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八十年代，回到儒家常道

作者：姚中秋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八月初四日庚戌

          耶穌2018年9月15日

我們(men) 討論超越八十年代，首先需要界定八十年代，為(wei) 此，我首先討論八十年代的脈絡。

八十年代的脈絡

我理解，国际1946伟德意義(yi) 上的“八十年代”，實際上開始於(yu) 七十年代中期。作為(wei) 文革主體(ti) 的知識青年們(men) 被毛澤東(dong) 發配到農(nong) 村，隨後又發生林彪事件，八十年代思想就此生發。因此，八十年代思想實際上生發於(yu) 文革中；這一基本事實，促使我產(chan) 生這樣一個(ge) 大不敬的疑惑：八十年代思想觀念和文革思想觀念之間，是否有很深刻的內(nei) 在聯係？從(cong) 城市陡然來到鄉(xiang) 村、在窯洞、在幹打壘裏艱苦生活的青年們(men) 努力在反思，甚至在批判，但是，他們(men) 成長的經曆，文革給他們(men) 提供的那種政治環境和思想資源，對其反思和批判構成基本約束，他們(men) 想超出，但還是在那個(ge) 框架裏。這是我們(men) 討論八十年代思想範式時，不能不注意的基本事實。

理解“八十年代”，還要理解八十年代之前，中國整體(ti) 的思想、政治處在何種狀態。一個(ge) 最基本的事實是，中國文化已斷裂30年。這是一個(ge) 最基本的事實，同時，中國国际1946伟德界與(yu) 外部世界的聯係已斷裂差不多30年，雖然那時東(dong) 歐思想向國內(nei) 有所傳(chuan) 入，但其活力還是非常有限的。兩(liang) 個(ge) 斷裂也就決(jue) 定了八十年代思想的資源，至少在其起步時是非常有限的。

另一方麵，當八十年代正是展開時，也即七十年代末，中國逐漸對西方開放了，可以想象，開放帶來了很強烈的情感和思想衝(chong) 擊，因為(wei) ，中西對比太強烈了。不要說青年，就是那些高級幹部，也受到極大衝(chong) 擊，一個(ge) 如此現代化的西方和一個(ge) 如此落後的中國並列在八十年代的那些思想者和政治人物麵前，我們(men) 不能不注意到其由此引發的主導性情緒，震驚。我想，八十年代的思考是從(cong) “震驚”開始的，從(cong) 震驚所引發的疑惑開始的：為(wei) 什麽(me) 中國成了這個(ge) 樣子，而人家竟然那麽(me) 好？

也因此，八十年代的思想是帶有比較強烈的情緒色彩，也帶有比較明顯的應激性質。應激性的含義(yi) 是說，他們(men) 經曆了文革，其思考從(cong) 文革開始，他希望對自己解釋，為(wei) 什麽(me) 會(hui) 發生文革，這是應激；他又看到了一個(ge) 現代化的西方，自然提出一個(ge) 應激性問題：為(wei) 什麽(me) 中國比西方落後那麽(me) 多？這是困擾八十年代思想者的兩(liang) 個(ge) 比較重要的問題。這兩(liang) 個(ge) 問題貫穿了整個(ge) 八十年代的思考。由此也可引申出其他問題，比如說：如何徹底告別文革？如何讓中國變得更好？

八十年代的思考者

接下來，我想簡單地梳理一下，八十年代的思考者究竟是哪些人？當時那些思考者按年齡、按閱曆可分成三代人，也可以說是三類人。

第一代，老人。他們(men) 在民國時代已經成名，比如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他們(men) 這些老先生，甚至包括張岱年先生，也算民國時候已經成名者。如果我們(men) 把他們(men) 放到八十年代的三代人當加以對比，立刻可以發現，他們(men) 的心智最為(wei) 健全，因為(wei) ，他們(men) 的知識最為(wei) 完整，不管是梁先生還是馮(feng) 先生，他們(men) 對中國文化有很深體(ti) 認，對西方文化也有比較完整的把握的。回顧八十年代，其實，他們(men) 的思考最值得關(guan) 注。

第二代人，中年人。我記得有人提出過“一二九一代黨(dang) 內(nei) 知識分子”，日本侵略中國，大學裏有家國情懷的青年學生對國民黨(dang) 政府失望，靠近共產(chan) 黨(dang) ，抗戰爆發後，從(cong) 北平、上海等地曆盡艱險，投奔陝北等根據地。由此形成中共黨(dang) 內(nei) 的文化人群體(ti) 。他們(men) 的思想比較複雜，他們(men) 曾生活在中國文化還比較完整的家庭，因為(wei) 他們(men) 通常來自大家庭，從(cong) 小父母教過他們(men) 四書(shu) 五經；後來在城市接受馬克思主義(yi) ，投入革命，又經曆了毛時代的荒唐，通常，他們(men) 在反右、文革中是被迫害者。所以，文革結束後，他們(men) 不僅(jin) 在政治上有所反思，在文化上也是有很深刻的反思。但這種反思，在兩(liang) 個(ge) 方向上展開。

最近，趙明先生出版了一本書(shu) ，《江海月明——楊景凡的精神世界》，描寫(xie) 西南政法大學的楊景凡先生，其中有一章，題為(wei) 《暮年相遇孔子》。50年代初，楊景凡已是副廳級幹部了，後來一直在西政教書(shu) 。文革後，他寫(xie) 了一篇文章，一本小書(shu) ，《論孔子》，1984年出版時，改為(wei) 《孔子的法律思想》。那個(ge) 時期，他最喜歡兩(liang) 個(ge) 弟子，一個(ge) 是蔣慶，一個(ge) 是清華的江山，大家都知道，這兩(liang) 人都是比較親(qin) 近中國文化的法律人，他尤其最喜歡蔣慶先生。事實上，八十年代以來，楊景凡先生思考的核心問題就是孔子。他似乎有點糾結，畢竟受啟蒙思想的影響，所以一方麵高度肯定孔子，另一方麵對中國文化還有很多懷疑。但楊先生的思考方向具有重大意義(yi) ，回到孔子，以孔子為(wei) 中心展開思考。

更有名的是王元化先生。的確，王元化先生是八十年代“新啟蒙”的倡導人，但這個(ge) 新啟蒙，其實已不同於(yu) 新文化運動之啟蒙。讀過王元化先生晚年的著述，可見其對中國文化有高度肯定。我喜歡京劇，從(cong) 電視的戲曲節目中看到過王先生，上海恢複老戲、京劇的很多活動，都是他在背後支持的。由此可見他的精神趨向。

還有龐樸先生、湯一介先生，雖然年齡略小一些，但其取向比較相近，最初的思想觀念並未在中國文化中，文革以後，則在精神上回到中國文化。也許，在他們(men) 看來，這才是真正走出文革。文革，在我理解，乃是對中國文化之大革命，回歸中國文化，才算真正走出文革。

當然，所謂“一二九一代”並非全部如此，比如李慎之先生也屬於(yu) 這一代，他與(yu) 王元化先生等人有很大不同，李先生強調反專(zhuan) 製，他認為(wei) 文革是封建專(zhuan) 製的，但在政治上反專(zhuan) 製不那麽(me) 容易，他就轉向批判中國文化，以此表達反專(zhuan) 製之意，一來二去自己就信以為(wei) 真了。

第三代，青年，也即紅衛兵一代。他們(men) 首先是文革的參與(yu) 者，文革的活動主體(ti) 其實就是這一代，正是這一點，打過自己的老師；不過，他們(men) 又是文革的受害者，被送到鄉(xiang) 下去了。

如果和老一代作對比，後麵這兩(liang) 代，八十年代初的中年人和青年人，都有很大的缺陷，思想上先天不足。這與(yu) 整個(ge) 二十世紀中國之處境有關(guan) ，清末開始，教育變革，中國文化退場，他們(men) 對中國文化缺乏係統、全麵了解，他們(men) 的精神在中國文化之外。“一二九一代”也是，他們(men) 畢竟是“五四”之子，是新文化運動的後繼者。不幸的是，他們(men) 對西方的思想還年也是比較隔膜的。知識不足，必定充滿情緒。這兩(liang) 代人的思考帶有明顯的情緒色彩，更多是基於(yu) 對文革的深惡痛絕才開始思考的。焦慮、怨恨、興(xing) 奮，就是這個(ge) 時代的氣氛。

八十年代思想之取向

我當時是大學生，難免深受這個(ge) 時代氣氛之影響，以我自己的感受，我對八十年代思想之取向，略作以下總結：

第一，外在立場。也即，站在中國之外看來看中國，比如說，以西方作為(wei) 標準，因為(wei) ，麵對西方，八十年代思想人物十分震驚，很自然，以其眼中現代化的西方作為(wei) 標準來衡量中國，把西方當作中國的終點。這樣，他們(men) 自己站到中國之外，或者說，中國之上。

第二，中國自我特殊化。基於(yu) 上麵所說外在立場，他們(men) 把西方普遍化，把中國自我特殊化。當然，這是二十世紀整個(ge) 中國思想的基本傾(qing) 向。在此之前，中國人的視野是天下的，毛時代很特別，基於(yu) 其政治理論，而有國際主義(yi) ，有領導世界革命的理論。除此之外的二十世紀，中國思想人物基本上把中國自我特殊化，八十年代思想十分典型。令人驚訝的，同樣是這些人，總是反感民族主義(yi) 。其實，他們(men) 自己就是民族主義(yi) ，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men) 是逆向種族主義(yi) 者，也可以說是逆向普遍主義(yi) ，視西方為(wei) 普遍，中國是特殊的，要求中國進入這個(ge) 普遍世界。也正因為(wei) 此，任何關(guan) 於(yu) 中國文明有所可取的論述，中國在國際體(ti) 係中主張自己利益的政策，在他們(men) 眼裏，都是民族主義(yi) ，都是反普遍化的惡，最大的惡。

第三，小學生心態。中國是落後的，中國文明一無是處，必須接受西方的教育，必須甘當小學生，任何試圖建立自己文明、思想主體(ti) 性的努力，都會(hui) 遭到他們(men) 的痛斥。

第四，救世主意識。在熱衷於(yu) 啟蒙的思想領袖身上，我們(men) 可以看到一種特別強烈的抱負，把中國從(cong) 黑暗落後中拯救出來的自我期許。他們(men) 相信，他們(men) 已經掌握了真理，那就是西方，惟有皈依他們(men) 的真理，中國才能得救。

以上四點，或許有點偏頗，也未必在八十年代每個(ge) 思想者身上都有充分體(ti) 現，但透過八十年代的思想氣氛，大體(ti) 上可以看到這些思想觀念傾(qing) 向。

由這些思想，在政治上促成了八十年代的改革規劃。在此，我希望強調一點，八十年代的思想和政治之間有非常緊密的互動，這一點，是八十年代人特別自豪的。當時有些青年學者組織的會(hui) 議，政治高層人士十分關(guan) 注，比如人們(men) 已經回憶、討論較多的“農(nong) 發組神話”，二三十歲的青年人所寫(xie) 的調查報告，可以直接得到書(shu) 記處的批示。可見，在八十年代特殊的政治環境中，思想界和現實政治之間有很多聯係管道，從(cong) 而能夠密切地互動。這大約是因為(wei) ，經曆了文革，高層政治圈子與(yu) 思想界一樣處在震驚、迷茫狀態，不知道幹什麽(me) ，不能不依靠學界，盡管學界其實先天不足。

於(yu) 是，八十年代思想對當時的政治實踐過程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由此形成貫穿三十多年的改革話語、改革方案。這個(ge) 方案的核心是現代化，而現代化就是西化，引入西方的觀念，在中國建立西方已成型的經濟、政治製度。

我們(men) 先不管此現實政治後來怎麽(me) 演變，今天回頭看，可見一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改革至少從(cong) 1978年已經開始，至今差不多快40年。改革當初確立的一個(ge) 重要目標是走出文革，人們(men) 相信，改革可以讓中國變好，可以避免文革再次出現。

然而，今天我們(men) 可以看到，高聲疾呼改革的人士，主要是觀念上的改革派，及其在思想界的代言人，似乎有特別強烈的文革焦慮症。他們(men) 總在焦慮地說：改革倒退了，文革又回來了。

這就有點意思了。八十年代思想及其促成的改革的政治，經過40年，仍未能夠解決(jue) 其當初設定的目標。這也就是說，改革話語與(yu) 改革政治，從(cong) 根本上說已經失靈了。你設定了一個(ge) 目標，說通過改革可以徹底告別文革，曆史給了三四十年，但你自己現在宣告自己失敗了，這就說明，你沒有能力實現自己的目標。

這是值得我們(men) 討論的問題：為(wei) 什麽(me) 八十年代思想及其政治沒有能力實現自己設定的目標？八十年代的思想從(cong) 文革走出，一直以告別文革、徹底否定文革作為(wei) 自己的基本目標，但始終未能達成這一點，這恰恰構成了我們(men) 反思八十年代的起點。

八十年代思想之失靈

根本的問題在於(yu) ，八十年代思想範式、內(nei) 在結構與(yu) 中國社會(hui) 現實之間存在嚴(yan) 重脫節，簡言之，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困境在於(yu) ：思想與(yu) 事實脫節，精英與(yu) 大眾(zhong) 脫節。

事實上，中國，不管是在二十世紀，還是二十世紀最後的二十多年以迄於(yu) 今天，中國有自己的內(nei) 在演進邏輯，而八十年代思想範式沒有注意到這個(ge) 邏輯，甚至與(yu) 之脫節。

其實，文革結束以來，也就是從(cong) 八十年代思想起步的同時，中國社會(hui) 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八十年代的思想者，有人隱約注意到了這一變化，但大部分人沒有注意到，那就是中國文明之複興(xing)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一點已經非常明顯了，事實上，當時也很明顯，最直觀的表現是在鄉(xiang) 村社會(hui) ，宗族慢慢開始恢複了，農(nong) 民悄悄恢複了祠堂。當時正在讀書(shu) 的我，現在還記得報紙上總有文章批判農(nong) 民重建祠堂，宗族恢複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文革結束後，知識青年們(men) 在反思，農(nong) 民卻用行動走出文革，走向文化重建，普通民眾(zhong) 的生活方式回向傳(chuan) 統。

不幸的是，八十年代思想人物對此很少注意，事實上，基於(yu) 啟蒙觀念，民眾(zhong) 的這種努力大體(ti) 上成為(wei) 批判的對象。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在反思傳(chuan) 統文化，因為(wei) 反思文革而批判傳(chuan) 統文化，他們(men) 將其作為(wei) 傳(chuan) 統批判，他們(men) 總是講曆史。實際上，傳(chuan) 統就在現實，並且日益明顯、深厚。由此可見，八十年代思想與(yu) 現實的脫節是多麽(me) 嚴(yan) 重。

中國的第二個(ge) 變化是大家都注意到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幹春鬆教授上午講到，現代新儒學討論的重要議題是，儒家思想能不能有助於(yu) 現代資本主義(yi) 在中國之發展。當時杜先生帶著這個(ge) 問題進入中國，可以想見，八十年代中國主流學者對此視而不見，少數人注意到了，但將信將疑，甚至起而反駁。查閱文獻，相信儒家不支持市場經濟的論文，似乎占多數。然而，就在學者們(men) 批判中國文化之時，中國經濟經曆了長達30多年的高速增長，在全世界的表現最好。而我曾經注意到，中國經濟增長最好的地區，恰恰是中國文化保存相對完好的地區，兩(liang) 者之間存在正相關(guan) 。

不能不說，這樣的增長完全出乎八十年代思想之預料。在八十年代思想範式中的主流經濟學，也即從(cong) 西方引入之所謂現代經濟學，一直斷言中國經濟製度存在致命缺陷，馬上要崩潰了；即便現在增長，也不能持久。但他們(men) 的預言一次又一次地失靈。於(yu) 是，我們(men) 看到，深受八十年代思想影響之主流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的卓越表現，始終不能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中國經濟成長起來了，而中國的經濟學依舊停留在幼稚狀態。這是一個(ge) 很有意思的現象。原因在於(yu) ，在八十年代思想範式中的主流經濟學，存在觀察的盲點，他沒有注意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文明基礎。因為(wei) 他根本不相信，這兩(liang) 者之間有正相關(guan) 關(guan) 係。但中國就是增長了，八十年代思想之經濟學部分則失敗了。

思想漂浮在曆史之外，本來以為(wei) 自己是救世主，其實自己連觀察者都算不上，這就是八十年代思想之困境所在。這樣的思想，當然也不可能對今日中國重新安頓自己指引方向。

由於(yu) 以上所說中國之曆史性變化，整個(ge) 世界格局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北航高研院2012年召開思想年會(hui) ，我確定會(hui) 議的主題是“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中國不僅(jin) 僅(jin) 自身大變，整個(ge) 世界格局隨之巨變，這一事實促使我們(men) 不能不反思八十年代思想範式。八十年代思想範式之起點正在於(yu) 當時的世界格局，中國當時在世界上隻有很卑微的位置，但過去幾十年中，中國的位置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身在這樣的為(wei) 位置，八十年代思想必然失焦，看不清楚中國，也看不清楚世界。這是今日中國麵臨(lin) 之最大麻煩。

在八十年代思想中，思考的焦點是落後的中國如何趕上來，如何變得跟人家一樣。但今天，現實給我們(men) 敞開的不再是中國怎麽(me) 趕上來的問題，而是已經趕上來的中國怎麽(me) 盡責任的問題。可能很多中國人都不接受這個(ge) 問題，恰恰因為(wei) 他們(men) 仍然把自己禁錮在八十年代思想範式中，不願意麵對這個(ge) 現實，不願意回答世界提給中國的大問題。而中國以外的人們(men) ，比如美國人則不斷要求中國人盡責任，或者以更大的力量約束日益強大的中國。中國思想界卻不接這個(ge) 茬，此即現實和思想之間的脫節。

說到這兒(er) ，我順便評論一下最近不幸去世的吳建民大使的觀點，起碼是很多人借他之不幸、以強調的悲憤情緒表達出來的觀點，而這些人士正是八十年代思想之典型代表。這個(ge) 思想群落經常憂心“民族主義(yi) ”，視之為(wei) 中國之大惡，最危險的敵人就是民族主義(yi) 。不能不說，這樣的話語或許太簡單了，完全沒有意識到過去四十年中國處境的變化、世界格局的變化，以及由此所催生的中國人責任的變化。

總之，中國社會(hui) 在過去三四十年間發生了巨大變化，坦率地說，由於(yu) 思想與(yu) 現實的脫節，八十年代思想沒有指引這些變革，中國社會(hui) 的變革事實上是在八十年代思想之外發生的；中國社會(hui) 在過去幾十年所走的路實際上出乎八十年代思想之意料。所以，它不能有效地解釋，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到了現在這個(ge) 狀態，當然也不能給我們(men) 的未來指出方向。

超越八十年代，回歸道統

既然如此，我們(men) 必須超越八十年代。嚴(yan) 格一點說，八十年代思想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因而缺乏思想的創見，隻是在震驚之餘(yu) 有一些浮泛的情緒，以雜湊的理論，予以文學式的表達。它本身脫節於(yu) 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變革之現實，又遮蔽今日中國之真問題。可以說，今日中國最大的危險正在於(yu) 思想之無力。經過百年奮鬥，中國略有小成，中國文明再度站立起來，而八十年代思想卻仍然跪著，沒有自由精神，無法獨立思想。

所謂超越八十年代，其要旨就是，在經曆了二十世紀的大變動，尤其是在過去四十年的大變化之後的今天，我們(men) 必須有清醒而準確的自我認識，認清我們(men) 處在什麽(me) 樣的狀態，我們(men) 是什麽(me) 樣的人，我們(men) 要幹什麽(me) ，我們(men) 對世界應承擔什麽(me) 樣的責任。這些是我們(men) 在今天不得不麵對的大問題，而如果不超越八十年代，我們(men) 就無力回應這個(ge) 問題，甚至根本認識不到這個(ge) 問題。《周易》隨卦《彖辭》：“隨時之義(yi) 大矣哉！”既然已經過去四十年，“時”已大變，思想也就不能不變。

那麽(me) ，我們(men) 依憑什麽(me) 來超越？新的思想範式通往何處？對此，我不能展開論述，隻能簡要指出，我們(men) 應當回歸道統，重歸儒家。

八十年代思想塑造這三四十年得的思想，甲午戰爭(zheng) 以來120年的思想，若將置於(yu) 中國曆史之長期進程中看，恐怕隻能說其在非常狀態，不是常態。中國思想者麵對西方猛烈衝(chong) 擊後，不能不做一些應激性回應。八十年代同樣具有如此品質，八十年代思想可謂整個(ge) 120年思想的縮影。應激，應急，因而不是常態，它偏離了常道，也即，偏離道統，偏離儒家。所以，我們(men) 看到，二十世紀思想之基本主題就是批判儒家，放棄儒家，無視儒家。新文化運動如此，文革如此，八十年代思想同樣如此。

但今天，當我們(men) 認真地思考秩序底定時，恐怕還是要回歸常道，那就是歸向道統，回歸儒家，就思想而言，則是接續中國思想傳(chuan) 統，實現其新生轉進。此即超越八十年代思想範式的正道。事實上，我注意到，過去十幾年來，有越來越多主導八十年代、成長於(yu) 八十年代的思想人物，歸向了儒家。超越八十年代其實早已開始。我們(men) 隻是希望通過這次討論，讓更多的人對此有所自覺。

補充說明一點：提出“超越八十年代”，其實不僅(jin) 超越八十年代，就像楊平先生所講：通過超越八十年代，也超越文革。在今日中國思想觀念領域中可以看到所謂文革和改革之對立，而且似乎日益尖銳，勢不兩(liang) 立。這種對立不僅(jin) 撕裂了今日中國思想界，也撕裂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hui) 。而在中國底定秩序之際，這是巨大的危險所在。

那麽(me) ，如何化解這一對立？單在改革話語中是不可能化解兩(liang) 者之對立的，改革必定引發文革之反彈，反之亦然。惟有超越八十年代，才能化解改革和文革之間勢如水火的對立格局。事實上，這樣的對立格局貫穿整個(ge) 現代中國曆史，悲劇在於(yu) 思想之意識形態化，所謂改革、文革之爭(zheng) ，其實就是兩(liang) 種現代意識形態之爭(zheng) 。終結兩(liang) 者之對立，惟有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八十年代的深層含義(yi) 就是，超越意識形態化的思維方式，回歸中國文明，展開思考；從(cong) 知識上說，超越二十世紀的子學時代，重歸經學時代，由此回到常道。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