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築土為(wei) 壇工作坊第一期——戊戌變法

作者：歐陽哲生、曾亦、陳明、唐文明、程廣雲(yun)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十三日 丙戌

           耶穌2018年10月21日

 2018年9月21日，為(wei) 紀念戊戌變法一百二十周年，特邀相關(guan) 學者座談，摘要如下：

歐陽哲生：康有為(wei) 的未來意識與(yu) 社會(hui) 想象力——康有為(wei) 大同思想三題

康有為(wei) 思想中最富創造意義(yi) 的成果是《大同書(shu) 》，該書(shu) 是他未來意識和社會(hui) 想象的經典體(ti) 現。康有為(wei) 大同思想的初始外緣是西學，通過接觸西學，他編撰了《實理公法全書(shu) 》。康有為(wei) 流亡海外後，將研治儒家經典與(yu) 歐美、印度遊曆考察所得相結合，形成一套內(nei) 外合體(ti) 的社會(hui) 哲學體(ti) 係。康有為(wei) 對創作、發表《大同書(shu) 》抱持審慎態度，他的大同思想是一種新世界觀，與(yu) 傳(chuan) 統士大夫的家國天下情懷截然不同。他內(nei) 心大膽想象與(yu) 保守思想的矛盾是時代困惑的映射。

曾亦：素王還是真王——論儒家的政治參與(yu)

康有為(wei) 一生的政治實踐活動可分三個(ge) 時期：戊戌變法、流亡海外的保皇活動以及歸國後立孔教、倡導虛君共和。而其中的政治活動常常有明暗兩(liang) 條線索，譬如，戊戌間應詔進京推動維新變法是明線，而早先與(yu) 革命黨(dang) 人的合作則屬暗線；庚子間，唐才常的自立軍(jun) 起義(yi) 是明線，而康有為(wei) 又有兩(liang) 廣起兵、襲湘攻鄂以至席卷長江、直搗京師的謀略，則屬於(yu) 暗線。那麽(me) ，如何從(cong) 這種明暗交織的政治活動去理解儒家的政治參與(yu) 呢？公羊家認為(wei) 孔子是素王，居聖德而處臣位，故通過作《春秋》而垂法於(yu) 後王。無論孔子自號素王，還是漢人尊孔子為(wei) 素王，都是因為(wei) 《春秋》具有“一王之法”之性質。

不過，若通觀孔子一生的政治實踐活動，顯然有著更高的追求，這從(cong) 孔子應公山弗擾、佛肸之召，以及派子貢赴楚以期七百裏書(shu) 社之封、西見趙簡子而反馬等舉(ju) 動，足以看出孔子實誌在效法湯、文而已。而種種政治實踐的失機或失敗，影響了孔子以及後世儒家的政治理論及政治參與(yu) 方式。後世儒家主要通過著書(shu) 立說、出仕行教兩(liang) 種方式參與(yu) 政治，而儒家采取這樣兩(liang) 種方式，根本上都溯源於(yu) 孔子個(ge) 人的政治實踐，而其中最關(guan) 健的，就是藉君權以行道。無論是儒家普遍追求的“得君行道”，以及宋儒更為(wei) 高蹈的“致君堯舜”，都有藉君權行道的前提。

就此而言，我們(men) 可以將儒家與(yu) 其他幾大宗教作一番對比，更能發現這種特點。譬如，耶教從(cong) 一開始受迫害而致力於(yu) 民間傳(chuan) 教的特點，影響到後來知識分子與(yu) 政治的疏離，即通常采取議政的姿態來影響政治；至於(yu) 回教，則因為(wei) 很早就取得了政權，從(cong) 而決(jue) 定了宗教始終有著強烈的政治性，而精通教法的學者常常具有淩駕於(yu) 政權之上的力量。與(yu) 此相比，儒家學者的地位顯然要高於(yu) 西方知識分子，而低於(yu) 回教學者。

陳明：從(cong) 皇權角度看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以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為(wei) 對照

對戊戌變法失敗原因的詮釋，尋找新的視角似乎很必要的。現在的解釋框架，五階段論或解釋為(wei) 封建階級的腐朽性，或解釋為(wei) 資產(chan) 階級的軟弱性；西化派觀點則認為(wei) 是文化保守主義(yi) 思想強大，相比於(yu) 日本的脫亞(ya) 入歐，中國的中體(ti) 西用不夠堅定徹底。此外也有從(cong) 個(ge) 人角度找原因，認為(wei) 康有為(wei) 性情躁進。實際上，戊戌變法可以理解為(wei) 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它的成功與(yu) 否，首先決(jue) 定於(yu) 改革發起者即皇權對朝廷和社會(hui) 的支配力大小，而這種支配力的大小又與(yu) 當時朝廷和社會(hui) 的利益結構等關(guan) 係密切相關(guan) 。

從(cong) 這一角度切入看當時的權力格局和組織結構，可以說失敗是不可避免的：決(jue) 策權力被太後分享，朝廷內(nei) 部還存在滿漢分野；政治權力外重內(nei) 輕，漢人崛起後地方權力大，中央權力變小；軍(jun) 事權力主要掌握在湘軍(jun) 、淮軍(jun) 等軍(jun) 事集團手中；從(cong) 團隊力量上來說，依托於(yu) 一個(ge) 書(shu) 生團隊，與(yu) 老成持重的大臣們(men) 離心離德。這一切，以日本為(wei) 範參照來對照可以看得更清楚。被美軍(jun) 軍(jun) 艦敲開大門的日本可謂同仇敵愾，大政奉還，權力向明治天皇集中。倒幕和王政複古，體(ti) 現的是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大政奉還的要點在於(yu) 廢藩置縣，這一舉(ju) 措在宏大敘事中被解釋為(wei) 封建主義(yi) 到資本主義(yi) 的發展，其實首先乃是為(wei) 了應對外部挑戰而選擇的對政治權力的集中，用重心在下的分封製到重心在上郡縣製、中央集權製的周秦之變來描述更加準確。

所以，就事論事，戊戌變法的失敗，皇權疲弱這一原因才是關(guan) 鍵。而這後麵，則是曆史、文化或文明的差異。

日本是島國，民族成分單一，社會(hui) 高度同質化。而滿清作為(wei) 遊牧民族建立起來的王朝，乃是多種平行社會(hui) 的集合體(ti) ，政治文化諸生態呈多元態勢。雖然實行中央集權製度——這是帝國政治結構的必然，但當時已處於(yu) 王朝後期，前麵講的那些東(dong) 西其實可以說是其症候症狀。我是不讚成用黃宗羲定律來描述這一點的，因為(wei) 那暗含了某個(ge) 自以為(wei) 是的解決(jue) 方案，其實沒有，這是我們(men) 的宿命。作為(wei) 救亡運動的一個(ge) 部分或一種努力，政治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延續這個(ge) 政治共同體(ti) 的存在並使之重振複興(xing) 。這樣，所有的選擇，製度的、法律的或行政的，都必須以這個(ge) 帝國的基本疆域與(yu) 族群的維持為(wei) 前提。歐洲的近代化是以帝國分解為(wei) 民族國家為(wei) 代價(jia) 或路徑。我們(men) 不是，也不應該是。

所以，今天紀念戊戌變法，應該重歸其曆史語境，從(cong) 文明的複雜性和多元性出發，尋找新的啟示和可能。

張翔：儒學史敘述的分斷與(yu) 孔子之義(yi) 的比附式詮釋——“大同立教”的近代譜係

康有為(wei) “大同立教”思想經曆了從(cong) “全球公理之學”到“以大同立教”的發展變化。這一變化過程中的關(guan) 鍵環節，是康有為(wei) 對中國“二千年來之學”的反思，其中包括兩(liang) 條線索：一是以暴秦或劉歆篡偽(wei) 為(wei) 儒學史敘述的分斷節點，二是對秦漢以後二千年來中國之學缺失在何處的思考。這兩(liang) 條線索都可以上溯至晚明以來的巨變。晚明以來“秦火斷裂論”的流變，隱含了兩(liang) 條線索：一是以秦始皇“焚書(shu) 坑儒”為(wei) 斷裂節點敘述儒學史，二是重新闡釋孔子之學。論文在這些論題的演變過程中重新勾勒清代今文經學的發展線索，呈現與(yu) 以往研究有所不同的思想脈絡關(guan) 係圖景。相對於(yu) “劉歆偽(wei) 篡”議題而言，“太平”議題要更為(wei) 重要和相關(guan) 。在“太平”議題上給予康有為(wei) 更多啟發的人，可能對康有為(wei) 的影響更為(wei) 深刻。

唐文明：立憲與(yu) 共和之爭(zheng) 中的國家、國族與(yu) 國民問題

論文突出在晚請思想史上，君主立憲派與(yu) 民主共和派之爭(zheng) 這個(ge) 重要事件。兩(liang) 派圍繞著在民族主義(yi) 與(yu) 帝國主義(yi) 交織的時代如何建立一個(ge) 新中國這一重大時代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zheng) 論，其中既有理念之爭(zheng) ，也有道路之爭(zheng) 。康有為(wei) 主張君主立憲，認為(wei) 革命過激，不合時勢，不可敵外患內(nei) 憂，並反駁革命派的排滿主張；革命派挺立民族主義(yi) ，認為(wei) 立憲出乎革命。 雙方的觀點有同有異：從(cong) 道路的角度看，是所異大於(yu) 所同；從(cong) 理念角度看，則是所同大於(yu) 所異。雙方爭(zheng) 論的焦點是國家、國族與(yu) 國民問題。

在國家問題上，雙方爭(zheng) 論的最大焦點在國體(ti) 問題，即君主製還是民主製的問題。主張君主製的立憲派憂慮中國的一統與(yu) 穩定問題，特別是滿、漢、蒙、回、藏等不同民族地區可能存在的分裂問題與(yu) 民主共和無法避免的國家元首之爭(zheng) 的問題；主張民主製的共和派則認為(wei) ，君主立憲並不能使漢族獲得平等對待，而滿族的專(zhuan) 製統治才是建立民權憲政國家的最大障礙。

在國族問題上，雙方的分歧在於(yu) 國族建構的教化方麵。康有為(wei) 基於(yu) 孔教對於(yu) 曆史中國根本性的建構作用提出重建孔教並立孔教為(wei) 國教的主張，目的當然就是為(wei) 了聚合國族以培固國本。梁啟超以及後來的國民黨(dang) 人則在啟蒙思潮的影響下反對視孔教為(wei) 宗教以及立孔教為(wei) 國教的主張，以民族主義(yi) 議題中的民族文化概念論斷教化傳(chuan) 統，進而提出以漢族為(wei) 頭腦和骨幹，通過民族融合與(yu) 民族同化建構國族的主張。

在國民問題上，雙方都意識到國民美德對於(yu) 共和政治的重要性，也都一致認為(wei) 應當弘揚中國的優(you) 秀文化傳(chuan) 統以培育國民美德。

雙方道路選擇上的差異的焦點其實是中國現代國家建構中的大一統問題。大一統可以分為(wei) 三個(ge) 層次：首先是統一，需要一支足夠強大的國家軍(jun) 隊；其次是一統，需要一整套與(yu) 主權者相關(guan) 的政治、法律製度；再次是大一統，需要一個(ge) 具有超越維度的教化理想以凝聚人心，團成國族。但無論是康有為(wei) 等人的孔教-國教論，還是章太炎、梁啟超等人的民族文化傳(chuan) 統論，在現代政治原則下都麵臨(lin) 政治不正確的指責，因而使得現代中國的國族建構存在根本性的困難。

程廣雲(yun) ：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的曆史觀和梁啟超的共和主義(yi)

我們(men) 對戊戌變法的評價(jia) 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ge) 隱喻造成的（以古喻今）。此前指責它軟弱妥協、缺乏革命性堅定性，此後指責它激進。這就涉及曆史觀的問題。康有為(wei) 的《大同書(shu) 》就是曆史觀的轉變。中國傳(chuan) 統曆史敘事就是經驗敘事，由過去的經驗來建構現在和未來。而康有為(wei) 的《大同書(shu) 》則設計一個(ge) 理想社會(hui) ，這就是曆史目的論，認為(wei) 曆史朝向一個(ge) 既定目標，過去和現在以此被未來的理想重構了。用未來理想社會(hui) 來建構整個(ge) 曆史如同波普爾所批判的“曆史決(jue) 定論”。我們(men) 可以說，改良代價(jia) 小，革命代價(jia) 大。要改良不要革命。但實際曆史的情境不是按照這個(ge) 邏輯來的。許多行為(wei) 之間有一個(ge) 因果鏈。

譬如改良失敗就有革命，小革命失敗就有大革命。這不是說現實的就是合理的，而是要求我們(men) 同情地理解以往的曆史，切忌一廂情願的主觀史觀或唯心史觀。在戊戌變法人物中，康有為(wei) 的地位被抬得太高了。今天我們(men) 有必要重提一下梁啟超。康是保守主義(yi) ，主張保國、保種、保教；嚴(yan) 是自由主義(yi) ；孫是民主主義(yi) ；梁是共和主義(yi) 。梁的共和主義(yi) 吻合一般共和主義(yi) 兩(liang) 個(ge) 基本特征：劃分公、私領域，強調共同體(ti) ，強調公民道德是形成共同體(ti) 的紐帶。當時許多人都認為(wei) ，“一盤散沙”是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的根源。中華民族怎麽(me) 重新組織起來，這是一個(ge) 關(guan) 鍵性前提性問題，組織路徑很多。康有為(wei) 講“國教”，梁啟超講“新民”“公德”，都是為(wei) 了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梁比康更現實合理。當然，既不可能回到康，也無必要回到梁。組織民族既非宗教，亦非道德，而是社會(hui) 自組織性。

責任編輯：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