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之當前態勢與(yu) 未來矚望

作者：黃玉順

來源：《孔子研究》2018年0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初八日辛巳

           耶穌2018年10月16日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在第七屆嵩山論壇的發言稿，論壇由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中國文物協會(hui) 和河南華夏曆史文明傳(chuan) 承創新基金會(hui) 共同主辦，由杜維明先生和陳來先生召集，於(yu) 2018年5月15日在河南嵩陽書(shu) 院舉(ju) 行，主題為(wei) “十年來儒學變遷之大勢與(yu) 發展之展望”。

【正文】

首先申明，這裏討論的“儒學”隻是當前中國大陸的儒學，而且不是指的作為(wei) 學術史——例如思想史、哲學史研究對象的儒學，而是指的作為(wei) 當下思想領域中的一種活的思潮、乃至一種思想鬥爭(zheng) 形式的儒學。

以下的討論，將緊扣這次會(hui) 議的主題“十年來儒學變遷之大勢與(yu) 發展之展望”[①]；同時，將論及《孔子研究》編輯部所約定的話題“儒學創新發展的趨勢與(yu) 願景”[②]。我將盡量客觀地描述當前儒學的態勢，最後才談一談我對儒學未來發展的主觀願景。

一、儒學的十年變遷及其百年背景

眾(zhong) 所周知，近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中國整個(ge) 思想領域的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方向及其性質，乃是我們(men) 討論“十年儒學變遷”這個(ge) 話題的背景，因為(wei) 正是在這個(ge) 背景的作用之下，儒學才出現了相應的“變遷”。關(guan) 於(yu) 這個(ge) 背景，我談兩(liang) 點：一是中國整個(ge) 思想領域的基本格局的量變；二是儒學內(nei) 部格局的某種程度的質變。

（一）中國思想領域的百年格局

關(guan) 於(yu) 中國整個(ge) 思想領域的基本格局，我想指出的是：“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的這種變化，其實隻是量的變化，即隻是力量對比方麵的比例性的變化，而不是質的變化，即並非基本格局方麵的結構性的變化。

中國思想領域的基本格局，其實早在上個(ge) 世紀初、至遲在1923年的“科玄論戰”中就已經形成了。[③]關(guan) 於(yu) 這個(ge) 格局，有一種很常見的描述，雖然可以說它簡單化，但也便於(yu) 作為(wei) 分析的框架。這種描述就是“三足鼎立”的三元格局：自由主義(yi) 、文化保守主義(yi) 和馬克思主義(yi) 。

不過，在中國的學術界，所謂“文化保守主義(yi) ”、乃至“保守主義(yi) ”，這個(ge) 從(cong) 西語“conservatism”漢譯過來的概念，其實是很含混的，而且它與(yu) “conservatism”這個(ge) 概念在西語中的原義(yi) 也相去甚遠、甚至在價(jia) 值立場上截然相反。即以儒家內(nei) 部的情況為(wei) 例，主張恢複帝製的人，和主張“開出”民主與(yu) 科學的人，都被劃歸文化保守主義(yi) 者，可見這個(ge) 概念的無用而可笑。

所以，我寧願采取另外一種更樸素的稱謂：“儒家”或者“儒學”。中國思想領域的百年格局就是這樣的三元格局：儒家、自由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這裏所說的“儒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世紀興(xing) 起的“現代新儒家”。

總之，中國整個(ge) 思想領域的基本格局，近十年來並無根本變化，即我剛才所說的隻有量變、沒有質變，亦即並沒有出現基本格局方麵的結構性的變化。

（二）儒學近十年來的變異

但是，我們(men) 確實也要看到，最近幾年的量變——力量對比方麵的比例性的變化，卻也是不可小覷的，因為(wei) 量變可能引起質變，或者正在、甚至已經引起某種質變，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儒學內(nei) 部格局的質變。

我們(men) 來看今日儒學的內(nei) 部格局，不難發現一個(ge) 有趣的現象：中國思想領域的上述基本的三元格局，可謂完整地複製到了、投射到了儒學的內(nei) 部格局之中。這就是說，如今的儒學，既有原教旨主義(yi) 的儒學，又有自由主義(yi) 的儒學，還有馬克思主義(yi) 的儒學（即所謂“馬儒”及“毛儒”）。[④]這就是近十年來儒學的最大“變遷”、“變數”或“變異”。

過去的儒學，包括20世紀的現代新儒學，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單純的；[⑤]然而今天，儒學已經分裂了。不僅(jin) 如此，這種分裂並非古代那種“儒分為(wei) 八”的分裂，而是基本的價(jia) 值觀念、價(jia) 值立場的分裂。這就猶如新文化運動前期的先進知識分子，到運動後期發生了分裂，再到科玄論戰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⑥]我曾說過：今日儒學唯一的“共識”，就是大家都自稱為(wei) “儒家”。[⑦]

我這裏要得出的結論，是一個(ge) 純粹的事實判斷，即：今日的儒學，已經不再是一個(ge) 統一的學派，不再是一個(ge) 統一的思想陣營，也不再是一個(ge) 統一的價(jia) 值體(ti) 係。這表明：儒學已淪為(wei) 各派思想鬥爭(zheng) 的一種話語工具；換言之，人們(men) 是在用儒家的話語來表達截然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價(jia) 值觀念和價(jia) 值立場。

二、儒學的變遷大勢與(yu) 理論創新

繼續客觀的觀察，有意思的是，上述三元格局不僅(jin) 投射在了儒學內(nei) 部，而且同時也投射在了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yi) 內(nei) 部和馬克思主義(yi) 內(nei) 部。換言之，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yi) 內(nei) 部，既有儒家的自由主義(yi) [⑧]，也有馬克思主義(yi) 的自由主義(yi) ；也就是說，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yi) 者當中，既有儒者，也有馬克思主義(yi) 者。同樣的，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內(nei) 部，存在著自由化的馬克思主義(yi) 和儒家化的馬克思主義(yi) ；也就是說，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者當中，既有自由主義(yi) 者，也有儒者、甚至儒家原教旨主義(yi) 者，而且後者的數量在最近幾年裏急劇增長。

（一）儒學的當前態勢

談儒學十年變遷的大勢，實際上就是談上述的儒學三派——原教旨主義(yi) 儒學、自由主義(yi) 儒學和馬克思主義(yi) 儒學當中，哪一派成為(wei) 了各種傳(chuan) 播媒介的儒學主流話語、占據了儒學話語權方麵的優(you) 勢地位。那麽(me) ，且不追問其原因與(yu) 背景，這個(ge) 問題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無需多言。

值得指出的是另外一個(ge) 問題，即儒學內(nei) 部的原教旨主義(yi) 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內(nei) 部的馬克思主義(yi) 儒學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我們(men) 不難注意到一個(ge) 現象：這兩(liang) 派儒學之間，在觀念上存在著某種程度或某種意義(yi) 的交疊或呼應。這並不是說所有的馬克思主義(yi) 儒學都有儒家原教旨主義(yi) 的傾(qing) 向，也不是說所有的原教旨主義(yi) 儒學都有馬克思主義(yi) 的傾(qing) 向，而是說確有某些馬克思主義(yi) 者，他們(men) 同時是儒家原教旨主義(yi) 者，而且他們(men) 的數量在最近幾年裏也在急劇增長。

究其緣由，這不僅(jin) 因為(wei) 上述儒學內(nei) 部格局的變異，而且因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是一種獨特的觀念形態：一方麵，它無疑是一種現代性的觀念形態（唯其如此，它也具有這個(ge) 民族國家時代的一些基本特征）；而另一方麵，它又不同於(yu) 西方主流的現代性觀念形態，特別就其對資本主義(yi) 的批判而論，它還具有後現代主義(yi) 的某些特征（唯其如此，當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yi) 的主流屬於(yu) 後現代主義(yi) ），這個(ge) 問題涉及原教旨主義(yi) 與(yu) 後現代主義(yi) 對現代性的兩(liang) 種不同批判之間的區別與(yu) 分殊，下文再論。

正是由於(yu) 後麵這一特征，在一些人看來，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之間似乎具有了某種融通的可能。不過，這種融通是否可行，尚待觀察。舉(ju) 個(ge) 例子，我們(men) 山東(dong) 大學有一個(ge)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yi) 與(yu) 儒學”，已經多次申請延期，目前已被凍結，麵臨(lin) 撤項，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其中最關(guan) 鍵的一個(ge) 子課題“馬克思主義(yi) 與(yu) 儒學之融通”至今遲遲不能交稿。如果這種融通不能實現，而儒學又被“熱捧”，那麽(me) ，這是否意味著儒學隻不過是我前麵說的一種“話語工具”呢？抑或另有更為(wei) 深層的、尚待揭示的緣由？

（二）當代儒學的理論創新

在上述背景下，當代儒學湧現出了一批具有理論創新性的觀點、乃至體(ti) 係性的建構，其多樣性甚至超過了儒學曆史上出現過的任何一個(ge) 學派林立的時代。不過，如果按其思想傾(qing) 向與(yu) 價(jia) 值立場來劃分，其基本格局仍然沒有超出上述三元結構。但我現在不想談這個(ge) 問題，而是從(cong) 另外一個(ge) 角度來加以分析，就是這些理論創新的學術資源的問題。[⑨]

近代以來，儒學理論創新的主要學術資源不外乎兩(liang) 類，即儒學自身的傳(chuan) 統資源和西方的學術資源。

1、儒學理論創新的儒學傳(chuan) 統資源

我們(men) 不難觀察到一個(ge) 事實：20世紀的“現代新儒學”以及繼之而來的“港台新儒學”，其主要的儒家學術資源是帝國後期的宋明理學；而21世紀的“當代新儒學”[⑩]或廣義(yi) 的“大陸新儒學”[11]，其儒家學術資源則是更加多元化的，而且更多的是帝國前期的漢唐儒學、特別是帝國時代之前的先秦儒學。我本人的“生活儒學”的儒家學術資源，就主要是先秦的孔、孟、荀的儒學。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待分析研究，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學術資源的多元化與(yu) 上述儒學內(nei) 部格局的複雜化是相互匹配的。

我的看法是：先秦時代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国际1946伟德變局是中國的“軸心時期”，即中國社會(hui) 第一次大轉型時期的觀念轉型，這個(ge) 時期的国际1946伟德資源，對於(yu) 我們(men) 今天身處其中的中國社會(hui) 第二次大轉型時期的觀念轉型，大家可能感覺更加具有啟示意義(yi) 。當然，也有人從(cong) 另外的角度加以理解，例如著眼於(yu) 發生現代轉型之前的社會(hui) 形態背景，與(yu) 西方相比較，中國先秦的“封建”社會(hui) 狀態更接近於(yu) 西方現代轉型之前的“封建”社會(hui) 狀態。

2、儒學理論創新的西方學術資源

20世紀儒學的西方學術資源，主要是“前現象學”（pre-phenomenology）時代的哲學資源，諸如德國古典哲學、歐洲大陸生命哲學、英國經驗主義(yi) 、美國新實在論等；而21世紀儒學的西方學術資源，則主要是現象學時代的哲學資源，而且更加多元化，有後現代主義(yi) 、新自由主義(yi) （new liberalism）（不是neo-liberalism）、社群主義(yi) 等。我本人的“生活儒學”的西方學術資源，就主要是海德格爾的現象學。這種多元化也是與(yu) 今日儒學內(nei) 部格局的複雜化圖景相匹配的。

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儒學在曆史上的每一次複興(xing) 與(yu) 繁榮，都離不開儒學之外的學術資源。其中最突出的典型現象是我多次談到過的儒學對兩(liang) 種意義(yi) 的“西學”的吸納：一次是宋明“新儒學”對“西天取經”意義(yi) 上的“西學”——佛學的吸納；一次是現代新儒學對“西學東(dong) 漸”意義(yi) 上的“西學”——西方學術的吸納。

正是在上述這些學術資源的支撐下，當代儒學最近十多年來出現了理論創新的熱潮。但是，這種理論創新的動力卻並不是這些學術資源，而是現實的思想領域的態勢；這種態勢，以20世紀80年代的激情與(yu) 激辯、90年代的沉寂與(yu) 沉思為(wei) 基礎，而在21世紀的現實背景之下形成思想勃發的景觀。

三、儒學發展的客觀展望與(yu) 主觀願景

前麵談論儒學變遷的大勢，是指的近十年來的儒學現狀；現在討論儒學發展的展望，則是一個(ge) 時空尺度更大的問題。當然，這兩(liang) 者之間是有關(guan) 聯的，儒學的未來當然與(yu) 儒學的現狀密切相關(guan) 。

（一）儒學發展的客觀展望

前麵談到的兩(liang) 層意思，客觀地決(jue) 定了儒學的未來圖景：一方麵，結構上的三元格局還會(hui) 長期存在下去，直到中國社會(hui) 現代轉型的完成；而另一方麵，目前這種比例上的力量消長的態勢在近期內(nei) 不會(hui) 改變，至於(yu) 長期前景將會(hui) 如何，目前尚難斷定。在此，我不想過多地談論這個(ge) 問題。

上述的“展望”，是一種客觀的觀察；而所謂“願景”，則意味著關(guan) 於(yu) 儒學未來前景的某種主觀的願望。

（二）儒學發展的主觀願景

我這裏要談的願景，涉及兩(liang) 個(ge) 大背景：一是全球範圍的現代性與(yu) 後現代主義(yi) 之間的關(guan) 係；二是中國社會(hui) 的發展階段與(yu) 社會(hui) 轉型的問題。

1、現代性與(yu) 後現代主義(yi) 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

這裏涉及的是所謂“現代性批判”、“啟蒙反思”問題。我曾撰文談過這個(ge) 問題，大致來說，存在著來自兩(liang) 個(ge) 截然不同方向、采取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立場的“現代性批判”或“啟蒙反思”。[12]

一種是站在後現代主義(yi) 立場的“現代性批判”。這種批判的對象，其實並非現代性本身，而是西方現代化的目前階段的狀況，即尚未真正兌(dui) 現現代性的啟蒙承諾——人的解放，即個(ge) 體(ti) 的解放。這裏就需要嚴(yan) 格區分“現代性”與(yu) “現代化的階段”。在這個(ge) 問題上，哈貝馬斯是最典型的：他也批判“現代性”和反思“啟蒙”，即是一個(ge) 後現代主義(yi) 者；但他本質上仍然是一個(ge) 現代主義(yi) 者、啟蒙思想家，因為(wei) 他所批判的並不是“啟蒙承諾”即人的解放，而恰恰是這種承諾的未能兌(dui) 現，前現代的“臣民”並未變成真正現代性的“人”（person），而不過是變成了今天的“大眾(zhong) ”（mass）——他們(men) 自以為(wei) 是個(ge) 體(ti) 自我，實際上卻是被資本、權力及媒體(ti) 操控的。[13]所以，有一點是特別需要指出的：後現代主義(yi) 絕非現代性的對立麵，而恰恰是現代性的更深刻的展開；他們(men) 並不是反個(ge) 體(ti) 主義(yi) 的，恰恰相反，他們(men) 認為(wei) 真正的個(ge) 體(ti) 尚未誕生。

另一種則是站在前現代立場的“現代性批判”。上述後現代主義(yi) 的課題其實並非中國麵臨(lin) 的課題，因為(wei) 中國社會(hui) 尚未達到後現代主義(yi) 所批判的現代化程度，中國社會(hui) 的基本任務仍然是現代化或現代轉型，亦即通過啟蒙而走向現代性。但由於(yu) 某種原因，後現代主義(yi) 的“現代性批判”或“啟蒙反思”思潮的傳(chuan) 入，卻激發了中國的原教旨主義(yi) 思潮。這在中國當前的某些儒家當中尤其顯著，那就是原教旨主義(yi) 儒家對現代性和啟蒙的批判，他們(men) 試圖讓中國人回到前現代的生活方式之中去。這樣的企圖與(yu) 後現代主義(yi) 的取向是背道而馳的，價(jia) 值上不可取，事實上不可能。

2、中國社會(hui) 的發展階段與(yu) 社會(hui) 轉型問題

所以，談到儒學未來發展的願景，必須反複強調：中國社會(hui) 所麵對的遠不是所謂“後現代狀況”，而是“走向現代性”的問題。“走向現代性”是中國社會(hui) 的發展階段決(jue) 定的，所謂“社會(hui) 轉型”不外乎由前現代社會(hui) 轉向現代性社會(hui) 。因此，儒學要避免被時代所拋棄的命運，就必須接受現代文明價(jia) 值；為(wei) 此，儒學自身首先需要現代轉型，即實現儒學現代化，成為(wei) 某種“世界儒學”[14]、或者“人類儒學”，而非某某主義(yi) 的儒學。

注釋：

[①]本文是筆者在第七屆嵩山論壇的發言稿，論壇由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中國文物協會(hui) 和河南華夏曆史文明傳(chuan) 承創新基金會(hui) 共同主辦，由杜維明先生和陳來先生召集，於(yu) 2018年5月15日在河南嵩陽書(shu) 院舉(ju) 行，主題為(wei) “十年來儒學變遷之大勢與(yu) 發展之展望”。

[②]筆者於(yu) 2018年4月23日收到《孔子研究》主編王鈞林先生的約稿郵件，所約的稿件即此次會(hui) 議的發言稿，所擬的題目為(wei) “儒學創新發展的趨勢與(yu) 願景”。

[③]參見黃玉順：《超越知識與(yu) 價(jia) 值的緊張——“科學與(yu) 玄學論戰”的哲學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④]參見黃玉順：《儒家“妾身未明”之際》，共識網（www.21ccom.net）。

[⑤]參見黃玉順主編：《現代新儒學的現代性哲學——現代新儒學的產(chan) 生、發展與(yu) 影響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⑥]參見黃玉順：《新文化運動百年祭：論儒學與(yu) 人權——駁“反孔非儒”說》，《社會(hui) 科學研究》2015年第4期。

[⑦]黃玉順：《論“大陸新儒家”——有感於(yu) 李明輝教授的批評》，《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6年第4期。

[⑧]參見黃玉順：《自由主義(yi) 儒家何以可能》，《當代儒學》第10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自由主義(yi) 對“新儒教”的批判》，《東(dong) 嶽論叢(cong) 》2017年第6期。

[⑨]我曾經談到過這個(ge) 問題，參見黃玉順：《儒學的現狀、教訓與(yu) 經驗——政治哲學層麵的觀察與(yu) 思考》，《當代儒學》微信公眾(zhong) 號（dangdairuxue）2017年6月27日。

[⑩]參見徐慶文：《應當區分“當代新儒學”與(yu) “現代新儒學”》，《社會(hui) 科學研究》2013年第2期。

[11]參見黃玉順：《論“大陸新儒家”——回應李明輝先生》，《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6年第4期。

[12]參見黃玉順：《論“儒家啟蒙主義(yi) ”》，《戰略與(yu) 管理》2017年第1期，中國發展出版社2017年版（原題為(wei) 《警惕“強國壓倒啟蒙”——“儒家啟蒙主義(yi) ”倡言》，發表時編輯部改題）。

[13]參見黃玉順：《前主體(ti) 性對話：對話與(yu) 人的解放問題——評哈貝馬斯“對話倫(lun) 理學”》，《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

[14]參見黃玉順：《世界儒學——世界文化新秩序建構中的儒學自我變革》，《孔學堂》雜誌（中英文）2015年第4期。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