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政與(yu) 良知——陽明學者鄒守益的為(wei) 政理念及其對江西地方官員的影響

作者：張衛紅（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來源：《中山大學學報》2019年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十六日戊子

          耶穌2019年2月20日

摘要

鄒守益是陽明後學中與(yu) 地方官員交往人數最多、並對其影響最大的學者。他與(yu) 江西地方官員的講學、交遊、通信、撰文等種種交往，都是實踐並傳(chuan) 播良知學政治理念的方式。他把為(wei) 政之道區分為(wei) 三個(ge) 心性層麵:以私欲為(wei) 政，以資稟為(wei) 政，以學為(wei) 政。後者即政學一體(ti) 、萬(wan) 物一體(ti) 。這些理念對官員的學術傾(qing) 向、文教舉(ju) 措、個(ge) 人品行及心性工夫等方麵產(chan) 生了積極影響。在明代儒學弘揚路線由“上行”轉為(wei) “下化”的情況下，陽明學者將“得君行道”轉為(wei) “得官行道”的努力，是儒學在地方社會(hui) 施展“上行”路線的一個(ge) 重要表現，也是儒者實踐政治理想的一個(ge) 重要途徑。

目前學界對陽明學者的政治關(guan) 懷與(yu) 實踐關(guan) 注較少。而在王陽明(1472—1528，名守仁，字伯安)及其後學那裏，在具體(ti) 政事中實踐致良知教是一個(ge) 重要的議題，政學合一、“簿書(shu) 訟獄之間無非實學”[1]是陽明學者的共識。在明中後期政治生態惡劣的環境下，陽明學者開拓出以講學來覺民行道、移風易俗的下化路線，如王門一傳(chuan) 弟子王畿、錢德洪、鄒守益、羅洪先等人都仕途短暫，數十年居鄉(xiang) 講學。但與(yu) 此同時，他們(men) 仍然以各種非直接參政的方式來實踐儒家的政治關(guan) 懷。如王畿(1498—1583，字汝中，號龍溪)在萬(wan) 曆皇帝登基前，苦心編纂出中國第一部宦官史《中鑒錄》，目的是為(wei) 了教化內(nei) 廷宦官以達到對年幼天子的養(yang) 正之功。羅洪先(1504—1564，字達夫，號念庵)曆時十五年編撰成當時製圖水平最高、內(nei) 容最詳備的《廣輿圖》，它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地圖集，明中期的邊防危機促進了邊防史地的撰述[2]。江右王門的領軍(jun) 人物鄒守益(1491—1562，字謙之，號東(dong) 廓)政治關(guan) 懷的一個(ge) 重要表現，就是在江西地方官員中推行良知學。鄒守益是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正德六年(1511)進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嘉靖二十年(1541)因上疏忤世宗而落職，先後居鄉(xiang) 四十餘(yu) 年，無一日不講學。筆者曾作《鄒守益與(yu) 江西官員交遊一覽表》，統計與(yu) 鄒守益交往的江西省、府、縣級官員達115人，多為(wei) 掌控當地政治、經濟、文教要職的官員，有江西巡撫都督禦史15人、巡按禦史4人，吉安知府10任、安福知縣11任，即五十年間，吉安府和安福縣幾乎曆任最高行政長官都與(yu) 鄒守益有交往。這些官員中，有陽明學者24人，湛若水弟子6人，有論學往來或參與(yu) 講會(hui) 的官員54人，合計84人，他們(men) 也恰是與(yu) 鄒守益往來較密切的親(qin) 近王學官員，占其交遊官員總數的73%。無論是與(yu) 官員的交遊數量，還是親(qin) 學官員的數量，其他陽明學者都無法與(yu) 鄒守益相比。本文通過梳理鄒守益與(yu) 江西官員交往論學過程中傳(chuan) 遞的政治理念，及其對官員的實際影響，以期探討陽明學的政治實踐麵向，以及儒學弘揚路線下化的背景下，儒家政治關(guan) 懷的表現形式。

一、為(wei) 政之道的三個(ge) 心性層麵

在宋明理學家那裏，理想政治建立的根基在於(yu) 德性，王霸之別、經權之辨的分水嶺在於(yu) 施政者之動機是出於(yu) 純粹的天理還是有私欲之夾雜。朱子就認為(wei) ，如漢高祖、唐太宗那樣有蓋世功勳的帝王，因心術動機上難掩私欲，仍屬霸道政治。概言之，王霸之別即天理人欲之異。陽明學更明確將王道政治的出發點進一步深化到心體(ti) 上來，陽明說:“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yi) 利、誠偽(wei) 、善惡界頭。”[3]按照這個(ge) 標準，王霸之別端在本心應事之際能否保持純然無雜，一切施政方略乃至權變智術都從(cong) 至善本心中開出才合於(yu) 道義(yi) 。其理論依據在於(yu) ，首先，良知超出了普通的倫(lun) 理範疇，是一超越的本體(ti) 之心，為(wei) 宇宙最高的意義(yi) 本體(ti) 和萬(wan) 物生存的根據。這是良知貫通一切人倫(lun) 、事為(wei) 的本體(ti) 論根據。其次，良知無內(nei) 外。良知不能僅(jin) 僅(jin) 被理解為(wei) 一個(ge) “內(nei) 在”的本心或本體(ti) ，而是一泯合對待的清淨識體(ti) ，呈現在當下與(yu) 萬(wan) 物的感應之中，陽明說:“理無內(nei) 外，性無內(nei) 外，故學無內(nei) 外。”[4]故良知體(ti) 現為(wei) 以純淨無雜的心靈狀態去主動有效地融攝一切世間的政治事為(wei) 、知識謀略，良知與(yu) 事功原本一體(ti) ，融合無間。另一方麵，一切政治事為(wei) 、知識謀略又是良知心體(ti) 的發用與(yu) 呈現，陽明平定寧王朱辰濠叛亂(luan) 後，自我評價(jia) 說:“今日雖成此事功，亦不過一時良知之應跡。”[5]

因此，理學家們(men) 將天下興(xing) 衰、王道政治實現與(yu) 否的原因歸結為(wei) 心性(學術、道術)之明與(yu) 不明，如陽明說:“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yu) 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yu) 學術之不明。”[6]歐陽德(1496—1554，字崇一，號南野)也說:“道術不明，為(wei) 吏者狃功利之習(xi) ，以行其巧宦之私，謂學無益於(yu) 政。為(wei) 學者又或以多聞博識，滋其意見之惑，謂良知不足以盡學。”[7]鄒守益亦雲(yun) :“學術不明，而各以資質為(wei) 政。”[8]世風政治衰敗的根底在於(yu) 良知被遮蔽，以私欲、氣習(xi) 、見聞為(wei) 政，這是陽明學者們(men) 的共識。故陽明認為(wei) 拯救社會(hui) 首先要從(cong) 修身做起，以明心性而正學術，進而帶動社會(hui) 建製的改善，這是陽明及其後學濟世利民、解救時危的基本思路。

正是基於(yu) 這樣的為(wei) 政理念，鄒守益區分了三個(ge) 心性層麵的為(wei) 政之道。嘉靖十七年(1538)，吉安知府屠大山(1500—1579，字國望，號竹墟)升山東(dong) 按察司副使，鄒守益作《慶郡侯竹墟公考績》一文贈別:

太上以學為(wei) 政，戒慎恐懼，主宰常定，上下與(yu) 天地同流；其次以資稟為(wei) 政，寬和剛斷，簡靖明察，若溫涼炎冷，各專(zhuan) 其一氣；其下以私欲為(wei) 政，雜行逆施，以幹陰陽之和。[9]

三種為(wei) 政之道以行為(wei) 所依據的不同心性層麵為(wei) 劃分標準:下焉者以私欲為(wei) 政，所行皆從(cong) 小我之私欲流出，違天背理，雜行逆施，為(wei) 最下境界。其次以資稟為(wei) 政，所行以各自氣稟(即氣質之性)為(wei) 依，為(wei) 政風格有寬和剛斷、簡靖明察之別，仍不免“各專(zhuan) 其一氣”的偏頗。此義(yi) 在鄒守益與(yu) 官員的交往中反複申明。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鄒守益在寫(xie) 給巡撫南贛都察院右副都禦史談愷(1503—1568，字守敬，號十山)的贈序中說:

世之君子，往往以資習(xi) 所近為(wei) 學，而弗講於(yu) 大道之要。謹厚則以因循為(wei) 老成，通敏則以急迫騖事功。於(yu) 是乎有縮手前哲，覬旦夕之遷；有騁才鼓勇，舉(ju) 舊章而紛更之。雖高下殊科，於(yu) 大公順應懸矣。[10]

鄒守益關(guan) 於(yu) “以資稟為(wei) 政”與(yu) “以學為(wei) 政”的區分有本於(yu) 陽明。當弟子陳九川(1494—1562，字惟濬，號明水)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盡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yu) 行師否”，陽明答:

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即強持便是本體(ti) 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yu) 欲，自能臨(lin) 事不動。不動真體(ti) ，自能應變無言。[11]

“履險不懼”即是一種“性氣剛”的氣質之性。陽明認為(wei) ，從(cong) 這種秉性所出的用兵謀略往往不脫血氣之勇，難免私意計較而遮蔽心體(ti) ，影響了心體(ti) 之發用，也局礙了用兵策略。若以不為(wei) 私意計較所動的良知本體(ti) 為(wei) 根底來運用各種軍(jun) 政謀略，自能發揮心體(ti) 的智慧大用，應變無窮。陽明大弟子王畿則將二者區分為(wei) 豪傑與(yu) 聖賢之別:

千古聖學，本於(yu) 經世……徹頭徹尾隻在幾(機)上理會(hui) ……俠(xia) 者之重然諾、輕生死，終涉好名，與(yu) 聖賢本色作用未免毫厘，亦在機上辨之而已……大抵豪傑不落卑汙，多受此病。非從(cong) 學問理會(hui) 、時時自反、常見不足、常見有過可改、幾於(yu) 無我者，未易以氣魄承當。[12]

概言之，豪傑之舉(ju) 仍是“以氣魄承當”，即鄒守益所說的“資稟”“質所近、才所便”範圍。渣滓未盡，所行不能無偏。鄒守益又說:

夫天下之政，皆生於(yu) 心。心乎寬厚，則有寬厚之政；心乎剛果，則有剛果之政；心乎簡靖，則有簡靖之政；心乎明察，則有明察之政。是寬厚、剛果、簡靖、明察，皆足以有聞於(yu) 時。然出於(yu) 質之近而不本於(yu) 學，則往往窒於(yu) 一偏。[13]

以心性之學的標準看，“寬厚、剛果、簡靖、明察”之政終雖有聞於(yu) 當時，然豪傑之士“出於(yu) 質之近而不本於(yu) 學”的“學”即良知本體(ti) ，故往往窒於(yu) 一偏。鄒守益給江西巡按監察禦史李循義(yi) (1487—?，字時行，號六峰)的書(shu) 信中說得更為(wei) 清楚:“雖外麵矯揉安排，終非本體(ti) 流行，畢竟有滲漏出來。”[14]真實的事功成就如陽明所說:“成就之者，亦隻是要他心體(ti) 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cong) 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6)亦即王畿所雲(yun) “徹頭徹尾隻在幾上理會(hui) ”。鄒守益亦謂:“學也者，將以何為(wei) 也?學此心之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欲也”[15]，“戒懼勿離，參前倚衡，裁成輔相，盡從(cong) 此關(guan) 竅流出。”16以戒懼於(yu) 心體(ti) 為(wei) 功，為(wei) 政之種種舉(ju) 措皆從(cong) 心體(ti) 流出，是最高心性層次的“太上以學為(wei) 政”，即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

因此，鄒守益在寫(xie) 給多位官員的考績序中，都將考核政績的最高標準定位在心性本體(ti) 上，即“考於(yu) 獨”。嘉靖十九年(1540)，他在給南京吏部右侍郎費采(1483—1548，字子和，號鍾石)的考績序中說:

考於(yu) 簡牘易，考於(yu) 事功難；考於(yu) 事功易，考於(yu) 精神命脈難……君子之視《履》，而元吉也，其惟考於(yu) 獨知乎！故績考於(yu) 譜，謂之孝；績考於(yu) 史，謂之忠；績考於(yu) 獨，謂之幾。知幾，其仁矣乎！17

此“獨”即心體(ti) ，“考於(yu) 獨”的實質便是時時戒慎恐懼，在心體(ti) 萌動之幾微上照察，為(wei) 政的種種舉(ju) 措，源於(yu) 自家心體(ti) 之自知、獨知，超越了可見的簡牘與(yu) 事功，是儒家仁政理想的最高標準。

二、政學一體(ti) 與(yu) 萬(wan) 物一體(ti)

基於(yu) 德性與(yu) 政治相統一的理學思想，是鄒守益反複向官員們(men) 申明的執政理念，即政學一體(ti) 、萬(wan) 物一體(ti) 。這固然是宋明儒者的共識，但陽明學者所強調的重心與(yu) 學理基礎都與(yu) 朱子學有所不同。朱子將《大學》中明德、新民的關(guan) 係界定為(wei) “明德為(wei) 本，新民為(wei) 末”18。這與(yu) 朱子“體(ti) 立而後用行”19的體(ti) 用觀是一致的，強調體(ti) 的優(you) 先性，用是第二義(yi) 的，當然這並不表示朱子不重視事功層麵。而陽明認為(wei) :“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體(ti) 也。親(qin) 民者，達其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yu) 親(qin) 民，而親(qin) 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3)其更強調明德與(yu) 親(qin) 民本為(wei) 一事，二者在體(ti) 用關(guan) 係上為(wei) 一體(ti) 之兩(liang) 麵，故特別強調親(qin) 民實踐的重要性，明明德必須落實在親(qin) 民的實踐層次上[20]。這一方麵是基於(yu) 陽明“體(ti) 用相即”的一體(ti) 性思路，體(ti) 與(yu) 用地位平等並行，無二無別；另一方麵則與(yu) 陽明格外強調的萬(wan) 物一體(ti) 思想及其實踐指向密切相關(guan) 。在《大學問》中，陽明將明德、親(qin) 民與(yu) 萬(wan) 物一體(ti) 三個(ge) 理念相互詮釋，都是對良知不同側(ce) 麵的描述，三者相輔相成，共同指向良知的實踐向度[21]:“學”直指心之本體(ti) 、良知，“政”則是良知的推展和外化，“一體(ti) ”則是學與(yu) 政的承載者和終極實踐目標。正如陽明弟子朱廷立(1492—?字子禮，號兩(liang) 崖)所言:“學所以為(wei) 政，而政所以為(wei) 學，皆不外乎良知焉。”[22]

政學一體(ti) 、政學合一是陽明弟子共認的為(wei) 學終極目標。歐陽德在寫(xie) 給泰和知縣呂調羹(1498—?字夢卿，號岩野)的序文中即說:“夫學，學盡其心也。人心無不惻隱，無不是非。盡其惻隱而無不仁，故民親(qin) ；盡其是非而無不知，故民治。是謂大學，是謂王政。”[23]他在給泰和知縣繆宣(1499—1564，字時化)的贈言中將政學關(guan) 係說得更加明白:

政與(yu) 學有二乎哉?良知酬酢變化而萬(wan) 事出。事者，知之事；知者，事之知。學也者，致其事之知以廣業(ye) ；政也者，致其知於(yu) 事以崇德。其知一也，致其事之知，所以致其知於(yu) 事也……故致知者，天德之學。知致而王道達矣。[24]

“學”是致良知(致知)之學，並非空洞無物，而是體(ti) 現在具體(ti) 事務、政事當中的“事之知”，故學即“致其事之知”；“政”則是具體(ti) 的事務、政事，但並非脫離了本心的心外之事，而是良知在具體(ti) 政事中運用的“知之事”，故政即“致其知於(yu) 事”。知事合一，學政合一。這樣的思想在陽明後學中比比可見。如，羅洪先雲(yun) :“學問正在事務中，了得此心，更無閑雜念慮擾亂(luan) ，即學與(yu) 政總是一件。”[25]王艮(1483—1540，字汝止，號心齋)亦雲(yun) :“學外無政，政外無學，是故堯舜相傳(chuan) 授受，允執厥中而已。”[26]王畿著《政學合一說》，言政學合一“其機在於(yu) 一念之微”[27]。總體(ti) 而言，陽明學者們(men) 關(guan) 於(yu) 政學一體(ti) 的主張都建立在致良知的心性前提和基礎上，為(wei) 學是為(wei) 政的前提，同時為(wei) 學必然外化為(wei) 親(qin) 民之政事。

鄒守益與(yu) 官員的交往中，其論政學關(guan) 係也與(yu) 此同調。嘉靖十年(1531)，安福籍士人、霍山縣令路子泰(字嚴(yan) 夫)向鄒守益問政時，鄒守益答:

夫政，莫要於(yu) 慎好惡矣。所惡於(yu) 上，毋以使下；所惡於(yu) 下，毋以事上。真誠惻怛，以充其良知之量，是謂思誠之學……夫學，莫要於(yu) 慎好惡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真誠惻怛，以充其良知之量，是謂絜矩之政。[28]

政是思誠之學，學是絜矩之政，政與(yu) 學都是良知的充拓與(yu) 外化。鄒守益還將學政關(guan) 係置於(yu) 他主張的戒懼工夫中論說。他在寫(xie) 給吉安府推官王中齋的信中說:

中和不在戒慎外，位育不在中和外。即學即政，即政即學，安可歧而二之?[29]

嘉靖三十年(1551)，他在寫(xie) 給刑部主事吳維嶽(1514—1569，字峻伯，號霽寰)的信中也說:

故戒懼中和，中和位育，原無先後次第。自其修己謂之學，自其安人安百姓謂之政，謂之仕。[30]

鄒守益依托《中庸》的基本概念，在“戒懼以致中和”的理論框架下，秉承陽明學“體(ti) 用相即”的思路，“戒懼中和”，意味著將“中”之“本體(ti) ”、“和”之“發用”與(yu) “戒懼”之“工夫”打通為(wei) 一，即體(ti) 即用，即本體(ti) 即工夫即境界———相應於(yu) 學政關(guan) 係，便是即學即政、即政即學。

與(yu) 政學一體(ti) 相關(guan) 的另一個(ge) 為(wei) 政理念即萬(wan) 物一體(ti) 。“萬(wan) 物一體(ti) ”本是儒學之共義(yi) ，但在陽明這裏，萬(wan) 物一體(ti) 說得到了格外彰顯。王陽明以《拔本塞源論》為(wei) 代表的萬(wan) 物一體(ti) 說不僅(jin) 是一個(ge) 哲學思想論述，更藉由良知(心體(ti) )打通人與(yu) 自然世界、人與(yu) 社會(hui) 人倫(lun) 同體(ti) 共感的一體(ti) 之關(guan) 聯，是良知學說在社會(hui) 政治領域進一步拓展的結果，也是儒家關(guan) 於(yu) 構建理想社會(hui) 的一項重要的社會(hui) 理論、實踐理論之表述(4)。在理論上，良知既然是一個(ge) 處處遍在並觀照萬(wan) 物的本體(ti) 之心，其終極實現也必然是自然與(yu) 人倫(lun) 社會(hui) 在一體(ti) 之仁中涵攝並呈現的理想境界。因此，陽明所謂“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yu) 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5)，此處的“真能”，就本體(ti) 而言指自身對良知實有諸己的自得體(ti) 證，就發用而言則必然指向親(qin) 民之實踐，如王畿所言:“識得此體(ti) ，方是上下與(yu) 天地同流，宇宙內(nei) 事皆己分內(nei) 事，方是一體(ti) 之實學”，“夫子之學，以親(qin) 民為(wei) 宗，一體(ti) 之謂也。”[31]這也是鄒守益與(yu) 官員交往中竭力提揭的理念，並貫穿他與(yu) 官員交往的始終。

鄒守益與(yu) 官員講“萬(wan) 物一體(ti) 之學”的語境主要有三:一是將講學活動稱為(wei) “論一體(ti) 一家之學”。如嘉靖十四年(1535)，鄒守益至吉安府永新縣與(yu) 甘公亮、李儼(yan) 等王門同道聚講，知縣徐丙(字子南，號半溪)召集同郡之士及本縣文武官員參與(yu) 講會(hui) ，相與(yu) “論一體(ti) 一家之學”[32]。二是在鄉(xiang) 約序、譜序中倡導同族一體(ti) 、萬(wan) 物一體(ti) 。如嘉靖十五年(1536)永豐(feng) 縣開始推行鄉(xiang) 約，鄒守益作《敘永豐(feng) 鄉(xiang) 約》:“夫教於(yu) 鄉(xiang) 者，其知一體(ti) 之學乎！鄉(xiang) 鄙合而為(wei) 邦國，邦國合而為(wei) 天下。若指於(yu) 脛，脛於(yu) 股，股於(yu) 腰，精氣恒相貫，而命脈常相係。故古之善教天下者，必自鄉(xiang) 始。”[33]嘉靖四十年(1561)，鄒守益為(wei) 泰和南岡(gang) 黃漕胡氏通譜作序，言“通”之義(yi) 在“視一家如一身，故自心腹至發膚，無非吾同體(ti) ”[34]。三是在向官員申訴民情時宣揚“一體(ti) 之學”。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鄒守益致書(shu) 江西按察使馬森(1506—1580，字孔養(yang) ，號鍾陽)、巡撫江西右副都禦史翁溥(1502—1557，字德宏，號夢山)等官員，望能“以一體(ti) 一家之學適司其柄”[35]，請求盡快在樂(le) 安丈田，得到允準。以上第一層麵重在發明良知學的本體(ti) 向度，第二、三層麵是本體(ti) 之外化與(yu) 發用，為(wei) 良知學的社會(hui) 關(guan) 懷及政治關(guan) 懷向度。可以說，“一體(ti) 之學”幾乎是良知學的代名詞，涵蓋了鄒守益學術思想與(yu) 社會(hui) 政治實踐的全部範圍。這也是陽明學者的共識，陽明後學以“一體(ti) 之學”指代良知的情形也很常見，共同指向以萬(wan) 物一體(ti) 的理念重建人人“同此一心”“天下一家”的理想社會(hui) 秩序。故陽明學者們(men) 尤其強調良知學的社會(hui) 實踐內(nei) 涵。

三、以儒術宰吏治

在陽明學盛行的明代中期，與(yu) 鄒守益等陽明學者交遊較多的地方官員們(men) ，有些人雖然與(yu) 陽明或其後學並未有正式的師承關(guan) 係，亦未以良知學為(wei) 人生的全部誌業(ye) ，但良知學於(yu) 他們(men) 仍有著或隱或顯的滲透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首先，是良知學對官員學術傾(qing) 向之影響。張時徹(1500—1577，字惟靜，號東(dong) 沙)是與(yu) 陽明學者交往較多的一位官員。他早年任官南京時期，曾與(yu) 在南京吏部考功司任職的鄒守益等名士論學。嘉靖十年(1531)東(dong) 廓離任前，張時徹造訪並與(yu) 之論學:“心也者，萬(wan) 事萬(wan) 物之宗也，心存則正，不存則妄。學之道，存心而已矣。是故至誠無息，聖人之道也。”[36[他顯然深受心學之影響，其確立學術指向也是在南京任官期間。張時徹於(yu) 嘉靖十年三月起任江西按察使副使提督學政，二十八至二十九年任都察院巡撫江西右僉(qian) 都禦史，期間與(yu) 吉安府陽明學者鄒守益、羅洪先、聶豹等講學並交遊。鄒守益言“東(dong) 沙司馬，於(yu) 某以斯學相期也”[37]，以同道視之。

還有一類官員並無明顯的心學傾(qing) 向，但也重視心學思想。如張元諭(1519—?字伯啟，號月泉)於(yu) 嘉靖三十八至四十年任吉安知府，為(wei) 官有善政，鄒守益、羅洪先等陽明學者甚禮重之。張元諭亦留意王學，對朱王兩(liang) 家學問各有褒貶:

朱子以格物為(wei) 窮致事物之理……析心與(yu) 理而為(wei) 二，陽明譏之，誠是矣。但謂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則是以知為(wei) 行，而近於(yu) 明心見性之說……故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加一“後”字，且曰誠曰正，是逐節自有工夫，非致知所能兼盡也。故格物致知之說，陽明為(wei) 優(you) ，而誠意正心修身，自當從(cong) 文公為(wei) 是。

陽明之學，極高明之意多而道中庸之功少，致知之意多而力行之功少，故當時即有此弊。今講陽明之學者大約流於(yu) 空虛，為(wei) 脫落新奇之論，如其所憂，鹹非陽明之素矣。而夷考其行，雖高弟亦弗克終，殆流弊之所必至者與(yu) 。朱子之學，雖稍支離，而躬行實踐，不事空言，是以其徒皆篤實莊敬，多為(wei) □者，迨數傳(chuan) 猶然，亦勢之所必至者也。(3)

他既肯定了陽明評朱子格物說“析心與(yu) 理而為(wei) 二”，“其說亦明白痛快，得大學之本意，的然可從(cong) 者也”[38]，同時認為(wei) ，陽明的致良知說不能概括並減省誠意、正心、修身等必要的逐節工夫。故就學理而言，格物致知之說當以陽明為(wei) 優(you) ，而誠意、正心、修身的逐節分疏工夫，仍當以朱子為(wei) 是。就功行效果而言，陽明學雖立意高明，然不免重心性而輕實行、流於(yu) 空虛之弊，朱子學雖稍支離，然重躬行實踐，仍能流傳(chuan) 甚遠。這一對朱王之學的持平之論與(yu) 晚明儒者基本同調，說明當時學界已經存在對兩(liang) 家之說的冷靜觀察。

其次，是良知學對官員為(wei) 政理念及善政舉(ju) 措之影響。這類事例甚多，舉(ju) 其大者有兩(liang) 方麵:

其一是官員對政學一體(ti) 、萬(wan) 物一體(ti) 等執政理念的認同與(yu) 踐行。例如，江西實際人口與(yu) 黃冊(ce) 記載的稅糧人口嚴(yan) 重不符而導致的賦役繁重，一向是困擾民生的一大難題，很多親(qin) 王學的江西官員以“萬(wan) 物一體(ti) ”的理念致力於(yu) 改進。都察院巡撫江西右副都禦史吳鵬(1500—1579，字萬(wan) 裏，號默泉)在任職期間曾與(yu) 鄒守益等人講學，與(yu) 江西其他陽明學者往來亦多。嘉靖二十九年(1550)，鄒守益聯合聶豹、羅洪先等吉安陽明學者上疏吳鵬等省級官員，針對吉安府賦役過重的積弊，請求重新核查賦役，得其支持。吳鵬主持刊刻、記載新賦役標準的《派糧節略》得以通行。吳鵬曾明確表達了政學一體(ti) 、萬(wan) 物一體(ti) 的為(wei) 政理念:

聞之仁者以天體(ti) 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故必有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心，而後有是政，而後能仁覆天下……以是心而致之政，古今聖哲所以求治者不外乎此。[39]

此外，支持核查賦役的親(qin) 學官員還有時任都察院巡撫江西右僉(qian) 都禦史的張時徹。嘉靖二十九年，張曆時八月餘(yu) ，主持編定了江西地方的賦稅全書(shu) 《江西賦役總會(hui) 文冊(ce) 》。羅洪先為(wei) 此書(shu) 作序，盛讚此舉(ju) “欲使愚民據按，而巧胥至於(yu) 結舌。此洪武以來所未有也”[40]。張時徹在給羅洪先的信中說，主持此事的用心正是與(yu) 民同體(ti) :

今江西之民，仆實身之矣，其不獲者何限?故稅節以來，昕暮孜孜，恒如恫瘝在身，不寧寢處。中間聚欲去惡以殉斯民之急者，亦勉竭心力矣。[41]

危嶽(1491—約1534，字季申，號雙江)是另一位實踐一體(ti) 之學的勤政官員。嘉靖九年(1530)危嶽任吉安府推官，十一年至安福推行丈田。時鄒守益率本地四十餘(yu) 名同道及弟子參與(yu) 監督丈田，危嶽與(yu) 他們(men) 一道，講學與(yu) 清丈兼行並舉(ju) :

(危嶽)集諸生以講萬(wan) 物一體(ti) 之學，因屬以核田。曰:“虛糧之病亟矣！予為(wei) 父母而弗療，罪實在予。二三子為(wei) 昆弟子姓而弗協以療，將誰執其咎?”諸生惕然服其勞，相與(yu) 演繹，以告於(yu) 四鄉(xiang) 。[42]

危嶽並非陽明學者，但一體(ti) 之學卻是他推行丈田的理念和動力。丈田期間，他不畏豪強阻撓力行丈田，深得士民敬重，竟病卒於(yu) 任上。安福士民為(wei) 之編撰紀念文集《遺愛集》，鄒守益親(qin) 自作序及祭文，表彰他“以一身安危為(wei) 萬(wan) 姓休戚，戴天履地，充然無愧怍”[43]。吉安府是世家大族累世聚集的地區，宗族豪強壟斷經濟、轉嫁賦稅徭役、爭(zheng) 訟不斷等惡風惡習(xi) 時或有之，官僚積習(xi) 變更甚難。上述官員能不畏豪強勢力支持丈田，其動機無不出自“萬(wan) 物一體(ti) ”的政治關(guan) 懷。

其二是親(qin) 學官員們(men) 大都重視推行地方文教。官員們(men) 除了支持講會(hui) ，還致力於(yu) 敦倫(lun) 理、興(xing) 學校、建書(shu) 院、舉(ju) 鄉(xiang) 約等文教舉(ju) 措。

吳鵬任職期間“以敦倫(lun) 理、正名義(yi) 為(wei) 準”[44]，安福縣學教諭倪朝惠“學務治心，訓誨不怠”[45]，官無論大小，均以倫(lun) 理教化為(wei) 的。胡鼇(1505—?字巨卿，號鹿崖)於(yu) 嘉靖十一年至十三年任樂(le) 安縣令，期間“治行卓異，仿古木鐸意設立社學，以興(xing) 起斯文為(wei) 己任。常言學校人才所出，當加意培養(yang) ”[46]。陸粲(1494—1551，字子餘(yu) 、浚明，號貞山)於(yu) 嘉靖十二年(1533)任吉安府永新縣令，“治政嚴(yan) 明，吏肅民畏……尤厚學校，禮耆老，倡鄉(xiang) 約，民至今稱之”[47]。陸粲與(yu) 鄒守益、羅洪先、聶豹、甘公亮(1482—?字欽采，號蓮坪)等吉安府陽明學者均有交遊。鄒守益給陸粲的信中，言良知是為(wei) 政之“矩”，“足以開物成務”(10)。

再次，是良知學對官員品行及政事結合之影響。張時徹在給陽明學者朱衡(1521—1594，字士南，號鎮山)的書(shu) 信中說:

方今政體(ti) 士習(xi) 敝壞極矣，非賄不官，非賄不事，事上之求下，與(yu) 下之求上，率不越此。又何怪乎！民生日棘，綱紀日弛，而寡廉鮮恥之俗日以益盛也，此雖碩人貞士亦無如之何。惟守一職則思亢一職，行一事則思善一事，畏天命顧民，而得喪(sang) 禍福一切擯之不問，庶幾可以自立，所謂周於(yu) 德者邪。(1)

嘉靖朝自“大禮議”事件後，士風漸壞。即便如此，仍須上畏天命下顧民意，盡己本分，不問得喪(sang) 禍福。張時徹道出了他與(yu) 同道在複雜官場中自立自守之努力。事實上，親(qin) 學官員的品行政事大都可圈可點，很多官員在地方誌中得到稱頌。如李一瀚(1505—1567，字源甫，號景山)多次向鄒守益問政，他“外和內(nei) 剛”“自奉甚簡”，任安福知縣推行丈田及任江西按察司僉(qian) 事平衡鹽政時，不畏豪強，奉公執法，“治民事則精核詳練”[48]，惠民猶多。李一瀚後升任都察院右副都禦史，“每入朝，百僚望見，輒為(wei) 引避，惟自守素嚴(yan) 也”(3)，有“鐵麵禦史”[49]之稱。吉安知府靳學顏(1514—1571，字子愚，號兩(liang) 城)與(yu) 鄒守益、羅洪先有論學往來，“為(wei) 人廉貞樸茂，守正不阿，於(yu) 世味時榮澹然無所嗜好”[50]，“博學，精古文詞，然未嚐輒出以示人，惟以正身宜民為(wei) 急”[51]。吉安知府張元諭，“雅靖慈厚，其政主於(yu) 宜民，不知伺察上官意指為(wei) 行罷，心所不樂(le) ，即文移之迫、譙謗之加，迄不為(wei) 動；心所樂(le) 行，亦不以人言中止。精白廉介，本諸天植。四境之民終歲不聞郡中追呼聲”[52]。吉安府同知李人龍(1504—1582，字子乾，別號雲(yun) 亭)，“為(wei) 人慷忼坦夷，不設城府，而風節嚴(yan) 峻，如夏日秋霜。居官廉直……不避權貴”[53]。這些雖不能說與(yu) 其親(qin) 近陽明學有直接的因果關(guan) 係，但對心性之學的關(guan) 注，至少會(hui) 促進官員在個(ge) 人修養(yang) 和政事舉(ju) 措上有更為(wei) 自覺的道德意識。

更有進者，一些官員在公務政事活動中自覺檢點磨礪心性工夫，與(yu) 陽明學者的致良知工夫踐履並無二致。如靳學顏內(nei) 省之功甚密，羅洪先為(wei) 他所作的考績序載:

先生間謂餘(yu) (按，羅洪先)曰:“嚐令吏取文書(shu) ，久不至，心將咈然，旋悟曰:‘是將以自戕矣。’”夫不忍動念於(yu) 去來遲速之間，以為(wei) 自戕，其忍以張飾競眩勞其心乎?而又忍以張飾競眩戚其民乎?……強力足以撼重，絕識足以剸繁，介節足以鎮浮，博學足以測遠，有如先生者，卒不能役己少有所狥，顧曰:是戕心與(yu) 否?嗟夫！豈可與(yu) 尋常道哉！[54]

靳學顏在公務活動中體(ti) 察當下起心動念的用心，深得羅洪先盛讚。嘉靖二十八年(1549)，靳學顏曾與(yu) 鄒守益論學，別後有數條相問，鄒守益回書(shu) 《簡兩(liang) 城靳郡侯》，並將與(yu) 諸生論學內(nei) 容附上，論“寂感無時，體(ti) 用無界”以及“戒懼於(yu) 事、戒懼於(yu) 念、本體(ti) 戒懼”三個(ge) 層次[55]，前者是聶豹與(yu) 鄒守益等陽明學者爭(zheng) 論的焦點，後者關(guan) 乎致良知工夫的著力點。蓋靳學顏諳熟心學，故鄒守益與(yu) 他所探討的都是較為(wei) 深入的工夫內(nei) 涵。

鄒守益還與(yu) 官員們(men) 交流用功心得，並加以指點。李人龍原官禦史，因開罪嚴(yan) 嵩而遭貶。他曾參與(yu) 青原山及白鷺洲書(shu) 院等講會(hui) ，與(yu) 鄒守益、王畿、錢德洪(1496—1574，字洪甫，號緒山)等陽明學者往來論學。也許是官場失意之故，他“以匡廬隱吏自號”[56]，有隱居自適之意。為(wei) 此，鄒守益對他有委婉的提點:

若曰岑居頗得靜養(yang) ，遇事便覺攪擾，隻是欠卻戒懼不離，亦臨(lin) 亦保，故不免喜靜厭動耳。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天運日照，自強不息……克己複禮，天下歸仁，正與(yu) 修己安百姓一例看。修己修道修身，隻是一項工夫。[57]

也許是受講學切磋之益，李人龍任職期間“孳孳取善，以儒術植良鋤奸”[58]。在吉安府推行的丈田活動中，唯地處偏遠山區的萬(wan) 安縣最難進行，八年未就。後在李人龍的主持下，“凡五閱月間，祛百年積蠧而一新之”[59]。鄒守益特地作《萬(wan) 安丈田獎績序》表彰他的善政。

對於(yu) 那些本身即是陽明學者的官員，鄒守益更是直接與(yu) 之討論心性工夫，勉其在官場仕途中時刻磨礪內(nei) 省。王鳴鳳(號梧岡(gang) )為(wei) 諸生時曾在貴陽師事陽明，嘉靖十五至十七年左右任安福縣丞期間，常與(yu) 當地陽明學者論學會(hui) 講。他在安福惠民甚多，“首除常規，舉(ju) 鄉(xiang) 約，修文塔，興(xing) 水利，立社倉(cang) ，獻籌邊六策”[60]，還親(qin) 自帶領百姓修陂渠，羅洪先作《寅陂謠》以頌其功。王鳴鳳得到官府褒獎的同時也因此遭訕謗，為(wei) 此，鄒守益專(zhuan) 作《毀譽篇》一文:

毀譽兩(liang) 忘，夫兩(liang) 忘者，非喜毀而惡譽也。彼以毀譽者，皆儻(tang) 來之言也。人之為(wei) 善也，猶其饑食粟而寒衣裘也。饑而求食，寒而求衣，豈以蘄知於(yu) 人?凡以自快其良知而已……則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夫是之謂自信之學……則梧岡(gang) 其有以自信否乎?[61]

鄒守益勸勉他當此難處之境地，自驗能否自快、自信其良知，將毀譽置之度外，以此為(wei) 學問之功和檢驗標準。鄒守益在給王鳴鳳的題詩中亦雲(yun) :“吾心如秋月，片雲(yun) 不容翳……波搖光不搖，認取未發中。”[62]無論外界的波動如何，要始終保持內(nei) 在良知心體(ti) 巋然不動，如秋月般不染塵埃。

結語

鄒守益與(yu) 地方官員的講學、交遊、通信、撰文等種種交往，都是實踐並傳(chuan) 播政學一體(ti) 、萬(wan) 物一體(ti) 理念的方式。他對官員反複申明“以儒術宰吏治”[63]，“聖門自有節度”[64]，均是此意。當然這種學術對地方官員乃至地方政治生態的影響方式，並不是現代社會(hui) 中政治與(yu) 道德的二分模式，也不是對於(yu) 政治製度直接發揮作用的模式。古代士人致仕歸裏後，素有清白自守、足跡不入公門的傳(chuan) 統，除非有關(guan) 乎民生的具體(ti) 事件，如賑災、減稅等，他們(men) 會(hui) 因百姓利益而與(yu) 官府周旋，此外並無幹預地方整體(ti) 政事的意圖。故鄒守益等陽明學者對地方官員的影響，首先是確立德性作為(wei) 具體(ti) 政事乃至政治理想的根基，而德性之於(yu) 政事潛移默化的作用，甚或大於(yu) 具體(ti) 政策之設計與(yu) 運作。官員參與(yu) 講學活動，不僅(jin) 為(wei) 講學提供了場地、資金、人脈、影響力乃至人際保護等方方麵麵的支持，更重要的，學術思想對官員群體(ti) 、士人群體(ti) 的滲透，對官員自身的人格修養(yang) 乃至間接影響到善政舉(ju) 措，是不無裨益的。這既是明代中後期直接在朝廷中的“上行”路線無法施展的形勢下，鄒守益等陽明學者“下化”路線中勢所宜然的一個(ge) 重要選擇途徑；同時，陽明學者們(men) 將“得君行道”轉為(wei) “得官行道”的努力，仍然是在地方社會(hui) 施展“上行”路線的一個(ge) 重要表現，也是儒者實踐其政治理想的一個(ge) 重要表現。

注釋

[1][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傳(chuan) 習(xi) 錄》下，《王陽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5頁。

[2]參見彭國翔:《王龍溪的〈中鑒錄〉及其思想史意義(yi) ---有關(guan) 明代儒學思想基調的轉換》，《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yu) 鉤沉》，台北:允晨文化實業(ye) 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99-232頁；拙著:《羅念庵的生命曆程與(yu) 思想世界》，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9年，第117-122頁。

[3][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傳(chuan) 習(xi) 錄》中，《王陽明全集》第2卷，第34，76頁。

[4][明]王畿撰、吳震編校:《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shu) 序》，《王畿集》第13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343頁。

[5][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送別省吾林都憲序》，《王陽明全集》第22卷，第884頁。

[6][明]歐陽德著、陳永革編校:《繆子入覲贈言》，《歐陽德集》第7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236頁。

[7][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贈虞衡葉子之雷州序》，《鄒守益集》第3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120頁。

[8][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慶郡侯竹墟公考績》，《鄒守益集》第2卷，第56頁。

[9][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贈司馬談公自虔台陟兩(liang) 廣序》，《鄒守益集》第4卷，第160頁。

[10]錢德洪:《征宸濠反間遺事》，[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第39卷，第1473頁。

[11][明]王畿撰、吳震編校:《與(yu) 唐荊川·二》，《王畿集》第10卷，第267頁。

[12][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簡屠竹墟郡侯(二章)·一》，《鄒守益集》第12卷，第629頁。

[13][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簡李六峰》，《鄒守益集》第11卷，第544頁。

[14][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傳(chuan) 習(xi) 錄》上，《王陽明全集》第1卷，第21頁。

[15][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贈白泉林侯陟臨(lin) 江序》，《鄒守益集》第3卷，第224頁。

[16][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簡歐三溪》，《鄒守益集》第12卷，第620頁。

[17][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少宰鍾石費公考績贈言》，《鄒守益集》第4卷，第153頁。

[18][宋]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3年，第3頁。

[19][宋]朱熹撰，朱傑人、嚴(yan) 佐之、劉永翔主編:《太極圖說解》，《朱子全書(shu) 》第13冊(ce)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8頁。

[20][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大學問》，《王陽明全集》第26卷，第968頁。

[21]參見吳震:《萬(wan) 物一體(ti) ---陽明心學關(guan) 於(yu) 建構理想社會(hui) 的一項理論表述》，《杭州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第19頁。

[22]日本學者島田虔次認為(wei) :“良知早已是知行統一的原理，現在又成了自他的統一原理。”參見[日]島田虞次著、鄧紅譯:《中國思想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頁。

[23][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書(shu) 朱子禮卷》，《王陽明全集》第8卷，第281頁。

[24][明]歐陽德著、陳永革編校:《呂岩野別言》，《歐陽德集》第7卷，第221頁。

[25][明]歐陽德著、陳永革編校:《繆子入覲贈言》，《歐陽德集》第7卷，第236頁。

[26][明]羅洪先撰、徐儒宗編校:《與(yu) 李株山姻友·二》，《羅洪先集》第9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364頁。

[27][明]王艮:《與(yu) 林子仁》，《王心齋先生遺集》第2卷，宣統二年袁承業(ye) 編校本，第14頁，《明別集叢(cong) 刊》第2輯第17冊(ce) ，合肥:黃山書(shu) 社，2015年，第519頁。

[28][明]王畿撰、吳震編校:《政學合一說》，《王畿集》第8卷，第196頁。

[29][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贈霍山路君嚴(yan) 夫考績序》，《鄒守益集》第4卷，第185頁。

[30][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簡中齋王節推》，《鄒守益集》第13卷，第669頁。

[31][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複吳峻伯秋官》，《鄒守益集》第13卷，第638頁。

[32]參見吳震:《萬(wan) 物一體(ti) ---陽明心學關(guan) 於(yu) 建構理想社會(hui) 的一項理論表述》，《杭州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33][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大學問》，《王陽明全集》第26卷，第969頁。

[34]以上引文分別見[明]王畿撰、吳震編校:《書(shu) 同心冊(ce) 卷》，《王畿集》第5卷，第122頁；《起俗膚言後序》，《王畿集》第13卷，第359頁。

[35][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書(shu) 永新文會(hui) 約》，《鄒守益集》第17卷，第807頁。

[36][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敘永豐(feng) 鄉(xiang) 約》，《鄒守益集》第2卷，第58頁。

[37][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南岡(gang) 黃漕胡氏通譜後序》，《鄒守益集》第5卷，第262頁。

[38][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與(yu) 鍾陽馬公書(shu) 》，《鄒守益集》第11卷，第560頁。

[39][明]張時徹:《別東(dong) 郭子敘》，《芝園定集》第30卷，《四庫存目叢(cong) 書(shu) ·集部》第82冊(ce) ，第160頁。

[40][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張文定公文選序》，《鄒守益集》第3卷，第116頁。

[41][明]張元諭:《篷底浮淡》第4卷，《續修四庫全書(shu) ·子部》第1126冊(ce) ，第24頁。

[42][明]張元諭:《篷底浮淡》第15卷，《續修四庫全書(shu) ·子部》第1126冊(ce) ，第91頁。

[43][明]吳鵬:《體(ti) 仁匯編序》，《飛鴻亭集》第7卷，《四庫存目叢(cong) 書(shu) ·集部》第83冊(ce) ，第625頁。

[44][明]羅洪先:《〈江西賦役總會(hui) 文冊(ce) 〉後序》，《石蓮洞羅先生文集》第17卷，明萬(wan) 曆四十四年陳於(yu) 廷序刊本，第60頁，《明別集叢(cong) 刊》第2輯第64冊(ce) ，第479頁。

[45][明]張時徹:《又柬羅念庵》，《芝園定集》第22卷，《四庫存目叢(cong) 書(shu) ·集部》第82冊(ce) ，第83頁。

[46][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竹園劉氏義(yi) 田記》，《鄒守益集》第7卷，第423頁。

[47]以上引文及事跡見[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遺愛集序》，《鄒守益集》第2卷，第65-67頁。

[48][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保厘賀言》，《鄒守益集》第4卷，第163頁。

[49]楊啟東(dong) 、趙梓湘修:《青城續修縣誌》第4冊(ce) 《名宦誌》，民國24年修，第15頁。

[50][清]謝旻監修、陶成編纂:《江西通誌》第62卷《名宦六·撫州府》，《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史部》第515冊(ce) ，第176頁。

[51][清]謝旻監修、陶成編纂:《江西通誌》第61卷《名宦五·撫州府》，《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史部》第515冊(ce) ，第155頁。

[52][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簡陸真山》，《鄒守益集》第12卷，第633頁。

[53][明]張時徹:《答朱鎮山》，《芝園定集》第23卷，《四庫存目叢(cong) 書(shu) ·集部》第82冊(ce) ，第96頁。

[54][明]餘(yu) 之楨修、王時槐纂:《吉安府誌》第17卷《賢侯傳(chuan) 》，明萬(wan) 曆十三年刊本，《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誌叢(cong) 刊》，北京:書(shu) 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233-234，224-225，225頁。

[55][明]瞿景淳:《送大中丞景山李公北上序》，《瞿文懿公集》第2卷，《四庫存目叢(cong) 書(shu) ·集部》第109冊(ce) ，第499頁。

[56][明]範淶修、章潢纂:《新修南昌府誌》第16卷《名宦傳(chuan) 》，明萬(wan) 曆十六年刻本，第29頁，《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誌叢(cong) 刊》，第313頁。

[57][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第95卷《山東(dong) 兗(yan) 州府·靳學顏傳(chuan) 》，《續修四庫全書(shu) ·史部》第535冊(ce) ，第599頁。

[58][明]王圻:《侍禦雲(yun) 亭李公小傳(chuan) 》，《王侍禦類稿》第7卷，第43-44頁，《四庫存目叢(cong) 書(shu) 》集部第140冊(ce) ，第273頁。

[59][明]羅洪先:《贈靳兩(liang) 城郡公考績序》，《石蓮洞羅先生文集》第17卷，第7-8頁，《明別集叢(cong) 刊》，第453頁。

[60][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簡兩(liang) 城靳郡侯》，《鄒守益集》第11卷，第538頁。

[61][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匡廬吏隱引》，《鄒守益集》第18卷，第885頁。

[62][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複李郡丞雲(yun) 亭》，《鄒守益集》第13卷，第669頁。

[63][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匡廬吏隱引》，《鄒守益集》第18卷，第885頁。

[64][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萬(wan) 安丈田獎績序》，《鄒守益集》第4卷，第217頁。

[65][清]黎恂修、劉榮黼纂:《大姚縣誌》第11卷《人物誌·鄉(xiang) 賢》，清光緒三十年刊本，第2頁。

[66][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毀譽篇》，《鄒守益集》第2卷，第67-68頁。

[67][明]鄒守益撰、董平編校:《題王梧岡(gang) 四時畫(四首)·三》，《鄒守益集》第25卷，第1148-1149頁。

[68]語出鄒守益給都察院巡撫江西右副都禦史吳鵬的《保厘賀言》，《鄒守益集》第4卷，第162頁。

[69]語出鄒守益給巡撫南贛都察院右副都禦史談愷的《贈司馬談公自虔台陟兩(liang) 廣序》，《鄒守益集》第4卷，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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