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道統承擔與(yu) 多元主義(yi) ——相對主義(yi) 價(jia) 值論

作者：張薇薇（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

來源：《原道》第32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二月初五壬子

         耶穌2018年3月21日

一、理性還是審美？

身處全球化倫(lun) 理時代的中國人，或者任何一個(ge) 非理性主義(yi) 傳(chuan) 統文化圈中的人，都能感到現代這樣一種主流意識形態對於(yu) 傳(chuan) 統和對於(yu) 安身立命的傳(chuan) 統準則的衝(chong) 擊，而實現普遍主義(yi) 的價(jia) 值觀是否是現代性的必然趨勢，而理性主義(yi) 對於(yu) 中國人這樣的天賦非理性的美感思維的人群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或可言之，我們(men) 是否必然在全球化的普遍主義(yi) 倫(lun) 理的趨勢中無所建樹而最終消滅自己的文化特征與(yu) 倫(lun) 理敘事——即本源的精神，即為(wei) 一種自由主義(yi) 和理性主義(yi) 的思潮及其政治製度所徹底消失我們(men) 自己為(wei) 人為(wei) 生命的特征？

西方理性主義(yi) 哲學傳(chuan) 統可以孕育自然法思想、邏輯思維可以孕育法的範疇體(ti) 係和製度理念，而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我們(men) 與(yu) 尼采哲學牽連，尼采哲學中的“超人”意向——他本意是要克服神性退隱的世界，用意誌這種美來克服價(jia) 值和信仰對象的虛無。但這種意誌論在法律的理性信仰敘事之中，構成了一種悖論。也是我們(men) 在法治敘事中所反感的偶像崇拜傾(qing) 向。這種人觀的超越論的意誌，倒挺符合儒家的人的即凡而聖，但尼采的這種意誌說，是反理性哲學的極致抗議，故而與(yu) 儒家的中庸哲學和生活哲學也並不完全是一回事。

表麵上全球一體(ti) 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取向和價(jia) 值取向所引發的深層的抹去本源意識和生命意識的危機，或可以稱為(wei) 所謂“現代性”的一種危機，這種危機，在西方可能表現為(wei) 一種自由主義(yi) 和社群主義(yi) 或其他理性主義(yi) 傳(chuan) 統之內(nei) 的左右派之爭(zheng) ，而對於(yu) 非理性主義(yi) 傳(chuan) 統的生命族群來說，比如中國，一直被忽視的是自由民主的價(jia) 值與(yu) 我們(men) 心性之間有無根本的調和上之衝(chong) 突？在政治製度上，我們(men) 走向多元和開明，但是在倫(lun) 理精神上，我們(men) 會(hui) 否喪(sang) 失真正的生命意義(yi) ——即自愛與(yu) 關(guan) 懷，並且最終喪(sang) 失我們(men) 的話語權。這在新儒家那裏，似乎已探索了很久，但我們(men) 的民族精神依然沒有樹立；更為(wei) 重要的是，我們(men) 依然沒有可能與(yu) 西方、與(yu) 現代性的時代精神對話，並更為(wei) 甚之，我們(men) 無法參與(yu) 到對於(yu) 世界的未來之真正的憂思與(yu) 貢獻中去！現代性處境下，在政治哲學領域所呈現的自由主義(yi) 及其政治法理製度，出現了一個(ge) 價(jia) 值選擇（多元主義(yi) ）或價(jia) 值相對主義(yi) 的表象，而價(jia) 值相對主義(yi) 的現代性危機，使人不得不考慮核心價(jia) 值的問題。

二、道德話語權主體(ti) 的缺失：民主製與(yu) 精英

自由主義(yi) 本身是基於(yu) 一種西方化－全球化的語境，西方化－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就是普遍主義(yi) （Universalism）和理性化。這個(ge) 前提未曾經過其他被動的民族國家或前民族國家的國家倫(lun) 理資源的有效平等的對話和辯論，且這個(ge) 前提在西方的歐洲比如韋伯那樣的學者那裏也引起了某種優(you) 越感之外的憂思。

價(jia) 值相對主義(yi) 的自由主義(yi) 精神，將最終消解所謂的絕對價(jia) 值和至善等倫(lun) 理資源。而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生存世界，正是一種後果/世界的命運。

哈貝馬斯的主體(ti) 間性的商談理性成為(wei) 暫時應對技術理性或工具理性的一種針對現代性的策略。主體(ti) 間性的倫(lun) 理能解決(jue) 技術理性時代的生存和必要的自由問題，但是，從(cong) 根本上，現代性的方向仍然是未予解決(jue) 的，而這個(ge) 方向若沒有在一個(ge) “理性”可預計的精神載體(ti) 上，那麽(me) 作為(wei) 知識人和政治人的現代社會(hui) 無疑會(hui) 一直暗含著某種憂慮或憂患意識。主體(ti) 間的倫(lun) 理能解決(jue) 製度可欲的自由，但無法在“精神”層麵解決(jue) 自由問題。自由也有一種超越自由主義(yi) 和個(ge) 體(ti) 主義(yi) 的更大的善的可能性。比如文化普適主義(yi) 或理性化之中的總體(ti) 文化選擇的自由。自由主義(yi) 仍要麵對的是意識形態上因為(wei) 程序主義(yi) 帶來的道德話語權主體(ti) 的實質缺失。而我們(men) 知道，民主製其實就是借助於(yu) 一種程序機製的製度。在更小的子問題上，作為(wei) 自由主義(yi) 政治法理製度所帶來的形式化程序的製度的主體(ti) ——官僚製、專(zhuan) 家，尤其以現代政經-法理專(zhuan) 家為(wei) 代表，在一個(ge) 具有道統傳(chuan) 統的國家倫(lun) 理的中國，必定引發道統危機和社會(hui) 評價(jia) 的危機。這更呈現了道德－國家倫(lun) 理與(yu) 現代自由主義(yi) 之間的不可調和的某個(ge) 麵向——而同時提出一個(ge) 問題，即一開始的自由主義(yi) 的容量和基礎是否需要更為(wei) 廣大，或轉變出一種新的自由主義(yi) 前景。

目前，現代性對於(yu) 中國的要求不僅(jin) 是秩序的轉變，更是人心的轉變，不僅(jin) 是精英統治模式的貴族政體(ti) 的改變（最通常的現代自由主義(yi) 世界的政體(ti) 是民主政體(ti) ），更重要的是人們(men) 要接受立法和法秩序的話語權，轉移到不一定視心性道德為(wei) 主體(ti) 話語進入資格的專(zhuan) 業(ye) 人士身上。正因為(wei) 如此，中國“知識分子”並不是西方意義(yi) 上的知識分子，他們(men) 從(cong) 內(nei) 心靈魂深處並沒有把所謂理性的法律製度看得非常高。知識分子本身，並不足以在中國獲得如士大夫一樣公共的道德確信。

三、法學家是否是激進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問題應該與(yu) 中國文人傳(chuan) 統不同，但其與(yu) 專(zhuan) 家又是什麽(me) 關(guan) 係呢？法學家是知識分子幺？法學家又應具備一種什麽(me) 精神？法學家是最具有批判精神和獨立精神的幺？法學家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往往使人聯想到中國傳(chuan) 統士大夫的精神。而筆者以為(wei) ，以儒家“文”的概念，可以作為(wei) 一個(ge) 整合的兼容並包（comprehensive，借用羅爾斯的完備學說的概念）的概念，並以此作為(wei) 中國現代法的精神，在中西古今話語場域中的一個(ge) 形而上構建之關(guan) 鍵性的概念。

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足可以使我們(men) 反思法學家、知識分子、激進和保守、政治和道統這樣幾個(ge) 關(guan) 鍵詞的了。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自西方脈絡而來的法學家精神，乃屬於(yu) 激進派。但法學家在今天乃是作為(wei) 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最重要和主流的力量，也與(yu) 其所處時代的政治批評與(yu) 言論自由狀況、水平與(yu) 質量，形成一種等量齊觀。對於(yu) 上述這些問題，有下述這樣幾個(ge) 古今中西之維度，值得我們(men) 去深思：1.“文革”與(yu) 法學家；2.啟蒙與(yu) 法學家傳(chuan) 統；3.儒家傳(chuan) 統與(yu) 法學家傳(chuan) 統。

筆者以為(wei) ，法學家既應是激進的，同時也應是文化守成的。我們(men) 若從(cong) 時代精神之引領者，來理解知識分子和學者的話（比如像近代民國曾經之精神領袖：陳獨秀、梁啟超、胡適之等君），那麽(me) 從(cong) 這層意義(yi) 上說，法學家也應俱備新舊交替風氣中的士大夫特點：亦即從(cong) 精神和道統方麵予以改造或守成之士大夫，同時，其之政治言論與(yu) 價(jia) 值辨談亦應具有時代之法學思路。

四、中國知識分子問題：批評、激進與(yu) 權威

知識分子，在今天究竟是否擁有權威性？權威在中國語境中究竟意味著什麽(me) ？筆者以為(wei) ，不管激進抑或保守，其都可獲得既在羅爾斯意義(yi) 上之憲政架構下之重疊共識式的自由觀點的交鋒，亦應獲得在中國道統意義(yi) 上的一種最低道德或道統底線意義(yi) 上之檢審。曾經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說過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在我們(men) 今天又意味著什麽(me) 新啟發？而士大夫理想類型與(yu) 法律人理想類型（包括理想人格類型）之和合——是不是中國法律人的精華表現？筆者以為(wei) ：

首先，可以在信仰與(yu) 道德層麵，真誠籲求那樣一種良知和靈魂質素，知識分子之良知、文人之良知、師者學子之良知。

其次，中國知識分子與(yu) 多元主義(yi) 價(jia) 值現象的關(guan) 係、與(yu) 流派、立場和道統的關(guan) 係。價(jia) 值的多元主義(yi) 、相對主義(yi) ，絕對善的消解，必然帶來道統問題的反思，自由是否需要（比如中國言論自由的限度）。而現代公共知識分子，其與(yu) 中國的學而優(you) 則仕的文人士大夫之類型，又有何區別呢？公共知識分子屬於(yu) 知識分子，但文人士大夫卻不是知識分子，其是權力本身；而公共知識分子，並不需要在某一個(ge) 道統範圍內(nei) 來立言立德，公共知識分子服務於(yu) 哲學、專(zhuan) 業(ye) 、言論、自己的價(jia) 值觀，甚至可以不必服務於(yu) 道德。

再次，中國知識分子與(yu) 批評（獨立精神、自由精神）和傳(chuan) 統（道統、忠孝、人格操守、文化素養(yang) ）的關(guan) 係。傳(chuan) 統質素（道統、忠孝、人格操守、文化素養(yang) ），在今天的中國，也遭到不同之界定，特別是受五四運動以來的影響，基本上是負麵的全部全盤否定與(yu) 簡單地歸咎，特別是將許多近代才產(chan) 生的事物或屬於(yu) 現代性的專(zhuan) 製現象，全都歸咎到傳(chuan) 統。故此，威權政治與(yu) 國家主義(yi) 、民族主義(yi) 、傳(chuan) 統主義(yi) 之間——呈現出非常複雜之糾葛，極需要耐心和智慧之判斷和辨析。

從(cong) 傳(chuan) 統的、服務於(yu) “公共性”的士大夫，觀之今天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之素養(yang) 、文德、道德與(yu) 人格操守——後者的角色，能否超克現代性的表麵的碎片化、斷裂性、消費性，超克知識的“專(zhuan) 業(ye) 化”與(yu) 技術理性之狂轟濫襲幺？這個(ge) 問題，值得深思。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