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少學者對儒家持“精華糟粕”說，半是精華半糟粕。這種說法，貌似持平，實為鄉願，對擁儒反儒兩派都不得罪；或者無知，不知儒家精華所在，也不知某些曆史糟粕其實與儒家無關或關係不大。

曆史上某些社會習俗和道德規範，如太監、宦官、小腳、貞節牌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類，確是嚴重偏離甚至根本違背了經典教訓和仁義原則的。

問題在於，世易時移，那些與君主製有關的曆史性糟粕，多已隨著君主製的消失而隱向曆史深處。比如“君君臣臣”的規範，隨著君主製的消失極其合法性的喪失，重提已無意義。法家意味甚濃的“三綱”更是毫無約束力，君主製早已不合法，何談君為臣綱？（另外二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實質上也早已普遍不在了。許多家庭倒有“兒皇帝”、妻管嚴現象，說子為父綱、妻為夫綱倒還差不多。）

問題更在於，那些曆史糟粕是否真的屬於儒家？它們是否為儒家所主張或認可，儒家在其中是否要負責任、要負多少責任，這都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太監、宦官、小腳、貞節牌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類都是非儒家的東西，而且本質上都是反經典、反儒家的。

當然，明清儒家受專製主義“汙染”過重，儒家的原則立場有失鮮明，對於那些糟粕東西不能起而反對，甚至推波助瀾，確實是有相當責任的。

隻要我們回歸孔孟回歸經典，所謂區分精華與糟粕的陳詞濫調就沒有必要再唱了----其實此“調”已成為反儒派的一個借口。真讓他們區分，所有精華都會被劃為糟粕，而所謂拋棄糟粕實質上是拋棄整個儒家。一些人自稱隻反偽儒不反真儒，卻將包括孔孟在內的曆代大儒都罵成偽儒。


二


看到網友摘錄的《南方都市報》訪問稿《我為什麽呼籲將9月28日孔子誕辰日作為尊師日》中的杜維明的一段話，東海吃了一驚。杜維明說：

“儒家的陰暗麵太大了，從五四以來，大家看到的都是儒家的弊端，別忘了現在這種弊端還在。五四時期說的封建遺毒，裙帶關係，走後門，馬虎，不負責任，現在變本加厲。反而儒家的溫良恭儉倒沒有，將來如果是純粹政治化的儒家，大家都倒黴，這是儒家未來在大陸發展所麵臨的最大威脅。這個要清醒。”

這樣的話與“精華糟粕”說異曲同工，如果出自一般學者，不奇怪，出自杜維明先生，未免有負儒冠。

“裙帶關係，走後門，馬虎，不負責任”這些弊端或陰暗麵，何時姓了儒？恰恰相反，它們為曆代大儒所不恥和反對，與儒家的經典教導更是格格不入。《論語》中孔子諄諄教導弟子們“為政”、從政的注意事項，包括走正道舉賢能認真負責任等等，無不與“裙帶關係，走後門，馬虎，不負責任”相反。

《論語》載：“子遊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嚐至於偃之室也。”有捷徑不抄而走大道，沒公事從不進領導家門，兩件都是小事，卻足以看出一個人的剛方廉正來了。孔子師生欣賞澹台滅明這種“呆板”的人，可見儒家的取向和人才觀的“與眾”不同，取人、薦才皆以德行為先。

杜維明所說的弊端，“封建”時代或許存在，那是“封建”官僚未能真正踐履儒家經典所致，“現在變本加厲”，則是現在的領導幹部完全違悖儒家仁義之故。杜維明有所不知的是，在“現在”的中國政壇，“裙帶關係，走後門，馬虎，不負責任”這些“東西”根本算不了什麽，比這嚴重得多的問題人們都已司空見慣。大量“封建”時代難以想象的邪惡和黑暗，不知又是誰家的“遺毒”？

至於杜維明對儒家政治化的反對和論斷，在儒家被“心靈雞湯”化的時代危言

“將來如果是純粹政治化的儒家大家都倒黴”，就更加不可理解了。論義理論實踐，儒家與政治的關係從來是至為密切的，政治道德是儒家道德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內聖外王，政治文明和製度建設正是外王學的著力點。儒家政治化和政治儒家化，是為了讓政治道德化文明化，這也正是解決“裙帶關係，走後門，馬虎，不負責任”這些不正之風的根本性辦法。

但願上麵這一段話是杜維明先生的口誤或記者的筆誤。


三

回歸孔孟和經典，樹起儒家的最高標準，才可以更好地區別什麽東西是儒家的，什麽不是，從而更好地防止自己言行出偏、行差踏錯，更好地“防範”別人對儒家進行思想栽贓，把非儒、反儒的東西暗塞給儒家。

儒家文化，上則形上本體，下則形下萬象，內而道德修養人格建設，外而政治文明製度建設，方方麵麵無不涉及。但概乎言之也很簡易。五個字：仁義禮智信，五常道也；三個字：仁智勇，三達德也；兩個字：仁義也，中庸也，良知也，一個字：仁。

儒家這個曆史悠久、內容豐厚、影響廣泛的文化體係，可以稱之為仁本主義，以仁義為最高原則（也可以說為中庸原則、良知原則，名異實同。）這也是儒家的最高標準。四書五經作為儒家經典，乃是這一原則和標準的文字載體，是對這一原則和標準根本性方向性而又具體化形象化的表述。

任何言論行為、法律製度或道德規範，任何個體和群體，如果違背了經典教訓，違背了仁義原則，那就不是儒家；如果偏離了經典的教訓，也就是偏離了儒家原則，即使是儒家，也不夠正、不夠“大”。

當然，在判斷某種法律製度或道德規範是否仁義的時候，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要考慮到曆史的局限性。時代不同了，某些標準就會有變化，不能用現代的標準去論斷古代。儒家有個重要的概念：時。禮經雲：“禮，時為大”，合乎時宜即為義。時，正屬於義德的範疇。曆史上某些社會習俗和道德規範，現在看去是很“反動”，在當時或有其合理性。


四

有反儒者曰：“儒家的道理、道德不一定都是對的。”並抬出古人“理無常是，事無常非”之言為證。這又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

“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此言出自《列子-說符》，原話是：“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 從功利的角度、局部的角度看確是如此，天下的道理沒有一直正確的，事情沒有一直錯誤的，都不是絕對的。

但是，不論事物怎樣不斷發展變化，有些根本性原則性的“理”都是不能違背的。儒家的仁義原則（又可稱為良知原則、中庸原則等）就是這種“常是”之理。它不僅是儒家、也是人世最高的道德和最大的道理，具有至高無上的真理性普適性，適用於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任何人。

凡是違背這一原則的“理”或“事”，就是“常非”的，不仁不義、違道悖德的東西，任何時候都是錯誤的。可見，理有常是，絕對正確；事有常非，必定錯誤。

仁義原則之下，又有許多“子原則”，在不同範疇中各有其普適性，也屬於一種“常是”之理。例如“以直報怨”原則，在處理人際以及國際關係時普遍適用。“以怨報德”完錯“非人”，“以怨報怨”、“以德報怨”不一定錯，但都容易出偏，不宜作為普遍原則。2010-9-22東海儒者餘樟法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