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wei) 什麽(me) 提出“走出疑古時代”

作者：李學勤

來源：《原道》第一輯，陳明主編，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二十日壬辰

          耶穌2019年2月24日

編者按：著名古文字學家、曆史學家李學勤先生於(yu) 今晨逝世，享年八十六歲。《原道》創刊號曾於(yu) 1994年刊發《談“信古、疑古、釋古”》，現重新發布，以紀念之。

《原道》創刊號

前年我應邀在一次小型學術座談會(hui) 上作了發言，後經友人整理，發表在《中國文化》第七期上，標題為(wei) 《走出疑古時代》。

最近遼寧大學出版社印行我的小書(shu) ，書(shu) 名便移用了這個(ge) 題目。對於(yu) 有關(guan) 問題，我本已沒有新的話可說，隻是發言中引到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一個(ge) 提法，未能詳細說明，有些遺憾。

正好《原道》創刊，要我就這個(ge) 問題寫(xie) 些東(dong) 西，於(yu) 是想略談幾點，作為(wei) 那次發言的補充。

我所引馮(feng) 蘭(lan) 先生的話，見於(yu) 三十年代後期他為(wei) 《古史辨》第六冊(ce) 撰的序，近年已收入《三鬆堂學術文集》。馮(feng) 先生說：

“我曾說過，中國現在之史學界有三種趨勢，即信古、疑古、及釋古。就中信古一派，與(yu) 其說是一種趨勢，毋寧說是一種抱殘守缺的人的殘餘(yu) 勢力，大概不久就要消滅；即不消滅，對於(yu) 中國將來的史學也是沒有什麽(me) 影響的。真正的史學家，對於(yu) 史料，沒有不加以審查而即直信其票麵價(jia) 值。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審查史料。釋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將史料融會(hui) 貫通。就整個(ge) 的史學說，一個(ge) 曆史的完成，必須經過審查史料及融會(hui) 貫通兩(liang) 階段，而且必須到融會(hui) 貫通的階段，曆史方能完成。

但就一個(ge) 曆史家的工作說，他盡可作此兩(liang) 階段中之任何階段，或任何階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種的學問，對於(yu) 一個(ge) 人，都是太大了。一個(ge) 人隻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須如此。由此觀點看，無論疑古釋古，都是中國史學所需要的，這期間無所謂熟輕熟重。”[1]

馮(feng) 先生的這段話，由於(yu) 《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1994年第1期作為(wei) 補白的“語林”摘錄了，已經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好多年來，學者們(men) 談起馮(feng) 先生的“信古、疑古、釋古”之說，總是當作三個(ge) 階段來理解的，甚至認為(wei) 三者的關(guan) 係是辯證法的正、反、合。

重看上麵引的有的原話，馮(feng) 先生隻講了三種趨勢，沒有說三個(ge) 階段。他提到的“階段”，是說審查史料和融會(hui) 貫通為(wei) 曆史研究工作的兩(liang) 階段，不是以“信古、疑古、釋古”為(wei) 三階段。

不過，細心均為(wei) 曆史研究所必須，但融會(hui) 貫通究竟應居審查史料之後。因此，馮(feng) 先生所說的三種趨勢，在一定意義(yi) 上還是帶有三個(ge) 階段的意味。不少人將之理解作三階段說，不能認為(wei) 出於(yu) 無因。

“信古、疑古、釋古”之說，涉及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公案。“信古”一名之生，是由於(yu) 疑古思潮的興(xing) 起，在疑古出現以前並無其說；而“釋古”一名的提出，又是為(wei) 了與(yu) 疑古有所區別。

所以，“信古、疑古、釋古”一說的出現，關(guan) 鍵仍在疑古思潮的盛行。疑古思潮最盛的時期，正是在本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馮(feng) 友蘭(lan) 先生“”信古、疑古、釋古“之說，是針對當時業(ye) 已充分展開的這一思潮及其影響提出來的。

疑古有著相當久遠的根源，疑古思潮中的不少著作，已經把這一點反複說明了。需要指出的是，曆史上有好幾次流行疑古的風氣，各有代表的學者和作品，就其成果的承襲來說，確有一貫的脈絡。但是，各個(ge) 時期的疑古之風，其曆史、文化的背景互不相同，絕不可一概而論。

疑古之風的首次流行，是在宋代。北宋慶曆以後，學風丕變，如王應麟《困學紀聞》所雲(yun) ：“自漢儒至慶曆間，談經者守故訓而不鑿。《七經小傳(chuan) 》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新義(yi) 》行，視漢儒之學若士梗。”

宋儒之學的一般特點，是以義(yi) 理之學取代漢唐的注疏之學[2]，從(cong) 而能擺脫注疏的約束，直接考察作為(wei) 經典的古書(shu) ，自行裁斷。集宋學大成的朱子，便是富於(yu) 這種精神的，其流風遺韻直至明代。

疑古之風的第二次流行，是在清初。清儒力反宋學，而於(yu) 辨偽(wei) 書(shu) 方麵則繼續了宋人的統緒。他們(men) 所辨古書(shu) ，每每同反對宋學有關(guan) 。

例如閻若璩等指摘古文《尚書(shu) 》，宋儒津津樂(le) 道的《大禹謨》十六字心傳(chuan) 便失了依據；胡渭等批評圖洛書(shu) ，也是針對周敦頤以至朱子的學說。

清人崇尚門戶，先以漢學反對宋學，接著以今文經學反對古文經學。劉逢祿作《左氏春秋疏證》等例子，是大家熟知的。

到了晚清，今文經學與(yu) 變法維新的進步思想結合起來，這一趨向，在龔自珍學說中已見其端倪。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說：“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然今文學派之開拓，實自龔氏。”[3]

這一學派魏源著《詩古微》、《書(shu) 古微》，邵懿辰著《禮經通論》，等等，都主張辨偽(wei) ，梁氏書(shu) 中已有詳述。至於(yu) 其最典型的人物著作，自推康有為(wei) 及其《新學偽(wei) 經考》、《孔子改製考》。

梁書(shu) 指出康有為(wei) 的今文經學愛廖平影響，“有為(wei) 早年酷好《周禮》，嚐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後見廖平所著書(shu) ，乃盡棄其舊說。”[4]我們(men) 卻不能說廖氏也有像康有為(wei) 那樣的變法維新立場。由此可見，不可以把當時的今文學派同變法維新完全等同起來。

康有為(wei) 的著作對二十年代以來的疑古思潮有頗大影響，可是兩(liang) 者的思想性質實有根本的不同。康氏和其他今文經學家一樣，把孔子推崇到神的地位，後來力倡建立孔教，二十年代的疑古思潮則與(yu) 此相反。

顧頡剛先生1924年在一則筆記中說：“我們(men) 今日所以能徹底的辯論古史，完全是沒有崇拜聖人觀念之故。這崇拜聖人的觀念須到今日倫(lun) 理觀念改變時才可打消”[5]，這與(yu) 康有為(wei) 的孔教剛好對立，有很不同的曆史背景。

無論如何，龔自珍到康有為(wei) 的今文經學，和二十年代興(xing) 起的疑古思潮，都起過重要的進步作用。我曾說“今文學派作為(wei) 思想史上的思潮，其進步意義(yi) 應予以充分肯定”[6]，即指此而言。

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確實把信古打倒了。凡細讀過七冊(ce) 《古史辨》的人，都會(hui) 看到這一思潮的成績。疑古的學者不僅(jin) 總結了宋、清以來這方麵的成果，而且完善了辨偽(wei) 的方法和理論。這一思潮的基本學說，如顧頡剛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至今仍影響著海內(nei) 外的學術界。

《古史辨》肇端於(yu) 1923年在《讀書(shu) 雜誌》上進行的長達九個(ge) 月的古史討論，隨之一個(ge) 階段的論爭(zheng) 主要是環繞古史問題。後來討論的範圍漸趨擴大，涉及古代的很多方麵，特別是古書(shu) 的真偽(wei) 問題更是突出。

現在看來，疑古思潮的影響表現最顯著的，正是在古書(shu) 的辨偽(wei) 問題上。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專(zhuan) 門提出的史料審查，也即這個(ge) 問題。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說：“無論做那門學問，總須以別偽(wei) 求真為(wei) 基本工作。因為(wei) 所憑借的資料若屬虛偽(wei) ，則研究出來的結果當然也隨而虛偽(wei) ，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費了。中國舊學，十有九是書(shu) 本上學問，而中國偽(wei) 書(shu) 又極多，所以辨偽(wei) 書(shu) 為(wei) 整理舊學裏頭很重要的一件事。”[7]

自宋以來，學者疑古，首在辨古書(shu) 之偽(wei) ，其成效昭著，為(wei) 人所共見。但是他們(men) 的辨偽(wei) ，每每議論紛紜，難於(yu) 折衷，並且擴大化，以至如梁氏所說偽(wei) 書(shu) 極多，漢以前古書(shu) 幾乎無不可疑，所謂“東(dong) 周以前無史”的觀點於(yu) 是產(chan) 生。

疑古一派的辨偽(wei) ，其根本缺點在於(yu) 以古書(shu) 論古書(shu) ，不能跳出書(shu) 本上學問的圈子。限製在這樣的圈子裏，無法進行古史的重建。我不很清楚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所講融會(hui) 貫通釋古究竟是指什麽(me) ，不過在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麵工作實際已在開始了。

我們(men) 看中國古史研究之所以有今天的局麵，主要是由於(yu) 有了新理論觀點和考古發現，而這兩(liang) 者都可溯源到二十年代。

這裏當然要提到王國維先生。

王國維先生早年治哲學、文學，1911年冬東(dong) 渡日本後始轉攻經史小學。他研究經學，既不是康有為(wei) 那樣的今文家，也不是章太炎那樣的古文家。實際上，他對於(yu) 清代以來的今古文之爭(zheng) 並非漠視，而是做了很多切實重要的研究工作。

例如他在1916年開始研究漢魏石經，尤其注意魏石經的古文，這一工作隨著石經陸續出土而逐步深入，一直到1925年還在繼續[8]。

也是在1916年，王國維在研究石經中，"頗怪漢石經諸經全用今文，而魏時全用古文，因思官學今古文之代謝實以三國為(wei) 樞紐，乃考自漢以來諸經立學之沿革，為(wei) 《漢魏博士考》"，書(shu) 共三卷[9]。

他從(cong) 古文字學角度，專(zhuan) 門研究古文，1916年著《漢代古文考》[10]，1918年校唐寫(xie) 《本尚書(shu) 孔傳(chuan) 》和薛季宣《書(shu) 古文訓》[11]，到1926年還作有名文《桐鄉(xiang) 徐氏印譜序》[12]。

此外，1917和1920年，王氏又校勘過與(yu) 古文經學有關(guan) 的《孔子家語》。至於(yu) 他對《尚書(shu) 》研究的貢獻，是用不著在這裏多說的。

1927年3月，王國維先生的學生姚名達給顧頡剛先生寫(xie) 信，講到：“‘王靜安（國維）先生批評先生，謂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與(yu) 其打倒什麽(me) ，不如建立什麽(me) 。’”[13]這體(ti) 現了王氏對疑古一派的態度。王氏是努力於(yu) 古史的建立的，他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就是建立古史的方法。

大家知道，1924年冬，顧頡剛寫(xie) 信給胡適，薦王國維到正在籌辦的清華學校研究院，胡適遂向清華推薦[14]。次年初，王氏就聘，4月遷入清華。

7月，應學生會(hui) 邀請，向暑期留校學生講演，題為(wei) 《最近二三十年代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發表於(yu) 《清華周刊》[15]。文中列舉(ju) 近期古器物圖籍的發現，強調其對學術發展的影響。

9月，清華國學研究院開學，王氏講課題為(wei) 《古史新證》，其總論說：

“吾輩生於(yu) 今日，幸於(yu) 紙於(yu) 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種材料，我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shu) 之某部分全為(wei) 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無不表示一麵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始得為(wei) 之。”[16]

對他7月講演的觀點，作了理論的提高和引申。王氏的研究與(yu) 疑古的差別，在上述一段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們(men) 還要提到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撰《中國古代社會(hui) 研究》，開以馬克思主義(yi) 觀點研究中國古史的先聲。他有自序中稱：“本書(shu) 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為(wei) 向導，而於(yu) 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17]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序裏特別講到“在前兩(liang) 年跳水死了的王國維”，“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然而他遺留給我們(men) 的是他知識的產(chan) 品，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1930年，在《中國古代社會(hui) 研究》的“追論及補遺”中，郭沫若先生肯定“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確是個(ge) 卓識”[18]，並就顧氏提出的夏禹的問題，依據準實物的材料（齊侯鑹鍾、秦公簋等），提出自己的見解。這仍然是以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為(wei) 出發點的。

把古書(shu) 的記載與(yu) 考古的成果結合起來，再上升到理論的高度，郭沫若先生開拓的這條道路，決(jue) 定了此後很多年中國古史研究的走向。應該說這已經超出疑古，而進入新的時代了。

馮(feng) 友蘭(lan) 先生肯定疑古一派的史料審查，是很正確的。有些朋友（包括外國學者）擔心我們(men) 不重視史料審查了，也不無道理。

現在確有些論作忽略了史料審查，他們(men) 的結論自然是不可信的。在史料審查上，我們(men) 主張要以“二重證據法”來補充糾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外。

疑古的史料審查，由於(yu) 限於(yu) 紙上的材料，客觀的標準的不足，而“二重證據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證明紙上之材料，這本身便是對古書(shu) 記載的深入審查。

最近這些年，學術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戰國秦漢時期的簡帛書(shu) 籍。大量發現的這種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們(men) 有可能對過去古書(shu) 辨的成果進行客觀的檢驗。

事實證明，辨偽(wei) 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錯案”，有必要予以平反。更重要的是，通過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夠進一步了解古書(shu) 在曆史上是怎樣形成的。

我們(men) 還體(ti) 會(hui) 到，漢晉時期的學者整理、傳(chuan) 流先秦古書(shu) ，會(hui) 碰到怎樣複雜的問題，作出多麽(me) 艱辛的努力，後人所不滿意的種種缺點和失誤又是如何造成的。

我曾經說過，“疑古思潮是對古書(shu) 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們(men) 應該擺脫疑古的若幹局限，對古書(shu) 進行第二次大反思。”[19]

這就是我大膽提出“走出疑古時代”的原因。

注釋：

[1]《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1994年第1期，第48頁。

[2]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冊(ce) ，第497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

[3]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61頁，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4]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61頁，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5]顧潮：《顧頡剛年譜》第101頁，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3年

[6]李學勤：《重新估價(jia) 中國古代文明》，《人文雜誌》，增刊《先秦史論文集》，1982年

[7]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61頁，第383頁。

[8]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第57、120、122、124、133、138、150等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

[9]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第62頁

[10]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第63頁

[11]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第78頁

[12]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第162頁

[13]顧潮：《顧頡剛年譜》，第139頁。

[14]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第136頁；同顧潮：《顧頡剛年譜》，第101頁，兩(liang) 書(shu) 所紀月分稍有不合，似應以顧書(shu) 為(wei) 準。

[15]同上，第143-144頁。此文後收入《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shu) 》五，上海古籍書(shu) 店，1983年。

[16]同上，第146頁。

[17]《郭沫若全集》曆史編1，第9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

[18]同上，第304頁。

[19]李學勤：《對古書(shu) 的反思》，《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附錄

沉痛悼念並深切緬懷李學勤先生

來源：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出土文獻研究與(yu) 保護中心主任李學勤先生因病於(yu) 2019年2月24日0點11分去世，享年86歲。李學勤先生是著名的曆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古文獻學專(zhuan) 家，對於(yu) 甲骨學、青銅器研究、簡帛學及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李學勤先生的去世，是清華大學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學術界的重大損失。

清華大學師生沉痛悼念並深切緬懷李學勤先生！李學勤先生千古！

李學勤先生1933年生於(yu) 北京，曾就讀於(yu) 清華大學哲學係。

1952至1953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編著《殷虛文字綴合》。1954年至2003年7月，在中國科學院（後屬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工作，曆任研究實習(xi) 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5至1988年任副所長，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長。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學術委員會(hui) 成立後，任第一、二屆委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二至四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hui) 委員。

2003年起全職回母校清華大學工作，現為(wei)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出土文獻研究與(yu) 保護中心主任、出土文獻與(yu)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字博物館館長，中國先秦史學會(hui) 名譽理事長，楚文化研究會(hui) 名譽理事長，“夏商周斷代工程”專(zhuan) 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

1997年當選為(wei) 國際歐亞(ya) 科學院院士，1986年被推選為(wei) 美國東(dong) 方學會(hui) 榮譽會(hui) 員。

1984年獲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zhuan) 家”稱號，1991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1年獲“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guan) 計劃突出貢獻者”稱號，2002年獲“全國傑出專(zhuan) 業(ye) 技術人才”稱號，2013年榮獲首屆“漢語人文學術寫(xie) 作終身成就獎”和本年度“孔子文化獎”，2014年獲首屆國學大典“全球華人國學獎終身成就獎”，2015年榮獲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會(hui) 科學終身成就獎，2017年獲第三屆會(hui) 林文化獎。

李學勤教授學術興(xing) 趣愛好廣泛，被學術界譽為(wei) 是“百科全書(shu) 式的學者”，擁有很高的學術威望。他長期從(cong) 事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豐(feng) 碩的成果，是當代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領域的一麵旗幟。

他對於(yu) 許多學科領域都有獨到的研究和貢獻，尤其致力於(yu) 中國先秦秦漢史、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研究，涉及甲骨學、青銅器研究、戰國文字研究和簡帛學等各方麵。

在甲骨學研究中，他建立了殷墟甲骨“兩(liang) 係說”的分期理論，發展了“非王卜辭”的研究，並首先鑒定出西周的甲骨文。

在青銅器研究中，他強調要從(cong) “形製、紋飾、銘文、字體(ti) 、功能、組合和鑄造工藝”等各方麵綜合研究，推動製訂西周金文曆譜，在分期上取得新成果。

在戰國文字研究中他率先提出進行綜合研究，提出“五係說”，使這一學科分支得以成立。

在簡帛研究中，他參加或主持整理馬王堆帛書(shu) 、定縣漢簡、睡虎地秦簡、清華簡等多種珍貴材料，並將簡帛學與(yu) 學術史研究結合起來，取得眾(zhong) 多的成果。

他提出了“重新估價(jia) 中國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時代”等主張，提倡比較考古學和比較文明史研究、國際漢學研究和重寫(xie) 學術史，在學術界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從(cong) 上世紀50年代起，他已出版《殷代地理簡論》《東(dong) 周與(yu) 秦代文明》《新出青銅器研究》《比較考古學隨筆》《走出疑古時代》《簡帛佚籍與(yu) 學術史》《古文獻叢(cong) 論》《周易溯源》《文物中的古文明》《通向文明之路》《三代文明研究》《夏商周文明研究》《清華簡及古代文明》等學術專(zhuan) 著40餘(yu)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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