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的“過秦”論及其“六經”思想基礎
作者:汪高鑫(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史學理論與(yu) 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求是學刊》2018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三十日壬寅
耶穌2019年3月6日
內(nei) 容提要:思想家、史學家賈誼的“過秦”論,是漢初“過秦”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賈誼“過秦”論的曆史視角分為(wei) “攻”與(yu) “守”兩(liang) 個(ge) 階段,具體(ti) 分析了秦之興(xing) 亡的原因,得出了“攻守勢異”的曆史認識;賈誼“過秦”論的目的是為(wei) 西漢皇朝的政治統治提供曆史借鑒,由此提出了具體(ti) 的仁義(yi) 治國理論。同時,賈誼是漢初“六經”的重要傳(chuan) 人。其“六經”思想繼承了先秦儒家特別是荀子的思想,並將其上升到哲學的高度,從(cong) 天道觀上作出了論證。在此基礎上,賈誼具體(ti) 闡述了“六經”經傳(chuan) 內(nei) 蘊的仁愛、禮治思想。這些“六經”之論,成為(wei) 其“過秦”曆史總結的思想基礎。
關(guan) 鍵詞:賈誼 “過秦”論 “六經” 思想基礎
項目成果: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曆史教育與(yu) 文化傳(chuan) 承”(16JJD770007)。
漢初思想家、史學家賈誼的學術思想具有“頗通諸家之書(shu) ”①的特點,對諸子百家學術思想皆有所汲取。然而從(cong) 學術思想本質而言,無疑屬於(yu) 儒家。西漢劉歆說:“至孝文皇帝……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②清人盧文弨也說:“兩(liang) 漢文、武之世,有兩(liang) 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以經生而通達治體(ti) 者也。”③賈誼的代表作《新書(shu) 》,自班固《漢書(shu) ·藝文誌》開始,曆代正史的《藝文誌》或《經籍誌》,以及目錄學著作如宋代官修《崇文總目》、清修《四庫全書(shu) 》等,大多將其歸入“儒家類”。賈誼關(guan) 於(yu) 曆史總結的“過秦”之論,自然也是站在儒家角度立論的,對此學界並無異議。值得注意的是,賈誼還是漢初“六經”的重要傳(chuan) 人,對於(yu) “六經”經傳(chuan) 多有闡發,他的“過秦”論實際上是以“六經”思想為(wei) 理論基礎的。對此,目前的學界顯然未予以足夠的關(guan) 注。④本文試對賈誼的“過秦”論及其與(yu) “六經”思想的內(nei) 在關(guan) 係作出探討,以求教於(yu) 方家。
一、“攻守勢異”:秦之興(xing) 亡的曆史認識
賈誼關(guan) 於(yu) 秦之興(xing) 亡的曆史總結,集中見諸收錄《新書(shu) 》中的三篇《過秦論》,相關(guan) 論述還大量散見於(yu) 所上奏疏和《新書(shu) 》其他篇目當中。賈誼“過秦”論的曆史視角分為(wei) “攻”與(yu) “守”兩(liang) 個(ge) 階段,具體(ti) 分析其興(xing) 亡之因;“過秦”論的目的則是為(wei) 西漢皇朝的政治統治提供曆史借鑒,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具體(ti) 的治國理論。因此,攻守之論的中心和落腳點在於(yu) 如何“守”。
首先是“過秦”之論。賈誼三篇《過秦論》是漢初“過秦”思潮的代表作。司馬遷不但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加以全文收錄,⑤而且在《陳涉世家》中以《過秦》上篇收尾,可見其對此論的高度重視與(yu) 充分認同。
《過秦上》篇集中探討秦的興(xing) 亡之因。該篇認為(wei) 秦作為(wei) 春秋戰國西陲邊地的一個(ge) 普通諸侯國,是從(cong) 秦孝公時期開始對東(dong) 方展拓的。秦國之所以能夠在這一時期取得“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的態勢,主要取決(jue) 於(yu) “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的“地勢”,“席卷天下、包舉(ju) 宇內(nei) 、囊括四海之意,並吞八荒”的“心誌”,以及任用商鞅變法,獎勵耕戰,國富兵強的“形勢”。到了秦王嬴政時期,秦已是“振長策而禦宇內(nei)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製六合,執敲樸以鞭笞台天下,威振四海”“以六合為(wei) 家,崤函為(wei) 宮”,秦國的勢力達到鼎盛。然而,這樣一個(ge) 強大的國家,統一天下僅(jin) 十餘(yu) 年,就因陳勝首義(yi) 而土崩瓦解了,所謂“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這“一夫”之人陳勝,論素質,“才能不及中人”,沒有孔子、墨翟之賢,沒有陶朱公、猗頓之富;論地位,“非尊於(yu) 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沒有諸侯之位;論力量,僅(jin) 有“謫戌之眾(zhong) ,非抗九國之師也”。如此強大的秦皇朝,為(wei) 何會(hui) 如此地不堪一擊呢?賈誼得出的結論是“仁義(yi)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中》篇具體(ti) 分析秦始皇、秦二世之過。該篇認為(wei) ,秦始皇完成國家統一是民心所向,當時天下“莫不虛心而仰上”,希望國家能夠安定,百姓安居樂(le) 業(ye) 。但是,秦始皇“不信功臣,不親(qin) 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shu) 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yi) ,以暴虐為(wei) 天下始”。之所以如此,因為(wei) 秦始皇不懂得“取與(yu) 守不同術也”,所以才沿襲了過去奪取天下的做法,“其道不易,其政不改”。秦二世繼位之後,天下人都在盼望著能夠改弦易轍,所謂“勞民之易為(wei) 政也”。然而秦二世不但沒有順應天下希望變易政治的民心,以“正先帝之過”,結束之前推行的各種煩苛苦民之政,反而“重以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yan) 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奸偽(wei) 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zhong) ,刑戮相望於(yu) 道,而天下苦之”。秦二世的暴虐,比起秦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其結果便是陳勝“不用湯武之賢,不借公侯之尊”,便可以振臂一呼,天下響應,輕而易舉(ju) 地導致了秦皇朝的覆滅。
《過秦下》篇論述了子嬰最終亡國的必然性。這個(ge) 必然性就是“三主之惑,終身不悟”。始皇之惑,在於(yu) 不懂得“攻守勢異”,以嚴(yan) 刑酷法治國,導致國家虛弱;二世繼起,卻不知更改,反而“暴虐以重禍”,進一步把國家推向了危險的境地;子嬰個(ge) 人既不備“庸主之材”,又得不到“中佐”,“孤立無親(qin) ,危弱無輔”,最終導致國家的覆滅。所以賈誼說:“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這便是秦皇朝所麵臨(lin) 的危局,國家危亡也就成為(wei) 必然。
《過秦論》上、中、下三篇關(guan) 於(yu) 秦的興(xing) 亡,集中闡發的中心思想便是“攻守勢異”四個(ge) 字,這跟前輩陸賈所總結的“逆取順守”四個(ge) 字的含義(yi) 大致相同,說明漢初“過秦”之論的曆史總結已經形成一種共識。賈誼所論秦的“攻勢”,在時間上是指秦國自孝公時期商鞅變法之後,國富兵強,逐漸取得對東(dong) 方六國的優(you) 勢,以至最終剪滅六國、完成統一的過程。在這個(ge) 過程中,賈誼對於(yu) 秦國所采取的積極進取的國策是持肯定態度的。他一方麵指出“崤函之固”的地勢作用,有利於(yu) 秦國的崛起,另一方麵更認為(wei) 秦的崛起主要還是主觀努力所取得的形勢:秦國自孝公以來就有吞並天下的雄心,並且重用商鞅變法,“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交上“連衡而鬥諸侯”,打破六國合縱局麵。正是這一切,使得秦國逐漸取得了對東(dong) 方六國的優(you) 勢。這種優(you) 勢不斷積長,最終到秦王嬴政時期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三篇《過秦論》係統闡述了從(cong) 秦孝公到秦王嬴政,秦國逐漸取得有利形勢的具體(ti) 過程。
賈誼所論秦的“守勢”,自然是指統一之後的形勢。秦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如何治理國家、穩定統治,這是秦皇朝所麵臨(lin) 的形勢。曆史已經證明,秦依然繼續采用攻取天下時期的辦法來治理國家,結果導致國家迅速敗亡。秦在“守勢”階段的具體(ti) 做法,完全是照搬“攻勢”時期的做法,甚至其暴虐、苦民的程度比起奪天下的時候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過秦中》篇對秦始皇、秦二世時期所采取的各種暴政作了詳細論述,而正是這種暴虐天下的做法,最終導致陳勝首義(yi) ,天下響應的局麵。
為(wei) 何秦能夠在“攻勢”時期剪滅強大的東(dong) 方六國、完成國家的統一,卻在統一之後隻維持十餘(yu) 年,就落得個(ge) “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的下場呢?賈誼認為(wei) 這是秦不懂得“攻守勢異”的道理所導致的結果。在賈誼看來,奪取政權需要依靠霸道、力政,順守天下則需要依靠仁義(yi) 治國,這是因為(wei) 形勢的不同而采取的不同的治國之術。秦皇朝的滅亡,即是不懂得以仁義(yi) 治國對於(yu) 守天下的重要性,卻反其道而行之,最終隻能導致覆滅的下場。《過秦論》具體(ti) 分析了為(wei) 何守天下需要施以仁義(yi) 的原因:其一,百姓期盼國家統一,是希望能結束戰爭(zheng) ,能夠安定生活。秦統一之前的中國,長期以來諸侯爭(zheng) 霸,“無王者久矣”,所以統一是民心所向。老百姓擁護秦始皇,對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他能施仁義(yi) ,行仁政,從(cong) 此與(yu) 民休息,恢複生產(chan) ,從(cong) 而使他們(men) 得以過上安居樂(le) 業(ye) 的生活。在賈誼看來,這就是當時的民情,就是當時的國勢。其二,秦朝的實際做法可謂逆勢而行,完全違背了人民的意願。“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⑥統一之後繼續陶醉於(yu) 以往的成功,繼續以詐力進行統治,而不懂得及時改變統治術。其結果,則是剛剛脫離戰火之苦的百姓,又承受著秦皇朝嚴(yan) 刑酷法和繁重賦役的暴虐。本來秦二世即位,曆史給了秦朝一個(ge) 很好的改弦易轍的機會(hui) ,當時的百姓也“莫不引領而觀其政”,所謂“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⑦遺憾的是,秦二世“重以無道”,更加暴虐,最終導致秦皇朝的敗亡。在賈誼看來,秦皇朝的敗亡關(guan) 鍵是不懂得“攻守勢異”的道理,統一之後沒有順應民心,及時作出統治政策的調整,實行仁義(yi) 治國的國策,這是“秦之過”的關(guan) 鍵所在。
其次是治國之論。賈誼的“過秦”是為(wei) “興(xing) 漢”張本的,故而其攻守之論的落腳處還在於(yu) “守”。既然秦皇朝的覆滅是“逆守”天下、“仁義(yi) 不施”的結果,那麽(me) 漢皇朝就必須要以史為(wei) 鑒,以仁義(yi) 治國。如果說三篇《過秦論》主要探討了秦的興(xing) 亡,那麽(me) ,《新書(shu) 》其他篇章以及諸篇奏疏則主要體(ti) 現了其仁義(yi) 治國的思想。
第一,“行仁義(yi) ”的本質是以民為(wei) 本。賈誼說:
聞之於(yu) 政也,民無不為(wei) 本也。國以為(wei) 本,君以為(wei) 本,吏以為(wei) 本。故國以民為(wei) 安危,君以民為(wei) 威侮,吏以民為(wei) 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wei) 本也。聞之於(yu) 政也,民無不為(wei) 命也。國以為(wei) 命,君以為(wei) 命,吏以為(wei) 命。故國以民為(wei) 存亡,君以民為(wei) 盲明,吏以民為(wei) 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為(wei) 命也。聞之於(yu) 政也,民無不為(wei) 功也。故國以為(wei) 功,君以為(wei) 功,吏以為(wei) 功。國以民為(wei) 興(xing) 壞,君以民為(wei) 強弱,吏以民為(wei) 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wei) 功也。聞之於(yu) 政也,民無不為(wei) 力也。故國以為(wei) 力,君以為(wei) 力,吏以為(wei) 力。⑧
這段話表達了兩(liang) 層含義(yi) :一是以民為(wei) 本的主體(ti) 是國家、君主和官吏,整個(ge) 統治集團都必須要具有以民為(wei) 本的意識;二是不但要以民為(wei) 本,還要以民為(wei) 命、以民為(wei) 功和以民為(wei) 力,統治集團要充分認識到民對於(yu) 國家的重要性。賈誼認為(wei) ,民是國家不可忽視的力量,統治者不可以輕慢百姓,“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⑨統治者還要對其有畏懼之心,因為(wei) “一夫不耕,或為(wei) 之饑;一婦不織,或為(wei) 之寒”。⑩離開了民眾(zhong) ,國家就失去了衣食之源。“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11)
以民為(wei) 本的具體(ti) 表現,一是要有仁愛之心。陸賈以史為(wei) 證,肯定仁愛民眾(zhong) 是獲取民心的關(guan) 鍵所在。如商湯撤網而獵,撤去三麵之網僅(jin) 留一麵,“德及禽獸(shou) ”,百姓聽聞之後紛紛擁護他的統治;楚昭王有賜食饑民的“當房之德”,才有了後來吳國攻打楚都郢時,楚國百姓與(yu) 吳國軍(jun) 隊進行殊死戰鬥,幫助楚昭王得以複位的回報。(12)相反,商紂王不懷仁心,“背道棄義(yi) ,釋敬慎而行驕肆”,結果國亡身死後,老百姓“蹈其腹,蹶其腎,踐其肺,履其肝”;(13)衛懿公以養(yang) 鶴為(wei) 樂(le) ,“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you) 而輕大臣”,(14)結果落得個(ge) 國亡身死的下場。《新書(shu) 》這樣的正反事例舉(ju) 不勝舉(ju) 。二是要有富民之策。愛民需要通過富民來體(ti) 現。賈誼的富民主張有二:重本輕末與(yu) “積貯”。重本輕末是對傳(chuan) 統儒家重農(nong) 思想的繼承,在漢初經濟蕭條的特定曆史背景下有積極意義(yi) 。賈誼認為(wei) :“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隻有農(nong) 人才能創造財富,而商人隻會(hui) 消費財富:“夫奇巧末技、商販遊食之民,行佚樂(le) 而心縣愆,誌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15)所謂積貯,就是蓄積糧食,以備災荒。賈誼認為(wei) ,重視積貯是古聖王的一條成功的治國經驗:“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yu) 一年之食,九年而餘(yu) 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反觀當時國家的積蓄情況,賈誼憂心忡忡:“今漢興(xing) 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16)賈誼依靠積貯以備災荒的思想,對於(yu) 保障小農(nong) 經濟和穩定封建統治是有積極意義(yi) 的。三是要有慎刑之政。秦過的主要表現之一便是“繁刑嚴(yan) 誅,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致使“蒙罪者眾(zhong) ,刑戮相望於(yu) 道”,臣民皆“人懷自危之心”。賈誼奉勸統治者對刑罰必須慎之又慎,甚至主張寧失之有罪,也不可濫殺無辜。他說:“誅賞之慎焉,故與(yu) 其殺不辜也,寧失於(yu) 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yu) 已。則此毋有無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17)當然,慎刑罰並不是要廢除法治。相反,法治是仁治的一種補充,二者為(wei) “芒刃”與(yu) “斤斧”的關(guan) 係:“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眾(zhong) 理也。然至髖髀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yi) 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製,此人主之斤斧也。”(18)
第二,“行仁義(yi) ”要與(yu) 重禮治相結合。賈誼的“行仁義(yi) ”與(yu) 重禮治主張是並行不悖、相輔相成的。一方麵,禮本身就體(ti) 現著仁。《禮》篇說:
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nei) ,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
故禮,國有饑人,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ju) 樂(le) 。……故禮者,自行之義(yi) ,養(yang) 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qin) 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
禮,聖王之於(yu) 禽獸(shou)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嚐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
在賈誼看來,禮的本質即是仁,君王不但要仁愛百姓,而且要仁愛禽獸(shou) ,隻有這樣,才符合禮的精神。另一方麵,仁需要通過禮的規範得以實現。禮體(ti) 現仁的精神,但是禮與(yu) 仁又分屬不同的道德範疇,仁治往往需要通過禮治才能得以實現,“道德仁義(yi) ,非禮不成”,(19)故而禮治又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如果說仁義(yi) 的重點在於(yu) 民生,那麽(me) 禮治的重點在於(yu) 秩序。這兩(liang) 個(ge) 問題其實都是漢初政治最重要的問題。戰亂(luan) 之後的漢初,需要統治者仁愛民眾(zhong) ,與(yu) 民休息,恢複生產(chan) ,醫治戰爭(zheng) 創傷(shang) ,解決(jue) 民生問題。同時,劉邦集團起於(yu) 底層,沒有受到過係統的儒家禮樂(le) 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從(cong) 朝堂到社會(hui) ,一切都處在沒有禮樂(le) 規範的狀態。漢文帝時期雖然很多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但是社會(hui) 失序現象還普遍存在。如果沒有禮治,仁治也就無從(cong) 談起。賈誼正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提出了具體(ti) 的禮治主張。
其一,禮治的曆史考察。賈誼認為(wei) ,古聖王之所以能教化民眾(zhong) 、平治天下,與(yu) 他們(men) 重視禮治是分不開的。他說:“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qin) 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yu) 禽獸(shou) 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嚐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20)三代敬、孝、度、仁道德風尚的養(yang) 成,是三代重視禮治的結果。賈誼認為(wei) 商、周國運長久,與(yu) 重視行太子禮有密切關(guan) 係。據《保傅》篇記載:太子初生就“舉(ju) 以禮”以養(yang) 其“孝子之道”,稍長則以東(dong) 、西、南、北、太學五學相教,成人後“則有司直之史,有虧(kui) 膳之宰”。“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同時,賈誼也從(cong) 禮治角度總結了秦朝的教訓。《過秦論》認為(wei) 秦的敗亡不僅(jin) 在於(yu) “仁義(yi) 不施”,而且在於(yu) “違禮義(yi) ”。這種“違禮義(yi) ”的做法,早在商鞅變法時就已經表現出來。《時變》篇說:“商君違禮義(yi) ,棄倫(lun) 理,並心於(yu) 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並且詳細敘述了秦國“違禮義(yi) ”的種種表現,認為(wei) 這是秦統一後“十三歲而社稷為(wei) 墟”的原因所在。《俗激》篇從(cong) 秦“四維不張”的角度對社會(hui) 失序與(yu) 國家敗亡作了論述:“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luan) 僭而無差,父子六親(qin) 殃戮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wan) 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wei) 墟。”《保傅》篇則認為(wei) 秦的風俗一貫“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yi) 也,所上者刑罰也”。秦二世之所以違禮無道,草菅人命,與(yu) 趙高之流“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xi) 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密切相關(guan) 。商周“行禮義(yi) ”國運長久,秦朝“違禮義(yi) ”國運短祚,這便是賈誼考察曆史所得出的結論。
其二,禮治的現實舉(ju) 措。主要體(ti) 現在君臣尊卑與(yu) 整飭風俗兩(liang) 個(ge) 方麵。賈誼說,“主主臣臣,禮之正也”“尊卑、大小、強弱有位,禮之數也”。(21)又說:“尊卑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lun) 法矣。於(yu) 是主之與(yu) 臣,若日之與(yu) 星;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淩等,則上位尊;臣不逾級,則主位安。謹守倫(lun) 紀,則亂(luan) 無由生。”(22)禮的作用就是要確立等級秩序,而首要的便是君尊臣卑的等級秩序,這是確保社會(hui) 統治穩定的關(guan) 鍵。然而,君尊臣卑,卻又要“體(ti) 貌群臣而厲其節”。賈誼說:
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嚐以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嚐體(ti) 貌之矣,吏民嚐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絏之,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zhong) 庶見也。夫卑賤者習(xi) 知尊貴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司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嚐敬,眾(zhong) 庶之所敬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23)
這段話從(cong) 養(yang) 育大臣廉醜(chou) 禮節的角度,肯定了君主禮貌大臣的必要性。既然大臣是君“嚐寵”、民“敬畏”之人,如果刑辱大臣,必然有損於(yu) 君主的權威。禮治的另一功能是整飭風俗。賈誼認為(wei) 社會(hui) 風俗的好與(yu) 壞,直接關(guan) 係到一個(ge) 國家的穩定。“夫邪俗日長,民怡然席於(yu) 無廉醜(chou) ,行義(yi) 非循也。……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yi) ,三曰廉,四曰醜(chou)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24)在賈誼看來,如果民眾(zhong) 不講禮義(yi) 廉醜(chou) ,整個(ge) 社會(hui) 就會(hui) 出現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麵,最終將會(hui) 導致國家的滅亡。認為(wei) 秦的滅亡就是不講“四維”的結果:“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luan) 僭而無差,父子六親(qin) 殃僇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wan) 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wei) 墟。”要整飭風俗,就必須要推行禮治,而禮治的極至境界便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25)
綜上所述,賈誼的曆史總結包括“過秦”論與(yu) 治國論兩(liang) 個(ge) 部分。“過秦”論在於(yu) 總結秦之興(xing) 亡原因,由此導出“行仁義(yi) ”的必要性。因此,仁義(yi) 治國思想不但是“過秦”論的題中之義(yi) ,而且是“過秦”論的目的所在。
二、“六經”之論:曆史總結的思想基礎
賈誼是漢初儒家“六經”的重要傳(chuan) 人。清人汪中說:“蓋仲尼既沒,六藝之學其卓然著於(yu) 世用者,賈生也。”(26)“世用”二字已經表明,賈誼的“六經”之學具有致用的顯著特點。賈誼“過秦”曆史總結旨在為(wei) 漢朝治國提供曆史借鑒,因而是從(cong) 現實出發的,“世用”特點鮮明。同時,賈誼的“過秦”論又是以“六經”為(wei) 其理論依據的,“六經”之論是其“過秦”曆史總結的思想基礎。
首先,“六經”之論的思想淵源與(yu) 哲學基礎。司馬遷曾說過:“儒者以六藝為(wei) 法。”(27)賈誼是漢初大儒,“以六藝為(wei) 法”是其治學根本。縱觀賈誼的“六經”之論,其思想淵源無疑是來自於(yu) 先秦儒家學說思想。賈誼十八歲即“以能誦詩書(shu) 屬文稱於(yu) 郡中”,(28)說明他自幼熟讀儒家詩書(shu) ,受到過很好的儒家思想教育。賈誼的“六經”思想主要是受先秦大儒荀子的影響。從(cong) 師從(cong) 吳公一係而言,賈誼是荀子的三傳(chuan) 弟子(荀子—李斯—吳公—賈誼);從(cong) 師從(cong) 張蒼一係而言,賈誼是荀子的二傳(chuan) 弟子(荀子—張蒼—賈誼),其學術主要源頭無疑是荀子。從(cong) 學術思想實際狀況來看,荀子的思想對於(yu) 賈誼的影響也確實很大。《荀子·儒效》說:“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shu) 》《禮》《樂(le) 》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誌也;《書(shu) 》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le) 》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畢是矣。”在荀子看來,通過學習(xi) 《詩》《書(shu) 》《禮》《樂(le) 》《春秋》,便可以得到天下之道與(yu) 百王之道,而《詩》《書(shu) 》《禮》《樂(le) 》《春秋》含有的這個(ge) “道”,便是一種道德屬性。《新書(shu) 》的《道德說》篇中有關(guan) 於(yu) 詳細的“六經”之論,對照賈誼在該篇中的表述,我們(men) 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思想的相通性與(yu) 繼承性:荀子認為(wei) “六經”涵蓋了“天下之道”,賈誼也把“六經”看作是“道備”;荀子“六經”之道具有道德屬性,賈誼也認為(wei) “六經”是各種德性的體(ti) 現,“六經”之“道備,則合於(yu) 德”。(29)
賈誼受荀子“六經”思想的影響還突出表現在“禮”論上。《荀子》一書(shu) 關(guan) 於(yu) “禮”的論述很多,如《強國》篇說“國之命在禮”,《王霸》篇說“國無禮則不正”,如此等等。而最為(wei) 集中的表述則是見於(yu) 《禮論》篇。作為(wei) 論“禮”的專(zhuan) 篇,該篇對“禮”的起源、內(nei) 容和作用,都作了係統闡述。荀子高度強調禮在治國中的重要作用,認為(wei) 禮是“治之本”,“人道之極”,必須隆禮,“立隆以為(wei) 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並且明確指出:“天下從(cong) 之者治,不從(cong) 者亂(luan) ;從(cong) 之者安,不從(cong) 者危;從(cong) 之者存,不從(cong) 者亡。”把是否推行禮治、是否“隆禮”提高到國家興(xing) 亡的高度。無獨有偶,賈誼的《新書(shu) 》也辟有《禮》篇,這顯然不是一種巧合,是對荀子《禮論》從(cong) 形式到內(nei) 容的繼承。通觀《禮》篇論禮的作用,具體(ti) 表現為(wei) 四個(ge) 方麵:“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禮者,所以節義(yi) 而沒不還。”“禮,聖王之於(yu) 禽獸(shou)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嚐其肉,隱弗忍也。”第一個(ge) 講治理國家,第二個(ge) 講君臣關(guan) 係,第三個(ge) 講養(yang) 民恤民,第四個(ge) 講仁愛禽獸(shou) 。在賈誼看來,做到這些,就可以“天下安而萬(wan) 理得”。對照賈誼與(yu) 荀子的禮論可知,他們(men) 之所以強調禮治,歸根結底是認為(wei) 隻有通過禮治才能夠建立起君臣、上下和諧的社會(hui) ,建立起天下、萬(wan) 民安寧的社會(hui) 。二者不但表述相似,而且思想相通。
賈誼從(cong) 本體(ti) 論的高度對“六經”思想作出了哲學論證,這集中見諸《新書(shu) 》中的《六術》和《道德說》二篇。《六術》開篇即闡述了德有“六理”、人有“六行”這一思想:“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德之“六理”能夠派生萬(wan) 物,而萬(wan) 物一旦形成,“六理”也就在萬(wan) 物之中了。因此,陰陽、天地和人都應該以“六理”作為(wei) 內(nei) 在的法度,也就是所謂的“六法”。而“六法”在自然與(yu) 社會(hui) 中的具體(ti) 表現叫作“六行”,具體(ti) 到人則是指仁義(yi) 禮智信樂(le) 。陰陽、天地之動,人的各種行為(wei) 都必須要符合“六行”之法度。接著,《六術》討論了人之“六行”與(yu) 教之“六術”的關(guan) 係。在賈誼看來,人雖然有“六行”之法度,然而其“微細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需要依靠先王為(wei) 天下設教,於(yu) 是便有了“《詩》《書(shu) 》《易》《春秋》《禮》《樂(le) 》六者之術以為(wei) 大義(yi) ,謂之六藝”。也就是說,人們(men) 通過學習(xi) “六經”經典,從(cong) 而使自己的行為(wei) 符合“六行”的要求,即所謂“修成則得六行”。
很顯然,賈誼從(cong) 本體(ti) 論的高度肯定了“六理”乃天地之德、萬(wan) 物之本,認為(wei) 人所遵行的仁義(yi) 禮智信樂(le) “六行”是“六理”的一種社會(hui) 體(ti) 現。這樣的論述蘊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也為(wei) 社會(hui) 所遵行的“六行”之德的合理性從(cong) 天道觀上作出了論證。賈誼深知“六行”不能自行,需要先王教化明理,而《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六經”便是實現“六行”的先王之教。由此可見,儒家“六經”是人們(men) 踐行“六行”的基礎,自然也是“六理”之德的體(ti) 現,因而是天經地義(yi) 的。
《道德說》篇的說法跟《六術》篇相似,主要闡發的概念是“六理”“六美”。其中的“六理”說一致,也都是從(cong) 本體(ti) 論的高度來談的。而“六美”說與(yu) “六行”說接近,都是講一些道德範疇,卻也有所區別。該篇說:“何謂六美?有道、有仁、有義(yi) 、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這裏的“道”本為(wei) “六理”中的概念,而“密”的含義(yi) 是指貼切,其他四個(ge) 都是儒家基本道德範疇。接著該篇闡述了“六美”所表現出的不同德性:“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yi) 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也就是“六美”與(yu) “德”之間的關(guan) 係。在賈誼看來,“德”派生出天地萬(wan) 物,而“六理”“六美”便是天地萬(wan) 物運行與(yu) 人的活動的具體(ti) 法則。將這些“德”亦即法則著於(yu) 竹帛,便形成了儒家的“六經”或“六藝”:“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shu) 》,《書(shu) 》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誌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ti) 者也;《樂(le) 》者,此之樂(le) 者也。”可見,與(yu) 《六術》篇的說法一致,“六經”是從(cong) 不同方麵對“德”的具體(ti) 體(ti) 現。該篇還對“六經”之所以有這樣的體(ti) 現作了進一步闡述:
《書(shu) 》者,著德之理於(yu) 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cong) 事,故曰“《書(shu) 》者,此之著者也”。《詩》者,誌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誌者也”。《易》者,察人之循德之理與(yu) 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yu) 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為(wei) 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ti) 德之理而為(wei) 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ti) 者也”。《樂(le) 》者,《書(shu) 》《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yu) 德矣,合則雛然大樂(le) 矣,故曰“《樂(le) 》者,此之樂(le) 者也”。
這段話是對“六經”中之所以稱《尚書(shu) 》“著德”、《詩經》“誌德”、《周易》“察人循德”、《春秋》“紀德”、《儀(yi) 禮》“體(ti) 德”所作的解釋,並認為(wei) 五者合德便是“雛然大樂(le) ”。
由上可見,《道德說》篇跟《六術》篇從(cong) 論證方法到具體(ti) 觀點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所不同的,隻是前者對於(yu) “六經”的社會(hui) 功能,即對“德”的體(ti) 現闡述得更為(wei) 具體(ti) 。
其次,“六經”思想與(yu) “秦過”總結。賈誼的“秦過”總結既是依據曆史事實,也與(yu) 其“六經”思想密不可分;前者為(wei) 其曆史總結提供了實證,後者則為(wei) 其曆史總結提供了思想。賈誼認為(wei) “秦之過”在於(yu) 統一之後“仁義(yi) 不施”“暴虐為(wei) 天下始”。這不但不符合“順守”天下的治國策略,也是與(yu) 儒家“六經”思想相違背的。在賈誼看來,“六經”的本質屬性即是道德。在《六術》篇與(yu) 《道德說》篇中,賈誼通過對“六理”“六行”“六美”和“六術”這些概念的闡發,構建起了一個(ge) 道德宇宙本體(ti) 論:“六理”生成萬(wan) 物德性,“六行”與(yu) “六美”體(ti) 現萬(wan) 物德性,“六術”(或“六藝”)乃萬(wan) 物德性之載體(ti) 或記錄。其中的道、德、性、神、明、命“六理”是“德之理”,道、仁、義(yi) 、忠、信、密“六美”是“德之美”。(30)以此類推,仁、義(yi) 、禮、智、信、樂(le) “六行”是“德之行”,《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六術”是“德之文”。作為(wei) 這套理論體(ti) 係的最高範疇“道”與(yu) “德”,其二者之間的關(guan) 係是:“道”為(wei) 無形之“德”“道者無形,平和而神”;“德”為(wei) 有形之德,“離無而之有”。(31)也就是說,世界從(cong) 無到有的過程,德皆貫徹其中。由此可見,賈誼的“六經”之論不但體(ti) 現了傳(chuan) 統儒家的重道德本色,而且從(cong) 哲學的高度作出了論證,對傳(chuan) 統儒家的道德觀作了重要發展。這樣一種構建在道德本體(ti) 論基礎之上的“六經”之論,無疑是賈誼“過秦論”的思想基礎。
作為(wei) 漢初“六經”的重要傳(chuan) 人,賈誼不但在哲學的高度上對“六經”作出了形上認識,而且對“六經”各經經典都有廣泛的涉獵,具有深刻、獨到的見解。其關(guan) 於(yu) 各經的具體(ti) 解說,普遍帶有濃厚的儒家道德觀念色彩,其中一以貫之的便是仁愛、禮治思想。
第一,以仁愛說“六經”。仁愛是儒家傳(chuan) 統思想,也是賈誼曆史總結的重要思想。秦無仁愛之心,所以才會(hui) 行暴虐、苦民之政。賈誼認為(wei) “六經”經典體(ti) 現了仁愛的思想。如賈誼的《易》論重視發揮《易傳(chuan) 》的重德精神。《春秋》篇說:“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這裏“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為(wei) 《易·中孚·九二》爻辭,《君道》篇也引用了這一句經文,它的本義(yi) 是“鶴在樹蔭下鳴叫,它的小鶴也叫著應和”。賈誼將其引申到政治當中,以“其子和之”來說明君王推行仁德政治,仁愛民眾(zhong) ,就必然會(hui) 得到回報,得到天下萬(wan) 民擁戴這樣一個(ge) 道理,也就是所謂的“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之義(yi) 。賈誼還從(cong) 《易傳(chuan) ·係辭下》“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中汲取了“慎終敬始”的觀念。在他看來,秦皇朝正是因為(wei) 不懂得“慎始”,沒有憂患意識,沒有安民愛民之舉(ju) ,推行酷法、苦民政策,所以才會(hui) 迅速敗亡。《胎教》篇引“《易》曰:正其本而萬(wan) 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裏。故君子慎始”,顯然是對亡秦曆史教訓作出總結之後的深刻認識。
賈誼《新書(shu) 》對於(yu) 《尚書(shu) 》的論述較少,這與(yu) 漢初《尚書(shu) 》學未興(xing) 有很大的關(guan) 係。盡管如此,《新書(shu) 》中依然有引用《尚書(shu) 》之語強調仁義(yi) 之政的內(nei) 容。如《春秋》篇借楚國令尹恭賀楚惠王之言“臣聞‘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wei) 傷(shang) ”,以肯定君主尚德、愛民的重要性,這句引語便是出自《尚書(shu) ·周書(shu) ·蔡仲之命》。又如《保傅》篇主要闡述保傅對太子教育的作用,認為(wei) 三代享國長久而秦短祚,與(yu) 三代太子德性教育和秦太子被“教之獄”之不同教育方式有很大的關(guan) 係。該篇最後引用《尚書(shu) ·呂刑》的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作為(wei) “時務”,也就是當務之急來收尾,大意是說如果天子有好的品德,萬(wan) 民都會(hui) 賴此得福,強調通過重視太子教育,培養(yang) 天子品德,養(yang) 育天子善性的重要性,這是能否推行仁愛政治的基礎。
賈誼的《詩》論(32)繼承了先秦儒家詩言誌、詩重教的特點,仁愛便是其中的重要思想。《新書(shu) ·禮》雲(yun) :“《詩》曰:‘君子樂(le) 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le) 民之樂(le) 者,民亦樂(le) 其樂(le) 。與(yu) 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這段引《詩》立說,主旨思想是希望君主要有一顆仁愛民眾(zhong) 、體(ti) 恤民眾(zhong) 的心,要能與(yu) 民眾(zhong) 分享憂與(yu) 樂(le) 。《君道》篇則說:
《詩》曰:“經始靈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誌為(wei) 台,令匠規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問業(ye) 而作之,日日以眾(zhong) 。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台曰“靈台”,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yu) 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shou) ,洽於(yu) 魚鱉,故禽獸(shou) 魚鱉攸若攸樂(le) ,而況士民乎。
這是以文王的曆史事實為(wei) 依據,肯定君主德澤百姓,才能得到民眾(zhong) 的擁護。
賈誼的《左傳(chuan) 》學傳(chuan) 自荀子、張蒼,並有《春秋左氏傳(chuan) 訓詁》問世,是漢代《左傳(chuan) 》的重要傳(chuan) 人和重要學者,後學貫公、張敞、張禹以及孫子賈嘉等,都是西漢治《左傳(chuan) 》的一代名儒。《左傳(chuan) 》以詳明史實為(wei) 特點,這種解經形式對賈誼影響很大,重視史實依據是賈誼曆史總結與(yu) 經典闡釋的重要方法;同時,《左傳(chuan) 》所反映的思想也成為(wei) 賈誼經解思想的重要來源。賈誼的《春秋左氏傳(chuan) 訓詁》早已散佚(《漢誌》已無著錄),但《新書(shu) 》不但受《左傳(chuan) 》影響重視史實記載(具有史書(shu) 性質),而且也采納了《左傳(chuan) 》的一些具體(ti) 說法,(33)從(cong) 中可以看出受後者政治理念的影響。眾(zhong) 所周知,《左傳(chuan) 》是先秦民本思想的代表,仁愛百姓、推行德政是其重要政治主張。《新書(shu) 》不但通過大量曆史事實的記載集中體(ti) 現了其“行仁義(yi) ”的思想,而且所引用的《左傳(chuan) 》之說,也對其仁愛思想作了經學說明。如《春秋》篇所記衛懿公喜鶴喪(sang) 國之事,即出自《左傳(chuan) 》閔公二年。《左傳(chuan) 》記此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餘(yu) 焉能戰!’”衛國因此滅亡。後來齊國幫助衛國複國之後,衛文公(前衛戴公僅(jin) 在位一年)便汲取了亡國教訓,“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nong) ,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衛國因此逐漸複蘇。這樣的首尾呼應,體(ti) 現了《左傳(chuan) 》作者對衛懿公荒政的批評,及對衛文公汲取曆史教訓實行德政的肯定。《春秋》篇不但詳細記載了事情經過,而且完全接受了《左傳(chuan) 》的思想,指出衛懿公喪(sang) 國的原因在於(yu) “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you) 而輕大臣”。認為(wei) “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shou) 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偽(wei) ,故民順附而臣下為(wei) 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shou) ,遠忠道而貴優(you) 笑,反甚矣”。對照《左傳(chuan) 》,顯然是從(cong) 同一個(ge) 曆史事實得出了相同的結論,那就是愛民尊賢則國興(xing) ,反之則國亡。又如《大政上》篇說:“誅賞之慎焉,故與(yu) 其殺不辜也,寧失於(yu) 有罪也。”此語出自《左傳(chuan) 》襄公二十六年引《夏書(shu) 》語。《左傳(chuan) 》引此語是“懼失善”,強調為(wei) 國者要善待人民,不施濫刑,甚至“與(yu) 其失善,寧其利淫”。對照《左傳(chuan) 》,《大政上》體(ti) 現的也是一種慎刑、寬刑的思想,而這種思想的出發點便是為(wei) 政者的仁愛之心。
第二,以禮治說“六經”。作為(wei) 荀子後學,賈誼儒學思想中的禮學色彩非常濃厚。漢初所謂“六經”之《禮》,是指《儀(yi) 禮》,《新書(shu) 》中有大量關(guan) 於(yu) 禮儀(yi) 的論述。縱觀賈誼的禮儀(yi) 論述,主要思想有二:一是關(guan) 於(yu) 太子的教育問題。如《胎教》篇主要是講教導太子和任用賢人的重要性,因前半篇涉及王後在產(chan) 前應遵循的各種要求,而得以“胎教”名篇。該篇開篇提及的“《禮》之冠、婚”,分別指《儀(yi) 禮》中的《士冠禮》和《士婚禮》。根據該篇的說法,王後有孕之後,諸屬官必須按照一定的禮儀(yi) 規範在左右行事;王太子出生後,需要行“懸弧”之禮,即在大門左側(ce) 掛一張弓以示慶祝;需賢德之人培養(yang) 王太子的成長,如“(周)成王生,仁者養(yang) 之,孝者繈之,四賢傍之”。《保傅》篇則集中講述作為(wei) 太子的老師(太保、少保、太傅、少傅)對於(yu) 太子教育所起的重要作用。太子出生後,要讓人背著到京師南郊祭天,“過闕則下,過廟則趨”,讓太子知道何為(wei) “孝子之道”;太子少年後,需入東(dong) 、南、西、北、太五學,其中前四學主要是學習(xi) 儒家仁義(yi) 理智道德規範,入太學開始向老師問治國大道;太子成人後,依據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qin) 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言行舉(ju) 止都必須遵循禮儀(yi) 規範。《新書(shu) 》這兩(liang) 篇內(nei) 容記述的都是有關(guan) 太子的教育問題。賈誼常年擔任王太傅,深知太子教育決(jue) 定著未來國君的德行,故而其言禮對此著墨較多。這兩(liang) 篇文字都被收錄《大戴禮記·保傅》篇中,其中《胎教》與(yu) 《大戴禮記》的文字出入較大,而《保傅》則與(yu) 《大戴禮記》的記述基本相同。
二是關(guan) 於(yu) 君臣之別的問題。如《禮》篇雖然是講禮的主要思想、意義(yi) 與(yu) 作用,卻也涉及一些禮儀(yi) 。該篇說:“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為(wei) 主人禮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you) 飽也。”這是體(ti) 現君臣之別、維護君主之尊的禮儀(yi) 規範。《官人》篇則具體(ti) 講述了君主與(yu) 各類官員的相處之道,也就是所具有的基本禮儀(yi) 。該篇將君王身邊的官職分為(wei) 六種:師、友、大臣、左右、侍禦、廝役。君王與(yu) 不同官職之人的相處,所持守的禮儀(yi) 是不同的,“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le) 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you) 侏儒逃隱,聲樂(le) 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ce) ,聲樂(le) 不見。侍禦者在側(ce) ,子女不雜處”。隻有這樣“聽治論議,從(cong) 容澤燕,矜莊皆殊序”,才能成就帝王之業(ye) 。在此,賈誼把君王與(yu) 職官人員的相處禮儀(yi) 看得很重,上升到能否成就帝王之業(ye) 的高度。《服疑》篇講的是服位有等問題,也屬禮儀(yi) 一類。其中說道:“天子之於(yu) 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為(wei) 臣;臣之於(yu) 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為(wei) 仆。仆亦臣禮也,然稱仆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這裏天子之下五等為(wei) 公、侯、伯、子、男,臣之下五等則與(yu) 《禮記·王製》所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之說一致,對五等作了具體(ti) 分等,體(ti) 現的是貴賤有級的思想。
禮儀(yi) 往往又與(yu) 禮容聯係在一起,如果說禮儀(yi) 是一種行為(wei) 準則,那麽(me) 禮容則是一種生活體(ti) 現。《新書(shu) 》中的《容經》篇和《禮容語》篇,便是關(guan) 於(yu) 禮容方麵的記述。其中《容經》開篇所言“至色之經”“容經”“視經”“言經”,分別描述了朝廷、祭祀、軍(jun) 旅、喪(sang) 紀四種場合中應有的容貌神情,所謂“四誌形中,四色發外”。如祭祀禮容,要做到祭祀之誌“愉然思以和”,即虔誠的樣子;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即謙卑恭敬的樣子;祭祀之視“視如有將”,即目光有奉獻之意;祭祀之言“文言有序”,即讚頌有序。很顯然,就是要通過誌、容、視、言的具體(ti) 容貌情狀來表現出對於(yu) 祭祀的一種情感。該篇還記述了許多具體(ti) 之容,包括立容、坐容、行容、趨容、跘旋之容、跪容、拜容、伏容、坐車容、立車容、兵車容等,涉及各類待人接物過程中的儀(yi) 容。如同“兵車之容”所言:“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戎輔,鳴玉以行。……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le) ,動作有文,言語有章。”該篇還大量使用《詩》說,如引《蓼蕭》之詩“和鸞噰噰,萬(wan) 福攸同”,以“言動以紀度,則萬(wan) 福之所聚也”;引《柏舟》之詩“威儀(yi) 棣棣,不可選也”,以“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nei) 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誌也”;等等,來強調君主儀(yi) 容符合禮儀(yi) 的重要性。《禮容語》本為(wei) 上下兩(liang) 篇,上篇已亡佚,下篇主要是引用《左傳(chuan) 》和《國語》的故事來闡述禮容。“禮容語”,顧名思義(yi) ,是講述符合禮容要求的言論。該篇通過輯錄春秋時期的三則佚事,以強調君臣必須注意自己的言談舉(ju) 止,“意在說明:人的動靜、言語等容儀(yi) 是其心誌的表現,容儀(yi) 符合禮的規定則吉,反之則凶”。(34)
上述禮儀(yi) 之論,無論是關(guan) 於(yu) 帝王子嗣太子的禮教,還是對帝王本身的禮的規範,不但基本思想完全符合儒家倫(lun) 理道德,而且很多說法與(yu) 儒家“六經”經典相一致。《容經》與(yu) 《禮容語》關(guan) 於(yu) 禮容的論述,針對的主要對象是君王或者諸侯王,體(ti) 現的主要也是儒家的修養(yang) 之道。特別是《容經》篇關(guan) 於(yu) 漢初禮容的係統總結,按照徐複觀的推測,是賈誼在擔任梁太傅時“整理出來,以作教材之用的”,(35)無疑是對儒家禮學的豐(feng) 富和發展。
綜上所述,賈誼的“六經”之論繼承了先秦儒家特別是荀子的思想,並將其上升到哲學的高度,從(cong) 天道觀上作出了論證。賈誼認為(wei) 作為(wei) 萬(wan) 物德性載體(ti) 的“六經”,其道德屬性的具體(ti) 體(ti) 現便是仁愛與(yu) 禮治。賈誼“秦之過”的曆史總結即是以此為(wei) 思想基礎的。
注釋:
①班固:《漢書(shu) 》卷48《賈誼傳(chuan)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2年,第2221頁。
②班固:《漢書(shu) 》卷36《楚元王傳(chuan) 》,第1968—1969頁。
③賈誼:盧文弨《重刻賈誼〈新書(shu) 〉序》,《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508頁。
④目前綜論賈誼“六經”思想的論文僅(jin) 有趙陽《賈誼〈新書(shu) 〉與(yu) 儒家經傳(chuan) 的思想聯係》(揚州大學2004年碩士論文)一篇,分論賈誼“六經”思想的主要有劉躍進《賈誼〈詩〉學尋蹤》(《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張海波《賈誼〈詩〉學研究》(西北大學2010年碩士論文)、黃覺弘《論賈誼與(yu) 〈左傳(chuan) 〉之關(guan) 係》(《船山學刊》2006年第1期)等。但是,將賈誼“六經”思想與(yu) 其“過秦”論結合起來進行論述的,目前尚付之闕如。
⑤《史記·秦始皇本紀》收錄的三篇賈誼的《過秦論》,順序是下篇在前,上、中篇依次在後。學者一般認為(wei) 上、中二篇為(wei) 後人補入,僅(jin) 備一說。
⑥賈誼:《新書(shu) ·過秦中》,《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11頁。
⑦賈誼:《新書(shu) ·過秦中》,《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12頁。
⑧賈誼:《新書(shu) ·大政上》,《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332頁。
⑨賈誼:《新書(shu) ·大政上》,《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334頁。
⑩賈誼:《新書(shu) ·無蓄》,《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166頁。
(11)賈誼:《新書(shu) ·大政上》,《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339頁。
(12)賈誼:《新書(shu) ·諭誠》,《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275—276頁。
(13)賈誼:《新書(shu) ·連語》,《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197頁。
(14)賈誼:《新書(shu) ·春秋》,《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246頁。
(15)賈誼:《新書(shu) ·瑰瑋》,《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102頁。
(16)賈誼:《新書(shu) ·憂民》,《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123—124頁。
(17)賈誼:《新書(shu) ·大政上》,《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335頁。
(18)賈誼:《新書(shu) ·製不定》,《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66頁。
(19)賈誼:《新書(shu) ·禮》,《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213頁。
(20)賈誼:《新書(shu) ·保傅》,《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191頁。
(21)賈誼:《新書(shu) ·禮》,《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215頁。
(22)賈誼:《新書(shu) ·服疑》,《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49—50頁。
(23)賈誼:《新書(shu) ·階級》,《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78頁。
(24)賈誼:《新書(shu) ·俗激》,《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87頁。
(25)賈誼:《新書(shu) ·禮》,《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215頁。
(26)賈誼:《賈誼集校注》之汪中《賈誼〈新書(shu) 〉序》,王洲明、徐超校注,第507頁。
(27)司馬遷:《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9年,第3290頁。
(28)班固:《漢書(shu) 》卷48《賈誼傳(chuan) 》,第2221頁。
(29)賈誼:《新書(shu) ·道德說》,《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328頁。
(30)賈誼:《新書(shu) ·道德說》,《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318—321頁。
(31)賈誼:《新書(shu) ·道德說》,《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322—323頁。
(32)賈誼的《詩》學主要受到漢初《魯詩》的影響(《魯詩》傳(chuan) 自荀子),卻也明顯具有兼采眾(zhong) 家的特點。王洲明、徐超認為(wei) “《新書(shu) 》十五條引詩,用魯詩者達十二條之多”(《賈誼集校注》之《前言》)。清人唐晏則認為(wei) 賈誼詩學為(wei) “傳(chuan) 《詩》而不詳其宗派”(唐晏:《兩(liang) 漢三國學案》,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第312頁)的第一人。
(33)關(guan) 於(yu) 賈誼《新書(shu) 》采納《左傳(chuan) 》的說法,呈現的情況比較複雜。其中直接采納原說者其實很少,“有述事立義(yi) 本於(yu) 《左傳(chuan) 》,文辭多同者”“有事義(yi) 不盡相同《左傳(chuan) 》,或傳(chuan) 聞異辭,或附會(hui) 牽合,而可援以參證《左傳(chuan) 》者”(黃覺弘:《論賈誼與(yu) 〈左傳(chuan) 〉之關(guan) 係》,《船山學刊》2006年第1期)。為(wei) 何會(hui) 有這種現象,道理很簡單,因為(wei) 漢初“經之授受不著竹帛,解詁屬讀率皆口學,其有故書(shu) 雅記異人之聞,則亦依事枚舉(ju) ,取足以明教也”(汪中:《賈誼〈新書(shu) 〉序》,見賈誼:《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507頁)。不過,《新書(shu) 》的曆史論述及采納《左傳(chuan) 》之說,皆體(ti) 現出二者思想的確比較接近。
(34)賈誼:《禮容語下·注釋語》,《賈誼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第376頁。
(35)徐複觀:《漢代思想史》第2卷,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89頁。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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