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朱熹《經筵講義(yi) 》中的帝學主體(ti) 意識

作者：王琦（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博士研究生）、朱漢民（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

來源：《原道》第34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初八日辛亥

          耶穌2018年11月15日

內(nei) 容摘要：朱熹《經筵講義(yi) 》因其“帝王之學”的性質，特別強調“大學之道不在於(yu) 書(shu) 而在於(yu) 我”，將“我”視為(wei) 帝王之學成就的關(guan) 鍵。

這不僅(jin) 是因為(wei) “天命在我”“知之在我”“其機在我”“至善在我”，還與(yu) 帝王的特殊身份與(yu) 朱熹的經典詮釋宗旨有關(guan) ，體(ti) 現了朱熹帝王之學的人文理性與(yu) 儒學的實踐品格。

在內(nei) 聖修德與(yu) 外王事功成就的過程中，無論是對“天命”之性的察識擴充，格物致知的豁然貫通、心與(yu) 理一，還是誠意正心於(yu) 善惡“幾微”處做工夫，以至於(yu) 明明德於(yu) 天下的“至善”之境的實現，

都有賴於(yu) “我”之主體(ti) 意識的覺醒與(yu) 道德踐履的自覺，這不僅(jin) 與(yu) 帝王的特殊身份與(yu) 朱熹經典詮釋宗旨有關(guan) ，而且與(yu) 個(ge) 體(ti) 從(cong) 知到行的道德自覺與(yu) 踐履密切相關(guan) 。

“我”是聯通物我、人己、天地、社會(hui) 與(yu) 自然的中介，不僅(jin) 具有天賦“明德”，而且具有認識自身與(yu) 天地萬(wan) 物、參讚化育的能力。

關(guan) 鍵詞：《大學》；經筵講義(yi) ；帝王之學；主體(ti) 意識

一、引言

在朱熹《四書(shu) 》學的新經典體(ti) 係中，《大學》是其平生用力最多的一本書(shu) ，他曾經自言：

“某於(yu) 《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鑒》，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shu) 。’某於(yu) 《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卻不費力”。[1]

並且將《大學》作為(wei) 《四書(shu) 》之首，認為(wei) “學問須以《大學》為(wei) 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朱子語類》卷14，第249頁），“然後及乎《六經》”。[2]

為(wei) 此，他不僅(jin) 重新編定《大學》文本，多次修改《大學章句》，而且在紹熙五年入侍經筵之際，發揮《大學》經義(yi) ，撰寫(xie) 《經筵講義(yi) 》，進呈宋寧宗，

力圖以《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為(wei) 框架，建構以“道德性命”為(wei) 特征的帝王之學，以儒家的價(jia) 值理念影響君主，

感格君心，致君堯舜，成就君德帝業(ye) ，重構政治社會(hui) 生活秩序，實現天下有道的王道理想。

如果說朱熹的《大學章句》是為(wei) 國家塑造與(yu) 培養(yang) 合格的士大夫而進行的經典詮釋，強調的是“初學入德之門”，“學者必由是而學焉”；[3]

那麽(me) 《經筵講義(yi) 》則是以培養(yang) 合格的帝王為(wei) 指向的“帝王之學”的經典文本，其重點在於(yu) “後之君子欲修己治人而及於(yu) 天下國家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經筵講義(yi) 》，第692頁）。

將《大學》中的“窮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作為(wei) 帝王應該要掌握的修身治國之要道（《經筵講義(yi) 》，第691頁）。

然而，有意思的是，同樣是對《大學》經旨的義(yi) 理發揮，《經筵講義(yi) 》與(yu) 《大學章句》相較而言，特別強調“大學之道不在於(yu) 書(shu) 而在於(yu) 我”，

要求在學習(xi) 《大學》時，“必先讀經文，使之習(xi) 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胸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chuan) 文，隨事體(ti) 察而實致其力，

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yu) 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經筵講義(yi) 》，第699頁）

將文本的熟讀與(yu) 日用常行的察識踐履結合起來，紮紮實實做身體(ti) 力行的工夫，從(cong) 而實現內(nei) 聖外王的“大學之道”。

這種將“書(shu) ”與(yu) “我”對舉(ju) ，對“我”之主體(ti) 性的重視與(yu) 高揚是《大學章句》中所沒有的。

朱熹為(wei) 什麽(me) 會(hui) 如此高揚“我”之主體(ti) 性與(yu) 自覺性呢？這不僅(jin) 與(yu) 《經筵講義(yi) 》所教育的對象為(wei) 帝王的特殊身份有關(guan) 係，

而且還與(yu) 個(ge) 體(ti) 由“知”到“行”的道德認知與(yu) 實踐過程密切相關(guan) ，還與(yu) 朱熹的經典詮釋宗旨有聯係。

二、道德自覺性與(yu) 主體(ti) 性：

聖王理想實現的關(guan) 鍵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hui) 的權力結構中，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大權主要集中的皇帝一人手中，

“天下之事，其本在於(yu) 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yu) 一心”（《乙酉擬上封事》，第618頁）。

因而人主之學與(yu) 不學，學之正與(yu) 不正，天下治與(yu) 不治全在乎其喜怒哀樂(le) 、頻笑念慮、視聽言動之間；

在乎其是從(cong) 國家社會(hui) 發展的整體(ti) 公義(yi) 與(yu) 百姓的幸福安康出發，還是從(cong) 個(ge) 人的窮奢極欲、權力富貴等私欲出發；

是道心常為(wei) 一身之主，還是人心流蕩、物欲橫流？

作為(wei) 經筵講官的朱熹及其他百官大臣，對待君主無限膨脹的權力與(yu) 私欲，均無法從(cong) 根本上或製度上予以限製或解決(jue) 。

雖然朱熹利用經筵進講的機會(hui) ，樹立了“天理”的最高權威與(yu) 本體(ti) 原則，將君主也納入了儒家之道規範的範圍，

要求其按照理學的要求修身立德，治國理政，從(cong) 而“正君心”限君權，但是其力量畢竟有限。

對此，朱熹也是心知肚明，所以他一麵運用理、氣、心、性等哲學命題與(yu) 邏輯體(ti) 係建構帝王之學，力圖從(cong) 理論上說服、打動、影響君主，

另一方麵又不得不將理想的實現寄托在君主自身的道德自覺性與(yu) 主體(ti) 性上，所以朱熹說：“此事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乞進德劄子》，第675頁）

朱熹作為(wei) 經筵侍講，其所能做的也就是將帝王之學的原理、萬(wan) 事萬(wan) 物之間的聯係、為(wei) 人處事的原則，應事接物的方法等講清楚、講透徹，

而最終的成效如何則需要君主從(cong) 格物致知、即事窮理中體(ti) 會(hui) 天理本性之善，充分發揮主體(ti) 的道德自覺性與(yu) 能動性，身體(ti) 力行地紮紮實實做誠意正心的道德踐履與(yu) 修己治人的功夫。

“天下事，須是人主曉透了，自要去做，乃得。”（《朱子語類》卷108，第2679頁）

明理體(ti) 道（知）之後，則要做擇善固執、惟精惟一的功夫（行），才會(hui) “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有“得”（德與(yu) 業(ye) ）。

如果帝王設置經筵講官進講，隻是“徒為(wei) 觀聽之美”而不“實下功夫”，將所學的要道義(yi) 理不用之具體(ti) 的身心實踐與(yu) 現實政治社會(hui) 的治理之中，

再高明的道理與(yu) 學問，也無法發揮“窒乎禍亂(luan) 之原”的功能而有益於(yu) 治道（《經筵講義(yi) 》，第712-713頁）。

（朱熹）

所以“大學之道不在書(shu) 而在我”，這既是朱熹對主體(ti) 之“我”的道德自覺性與(yu) 主體(ti) 性的高度評價(jia) ，同時也是在君主專(zhuan) 製製度下對實現帝王之學無可奈何的選擇與(yu) 一聲歎息。

三、認知來源與(yu) 過程：

天命在我、知之在我

朱熹如此高度重視帝王“大學之道不在書(shu) 而在我”的主體(ti) 意識，除了帝王的特殊身份外，還與(yu) 認知產(chan) 生的根源與(yu) 過程密切相關(guan) 。

首先，從(cong) 認知的來源而言，“天命在我”。

人處天地之間，無不“受天地之中以生”，具有仁義(yi) 禮智之性，這是天之所賦予我的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根本，也即所謂的命，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

“我”是“天命”之載體(ti) ，“明德”在我而不在於(yu) 人，“其全體(ti) 大用蓋無時不發見於(yu) 日用之間，事親(qin) 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明法”。

“明德”時時在日用倫(lun) 常、待人接物處體(ti) 現出來，但是“人”往往身處其中而“不察”，以至於(yu) 其常為(wei) “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

這種明德不能自明的根本原因不在他人，而在於(yu) 我“自有以昏之”，而“又自陷於(yu) 一物之小”，不能立定“大體(ti) ”而為(wei) 氣稟物欲所奪，導致人性沉淪，明德昏昧，

所以明明德的實質就是就“己”身上做功夫，“自明己之明德也”，再推已及人以新民而臻於(yu) 至善。

如果人“能自明其明德”，則可以“治天下國家而有以新民矣”（《經筵講義(yi) 》，第700頁）

所以“天命在我”而不在於(yu) 人，發現、擴充、恢複、彰顯、光大“我”之“明德”不僅(jin) 是天所“命”我之本然與(yu) 義(yi) 務，

而且“推吾之所自明以及之，中於(yu) 治國，而終及於(yu) 平天下”也是我義(yi) 不容辭的責任與(yu) 使命（《經筵講義(yi) 》，第694頁）

一切的成就乃在於(yu) “己”之努力與(yu) 向善。君主作為(wei) 天下之根本，其言語動作、應事接物之際無不直接關(guan) 係到天下的興(xing) 衰治亂(luan) ，

如果君主能夠“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

反之，如果“君之德昏蔽穢濁而無以自新，則民德隨之，亦為(wei) 昏蔽穢濁而日入於(yu) 亂(luan) 。

民俗既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複光華”，最終導致“滅亡之將至”，國破家亡。（《經筵講義(yi) 》，第703頁）

君德既是天命轉移的依據，也是民心向背、風俗淳正、社會(hui) 和諧、國家治理的依據，因此作為(wei) 帝王而言，更應該奉天承命，充分發揚其天命之性，

端本正始、明善誠身，把握天命，身為(wei) 表率，順理因性，自新新民，最終明明德於(yu) 天下，“得以與(yu) 乎帝王之盛。”（《延和奏劄五》，第664頁）

其次，從(cong) 認知的過程而言，“知之在我”。

帝王欲成就堯舜聖王事業(ye) ，當以講學明理為(wei) 先（《壬午應詔封事》，第578頁），

而“學莫先於(yu) 致知”（《大學或問》，第524頁），

“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經筵講義(yi) 》，第697頁）。

由於(yu) 通天地萬(wan) 物無非一理，理又散在萬(wan) 物之中，物物各有其一定之理。理在物中，物不離理；理無形而物有體(ti) ，通過即有形之物，可體(ti) 無形之理。

因而格物致知，需要“我”廣泛地接觸萬(wan) 物，即事即物，“或考之事為(wei) 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

使於(yu) 身心性情之德，人倫(lun) 日用之常，以至於(yu) 天地鬼神之變，鳥獸(shou) 草木之宜，自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己，與(yu) 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經筵講義(yi) 》，第709頁）

通過“學問思辨”的方法，體(ti) 察事物之“理”，“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知道事物之所以然與(yu) 所當然，

“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yu) 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yu) 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yi) 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ti) 而無不盡矣。”（《大學或問》，第528頁）

從(cong) 究一物之理到脫然貫通以至於(yu) 達到對萬(wan) 物之理一的認識，中間都需要發揮“我”之心“具眾(zhong) 理而妙萬(wan) 事”、虛靈應物的功能，

“推而致之”，反身而誠，“凡自家身上，皆須體(ti) 驗得一個(ge) 是非”（《朱子語類》卷15，第284頁），

體(ti) 察徹悟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ti) 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一理；理雖散在萬(wan) 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大學或問》，第528頁。

理在物中，亦在心中，達致“物我一理，才明此即曉此”，以此“合內(nei) 外之道”（《大學或問》，第525頁），使其“內(nei) 外照融，無所不盡”，

所以說“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yu) 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yu) ，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經筵講義(yi) 》，第697頁）

在格物致知的過程中，從(cong) “理之在物”到“知之在我”，從(cong) 認識、發現、體(ti) 認天理本然之“明德”，到推至其極而知致，

“我”之主體(ti) 性與(yu) 能動性，依然是溝通內(nei) 外、連接物我的關(guan) 鍵。

四、道德踐履與(yu) 成就：

其機在我、至善在我

在成就聖王理想的道路上，體(ti) 會(hui) 到天理之來源與(yu) 所存，接下來就是要將之貫徹到身心道德實踐中去，方可意誠心正、成己成物。

首先，從(cong) 道德實踐的關(guan) 鍵點而言，“其機在我”。雖然通過格物致知洞悉了“天理”就是“人心之本然”，

然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道心、人心之別。如何在天理人欲、道心人心之間，確保心之所發皆一於(yu) 善而意誠心正呢？其著力點何在？

朱熹認為(wei) “本心之善，其體(ti) 至微”，常常會(hui) 受到利欲的侵擾與(yu) 攻擊。如“一日之間，聲色臭味遊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盡於(yu) 前”（《己酉擬上封事》，第618頁），

現實生活中的各種聲色利害無時不在，以至於(yu) 本然之善隱微不顯，難以呈露（《己酉擬上封事》，第618頁），

從(cong) 而導致道心愈微，人心愈危，天理未純，人欲未盡。因而要確保意誠心正，就必須“致謹於(yu) 隱微之間”（《經筵講義(yi) 》，第712頁），

在一念之間，深入體(ti) 察何謂道心，何謂人心，何為(wei) 天理，何為(wei) 人欲，必信“其理在我而不可須臾離也”（《己酉擬上封事》，第618頁）。

從(cong) 而守其本心之正，做到“有主於(yu) 中，有地可據”，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

私欲邪心沒有可乘之機，可藏之處，道心主導人心，惟精惟一，克己複禮，“以此正吾心而應天下萬(wan) 事之本”（《戊申封事》，第591頁）。

反之，如果“為(wei) 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傾(qing) ，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嚐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yu) 其中”（《延和奏劄五》，第662頁）。

作為(wei) 身居深宮之中，不可得而窺的君主，“其心之邪正”的“符驗之著於(yu) 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

念慮隱微之間，善惡得失之際，必然發見於(yu) 外而不可掩，所以“其機在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戊申封事》，第591頁）

誠意正心的用力之處就在於(yu) 善惡得失隱微萌芽之處，需要“我”不時地深致省察，反身而誠，常存此心，於(yu) “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wei) 天理耶，此為(wei) 人欲耶？

果天理也，則敬而擴之，而不是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yu) 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吾不以是裁之”（《延和奏劄五》，第664頁）

日日克之，不以為(wei) 難，持之以恒，自然可以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也”。（《戊申封事》，第591頁）

因此朱熹在誠意正心過程中特重慎獨謹微的功夫，甚至將國家之治亂(luan) 危安的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效果歸之於(yu) 心之公私邪正，

而心之公私邪正又源自於(yu) 是循天理還是循人欲，需要我在善惡萌動的“幾微”處用力，做慎獨、精一、克複的工夫，這是從(cong) “知”到“行”的關(guan) 轉處。

其次，從(cong) 道德的成就而言，“至善在我”。

如果格物致知是為(wei) 了“求知至善之所在”，為(wei) “知”的工夫，需要我“因事推窮以至其極，而又推類以盡其餘(yu) ”，確立人生努力的方向與(yu) 目標。

那麽(me) ，“自意誠以至於(yu) 平天下”，則是“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經筵講義(yi) 》，第696頁）

為(wei) “行”的實踐，需要“我”涵養(yang) 本原，“實致其功”，才能真正地“自得”而有“德”，得此道於(yu) 身，達到“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的境界。

至善既是天之所賦予“我”之本然之性，為(wei) “我”人生提供無窮的動力與(yu) 方向，又是“我”通過後天的功夫修煉要達到的境界與(yu) 目的。

縱觀《大學》之文，所謂的“克明德”，就是“欲學者自強其誌，”主動體(ti) 認本有之明德，使天賦之正氣正理“以勝其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

所謂“顧諟天之明命”，就是“欲學者之於(yu) 天理心存目在而不可以頃刻忘也”，以誠敬存心，念念在茲(zi) 。

其言“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學者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惡而遷善，則又如是日日加功而無間斷”，持之以恒，擇善固執。

其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欲學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進其功”，日積月累，精益求精，“以求止於(yu) 至善，亦日新之意也”。

以上所言，“其言雖殊，其意則一”，所用力之重點皆放在我之“實下功夫”，實致其功，以至於(yu) “至善在我”，知止得止，日新其德，優(you) 入聖域。

帝王如能至此，則“宋雖舊邦”，其命仍可“維新”，治理家國天下亦無難矣。（《經筵講義(yi) 》，第706頁）

有鑒於(yu) 此，朱熹在《經筵講義(yi) 》中時時不忘勸誡寧宗皇帝“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居敬持誌，求其放心，涵養(yang) 本原，“

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真知力行，內(nei) 聖外王，成就君德帝業(ye) 。（《經筵講義(yi) 》，第710頁）

五、詮釋宗旨：為(wei) 學修身的

“第一義(yi) ”與(yu) “第二義(yi) ”

《經筵講義(yi) 》中將“書(shu) ”與(yu) “我”對舉(ju) ，突出強調“大學之道”不在於(yu) “書(shu) ”而在於(yu) “我”，表明了朱子所要詮釋、建構的學問與(yu) 思想體(ti) 係，絕對不是字詞訓詁、雕章琢句，

“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的俗儒書(shu) 生之學，而是要與(yu) 個(ge) 體(ti) 身心實踐相結合，“

味聖賢之言以求義(yi) 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

有利於(yu) 社會(hui) 秩序重建、內(nei) 聖外王理想實現的經世致用之“正學”。（《己酉擬上封事》，第619頁）

其對《大學》經典的學習(xi) 與(yu) 詮釋過程中，“必先讀經文，使之習(xi) 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胸中，如指諸掌，”

然後“博考傳(chuan) 文，隨事體(ti) 察而實致其力”（《經筵講義(yi) 》，第699頁）的為(wei) 學原則與(yu) 方法的強調，體(ti) 現了其“讀書(shu) 底已是第二義(yi) ”（《朱子語類》卷10，第161頁）

而隻有落實於(yu) 現實生活中的身心實踐才是“第一義(yi) ”的為(wei) 學宗旨。[4]

朱熹認為(wei) ，《大學》等儒家經典承載了古帝明王、先聖前哲的“粲然之跡、必然之效”，是古聖先賢的人生智慧、社會(hui) 閱曆、治國理政等曆史經驗的結晶，

因而欲求道明理，需“即是而求之”（《行宮便殿奏劄二》，第669頁），“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以聖人之意以求天地之理。”（《答石子重》，第1920頁）

通過經典文本與(yu) 語言文獻的學習(xi) ，探求到蘊含在經典背後的聖人之道，並進而達致對天地萬(wan) 物之理的認識，成就堯舜聖王的事業(ye) 。

但是經典畢竟是過去的曆史社會(hui) 、人生經驗的總結，要突破經典文本的曆史性與(yu) 局限性，真正體(ti) 會(hui) 聖人之意，

發揮其對現實的世道人心、社會(hui) 秩序、倫(lun) 理綱常的指導意義(yi) ，就必須發揮“我”之主觀能動性，“少看熟讀，反複體(ti) 驗”（《朱子語類》卷10，第165頁），

“讀書(shu) 究理，當體(ti) 之於(yu) 身”（《朱子語類》卷11，第176頁），將古聖先賢為(wei) 學修身、治國理政的原則與(yu) 道理，身體(ti) 力行地切己體(ti) 察、實踐踐履，“須是經曆過，方得”（《朱子語類》卷10，第161頁），

體(ti) 之於(yu) 己，才能得之於(yu) 己，使得經典所承載的聖人之意與(yu) 天地之理，在現實的政治社會(hui) 生活中延續其生命力，“活”在當下，發揮其應有的指導意義(yi) 與(yu) 作用，

體(ti) 現了朱熹帝王之學的人文理性與(yu) 儒學實踐品格，這也是朱熹的經典詮釋與(yu) 學術思想體(ti) 係能夠曆久彌新的魅力之所在。

六、結語

總而言之，在內(nei) 聖修德與(yu) 外王事功成就的過程中，無論是對“天命”之性的察識擴充，格物致知的豁然貫通、心與(yu) 理一，

還是誠意正心於(yu) 善惡“幾微”處做工夫，以至於(yu) 明明德於(yu) 天下的“至善”之境的實現，都有賴於(yu) “我”之主體(ti) 意識的覺醒與(yu) 道德踐履的自覺，“我”是成己成物，成就堯舜聖王之君的關(guan) 鍵因素。

這不僅(jin) 與(yu) 帝王的特殊身份與(yu) 朱熹經典詮釋宗旨有關(guan) ，而且與(yu) 個(ge) 體(ti) 從(cong) 知到行的道德自覺與(yu) 踐履密切相關(guan) 。

“我”作為(wei) 萬(wan) 物之靈，是聯通物我、人己、天地、社會(hui) 與(yu) 自然的中介，不僅(jin) 具有天所賦之“明德”，而且具有認識自身與(yu) 天地萬(wan) 物、參讚化育的能力，“我”之主體(ti) 性始終是帝王之學實現的關(guan) 鍵。

為(wei) 此，為(wei) 突出帝王自身的自覺性與(yu) 能動性在實現帝學，成就君德帝業(ye) 中的關(guan) 鍵作用，朱熹在《經筵講義(yi) 》中對《大學》的義(yi) 理進行詮釋與(yu) 發揮時，總會(hui) 在章旨要義(yi) 的結尾處，

聯係帝王的立身行事，拳拳勸誡其“深留聖意”“實下功夫”，做真知力行的功夫，將大學要道會(hui) 之於(yu) 心，體(ti) 之於(yu) 行，得之於(yu) 己，成之於(yu) 事，由聖而王。

如《大學》解題中，朱熹希望寧宗能夠就《大學》要旨及其以“此篇進講”的用意處“惟聖明之留意焉！”（《經筵講義(yi) 》，第692頁）

在《大學》經文前章中，朱熹希望寧宗於(yu) 明德與(yu) 新民、知止與(yu) 得止的本末先後之序，以及“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yi) ”上詳加審查，“深留聖意，乞伏睿照”（《經筵講義(yi) 》，第697頁）。

《大學》經文後章中，則要求寧宗將修身、齊家的功夫落實到小至日用飲食之餘(yu) ，大到發號施令黜陟之際，做到“身修親(qin) 悅”，“舉(ju) 而措諸天下”，成就王道事業(ye) （《經筵講義(yi) 》，第699頁）。

對於(yu) 《大學》傳(chuan) 文四章的詮釋中，朱熹希望寧宗能夠深入把握“克明德”“顧諟天之明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間的關(guan) 係與(yu) 意旨，

持之以恒，“實致其功”，摒棄稟物欲，天理日明，臻於(yu) 至善，以承天命（《經筵講義(yi) 》，第706-707頁）。

在釋“格物致知”章時，則要求寧宗以格物致知的功夫“涵養(yang) 其本原，“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

以應故事”，將所學之義(yi) 理要到運用至實際中去，“稟本執要”、“正心術以立紀綱而治天下（《經筵講義(yi) 》，第709-710頁）。

在釋“誠意”章的結尾處，朱熹希望寧宗，於(yu) 一念之微處“深加省察，實用功夫”，存天理滅人欲，立身修德，以補“治道”（《經筵講義(yi) 》，第712-713頁）。

朱熹經筵進講總計七次，而其對君主在修身立德過程中的“我”之主動力行、踐履之功的強調則高達六次。

其所有的勸誡與(yu) 苦心，都指向一個(ge) 目標：那就是希望通過經筵講學，勸導、影響君主接受儒家的思想觀念與(yu) 價(jia) 值追求，並激發君主內(nei) 在的道德自覺性與(yu) 能動性，

將儒家之道的原則與(yu) 方法，運用到身心實踐與(yu) 治國理政的實際中去，從(cong) 而引導君主由內(nei) 聖通向外王，確保儒家德政仁治理想的實現。

這就是朱熹為(wei) 何在《經筵講義(yi) 》中特重“大學之道不在於(yu) 書(shu) 而在於(yu) 我”主體(ti) 意識發揮的根本原因。

注釋

[1]《朱子語類》卷14，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258頁。下引從(cong) 簡。

[2]《書(shu) 臨(lin) 漳所刊四子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2，《朱子全書(shu) 》第24冊(ce)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895頁。下引從(cong) 簡。

[3]《大學章句》，《四書(shu) 章句集注》，中華書(shu) 局2011年版，第4頁。

[4]朱漢民：《實踐—體(ti) 驗：朱熹的<四書(shu) >詮釋方法》，《中國哲學史》2004年第4期。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