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刑”與(yu) “重德”

作者：張暉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十一日癸未

         耶穌2018年12月17日

“慎刑”是指反對嚴(yan) 酷刑罰、禁止嚴(yan) 刑逼供、堅持寬嚴(yan) 相濟的刑罰。“重德”是指利用道德教化調整社會(hui) 關(guan) 係，維護社會(hui) 穩定。這兩(liang) 個(ge) 概念在我國古代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對今天的法治建設有深刻影響。

德與(yu) 刑的關(guan) 係是中國傳(chuan) 統法律文化的一項基本命題，有眾(zhong) 多的思想家對這一命題做過探討：西周思想家周公的“明德慎罰論”認為(wei) 德與(yu) 刑是對立的，刑罰要少用、慎用，否則有損德政；戰國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以刑去刑論”認為(wei) 德與(yu) 刑是統一的，重刑可以抑製犯罪、威懾不法，是真正的德政；西漢董仲舒的“德主刑輔論”認為(wei) 德與(yu) 刑是相輔相成的，兩(liang) 者都是治國的手段，但前者是首要的、優(you) 先的、值得提倡的，後者是次要的、居後的、不應彰顯的；南宋朱熹的“明刑弼教論”認為(wei) 德與(yu) 刑高度統一，沒有主次、先後之分，前者是目的，後者是手段。治國雖應以德政、教化為(wei) 本，但刑罰的作用也不可忽視。由於(yu) 時代背景和思想流派的差異，他們(men) 的看法不盡相同，但都從(cong) 各自的角度豐(feng) 富了這一命題的內(nei) 涵。

與(yu) 這個(ge) 命題相配套的是對刑罰輕重的爭(zheng) 論：周公主張慎罰，隨後西周中期的政治家呂侯提出“世輕世重說”加以補充，國家應根據社會(hui) 情況的變化調整刑罰的輕重；而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基於(yu) 中庸思想，認為(wei) 刑罰適中才是最理想的狀態；董仲舒借“天人感應說”加以闡釋，認為(wei) 重刑不得人心，有違天道，不可持久。總體(ti) 而言，盡管對德與(yu) 刑之間關(guan) 係的看法存在差異，刑罰的具體(ti) 程度也應因時製宜、因地製宜，但各朝代都不同程度表現出“慎刑”而“重德”的思想觀念，這對於(yu) 我們(men) 今天推進法治建設、預防和打擊犯罪仍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yi) 。

第一，打擊犯罪要注重寬嚴(yan) 相濟。慎刑明德的治國理念，在司法實踐領域的體(ti) 現就是強調寬嚴(yan) 相濟，《清高宗實錄·卷四》曾這樣評價(jia) 當時的刑罰：“辦理事務，寬嚴(yan) 適當，若嚴(yan) 而至於(yu) 苛刻，寬而至於(yu) 廢弛，皆非寬嚴(yan) 相濟之道。”實踐證明，以人倫(lun) 為(wei) 基礎的司法原則，更能促進民眾(zhong) 對法律的認同。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an) 於(yu) 貫徹寬嚴(yan) 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幹意見》指出，寬嚴(yan) 相濟刑事政策是對懲辦與(yu) 寬大相結合政策在新時期的繼承、發展和完善。刑罰作為(wei) 控製犯罪的一種方式，具有嚴(yan) 厲性和剝奪性的特征，必須審慎適用。寬嚴(yan) 相濟政策的精髓，是針對犯罪人的不同情況予以區別對待，強調正確把握寬與(yu) 嚴(yan) 之間的尺度並達至二者之間的協調與(yu) 平衡，使刑罰體(ti) 係總體(ti) 上更加輕緩化、文明化，保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進而有利於(yu) 協調社會(hui) 關(guan) 係、規範秩序，實現並保障社會(hui) 的公平與(yu) 正義(yi) 。

第二，重視獄政管理的規範化、人性化。獄政管理是刑罰執行的核心部分。“仁道”與(yu) “教化”精神構成了中國古代獄政文化的基本精神。頌係、錄囚、放歸等一係列製度，體(ti) 現了古代監獄行刑的一些正麵功能。通過教化使罪犯改過自新，減少了監獄內(nei) 的矛盾衝(chong) 突，減輕了監獄的壓力；通過教化罪犯重新走向社會(hui) ，有利於(yu) 緩解社會(hui) 衝(chong) 突，維護社會(hui) 安定和諧。清末，沈家本在監獄改良運動中指出：“監獄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司法人性化可以從(cong) 獄政的人文觀照中得到具體(ti) 體(ti) 現，通過加強對監獄執法的監督，提高監獄執法隊伍的素質，對罪犯實行人性化管理，降低其與(yu) 社會(hui) 脫軌的程度，對於(yu) 緩和社會(hui) 矛盾、減少衝(chong) 突有積極意義(yi) 。

第三，注重發揮道德的教育作用。禮法融合是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發展特征，即，一方麵以國家強製力為(wei) 武器，對那些不利於(yu) 社會(hui) 存續的因素進行遏製；另一方麵，利用道德教化調整社會(hui) 關(guan) 係，維護了社會(hui) 的穩定。“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這是我國古代關(guan) 於(yu) 法律教化作用的基本認識。唐代名臣魏征提出：“仁義(yi) ，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認為(wei) 用仁義(yi) 來教化民眾(zhong) 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在德和罰二者的關(guan) 係上，他更強調進行思想教育：“無常亂(luan) 之國，無不可理之民者，夫君之善惡由乎化之薄厚。”法治需要一種尊崇法律的精神，維護法律的習(xi) 慣。今天的法治建設，不僅(jin) 需要對現有法律進行宣傳(chuan) 和教育以促進全社會(hui) 普遍樹立法治意識，更重要的是激起人們(men) 將法治看作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自覺，從(cong) 而在全社會(hui) 範圍內(nei) 形成一種普遍敬重法律並自覺遵守的風氣和局麵，在這一點上，道德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責任編輯：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