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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作者簡介:田飛龍,男,西元一九八三年生,江蘇漣水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理事。著有《中國憲製轉型的政治憲法原理》《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觀察》《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yu) 兩(liang) 製激變》,譯有《聯邦製導論》《人的權利》《理性時代》(合譯)《分裂的法院》《憲法為(wei) 何重要》《盧梭立憲學文選》(編譯)等法政作品。 |
大交通樞紐推動灣區結構性整合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橙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十六日己醜(chou)
耶穌2018年10月24日
2018年秋季是粵港澳大灣區“大交通”建設的豐(feng) 收時刻。9月23日,粵深港高鐵通車,香港納入國家高鐵經濟網。10月23日,國家最高領導人習(xi) 近平視察廣東(dong) ,專(zhuan) 程宣布港珠澳大橋開通,見證這一曆史性時刻,次日大橋正式通車。粵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是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大交通”的基礎性和標誌性工程,其相繼通車,為(wei) 正在展開的大灣區經濟發展及社會(hui) 與(yu) 製度融合提供了關(guan) 鍵性支撐。習(xi) 近平主席的親(qin) 自出場亦具有顯著的象征和示範意義(yi) ,標誌著國家對改革開放40周年之後“新改革”著力點與(yu) 戰略推動力的選擇,粵港澳大灣區責任重大,使命光榮。
“大交通”不同於(yu) 港澳及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內(nei) 部“小交通”,其經濟社會(hui) 意義(yi) 在於(yu) :第一,大交通擴大了大灣區居民就業(ye) 、旅行、置業(ye) 、交友、教育及社會(hui) 參與(yu) 的範圍和程度,有助於(yu) 港澳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有助於(yu) 珠三角其他城市借助港澳優(you) 勢進一步創新發展;第二,大交通必然帶來港澳生活方式與(yu) 製度元素在大灣區的吸收、整合與(yu) 會(hui) 通,助推大灣區成為(wei) 更具整體(ti) 性、協調性、有機性與(yu) 創新性的人文灣區;第三,大交通有助於(yu)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實質性建設,有助於(yu) 整合多方力量,釋放創新動能和創意,幫助國家實現高端技術的突破;第四,大交通可以幫助解決(jue) 港澳社會(hui) 內(nei) 部資源緊張、階層矛盾凸顯、經濟發展乏力的結構性矛盾,通過地區合作及經濟社會(hui) 容量擴展,客觀上增進港澳社會(hui) 的繁榮穩定;第五,大交通還有力支撐了香港特區政府最新宣布的“明日大嶼計劃”,使得大嶼地區成為(wei) 香港“新區”及富有開發發展價(jia) 值的重要區域,不僅(jin) 可以有效解決(jue) 居民上樓問題,還可推動與(yu) 澳門及珠海的創新合作。
大交通在推動港澳居民身份認同方麵也將具有突出效應:第一,大交通使得港澳居民尤其是青年人有更多機會(hui) 和便利來內(nei) 地旅行、交友、就業(ye) 及創業(ye) ,並可享受到包括創業(ye) 支持項目、居住證等特惠安排,幫助其在具體(ti) 利益、情感和國家認知上融入灣區及國家體(ti) 係;第二,在大交通支持下,灣區建設可以試行“大灣區智能一卡通”,捆綁灣區內(nei) 多重優(you) 惠、福利及政策性安排,以“大灣區人”的概念化和製度化而實現對香港“本土主義(yi) ”的對衝(chong) 和消解;第三,通過大交通條件下灣區社會(hui) 保障、公共服務與(yu) 公共治理標準及生活方式的趨同化,打破“兩(liang) 製”的僵化隔離,推動“兩(liang) 製”向“一國”的有機融合發展,逐步解除“深圳河”的二元對立符號意義(yi) 。
港珠澳大橋將會(hui) 是普惠性的跨境大橋,不僅(jin) 給香港的跨境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和利益,也為(wei) 澳門與(yu) 珠海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參與(yu) 大灣區建設帶來重大契機。從(cong) 大交通結構來看,粵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恰好構成大灣區跨境體(ti) 係的“雙軌協同線”,前者側(ce) 重深港整合,後者側(ce) 重港珠澳連通。澳門借助港珠澳大橋,可以尋求經濟產(chan) 業(ye) 多元化的外源動力,可以在與(yu) 香港的對接合作中尋找到自身獨特優(you) 勢,實現“新經濟”的布局發展,尤其是會(hui) 展經濟、休閑旅遊和國際文化交流。珠海也可借助港珠澳大橋獲得更多來自港澳的資本、人流、技術及合作項目,實現其作為(wei) 大灣區重點城市的經濟崛起和布局優(you) 勢。
當然,港珠澳大橋之建設與(yu) 管理必然在製度和技術上持續受到挑戰和考驗。既往經驗表明,在“一國兩(liang) 製”製度優(you) 勢及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所有的挑戰和考驗均能夠尋求到妥當解決(jue) 方案。港珠澳大橋建設采取了我國跨海橋梁建設的最高技術標準,是大灣區科技文明的地標性工程,它的通車本身就是中國橋梁技術世界領先的證明。大橋的管理涉及港澳與(yu) 內(nei) 地的三種製度體(ti) 係、海關(guan) 措施及應急處置協同機製,盡管前期做了充分的地區間民主協商及中央決(jue) 策支持,但在具體(ti) 運行中必然涉及複雜的法律衝(chong) 突化解、糾紛處理、事故調查、應急協同、管轄權確認與(yu) 互助、維修責任、收益分成等諸多細節。我們(men) 確信這些運行管理的具體(ti) 問題可以在“一國兩(liang) 製”及三地協同框架下得到有效解決(jue) ,大橋的經濟、社會(hui) 、文化甚至國家治理上的戰略性意義(yi) 和價(jia) 值必將得到日益顯著的體(ti) 現。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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