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編年體(ti) 史書(shu) 之典範

作者：張帆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十六日戊午

          耶穌2019年3月22日

核心閱讀

如果說《史記》是紀傳(chuan) 體(ti) 史書(shu) 的典範之作的話，那麽(me) 《資治通鑒》就是編年體(ti) 史書(shu) 的典範之作。

《資治通鑒》文筆生動，常有傳(chuan) 神的細節描寫(xie) ，尤其擅長敘述戰爭(zheng) 和動亂(luan) ，能夠把錯綜複雜的混亂(luan) 局麵展現得有條不紊，使讀者猶如置身其中，能夠獲得完整、清晰和多方位的認識。

《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一部編年體(ti) 通史。如果說《史記》是紀傳(chuan) 體(ti) 史書(shu) 的典範之作的話，那麽(me) 《資治通鑒》就是編年體(ti) 史書(shu) 的典範之作。正因如此，《資治通鑒》的主編司馬光，與(yu) 《史記》作者司馬遷在中國史學史上並稱為(wei) “兩(liang) 司馬”。一

司馬光（1019—1086年），北宋名臣，陝州夏縣（今屬山西）人。他很早考中進士，仕途比較順暢。大約40多歲的時候，司馬光已經立下誌向，計劃編纂一部在時間上接續《左傳(chuan) 》，記載由戰國至五代史實的編年史著作。治平三年（1066年），他向宋英宗上呈了這部編年史的第一部分，內(nei) 容包括戰國和秦朝，一共八卷，名為(wei) 《通誌》。英宗看後十分欣賞，鼓勵司馬光繼續完成後麵的內(nei) 容，並且下令為(wei) 編纂工作創造一係列便利條件，包括配備助手、提供文具和勤雜服務、開放宮廷藏書(shu) 、發放編纂津貼等等。次年英宗去世，新即位的神宗同樣對此事十分重視，特賜書(shu) 名《資治通鑒》，意思就是期待這部通史著作能夠發揮“有資於(yu) 治道”的借鑒作用。當時王安石得到神宗信任，主持改革，推行“新法”，司馬光與(yu) 其意見不合，受到排擠。從(cong) 熙寧四年（1071年）起，司馬光到洛陽擔任閑職，專(zhuan) 心從(cong) 事《資治通鑒》的編纂工作。元豐(feng) 七年（1084年），全書(shu) 完成。次年神宗病卒，哲宗即位，新法廢除，司馬光入朝拜相。這時他的身體(ti) 狀況已經不好，又過一年就去世了。

《資治通鑒》全書(shu) 294卷，300餘(yu) 萬(wan) 字。這樣一部巨著，並不是司馬光一個(ge) 人獨立完成的，幾位助手在編纂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men) 是：劉攽（1023—1089年）、劉恕（1032—1078年）、範祖禹（1041—1098年）和司馬康（1050—1090年）。司馬光先期完成的戰國和秦朝部分，在全書(shu) 當中僅(jin) 占很小的比例。以下全書(shu) 的絕大部分，亦即西漢至五代的內(nei) 容，均由劉攽、劉恕、範祖禹三人編纂初稿。他們(men) 都是在相關(guan) 史學領域造詣很深的學者，是由司馬光親(qin) 自挑選的。司馬康是司馬光的兒(er) 子，主要負責校正文字的工作。中國古代史書(shu) 向來有官修、私修之分，《資治通鑒》的情況稍微複雜一些，既帶有官修的一些特點，但就總體(ti) 而言仍然屬於(yu) 私修。稱其帶有官修特點，是因為(wei) 朝廷為(wei) 其編纂提供了人力和物力支持；稱其總體(ti) 屬於(yu) 私修，是因為(wei) 它的選題和編纂計劃都出於(yu) 司馬光個(ge) 人，編纂工作也是自由的，基本沒有受到朝廷的幹預。而且，雖然助手由朝廷配備，但人選都出自司馬光的推薦。

《資治通鑒》編纂工作有一套非常詳細的計劃。首先，廣泛搜集史料，標明事目，刪汰重複，按時間順序逐條加以排列，形成“叢(cong) 目”，也就是兼具提綱性質的資料索引。其次，在對相關(guan) 資料認真研究、辨析異同的基礎上，本著寧繁勿略的原則編寫(xie) 出初稿，稱為(wei) “長編”。其編纂方法，是按照時間次序，每遇一事，即查閱“叢(cong) 目”列舉(ju) 的有關(guan) 資料，融會(hui) 貫通，形成文字。如果各項資料在這件事情的記載上有矛盾，就要選擇其中較為(wei) 可靠或接近情理者為(wei) 主撰寫(xie) ，而將其餘(yu) 內(nei) 容有異的資料以附注方式列於(yu) 其後，並且說明舍此取彼的理由。以上兩(liang) 個(ge) 步驟的工作，由劉攽等三人分頭完成。接下來的第三步工作屬於(yu) 司馬光，他的任務是對長編進行剪裁刪訂，形成定稿。將長編刪訂為(wei) 定稿這一“去粗取精”的工程，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何況除了剪裁內(nei) 容外，還要進一步考核史實，訂正疏誤，潤色文字，統一體(ti) 例，撰寫(xie) 評論，任務非常繁重。司馬光在洛陽居住14年，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這項工作上。二

《資治通鑒》的編纂原則，主要可以歸結為(wei) 三個(ge) 方麵。

首先，《資治通鑒》是編年史。用編年方式撰寫(xie) 曆史，看上去比較簡單，其實並不盡然。困難之一，是有許多曆史事件發生時間不明，或是記載歧異。如果采取其他方式修史，對此或許可以進行模糊處理，但編年史不允許這樣做，而是要把每件事情都盡量按照時間坐標放在合適的位置。《資治通鑒》編纂者在這方麵下了很大功夫，《資治通鑒考異》中有大量內(nei) 容都是辨析時間的。今天看來，在日期等細節上還有一些疏誤，不過大體(ti) 準確。困難之二，是編年體(ti) 史書(shu) 會(hui) 將一些時間跨度較大的事情前後割裂，妨礙讀者總體(ti) 上的理解。針對這一問題，《資治通鑒》在遵守編年史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又采取了一些相對靈活的處理方式。有時使用追敘法，記載本事後再追溯原因和背景；有時使用補敘法，記載本事後直接說明其後果和影響，有時采用附敘法，由一事連帶述及相關(guan) 史事。這樣，盡管《資治通鑒》還無法完全避免編年體(ti) 本身造成的敘事缺陷，但已經盡可能將這種缺陷降到了較低的程度。

其次，《資治通鑒》是跨朝代的通史。這個(ge) “通”又有上下限製，上限為(wei) 東(dong)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限為(wei) 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上限的選擇理由，是周天子在這一年冊(ce) 命晉國大夫韓、趙、魏三家為(wei) 諸侯，司馬光認為(wei) 這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標誌著戰國的開始，而《資治通鑒》正是計劃從(cong) 戰國寫(xie) 起，在內(nei) 容上延續《左傳(chuan) 》。下限則是五代的最後一年，次年北宋就建立了。北宋作為(wei) 當代史，是不在《資治通鑒》寫(xie) 作範圍之內(nei) 的。因此《資治通鑒》涵蓋的時間共有1362年，包括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幾大曆史時期。就史料價(jia) 值來說，戰國秦漢距北宋最遠，傳(chuan) 世史料在北宋能見到的已經不多，因此《資治通鑒》的這部分內(nei) 容大都取材於(yu) 《史記》《漢書(shu) 》《後漢書(shu) 》幾部正史，雖然也用其他一些零散資料進行了補充，但比較有限。而隋唐五代鄰近北宋，大批資料尚有保存，諸如唐朝和五代皇帝的《實錄》等等，多為(wei) 後世所未見，因此《資治通鑒》這部分的記載許多出於(yu) 正史之外，相關(guan) 的考證部分（稱為(wei) 《考異》）也保存著大量失傳(chuan) 文獻的片斷佚文，史料價(jia) 值最高。魏晉南北朝部分的取材廣度和史料價(jia) 值，則介於(yu) 兩(liang) 者之間。諸多史料時代懸隔，性質有別，因而文風各異，但經過司馬光等人的融匯和筆削，《資治通鑒》在文字上做到了風格一致，如出一人，是相當不容易的。而且，《資治通鑒》繼承了《左傳(chuan) 》《史記》的優(you) 秀敘事傳(chuan) 統，文筆生動，常有傳(chuan) 神的細節描寫(xie) ，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尤其擅長敘述戰爭(zheng) 和動亂(luan) ，能夠把錯綜複雜的混亂(luan) 局麵展現得有條不紊，使讀者猶如置身其中，能夠獲得完整、清晰和多方位的認識。這也是它大大高出後代同類著作的地方。

再次，《資治通鑒》的編纂目的是“資治”，即為(wei) 現實政治提供借鑒。因此，它主要是一部政治史，記載重點是朝代興(xing) 亡始末、重大事件、君臣事跡、政見政論、戰爭(zheng) 戰役、計謀策略。經濟史的內(nei) 容，盡管也有一些，但大都比較零散，缺乏集中和整體(ti) 的表述。文化史的內(nei) 容更少，著名文學家如屈原、陶淵明、李白，在《資治通鑒》中都沒有出現過，杜甫也隻是被間接提到一次。韓愈、柳宗元、白居易雖然有正麵記載，但也都是從(cong) 政治史角度來寫(xie) 的。一部書(shu) 有一部書(shu) 的寫(xie) 作範圍，對此我們(men) 並不能苛求《資治通鑒》。三

出於(yu) “資治”的考慮，《資治通鑒》在敘事之外偶爾也發表評論。散見於(yu) 書(shu) 中的評論，共有218篇，長者上千字，短者僅(jin) 20餘(yu) 字。其中又分兩(liang) 種情況。一種是引用前人議論，共99篇；另一種是司馬光自己撰寫(xie) 的評論，共119篇。因為(wei) 有一事兩(liang) 論的情況，所以這218篇評論分別隸屬於(yu) 206項史事。《資治通鑒》所載史事，以項計不止萬(wan) 數，附有評論者僅(jin) 206項，可見它並不是一部亂(luan) 發議論的書(shu) ，凡是加以評論的地方都經過認真選擇。選擇標準大致有二：一是認為(wei) 某人某事看似平常，實則具有重要借鑒意義(yi) ，因而以評論形式提醒讀者予以重視；二是某人某事在評價(jia) 上可能產(chan) 生歧義(yi) ，因而發表評論闡明自己的觀點，並對讀者進行引導。

《資治通鑒》問世之後，因其取材詳贍、考訂精確、體(ti) 例嚴(yan) 謹、敘事生動，曆來受到高度讚譽。清人王鳴盛稱讚它是“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shu) ，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shu) ”。《四庫全書(shu) 總目》也說：“其書(shu) 網羅宏富，體(ti) 大思精，為(wei) 前古之所未有。”就編纂計劃之詳細、進程之嚴(yan) 格、工作之艱辛、編者之才學等方麵而言，《資治通鑒》在古代史書(shu) 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其成功實非偶然。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