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學“由經入史”發微

作者：李聖華（浙江師範大學浙學研究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五月十七日癸巳

           耶穌2018年6月30日

 《光明日報》編者按
 
“浙學傳(chuan) 承與(yu) 當代價(jia) 值”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近日在位於(yu) 金華的浙江師範大學舉(ju) 行。70餘(yu) 位學者圍繞會(hui) 議主題展開了熱烈的研討。本刊選取的四篇論文，集中展示了學界關(guan) 於(yu) 浙學研究的最新進展，歡迎廣大讀者朋友給予關(guan) 注。

浙學興(xing) 於(yu) 南宋，稱得上是儒學的一次新變，基本特征可概括為(wei) ：經史並重；經世用實；重於(yu) 文獻；綜會(hui) 博采。四者相貫通，形成了浙學獨特的曆史麵目。浙學能自成體(ti) 係，重要的一點即如章學誠《文史通義(yi) 》所說“浙東(dong) 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yu) 史，此其所以卓也”。近代史學家何炳鬆論浙學興(xing) 衰，總結為(wei) “由經入史”“由史入文”八字。《浙東(dong) 學派溯源自序》：“唯浙學之初興(xing) 也蓋由經入史，及其衰也又往往由史入文。故浙東(dong) 史學自南宋以至明初，即因經史文之轉變而日就衰落。”何氏以浙東(dong) 學者多專(zhuan) 究史學，故稱之“浙東(dong) 史學”。“由史入文”實未造成明清浙學之衰，拋開這一話題不談，何氏所說浙學“由經入史”而興(xing) 則為(wei) 確論。

眾(zhong) 所周知，朱熹批評浙人習(xi) 氣：“浙學卻專(zhuan) 是功利。”“若功利，則學者習(xi) 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朱子語類》）以為(wei) 浙學因“功利”致學問“博雜”，“博雜”重要表征即好史。他指責呂祖謙因“讀史多”，昧於(yu) “文理”。門人黃義(yi) 剛說：“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朱熹說：“史甚麽(me) 學？隻是見得淺。”（《朱子語類》）朱熹的批評自當置於(yu) 宋代“榮經陋史”與(yu) “經史並重”之爭(zheng) 以及南宋中興(xing) 的曆史語境下以作認識。而呂祖謙、陳亮皆好讀史，欲明古今治理、得失成敗，以為(wei) 鑒世、中興(xing) 之用。呂祖謙《館職策》、陳亮《中興(xing) 五議》及上宋孝宗諸書(shu) ，語落實處，指明治道所缺，非深於(yu) 史所不能言。朱熹“榮經陋史”與(yu) 浙學“經史並重”目標一致，而途徑、方法、思理不同，遂區為(wei) 二途。

“由經入史”是浙學崛興(xing) 的起點，亦浙學與(yu) 閩學、湖湘學相異之關(guan) 捩。經史並重奠立了浙學的基調，浙東(dong) 學者傳(chuan) 習(xi) 朱學、陸學，大抵是在這一基礎上的接受與(yu) 傳(chuan) 承。南宋以後，從(cong) 史學之盛的角度來看浙學，前後有五興(xing) ：呂祖謙、陳亮等“由經入史”，為(wei) 初興(xing) ；宋末元初，以王應麟、胡三省、黃震諸子邃於(yu) 史，為(wei) 再興(xing) ；元末明初，宋濂、王褘、胡翰、張孟兼、朱廉等長於(yu) 史，為(wei) 三興(xing) ；明末清初，史學大興(xing) ，黃宗羲、談遷、張岱、萬(wan) 斯同等號為(wei) 名家，稱四興(xing) ；清中葉，全祖望、章學誠、邵晉涵等紹浙學之統，以史學著，稱五興(xing) 。由於(yu) 史學成就卓著，學者甚至稱浙學為(wei) “浙東(dong) 史學”一派。這有一定的依據，但浙東(dong) 史學、經學相依並生、相輔相成，以“浙東(dong) 史學”統指浙學，無異於(yu) 以小宗掩大宗，仍有未確。

綜觀浙學嬗變的曆史，其經史並重自有特色：

經、史不相割離。學者兼長經、史，或專(zhuan) 擅其一，“榮經”而不“陋史”。經學、史學之盛，此消彼長，未嚐相離。呂祖謙等人持論經史不分。北山四先生善治《四書(shu) 》學及《詩》《書(shu) 》，兼治史學。黃宗羲講學，教人以力行心悟、讀書(shu) 窮經為(wei) 主，兼令讀史，然梨洲門人多並治經、史，推轂“浙東(dong) 史學”四興(xing) 。

提倡“實學”。浙學“由經入史”，目的即在此。由於(yu) 重“事功”，故不免於(yu) “功利”之譏。呂祖謙治史以為(wei) 世用，重於(yu) “統體(ti) ”。後世浙學承其緒，遂有《通鑒》學及編年史學之盛。浙東(dong) 《通鑒》學發端於(yu) 呂祖謙，胡三省、王應麟、金履祥為(wei) 名家。呂氏《讀書(shu) 記》謂史書(shu) 浩博，不易考知治體(ti) 隆汙之漸，盛讚《資治通鑒》用編年法，“興(xing) 廢存亡之跡，可以坐炤”，“此觀史之咽會(hui) 也”。其輯有《增節標目音注精議資治通鑒》。金履祥撰《通鑒前編》《舉(ju) 要》，究心史籍，與(yu) 經訓相發明。胡三省撰《資治通鑒音注》《通鑒釋文辯誤》，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讚其“《通鑒》之功臣、史家之淵藪”。王應麟有《通鑒地理通釋》《通鑒答問》。呂祖謙詳節《通鑒》外，又撰《大事記》，亦啟浙學治史重於(yu) 編年之習(xi) 。孫德之作《續東(dong) 萊大事記》進於(yu) 朝。黃震《古今紀要》，《四庫總目》列之入“別史類”，實亦“大事記”之流。孫德之之書(shu) 不傳(chuan) ，王褘撰《大事記續編》，接續呂氏《大事記》。迨及明末清初，談遷撰《國榷》，為(wei) 一代明史巨著。史分紀傳(chuan) 、編年，呂祖謙以為(wei) 二者各有所長，皆不可廢，不過著書(shu) 仍偏嗜編年。後世浙學並重紀傳(chuan) ，如宋濂、王褘、張岱、黃宗羲、萬(wan) 斯同皆長於(yu) 紀傳(chuan) 。《元史》《明史》成書(shu) ，浙人功不可沒。張岱《石匱書(shu) 》與(yu) 談遷《國榷》，一紀傳(chuan) ，一編年，為(wei) 私家撰明史“雙璧”，從(cong) 中亦可見浙學風氣。

重於(yu) 文獻。呂祖儉(jian) 稱呂祖謙學問“稽諸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宋史·呂祖謙傳(chuan) 》《宋元學案·東(dong) 萊學案》沿襲其語。何謂“中原文獻之傳(chuan) ”，今人眾(zhong) 說紛紜。中原文獻，簡言之，即北宋儒學，不離於(yu) 性理、經術，並重章句訓詁、綜會(hui) 文獻。呂祖謙綜會(hui) 文獻，兼采漢、宋，折中諸家，談性理不離經史，治經史不離“實學”。後遂演為(wei) 浙學文獻之統，王應麟、黃宗羲、全祖望、邵晉涵傳(chuan) 承尤著。全祖望修訂《宋元學案》稱王應麟“綜羅文獻，實師法東(dong) 萊”，《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稱黃宗羲綜會(hui) 諸家，兼有“東(dong) 萊之文獻”。邵晉涵歿後，章學誠歎說：“浙東(dong) 史學，自宋元數百年來，曆有淵源。自斯人不祿，而浙東(dong) 文獻盡矣。”（《與(yu) 胡雒君論校胡稚威集二簡》其二）浙東(dong) 學者治經，義(yi) 理、訓詁並重，好綜會(hui) 文獻。浙學史著亦頗有綜會(hui) 文獻、蒐討匯輯之功，《十七史詳節》《大事記》《石匱書(shu) 》《國榷》等皆是。浙學重於(yu) 文獻還體(ti) 現在經史互參、章句訓詁用於(yu) 治史上。《增節標目音注精議資治通鑒》《資治通鑒音注》《通鑒地理通釋》《通鑒前編》尤可為(wei) 例。從(cong) 呂祖謙到王應麟、金履祥，再到黃宗羲、全祖望，體(ti) 現了浙學這一前後相承的學統。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