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必證明於(yu) 史——清代浙東(dong) 史學的文獻特色與(yu) 傳(chuan) 承意識

作者：黃愛平（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初十日癸醜(chou)

          耶穌2018年11月17日

黃宗羲像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光明日報》編者按

悠久燦爛的中國文化，是由眾(zhong) 多地域文化構成的。浙江學術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具有鮮明的特色。在新的曆史時代，如何通過對地域文化的深入考察來進一步推動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是學術界麵臨(lin) 的一大課題。為(wei) 此，浙江省社會(hui) 科學界聯合會(hui) 、寧波大學於(yu) 日前聯合舉(ju) 辦了“浙學論壇（2018）：浙學·新時代的文化思考”學術研討會(hui) 。較之本刊之前所刊浙學文章，本期所選取的三篇會(hui) 議論文視角獨特，可謂有“裏”有“外”：《學必證明於(yu) 史》深入觸及浙東(dong) 史學發展的內(nei) 在機理或機製，從(cong) 而抓住了一個(ge) 學派之所以成為(wei) 一個(ge) 學派的“魂”；而另外兩(liang) 篇則將浙學由“古今”問題置於(yu) “東(dong) 西”緯度，在比較的視野裏觀察其氣象與(yu) 脈絡，《外來文化影響下的浙學》討論了浙江傳(chuan) 統學術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外部衝(chong) 擊後所發生的變化，《西方文獻中的李之藻》，更是以西文文獻為(wei) 依據，對明末浙江學者李之藻的生平事跡進行了獨到的考察。這樣的研究方法，不僅(jin) 有助於(yu) 我們(men) 更好地認識浙江傳(chuan) 統學術文化，而且對研究其他區域文化也具有借鑒意義(yi) 。

正文

提到清代的浙東(dong) 史學，學界公認經世致用為(wei) 其顯著特色，也是其一以貫之的學術傳(chuan) 統。但本文更為(wei) 關(guan) 注的是，支撐一個(ge) 學派傳(chuan) 承發展的內(nei) 在動力和精神理念。從(cong) 清代浙東(dong) 史學的代表人物的學術實踐和學術理念來看，深厚的文獻基礎和自覺的傳(chuan) 承意識，無疑是該學派得以賡續發展的極為(wei) 重要的因素。

黃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學者。他大力倡導經世實學，尤有誌於(yu) 史學研究，明確主張“學必原本於(yu) 經術，而後不為(wei) 蹈虛，必證明於(yu) 史籍，而後足以應務”（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六，《甬上證人書(shu) 院記》）。他廣搜博采，匯聚明人文集多達二千餘(yu) 家，手自披覽，采擇編選，先成《明文案》217卷，後增輯為(wei) 《明文海》482卷，被後世學者譽為(wei) “一代文章之淵藪”（《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一九○）。目睹“桑海之交，士之慕義(yi) 強仁者，一往不顧，其姓名隱顯，以俟後人之掇拾，然而泯滅者多矣”（黃宗羲《南雷詩文集·都督裘君墓誌銘》）之情形，黃宗羲十分痛心，故而他盡力搜集記載明末人物史事。他始終認為(wei) ：“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jin) 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南雷詩文集·萬(wan) 履安先生詩序》）

黃宗羲之學，博大精深，氣象宏闊，於(yu) 宋代以來各家學術，陶冶熔鑄，無不會(hui) 通。後世學者推崇他“以濂洛之統，綜會(hui) 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dong) 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製，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鮚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而浙東(dong) 地區自宋代以來學術文化就十分發達，史學一脈亦源遠流長，黃宗羲曾在一首詩中簡要梳理南宋以來浙東(dong) 史學的發展脈絡，並表達了對前代史學大家的敬仰之情。詩曰：“昔也宋金華，文章莫與(yu) 讎。後此三百年，玉峰為(wei) 介邱。元明二代史，屬之以闡幽。推琴起講堂，束帛多英儔(chou) 。直不讓南董，於(yu) 以讚《春秋》。”（《南雷詩曆》卷四，《次徐立齋先生見贈》）前代學者既已為(wei) 浙東(dong) 史學創辟榛莽，黃宗羲生當易代之際，懷抱故國之思，更毅然以保存一代文獻史事為(wei) 己任。這種以傳(chuan) 承文化、延續文脈為(wei) 己任的自覺意識，堪稱浙東(dong) 史學的顯著特色，也是黃宗羲之所以能成為(wei) 一代大師，並為(wei) 浙東(dong) 史學開啟嶄新局麵的重要原因。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特設博學鴻儒科，又重開明史館，網羅明末遺臣和著名學者參與(yu) 《明史》的編纂工作。黃宗羲堅持孤臣孽子之心，不與(yu) 清廷合作，但他最終同意弟子萬(wan) 斯同及其子黃百家進京參與(yu) 修史，並將自己有關(guan) 明史的著述和搜集的資料交付萬(wan) 斯同，以作修史參考。他說：“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雲(yun) ：‘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讚。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zhong) 矣，顧獨藉一草野之萬(wan) 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南雷詩文集·補曆代史表序》）可見黃宗羲把保存一代文獻、修成一代信史的希望，寄托在其弟子萬(wan) 斯同身上。萬(wan) 斯同遵其師囑托，懷抱“以任故國之史事報故國”的強烈願望，接受總裁徐元文的多次聘請，來到京師，館於(yu) 徐氏邸舍，不受俸祿，不領官銜，以布衣身份參與(yu) 修史。他發凡起例，擬定傳(chuan) 目，無總裁之名而行總裁之實，史館凡“建綱領，製條例，斟酌去取，譏正得失，悉付萬(wan) 斯同典掌”（錢林《文獻徵存錄》卷一，《萬(wan) 斯同傳(chuan) 》）。在史稿的修訂方麵，萬(wan) 斯同耗費心血精力尤多。當時諸纂修官分別撰寫(xie) 的史稿，最後都集中於(yu) 總裁之處，由萬(wan) 斯同審核修改，排纂成編。據記載：“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先生閱畢，謂侍者曰：‘取某書(shu) 某卷某頁，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shu) 某卷某頁，某事當參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鮚埼亭集》卷二八，《萬(wan) 貞文先生傳(chuan) 》）今寧波天一閣珍藏的萬(wan) 斯同《明史稿》，其上多有朱筆、墨筆以及白粉筆先後數次修改塗抹的字跡，足證萬(wan) 斯同為(wei) 《明史》纂修付出的心血。今本《明史》能成為(wei) 二十四史中繼“前四史”之後編寫(xie) 質量較好、學界評價(jia) 較高的史書(shu) ，與(yu) 萬(wan) 斯同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全祖望（1705—1755），人稱謝山先生，是浙東(dong) 史學傳(chuan) 承鏈條中的重要一環。他私淑黃宗羲、萬(wan) 斯同，於(yu) 黃宗羲尤仰慕有加，一生讀書(shu) 治學，成就卓著，其史學研究的文獻特色尤為(wei) 突出。他曾與(yu) 禮部侍郎李紱一同借抄清宮翰林院所藏《永樂(le) 大典》，開啟清代利用《永樂(le) 大典》的先例。又致力於(yu) 整理校注曆史文獻資料，撰成《七校水經注》《漢書(shu) 地理誌稽疑》《困學紀聞三箋》等書(shu) 。在鄉(xiang) 邦文獻的搜求和仁人誌士的表彰方麵，全祖望與(yu) 黃宗羲更是一脈相承，聲氣相通。他生活的甬上，自南宋以來，就是“忠義(yi) 之邦”和學術之鄉(xiang) ，明清之際又是江南抗清的重要基地，故而“明季遺民之盛，莫如甬上”，忠義(yi) 之士，多出其間。全祖望浸潤其中，深受影響，他不遺餘(yu) 力，多方發掘其鄉(xiang) 先賢及江南地區誌士仁人生平行跡，大量撰寫(xie) 墓誌、傳(chuan) 記、碑銘，闡幽發微，唯恐不及。據統計，全祖望《鮚埼亭集》中墓銘傳(chuan) 狀之文共計32卷，占其文集全部88卷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在這多達32卷的篇幅中，他總共撰寫(xie) 了210篇傳(chuan) 記碑文，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記載明清之際人物及相關(guan) 史事的碑傳(chuan) 文字。如孫嘉績、錢肅樂(le) 、張煌言、張肯堂、沈廷揚、張名振、董誌寧、王瓚爵等諸多仁人誌士，黃宗羲、顧炎武、李顒、傅山、萬(wan) 斯同、劉獻廷等著名學者，無不囊括其中。而全祖望在為(wei) 他們(men) 樹碑立傳(chuan) 時，不僅(jin) 極為(wei) 重視厘清其生平行跡，闡揚其忠義(yi) 大節，而且筆端常帶感情，字裏行間多凜然正氣，具有極強的感染力。章學誠稱讚“其文集專(zhuan) 搜遺文逸獻，為(wei) 功於(yu) 史學甚大”（章學誠《校讎通義(yi) 外篇·與(yu) 胡洛君論校胡稚威集二簡》），可謂知言。

章學誠（1738—1801），清代中葉著名史學家，在史學理論、方法等方麵造詣獨深，“其中倡言立義(yi) ，多前人所未發”，“於(yu) 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章華紱《文史通義(yi) 跋》）。他十分重視文獻史料，在與(yu) 學者討論方誌纂修問題時，曾明確指出：“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予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方誌略例一·記與(yu) 戴東(dong) 原論修誌》）對史料包羅範圍、文獻采擇方法等問題，章學誠也多有論述。他還專(zhuan) 撰《校讎通義(yi) 》一書(shu) ，闡述文獻整理的宗旨和要義(yi) 。其中所倡“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宗旨，至今仍是學界公認的文獻整理及目錄編纂的最高標準。

而在清代浙東(dong) 史學的傳(chuan) 承發展上，章學誠堪稱是予以總結揚厲的有力殿軍(jun) ，所撰《浙東(dong) 學術》一文，首次從(cong) 理論上對浙東(dong) 學術做了高度概括。他說：“浙東(dong) 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yu) 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複與(yu) 朱子牴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yu) 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wan) 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yu) 朱者也。”正是因為(wei) 章學誠明確梳理了浙東(dong) 學術從(cong) 宋至明而清的淵源流變，大力倡導浙東(dong) 學術“切於(yu) 人事”的經世性質，並揭示出其“言性命者必究於(yu) 史”的特色，尤拈出史學一脈中自黃宗羲開啟新局，經萬(wan) 斯同弟兄繼武其後，至全祖望接續其意的傳(chuan) 承線索，可謂草蛇灰線，伏脈千裏，自此而後，浙東(dong) 史學作為(wei) 清代學術史上的重要流派，始逐漸為(wei) 學者所認同。

綜而觀之，清代浙東(dong) 史學在其開創、發展的過程中，呈現出鮮明的文獻特色和自覺的傳(chuan) 承意識。從(cong) 黃宗羲，到萬(wan) 斯同、全祖望，至章學誠，無不重視讀書(shu) ，重視文獻史料的搜求、整理和鑒別，重視史事、人物、典製的記述，重視史學精神的堅守和史學要義(yi) 的闡發。正是這種紮實的文獻基礎，為(wei) 浙東(dong) 史學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賦予了浙東(dong) 史學樸實厚重的品格。而浙東(dong) 各位史學大家所具有的自覺的傳(chuan) 承意識，所秉持的堅定的文化擔當，不僅(jin) 為(wei) 浙東(dong) 史學自身的發展注入了活力，而且大大發揚了中國古代學人士子自覺以文化傳(chuan) 承為(wei) 己任的思想理念，成為(wei) 中國學術文化發展史上又一典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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