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shu) 》文體(ti) 的形成

作者：傅剛（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十一日癸醜(chou)

          耶穌2018年7月23日

傳(chuan) 世文獻無疑以《尚書(shu) 》為(wei) 最古，後人論《尚書(shu) 》文體(ti) ，或稱八體(ti) ，或稱十體(ti) ，視《尚書(shu) 》文體(ti) 已備。就後人的認知來看，謂其文體(ti) 已備，是就現存的各體(ti) 名稱而言，事實上《尚書(shu) 》各體(ti) ，起初並無固定的體(ti) 製，但形成文獻專(zhuan) 書(shu) 之後，堯、舜、禹等的發言，便由史官或整理者根據他們(men) 的身份和內(nei) 容而定某一名稱，這便成為(wei) 某種文體(ti) 。試以《尚書(shu) 》為(wei) 例以說明之。

上古寫(xie) 作，先有史，史官記言記事，初無體(ti) 製，然王之言行，視其場合不同，而有不同記載。故堯、舜之言稱為(wei) “典”，皋陶、大禹稱為(wei) “謨”。典訓為(wei) 常，與(yu) 經相同，但名典不名經，孔《疏》說是“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偽(wei) 孔《尚書(shu) 序》說：“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shu) ，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故以典定為(wei) 堯、舜之言，即此文體(ti) 在先秦時具有特定意義(yi) ，亦見先秦時其文體(ti) 已經定型，所以後之文體(ti) 不可再稱“典”。《國語·楚語》記申叔時對楚莊王問傅職說：“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yi) 焉。”韋昭注稱《訓》《典》指五帝之遺書(shu) 。春秋時，《尚書(shu) 》容或未成編，故《左傳(chuan) 》往往稱“夏書(shu) ”，此處《訓》《典》或即《堯典》《伊尹訓》一類。

“謨”訓為(wei) “謀”，孔《疏》說是“皋陶為(wei) 帝舜陳其謀，禹為(wei) 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cong) 而重美之”。是說《大禹謨》《皋陶謨》乃皋陶與(yu) 禹同為(wei) 帝舜所謀，故知其文體(ti) 命名，亦是因文成篇。後人因見《書(shu) 》載聖賢之謀，非能因襲，故解釋說：“謀之已定謂之謨。”（宋黃倫(lun) 《尚書(shu) 精義(yi) 》引張氏語）專(zhuan) 謂皋陶、大禹之言。虞夏書(shu) 年代緬邈，文獻不可稽征，故《堯典》諸文見疑於(yu) 後人。但若全盤否定，亦未有確當之證據。要之，或為(wei) 周人據上古文獻整理而成，故曰“曰若稽古”。這樣的話，名“典”、名“謨”，或亦為(wei) 後人所為(wei) 。後人存意以先聖之言與(yu) 後聖之言區分，故定其文體(ti) 為(wei) “典”為(wei) “謨”。故就文體(ti) 看，《堯典》諸文與(yu) 誓命之文，有明顯的區別。孔《疏》說“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shu) 於(yu) 是乎始”，是孔穎達亦以為(wei) 虞夏書(shu) 與(yu) 商、周書(shu) 不同。古者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與(yu) 事相分，然虞夏書(shu) 言事並記，則似為(wei) 後人所整理。就此而言，上古時或有記言記事之官，但文體(ti) 並無固定，隻是以言、事區分而已。後人名篇，亦如孔穎達所說“但致言有本，名隨其事”。若《甘誓》以下，記征伐之誓師之辭，則為(wei) 信史。“誓”，孔《疏》引《曲禮》訓為(wei) “約信”。將戰之前，與(yu) 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如《甘誓》所言“予誓告汝”之“誓”。誓辭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於(yu) 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yu) 右，汝不恭命。禦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yu) 祖。弗用命，戮於(yu) 社。予則孥戮汝。”威逼利誘，兼而有之，是所謂“誓”之體(ti) 。其後如《湯誓》《泰誓》《牧誓》諸文，雖其經文或為(wei) 偽(wei) 《書(shu) 》，然其文體(ti) ，則為(wei) 古《尚書(shu) 》所載。諸《誓》並與(yu) 《甘誓》同，是其文體(ti) 具有固定形態的證明。然《誓》並不僅(jin) 用於(yu) 戰，孔《疏》引《周禮·太宰》雲(yun)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孔《疏》解釋說：“《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祭禮重大，亦須與(yu) 百官誓戒。誓，取其約信之義(yi) ，或用於(yu) 軍(jun) 旅，或用於(yu) 祭禮。《尚書(shu) 》所載多是誓師之辭，祭誓不載。至於(yu) 《秦誓》，與(yu) 征伐誓師不同，是“誓告群臣之辭”，當是誓之變體(ti) 。

誥體(ti) ，《尚書(shu) 》有《仲虺之誥》《湯誥》《康誥》《召誥》等，誥本義(yi) 即告，訓為(wei) 示，以己意告示別人。但《尚書(shu) 》所載多為(wei) 王言，故又解為(wei) 以上告下稱誥。徐師曾《文體(ti) 明辨·序說》引《字書(shu) 》雲(yun) ，告上曰告，發下曰誥。此以上下分告、誥，其實上古未必如此。《書(shu) 》載《仲虺之誥》，即仲虺告湯之語。此誥，偽(wei) 孔《傳(chuan) 》解為(wei) “會(hui) 同曰誥”，孔《疏》引《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yu) 軍(jun) 旅。二曰誥，用之於(yu) 會(hui) 同”作注腳，並說：“‘誥’，謂於(yu) 會(hui) 之所，設言以誥眾(zhong) 。”但仲虺此處僅(jin) 對湯一人而言，非是會(hui) 同，孔《疏》解釋說孔安國是泛解諸篇誥義(yi) 。其實會(hui) 同曰誥，當是周以後新起之義(yi) ，解釋的不同，正說明上古時文體(ti) 並未如後人所說那樣分明。

《尚書(shu) 》諸文體(ti) ，記王言為(wei) 主，初未必有文體(ti) 篇名，正如孔穎達所說：“《書(shu) 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ti) 製，隨便為(wei) 文。”是上古諸文體(ti) ，皆據事而成名，非有固定體(ti) 製。但隨著社會(hui) 活動的日益豐(feng) 富，尤其是周以後，製禮作樂(le) ，體(ti) 製周密，司職清楚，掌文之職，均各有分工。如《國語·周語》所說“瞽獻典、史獻書(shu) 、瞍賦、矇誦、庶人傳(chuan) 語”，可見是皆各有職掌。則文體(ti) 亦漸固定，且分工明細。

《周書(shu) 》載有周朝誥命諸文體(ti) ，文體(ti) 雖承商書(shu) ，體(ti) 製卻有所改易。如《太誥》，據《書(shu) 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而作《太誥》。與(yu) 《商書(shu) 》諸誥相比，《太誥》責數武庚之罪，言自己當繼父祖功業(ye) ，務去叛逆之罪，勸人勉力用心。其時武王初崩，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洶洶，故三監叛而天下疑周公，周公乃以誅叛之大義(yi) 告示天下。然“兵凶戰危，非眾(zhong) 所欲。故言煩重”。此誥已與(yu) 《仲虺之誥》等不同，而與(yu) 誓書(shu) 略相同。孔《疏》引陳壽說：“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皋陶與(yu) 舜、禹共談，周公與(yu) 群下矢誓也。”此外，就文辭看，周時顯然較殷商時為(wei) 繁複，是由質及文，椎輪大輅之故也。

周人文體(ti) ，當然不限於(yu) 《尚書(shu) 》所載，如《逸周書(shu) 》有“解”體(ti) 。又如西周的銅器銘文，據郭寶鈞說，周初銘文各有風格，頗少沿襲，演進到了穆王，策命漸多，書(shu) 史若有定格，到厲王時，幾於(yu) “公文程式化”了。大概的格式是紀時、紀地、右和受命者、作冊(ce) 尹、冊(ce) 命辭、對揚、作器、祝願。郭寶均說：“好象那時作冊(ce) 尹手中有這樣一種格式，遇有錫命，隻把不同的時、地、人名、命官、賞錫等分別填進去；製器者照樣加上一段對揚、祝願的話，就把它鑄出來。”（郭寶鈞《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西周銘文由非格式化至於(yu) 格式化，正是文體(ti) 產(chan) 生和定型的過程。格式化也就是傳(chuan) 統的建立。但顯然，先秦時期文體(ti) 傳(chuan) 統並沒有保持太久的時間。在東(dong) 周以後，這個(ge) 傳(chuan) 統很快就被破壞了，原因就是社會(hui) 性質發生了變化，政治、文化活動都與(yu) 西周有了極大不同，原先固有的文體(ti) 規定，不適合新時期的要求，而新時期也不斷產(chan) 生新的文體(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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