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淮軍(jun) 集團的同源異流：一個(ge) 理學文化視角的比較

作者： 湯浩（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博士研究生）。

           朱漢民（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國學研究院院長）

來源：原載《原道》第34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十三日 丙戌

          耶穌2018年10月21日

內(nei) 容提要：湘軍(jun) 和淮軍(jun) 是晚清時期相繼而起的兩(liang) 大軍(jun) 事政治集團，並共同開辟近代軍(jun) 事體(ti) 製變革和洋務運動的先河，但因其內(nei) 在軍(jun) 係文化價(jia) 值取向不同，導致其在曆史際遇上的巨大差異。湘軍(jun) 人物，多愛惜羽毛的節操之士，淮軍(jun) 之英，多人情練達的功名之流。湘軍(jun) 人才結構以儒生為(wei) 主體(ti) ，受理學文化浸淫至深，在軍(jun) 政方麵有更大作為(wei) ，也較好地保障了其軍(jun) 隊戰鬥意誌和戰鬥力，並於(yu) 甲午之後投身政治文化改革，以救亡為(wei) 鵠的，形成新的湖湘經世派。以李鴻章為(wei) 首的淮係集團因放棄了軍(jun) 政管理中的理學原則，很快走上了衰敗之路，其中原委令人深思。甲午湘淮軍(jun) 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yu) 雙方國家體(ti) 製和軍(jun) 隊形態都存在極大的代際差，將中國暌隔於(yu) 現代國家、現代戰爭(zheng) 之外。同時，甲午之敗還存在深層次的文化原因：鹹同以後，以理學文化為(wei) 核心，明恥教戰的軍(jun) 係文化已經衰落。

關(guan) 鍵詞：湘軍(jun) 集團；淮軍(jun) 集團；理學文化；明恥教戰；

湘軍(jun) 和淮軍(jun) 是晚清相繼而起的兩(liang) 大軍(jun) 事政治集團，兩(liang) 者均以軍(jun) 功起家，在相當時期內(nei) 擔當了國防軍(jun) 的重任，並共同開辟近代軍(jun) 事體(ti) 製變革和洋務運動的先河，但因其內(nei) 在軍(jun) 係文化取向不同，導致在曆史際遇上的巨大差異，其中原委，令人深思。

曾國藩立淮軍(jun) 之初，即強調招兩(liang) 淮之勇而約束以湘軍(jun) 營製。“用楚軍(jun) 之營製練淮、徐之勇丁，嚴(yan) 其禁約，寬其期限，若得一二名將出乎其間，則兩(liang) 淮之勁旅不減三楚之聲威。”

曾國藩不僅(jin) 在人才上引湘入淮，且教以湘軍(jun) 戰法。“其初期由湘軍(jun) ，故營製、餉糈皆同，將俾間用楚皖人。……要之，樸誠敢戰，以效命疆場為(wei) 榮，退縮畏死為(wei) 羞，募則來，遣則去，則湘淮軍(jun) 無二致也。”但由於(yu) 軍(jun) 係文化的不同，兩(liang) 者後期呈現出明顯“同源異流”的發展趨向。

一、湘淮軍(jun) 價(jia) 值取向的差異

價(jia) 值文化取向差異，是湘淮軍(jun) 集團在修身軍(jun) 事行政方麵所體(ti) 現出來的集體(ti) 傾(qing) 向性差異。其首腦人物的知識興(xing) 趣及價(jia) 值取向無疑起到了強烈的導向作用。

（一）人才結構的差異

湘淮軍(jun) 集團有著不同的人才結構和培育機製。湘軍(jun) 集團的經世規模涵蓋了政治軍(jun) 事文化各領域，淮軍(jun) 則主要趨向於(yu) 軍(jun) 事、洋務等事功領域。湘軍(jun) 人才結構，有不同口徑的統計結果。但毫無疑問，儒生占有絕對壓倒性優(you) 勢。

《清史·湘軍(jun) 》叢(cong) 刊所列湘軍(jun) 人物表格共收錄湘軍(jun) 人物923人，其中統帥6人，戰區主帥17人，統領120人，分統186人，營官234人，重要幕僚152人，軍(jun) 中任職身份不明者208人。經統計，出身士人及有文武科舉(ju) 功名者，統帥6人，占100%，戰區主帥14人，占82.4%。

統領中純儒生（不含武舉(ju) ）出身的40人，占總數三分之一，分統中純儒生39人，占查明出身的83人中的46.98%，營官中純儒生36人，占查明出身總數73人中的49.3%；幕僚中出身可查者純儒生111人，占總人數的73%；任職不詳者中純儒生12人，占查明出身總數25人中的48%。

王爾敏《淮軍(jun) 誌》對淮軍(jun) 中官至提鎮與(yu) 道員以上或各營創始人共432人列表統計，在出身可考的221人中，有科舉(ju) 功名的僅(jin) 19人，占8.5%，其餘(yu) 均為(wei) 武科、行伍、世職、軍(jun) 功等。

淮軍(jun) 11名高級將領中，有科名者僅(jin) 5人，餘(yu) 均為(wei) 平民、行伍、防軍(jun) 、世職、武將及降將。可以說，書(shu) 生領軍(jun) 的格局至淮軍(jun) 時已有較大改變。對這一人才結構缺陷，曾國藩在淮軍(jun) 建立之初就表示了擔憂。他在致朋友信中說：“惟淮軍(jun) 統帥之才尚嫌其少，恐難收拾全局。”

（二）理學修養(yang) 的差異

湘淮軍(jun) 集團在文化價(jia) 值上的最大不同，在於(yu) 其對理學的態度和學術修養(yang) 方麵。湘軍(jun) 人物普遍地追求“有名將之功，而又有名儒之德”，多將理學價(jia) 值置於(yu) 功利價(jia) 值之上。而以李鴻章為(wei) 首的淮係集團多數首領人物僅(jin) 為(wei) 經世權變之士，對理學思想沒有上升到指導思想和信仰的高度。

湘軍(jun) 人物受湖湘學術侵染，崇禮尚誌，畢生不懈。曾國藩為(wei) 晚清理學大家，以克己之學克敵，其一生踐履，不僅(jin) 成為(wei) 一個(ge) 時代的事業(ye) 領袖，且無愧於(yu) 精神領袖，在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上，“公獨兼之。”

在他的周圍匯聚起一大批湖湘理學經世之士：羅澤南“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羅氏門人李續賓、李續宜、王錱等均以理學相尚；胡林翼以一紈絝公子轉而服膺理學；左宗棠雖少以理學相標榜，但立身行事，不脫理學範圍；劉蓉“幼承庭訓，頗知禮義(yi) 之歸。壯遊四方，雅以誌操相尚。砥名勵節垂四十年”。

湘係經世派人物理學理想浹髓淪肌，既是意識形態，又是行為(wei) 方式，更是經世的目的與(yu) 意義(yi) ，為(wei) 經世之路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李鴻章早年在曾國藩幕，即能以奇謀受重於(yu) 曾、胡，表現出善於(yu) 權變的特點。李鴻章亦自言：“我老師道德功業(ye) ，固不待言，……我卻愧一分傳(chuan) 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矯之氣，任意胡弄，其實沒有根底。”

相比於(yu) 湘軍(jun) 人物以格致之法對事物審度考量，李鴻章對於(yu) 洋務等的把握基本上還是經驗主義(yi) 的。作為(wei) 曾國藩政治遺產(chan) 繼承人，李鴻章主要看重曾學中經世和權變的一麵，其理學核心思想卻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

淮係軍(jun) 隊和幕府中，始終突出的是功用性。缺失了文化“壓倉(cang) 石”的淮係，在施政治軍(jun) 之中，每每為(wei) 所見的利益所撓，看不到利益背後的利害關(guan) 係，遠未能達到“利不足以動其心，阿諛諂附不足介其意”的人格境界。

正如錢穆先生所指出：“若舍經術而專(zhuan) 言經世，其弊有不可言者。滌生之歿，知經世者尚有人，知經者則渺矣。此實同治中興(xing) 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

（三）修身自持的差異

湘軍(jun) 人物留給曆史的財富，不僅(jin) 在“中興(xing) ”的赫赫事功，更在於(yu) 勵精圖治，刻勵自警的人格精神。如呂思勉先生所論：“理學家之學，於(yu) 理求其至明，於(yu) 行求其無歉。然二者又非二事，明理者，所以定立身之趨向；立身者，所以完明理之功用也。……治身之理，即治事之理也。”

曾國藩“一生為(wei) 學，以有恒為(wei) 功課，以不欺為(wei) 宗旨，以勤儉(jian) 為(wei) 根基。”在長期理學修持下，融合了傳(chuan) 統儒道黃老之學，逐漸形成儒學踐履家曆經滄桑、參破名利，看淡成敗之後的渾厚氣象。

時人評論曾國藩“尚儒，喜引經決(jue) 事，後頗采黃老術以清靜化民。居官有常度，多謀能斷，應事如流水。”“數十年如一日。居身樸素，治家勤儉(jian) ，自居官後，亦未嚐置田廬。夫人子婦，不廢紡織。”

湘軍(jun) 理學人物對理學義(yi) 理真心信從(cong) ，言行一致，甘於(yu) 處窮，不為(wei) 苟且之事。曾國藩“在營十餘(yu) 年，廉俸所入，別立銀錢所，委員司之。凡出入皆經其手，內(nei) 室不留一錢。”“凡署中食用及饋遺親(qin) 戚故舊，皆取諸廉俸。其辦公費則盡存糧台，非公事不動用。”

在理學思想影響下，當時實際控製全國大部分地區政軍(jun) 資源的湘軍(jun) 人物中，以清廉著稱者曆曆可數。如胡林翼自任職仕貴州，“誓先人墓，不以官俸自益。至是位巡撫，將兵十年，於(yu) 家無尺寸之積。”

左宗棠受命西征，“先後十有三年，總計支出之數，約逾一萬(wan) 萬(wan) 二千萬(wan) 有奇。而宗棠家財，自幫辦曾國藩軍(jun) 務訖於(yu) 薨，二十餘(yu) 年，不及三萬(wan) 金。其在軍(jun) 中，每歲寄歸寧家者，二百金而已。”

彭玉麟 “無家室田產(chan) ，友人勸置，以為(wei) 防老計，敬謝之。”郭嵩燾“常刻苦自厲，衣服飲食不敢逾量。”劉蓉任官四川布政使，每歲卻節壽陋規五萬(wan) 金，曰：“吾不能取非義(yi) 以肥吾家。”

劉長佑“無姬妾之奉，無玩好之娛。……廉奉之外，絕不苟取絲(si) 毫。”劉典“所得祿賜，輒以恤戰士，助公家急。”湘軍(jun) 多數軍(jun) 政大員，確以實際行動踐行了儒學的根本原則。

與(yu) 其說晚清理學是一種自苦處窮的哲學，不如說更是一種引導如何對正確待權力，對待財富，從(cong) 而將文化理想、國計民生置於(yu) 個(ge) 體(ti) 利益之上，合理調劑自身欲望與(yu) 客觀物質條件衝(chong) 突，以達到個(ge) 人道德心性提升的安身立命之學。

它對於(yu) 當時剝極才複、百物蕭條、人倫(lun) 離亂(luan) 的社會(hui) 和生產(chan) 關(guan) 係，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保護和的恢複作用。

容閎比較曾、李二人指出，李鴻章身後“有私產(chan) 四千萬(wan) 以遺子孫。文正則身後蕭條，家人之清貧如故也。總文正一生之政績，實無一汙點。……可稱完全之真君子，而為(wei) 清代第一流人物，亦舊教育中之特產(chan) 人物。”

美籍顧問科士達評價(jia) 李鴻章：“從(cong) 基督教的道德標準或儒家的道德標準來看，他都是不夠格的，……在他為(wei) 官的生涯中，他積累了大量的財富。”

濮蘭(lan) 德在批評李鴻章“處理國內(nei) 事務時的貪汙腐敗和裙帶關(guan) 係”的同時，卻對李“在公務生活中的兩(liang) 個(ge) 主要對手——久經磨練的軍(jun) 人左宗棠和南京總督劉坤一”給予了高度評價(jia) ，認為(wei) 他們(men) “都是少有的正直誠實的人，雖官居高位但兩(liang) 袖清風。”

二、湘淮軍(jun) 軍(jun) 係文化的不同表現

湘淮軍(jun) 因人才結構、價(jia) 值取向等原因，在軍(jun) 係文化上也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並以此“暗分氣類”。

（一）“以義(yi) 動”與(yu) “以利動”的區別

政治目標上的差異，根源仍植根於(yu) 文化。這一差異是價(jia) 值層麵的，它決(jue) 定了兩(liang) 個(ge) 看似有著相同目標的集團，其經世的驅動力卻截然不同。

湘軍(jun) 集團可以說是傳(chuan) 統儒家文化在政治軍(jun) 事領域一次最接近成功的實踐，其治軍(jun) 行政，深層次的驅動力在於(yu) 對儒學文化“理”與(yu) “義(yi) ”的認同和踐履；而淮軍(jun) 集團雖脫胎於(yu) 湘軍(jun) ，但因其領袖人物在文化價(jia) 值觀上的偏移，逐漸脫去儒學道德法則製約，自然更看重利益的權衡和得失的考量。

這一文化觀念的差別，也最終決(jue) 定了湘淮軍(jun) 不同的政治軍(jun) 事表現，對其曆史命運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湘軍(jun) 人物，多愛惜羽毛的節操之士，淮軍(jun) 之英，多人情練達的功名之流。

淮軍(jun) 代湘而起，在經曆短暫的繁盛之後，卻因失去文化格局導致其迅速向舊官僚、舊軍(jun) 隊靠攏，失去了其創建之初的膽識朝氣。一支以利益驅動為(wei) 主的軍(jun) 隊必然導致真正的“軍(jun) 閥化”、腐朽化。

彭玉麟言：“天下之亂(luan) 不徒在盜賊，而在士大夫進無禮，退無義(yi) 。”尚廉尚勇，轉移風俗，是湘軍(jun) 軍(jun) 係文化的重要特征。湘軍(jun) 近四十年曆史，多數精英人物都能刻勵自警，臨(lin) 財不苟，廉介自持，善始慎終，軍(jun) 隊也始終尊上知禮。

曾、胡、左等雖自持甚嚴(yan) ，卻待人以寬，湘軍(jun) 將領中亦不乏因戰亂(luan) 致富者，“自提督、總兵以下，家資至巨萬(wan) 者，未可以指屈。”相對於(yu) 湘軍(jun) 而言，淮軍(jun) 中更頗乏廉介自持之士。英人濮蘭(lan) 德曾記錄禦史安維峻“奏李鴻章平日挾外洋自重，……彼之淮軍(jun) 將領，類皆貪利小人，絕無伎倆(lia) ，其士卒橫被克扣，離心離德。”

（二）以禮治軍(jun) 與(yu) 獨重鄉(xiang) 誼的區別

湘軍(jun) 以禮治軍(jun) ，明恥教戰，較好地調和了內(nei) 部關(guan) 係。雖然看重地緣鄉(xiang) 誼，但從(cong) 整體(ti) 籍貫構成看，地緣隻是維係軍(jun) 隊的必要手段之一。

湘軍(jun) 既以本省人為(wei) 主體(ti) ，有一定的排他性，但並不完全排斥其他籍貫人員。軍(jun) 中驍將及幕中文士，亦廣為(wei) 招徠外省人才。曾國藩選拔軍(jun) 政人才，首重德操能力。作為(wei) 理學的大本營，湘軍(jun) 一再強調君子小人之辨：曾國藩等治軍(jun) 一本於(yu) 禮，不重逢迎之事。

他強調“若有本領，辦事好，雖仇人做上司，也不能壓下去；若無本領，辦事不好，雖父親(qin) 做上司，也不能抬起來。”在對待戚友鄉(xiang) 黨(dang) 方麵，湘軍(jun) 人物亦有足多者。胡林翼“律己甚嚴(yan) ，於(yu) 宗族戚黨(dang) ，不少假借。”

湘軍(jun) 人物每能克己奉公，以人格力量約束士卒。在理學思想熏陶和禮製軍(jun) 法約束之下，湘軍(jun) 內(nei) 外揖和，嚴(yan) 而有恩，同仇敵愾，迸發出極強的持久戰鬥力。

淮軍(jun) 早年也出現過曾隸湘軍(jun) 的楊鼎勳等廉明之將。然而，淮軍(jun) 後期基本拋棄湘軍(jun) 以禮治軍(jun) 的傳(chuan) 統，視武人為(wei) 功利之徒，治軍(jun) 方針出現了嚴(yan) 重偏斜。淮軍(jun) 內(nei) 部亦難如湘軍(jun) 和洽，甚至出現爭(zheng) 權奪利的情形。

同時，作為(wei) 淮軍(jun) 首領的李鴻章，更是無原則地惟鄉(xiang) 誼至上。“凡鄉(xiang) 人有求無不應之。久之，聞風麇集，局所軍(jun) 營，安置殆遍，外省人幾無容足之所。自謂……今幸遇太平，當令積錢財、長子孫，一切小過悉寬縱勿問。”

以致於(yu) 老部屬劉銘傳(chuan) “觀其所用人，大駭曰：‘如某某者，識字無多，是嚐負販於(yu) 鄉(xiang) ，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幾何而不敗耶？’”

（三）嚴(yan) 於(yu) 約束與(yu) 習(xi) 氣漸深的區別

湘軍(jun) 多數人物在對待戰火中的平民，有感同身受之情，故軍(jun) 紀約束較嚴(yan) ，亦盡其所能對百姓進行救助。

湘軍(jun) 整肅軍(jun) 隊，自選將招勇始。“揀放哨官、隊長務要再三審查。凡屬奸猾、輕佻、縱肆、疲老、怠惰及吸食洋煙，曾入哥弟會(hui) ，好造謠等項人，自應棄之不用。”

淮軍(jun) 所部樹字五營駐防無為(wei) ，軍(jun) 紀甚至比不上太平軍(jun) 降軍(jun) 韋誌俊部。曾國藩因而告誡李鴻章：“韋部向頗騷擾，而樹營物論反出其下，甚失鄙人屬望淮勇之初心。”

李鴻章在選將招勇方麵，幾乎摒棄了湘軍(jun) 嚴(yan) 格審核的做法，大量招入鹽梟、民團甚至投效的土匪，也並未真正整頓軍(jun) 紀，表現出迅速“綠營化”的特征。

李鴻章後期在洋務和編練新軍(jun) 等方麵的驕人成績，因其無視軍(jun) 係文化建設和軍(jun) 隊管理而幾乎銷抵殆盡，也預示著其單純從(cong) 器物層麵入手的軍(jun) 隊改革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敗。

濮蘭(lan) 德深刻評述：“在那些外貌堂皇的艦隊和配有現代化裝備的要塞的背後，那個(ge) 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的官僚體(ti) 係在新機會(hui) 的鼓舞下又一次繁盛起來……他的陸海軍(jun) 建設體(ti) 製仍然受製於(yu) 傳(chuan) 統的裙帶關(guan) 係和盜用公款”。

（四）誠樸耐苦與(yu) 驕奢無度的區別

湘軍(jun) 將領多樸魯而少文法，無官氣。如水師統領黃冀升至滬，寓滬諸紳迎候，其“帕首短衣行，縢草履箕，坐船首，視兵士理權。”諸紳感歎：“此湘軍(jun) 水師之所以勝於(yu) 他水師也。”

作為(wei) 非國家經製軍(jun) 的湘勇，往往得不到及時充足的糧餉，轉戰南北，尤為(wei) 窮苦，但在軍(jun) 紀維持方麵，湘軍(jun) 仍要明顯強於(yu) 淮軍(jun) 。老湘軍(jun) 早在王錱時期，“各勇有三日不得粒食者，亦毫無怨言，不敢絲(si) 毫騷擾民家。”

在戰爭(zheng) 後期迅速發展起來的淮軍(jun) ，“既富而驕，夙樂(le) 合肥相國寬大，視文正公儒將約束，頗以為(wei) 苦，”自剿撚之後，即不願西進甘陝瘠貧之區。左宗棠吸取曾國藩剿撚指揮不靈的教訓，亦不肯調用淮軍(jun) 。

（五）分權任事與(yu) 製馭羈縻的區別

湘軍(jun) 在管理原則上十分重視分權，有利於(yu) 下屬更好地發抒曆練。這與(yu) 曾國藩、胡林翼等領軍(jun) 人物的胸襟有極大關(guan) 係。

同時，曾國藩等立足於(yu) 為(wei) 國儲(chu) 才和“幹大事須多找替手”的原則，對真正有才識能力者不惜創造條件，竭力舉(ju) 薦，甚至不懼下屬地位超越自己，這在等級觀念分明的封建官場中殊稱罕見。

如曾國藩稱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對左宗棠付給浙江全權，不為(wei) 遙製；對曾經在祁門遇險不能同患難的李鴻章，亦從(cong) 惜才的角度重新收納。

曾國藩曾勸誡李鴻章：“淮軍(jun) 如劉、潘等，氣非不盛，而無自辟乾坤之誌，多在台從(cong) 腳下盤旋。豈閣下善於(yu) 製馭，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抑諸公本無遠誌，激之而不起耶？”明確表達了對淮係集團缺乏人才遠略的不滿和擔心。

從(cong) 湘淮集團的人才格局來看，湘軍(jun) 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人才“奇觀”。據王繼平先生統計，“湘軍(jun) 將領官至督撫的達27人（其中總督13人，巡撫14人），而淮軍(jun) 將領中做到督撫的隻有4人（張樹聲、劉秉章、劉銘傳(chuan) 、潘鼎新）。

三、湘淮軍(jun) 曆史際遇的區別

同治初至甲午之役前，淮軍(jun) 之盛，較湘軍(jun) 大有淩而駕之之勢。一是軍(jun) 隊人數眾(zhong) 多。“合淮陽、太湖兩(liang) 水師，水陸增至一百四十營。”後期如北洋水師的建立，成為(wei) 淮軍(jun) 軍(jun) 係發展的新的裏程碑。二是兵種齊全，軍(jun) 餉充足，裝備精良。

三是廣布要害之區。因直隸總督曾國藩薦李鴻章自代，淮軍(jun) 始隨同北上，衛戍京畿重地。北洋水師成軍(jun) 後，淮係勢力控製了整個(ge) 渤海地區和北中國外洋，成為(wei) 京師屏障。

四是在政治、輿論上受到更多矚目。即使在湘軍(jun) 已經西征的情況下，仍有不少朝臣督撫認為(wei) 底定甘陝，非淮軍(jun) 莫屬。如陝西巡撫喬(qiao) 鬆年、內(nei)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宋晉皆持此議。

內(nei) 戰基本平息後，湘淮軍(jun) 作為(wei) 事實上的國防軍(jun) ，先後經曆了收複新疆之役、中法之役和中日甲午戰爭(zheng) 。應該說，在外交國防策略方麵，隱忍待機，徐圖自強，曾、李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李鴻章對外夷“羈縻為(wei) 上”的避戰政策，與(yu) 曾國藩的外交思想影響也有莫大之關(guan) 係。

但在具體(ti) 對外戰爭(zheng) 決(jue) 策、戰略支援和戰鬥表現方麵，兩(liang) 者的卻有重要區別。

曾國藩早期持暫棄關(guan) 外之議，但一旦左宗棠一身擔當，即全力支持。其言：“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無論我不能為(wei) 之繼，即起胡文忠於(yu) 九原，恐亦不能為(wei) 之繼也！”

李鴻章等則多從(cong) 集團利益角度考量軍(jun) 事問題。淮軍(jun) 軍(jun) 紀鬆弛，驕奢淫逸，在戰時造成了嚴(yan) 重惡果。1883年中法之戰，駐越北淮軍(jun) “日夜酗酒，奪民間妹崽，恣為(wei) 荒淫，不恤軍(jun) 事。部下益相習(xi) ，無紀律，越南人怨之刺骨。”

在法軍(jun) 進攻之下，“該軍(jun) 弁勇有室家者居半，吸食洋煙者居半，聞警先攜婦女逃走，致使軍(jun) 械糧餉概以資敵。”為(wei) 挽救戰局，清廷不得不任命73歲的左宗棠督辦福建軍(jun) 務，調湘軍(jun) 宿將王德榜、蘇元春、方友升等赴廣西、越南備防。

彭玉麟奉命往辦廣東(dong) 防務，單騎即行，楊嶽斌冒險乘漁船渡海赴台灣指揮防守。中法戰爭(zheng) 中，駐台湘軍(jun) “全恃士卒肉薄相拚，雖槍砲如雨，士氣毫無畏避”。鎮南關(guan) 陸戰中，除馮(feng) 子才身先士卒，指揮得當外，湘軍(jun) 將領寧裕明、王德榜等皆身先前敵，立下汗馬功勞。

甲午之戰是清日兩(liang) 國“國運相賭”的一場戰爭(zheng) 。此戰淮、湘軍(jun) 先後敗潰，不敵日本陸軍(jun) 近代化師團。然而其中表現及致敗主觀原因又各有不同，概論之，一失在“腐”，一失於(yu) “驕”。

淮軍(jun) 因腐致敗。淮軍(jun) 所部在戰場上雖非完全乏善可陳，但總體(ti) 上敗逃成風。淮軍(jun) 統將“承平日久，務為(wei) 富豪。子女、玉帛充斥後庭。……其不肯複冒矢石、躬當萬(wan) 敵也明矣。”軍(jun) 中“百方克扣，求飽私囊，兵未交綏，逃者如蝟。”

《申報》論曰：“從(cong) 前旅順各城並未交戰，皆淮軍(jun) 棄城與(yu) 敵。後有傷(shang) 亡者，驗之皆背麵傷(shang) 痕，其明證也。”日軍(jun) 在朝鮮“繳獲清軍(jun) 戰利品中混有娼妓服裝，將軍(jun) 遊妓下卒仿之，戰時爭(zheng) 相逃跑，皆為(wei) 弱兵，在市井成為(wei) 報刊盛行之笑料。”

“大連灣、旅順口、威海衛的海防陣地被日軍(jun) 占領時，炮台完好率高達80%，無情的數字鞭撻了近代清國軍(jun) 隊的素質。”淮軍(jun) 大量臨(lin) 陣逃亡，令李鴻章尷尬憤極，他致電淮軍(jun) 將領：“汝等稍有天良，需爭(zheng) 一口氣，舍一條命，於(yu) 死中求生，榮莫大焉！”隻是這種思想訓令對於(yu) 已經處於(yu) 被碾壓的戰場局勢來說，來得太晚了。

湘軍(jun) 因驕致敗。清廷以淮軍(jun) 潰敗，故厚積湘軍(jun) 兵力。湘軍(jun) 戰敗，首在輕敵輕進。海城之戰。李光久擊敗日軍(jun) 前哨，“由是輕日人，以為(wei) 易與(yu) 。”文人出身的湖南巡撫吳大澄盲目樂(le) 觀，主動請纓，並作招降檄文，軍(jun) 前立免死旗，等待日軍(jun) 投降。

1895年3月牛莊之役戰，湘軍(jun) 由新疆長途奔襲，貿然輕進，敵強我弱，是導致戰鬥失敗的重要原因。牛莊戰敗，導致在全國上下“望湘軍(jun) 若歲”的情況下，湘淮軍(jun) 又在六天之內(nei) 連失牛莊、營口、田台莊等。湘軍(jun) 失敗亦歸因於(yu) 湖南本土沾染綠營習(xi) 氣，訓練廢弛。吳大澄新招募湘軍(jun) 就明顯缺乏訓練和戰場經驗。

牛莊之戰，據日方記載，日軍(jun) 共死亡72人，負傷(shang) 317人，僅(jin) 次於(yu) 1894年平壤戰役的死亡190人，負傷(shang) 498人。此外，1894年12月朝鮮缸瓦寨戰役死亡69人，負傷(shang) 339人，1895年1月鳳林集—百尺崕戰役死亡64人，負傷(shang) 152人，均為(wei) 日軍(jun) 傷(shang) 亡人數較多的戰役。

而牛莊之役日清參戰兵力比為(wei) 11595:5000，上述其他三次戰役，雙方參戰兵員比分別為(wei) 11537：15000，3902：9200，17247：8000。日軍(jun) 傷(shang) 亡人數存在人為(wei) 縮小的可能性，但湘軍(jun) 在劣勢兵力情況下，造成與(yu) 日軍(jun) 最大的傷(shang) 亡比的事實是毫無疑問的。

四、湘淮軍(jun) 失敗的軍(jun) 事文化探析

甲午湘淮軍(jun) 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yu) 雙方國家體(ti) 製和軍(jun) 隊形態都存在極大的代際差，將中國暌隔於(yu) 現代國家、現代戰爭(zheng) 之外。同時，甲午之敗還存在深層次的文化原因：鹹同以後，以理學文化為(wei) 核心，明恥教戰的軍(jun) 係文化已經衰落。

湘軍(jun) 方麵，注重理學修養(yang) ，文武兼備的幹才已經凋零，後繼乏人，充分說明其在和平時期軍(jun) 事人才選育方麵存在致命的缺陷。曾左時期的湘軍(jun) 之所以所向有功，也並非一味單純強調思想教育，而是明恥教戰與(yu) 格致之功並重，對器械、地形、陣法、戰法都有深入研究。

而湘淮軍(jun) 都未能發揮老湘軍(jun) 察己料敵，因勢製敵、靈活變化的傳(chuan) 統，一味株守舊法。湘軍(jun) 恃功而驕，無視近代先進軍(jun) 事技術的快速發展，對於(yu) 洋操、火器等有排斥心態，將校均未受過近代軍(jun) 事教育。士兵戰技訓練也相對粗糙。

清軍(jun) 中，尤其是在有意忽視理學思想的淮軍(jun) 中，怯弱與(yu) 腐化的程度更高。羅爾綱評論，淮軍(jun) 重技術教育而沒有軍(jun) 人的精神教育，是淮軍(jun) 失敗的原因中尤為(wei) 重要的一個(ge) 。

淮軍(jun) 建軍(jun) 之初，就忽視軍(jun) 係文化建設，單純強調軍(jun) 事技術和勇武作風，而缺乏凝聚隊伍的價(jia) 值觀念。因軍(jun) 隊文化變異，敗不相救、驕奢佚惰、克扣軍(jun) 餉等綠營舊軍(jun) 積習(xi) 又廣泛蔓延開來。

甲午戰敗對於(yu) 湘淮經世集團產(chan) 生了不同影響。甲午之戰，創深痛巨，以鐵的事實，無情地檢驗了軍(jun) 製改革和洋務運動數十年的得失成敗，也終結了具有過渡性的晚清勇營製。

對於(yu) 甲午戰爭(zheng) 的反思和應對，湘淮軍(jun) 集團仍從(cong) 不同的層麵和路徑入手。兩(liang) 者因軍(jun) 係文化側(ce) 重點的不同，在發展上始終各自表現出某種曆史延續性。

淮軍(jun) 經世集團主要從(cong) 軍(jun) 製改革和技術層麵入手，他們(men) 積極參與(yu) 和主導了新建陸軍(jun) 計劃，以德、日為(wei) 模板組建近代化新軍(jun) ，引入繪圖、測量、水陸工程等軍(jun) 事技術，建立火炮、工兵部隊，推動了中國軍(jun) 隊從(cong) 勇營時代向北洋時代的轉變。

同時，也有針對性地重視軍(jun) 人尚武精神和忠義(yi) 思想灌輸。北洋新軍(jun) 也把“勵忠義(yi) 、敬長官、守營規、勤操練、奮果敢、衛良民、懷國恥、惜軍(jun) 械、崇篤實、知羞惡”作為(wei) 軍(jun) 隊教育的重要內(nei) 容。

然而，湘軍(jun) 以儒家理學思想為(wei) 主導的軍(jun) 係文化，本質上是一種以上率下的踐履文化，並非僅(jin) 憑說教灌輸所能為(wei) 者。由於(yu) 淮係經世派的曆史局限，不可能從(cong) 根本上違背自身的利益法則。

甲午戰爭(zheng) 的失敗是近代中國命運的轉折點。作為(wei) 湘係經世集團，痛定思痛，轉而把目光投注到政治改革、文化反思層麵。湘係經世派在主流上，由過去政治文化思想極度保守，一洗其從(cong) 前虛驕之氣，轉而開始接受歐風美雨的侵淫。

譚嗣同曰：“光緒二十一年，湘軍(jun) 與(yu) 日本戰，大潰於(yu) 牛莊，湖南人始轉側(ce) 豁悟，其虛驕不可向邇之氣亦頓餒矣。”湘係經世派的這一重要轉變，是湖湘理學思想影響下士人的共性抉擇，也是其經世重點的一大轉移。從(cong) 此湘係理學經世派，即應稱之為(wei) 新興(xing) 湖湘經世派。

責任編輯:劉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