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shu) 》的翻譯與(yu) 海外傳(chuan) 播

作者：陸振慧（揚州大學外國語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十一日甲申

         耶穌2018年10月19日

華夏經典以《尚書(shu) 》為(wei) 最古，亦以《尚書(shu) 》為(wei) 尊。《尚書(shu) 》記載華夏文明，是中華民族的曆史記憶和文化基因。它不僅(jin) “牽涉到全部中國古代史”，而且也“影響全部中國史”（顧頡剛語）。唐代劉知己稱《尚書(shu) 》為(wei) “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主張“凡學者必先精此書(shu) ，次覽群籍”。作為(wei) 經典中的經典，《尚書(shu) 》總結的治政經驗、曆史規律和思想觀念，具有時代的超越性和真理的延續性。

《尚書(shu) 》不僅(jin) 影響中國，也影響世界。自六朝始，《尚書(shu) 》已傳(chuan) 播到域外。在朝鮮半島和日本，《尚書(shu) 》一直都是古代最重要的“政治教科書(shu) ”。而隨著16世紀開始的“地理大發現”，“尋找契丹”成為(wei) 西方“百年航海史的靈魂”，以耶穌會(hui) 士入華為(wei) 標誌，中國和歐洲真正開始了思想文化意義(yi) 上的交流。中國古代文化典籍中所包含的人類共同的價(jia) 值觀和意義(yi) ，第一次在歐亞(ya) 大陸的兩(liang) 端同時彰顯出來。《尚書(shu) 》因在中國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和學術史上的隆尊地位，率先吸引了西方探究中國的目光，成為(wei) 最早被譯介到西方的典籍之一。《尚書(shu) 》西傳(chuan) 亦有許多鮮明的特點值得我們(men) 關(guan) 注。

一是《尚書(shu) 》被翻譯成了西方幾種主要語言。首先是歐洲古典語言拉丁文譯本。明末來華的法國耶穌會(hui) 士金尼閣將包括《尚書(shu) 》在內(nei) 的《五經》翻譯成拉丁文，於(yu) 天啟年間（1626）在杭州刊印，書(shu) 名為(wei) Pentabilion Sinense，並附有解釋，一般認為(wei) 該譯本“是我國經籍最早之西文譯本”。遺憾的是，這個(ge) 譯本未能流傳(chuan) 下來。不過《尚書(shu) 》還是有拉丁語版本，那是19世紀著名漢學家顧塞芬貢獻的。顧氏用法語和拉丁語同時翻譯了多部儒家典籍，其中就有《尚書(shu) 》（1897）。除了拉丁文和法文，《尚書(shu) 》還有英語、德語和俄語版本。

二是《尚書(shu) 》在同一語種內(nei) 有多個(ge) 版本；不僅(jin) 一個(ge) 國家同時代許多學者競相翻譯，而且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有人推出新譯本。比如，17、18世紀，法國較有名的譯者有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宋君榮（Antione Gaubil）、劉應（Claude de Visdelou）和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等。19世紀，英國來華新教傳(chuan) 教士、漢學家麥都思（W.H.Medhurst）和理雅各（James Legge）分別於(yu) 1848年和1865年出版了《尚書(shu) 》的英文譯本；20世紀，英國漢學家歐德（W.G.Old）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Karlgren）又分別於(yu) 1904年和1950年推出了新的《尚書(shu) 》英譯本。比丘林（N.Ya.Bichurin）和另一位俄羅斯著名漢學家西韋洛夫（D.P.Sivillov）分別於(yu) 1822年和1841年推出了規模較大的《尚書(shu) 》俄語譯本，等等。

三是有些譯本已達到了較高的翻譯和學術水平。比如宋君榮的法文《尚書(shu) 》譯本。該譯本由法國漢學家德經（M．de Guignes）編輯，於(yu) 1770年在巴黎出版。其采用的底本是“康熙年間的孔安國古文《尚書(shu) 》的滿文譯本”，內(nei) 容“包括譯文、注釋以及編者添加的補注、插圖和中國上古三皇簡史”，譯文附有宋君榮關(guan) 於(yu) 書(shu) 中上古天文學的研究論文：《〈書(shu) 經〉中的天文學》，卷首是馬若瑟寫(xie) 的《尚書(shu) 之前時代與(yu) 中國神話研究》。該法文譯本麵世後獲得了很高的評價(jia) ，被認為(wei) 是當時法國“為(wei) 數有限的真正嚴(yan) 肅的譯文”。馬若瑟選譯的《書(shu) 經》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收入歐洲漢學“三大名著”之一《中華帝國全誌》，此書(shu) 在1741—1774年間有英、德、俄版本麵世，在歐洲產(chan) 生了很大的影響。於(yu) 是有了以馬若瑟法文《尚書(shu) 》選譯本為(wei) 底本的《尚書(shu) 》英、德、俄語選譯本。當然，在西方影響最為(wei) 深遠的，非理雅各1865年三卷中的《尚書(shu) 》譯本（The Shoo King or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莫屬，譯本出版後即在西方引起轟動，至今被奉為(wei) “標準譯本”。英國漢學家艾約瑟（John Edkins）評論說：“任何評論家想要挑出理雅各的毛病，就首先得挑出中國一流注疏家的毛病，因為(wei) 我們(men) 麵前的《中國經典》正是中國人經書(shu) 的本來麵目。”理氏的翻譯理念和翻譯方法深得學界認可，其翻譯模式和學術風格對其他中國經典翻譯的學者有著重要的影響。瑞典漢學家高本漢英譯的今文《尚書(shu) 》28篇（The Book of Documents）也是一部質量上乘之作。譯本采用漢語與(yu) 英語對照排印，每句漢語和譯文都分別標有阿拉伯數字序號，清晰地依次逐句對應。譯者在前言中指出，其譯本與(yu) 理雅各和顧塞芬的之所以有很大的不同，是因為(wei) 原文本語言古奧難懂，常有一些段落，從(cong) 語法上可以有相當寬泛的不同理解，因此每一次新的翻譯不可避免地將成為(wei) 文本詮釋的一次新嚐試。

四是當代漢學家不斷推出風格各異的《尚書(shu) 》新譯本。很多人認為(wei) ，任何人想了解中國文化的曆史根源，都必須去讀《尚書(shu) 》。比如英格蘭(lan) 當代漢學家彭馬田（Martin Giles Palmer）就說，“我認為(wei) 《尚書(shu) 》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shu) ，它是中國最早的史書(shu) ，它向西方揭示了中國曆史從(cong) 堯、舜、禹到夏、商，再到今天的連續性。除非你讀《尚書(shu) 》，否則我不認為(wei) 你能理解今天的中國”。所以，他繼翻譯了《莊子》《易經》等多部中國典籍之後，又於(yu) 2014年出版了《尚書(shu) 》的英文全譯本，並將書(shu) 冠名為(wei) The Most Venerable Book（“最莊嚴(yan) 或最值得尊敬的書(shu) ”）。與(yu) 理氏等人的厚重風格不同，彭氏譯本中沒有訓詁、考證等內(nei) 容，也不附中文原文和文內(nei) 注釋，整部書(shu) 呈現出講故事的風格。據譯者本人說，該譯本“銷量不錯”。這給了我們(men) 一個(ge) 啟示：原來即使是正統、嚴(yan) 肅、連中國文豪都感歎“佶屈聱牙”的作品，也是可以用輕鬆愉快的講故事的方式進行傳(chuan) 播的。

俄羅斯在2014年也推出一個(ge) 《尚書(shu) 》俄文全譯本。該書(shu) 由俄羅斯科學院遠東(dong) 研究所發行，是一部鴻篇巨製，共1149頁。與(yu) 以往譯本不同的是，這部新的《尚書(shu) 》俄譯本非常注重吸收《尚書(shu) 》學研究新成果。比如，注釋方麵，除了傳(chuan) 統的權威注疏，該譯本精心選取了3部體(ti) 現現當代學者較高水平的《尚書(shu) 》注譯，分別是：錢宗武、江灝合著的《今古文尚書(shu) 全譯》，屈萬(wan) 裏的《尚書(shu) 今注今譯》和李民、王健合著的《尚書(shu) 譯注》。這三部著作均包含文言原文、相關(guan) 評析以及現代白話譯文。譯者注意到“當考證原文與(yu) 特定主題所持觀點有所不同時，則必須在傳(chuan) 統文獻與(yu) 現代評論間作出抉擇。……至於(yu) 原文本身內(nei) 容的不一致之處與(yu) 不適切的用語，則另於(yu) 注釋中加以說明”。不難看出，這又是一個(ge) 典型的學術型譯本。其實，對於(yu) 研究者來說，複雜、冗長的注釋從(cong) 來不是“累贅”，反而是譯本的價(jia) 值所在。

通過以上對《尚書(shu) 》在海外翻譯與(yu) 傳(chuan) 播的簡要回顧，可以看出，《尚書(shu) 》這一古老的經典具有巨大而永恒的魅力。

我國到目前為(wei) 止，僅(jin) 有兩(liang) 位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將《尚書(shu) 》翻譯成了英文。但平心而論，這兩(liang) 部《尚書(shu) 》譯本並不令人滿意。一方麵，譯本沒有提供必要的注解或補充說明，不利於(yu) 典籍的理解；另一方麵，譯者本人對原著的理解也比較膚淺甚至有不少錯誤。然而，這並不表明我們(men) 今後不能在《尚書(shu) 》翻譯和傳(chuan) 播方麵有所作為(wei) 。相反，我們(men) 可以通過更加努力而獲得成功。凡有誌於(yu) 從(cong) 事《尚書(shu) 》翻譯的學者，一方麵可以請教漢語界專(zhuan) 家，特別是《尚書(shu) 》學專(zhuan) 家，一方麵可以認真研究已有的《尚書(shu) 》優(you) 秀翻譯成果；同時我們(men) 可以針對西方不同的讀者，推出不同層次、不同形式的譯本。此外，中外學者可以強強聯合，就像當年的理雅各與(yu) 王韜那樣。若真能如此，則打造《尚書(shu) 》翻譯新經典就不會(hui) 沒有實現之可能。

文化創新和文化傳(chuan) 播是時代的重要主題。一個(ge) 民族的傳(chuan) 統文化是以經典為(wei) 載體(ti) 的，經典的域外傳(chuan) 譯是文化傳(chuan) 播最為(wei) 有效的手段，是不同民族相互了解的重要基礎。翻譯是文明的延續和擴展，任何文化想要延續，都要不斷地被翻譯。中國古代典籍，正是憑借廣義(yi) 和狹義(yi) 的翻譯而使其生命不斷延續。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