥曾經明清鼎革之亂(luan) ，踐履更為(wei) 篤實，以“痛切”二字來評價(jia) 其語錄的特點當不為(wei) 過，張履祥不事著述，所發言論都是“不得已者”，與(yu) 一般儒者大不相同，祝洤精心編撰《淑艾錄》，也是真切感受到作為(wei) 清初朱子後學代表人物的張履祥其著述之特殊價(jia) 值所在。

《淑艾錄》之後還有祝洤的同窗葉赫養(yang) 善所作跋文，其中說：“甲子秋，人齋複纂楊園之蘊為(wei) 《淑艾錄》。餘(yu) 反複讀之，益有見夫楊園之學，精微廣大，體(ti) 實用宏。所謂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者，誠不虛也。是書(shu) 也，吾願與(yu) 天下共讀之。”[37]葉赫養(yang) 善對祝洤選編此書(shu) 的價(jia) 值非常肯定，認為(wei) “精微廣大，體(ti) 實用宏”，把握了張履祥學術的精華。書(shu) 後還有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沈楙德(1787—1853)的跋文，其中說：“張楊園先生精於(yu) 理學，深得紫陽之奧。……後學之士未見楊園全書(shu) ，得此錄讀之，可以盡窺其蘊而於(yu) 學術不致混淆，其有補於(yu) 世道人心，豈淺鮮哉!”[38]對於(yu) 《淑艾錄》傳(chuan) 承朱子學的意義(yi) 十分肯定，同時也指出此書(shu) 的價(jia) 值就是避免學者混淆於(yu) 諸如陽明心學等等。

祝洤編撰《淑艾錄》，期望學者能夠通過此書(shu) 進而讀張履祥本人之書(shu) ，同時也期望學者能夠通過張履祥進而讀朱子之書(shu) ，因為(wei) 張履祥的學術篤實、正大，為(wei) 接引至朱子正學的良途。祝洤在將張履祥的《備忘錄》選編為(wei) 《近思錄》之續書(shu) 的同時，也將朱子《文集》《語錄》選編為(wei) 《近思錄》之續書(shu) ，這就是《下學編》十四卷。與(yu) 柯崇樸、嚴(yan) 鴻逵一樣，他對蔡模的《近思續錄》等書(shu) 很不滿意，祝洤在乾隆十六年寫(xie) 的《下學編引》，其中有對其他《近思錄》續編本的評價(jia) ：

自覺軒蔡氏纂子朱子精義(yi) 為(wei) 《近思續錄》，五百年來嗣而之輯者日已眾(zhong) ，朱子之道日尊，而朱子之教益晦。《文語纂編》一書(shu) 差為(wei) 醇備，而失之繁。梁溪《節要》簡略矣，又多偏主之弊。其他迂疏滅裂，失其本來者什七八焉。(39)[39]

祝洤認為(wei) 蔡模續編《近思續錄》之後五百年來也多有另外的續編，但都離朱子之教太遠。嚴(yan) 鴻逵選編的《文語纂編》他評價(jia) 較高，雖醇、備但“失之繁”，至於(yu) 高攀龍的《朱子節要》則相反，過於(yu) 簡略，又偏主於(yu) 某一方向，所以祝洤要重新選編一冊(ce) 。至於(yu) 選編所應持有的態度，祝洤在此文中曾說：

嗟乎，古人之有傳(chuan) 述非苟焉已也!夫其好學深思，追往哲之精神，而與(yu) 為(wei) 默契，體(ti) 諸身心，驗諸日用，必有所不能已。於(yu) 天下後世之故，以隱相待者，而後沉觀博取，會(hui) 而通之，以折其衷。昔朱、呂作《近思錄》，旬日而畢，觀其本末具舉(ju) ，顯微無間。此蓋本於(yu) 生平講習(xi) 之甚精，而操存踐履之已熟，豈徒一時玩索探討之力所能擷而取諸？後之人識力所至，未及撤斯道之藩籬，而遽欲窺室家之好而稱量之，為(wei) 己乎？為(wei) 人乎？亦終無與(yu) 而已矣。餘(yu) 讀朱子文集，甚美且富，既浩博無涯埃，而諸家所錄往往限於(yu) 一隅，蔽虧(kui) 膠固，罔識其可。夫以古大賢躬行心得之所存，為(wei) 百世而下篤誌求道之士所賴藉，而竟莫為(wei) 之提其要而識其歸，見仁謂仁，見知謂知，混淆乖隔，餘(yu) 滋懼矣。

在選編之前，要做到真切理解，為(wei) 先儒選編語錄先要追思其精神，與(yu) 之默契，並且體(ti) 驗於(yu) 身心、日用。在選編之時，要從(cong) 有益於(yu) 天下後世著眼，泛觀博覽而後選擇，所選擇的語錄又當能夠會(hui) 通、折衷，不能自相矛盾。祝洤的這兩(liang) 個(ge) 原則應該說是非常精良的。他又從(cong) 朱子與(yu) 呂祖謙二人當年選編《近思錄》的實例來說明他的原則，朱、呂二人當年能夠成功選編的關(guan) 鍵就是生平講習(xi) 與(yu) 操存踐履做到精、熟的緣故。後人見識與(yu) 踐履都不足，盲目去做選編自然很難做好，大多都局限於(yu) 某一方麵，所謂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實際則是將朱子之學搞得混淆、乖違、間隔了。祝洤接著就講了對自己的選編的看法：

爰匯其全書(shu) ，掇取精到切近之言，為(wei) 初學者樹之鵠。凡六百九十二條。楊園張先生曰：“三代而下，群言淆亂(luan) ，折衷於(yu) 朱子而可矣。”是編之輯，猶此誌也。遵《近思》之例，而以《下學》名，師其意不敢同其辭也。洤識淺力薄，茲(zi) 所抄撮其能無差謬，惟是因其本然求其當然，內(nei) 不敢執己，外不敢徇人，以期無失乎當日立言之旨，則自誤誤人，庶幾其或寡也。誌學之士誠使篤信力行，而不致徙倚於(yu) 岐途，徘徊於(yu) 方軌。庶乎朱子之學可得其門而入，即《大學》之明德新民，《中庸》之擇善固執，由是而之焉，無異程矣。豈能廢準繩、舍規矩，而別有所謂徑捷要妙之術，可以量平直而測方圓者哉!

祝洤認真研讀《朱子全書(shu) 》，而且精選出692條，不似嚴(yan) 鴻逵那麽(me) 繁複。但與(yu) 嚴(yan) 鴻逵一樣，他也不敢與(yu) 其他《近思錄》續編本一樣名之“近思”，不敢與(yu) 朱子比肩。“下學”之名，是希望學者能夠“篤信力行”，從(cong) 此而入門。祝洤選編此書(shu) 也是為(wei) 了遵循張履祥的教誨，張履祥曾說：

朱子於(yu) 天下古今事理，無不精究而詳說之。三代以下，群言淆亂(luan) ，折衷於(yu) 朱子可矣。今之學者，動好指摘朱子，此是何等心術？[40]

張履祥認為(wei) “三代以上，折衷於(yu) 孔子”，三代以下則“折衷於(yu) 朱子”，因為(wei) 朱子真正做到了集大成，對於(yu) 天下古今的事理都已經精究、詳說，所以後來之學者不必多去著述或發明新說，至於(yu) 指摘朱子則更是心術不正，這是針對王學而言的。祝洤非常讚賞張履祥的這些觀點，所以他本人幾無著述，一心編選先儒遺著與(yu) 道德踐履。

再看祝洤《下學編》，其編撰過程則是非常嚴(yan) 謹的，其體(ti) 例也有自己的獨特之處，特別是對朱子的原文作了一定的刪改。他在乾隆二十一年所寫(xie) 的序中說：

是編始於(yu) 戊辰，定於(yu) 辛未，年來時複尋繹，恐學者不得其中曲折，重為(wei) 增補。視原本加三之焉。……下學功夫所宜周詳透徹，而不可務求簡約也。朱子之書(shu) 本諸躬行心得，而發見於(yu) 文辭隱顯、精粗無間也。誌於(yu) 道者，豈宜有所別異自為(wei) 迫狹？今欲取資初學，分目類纂，即不能無刪節焉。若門人所記繁複雜亂(luan) ，全非古法。近日習(xi) 為(wei) 謹願概置勿議，以雲(yun) 傳(chuan) 述非其理也。是編間有改易，非敢妄作，期無悖當日立言大指而已。顧茲(zi) 淺陋未能自信，謹附原本以便考校，惟有道之士匡其不逮而更正之。

祝洤選編《下學編》曆經五年多，“時複尋繹”、“重為(wei) 增補”，他認為(wei) 下學功夫，還是要周詳透徹為(wei) 好，但是因為(wei) 朱子本來的文辭“精粗無間”，而門人的記載“繁複雜亂(luan) ”，所以祝洤的選編既有“刪節”，又有“改易”，選編者的個(ge) 人色彩頗為(wei) 濃重，這是《下學編》與(yu) 其他《近思錄》續本的不同所在。不過，祝洤在體(ti) 現個(ge) 人色彩的同時，也附上了原本，既因為(wei) 他“未能自信”，也為(wei) 了方便學者“考校”，這個(ge) 做法還是比較嚴(yan) 謹規範的。關(guan) 於(yu) 此刪改，《四庫全書(shu) 總目》“子部儒家類存目”當中說：

其去取頗具苦心，然多竄易其原文。雖所改之處皆注其下，曰原作某句，然先儒之書(shu) ，意有所契，簡擇取之可也；意所不合，附論是非，破除門戶，無所曲阿亦可也。學未必能出其上，而遽改古書(shu) ，其意雖善，其事則不可訓矣。[41]

顯然四庫館臣並不認同祝洤的刪改，認為(wei) 這種“竄易”雖然“頗具苦心”，也有注明，但是這樣做就有違先儒本意，所以這種做法不可取。可取的做法則是在選擇先儒語錄的時候有取有舍，或在先儒語錄之下加以附論，直接去刪改古書(shu) ，確實不利於(yu) 古書(shu) 之傳(chuan) 播。

祝洤完成《下學編》之後，也曾賦詩一首：

尼山始刪述，鄒孟托微權。雄辨閑聖道，赤日麗(li) 中天。斯文一以喪(sang) ，古訓徒簡編。運會(hui) 有往複，昏蒙得昭宣。濂溪既挺生，程張亦聯翩。顯顯考亭翁，百世明薪傳(chuan) 。[42]

此詩主要就是讚揚周、張、二程之後，還有朱子薪火相傳(chuan) 之功，才使得孔孟之聖道得以“昭宣”。《下學編》的卷首也有祝洤的好友葉赫養(yang) 善的序跋，其中說：“在戊辰之歲，嚐以授經與(yu) 吾友祝子人齋相晨夕，因得讀其所纂《下學編》者。當是時，餘(yu) 誠見其可為(wei) 後學津梁也，謀欲付梓，而人齋執未可。數年以來，攜之行篋，時一披誦，愈知朱子之文章一本於(yu) 躬行心得之實而不可誣也。去年冬，人齋來粵，乃出此本見貽，餘(yu) 反複絀繹，益有以見夫朱子之學廣大精微，無所不盡，而教人之道至完且密也。”[43]從(cong) 此可知，祝洤選編此書(shu) 之嚴(yan) 謹態度，以及其目的本是為(wei) 了自己與(yu) 友人踐履工夫之參考，而不是為(wei) 了著述傳(chuan) 世或商業(ye) 企圖。

結語

從(cong) 張履祥、呂留良到呂氏門人，再到張氏的私淑祝洤，這些生活在清代中前期的浙西朱子學者，他們(men) 的學術是一脈相承，而且在如何詮釋朱子學、發展朱子學上有諸多共同特點。

其一，朱子後學與(yu) 朱子本人並重。張履祥、呂留良以及他們(men) 的弟子、私淑，都特別在意學術的傳(chuan) 承，他們(men) 對朱子本人的著述加以特別之推崇並重新詮釋的同時，也對朱子後學的著述特別重視。比如張履祥，在傳(chuan) 承朱子之時有兩(liang) 大計劃，其一是將朱子的文集、語錄選編為(wei) 《朱子近思錄》；其二則是將曹端、薛瑄、吳與(yu) 弼、胡居仁的著述選編為(wei) 《四子近思錄》，這四位明代朱子學者其實在陽明學風行的時代很少有學者關(guan) 注，與(yu) 張履祥有類似想法的學者也很少。再看祝洤，他首先是讀朱子之書(shu) ，但直接讀朱子並未真正入門，通過本朝的先儒張履祥的著述的研習(xi) ，才逐漸得以入門，他先將張履祥的著述選編為(wei) 《淑艾錄》，再將朱子的著述選編為(wei) 《下學編》。無論張履祥還是祝洤，都認為(wei) “三代以下，折衷於(yu) 朱子”，也都認為(wei) 將離開自己年代較近的朱子後學可以作為(wei) 接近朱子的“階梯”，而且此“階梯”也有其特殊的時代價(jia) 值。而且，他們(men) 並不是希望選編本代替原著，選編本隻是進入原著的“階梯”而已。當年朱子選編《近思錄》，為(wei) 的是作為(wei) 《四書(shu) 》之“階梯”，張履祥等人也就是承繼了朱子的這個(ge) 用意。

其二，《近思錄》詮釋範式之傳(chuan) 承。朱子一生，創造了許多學術範式，比如《伊洛淵源錄》草創了“學案體(ti) ”、《通鑒綱目》改進了“綱目”體(ti) ，《近思錄》與(yu) 《名臣言行錄》也可以說各創一體(ti) ，都有曆代後來者承繼、續編。《近思錄》的續編本尤其多，張履祥、呂留良以及呂留良的門人、張履祥的私淑也都喜好《近思錄》體(ti) 例，他們(men) 首先想到的就是將朱子的文集與(yu) 語錄以此體(ti) 例好好選編，其次才是朱子後學著述的選編，而且他們(men) 前一代未完成或做得不夠到位，後一代就自覺接續，到了祝洤那裏可以說是做到了最為(wei) 精良，將朱子所創《近思錄》範式的妙處發揮得淋漓盡致。

其三，也是最為(wei) 重要的一點，就是以尊朱辟王為(wei) 標識。張履祥是清初“尊朱辟王”的代表人物，他的經典詮釋方向非常明確。撰有上文提及的《評傳(chuan) 習(xi) 錄》，他對王學的批判，筆者另有文章討論。[44]此處僅(jin) 舉(ju) 一條，可見其學理深度：

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yan) ，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le) 朱子，於(yu) 近代人物，尊陳、王而詘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le) 放曠而畏謹嚴(yan) ；亦百餘(yu) 年來，承陽明氣習(xi) ，程、朱之書(shu) 不行於(yu) 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shu) ，士人挾冊(ce) ，便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複錮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為(wei) 主。雖使間讀程、朱，亦隻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誰複能虛心篤誌，求所為(wei) 窮理以致其知，踐履以敏其行者？此中習(xi) 尚不能丕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45]

張履祥非常細致地梳理了宋明理學的發展曆程，認為(wei) 理學一係是從(cong) 朱熹的精微到薛瑄、胡居仁的謹嚴(yan) ；心學一係則是陸九淵(象山)的簡率到陳獻章、王陽明的放曠。發展到了明代中晚期，因為(wei) “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le) 放曠而畏謹嚴(yan) ”，就造成程、朱之書(shu) 不行而王、陸之書(shu) 流行。張履祥、呂留良等人致力於(yu) 刊行程朱遺書(shu) ，其目的也就在於(yu) “尊朱辟王”。另外，張履祥特別指出朱子的《雜學辨》一書(shu) 當先看，他說：“朱子集第六十七卷《雜學辨》學者不可不先看。於(yu) 此見得分明，辨別個(ge) 綱領界分，便能不為(wei) 詖淫邪遁所惑。”[46]張履祥“尊朱辟王”的思想為(wei) 呂留良所接受，此處不多討論，重點分析一下已處清代中葉的祝洤的“辟王”持論之嚴(yan) 苛。在《淑艾錄》之最後，有祝洤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所作的後序，其中主要表達了對陸王一係學說的批判。其中說：

道一也。朱子言道不外人倫(lun) 事物，而象山每曰卓爾，曰一貫。學亦一也。朱子言學在乎居敬窮理，而象山則曰主靜，曰即心即理。……夫居敬窮理，即言乎格致誠正之實。而卓爾、一貫，初不越信言謹行之常。學者但從(cong) 事於(yu) 常且實者，以致其力，即靜悟良知，其謬悠可立見耳。……楊園先生謂：“初學功夫，辨惑為(wei) 首。”又謂：“讀朱子書(shu) ，《雜學辨》不可不先看，於(yu) 此見得分明，辨別得個(ge) 綱領界分，庶不至為(wei) 詖淫邪遁所惑。”嗚呼，先生之吃緊為(wei) 人亦已至矣!學道者宜三複斯言。[47]

此文結尾處引了張履祥兩(liang) 條語錄，認為(wei) 這正是其“吃緊為(wei) 人”之處，並說後之學者“宜三複斯言”，祝洤對張履祥學術的精神有著非常好的領會(hui) 。朱、陸都認為(wei) 道一、學一，但是他們(men) 的途徑不同，朱子重人倫(lun) 事物、居敬窮理，象陸九淵以及後來的王陽明則卓爾、一貫、主靜、心即理，一個(ge) 實一個(ge) 虛，祝洤傳(chuan) 承了張履祥的思想而辨析得更為(wei) 分明。

《四庫全書(shu) 總目》認為(wei) 《淑艾錄》本身“持論頗為(wei) 純正。”但是“其《後序》，則門戶之見，尚堅持而不化。必欲滅盡陸王一派而後已，如不共戴天之仇，是未免於(yu) 已甚矣!”[48]應該說四庫館臣的話，正好說出了從(cong) 張履祥到祝洤這一係的朱子學者詮釋經典的時候有“尊朱辟王”的鮮明標識。

注釋

1、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頁。

2、今屬浙江桐鄉(xiang) 。呂留良出生時，石門縣還叫崇德縣，清康熙元年(1662年)改崇德縣為(wei) 石門縣，崇德一帶還有地名語水、語溪等，呂留良在石門縣南陽村講習(xi) 理學的地方叫作東(dong) 莊。清代後期為(wei) 避免文字獄，傳(chuan) 抄、刊刻張履祥、陸隴其等人著作，提到呂留良之處不敢用姓名字號，而用“石門”、“語水”或“東(dong) 莊”。

3、詳見張天傑、肖永明《從(cong) 張履祥、呂留良到陸隴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一條主線》，《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2期。

4、張履祥：《與(yu) 呂用晦一》，載《楊園先生全集》，中華書(shu) 局2002年版，第194頁。

5、蘇惇元：《張楊園先生年譜》，《楊園先生全集》附錄，第1511、1512、1513、1525、1512、1515~1516頁。

6、呂留良：《與(yu) 張考夫書(shu) 》，載《呂留良全集》，中華書(shu) 局2015年版，第2、1頁。

7、張履祥：《與(yu) 呂用晦六》，載《楊園先生全集》，第199頁。

8、呂留良：《複張考夫》，載《呂留良全集》，第5頁。

9、張履祥：《答張佩蔥十九》，載《楊園先生全集》，第318頁。

10、見卞僧慧：《呂留良年譜長編》，中華書(shu) 局2003年版，第227頁。

11、張履祥：《備忘三》，載《楊園先生全集》，第1143頁。

12、張履祥：《願學記三》，載《楊園先生全集》，第781頁。

13、張履祥：《訓門人語三》，載《楊園先生全集》，第1473、1484頁。

14、程水龍：《理學在浙江的傳(chuan) 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頁。

15、呂葆中：《四書(shu) 朱子語類摘鈔序》，載卞僧慧《呂留良年譜長編》，第343~344頁。

16、吳光酉、郭麟、周梁：《陸隴其年譜》，中華書(shu) 局1993年版，第151、165頁。

17柯崇樸：《近思續錄序》，載蔡模《近思續錄》卷首，康熙二十八年天蓋樓刻本，嘉興(xing) 圖書(shu) 館藏。

18、《四庫全書(shu) 總目》，中華書(shu) 局1965年版，第805、833頁。

19、嚴(yan) 鴻逵：《朱子文語纂編序》，載《朱子文語纂編》卷首，康熙五十九年刊本，清華大學圖書(shu) 館藏，第2頁。

20、車鼎豐(feng) ：《朱子文語纂編序》，載《朱子文語纂編》卷首，第2~3頁。

21、祝洤：《下學編引》，祝洤《下學編》卷首，清乾隆刻本，中科院圖書(shu) 館藏，第1頁上。《四庫存目叢(cong) 書(shu) 》子部第29冊(ce) 影印本，齊魯書(shu) 社1997年版。

22、車鼎豐(feng) ：《朱子文語纂編序》，載《朱子文語纂編》卷首，第3頁。

23、錢馥：《祝人齋先生小傳(chuan) 》，載氏著《小學庵遺書(shu) 》卷四。沈曰富：《楊園淵源錄》卷四，《桐鄉(xiang) 縣誌》光緒十三年刊本附錄。

24、祝洤：《讀楊園張子遺書(shu) 》，載《日新書(shu) 屋稿》卷一，道光十四年刻本，南開大學圖書(shu) 館藏，第1頁上。

25、祝洤：《楊園張子遺書(shu) 甚博既錄其全為(wei) 刪訂以示學者》，《日新書(shu) 屋稿》卷一，第19頁下。

26、祝洤：《淑艾錄》，道光吳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叢(cong) 書(shu) 》本，中科院圖書(shu) 館藏，第1頁；《四庫存目叢(cong) 書(shu) 》子部第29冊(ce) 影印本，齊魯書(shu) 社1997年版。

27、唐鑒：《清學案小識》，商務印書(shu) 館1935年版，第15頁。

28、祝洤：《下學編序》，《下學編》卷首，第3頁。

29、葉赫養(yang) 善：《淑艾錄跋》，載《淑艾錄》，第81頁。

30、沈楙德：《淑艾錄跋》，載《淑艾錄》，第82頁。

31、祝洤：《下學編引》，《下學編》卷首，第1頁。

32、張履祥：《備忘一》，載《楊園先生全集》第1078~1079頁；另見祝洤編撰《淑艾錄》，第77頁下。

33、永瑢等：《四庫全書(shu) 總目》，第833頁。

34、祝洤：《輯朱子全書(shu) 既複摘錄精要為(wei) 下學編》，載《日新書(shu) 屋稿》卷一，第21頁上。

35、葉赫養(yang) 善：《下學編序》，《下學編》卷首，第1~2頁。

36、詳見張天傑、肖永明：《張履祥由王返朱的心路曆程及其對王學的批判》，《西北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37、張履祥：《備忘三》，載《楊園先生全集》，第1143頁。另見《淑艾錄》，第72下。

38、張履祥：《備忘三》，載《楊園先生全集》，第1136頁。另見《淑艾錄》，第74頁下。

39、祝洤：《淑艾錄》，第80~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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