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學家的文學

作者：王利民（贛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廿六日己巳

      耶穌2018年12月3日

程顥像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程頤像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曆史的起源與(yu) 目標》一書(shu) 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後是人類文化的“軸心時代”。借用“軸心時代”這個(ge) 概念，我們(men) 可以稱公元十一世紀前後是人類文化的“次軸心時代”。歐洲在公元十一世紀時出現了教會(hui) 改革，產(chan) 生了首批經院哲學家，建造了具備宏偉(wei) 規模的建築，提高了僧侶(lv) 及貴族的教育水平，其進步是持久且多方麵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學領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語和伊斯蘭(lan) 教將哈裏發統治下的不同民族團結在一起。在中國，宋學構造了這個(ge) 次軸心時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等理學巨子成為(wei) 這個(ge) 文化星空上最為(wei) 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們(men) 為(wei) 中心形成的眾(zhong) 多理學家群體(ti) 主導著兩(liang) 宋文化的發展趨向，而理學家創作的詩歌成為(wei) 理學文化在文學領域裏綻放的花朵。

依據現代詩學的審美規範衡量理學詩人的詩作，難免得出理學詩的文學史價(jia) 值、文化史價(jia) 值與(yu) 其審美價(jia) 值不相稱的結論。理學詩具有觀照的、沉思的、疏離感官的品性，在表現美感和激情上無法與(yu) “詩人之詩”爭(zheng) 衡。這不是因為(wei) 理學詩人缺乏對各種形式的動態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為(wei) 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學家認作擾亂(luan) 道德生活秩序、澆灌淫欲之花的禍源，況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學家的視野中多為(wei) 無聊瑣屑之物而少具“意義(yi) ”。盡管理學詩人沒有開宗立派的自覺意識，沒有把文學創作當作人生的重要事業(ye) ，但理學詩派的詩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靜觀的體(ti) 驗、寧靜的風致而別具一種異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詩歌抒寫(xie) 的傳(chuan) 統內(nei) 容，如耕讀之趣、天倫(lun) 之樂(le) 、山水之美、離別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傷(shang) 懷、感時憫亂(luan) 、情深思慕之外，理學詩人吟詠“理道”“性情”，事實上是宋詩多樣化發展的表征。宋代詩壇出現理學詩派這個(ge) 旁門，適足以顯示宋代文學生態的活力。

法國漢學家戴密微說：“可能不再存在哲學與(yu) 詩篇之間的聯係比在中國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學詩是哲學在詩學領域的實現，說明了中國古典詩歌與(yu) 哲學的“近鄰”關(guan) 係。作為(wei) 文學的旁門，理學詩派能在中國詩史上發展成為(wei) 流衍最廣、曆時最久的文學派別，正說明了它與(yu) 近世中國文化及文學發展趨向的同一性。

理學詩人屬於(yu) 思想型作家，其對哲學信仰的自覺程度超過一般文人，而理趣詩是具有“智趣”的詩歌類型。研究理學詩派，必須突破從(cong) 純文學的立場看理學詩人的單一視域，確立理學詩歌和理學詩人的本位觀，即把理學詩人及其詩歌作為(wei) 具有主體(ti) 性、具有獨立形態的對象加以整體(ti) 觀照，既分析理學詩人的境遇和體(ti) 驗，透視理學詩人的心態，又揭櫫詩歌文本中的哲學內(nei) 涵。換句話說，必須定位在寬泛的“國學研究”或者說“文學的文化學研究”的領域上，定位在詩史與(yu) 思想史的結合上。恩斯特·卡西爾在《人論》中說：“傳(chuan) 統意義(yi) 上所說的美絕不是藝術的唯一目標，事實上它隻是一種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針對理學詩兼具思辨性、哲理性與(yu) 體(ti) 驗性、感悟性的特點，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賞風華，把詩歌的認識功能和審美愉悅功能置於(yu) 同等的地位。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觀照理學詩的文化精神，不僅(jin) 可以增加對理學詩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為(wei) 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視野中，理學詩因為(wei) 其文學屬性常常被忽視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強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與(yu) 人的求知欲相關(guan) 聯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際關(guan) 係的協調圓滿為(wei) 目標的追求善的情感。它們(men) 的強烈程度並不表現為(wei) 感情的瞬間爆發，而是反映在一種深刻的連續性和統一性上。它們(men) 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著強大的心理勢能。理學詩人“以山水通於(yu) 理道”正是這種心理勢能的體(ti) 現。冷靜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學詩人的性格趨於(yu) 和易溫厚，如陽春可掬；他們(men) 的詩風則趨於(yu) 平易和樂(le) 。

理學家是不滿足於(yu) 外部生活而致力於(yu) 向內(nei) 尋覓的需求主體(ti) 。他們(men) 內(nei) 心具有尋求意義(yi) 的願力，隱含著超越的希望，對精神生活有著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對道德理性抱有堅定的信念。麵對物欲充斥人心、意義(yi) 普遍缺失的社會(hui) ，理學家試圖通過高揚士大夫的內(nei) 在生命力，進入外在環境和日常經驗所不具有的“極高明”的境界。他們(men) 認為(wei) 內(nei) 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負載著超越浮世表象的絕對價(jia) 值。因此，他們(men) 的詩歌也表現出在思想深處對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隻有把理學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詩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氣於(yu) 花香鳥語之中的生命感。

從(cong) “詩歌是對生命意識的捕捉”這一現代詩學觀念的角度上看，理學詩人的作品自有其“鮮活”的麵貌，所謂理學詩的“腐氣”，更多的是體(ti) 製化理學出現後的產(chan) 物。邵雍的“風月情懷”、周敦頤的“光風霽月”、程顥的“和粹之氣”、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著對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興(xing) 趣與(yu) 善意。那些純性理詩更是近世化的表現和結果，誠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詩人那裏，打動我們(men) 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實，是活生生的現實；在近代詩人那裏，打動我們(men) 的是觀念。”性理詩與(yu) 現代藝術在以抽象的語言描述客體(ti) 的本質方麵，在遠離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麵也表現出類似的特征。

“存誠”“主靜”“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學家安身立命的基礎，是滋養(yang) 強烈的進取意誌和自控力量的源頭活水。在人生出處、日常生活等方麵，理學詩人主張節製欲念，但並不排斥適度的感情生活與(yu) 浪漫風神。劉子翬《聖傳(chuan) 論·子思》曰：“《中庸》之學未嚐滅情也。善養(yang) 性者，不汨於(yu) 情，亦不滅情；不流於(yu) 喜怒哀樂(le) ，亦不去喜怒哀樂(le) 。非合非離，中即契也。”（劉子翬《屏山集》卷一）理學詩對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與(yu) 理學的道德尺度之間時或顯示出一段距離。峨冠博帶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話語，沒有能夠完全遮蔽理學詩中的真實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詩綜》卷三十三“湛若水條”有言：“元豐(feng) 而後，理學、風雅截然為(wei) 二，大約多祖擊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這種批評言過其實，是拘執之陳言，非通方之篤論。中國古典詩歌本身的審美愉悅特質，是建立在以儒、道、佛為(wei) 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藝術審美傳(chuan) 統的基礎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詩人及其作品中所積澱的士大夫審美趣味，自然會(hui) 在理學詩人的詩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現。即便在理學詩人的說理之作中，也不乏“狀物態以明理”“寫(xie) 器用之載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談論理學乃一代風氣使然。理學詩的創作也不是理學家的禁臠，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詩作也不乏理學氣味。如林同《孝詩》充滿理學氣味，但其人不入理學門派，不屬於(yu) “理學詩人”。

由於(yu) 理學詩人常常在理學家角色和詩人角色之間自由遊移，因此從(cong) 數量上看，理學詩在理學詩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並不顯著。李複、劉子翬、朱熹、周行己、葉適、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詩壇前賢，流連風景，淺吟低唱，他們(men) 的不少詩作都可歸為(wei) “詩人之詩”，錢鍾書(shu) 《談藝錄》說：“亦猶邵堯夫能賦‘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ce) 臥未欲起，簾外落花撩亂(luan) 飛’；程明道能賦‘不辭酒盞十分滿，為(wei) 惜風花一片飛’，又‘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呂洞賓能賦‘草鋪橫野六七裏，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雖皆學道之人，而詩不必專(zhuan) 為(wei) 理語。”朱熹的詩尤其具有一代宗師的風格多樣性。

關(guan) 於(yu) 理學與(yu) 文學的關(guan) 係，學界過去觀照的重點往往在於(yu) 理學的話語權力對文學的消極影響。其實，當理學的時代過去以後，人們(men) 應該更為(wei) 客觀地觀賞理學詩人留下的輝光。就像人們(men) 在狂瀾洶湧的海上風暴過去以後，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輝煌景象。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