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與(yu) 五四運動的互動

作者：瞿駿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廿八日辛未

        耶穌2018年12月5日

2018年11月，四川大學“中國史青年沙龍”（第一期）在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召開。本期所討論的主題是“錢穆與(yu) 五四運動”，由華東(dong) 師範大學瞿駿教授擔任引言人。本文為(wei) 瞿駿教授的演講紀要。

瞿駿

今天講的題目叫《錢穆與(yu) 五四運動》，這篇文章其實我已經寫(xie) 完了，限於(yu) 時間，我不準備把這篇文章完整地複述一遍。就像羅誌田老師“教導”的，不要光看史料本身，更要看史料的形成過程，所以今天我想把這篇文章形成的過程和思路談一談。

錢穆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民國史學家，我對他十分喜歡，從(cong) 本科時就讀他的書(shu) 。2009年到2010年我在英國牛津大學訪學，期間帶去的唯一一本中文書(shu) ，就是錢穆的《八十憶雙親(qin) ·師友雜憶》。那時對這本書(shu) 史料形成的過程並不是特別關(guan) 注，直到後來看到餘(yu) 英時先生的文字，說起錢穆先生回憶錄的文字特點是太潔淨、太含蓄，裏麵還有很多言外之意和言外之事，於(yu) 是我就嚐試在閱讀過程中挖掘出這樣的內(nei) 容。實際上，錢穆回憶錄裏麵的很多事情如果細細追究都相當有趣，因此我就想，是否能從(cong) 考察史料的形成出發，把錢穆與(yu) 五四運動的一些問題搞得更清楚一些。

《八十憶雙親(qin) ·師友雜憶》

首先是關(guan) 於(yu) 目前五四運動研究的趨勢。

第一，目前五四運動的闡釋方式越來越減少“國家的五四”的維度，而轉向五四運動的“在地化研究”。也就是說，原來我們(men) 的角度是 “五四運動在上海”、“五四運動在四川”，現在則應該改為(wei) “上海的五四運動”、“四川的五四運動”。這不是一個(ge) 文字遊戲，而是意在突出它的地方性，即五四運動在地化的傳(chuan) 播和接受過程。

第二，要注意五四運動全球思想史的研究。當時的人接受的外來資源都是多種多樣的，而且一戰以後，每個(ge) 人接受的西方已經不是一個(ge) 籠統的西方，而是具體(ti) 到某個(ge) 國家，某個(ge) 國家內(nei) 的某個(ge) 思想流派，甚至某個(ge) 思想流派內(nei) 的某一個(ge) 學說。

這兩(liang) 個(ge) 都是五四運動研究可以進一步推動的方向。那麽(me) 如何著手呢？下麵就要談一談具體(ti) 人物的研究，即為(wei) 什麽(me) 要做錢穆與(yu) 五四運動這樣的題目？

第一，我覺得具體(ti) 人物研究可以做到“事半功倍”，這是我自己讀材料的體(ti) 驗。我在碩、博士階段的時候讀了很多報紙，但是有一天我讀《申報》時，油然而生一種感覺：我如果繼續每天都和《申報》纏磨，以後大概永遠都超過不了《申報》主筆的水平。從(cong) 個(ge) 人經驗出發，如果你能夠把章太炎的文章讀得比較熟的話，你就不會(hui) 害怕《申報》主筆的文章。但是如果你隻讀《申報》主筆的文章，大概你見到章太炎的文章時就會(hui) 比較害怕。

第二，讀史這件事情除了去完成一個(ge) 個(ge) 具體(ti) 題目以外，大概更重要的是你本身生命境界的提升和個(ge) 人心量的擴充，而這個(ge) 提升和擴充一定是通過跟最偉(wei) 大、最重要的思想者對話獲得的。另外，以具體(ti) 思想人物為(wei) 抓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泛研究濫無歸和難以收束的毛病。並且，具體(ti) 思想人物研究，盡管具體(ti) ，盡管隻是一個(ge) 人，但其實可拓展的餘(yu) 地是非常大的。如果要做曾國藩的話，楊國強先生常說他讀過的書(shu) 都要讀過一遍。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但若有這樣一個(ge) 態度和思路，就可以幫助我們(men) 以具體(ti) 人物為(wei) 抓手，不斷拓展研究的範圍和加大研究的深度。

其次要談一談關(guan) 於(yu) 本文的三個(ge) 背景。

關(guan) 於(yu) 今天的講題，有三個(ge) 背景值得注意。

第一，現代中國我們(men) 雖稱之為(wei) 現代，但其實是一個(ge) “半吊子”的老社會(hui) 和“不完全”的新環境並行的中國。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men) 需要注意兩(liang) 點。第一點是馬克思說的既存狀態的問題。人們(men) 創造自己的曆史，但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給定的、既有的條件下創造。盡管我們(men) 限定的自己是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但是如果我們(men) 能夠對給定的、既有的條件有更深刻的認識，往往就會(hui) 讓我們(men) 的研究更有新意。第二點是注重空間的不同時間性。四川和上海、上海和江南的周邊地區，看上去都在1900年，在同一個(ge) 時間刻度下麵，其表現出來的時間性是不一樣的。

第二，現代是一個(ge) 信息爆炸的時代，但在這樣的狀況下，人的有限性問題不是被削弱了，而可能越來越加強。這個(ge) 有限性表現為(wei) 兩(liang) 點，一個(ge) 是訊息的，一個(ge) 是理性的。以往研究經常有一個(ge) 預設的前提，那就是假設人們(men) 在論戰中都是透明的，彼此之間沒有界限，你看過全部的《新青年》，他也看過全部的《學衡》。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的，他們(men) 經常是看一點點或者壓根沒有看就開始論戰了。現在的數據庫雖然給我們(men) 帶來了方便，但是卻削弱了我們(men) 的現場感和時間感，有時數據獲取的方便帶來的是一種“消耗性轉換”。

理性的有限性更是如此，作者寫(xie) 文章時的情緒狀態不一定是理性的，而曆史最難的地方便在於(yu) 這樣的不太理性的狀態我們(men) 經常是不知道的，知道了也不太容易感受到（如果你還沒有老婆的話）。

第三，“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的“工具化”與(yu) “護符化”。以往的思想史研究都注重文本的內(nei) 在結構和邏輯的分析，而我們(men) 現在受斯金納等學者的影響，特別重視文本的“語境”，也即文本論證所麵對的具體(ti) 對象和寫(xie) 作者與(yu) 閱讀者想要達到的目的。

現在要談我文章的三個(ge) 關(guan) 鍵詞——小鎮、青年和覓路。

第一個(ge) 是小鎮。錢穆出生在江蘇無錫蕩口鎮七房橋，他的生命經曆與(yu) 江南社會(hui) 的聯係值得我們(men) 去重視。錢穆的父親(qin) 早亡，少年時期家境困苦，他是靠宗族的接濟才得以生存乃至發展，所以錢穆看到的中國，我稱之為(wei) “所見之中國”，它跟胡適、傅斯年筆下的“所聞之中國”可能是有區別的。第二，江南學風具有多元性。江南的“趨新”自有根源，與(yu) 這個(ge) 地方科舉(ju) 的成熟度有關(guan) 。正是因為(wei) 科舉(ju) 的成熟，有大量科舉(ju) 成功的人，也出現了一批科舉(ju) 失意，然後走向“異途”的人，他們(men) 就是那批既在傳(chuan) 統浸潤之下，又開發出了“趨新”可能性的那群人，這些人很多在蘇州、無錫、常州等地。所以對錢穆來說，“趨新”和“守舊”有時候大概是一體(ti) 兩(liang) 麵的事情，而並非決(jue) 然對立。第三，錢穆等思想人物，他們(men) 的新文化如何“到手”值得重新探究。錢穆在自己的材料中提到較多的是《新青年》，但是除了《新青年》，他跟很多當時的趨新報刊、小冊(ce) 子有關(guan) 係，比如《時事新報》。《時事新報》對他來說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他用來投稿發表文章的地方，《時事新報》上有無數新書(shu) 和新報刊的廣告，這是他獲取新信息和新資源的一個(ge) 途徑。這看似是一個(ge) 關(guan) 於(yu) 商業(ye) 消費的社會(hui) 史問題，但它其實能夠跟學術、思想的曆史聯係在一起。

第二個(ge) 詞是青年。錢穆在《悼孫以悌》一文中提到了一個(ge) 基本問題是中國現代轉型以後變得政治、社會(hui) 、生活“無遵循”了。而錢穆的一個(ge) 特點恰恰是他生活在一個(ge) “無遵循”的年代，但他曾經耳濡目染過，並且通過讀書(shu) 知道“有遵循”的樣子。這大概可以構成他在五四時期乃至其後他思想形成過程中的底色。第二是找朋友的關(guan) 係。青年身邊是有好朋友的，青年很多時候會(hui) 受朋友很深的影響。第三，既然是青年，就一定會(hui) 受到當時各種各樣風氣的鼓蕩，但同時他又有自己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錢穆就處在這樣的糾纏之中。我文章中原來認為(wei) 錢穆五四運動之後的表述和五四時期有很大“落差”，但現在我覺得“落差”這樣的表述，分寸有一些過，其實應該是“曲折”和“反複”。這些都是錢穆作為(wei) 青年可以討論的問題。

第三個(ge) ，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覓路。錢穆是當時讀書(shu) 人中的異類，他具有很高的天資和稟賦，但正因如此，他尋求社會(hui) 上升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他找章學誠的《文史通義(yi) 》，關(guan) 注北京大學的招生廣告，做考據等等。這些現象一方麵要從(cong) 他學術的內(nei) 在理路來尋找和解釋，另外一方麵要跟當時青年尋求社會(hui) 上升聯係起來。我們(men) 以往把新文化運動在現代思想版圖的位置看得過重，新和現代過於(yu) 凸顯，而忽視了很多東(dong) 西。如果我們(men) 仔細通讀相關(guan) 材料，會(hui) 發現讀舊書(shu) 在當時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在後來的回憶中，雖然錢穆塑造出“舊書(shu) ”和“新文化”對立的一個(ge) 情景，但真實情況可能不是截然兩(liang) 立的。錢穆讀舊書(shu) 大概有調動的一麵和機緣的一麵。從(cong) 調動的一麵來說，1923年的整理國故運動對錢穆來說就是極其重要的調動性風氣。在地方讀書(shu) 人眼中，我們(men) 後來區分開來的各種運動其實混雜成一片。他們(men) 不關(guan) 心這是新文化還是舊文化，而是基於(yu) 這些內(nei) 容的巨大影響力以及北大、清華的教授們(men) 都在宣揚、鼓動。他們(men) 經常思考的是：是否應該跟進，如何去做。

在調動之外，錢穆還有他的機緣。以我們(men) 後見之明來看，錢穆未入學校規程，放眼讀書(shu) ，不抱著題目去做學問，這恰恰既是困難重重的，又是幸運的。在這個(ge) 過程中，他能夠清晰地感受到在現代學校規程之外，在已經確立的學術版圖之外，還有另外一條道路是可以去走的。另外，在1920年代，依然有著清末的一個(ge) 餘(yu) 緒即由報刊成為(wei) “名士”的渠道。這兩(liang) 麵不是分開來的，而是摻和在一起的，“曲折反複”地前進。

錢穆

最後，做一下簡單的總結。

五四運動現在很多人把它視作一個(ge) 啟蒙運動，當然也有人把它“妖魔化”成反傳(chuan) 統的運動，但這樣的結論都經不起嚴(yan) 格推敲。五四運動其實是一個(ge) 多層次的、複合性的、龐大無比的運動。作為(wei) 研究者，如果我們(men) 能了解手中那些熟悉史料的來源和形成過程，我們(men) 可能會(hui) 用得更加有趣，同時更有分寸。這分寸我借用王德威老師的話叫做：沒有五四，何來什麽(me) ？現在我發覺同學們(men) 都不去認真讀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作品，對這些作品采取一言以蔽之的態度，叫階級鬥爭(zheng) 史觀或革命史觀，這樣就將其中豐(feng) 富的麵相扼殺掉了。其實對前輩史家來說，他們(men) 研究五四運動等曆史課題，是將個(ge) 人的生命史和研究史結合在一起的。他們(men) 知其兩(liang) 端、了其過程，也就是說，他們(men) 知道前麵的既存狀態是什麽(me) ，也知道後麵發生了什麽(me) ，所以我們(men) 應該多加注意這些人眼中那雙重乃至多重的“五四”。

左為(wei) 王東(dong) 傑教授，右為(wei) 羅誌田教授

附錄

王東(dong) 傑：聽了瞿老師的演講，我受到很大啟發。第一個(ge) 感受，是我們(men) 近現代史研究也需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dong) 西”。在數據庫很容易到手的今天，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wei) 使用數據庫，一個(ge) 最大的問題是，文本當初的狀態及文本與(yu) 當時社會(hui) 之間的聯係，常常很容易被忽略——而這一部分恰好是需要進行細膩重建的。不過，瞿老師重建錢穆的閱讀與(yu) 交往史的工作，也並不單單隻是一個(ge) 勤奮找資料的過程，同時也是靠著提出一係列細致的問題來驅動的。在他的研究中，錢穆的思想曆程和人生經曆得到了很好的匹配，證明瞿老師提出的問題是有價(jia) 值的。第二個(ge) 感受，瞿老師在引言中提到了很多精彩的想法和思路，值得關(guan) 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所見之中國”和“所聞之中國”。當然，是不是錢穆眼中的中國就是“所見之中國”，胡適、傅斯年眼中的中國就是“所聞之中國”？不一定。但是，這兩(liang) 個(ge) 概念本身極有解釋力，有助於(yu) 我們(men) 思考當時的一些思想論戰，他們(men) 針鋒相對的，其實很可能不是同一個(ge) 中國。這一點還可以推廣。很多人在爭(zheng) 論、發言、打筆仗的時候，腦子裏想的未必是同一個(ge) 東(dong) 西。我們(men) 的表述和腦子裏的東(dong) 西有關(guan) ，可是對話的人未必總是知道對方腦子裏在想什麽(me) ，有時候難免會(hui) 出現類似“聾子對話”的現象。所以在考察時人論爭(zheng) 的時候，重新建立他們(men) 在對話過程中“所見”和“所聞”的部分，就顯得特別重要。

羅誌田：今天瞿老師的演講，我也受到很多啟發。瞿老師告訴我們(men) 查找資料和解讀資料的重要。最後又談到五四青年是怎麽(me) 形成的。我想五四青年是各種各樣的，有跟《新青年》發生密切關(guan) 係的，還有不很喜歡和很不喜歡《新青年》的。瞿老師今天給我們(men) 提了個(ge) 醒，就是《新青年》對那個(ge) 時候的人究竟意味著什麽(me) 。如果是隻看了兩(liang) 三期、四五期的青年，和看了很多人，應該也不一樣。

另外一點，就是剛才得到王老師讚賞的“見、聞”觀念。這是中國傳(chuan) 統的觀念。“所見”“所聞”原來是經學裏的概念，在經學裏並不強調距離感，而被認為(wei) 是代表了孔子對曆史事務的某種處理。轉用到了史學之後，“所見”“所聞”側(ce) 重的就是距離了（安克施密特更說，聽和看對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這個(ge) “所見”和“所聞”的傳(chuan) 統在史學中實際體(ti) 現的是一種距離，“所見”是直接的，“所聞”是間接的，“所傳(chuan) 聞”是再間接的。剛才王老師說這個(ge) 概念是具有解釋力的，那就不簡單了。

實際上在近代以前，在外國新手段沒進來的時候，很多讀書(shu) 人對中國的了解就是“所聞”的，基本不用“見”，也沒怎麽(me) “見”。所謂“天下士”跟“鄉(xiang) 曲之士”的差別，就在於(yu) 可以通過“所聞”了解中國。“天下士”就是胸懷天下的讀書(shu) 人，想要了解天下，通過看書(shu) 就可以了，不需要通過後來的報紙和交通工具等來了解中國。而“鄉(xiang) 曲之士”為(wei) 考試而讀書(shu) ，“聞”的和“見”的都隻是當地的事，就不怎麽(me) 能“聞”到天下，恐怕也不那麽(me) 關(guan) 心天下。可是到了近代，引進了新的交通和交流工具，就不一樣了。連張之洞也說，報紙和鐵路有助於(yu) 人們(men) 了解國家，其實更多針對的是鄉(xiang) 曲之士。這就可以看出，在“天下”往“中國”轉的過程中，“所見”和“所聞”已經顯出比較明顯的差別了。似乎一定要去看（即要“所見”），才能了解中國。

在近代有位張東(dong) 蓀的經曆，就很能表現出“所見”和“所聞”的不一樣。他大概是個(ge) 城市青年，從(cong) 這個(ge) 學校畢業(ye) 到那個(ge) 學校，相當於(yu) 我們(men) 說從(cong) 一個(ge) 校門到另一個(ge) 校門那樣，後來居然到了日本，然後回來，可是他並不怎麽(me) 了解實際的中國。張東(dong) 蓀本來差一點成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的創始人，當時已經參與(yu) 到陳獨秀創辦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各種活動中。而他第一次通過“所見”了解到中國，是坐火車追隨羅素到湖南去演講。在車上他沿途見到了實際的中國，回去就不幹了，不當共產(chan) 黨(dang) 了。當時不少人指責張東(dong) 蓀，說他坐了一趟火車就“叛變”了。這個(ge) 例子就告訴我們(men) “所見”和“所聞”的差別有多麽(me) 重要。

讀書(shu) 人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國家，從(cong) 可以“所聞”到必須“所見”，是一個(ge) 重要的時代轉變。而錢穆他們(men) 應該就是身處這種轉變中的第二代，說不定還是第一代。

責任編輯：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