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的“學校”觀

作者：胡發貴（江蘇省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廿三日戊辰

          耶穌2018年8月4日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黃宗羲，關(guan) 注教育，尤其重視學校建設，認為(wei) “學校之盛衰，關(guan) 係天下之盛衰”，在其代表作《明夷待訪錄》中，就專(zhuan) 列“學校”一節深加討論。他對以科舉(ju) 為(wei) 軸心的學校教育非常不滿，痛斥之為(wei) 名利爭(zheng) 奪場，“而其所謂學校者，科舉(ju) 囂爭(zheng) ，富貴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黃宗羲所理想的學校，是超越功名利祿的文化傳(chuan) 承與(yu) 光大之地，是養(yang) 士之所，又是涵育與(yu) 推動思想解放與(yu) 創新的精神家園。

其一，學校為(wei) 思想解放的創新之地。在黃宗羲看來，學校不僅(jin) 是傳(chuan) 播知識的場所，更是體(ti) 現思想解放的創新家園。他說：“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wei) 非是，而公其非是於(yu) 學校。是故養(yang) 士為(wei) 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jin) 為(wei) 養(yang) 士而設也。”這裏黃宗羲斷然否認皇權與(yu) 真理的等價(jia) 性，強調是非不是任何專(zhuan) 斷的意誌所能獨裁，必經理性辨析而後定。其間就隱含了黃宗羲對學校的不迷信、不盲從(cong) 而唯在求真求是的創新寄意。黃宗羲曾痛斥科舉(ju) 禍國殃民，而其最大的危害則是“取士而錮士”，扼殺教育的啟蒙與(yu) 創新追求，使“經、訓”儼(yan) 然雷池，士人不敢越之半步，“世之庸妄者，遂執其成說，以裁量古今之學術，有一語不與(yu) 之相合者，愕眙而視曰：此離經也，此背訓也”（《惲仲升文集序》，見《黃宗羲全集》）。黃宗羲痛斥科舉(ju) 強化了這種盲從(cong) 迷信的學術風氣，使“傳(chuan) 注再變而為(wei) 時文，數百年億(yi) 萬(wan) 人之心思耳目，俱用於(yu) 揣摩抄襲之中”，士林失去了思想的活力和探索的勇氣，淪為(wei) “黃茅白葦之歸”，從(cong) 而形成嚴(yan) 重的“封己守殘”。有鑒於(yu) 此，黃宗羲大聲疾呼要衝(chong) 破迷信，“蓋道非一家之私。聖賢之血路，散殊於(yu) 百家，求之愈艱，則得之愈真。雖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謂無與(yu) 於(yu) 道者也”（《黃梨洲文集》）；要學貴獨創，學貴自得：“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wei) 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ye) 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yu) 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hui) ，所謂一本而萬(wan) 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明儒學案·凡例》）黃宗羲反對“以水濟水”，正是倡導以他平他的異質共存，他希望學校是實踐、捍衛這一精神的場所；換句話說，他期待學校教育徹底擯棄科舉(ju) 的“錮士”之弊和“空華臭腐”的精神沉淪，而涵育獨抒己見的勇氣與(yu) 衝(chong) 破成見的創新活力。黃宗羲強調不以天子是非為(wei) 是非，欲以“學校”來取代“天子”，使其成為(wei) 是非對錯的澄清、證成之所，其蘊含的深意正在於(yu) 此。

其二，學校職在“養(yang) 士”，此為(wei) 國泰民安的根本。黃宗羲曾開宗明義(yi) 地說過：“學校，所以養(yang) 士也。”不過，這裏的“養(yang) 士”，絕非僅(jin) 僅(jin) 是培養(yang) 、造就一般的人才，或者是科場得意，進而能博取功名利祿的人，其寄意所在是為(wei) 國家培養(yang) 和準備安邦與(yu) 治天下的精英與(yu) 棟梁。具體(ti) 說來是像東(dong) 漢太學生那樣，“東(dong) 漢太學三萬(wan) 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是如宋代“伏闕捶鼓”的太學生那樣，“宋諸生伏闕捶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為(wei) 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為(wei) 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於(yu) 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可能正是在此安君保國的意義(yi) 上，黃宗羲又強調學校有著使天下達於(yu) 大治的重要功能，用他的話說即學校為(wei) “治天下之具”：“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jin) 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yu) 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非謂班朝，布令，養(yang) 老，恤孤，訊馘，大師旅則會(hui) 將士，大獄訟則期吏民，大祭祀則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

其三，學校承擔著陶冶社會(hui) 風氣的重任。黃宗羲認為(wei) ，學校固有“養(yang) 士”之功能和職責，但“學校不僅(jin) 為(wei) 養(yang) 士而設也”。在黃宗羲的教育設想中，學校還有改善社會(hui) 風氣和推進文明進程的義(yi) 務，即“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shu) 寬大之氣”。黃宗羲認為(wei) ，如果沒有學校，人民將有陷於(yu) 野蠻之虞：“學校之法廢，民蚩蚩而失教。”黃宗羲認為(wei) 改變風俗主要有兩(liang) 種途徑，一為(wei) 厲禁，一為(wei) 教育。就效果和功效來看，前者為(wei) 末，後者為(wei) 本。黃宗羲說：“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於(yu) 禮，投巫驅佛，吾所謂學校之教明而後可也。治之以末，倡優(you) 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在黃宗羲看來，光有禁是難以變民風，改民俗的，“庶民未必通諳其喪(sang) 服之製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宮室之製”；隻有依靠教育才能從(cong) 根本上移風易俗，即“學校之教明而後可”。黃宗羲主張，一地教育的主管者，對一地的風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故入其境，有違禮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懸無益之物，土留未掩之喪(sang) ，優(you) 歌在耳，鄙語滿街，則學官之職不修也”。黃宗羲還建議在世風民俗的建設上，以朱子《家禮》為(wei) 藍本和指導，“民間吉凶，一依朱子《家禮》行事。庶民未必通諳，其喪(sang) 服之製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宮室之製，在市肆工藝者，學官定而付之；離城聚落，蒙師相其禮以革習(xi) 俗”。值得注意的是，黃宗羲提出學校教育不僅(jin) 有“革習(xi) 俗”的文明進步的意義(yi) ，也是富民的關(guan) 鍵措施之一，“治天下者既輕其賦斂矣，而民間之習(xi) 俗未去，蠱惑不除，奢華不革，則民仍不可使富也”。這裏黃宗羲實際上已觸及啟民智與(yu) 富民的關(guan) 係，其本質是肯定了文化建設對經濟發展的推動意義(yi) 。

其四，學校負有文明傳(chuan) 承與(yu) 文化建設的使命。黃宗羲認為(wei) ，學校的管理者和領導者，不僅(jin) 是教育者，還應是一地文物古跡的保護者和光大者，“凡一邑之名跡及先賢陵墓祠宇，其修飾表章，皆學官之事。淫祠通行拆毀，但留土穀，設主祀之”。為(wei) 保持先賢祠的神聖性及感化與(yu) 引導作用，他主張嚴(yan) 格入祠的條件，“凡鄉(xiang) 賢名宦祠，毋得以勢位及子弟為(wei) 進退。功業(ye) 氣節則考之國史，文草則稽之傳(chuan) 世，理學則定之言行。此外鄉(xiang) 曲之小譽，時文之聲名，講章之經學，依附之事功，已經入祠者皆罷之”。而學校的文化建設使命，則體(ti) 現在黃宗羲所建議的圖書(shu) 搜集和整理上，“凡郡邑書(shu) 籍，不論行世藏家，博搜重購。每書(shu) 鈔印三冊(ce) ，一冊(ce) 上秘府，一冊(ce) 送太學，一冊(ce) 存本學。時人文集，古文非有師法，語錄非有心得，奏議無裨實用，序事無補史學者，不許傳(chuan) 刻。其時文、小說、詞曲、應酬代筆，已刻者皆追板燒之。士子選場屋之文及私試義(yi) 策，蠱惑坊市者，弟子員黜革，見任官落職，致仕官奪告身”。有些論者對文中的“追板燒之”等文字頗為(wei) 敏感，以為(wei) 黃宗羲的這種文化政策有“文化專(zhuan) 製”之嫌，其實黃宗羲是最反對思想專(zhuan) 製的，他一直所宣揚的就是不以天下之是非為(wei) 是非，而應該讓天下人來討論是非。黃宗羲上述言論中對“小說、詞曲”之類文字的看法雖然不夠寬容，但其要意是希冀清除科舉(ju) 所帶來的惡劣文風和習(xi) 氣，上述引文中的“場屋之文及私試義(yi) 策”以及“時文”等，都說明了這一點。更應該注意的是黃宗羲對天下圖書(shu) “博搜重購”背後的良苦用心，每種書(shu) “三鈔、三藏”的拳拳深意，正是出於(yu) 擔心中華典籍的失落，是以保存和整理中華國故的形式，保護中華文明，使之賡續相傳(chuan) ，生生不息，從(cong) 而為(wei) 建設和發展中華文明，奠立一個(ge) 堅實的文獻基礎。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