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池田秀三】經學在中國思想裏的意義

欄目:經學新覽
發布時間:2018-04-25 2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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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在中國思想裏的意義(yi)

作者:(日)池田秀三

譯者:石立善

來源:《中國經學》,彭林主編,第十四輯,2014年12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初九丙戌

            耶穌2018年4月24日

 

  

 

池田秀三教授

 

作者簡介:池田秀三,1948年生,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研究領域為(wei) 經學、漢魏學術史,著有《中國古典學の形》(東(dong) 京:研文出版.2014年11月)。

 

譯者簡介:石立善,1973年生,上海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古典學集刊》主編。研究領域為(wei) 經學、中國古典學,朱子學、日本漢學。

 

  

 

石立善教授

 

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經學在中國思想裏的重要性,然而現實的狀況是中國思想研究與(yu) 經學研究乖離已久。本文指出主要原因之一在於(yu) “經學”與(yu) “經書(shu) 研究”的概念混淆不清。從(cong) 現代觀點出發,所做的經典解釋或者考察經書(shu) 作為(wei) 書(shu) 籍的形成等研究,皆非經學研究。所謂經學,是追求經書(shu) 真理性的古典解釋學,因此我們(men) 要探討的應該是“經學之學”,本文將重新確認並探討這一問題。此外,亦將一並思考“經學之學”的今日課題。以往經學的思想研究,太過偏重於(yu) 政治思想的層麵,本文認為(wei) 今後最有必要的工作是剔抉蘊含於(yu) “訓詁名物”中的思想意涵。

 

一:“經學”與(yu) “經學之學”的區別

 

規模如此盛大的經學研討會(hui) 邀請我來做主題報告,說明一般都將我看成是一名經學家。然而,我從(cong) 不認為(wei) 自己是經學家。特別是年輕的時候,我固然討厭別人把我稱作經學家,甚至不願被看作是一名經學專(zhuan) 家。那時我逞強說:我自己是一個(ge) 徹頭徹尾的漢代思想研究者,因為(wei) 研究漢代思想,所以隻是將當時的主流思潮——經學作為(wei) 考察的對象而已,絕非是經學專(zhuan) 家。

 

我這麽(me) 討厭被稱作經學家,是因為(wei) 經學乃以六藝作為(wei) 絕對真理而展開的學問,即這門學問的前提是以經書(shu) 作為(wei) 聖書(shu) 來信奉的。我卻完全不具備這樣的信仰。對我而言,經學純粹是研究對象,不是引導人生的聖典或教科書(shu) 。就是說,我不是“做經學的”(即經學家),而是從(cong) 客觀的立場來研究經學的,即“經學之學”者。我想首先告誡今日有誌於(yu) 經學研究的青年研究者,須銘記“經學”與(yu) “經學之學”的這種區別。

 

我如此嚴(yan) 厲地強調“經學”與(yu) “經學之學”的區別,是因為(wei) 最近的學術風氣令我非常在意,這股風氣就是近幾年急速變得強勁的信古風氣。近幾年以郭店楚簡為(wei) 首的出土資料,令古代思想研究發生了一大変革,其変革最大的就是信古的風氣。這種信古風氣,也影響到了經學領域,它加強了《春秋》及《周易》之十翼如曆來所傳(chuan) 皆為(wei) 孔子著作的說法,尤其是《春秋》為(wei) 孔子著作的說法可謂已成通說。對於(yu) 這種信古風氣,我抱有很大懷疑,而信古的是非問題本身,不是我現在要討論的。隻是我認為(wei) 極成問題的是,出現了不少想從(cong) 《春秋》來讀取孔子思想的研究者。通過《春秋》讀取孔子的思想,無非就是“春秋學”。亦即,他們(men) 是自己傳(chuan) 《春秋》。也許他們(men) 本人是打算客觀分析《春秋》的,而實際上他們(men) 的做法與(yu) 曆代想從(cong) 《春秋》中發現孔子微言大義(yi) 的春秋學家的所為(wei) ,並無二致。最大的問題是,這些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日本研究春秋學的代表性學者之一岩本憲司【1】說:

 

即使我們(men) 說本書(shu) 作者的真正意圖是如此這般,那也不過是一個(ge) 虛構。當然,虛構有時也會(hui) 將我們(men) 引領到一個(ge) 新的地平,所以虛構自身無可厚非。問題是過於(yu) 深入到作者的意圖當中,接觸到微言的場合。這樣一來,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而言,甚至會(hui) 出現走回過去經學家們(men) 苦心經營的所謂春秋學的老路上去的危險。我們(men) 的目標,原則上絕非春秋學,而是“春秋學之學”【2】。

 

這段話誠可謂至理名言。我想岩本也指出了由於(yu) 沒有弄清“經學”與(yu) “經學之學”的區別而產(chan) 生的陷阱。我再重複一遍,我們(men) 應該做的不是“經學”,而是“經學之學”。

 

與(yu) 此相關(guan) ,我想進而指明一件事,即經書(shu) 的文獻學研究並不等於(yu) 經學研究。如剛才也講過,經學這門學問的前提,是以六藝作為(wei) 絕對的真理,不單單是經書(shu) 的文獻學研究(包含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因此,以近代古典文獻學的立場與(yu) 方法所做的研究,嚴(yan) 密地講,並非是經學研究。經學與(yu) 經書(shu) 的文獻學研究,似同而實異。例如,關(guan) 於(yu) 《周禮》的成書(shu) 時代與(yu) 地域,迄今學界有諸多考察與(yu) 各種看法,這些研究盡管是屬於(yu) 《周禮》這部經書(shu) 的研究,而並非是作為(wei) 經學一環的禮學。在《周禮》為(wei) “周公致天下太平之跡”這一信仰或原則之下所進行的研究才是禮學,而植根於(yu) 近代精神的研究從(cong) 一開始就不具備這種信仰,嚴(yan) 密而言,並不是禮學(今文學視《周禮》為(wei) “六國陰謀之書(shu) ”,認為(wei) 是劉歆的偽(wei) 作,他們(men) 不能算是禮學,但他們(men) 也視另一部經書(shu) 《春秋公羊傳(chuan) 》為(wei) 至上經典,所以仍是屬於(yu) 春秋學範疇的經學)。

 

  

 

《周禮正義(yi) 》(圖片轉載自溫州博物館)

 

為(wei) 慎重起見,再進一言。作為(wei) 學術,我當然沒有輕視這些植根於(yu) 近代古典文獻學的立場與(yu) 方法的經書(shu) 研究。就像我剛才說過,我自己對經書(shu) 完全沒有信仰之心,而且我至今所做的很多研究,皆是依據上述近代古典文獻學的方法。我也不是固執地反對,將每部經書(shu) 的文獻學研究稱之為(wei) 廣義(yi) 上的經學。隻是希望各位銘記,那並非是本來的狹義(yi) 上的經學。我如此限定地理解經學,當然是要打破經書(shu) 研究即經學的成見,更深層的原因是,我感到盡管一般認為(wei) 經學研究在走向興(xing) 盛,但實際上目前的經學研究大部分都是文獻學研究,而本來意義(yi) 上的經學研究猶為(wei) 稀少。若拋除最關(guan) 鍵的部分,我們(men) 是無法期待真正的經學研究的興(xing) 盛。那麽(me) ,真正的經學研究是什麽(me) 呢?勿須待言,就是經學的思想研究。

 

經學的思想研究—從(cong) 政治社會(hui) 到訓詁名物

 

開始我也講過,年輕時我討厭被看作是一名經學研究者,我做的是漢代思想研究,而不是經學研究。帶有這種強烈意識的我,從(cong) 某一時期開始變得甘願接受被稱作經學研究者,更進而自稱自己是研究經學的。這個(ge) 轉折的契機,是因為(wei) 我閱讀森三樹三郎【3】的《中國思想史》而受到震驚。在《中國思想史》中,森三樹三郎在漢代隻列舉(ju) 了《淮南子》、《史記》、《論衡》三部書(shu) 而已,經學被完全無視了。作為(wei) 理由,森三樹三郎寫(xie) 了如下一段話:

 

作為(wei) 經學家,西漢有劉向、劉歆父子,東(dong) 漢有鄭玄與(yu) 《說文解字》的作者許慎等人,他們(men) 各自在經學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績。但是經學,說起來就像是儒教的神學,其自身則缺乏思想價(jia) 値。【4】

 

  

 

《說文解字》

 

說經學沒有思想價(jia) 値!豈有如此荒唐透頂的事!經學才是中國思想的根幹,若無經學,中國思想不可能得以發展!我的驚愕不久就變成了憤慨。同時,我萌生了一個(ge) 念頭,今後要有意識地研究經學。而當我立下決(jue) 心後,我才發覺自己以往要做的,歸根結底就是經學的思想史研究。而且,我覺察到經學的思想史研究正是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史研究室的學問傳(chuan) 統。

 

經學的思想史研究乃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史研究室的學問傳(chuan) 統,這一觀點我於(yu) 2005年5月,也是在台灣大學召開的“第四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提交的拙論《日本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傳(chuan) 統》中講過【5】,詳情不複贅言。我文中引用了兩(liang) 位京都大學前輩學者的話,一段話是重澤俊郎教授【6】對“經學”所下的定義(yi) :“儒家對於(yu) 稱之為(wei) 經的這一一定範圍內(nei) 的古聖典所作的創造性解釋學”【7】,這段精彩的定義(yi) 簡明扼要。另一段則是日原利國教授【8】的話:

 

解明被托寄於(yu) 《春秋》的孔子之精神,無非就是春秋學(春秋解釋學)。但是,這不僅(jin) 僅(jin) 是解釋學。因為(wei) 從(cong) 事實的客觀記錄中讀取特定的意味,是有待於(yu) 創造性類推解釋始為(wei) 可能,解釋者的思想立場於(yu) 此完全浮出表麵,根據解釋者的立場之不同,所謂“春秋之義(yi) ”也就大為(wei) 不同。我們(men) 說所謂的春秋解釋,不過是為(wei) 了展開自己的主張或學說的手段亦不過分。【9】

 

這也是對春秋學的確切說明,望各位可以了解兩(liang) 段話的指向。我對經學的基本理解,當然亦出於(yu) 此。

 

不過,令人無法否定的是,京都大學的經學思想史研究給人的感覺是局限在春秋學,尤其是漢代今文公羊學與(yu) 古文左氏學的論爭(zheng) 上麵。這是因為(wei) 春秋學本來就是政治思想,直接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狀況,即頗為(wei) 直截了當地體(ti) 現了其中的思想意義(yi) 。總之,可以比較容易讀取思想的部分。因此,曆代作為(wei) 經學的思想(史)研究,不止是京都大學,一般都是以春秋學為(wei) 中心。換言之,經學的思想(史)研究就是以政治、社會(hui) 思想為(wei) 中心展開的。與(yu) 春秋學相比,數量雖然不多,提到禮學領域的思想(史)研究,同樣總是集中在鄭玄與(yu) 王肅之禮說的政治意義(yi) 及現實製度的相關(guan) 問題上。如此,凡是經學的思想(史)研究,大多都是圍繞著政治、社會(hui) 思想的層麵。一說到政治、社會(hui) 思想以外的研究,則基本上局限於(yu) 義(yi) 理易學或宋明理學的四書(shu) 學等思辨性濃厚的領域。總之,可以說研究對象集中於(yu) 具有豐(feng) 富思想性的問題上,換言之,都是以容易著手研究的題材為(wei) 對象。但是,僅(jin) 僅(jin) 如此,恐怕還不行。

 

構成經學核心的,即所謂訓詁、名物之學。去除訓詁、名物之學,經學無法成立,任何人對此皆當無異議。然而,關(guan) 於(yu) 訓詁、名物之學的思想意義(yi) ,迄今幾乎無人提及。更成問題的是,根本就不承認訓詁、名物具有思想性。剛才我們(men) 介紹了森三樹三郎認為(wei) 經學沒有思想意義(yi) ,無疑是因為(wei) 森氏不承認訓詁、名物裏有思想性。但是,訓詁、名物真的就沒有思想性嗎?不用說,思想性自在其中。

 

孔子的“政,正也”(《論語・顏淵》篇),荀子的“君者,善群也”(《王製》篇),皆以一語就表明了他們(men) 的政治思想之要諦。又如,“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釋名・釋地》也是用簡短的語言就如實地表述了中國古代元氣的形象是怎樣的【10】。閱讀這些訓詁,我們(men) 會(hui) 發現非但訓詁具有思想性,毋寧說正是訓詁匯聚了中國思想的特征。中國人以為(wei) 與(yu) 邏輯通貫的宏篇巨作相比,簡潔的訓詁才具有真理,我甚至認為(wei) 這才是古代中國的思惟方式的特色。又,不僅(jin) 是《釋名》,無論是《白虎通義(yi) 》還是《說文》,其大部分的訓詁皆為(wei) 所謂“聲訓”,這也暗示了訓詁是最適合漢語這門語言的思想表達的方法。也許有人會(hui) 說,這些是辭書(shu) 類書(shu) 籍,所以訓詁含有思想意味,而在經典注釋中的訓詁並不如此。然而,我不這麽(me) 認為(wei) 。與(yu) 要求具備一定程度的客觀性的辭書(shu) 相比,可以貫徹自身讀解的經典注釋中的訓詁具有的思想性更加明顯。關(guan) 於(yu) 這一問題,我曾寫(xie) 過一篇小文章《訓詁的虛與(yu) 實》【11】,若蒙參閱則不勝榮幸。“並非是有了訓詁之後再進行整體(ti) 的解釋,而是先具有整體(ti) 的直觀性把握之後才產(chan) 生出訓詁”——這是我一貫不變的立場【12】。

 

  

 

《白虎通義(yi) 》

 

我將之與(yu) 訓詁同等看待的,不,以我現在的心境,比訓詁更想要重視的乃是名物之學。閱讀《儀(yi) 禮正義(yi) 》與(yu) 《周禮正義(yi) 》,我們(men) 常常會(hui) 在名物度數的考證與(yu) 儀(yi) 節細微處的煩瑣的議論上感到暈眩厭煩。這類名物之學中真的有思想?一定會(hui) 有人生出疑問,我仍然認為(wei) 思想自在其中。的確乍一看,我們(men) 感受不到思想,但曆代的經學家,特別是漢學家們(men) 為(wei) 何如此執著於(yu) 器物與(yu) 儀(yi) 節的細微處呢?在這些地方理應具備屬於(yu) 他們(men) 的思想營為(wei) ,如若對此沒有切身的體(ti) 認,我們(men) 就無法理解經學。《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論漢學家重視名物之學的原因,曰:

 

鄭康成注,賈公彥、孔穎達疏,於(yu) 名物度數特詳。宋儒攻擊,僅(jin) 摭其好引讖緯一失,至其訓估則弗能踰越。蓋得其節文,乃可推製作之精意。(《經部・禮類序》)

 

宋以來說《五經》者,《易》、《詩》、《春秋》各有門戶,惟三《禮》則名物度數不可辨論以空言,故無大異同。(《經部・欽定書(shu) 經傳(chuan) 說彙纂提要》)

 

  

 

《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

 

如四庫館臣所述,漢學家認為(wei) 通過名物度數,才可以窺探聖人製作之精意。經學家們(men) 想從(cong) 名物度數之中發現聖人的想法。或許有人懷疑這是場麵話,經學家們(men) 未必百分之百地相信其中有聖人之精意。但,也不能說這完全不過是一句場麵話而已,在一定程度上經學家們(men) 內(nei) 心應該就是這麽(me) 想的。不過,對現代的我們(men) 而言,不要說持有這種信念,甚至要享有同樣的經驗也是極為(wei) 困難的事。但是,這不正是我們(men) 必須要做的嗎?對於(yu) 曆代經學家們(men) 所做的名物度數之學,我們(men) 若不能親(qin) 身體(ti) 驗他們(men) 的工作,對他們(men) 的思路或心情做同情的理解,那麽(me) 就無法把握經學的思想本質,這是確鑿無疑的。

 

為(wei) 慎重起見,我還要再講幾句。剛才我說過,單純的文獻學研究並非是經學研究,也許有人會(hui) 認為(wei) 和我現在講的自相矛盾,其實兩(liang) 者並不矛盾。因為(wei) 名物之學基本上是以經書(shu) 信仰為(wei) 前提的,與(yu) 訓詁學一樣,有異於(yu) 近代式的文獻學。正因為(wei) 如此,名物之學才構成了經學不可或闕的一部分。

 

我講了一些大話,慚愧的是我自身也沒有做完關(guan) 於(yu) 訓詁名物的思想研究工作,己所未能而加諸人,真是不免有些羞愧,而正因為(wei) 己所未能,我才殷切地期望在年輕一代的經學研究者手中完成這項工作。

 

譯者附記

 

本文係池田秀三先生2011年3月18日於(yu) “第四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台灣大學文學院主辦,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北京清華大學經學研究中心協辦)所做的同名主題講演《中國思想における經學の意義(yi) 》修訂稿之漢譯。為(wei) 讀者之便,譯者為(wei) 各章加上標題,引文及日本漢學家等專(zhuan) 有名詞附上“譯者注”。

 

【1】岩本憲司(1947—),跡見學園女子大學教授,專(zhuan) 攻春秋學,以一人之力全譯《春秋》三傳(chuan) 注日文版,著有《春秋學用語集》、《續編》、《三編》(東(dong) 京:汲古書(shu) 院,2011年12月、2013年7月、2014年5月)。——譯者注。

 

【2】岩本憲司譯《春秋左氏傳(chuan) 杜預集解(上)》卷首《緒言》(東(dong) 京:汲古書(shu) 院,2001年8月)。附言之,古典的現代詮釋也帶有同様的危險。所謂新儒家提倡古典的現代意義(yi) ,可以說是通過古典的現代詮釋,進入到儒學發展的新階段,可是對我們(men) 古典研究者而言,這種詮釋毫無用處。至少日本的儒學研究者大多數皆未以儒者自任,此事之是非,雖另當別論,但我認為(wei) 是作為(wei) 日本人而值得自豪的學問傳(chuan) 統。

 

【3】森三樹三郎(1909—1986),中國思想史家,專(zhuan) 攻漢代六朝老莊思想史及佛教,畢業(ye) 於(yu) 京都大學文學部,大阪大學名譽教授,著有《支那古代神話》(京都:大雅堂,1944年3月)、《上古より漢代に至る性命觀の展開:人性論と運命觀の曆史》(東(dong) 京:創文社,1971年1月)、《六朝士大夫の精神》(京都:同朋舍,1986年10月)、《無為(wei) 自然の思想:老莊と道教・仏教》(京都:人文書(shu) 院,1992年5月)等。——譯者注。

 

【4】森三樹三郎《中國思想史》下冊(ce) ,東(dong) 京:第三文明社,1978年,第254頁。

 

【5】石立善譯《日本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傳(chuan) 統》,《台灣東(dong) 亞(ya) 文明研究學刊》第2卷第2期[總第4期],台北:台灣大學人文社會(hui) 高等研究院,2005年12月,第1—21頁。

 

【6】重澤俊郎(1906—1990),專(zhuan) 攻古代哲學、經學(特別是春秋學),畢業(ye) 於(yu) 京都大學文學部,京都大學名譽教授,著有《左傳(chuan) 賈服注攟逸》十三卷(京都:東(dong) 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6年7月)、《周漢思想研究》(東(dong) 京:弘文堂書(shu) 房,1943年8月)、《原始儒家思想と經學》(東(dong) 京:岩波書(shu) 店,1949年9月)、《中國の傳(chuan) 統と現代》(東(dong) 京:日中出版,1977年11月)等。——譯者注。

 

【7】重澤俊郎《原始儒家思想と經學》,第195頁。

 

【8】日原利國(1927—1984),中國思想史家,專(zhuan) 攻漢代思想、春秋學,畢業(ye) 於(yu) 京都大學文學部,前京都大學、大阪大學教授,著有《春秋公羊傳(chuan) の研究》(東(dong) 京:創文社,1976年)、《漢代思想の研究》(東(dong) 京:研文出版,1986年2月)、《中國思想文學史》(京都:朋友書(shu) 店,1999年7月)等。——譯者注。

 

【9】本田濟編《中國哲學を學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1975年1月,第91頁)。本文所引重澤與(yu) 日原的譯文,皆出自石立善譯《日本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傳(chuan) 統》。

 

【10】據說吉川幸次郎也同樣指出:《釋名・釋水》“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如實地體(ti) 現了古代中國人對大海的畏懼之心。

 

【11】石立善譯《訓詁的虛與(yu) 實》(《中國經學》第5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日文版《訓詁の虛と實》原載《中國思想史研究》第四號[湯淺幸孫教授退官記念論集](京都:京都大學中國哲學史研究會(hui) ,1981年3月,第283~308頁)。

 

【12】引自前揭石立善譯《訓詁的虛與(yu) 實》。——譯者注。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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