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周秦之變”：廖平、今文經學與(yu) 近代革命

作者：傅正（清華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所）

來源：本文節選自《古今之變——蜀學今文學與(yu) 近代革命》（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即出）導言。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十一日癸醜(chou)

          耶穌2018年7月23日

廖平遺像，民國十五年秋攝，時年七十五歲，載1933年《學衡》雜誌第79期。

一

1932年6月5日，廖平在家鄉(xiang) 四川井研辭世。三百年來，四川學界積貧積弱，廖平的離世對蜀學的打擊可想而知。對此，入室弟子蒙文通更會(hui) 感到重任在肩。在此後的一二年間，蒙氏連續撰寫(xie) 《井研廖師與(yu) 近代今文學》《廖季平先生與(yu) 清代漢學》《井研廖師與(yu) 漢代今古文學》三篇文章，先論近代今文學，次論清代漢學，最後上升到漢代今古文學，逐級確立了廖平在經學史上的地位。

為(wei) 首的《井研廖師與(yu) 近代今文學》一文，劈頭就重申了蒙文通早年在《古史甄微》“序言”中的觀點：“漢代之今文學惟一，今世之今文學有二。”在他看來，莊存與(yu) 、劉逢祿、宋翔鳳等一幹常州學者，雖名為(wei) “今文學家”，實未審經今文學之真諦。

然於(yu) 今古兩(liang) 派立說異同，其中心所在，實未之知，徒以立學官與(yu) 否為(wei) 斷，是則知表而仍不知其裏。……論事而不知其本，則為(wei) 已得門徑而未臻堂室，劉、宋不足以言成熟之今文學。（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師與(yu) 近代今文學》，蒙默編：《經學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4頁）

劉、宋二人尚且不足以言成熟之今文學，況夫龔自珍、魏源輩乎？“故龔、魏之學別為(wei) 一派，別為(wei) 偽(wei) 今文學，去道已遠。激其流者，皆依傍自附者之所為(wei) ，固無齒於(yu) 今古文之事。”（同前，95頁）

直到廖平撰寫(xie) 《今古學考》，以《王製》《周官》平分今、古二學，明乎辨別今、古文經的標準不在學官，而在禮製，困擾學界的千古難題遂迎刃而解。“推闡至是，然後今古立說異同之所在乃以大明。以言兩(liang) 漢家學，若振裘之挈領，劃若江河，皎若日星。”（同前，95頁）此功此績，三百年來惟一人耳！該書(shu) 大可與(yu) 顧炎武《音學五書(shu) 》、閻若璩《古文尚書(shu) 疏證》鼎足而立，並列清代經學的三大發明，“於(yu) 是廖氏之學，自為(wei) 一宗，立異前哲，岸然以獨樹而自雄也”（蒙文通：《議蜀學》，《經學抉原》，48頁）。

談論至此，人們(men) 想必起疑，蒙文通會(hui) 不會(hui) 把乃師說得過於(yu) 高大？他這番對廖氏的諛辭有幾分可信度呢？

然而容易為(wei) 人忽略，正是這三篇頌揚廖平功績的論文，竟隱藏了蒙氏的委婉批評：

夫今古學，兩(liang) 漢之事也，不明今古則不足以知兩(liang) 漢之學，然而兩(liang) 漢之事固不足持之以語先秦。推兩(liang) 漢學之本，更溯源於(yu) 先秦則可，墨守漢人之學以囿先秦則不可。廖師以淵微卓絕之識，博厚深宏之學，既已辨析兩(liang) 漢之學也，而上溯其源若猶未合，此固廖師之欲罷不能者。（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師與(yu) 近代今文學》，《經學抉原》，108頁）

蒙文通著：《經學抉原》

廖平《今古學考》訂古、今二學分別為(wei) 孔子早、晚年之學。孔子早年遊曆燕趙，燕趙之學遂為(wei) 古學，晚年退而居魯，魯學遂為(wei) 今學，齊地處晉、魯之間，齊學遂雜糅今、古。蒙文通早年的《古史甄微》就發揚師說：把魯學上溯至伏羲東(dong) 方海岱文明，善思辨，主哲學；把晉學上溯至黃帝北方河洛文明，善謀略，主史學；又別立炎帝南方江漢文明，善襖祥，主宗教。蒙氏乃因此說成名於(yu) 學林。吊詭的是，當1933年《古史甄微》單行本出版時，蒙氏竟已揚棄了它的基本思路。

他在上述引文中稱，“不明今古則不足以知兩(liang) 漢之學，然而兩(liang) 漢之事固不足持之以語先秦”。明白指出，廖平把今古文問題一推至先秦是錯誤的；自己早年把今古文學上溯到伏羲、黃帝，更是錯誤的。此時的蒙文通已經意識到，從(cong) 兩(liang) 漢到先秦，隔著一個(ge) “周秦之變”，“周秦之變”才是他真正應該思考的問題。

稍有常識的人都不難察覺，當蒙文通說出這些話的時候，中國處在什麽(me) 樣的曆史境況之中。1933年初，日寇大舉(ju) 進犯長城，3月4日，熱河省主席湯玉麟不戰而逃，十天之內(nei) ，承德淪陷，華北形勢危如累卵！就在熱河省陷落之際，蒙氏正好路過蘇州拜訪章太炎，二人“昕夕論對，將十餘(yu) 日，每至廢寢忘食，幾於(yu) 無所不言，亦言無不罄”。據陶元甘回憶：

一九三三年時，大師（指歐陽竟無）看見日本步步進逼，忿慨萬(wan) 端，又想不出有效的辦法，就派蒙老師去問章太炎先生有無良謀？手無一兵一卒的太炎先生也隻能感慨萬(wan) 端！三位學人雖無辦法，但沸騰的熱血究不同於(yu) 賣國求榮者的涼血！（蒙老師有一段筆記，言及此事，給我看過）。（陶元甘：《蒙文通老師的美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鹽亭縣委員會(hui) 編：《鹽亭縣文史資料選輯》第10輯，1993年2月，61-62頁）

除了政治以外，經學當然是二人討論的重點。蒙氏請教太炎先生：“六經之道同源，何以末流複有今、古之懸別？”太炎的反應是：“默然久之，乃曰：今、古皆漢代之學，吾輩所應究者，則先秦之學也。”所謂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在蒙氏看來，章氏之論不啻於(yu) 暗示他：兩(liang) 漢歸兩(liang) 漢，先秦歸先秦，明乎周秦之變，方可言漢學之由來。

“南夷與(yu) 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近代列強入寇，民族存亡懸於(yu) 一線，能不是又一次周秦之變？於(yu) 是上古舊史便與(yu) 近代國變緊密相連，須臾不離。沒有周秦之變，就不會(hui) 有“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儒家；沒有近代民族危機和共和肇興(xing) ，儒家君臣父子之倫(lun) 就仍然還是中國的官方教義(yi) 。身處第二次曆史巨變中的蒙文通會(hui) 如何思考兩(liang) 次巨變之間的內(nei) 在關(guan) 聯？

可以肯定，蒙氏對廖平的評說，不隻要吹捧其師，更要從(cong) 廖平“以禮製分今古”處把握中國曆史古今之變的內(nei) 部機理。用他的話說，廖氏學術的關(guan) 軸就在於(yu) “曆史之三代”與(yu) “理想之三代”的分離。

蒙文通，1935年攝於(yu) 北大。

二

1919年，對德意誌民族而言，同樣是危急存亡之秋。馬克斯·韋伯在慕尼黑大學的陰鬱氛圍中，發表了題為(wei) “以學術為(wei) 業(ye) ”的著名演講。韋伯提醒德國青年，不要被新浪漫主義(yi) 的種種迷狂所惑，不要以為(wei) 自己掌握了諸如自由民主或共產(chan) 主義(yi) 之類的終極真理就可以改變整個(ge) 世界，“現代科學不涉及終極關(guan) 懷”。他說道：

人們(men) 試圖利用嚴(yan) 密的自然科學，因為(wei) 這些學問可以用物理的方法來把握上帝的作品，以此找出一些線索去了解上帝對於(yu) 這個(ge) 世界的意圖。今天的情況又如何呢？除了那些老稚童（在自然科學界當然也可以找到這類人物），今天還有誰會(hui) 相信，天文學、生物學、物理學或化學，能教給我們(men) 一些有關(guan) 世界意義(yi) 的知識呢？即便有這樣的意義(yi) ，我們(men) 如何才能找到這種意義(yi) 的線索？姑不論其他，自然科學家總是傾(qing) 向於(yu) 從(cong) 根底上窒息這樣的信念，即相信存在著世界的“意義(yi) ”這種東(dong) 西。自然科學是非宗教的，現在誰也不會(hui) 從(cong) 內(nei) 心深處對此表示懷疑，無論他是否樂(le) 意承認這一點。（[德]馬克斯·韋伯：《以學術為(wei) 業(ye) 》，《學術與(yu) 政治：韋伯的兩(liang) 篇演說》，馮(feng) 克利譯，三聯書(shu) 店，1998年，33頁）

韋伯直言不諱：古代人和中世紀人都會(hui) 把真、善、美視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求真的同時就是求善、求美；然而到了近代，理性與(yu) 信仰卻不可避免地分道揚鑣了。真的東(dong) 西未必善，更不見得美，它可能醜(chou) 陋肮髒、無恥下流。現代科學理性不會(hui) 再像中世紀那樣，為(wei) 了證明上帝的偉(wei) 大而存在，它會(hui) 反過來為(wei) 信仰“祛魅”，使世界走向合理化。此即韋伯所說的，“自然科學家總是傾(qing) 向於(yu) 從(cong) 根底上窒息這樣的信念，即相信存在著世界的‘意義(yi) ’這種東(dong) 西”。

大抵對現代性問題有所研究的學者，都不敢無視海德格爾的重要判斷：現代科學的實質是以種種對意識或經驗確定性的追求，遮蔽了對存在本身的追問。誠如劉小楓的近著《海德格爾與(yu) 中國》所論，海氏對存在與(yu) 自然的理解遠不能說是古人的，它倒毋寧體(ti) 現了日耳曼文化傳(chuan) 統中的“曆史處境”或曰“勢”。不過我們(men) 同樣無法否認，海德格爾所說的“種種對意識或經驗確定性的追求”，一語道破了現代科學主義(yi) 和曆史主義(yi) 思維的實質。

古希臘人、古羅馬人往往會(hui) 認為(wei) ，確實存在著某種自然的秩序或曰“天道”。人間政治就是對自然秩序的模仿，越接近自然秩序的政治統治，就越是好的統治。自然始終都是人的技藝追求的目的，都是人必須投身其中的真實存在。然而近代主體(ti) 主義(yi) 卻把自然變成了人意識的對象和供人技藝操作的質料。那麽(me) 對後者而言，還會(hui) 有什麽(me) 秩序和德性是永恒的呢？

這種變化起於(yu) 何時？我們(men) 不難在西方曆史中確定它的位置：中世紀晚期的唯名論哲學和宗教改革。它們(men) 打擊了經院哲學中的亞(ya) 裏士多德主義(yi) ，把實體(ti) 徹底排除出了人類知識的範疇，使永恒存在從(cong) 此不再是人類知識的對象，而隻是單純信仰的對象。這種信仰不再需要教會(hui) 或其它公共機構的中介，它完全從(cong) 屬於(yu) 私人空間。

西方曆史固如是乎，中國呢？中國會(hui) 不會(hui) 也經曆了類似於(yu) 韋伯所說的“整全性思想的淪喪(sang) ”“理性與(yu) 信仰的分離”，會(hui) 不會(hui) 也經曆了類似於(yu) 海德格爾和列奧·施特勞斯所說的“自然與(yu) 技藝的倒置”？

大凡我國的傳(chuan) 統學者都會(hui) 肯定，周公與(yu) 孔子的區別在於(yu) ，前者“有德有位”，後者“有德無位”。周秦之變的根本即在於(yu) 從(cong) “德位一致”淪落至“德位分離”。是故三代以上聖人之道行於(yu) 天地，百姓日用而不知；三代以下聖人之道隱沒不彰，學者遂著書(shu) 立說，載之文字，傳(chuan) 於(yu) 後世。

《廖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然而，廖平變周孔“德位之別”為(wei) “製度之別”。古學傳(chuan) “三代舊製”，今學傳(chuan) “孔子新製”，前者不過一朝一代的盛世，後者才是萬(wan) 事太平之道。對乾嘉學者而言，三代之治無疑能夠垂範於(yu) 後世，把上古典章考據得越清楚，就越能為(wei) 後人樹法立規。廖平的所作所為(wei) 則不啻於(yu) 像後來韋伯那樣告訴世人，不要以為(wei) 研究古史就能立法後世，“古史研究不涉及終極關(guan) 懷”。美輪美奐的三代之治隻存在於(yu) 儒家理想，遠不是過去的真實。過去的真實很可能爾虞我詐、鮮血淋漓。

由是，“曆史之三代”與(yu) “理想之三代”分裂了。換句話說，經與(yu) 史、“尊德性”與(yu) “道問學”分裂了。

孔子曾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焉。”古代中國人固然不會(hui) 像古希臘哲人那樣繞過曆史現象，直接求諸理念、實體(ti) ，但這並不代表古代中國人沒有古希臘哲人那種對世界整體(ti) 性的思考。此誠如劉家和先生所言，古希臘人善於(yu) 越過變動的現象追求永恒的存在，中國古人則習(xi) 慣於(yu) 在變動的現象之中發現永恒的存在（大意）。整全性思想在中國處，便體(ti) 現為(wei) 六經的整體(ti) 性，體(ti) 現為(wei) 有某種一以貫之的聖人之道連接起上古三代的曆史事跡。

乾嘉學者治經仍以此六經的整體(ti) 性為(wei) 基本準則，仍憑“以經證經”為(wei) 不二法門。這使得他們(men) 總試圖於(yu) 彌縫《周禮》與(yu) 《王製》之間的製度差異。自從(cong) 廖平撰寫(xie) 《今古學考》開始，學者索性徹底割裂了二者。晚清今文學家批判鄭玄混注今、古文經，但其結果並沒有真正回到西漢十四博士“專(zhuan) 守一經一傳(chuan) ”的狀態中去。他們(men) 隻是拆掉了六經的整體(ti) 性，把它們(men) 還原為(wei) “五部不相幹的書(shu) （《樂(le) 》本無經）”（錢玄同語）。疑古派如此，釋古派亦複如是。所謂“二重證據法”使得地下古物、域外人類學觀念與(yu) 上古文獻互證的效力，大大高於(yu) 六經文獻之間互證的效力，這本身就是拆解六經整體(ti) 性，就是現代曆史主義(yi) 在中國的表現方式。

念及於(yu) 此，我們(men) 還會(hui) 笑話蒙文通過分拔高了廖平嗎？不妨聽聽曆史學家呂思勉先生的判詞：

康氏昌言孔子改製讬古；廖氏發明今古文之別，在於(yu) 其所說之製度；此則為(wei) 經學上之兩(liang) 大發明。有康氏之說，而後古勝於(yu) 今之觀念全破，考究古事，乃一無障礙。有廖氏之說，而後今古文之分野，得以判然分明。（呂思勉：《呂思勉讀史劄記》（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663-664頁）

三

《古今之變：蜀學今文學與(yu) 近代革命》，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即出。

《古今之變——蜀學今文學與(yu) 近代革命》的正標題，正意在於(yu) 思考上述近代中國學人心智的巨大變革。其中上篇“晚清蜀學與(yu) 經今文學的另一譜係”，就試圖通過廖平的《今古學考》揭示這種思想變革，這當然是仍想“複三代之舊”的常州學派未嚐夢見的。

思想革命的另一麵是政治革命。曆史的巧合往往令人回味無窮，廖平能在《皇清經解》無一部蜀人著作的情況下發動經學革命，似乎暗示了後人四川人能在風氣遠不如東(dong) 南沿海開化的情況下，走在辛亥鼎革的前列。中篇“中等社會(hui) 的革命”就意在揭示這場革命的實相，及其與(yu) 蜀學認同的關(guan) 聯。二十世紀的大半部分時間裏，中國都是在不斷革命的過程中度過的。從(cong) 階段論的角度看，後一場革命當然接續了前一場革命。但我們(men) 不妨換一個(ge) 視角，從(cong) 類型論的角度品評一番，新民主主義(yi) 革命與(yu) 辛亥革命這樣的舊民主主義(yi) 革命屬於(yu) 同一類型嗎？清政府因保路運動引發的革命浪潮而垮台，然而四川人的“鐵路夢”卻直到1952年成渝鐵路全線貫通，才得以實現。相信這一基本事實已經給出了答案。

值得一提，保路運動可能是四川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yi) 上的全民動員，廖平當然不能置身事外。他不惟積極鼓吹“破約保路”，更在光複之初成為(wei) 了四川軍(jun) 政府的樞密院院長。政治立場的不同為(wei) 廖平的今文學塗抹上了一層與(yu) 康有為(wei) 十分不同的底色。還在鼎革之初的1913年，廖平就馳書(shu) 康有為(wei) ，規勸其正視革命現實，早日棄暗投明回到人民的懷抱：

西人革命，自圖生存，為(wei) 世界進化必經之階級。吾國數千年前湯武革命，何嚐不如此。（廖平：《再與(yu) 康長素書(shu) 》，《廖平全集》第11冊(ce) ，836-837頁）

這番話不禁令人想起了一個(ge) 有趣的現象：按理說左派應該激進地拒斥現狀，右派應該保守地維護現狀，但在當下的中國思想界，情況卻反轉了過來。左翼不過在痛斥傳(chuan) 統糟粕沉渣泛起，攪亂(luan) 了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右翼卻激進到連革命這一現代中國的合法性根基都不要了。我們(men) 的“保守主義(yi) 者”一麵鼓吹哈耶克，一麵宣揚“告別革命”，這不像極了葉利欽一麵搞“休克療法”，一麵為(wei) 沙皇平反？

甚或有某些“政治儒家”將拒斥革命、謀求複辟的康有為(wei) 引為(wei) 保守主義(yi) 的同道，殊不覺康氏一貫主張歐美、日本近於(yu) 孔子的大同之道，當為(wei) 華夏，中國反而近於(yu) 夷狄。後來投靠汪偽(wei) 政權的公羊學家陳柱，不就是這一學說的信奉者嗎？

造成上述吊詭現象的根源，端在於(yu) 革命業(ye) 已造成了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斷裂。這種斷裂不是事實的斷裂，而是法理的斷裂。我們(men) 誠然可以舉(ju) 出一大堆史實，證明革命後與(yu) 革命前仍存在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但誰都無法否認，革命的法理對象就是傳(chuan) 統，革命之所以正當，乃是預設了傳(chuan) 統不能自發地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一個(ge) 理想的民族國家自然既需要傳(chuan) 統，也需要現代。當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不得不相互對立、互相否定時，百年共和之路就遺留下了難以愈合的精神創傷(shang) 。

還是廖平，他不惟首先劃出了中國人的傷(shang) 口，更很快開出了醫治傷(shang) 口的藥方。廖平指出，近代革命不隻是西方人的舶來品，它更是中國人的傳(chuan) 統精神，革命不是告別傳(chuan) 統，而是回歸傳(chuan) 統。時過境遷三十幾載，蒙文通在“抗戰建國”的曆史背景下，將恩師的學說發展成了係統的“素王革命論”，徹底跟康有為(wei) 、陳柱的“素王改製論”劃清了界線。

《古今之變》下篇“‘諸子合流’與(yu) ‘素王改製’”，就是對這一理論的係統評述。不同於(yu) 廖平“千溪百壑皆欲納之孔氏”，在蒙文通那裏，從(cong) 孔子到漢儒，隔著一個(ge) 周秦之變。“湯以七十裏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裏之壤而臣諸侯。”孔孟主張的“湯武革命”是諸侯革命、貴戚革命，陳涉、劉邦實踐的革命卻是平民革命、群眾(zhong) 革命。由諮議局領導的“中等社會(hui) 革命”和由布爾什維克政黨(dang) 領導的“下等社會(hui) 革命”不正是這兩(liang) 種不同類型的革命嗎？

法家“明君權，削世卿”，打破了“貴賤懸絕”的先秦血緣等級社會(hui) ，卻造成了“貧富懸殊”“皇權專(zhuan) 橫”的新問題。漢儒不想倒退回先秦去，就必須吸收法家的成果“譏世卿，杜門閥”；漢儒要解決(jue) 法家的問題，就必須吸收墨家的成果“均貧富，選天子”。總之，漢儒不再是先秦“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的舊儒家，而是總結周秦之變並吸收百家之長的新儒家。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今文學研究倒毋寧是一個(ge) 從(cong) 先秦到西漢的思想史、社會(hui) 史研究。蒙文通十分清楚，經曆了啟蒙的智識人不會(hui) 再去相信那有如上帝一般的孔聖人了，康有為(wei) 主張的孔教終不過自說自話。(有朋友可能會(hui) 質疑，今天的社會(hui) 業(ye) 已經曆啟蒙，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不仍然大彰其道嗎？北美的保皇會(hui) 確實處處模仿美國新教的宗教儀(yi) 式、組織方式。但須知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都是救贖性宗教，就算我們(men) 翻遍六經七緯，何曾找得到關(guan) 於(yu) “得不得救”的隻言片語？儒家思想在於(yu) 政教禮俗，拿它去比附救贖性宗教，終歸鑿枘不投。)在現代社會(hui) ，任何經學大義(yi) 都必須在現代曆史學研究麵前說明自己的合理性。蒙氏的上述努力，無疑反映了我們(men) 今天學人不得不麵對的境況和症候。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