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當代學術四十年”：“文化熱”中，文化保守主義(yi) 的價(jia) 值》

作者：陳來

采訪、整理：艾江濤

來源：發表於(yu) 《三聯生活周刊》“改革開放四十年”專(zhuan) 刊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廿一日甲午

          耶穌2018年10月29日

《三聯生活周刊》編者按：1978年，中國，這個(ge)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四十年彈指一揮間，如一部非凡的戲劇，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在激蕩中崛起，延續。其間，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各個(ge) 方麵，都經曆了前所未有的大轉型，並將在未來麵臨(lin) 更多的挑戰和不確定性。值此“不惑”之年，《三聯生活周刊》采訪了經濟、思想、科技、藝術、文化、體(ti) 育等各領域四十餘(yu) 人，為(wei) 讀者帶來了一期多彩紛呈的“改革開放四十年親(qin) 曆口述”。其中的幾位學人，如陳來、朱蘇力、劉小楓、汪暉、王銘銘等，不僅(jin) 是當代學術和思想的代表與(yu) 縮影，也是三聯的核心作者。通過他們(men) 個(ge) 人對改革開放的回顧，當代學人的心路曆程與(yu) 國家發展的關(guan) 係也可從(cong) 中得以一窺。

三聯書(shu) 店自1986年恢複獨立建製以來，就與(yu) 當代中國知識界同感共生，全力參與(yu) 當代學術思想傳(chuan) 統的重建和發展。去年，三聯書(shu) 店推出了“當代學術”叢(cong) 書(shu) ，遴選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刊行的重要學術成果重予刊行，正是希望能係統地呈現中國當代學術的發展和成果。我們(men) 相信，伴隨著當代中國社會(hui) 的繁榮發展，中國的學術傳(chuan) 統也正走向成熟，從(cong) 而為(wei) 百餘(yu) 年來中國學人共同的目標——文化自主與(yu) 學術獨立，奠定堅實的基礎。

本周，“三聯學術通訊”就將為(wei) 讀者帶來陳來、朱蘇力、劉小楓、汪暉、王銘銘這五位學人的訪談，一起回顧並重溫當代中國與(yu) 當代學術中無數難以忘懷的片段與(yu) 重要時刻。

陳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學術委員會(hui) 副主任、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中央文史館館員，教育部社科委哲學學部委員，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會(hui) 長、中華朱子學會(hui) 會(hui) 長。著作多種，除三聯書(shu) 店已出版的“陳來學術論著集”十二種外，還有《東(dong) 亞(ya) 儒學九論》、《孔夫子與(yu) 現代世界》、《回向傳(chuan) 統》、《仁學本體(ti) 論》、《中華文明的核心價(jia) 值》、《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學講稿》等。

我是1978級研究生，“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我們(men) 一般講到1977、1978級都是指本科生，這兩(liang) 屆本科生加起來將近40萬(wan) ，第一屆研究生比較少，社會(hui) 上關(guan) 注不多。與(yu) 他們(men) 相比，我們(men) 這代人學術曆程開始比較早。1980年，我已經寫(xie) 完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朱子書(shu) 信編年考證》。我們(men) 那會(hui) 不分碩士生博士生，大家都認為(wei) 自己相當於(yu) 蘇聯的副博士。

在北京大學哲學係，張岱年先生是我的導師。他那會(hui) 給我們(men) 上兩(liang) 門課，一個(ge) 是《史料學》，一個(ge) 是《方法論》。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沒有機會(hui) 上課。老先生1978年開始給我們(men) 上課，都是準備了幾十年的課程，很多人都跑來聽課。兩(liang) 年後他由於(yu) 突發心髒病，就沒法上課了。改革開放後，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在解放前出的書(shu) ，我們(men) 也能看到了。有人總結我們(men) 這批人，聽張先生課，看馮(feng) 先生書(shu)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來講，我們(men) 接續上了解放前的學術傳(chuan) 統。

比一般人幸運的是，我在1985年博士畢業(ye) 後，一直當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助手，直到他1990年去世。這段學術因緣，非常難得。

1985年，“文化熱”興(xing) 起。應該說，是多種因素湊合的結果。當時，改革推進到某個(ge) 階段，遇到一些問題，主政者有一種觀念，認為(wei) 是文化出了問題。包括之前對“文革”的總結，認為(wei) 根子在封建主義(yi) ，這成為(wei) 80年代初的一種共識。任繼愈先生在批判的意義(yi) 上，認為(wei) 儒家就是儒教，就是受此影響。主政者的這種觀念，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文化研究。

也有一些很偶然的因素。1984年底，中國文化書(shu) 院成立，1985年1月，開辦第一期講習(xi) 班。那會(hui) 誰聽過馮(feng) 友蘭(lan) 、梁漱溟這些老先生講課？當時影響比較大，帶動了人們(men) 對傳(chuan) 統文化的研究和反思。1986年以後，文化書(shu) 院開始搞函授教育，麵向全國成千上萬(wan) 人，這個(ge) 麵一下就廣了。導師不僅(jin) 是老先生，還請了杜維明、陳鼓應等海外學者，對大家很有吸引力。

還有一個(ge) 線索，這個(ge) 時候，大家越來越明確，改革開放所引導的是一個(ge) 中國現代化的問題。

1985年，“文化：中國與(yu) 世界”編委會(hui) 成立。1986年12月10日，編委會(hui) 和三聯書(shu) 店在《光明日報》登出半版書(shu) 訊廣告，講到《文化：中國與(yu) 世界》集刊、“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的出版計劃。這對於(yu) 學界震動很大，帶動了大家對西學的翻譯介紹。現代化理論中，最有名的就是德國社會(hui) 學家馬克斯·韋伯的理論，他那本《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正是列入“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在1987年出版。

還有一股力量，稍早一年，就是從(cong) 1984年開始的“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這套叢(cong) 書(shu) ，並非嚴(yan) 格的學術翻譯，基本采用編譯的“短平快”的方法，介紹西方學術，包括曆史、人文，但更多的是與(yu) 科學相關(guan) 。由於(yu) 搶得先機，在當時大學生中影響非常大。

1987年，我在《思想出路的三動向》一文中，講過這三股力量。“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強調科學精神；中國文化書(shu) 院，注重傳(chuan) 統；“文化：中國與(yu) 世界”編委會(hui) ，注重文化關(guan) 懷。所以“文化熱”，包含了不同力量，以這三股力量最有代表性。

回頭來看，80年代的“文化熱”，與(yu) 80年代初的一些思想，共同構成了改革開放動員期的文化思想啟蒙運動。即使在比較偏重傳(chuan) 統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當時也有批評儒家最厲害的包遵信等人。

參與(yu) 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人，大都是我們(men) 學校教研室的，因為(wei) 1984年我還沒畢業(ye) ，就沒有參與(yu) 。反而參與(yu) 了以北大、社學院青年學者為(wei) 主體(ti) 的“文化：中國與(yu) 世界”編委會(hui) 。這種選擇，有一定的偶然性。

1986年，我把博士論文朱子研究的書(shu) 稿交付出版社後，便到哈佛大學開始為(wei) 期兩(liang) 年的訪學。雖然不在國內(nei) ，但我一直關(guan) 注著國內(nei) 仍在發展中的“文化熱”。

出國之前，我對傳(chuan) 統與(yu) 儒學的態度，和大家差不多，雖然不是全麵反對，但也有批評，認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不注重個(ge) 人權利。在國外那兩(liang) 年，一開始主要是受到杜維明先生的影響。杜先生1985年在北大教了一學期課，在當時的討論中帶進來一種聲音，有人為(wei) 儒學說話，不全用激進主義(yi) 的態度看待儒學。在美國我們(men) 的交流比較多。另外，在美國的那段時間，我注意到，基督教的傳(chuan) 統無處不在，這讓我開始思考一個(ge) 問題：在一個(ge) 現代社會(hui) ，傳(chuan) 統文化仍然能做什麽(me) ？

所以那段時間，我的認識發生了轉變。1987年，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研討會(hui) 上，我提交了一篇論文《中國近代思想的回顧與(yu) 前瞻》，開始講文化保守主義(yi) 的問題。那篇文章最重要的一點是，最早提出了對文化保守主義(yi) 的肯定。文章針對的是當時的改革問題。當時有些理論家居然提出“一切向錢看”的口號，我那時就強調，“一切向錢看”，永遠不會(hui) 成為(wei) 一個(ge) 偉(wei) 大民族的精神傳(chuan) 統。

在1988年2月在新加坡召開的“儒學發展的問題及其前景”國際研討會(hui) 上，我又提交了一篇論文《多元文化結構中的儒學及其定位》。那次會(hui) 議上，海內(nei) 外學者坐到一起來討論儒學，是幾十年來沒有出現過的情況。

我那篇論文，一方麵針對包遵信的文化激進主義(yi) 發言，一方麵針對韋政通、傅偉(wei) 勳等人希望將儒學改造為(wei) 包打一切的方案的全麵改造論發言。我記得，在新加坡開會(hui) 的第一天早上，包遵信就說：“你的文章是針對我的。”

他們(men) 認為(wei) 以“倫(lun) 理本位主義(yi) ”為(wei) 主要特色的儒家思想，不僅(jin) 在曆史上抑製了中國文化的發展，阻礙了中國近代化的曆程，而且在當今社會(hui) 仍是政治、經濟、法製的進步與(yu) 改革的主要障礙，由此主張“徹底打破”儒家倫(lun) 理中心主義(yi) 的價(jia) 值係統是實現現代化的基本前提。

我認為(wei) 他們(men) 是一元化思維，希望用儒學來解決(jue) 一切問題，是一元化論述。現代社會(hui) 是一個(ge) 多元文化社會(hui) ，有的管這個(ge) ，有的管那個(ge) ，然後一起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儒學要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是為(wei) 改革提出具體(ti) 設計，而是提出跟改革相互補充的人文主義(yi) 的世界觀。讓儒學包打一切的一元化思維，並不合理。後來我就問：我們(men) 可曾向佛教要求浮士德精神，向神道要求民主理論，向印度教要求個(ge) 性解放，向天主教要求科學認識論與(yu) 方法論？杜維明覺得這些反問很有力，對儒學論爭(zheng) 非常有利。

那個(ge) 時代最受歡迎的是包遵信，他到哪講一句話，下麵就鼓掌，時代思潮就是這樣。可在新加坡的會(hui) 議上，包遵信基本上不講話，非常沉悶。回來在北大開會(hui) ，又變成包遵信的主場了。他講一句話，學生在下麵鼓半天掌。在那個(ge) 氛圍下，極端的文化激進主義(yi) 很容易變成政治的激進主義(yi) 。

事實上，到1989年“文化熱”的後期，多樣的文化保守主義(yi) 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優(you) 越性。包括甘陽，那會(hui) 也已經變成一個(ge) 文化保守主義(yi) 者。1986年，甘陽在《讀書(shu) 》雜誌發表文章，還是講“以反傳(chuan) 統來繼承傳(chuan) 統”，但到後麵便開始強調文化保守主義(yi) 的重要性。當然是多樣的文化保守主義(yi) ，不止我這樣，還有從(cong) 別的角度進入的思考。

其中有一個(ge) 契機，就是1988年趙一凡翻譯的美國社會(hui) 學家丹尼爾·貝爾的《資本主義(yi) 文化矛盾》出版。丹尼爾·貝爾所講的三元化結構，人是這樣，社會(hui) 也是這樣。他拿自己舉(ju) 例：政治上的自由主義(yi) ，社會(hui) 上的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上的保守主義(yi) 。我覺得這給很多一元化思維的人以新的啟發，自由主義(yi) 者並非在所有層麵信奉自由主義(yi) ，文化保守主義(yi) 也可以和很多東(dong) 西結合。

1989年，我寫(xie) 了一篇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化解“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緊張——“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收入了林毓生所編的《五四：多元的反思》一書(shu) 。在那篇文章中，我恰恰用韋伯的理論還製西化主義(yi) 者。韋伯的思想是“二戰”以來西方世界最流行的理論學說。韋伯雖然指出現代化是工具理性的強勢發展，但他非常重視價(jia) 值理性，他有悲觀主義(yi) 傾(qing) 向，認為(wei) 在現代社會(hui) 隨著工具理性的膨脹，價(jia) 值理性受到抑製，這是他不願意看到的局麵。我認為(wei) ，“東(dong) 西古今”問題的本質就是價(jia) 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關(guan) 係問題。近代以來，我們(men) 從(cong) 西方特別強調要引進的屬於(yu) 今的那部分，大部分屬於(yu) 工具理性；強調反對和批判的，大部分屬於(yu) 價(jia) 值理性。從(cong) 韋伯的理論看，價(jia) 值理性不是要去除的部分，而是要建立其與(yu) 工具理性之間的合理關(guan) 係。

進入90年代，有左派學者批判文化保守主義(yi) ，我寫(xie) 了一篇回應文章《人文主義(yi) 的視界》，來闡釋文化保守主義(yi) 。“文化保守主義(yi) ”這一從(cong) 西方學術界開始使用的概念，有兩(liang) 個(ge) 基本含義(yi) ：一是指近代社會(hui) 變遷過程中，反對反傳(chuan) 統主義(yi) 的文化觀和對傳(chuan) 統文化的全盤地、粗暴地破壞，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時注重保持傳(chuan) 統的文化精神和價(jia) 值。另一是指在商業(ye) 化、市場化的現代社會(hui) 裏，注重守護人文價(jia) 值、審美品位、文化意義(yi) 及傳(chuan) 統與(yu) 權威，抗拒媚俗和文化庸俗化的一種立場。我自己雖然讚成文化保守主義(yi) 者的立場，但不是被固定在這裏，這是我思想的一麵，我有保守的一麵，也有開放的一麵。

從(cong) 80年代到現在，不管是在傳(chuan) 統文化最低潮的時候，還是近些年來的“國學熱”中，我始終不變的一點是，對儒學作為(wei) 一種價(jia) 值理性的文化形態，及其對現代化的作用，始終寄予完全的信任和理解。

 附錄：

艾江濤：采訪手記

一直以來，陳來都以研究儒家哲學、宋元明清理學和現代儒家哲學享譽學界，事實上，他對於(yu) 80年代以來的文化論爭(zheng) ，也從(cong) 未缺席。

對於(yu) 這一點，他自己很早便有明確認識。在一次電視節目中，他便講到當代有三種在場的儒學，即學術儒學、文化儒學和民間儒學。如果說在學院所做的一係列研究，屬於(yu) 學術儒學的範疇，那麽(me) 從(cong) 1987年開始，參與(yu) 圍繞文化儒學的討論，則是他另外一條未曾中斷的主線。

就像陳來自己所說，作1978年的第一屆研究生，他們(men) 比同級的本科生更早開啟學術曆程。在80年代那個(ge) 風起雲(yun) 湧的時代，更多順著學術思潮一路前進，並非像一些學人，到“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90年代，才開始踏踏實實的學術研究。

早在1980年，研究生還未畢業(ye) 時，陳來就完成自己最早的學術著作《朱子書(shu) 信編年考證》。1985年，他的博士論文《朱熹哲學研究》，對朱熹哲學思想及發展作了細密的曆史考察，成為(wei) 那個(ge) 時代的代表研究成果。1986〜1988年在美國期間，陳來開始準備王陽明的研究計劃。1990年，完成專(zhuan) 著《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此後，陳來將自己的研究擴展到宋明理學，出版《宋明理學》等著作。1991年之後，他將主要精力轉入古代思想研究和現代哲學研究，完成《古代宗教與(yu) 倫(lun) 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哲學與(yu) 傳(chuan) 統———現代儒家哲學與(yu) 現代中國文化》《孔夫子與(yu) 現代世界》等論著。

1985年，“文化熱”興(xing) 起。在這場推動文化現代化的思想啟蒙運動中，陳來不僅(jin) 是“文化：中國與(yu) 世界”編委會(hui) 的重要成員，還以一係列文章，參與(yu) 當時的文化論爭(zheng) 。

在寫(xie) 於(yu) 1987年的文章《中國近代思想的回顧與(yu) 前瞻》中，陳來最早肯定了文化保守主義(yi) 、文化民族主義(yi) 以及民族文化的主體(ti) 性，並提出“傳(chuan) 統思想的複興(xing) 的最大條件就是現代化”的判斷。

在那個(ge) 反傳(chuan) 統意識占據主流的年代，陳來受到杜維明等海外學者的影響，在美國的兩(liang) 年訪學生活，更讓他堅定了對傳(chuan) 統儒學的肯定與(yu) 理解。

他一方麵反對包遵信等人的全麵否定儒學的文化激進主義(yi) ，一方麵反對韋政通、傅偉(wei) 勳等人的儒學全麵改造說。借助馬克斯·韋伯等西方社會(hui) 學家的理論，陳來認為(wei) 在現代社會(hui) 中，儒學作為(wei) 一種價(jia) 值理性，仍有強大生命力。“儒學不是不支持改革，但它有它的特點。光有改革不行，還要有價(jia) 值和精神的補充，需要一種人文主義(yi) 的世界觀來引導中國人的一般精神方向。”

回頭來看，陳來當年的一些判斷，在今天並未過時。對於(yu) 新世紀以來不斷升溫的“國學熱”，他早在2010年的《光明日報》上，便以《如何看待“國學熱”？》一文，予以回應。在他看來，“國學熱”的根本原因，在於(yu) 中國現代化進程90年代以來快速和成功的發展，及其所導致的國民文化心理的改變。對這場自發形成的國學熱，陳來持總體(ti) 肯定的態度。正如他多年未曾改變的判斷，傳(chuan) 統文化在現代人的心靈滋養(yang) 、情感慰藉、精神提升、增益人文教養(yang) 方麵，仍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責任編輯：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