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義(yi) 證》的撰作緣由、思想內(nei) 容與(yu) 經學意義(yi)

作者：李有梁 （湖南理工學院中文學院教師，哲學博士）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原道》第32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二月十七日甲子

          耶穌2018年4月2日

內(nei) 容提要：西漢以降，春秋公羊學沉寂了一千餘(yu) 年，自清中葉開始逐漸複蘇，公羊學的經典之作《春秋繁露》也得到了相應的重視，為(wei) 其進行校勘和疏解的經學著作陸續出現，《春秋繁露義(yi) 證》一書(shu) ，正是對這些著作所做的集大成式的回應。但長期以來，學界對晚清今文經學的研究，較為(wei) 側(ce) 重主張改革變法的“政論派”。事實上，“經生派”陣營裏的蘇輿，撰著《春秋繁露義(yi) 證》，匯集諸本進行校勘，辯證研習(xi) 《春秋繁露》的各家之說，尤以“政論派”康有為(wei) 之說為(wei) 重點。如去“改製”之說，明“立義(yi) ”之論；辨證“三科九旨”，歸納“六科十旨”；重視“大義(yi) ”，慎待“微言”等等。此書(shu) 在全麵整理清代董學研究的基礎上，真實反映晚清今文經學的複雜生態，側(ce) 麵展示我國不同地域的經學特色，還深入體(ti) 現晚清政治思潮的衝(chong) 突融匯，在經學史上具有很大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

關(guan) 鍵詞：春秋繁露義(yi) 證；蘇輿；今文經學；晚清；

董學，即西漢大儒董仲舒的思想及對其進行的研究，以《春秋繁露》為(wei) 主要載體(ti) ，或稱為(wei) “董子之學”“董氏學”和“董子學”。[1]1923年，梁啟超應《清華周刊》邀請為(wei) 青年學子開列國學入門書(shu) 目，並簡述這些典籍的讀法時，曾這樣介紹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此為(wei) 西漢儒家代表的著作，宜稍精讀。注釋書(shu) 有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頗好。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為(wei) 通釋體(ti) 裁，宜參看。”[2]依梁啟超之見，《春秋繁露義(yi) 證》是《春秋繁露》“頗好”的“注釋書(shu) ”，而乃師的《春秋董氏學》，反而隻能作為(wei) 參照本了。這是為(wei) 什麽(me) 呢？要解決(jue) 這個(ge) 疑問，就必須了解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撰作緣由、思想內(nei) 容及其在經學史上的意義(yi) 。

蘇輿（1874-1914），湖南平江人，晚清學者，清代嶽麓書(shu) 院最後一任山長王先謙最為(wei) 得意的弟子。康有為(wei) 主持維新變法的時候，張之洞、王先謙和葉德輝等立場相對保守的學者和鄉(xiang) 紳，反對康有為(wei) 以“民主平權”相號召的社會(hui) 變革，蘇輿匯集他們(men) 反對變法的文章，輯成《翼教叢(cong) 編》。這本書(shu) 的編成，使蘇輿一時聲名鵲起。此後，他考中進士，任職郵傳(chuan) 部郎中，利用官宦暇時，對有清一代研究《春秋繁露》的著作進行吸收和辨證，“隨時劄錄”，“繕寫(xie) 成帙”，[3]撰成了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義(yi) 證》，是當時《春秋繁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之後，他把書(shu) 稿交付給老師王先謙，王先謙認為(wei) 是“可傳(chuan) 之書(shu) ”，即於(yu) 宣統二年（1910）“亟取公錢刊行”。[4]那麽(me) ，蘇輿為(wei) 何撰著此書(shu) 呢？

一、撰作緣由

西漢以降，春秋公羊學沉寂了一千餘(yu) 年，自清中葉開始逐漸複蘇，公羊學的經典之作《春秋繁露》也得到了相應的重視，為(wei) 其進行校勘和疏解的經學著作陸續出現，《春秋繁露義(yi) 證》一書(shu) ，正是對這些著作所做的回應。

（一）匯集諸本校勘

梁啟超又說：“校勘之學，為(wei) 清儒所特擅，其得力處真能發蒙振落。”[5]對清儒校勘經子之書(shu) 所取得的成績給予了大力的表彰。蘇輿的《春秋繁露》研究，亦把校勘當作其中的一個(ge) 重要內(nei) 容，這也是《春秋繁露義(yi) 證》撰作的一個(ge) 重要動因，其書(shu) 《例言》說：“是書(shu) （《春秋繁露》）宋本不多見，然據明校所引宋本參之，知已不免訛誤。乾隆時館臣據《永樂(le) 大典》所收樓鑰本對勘，補訂刪改，漸成完帙，且於(yu) 創行聚珍板之始首先排印。（詳見《聚珍板程式》，即今所稱官本。）盧氏文弨曾取聚珍本覆加考核，參以明嘉靖蜀中本及程榮、何允中兩(liang) 家本，今所稱盧校本是也。淩注本亦以聚珍為(wei) 主，參以明王道焜及武進張惠言讀本。予複得明天啟時朱養(yang) 和所刊孫鑛評本，合互校訂，擇善而從(cong) 。（從(cong) 盧校本為(wei) 多。據朱刊孫鑛評本凡例，又稱此書(shu) 尚有婺女潘氏本、太倉(cang) 王氏本，與(yu) 宋本同。又聞明蘭(lan) 雪堂本，仿宋刻最佳，今亦未見。）其官本曾校他本作某，與(yu) 今所見各本同者不複列，異則出之。”[6]此一段，對《春秋繁露》的版本源流交待得十分清楚。因為(wei) 流傳(chuan) 甚久，宋本在當時已“不多見”，從(cong) 明代參校本所據的宋刻底本來看，也可以發現宋本中存在不少錯誤。明朝《永樂(le) 大典》所收《春秋繁露》，正是南宋樓鑰所刊之本。乾隆時期編修《四庫全書(shu) 》，館臣們(men) 參照這個(ge) 本子“對勘”“補訂”和“刪改”，《春秋繁露》這本書(shu) 才漸趨完備。這便是聚珍本，亦稱官本。後來，盧文弨刻印本以聚珍本為(wei) 主，參校明代嘉靖蜀中本和程榮、何允中兩(liang) 家之本。而淩曙的《春秋繁露注》，所據底本亦是聚珍本，參校明代王道焜和張惠言讀本。蘇輿則在這些校定本的基礎之上，再參考明代朱養(yang) 和刊刻的孫鑛評本，並且取其“善者”，“合互校訂”。由是觀之，《春秋繁露義(yi) 證》所參看的版本是當時最全麵的。因此，中華書(shu) 局1992年出版了由鍾哲點校的《春秋繁露義(yi) 證》，認為(wei) 此書(shu) “是目前為(wei) 止校訂《春秋繁露》較完善的本子”。

（二）辨證各家解釋

蘇輿之所以把這本書(shu) 取名為(wei) “義(yi) 證”，意即從(cong) 義(yi) 理的角度對《春秋繁露》進行疏通辨證。在此書(shu) 的《例言》中，他這樣評價(jia) 淩曙的《春秋繁露注》：“此書(shu) 淩氏曙始有注本。（明朱睦㮮《萬(wan) 卷堂書(shu) 目》有吳廷舉(ju) 《繁露節解》一冊(ce) ，今未見。）淩之學出於(yu) 劉氏逢祿，（見包世臣所作墓表。）而大體(ti) 平實，絕無牽傅。惟於(yu) 董義(yi) ，少所發揮，疏漏繁碎，時所不免。（如‘子曰’‘嗚呼’之類，並為(wei) 詳釋。《王道》篇‘吳王夫差行強於(yu) 越，臣人之主，妾人之妻’，見《越世家》，而誤雲(yun) ‘以楚人之王為(wei) 臣，楚人之妻為(wei) 妾’。《觀德》篇‘諸夏滅國首無駭’，見於(yu) 《隱二年》，而以為(wei) 首齊師滅譚。《三代改製》篇‘薦尚肝’雲(yun) 雲(yun) ，與(yu) 《明堂位》異，不知是今文異說，而以為(wei) 誤文。斯類不勝枚舉(ju) 。）隨文改正，不複征引，以省複冗。其可采者，仍加‘淩雲(yun) ’以別之。各家解釋，足資考證者，並為(wei) 收入。”[7]根據包世臣所作《清故國子監生淩君墓表》，淩曙曾師事劉逢祿，但他的《春秋繁露注》卻比較平實，與(yu) 乃師好為(wei) 附會(hui) 的治學特點大為(wei) 不同。可惜的是，淩注“稱引繁博，義(yi) 蘊未究”，[8]對“子曰”“嗚呼”之類的簡單詞語，加以詳細的注釋，卻對《春秋繁露》裏蘊含的義(yi) 理探究不夠。甚至，在注文中還出現諸多常識性的錯誤。因此，糾正淩注的失誤，增闡《繁露》的義(yi) 理，則是《春秋繁露義(yi) 證》所孜孜以求的目的。以至於(yu) 梁啟超說：“最近則蘇厚庵輿著《春秋繁露義(yi) 證》十七卷，精審又駕淩注之上了。”[9]當然，蘇輿也承認，在淩曙所著書(shu) 中，可采者仍然不少。

（三）反對康氏義(yi) 例

在《春秋繁露義(yi) 證·自序》中，蘇輿用了更多的篇幅來批評康有為(wei) 的《春秋董氏學》，如：“已而聞有為(wei) 《董氏學》者，繹其義(yi) 例，頗複詫異。……國朝嘉、道之間，是書(shu) 大顯，綴學之士，益知鑽研公羊。而如龔自珍、劉逢祿、宋翔鳳、戴望之徒，（劉、宋皆莊存與(yu) 外孫，似不如莊之矜慎。）闡發要眇，頗複鑿之使深，漸乖本旨。承其後者，沿偽(wei) 襲謬，流為(wei) 隱怪，幾使董生純儒蒙世詬厲。”[10]

淩曙注本不能讓他滿意，康有為(wei) 所著的《春秋董氏學》對《春秋繁露》義(yi) 例的演繹，更讓他詫異萬(wan) 分。而這也是激發他撰作此書(shu) 的另一個(ge) 重要原因。對此，蘇輿的具體(ti) 解釋是：嘉慶、道光年間，《春秋繁露》一書(shu) 特別尊顯，儒者們(men) 對它予以了格外的關(guan) 注。常州學派中劉逢祿、龔自珍、宋翔鳳、戴望這些人，在闡發公羊學微眇高深之義(yi) 理的時候，都有一種穿鑿的陋習(xi) ，這種習(xi) 氣日漸發展，最終脫離了公羊學思想的本旨。而“承其後者”康有為(wei) ，更是隱秘可怪，掩蓋了董仲舒學術思想的醇正，以致董學也慘遭時人詬病。在這篇《自序》中，還有很關(guan) 鍵的一段幾乎從(cong) 未引起學界的注意，茲(zi) 錄之如下：“餘(yu) 因推思董書(shu) 湮抑之繇，蓋武帝崇奉《春秋》，本由平津，董生實與(yu) 之殊趣。生於(yu) 帝又有以言災異下吏之嫌。雖其後帝思前言，使其弟子呂步舒以《春秋》義(yi) 治淮南獄，且輯用生《公羊》議時，複遣大臣就問政典，抑貌敬以為(wei) 尊經隆儒之飾耳。史公稱‘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wei) 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向風’，則當日朝野風尚可以概見。其後眭孟以再傳(chuan) 弟子誤會(hui) 師說，上書(shu) 昭帝，卒被刑誅。（董雲(yun) ：‘雖有繼體(ti) 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殆謂如孔子受命作《春秋》，行天子之事耳，弘乃請漢帝索求賢人而退，自封百裏，是直欲禪位也。故史獨稱嬴公一傳(chuan) 能守師法。）當時禁網嚴(yan) 峻，其書(shu) 殆如後世之遭毀禁，學者益不敢出，乃至劭公釋《傳(chuan) 》，但述胡母，不及董生，階此故已。歆崇古學，今文益微，《公羊》且被譏議，董書(shu) 更何自存。”[11]

應該說，蘇輿的推斷是比較符合曆史事實的。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史綱》也指出：“即使在漢武帝時代，從(cong) 總的趨勢來看，是儒學定於(yu) 一尊，但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漢代統治者提倡‘習(xi) 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的內(nei) 法外儒政策，在‘勸學修禮’的幌子下，卻把法家變為(wei) ‘酷吏’。”[12]更為(wei) 要命的是，董仲舒的再傳(chuan) 弟子眭孟，錯誤地領會(hui) 了師祖的意思，不僅(jin) 招致殺身之禍，也給董仲舒的思想學說帶來了滅頂之災。眭孟即眭弘，《漢書(shu) ·眭弘傳(chuan) 》載：某年，泰山天降大石，上林苑中枯柳複生，眭孟認為(wei) 這種征兆是天意的顯示，於(yu) 是上書(shu) 漢昭帝說：“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ti) 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chuan) 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裏，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睢孟利用董仲舒的話來進行推闡，雖然漢朝劉氏有“繼體(ti) 守文之君”，但也要仿效先祖堯帝，順應天命，將皇位禪讓賢人。蘇輿推測，當朝統治者雖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接受儒者的監督和建議，但並非沒有底線。一旦儒者的議論危及其統治的穩固，便會(hui) 對他們(men) 施加懲罰。因此，董仲舒的思想和書(shu) 籍便遭到毀禁，以致何休解詁《公羊傳(chuan) 》，隻說及胡母生，並未提到董仲舒。

無獨有偶，在王先謙為(wei) 《春秋繁露義(yi) 證》所作的序文裏，也有與(yu) 此相關(guan) 的內(nei) 容：“蘇厚庵為(wei) 《春秋繁露義(yi) 證》，將成而告餘(yu) 曰：‘……漢代公羊家宜莫先董生，何劭公釋《傳(chuan) 》不及董生一字者何？’餘(yu) 因舉(ju) 眭孟事告之曰：‘或以此故，子更求之。’”[13]在《春秋繁露義(yi) 證》快要成書(shu) 的時候，他問老師為(wei) 什麽(me) 何休《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中沒有一字半句提及董仲舒這位西漢公羊家的頭號人物。王先謙遂用眭孟一事作答，並鼓勵他再去探求。為(wei) 什麽(me) 王先謙和蘇輿師徒二人都在序文中將眭孟一事點出，並且在蘇輿自序中還占去全文一半的篇幅重點介紹呢？筆者認為(wei) ，這與(yu) 康有為(wei) 有莫大的關(guan) 係。因為(wei) 他的《春秋董氏學》對孔子進行了一番新證，讓他搖身一變，成了改製之王，《春秋繁露》也成了專(zhuan) 門為(wei) 改製做佐證的典籍。康有為(wei) 對《春秋繁露》的恣意發揮，與(yu) 眭孟對師祖之說的誇張推闡頗有幾分類似。毫無疑問，蘇輿用眭孟來影射康有為(wei) ，而其中的深意可能有二：其一，警誡康有為(wei) ，不要像眭孟一樣，對前儒之說進行過度詮釋，因為(wei) 雖然曆代君王或多或少都承認儒家經學對權力的監督作用，但絕不允許從(cong) 根本上摧解最高權力。這樣做，不僅(jin) 會(hui) 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也可能對公羊學和《春秋繁露》甚至儒家經學造成致命的傷(shang) 害。其二，提醒最高統治者，要像對待眭孟一樣去懲治康有為(wei) ，以免他“改製變法”“民主平權”的“妖言”廣為(wei) 流布，進而造成社會(hui) 秩序的崩塌。

二、思想內(nei) 容

正是因為(wei) 上述原因，《春秋繁露義(yi) 證》的思想內(nei) 容，與(yu) 康有為(wei) 的變法理論，尤其是《春秋董氏學》中的觀點和主張密切相關(guan) 。雖然，他對董仲舒《春秋繁露》裏“奉天法古”“天人感應”“性未善論”“大一統”“三世說”“存三統”“好微”“貴誌”等公羊理論都進行過討論，但其主旨，還是在於(yu) 反對康有為(wei) 的“詫異”之論。主要表現為(wei) 以下三點。

（一）辨“改製”，明“立義(yi) ”

《春秋》是一部什麽(me) 性質的經典？孔穎達為(wei) 杜預《春秋左氏傳(chuan) 序》作疏時說：“《春秋》，記事之書(shu) 。”[14]認為(wei) 其性質是“記事”。康有為(wei) 卻說：“《春秋》一書(shu) ，皆孔子明改製之事。”[15]把《春秋》定位成“改製”之書(shu) 。因而，他的《春秋董氏學·自序》說：“《春秋》三傳(chuan) 何從(cong) 乎？從(cong) 公羊氏。有據乎？據於(yu) 孟子。孟子發《春秋》之學，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左傳(chuan) 》詳文與(yu) 事，是史也，於(yu) 孔子之道無與(yu) 焉，惟《公羊》獨詳《春秋》之義(yi) 。孟子述《春秋》之學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穀梁傳(chuan) 》不明《春秋》王義(yi) ，傳(chuan) 孔子之道而不光焉。惟《公羊》詳素王改製之義(yi) ，故《春秋》之傳(chuan) 在《公羊》也。”[16]他引用《孟子》裏兩(liang) 段論及《春秋》的經典句子，指出《左傳(chuan) 》“詳文與(yu) 事”，不過是“史”而已，無關(guan) 乎孔子之道。而《春秋》實是“天子之事”，《穀梁傳(chuan) 》雖然對孔子之道有所承載，但“不明”“王義(yi) ”，沒有將它發揚光大。他采用排除法得出結論，“《春秋》之傳(chuan) 在《公羊》”，因為(wei) 隻有《公羊傳(chuan) 》才詳盡地闡發了“改製”之道。由此可以看出，康有為(wei) 煞費苦心的一番論證，其要點有二：一是突出《公羊傳(chuan) 》的價(jia) 值，一是力顯《春秋》的“改製之義(yi) ”。

但是，蘇輿針鋒相對地提出，《春秋》並非改製之書(shu) ，而是“立義(yi) 之書(shu) ”，《春秋繁露》一書(shu) 也並不側(ce) 重改製變法。他在《春秋繁露義(yi) 證》中，用了非常多的筆墨來論證這個(ge) 觀點。如《春秋繁露·王道》篇裏的文句“《春秋》立義(yi) ”，蘇輿為(wei) 之疏解：“《春秋》為(wei) 立義(yi) 之書(shu) ，非改製之書(shu) ，故曰‘其義(yi) 竊取’。”[17]他又對《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裏的“《春秋》，義(yi) 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句進行了發揮：“《春秋》以立義(yi) 為(wei) 宗，在學者善推耳，故孔子曰：‘其義(yi) 竊取。’然而筆削之意可窺識者，落落大端而已，以俟讀者之博達焉。程子雲(yun)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貶善惡而已，至於(yu) 經世之大法，則未之知也。《春秋》大義(yi) 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18]因為(wei) 孔子曾說“其義(yi) 竊取”，所以《春秋》是一部以“立義(yi) ”為(wei) 宗旨的經典，必須依靠學者的推闡才能昭明於(yu) 世。孔子作《春秋》，以魯國的史書(shu) 為(wei) 底本，“筆則筆，削則削”，有的照錄全文，有的刪削其字，把他對人對事的褒貶態度融入其中。蘇輿認為(wei) ，此中蘊含的可以“窺識”的大義(yi) 隻是略具大端梗概，有待讀者再去探求推廣。他引用程頤《春秋傳(chuan) 》裏的話來證明自己的觀點，認為(wei) 後世之人多從(cong) “史”的角度來解讀《春秋》，以為(wei) 不過是孔子在用“褒貶善惡”的態度敘述春秋時期的曆史事件，忽略了其中的“經世大法”。其實，《春秋》之中的“大義(yi) ”有數十條，像太陽和星星一樣光亮顯著，很容易被發現。

不過，在《春秋繁露》一書(shu) 裏，改製是繞避不過的一個(ge) 主題。如其書(shu) 《楚莊王》篇裏，“改製”一詞出現過五次；《三代改製質文》更是以“改製”作為(wei) 篇名的中心詞，且在正文中出現過兩(liang) 次。其他各篇章，也多有與(yu) 改製相關(guan) 的內(nei) 容。這是因為(wei) 董仲舒所處的時代，恰好就是一個(ge) 改製的時代。當然，在蘇輿眼裏，這種改製與(yu) 康有為(wei) 所追求的變法維新不是一回事，而是對“漢承秦製”的一種撥亂(luan) 反正。《春秋繁露·楚莊王》：“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製。’”蘇輿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考辨，廣引董仲舒對武帝冊(ce) 、《荀子·正論篇》《白虎通·封禪》《風俗通·山澤》篇等文，說它們(men) “並以改製屬王者，其文甚明，其事則正朔、服色之類也”，[19]認為(wei) 改製不過是“王者”所主持的“改正朔”“易服色”之類的事情。

（二）發“十指”，正“三科”

“三科九旨”之說，是春秋公羊學的核心理論，出自徐彥疏《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引何休《文諡例》，其內(nei) 容為(wei) ：“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雲(yun)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chuan) 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此即後世所謂“通三統”“張三世”和“異外內(nei)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雖未明確提出“三科九旨”的說法，但這些內(nei) 容書(shu) 中均已包含。康有為(wei) 融入了英人斯賓塞的社會(hui) 進化論，對它們(men) 進行了極富己見的重新詮釋，認為(wei) “通三統”是製度改革的反映，“張三世”是社會(hui) 形態的進化，“異外內(nei) ”是文明程度的提高。蘇輿則“反其意而用之”，說“通三統”不過是董仲舒在闡說禮製的變遷，“三世”之義(yi) 所反映的是孔子修《春秋》時對不同時期的史事所持的不同態度，“異外內(nei) ”不過是不同時期不同民族關(guan) 係的呈現。

為(wei) 了消解康有為(wei) 的立論基礎，蘇輿又提出，董仲舒並不強調“三科九旨”之說，而是“自有六科十指”。那麽(me) ，“六科十指”又是什麽(me) 呢？《春秋繁露》有《十指》一篇，蘇輿作題解說：“此篇六科十指，何休則用三科九旨，殆胡母生《條例》別與(yu) 。”[20]指出董仲舒此處所論及的是“六科十指”，與(yu) 何休的祖師爺胡母生的《條例》不同。《十指》篇裏的“十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係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舉(ju) 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yi) ，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qin) 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wei) 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他認為(wei) ，“十指”就是《春秋》之大略，其重要性非同一般，因此他又總結說：“統此而舉(ju) 之，仁往而義(yi) 來。德澤廣大，衍溢於(yu) 四海，陰陽和調，萬(wan) 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一言以蔽之，以“十指”來記述各國史事，其目的在於(yu) 推廣仁義(yi) ，流播四海，調和陰陽二氣，於(yu) 是天下萬(wan) 物沒有“不得其理”的。因此，“說《春秋》者”，也要會(hui) 通此說。周桂鈿認為(wei) ，把這個(ge) “再簡化一下，就是‘仁義(yi) ’二字”，[21]其說甚確。

《春秋繁露》亦無“六科”一篇，“六科”之義(yi) 見於(yu) 《正貫》篇，內(nei) 容博雜，文義(yi) 晦澀，茲(zi) 錄全文如下：“《春秋》，大義(yi) 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恉之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見辭矣。故誌得失之所從(cong) 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yi) 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天下之賢方，表謙義(yi) 之所在，則見複正焉耳。幽隱不相逾，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wan) 變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yu) 人，而不悖其倫(lun) 矣。是以必明其統於(yu) 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誌也；知其聲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倡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於(yu) 物，散入於(yu) 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yu) 四海而訟詠。《書(shu) 》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lun) ，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yu) 情性乃可與(yu) 論為(wei) 政，不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慮惓心，猶不能睹，故天下有非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

綜上來看，蘇輿所說的董仲舒“六科十指”，與(yu) 何休的“三科九旨”相比較，在內(nei) 容和意義(yi) 方麵均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對於(yu) 康有為(wei) 等人以“三科九旨”來解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蘇輿認為(wei) 這是一種方法論上的錯誤。當然，也要看到，為(wei) 何魏源、康有為(wei) 等數數於(yu) 用“三科九旨”發掘《春秋繁露》裏承載的大義(yi) 呢？筆者認為(wei) ，其中皆隱含有除舊布新的因素。但蘇輿作為(wei) 現有秩序的維護者，側(ce) 重於(yu) 對君臣等級以及仁政施行的強調，因此他突出董仲舒的“六科十指”理論，而對“三科九旨”中的進步和變革因素視而不見。

（三）重“大義(yi) ”，慎“微言”

“微言大義(yi) ”，今人常常並而用之，但古人則往往分開來看。比較起“大義(yi) ”而言，康有為(wei) 更注重“微言”的重要性。他所理解的“微言”，就是“口說”。曾說：“《春秋》言微，與(yu) 他經殊絕，非有師師口說之傳(chuan) ，不可得而知也。”[22]又說：“蓋《春秋》之義(yi) ，不在經文，而在口說。”[23]

對於(yu) 《春秋》裏“口口相傳(chuan) ”的“微言”，蘇輿又是怎樣來看待的呢？《春秋繁露·玉英》篇：“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蘇輿注：“《春秋》詭辭，門弟子當有口說傳(chuan) 授。”可見他也承認口說的存在。不過，他指出：“說之者尚可由詭辭得其委曲，然亦不必其密合而無失也。故程子雲(yun) ：傳(chuan) 經為(wei) 難，如聖人之後才百年，傳(chuan) 之已差。若乃即空文以造詭辭，則所謂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者矣。”[24]與(yu) 康有為(wei) 盡信口說不同，蘇輿認為(wei) 口說不一定會(hui) 與(yu) 孔子的原意“密合而無失”，其理由是在傳(chuan) 承過程中，“說之者”可以對“詭辭”委曲相授，因而與(yu) 孔子原意漸相乖離。他舉(ju) 程頤的話來證明自己的觀點，認為(wei) 雖然聖人去世才一百年，後儒所留傳(chuan) 的思想卻已經有所偏差。如果憑借“空文”來製造“詭辭”，如果想在解經過程中別出新意的話，這是無所不能的。

至於(yu) “微言大義(yi) ”呢？在蘇輿的《春秋繁露義(yi) 證》裏，也多有體(ti) 現，如他解釋《春秋繁露·玉英》篇“按經無有，豈不微哉”句時說：“經有不見，有詭辭，皆為(wei) 微言。”[25]他給《春秋繁露·玉杯》“春秋之好微與(yu) ？其貴誌也”二句所作的注解時，還有更進一步的析論：“《春秋》之微有二旨：其一微言，如逐季氏言又雩，逢醜(chou) 父宜誅、紀季可賢，及‘詭詞’‘移詞’之類是也。此不見於(yu) 經者，所謂七十子口授傳(chuan) 指也。其一則事別美惡之細，行防纖芥之萌，寓意微眇，使人湛思反道，比貫連類，以得其意，所以治人也。如勸忠則罪盾，勸孝則罪止是也。《荀子·勸學篇》：‘《春秋》之微也。’《儒效篇》：‘《春秋》言是其微也。’楊倞注：‘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為(wei) 褒貶，微其文，隱其旨。’正此文‘微’字之意，實則皆大義(yi) 也。近人好侈微言，不知微言隨聖人而徂，非親(qin) 炙傳(chuan) 受，未易有聞，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若微旨則固可推而得之，而一以進善絕惡為(wei) 主，非必張皇幽渺，索之隱怪也。本書(shu) ‘微’字屢見，反複求之，不越二類。若夫三科九旨，則讀《春秋》之條例。毖緯圖讖，別為(wei) 一學，非聖人所謂微言。故吾以謂今日所宜講明者，唯有大義(yi) 。”[26]要言之，與(yu) 康有為(wei) 誌在證明《春秋》是改製之書(shu) ，因而看中了差不多已經消失在曆史長河中的“微言”不同，蘇輿認為(wei) 《春秋》是立義(yi) 之書(shu) ，更加看重“大義(yi) ”。

三、經學意義(yi)

作為(wei) 經學終結時代《春秋繁露》研究的扛鼎之作，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一書(shu) ，具有頗為(wei) 重要的經學意義(yi) ，具體(ti) 來說，有以下幾個(ge) 方麵：

（一）全麵整理清代董學研究的理論成果

西漢武帝之時，董仲舒是推動儒家經典立為(wei) 官學的一個(ge) 關(guan) 鍵人物，他以春秋公羊學為(wei) 本，糅雜道、墨、法、陰陽、五行等思想，著成數十篇文章，後人匯輯為(wei) 《春秋繁露》一書(shu) 。這部西漢今文經典，對中國大一統君主製度的確立和穩定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由於(yu) 種種複雜的社會(hui) 原因，東(dong) 漢以後，公羊學再也沒有受到經學界的重視，隻是在某些春秋學著作中偶有提及，其關(guan) 注度遠不如古文經學著作《左傳(chuan) 》。《春秋繁露》也因此受到冷落，自西漢至清初，對它進行研究的學術成果非常少。乾隆時期編修《四庫全書(shu) 》，因“其書(shu) 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27]之故，以“附錄”的形式列於(yu) 經部“春秋類”之最末。也正是在這個(ge) 時候，莊存與(yu) 著成《春秋正辭》，對《春秋》一書(shu) 的“微言大義(yi) ”給予了高度的重視與(yu) 全新的闡發。其外孫劉逢祿著成《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與(yu)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等書(shu) ，對何休闡解《公羊傳(chuan) 》的義(yi) 例予以了充分而深刻的發掘，今文經學才重見天日，煥然一新。

但是，莊存與(yu) 與(yu) 劉逢祿等人對春秋公羊學的說解，以何休義(yi) 例之學為(wei) 主，對漢初公羊大家董仲舒及《春秋繁露》的意旨置若罔聞。鑒於(yu) 此，魏源撰作《董子春秋發微》一書(shu) ，立誌張大董學思想，但其書(shu) 未見於(yu) 後世。之後又有淩曙的《春秋繁露注》成書(shu) ，可惜又失之簡易，對董學思想的探討尚未深入。而康有為(wei) 的《春秋董氏學》，把《春秋繁露》裏的段落文句抽取出來，加以排列組合，並各以“微言大義(yi) ”領之，在關(guan) 鍵之處還加以案語，凸顯康有為(wei) 的變法改革思想。康有為(wei) 學風大膽恣肆，他對《春秋繁露》的梳通闡釋，存在較大的片麵性。而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一書(shu) ，則對上述董學研究成果都有回應，或批駁，或吸收，或推進，可以說是有清一代《春秋繁露》研究的總結，亦可以說是董學研究的集大成者。

（二）真實反映晚清今文經學的複雜生態

自莊存與(yu) 開創的常州學派複興(xing) 公羊學以來，之後的公羊學家幾乎沒有不受其影響的，康有為(wei) 如是，蘇輿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這個(ge) 學術係統裏的經學家一直以來就呈現出多種學術傾(qing) 向，大體(ti) 來說有兩(liang) 類，其一側(ce) 重於(yu) “以經術為(wei) 治術”，其一偏向於(yu) “為(wei) 學問而學問”。著名經學家蒙文通早在1932年就提出：“漢代之今文學惟一，今世之今文學有二。”“莊、張、劉、宋、二陳之啟辟途徑於(yu) 前”，而廖平雖出自王闓運之門，“然實接近二陳一派之今文學”，而“能遠紹二陳，近取廖師以治今文者，近世經師惟皮鹿門一人而已”；“他若魏源、龔自珍之流”，“以狂惑之說亂(luan) 於(yu) 前，揚其波者又淆之於(yu) 後”，“別為(wei) 一派，別為(wei) 偽(wei) 今文學”。[28]認為(wei) 清代今文經學存在二派：其一是以陳壽祺、陳喬(qiao) 樅、廖平、皮錫瑞為(wei) 代表的“真今文學派”；其一是龔自珍、魏源和“揚其波者”康有為(wei) 為(wei) 代表的“偽(wei) 今文學派”。蒙文通此說，雖然帶有強烈的個(ge) 人偏見，但他以“一分為(wei) 二”的態度來看待晚清今文經學的發展，則非常中肯。此後，齊思和在1950年也提出，清代公羊學的發展，自魏源後便分裂成兩(liang) 派，“一為(wei) 政論派”，“一為(wei) 經生派”[ 齊思和.魏源與(yu) 晚清學風.見:楊慎之,黃麗(li) 鏞主編.魏源思想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42-43]，其說大同小異，皆為(wei) 辟論。如龔自珍和淩曙都是劉逢祿的學生，但前者的《乙丙之際箸議》篇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後者的《春秋繁露注》則平實嚴(yan) 謹得多。同樣，康有為(wei) 的《春秋董氏學》極具“政論派”的風格，蘇輿的《春秋繁露義(yi) 證》，則更多地呈現出“經生派”作品的特色。令人遺憾的是，自晚清以來的各類經學和思想史研究著作，對蒙文通所謂的“偽(wei) 今文學派”，即齊思和所說的“政論派”關(guan) 注頗多，對另一派則較為(wei) 忽視。因此，《春秋繁露義(yi) 證》一書(shu) ，對於(yu) 真實反映晚清今文經學的複雜生態，對於(yu) 深入研究和梳理晚清公羊學的發展譜係，是很有意義(yi) 和價(jia) 值的。

（三）側(ce) 麵展示我國不同地域的經學特色

朱漢民曾指出：“不同的地域學派，往往會(hui) 在學術宗旨、知識興(xing) 趣、思想傾(qing) 向表現出很大的差異。”[29]經學思想和流派的形成亦然，往往帶有甚為(wei) 鮮明的地域特征。如康有為(wei) 的《春秋董氏學》，不僅(jin) 體(ti) 現了“通三統”“張三世”等今文經學思想，也吸收借鑒了“嶺南心學”體(ti) 係中陳白沙、湛若水等人的“養(yang) 心”靜坐工夫。蘇輿的《春秋繁露義(yi) 證》，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湖湘學派的烙印。蘇輿曾跟從(cong) 嶽麓書(shu) 院山長王先謙問學多年，嶽麓書(shu) 院素為(wei) 理學大本營，雖然自清朝中葉考據之風盛行，流風所向，湖湘學者逐漸轉向考據之學的研究。但是，由於(yu) 學術思想往往具有極大的慣性，湖湘理學之影響並未式微。相比較於(yu) 張載為(wei) 代表的關(guan) 學、二程為(wei) 代表的洛學、朱熹為(wei) 代表的閩學，這種成型於(yu) 南宋的理學地域流派具有鮮明的特色。蘇輿的《春秋繁露義(yi) 證》，雖然對於(yu) 湖湘學派所看重的本體(ti) 之“性”探究不多，但對董仲舒的人性論多有闡發。他深入地繹證了董仲舒的“性未善”論，認為(wei) 人性當中有“善質”，也有不善的部分，必須通過教育教化才能使人性趨於(yu) 完善。在工夫論方麵，他以“辨別”為(wei) 先，這又是對胡安國、胡宏等人“察識”工夫的發展與(yu) 推進。當然，不隻是宋學，今文經學亦是如此。劉師培曾經指出：“惟湘中前有魏源，後有王闓運，均言《公羊》，故今文學派亦昌，傳(chuan) 於(yu) 西蜀東(dong) 粵。”[30]意即公羊學的發生與(yu) 傳(chuan) 承，不限於(yu) 常州一地，湖南亦是清代公羊學發展的一個(ge) 重鎮，且充當了公羊學“傳(chuan) 於(yu) 西蜀東(dong) 粵”的中轉站。《春秋繁露義(yi) 證》一書(shu) 對王闓運《春秋公羊傳(chuan) 箋》之說也有征引，其序言對魏源《董子春秋發微》也有提及，其學術內(nei) 容與(yu) 宗旨，亦受晚清湖南公羊學的影響。可見，《春秋繁露義(yi) 證》一書(shu) ，可以為(wei) 了解中國地域經學流派的特色和流變提供一個(ge) 參考個(ge) 案。

（四）深入體(ti) 現晚清政治思潮的衝(chong) 突融匯

清朝末年，社會(hui) 動蕩不安，思想紛紜複雜，具有強烈社會(hui) 責任感的儒家知識分子，以經學為(wei) 依據，苦苦思索和探尋救國救民的濟世良方。“洋務派”主張“中體(ti) 西用”，認為(wei) 中國的文教製度，並不比西方落後。康有為(wei) 等人認為(wei) ，隻有效法日本、俄羅斯等國，改革政治製度，實行君主立憲，才能救亡圖存。因此，在學理層麵大倡孔子改製學說，把改革變法的政治主張托附在儒家經學之中。蘇輿所在的“翼教派”陣營，其思維方式仍帶有濃厚的“洋務”色彩，雖然主張向西方學習(xi) ，卻認為(wei) 傳(chuan) 統的倫(lun) 理綱常和政治製度不能改弦更張。[31]因此，《春秋繁露義(yi) 證》對於(yu) 進一步認識“維新派”與(yu) “翼教派”在學理方麵表現出來的分歧，具有很大的參考價(jia) 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戊戌變法和清政府主持的“預備仿行立憲”失敗之後，革命思想便如火如荼地燃燒開來，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在中國有著兩(liang) 千餘(yu) 年曆史的皇權製度轟然倒塌，“翼教派”想保持傳(chuan) 統的希望隨之破滅，康有為(wei) “君主立憲”的宏圖大誌也成了幻影。於(yu) 是，曾經嚴(yan) 重對立的兩(liang) 個(ge) 政治思想團體(ti) ，卻又走到了一起。這是因為(wei) ，二者都認同君主製，究其實質，是對春秋公羊學“異外內(nei) ”與(yu) “大一統”義(yi) 旨的信奉與(yu) 堅持。因此，《春秋繁露義(yi) 證》又可以提供晚清“翼教派”和維新派之所以能夠走向“融合”的深層原因。[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