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派、問題與(yu) 共同體(ti) ：當代儒學基本問題芻議

————首屆“青年儒學論壇”筆談

作者：張城（中共中央黨(dang) 校文史教研部）

來源：《原道》第32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臘月廿二日庚午

          耶穌2018年2月7日

根據會(hui) 議安排，作為(wei) 主題引言人，我倍感壓力。新時期儒學的論域是廣大的，麵相是複雜的，議題是豐(feng) 富的。現就目前學識所及，勉力為(wei) 之，從(cong) 以下幾方麵來闡述一些不太成熟的思考，作為(wei) 引玉之磚，供與(yu) 會(hui) 師友討論。

一、大陸新儒家與(yu) 港台新儒家

本次論壇之所以設置此議題，我想與(yu) 年初台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李明輝先生就“大陸新儒家”議題接受澎湃新聞采訪發表的談話密切相關(guan) 。李先生在訪談中不甚認同“大陸新儒家”，鋒芒直指大陸正興(xing) 起的“政治儒學”，認為(wei) 其立論無據。大陸儒學界也迅速回應，認為(wei) “港台新儒學”過於(yu) 重視心性，以西方的民主與(yu) 科學為(wei) 未來社會(hui) 的理想目標，於(yu) 改革開放30餘(yu) 年的中國實際未免文不對題。正如清代大儒章學誠所言：“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退而言之，學者可有門戶，但絕不能有門戶之見。新時期的“大陸新儒家”與(yu) “港台新儒家”雖有各自創生的區域背景與(yu) 問題意識，但卻不能因門戶之見，一葉障目。不論大陸還是港台，甚至海外，其基本分享的前提都是“新儒家”，其背後所揭示的共同立場都是為(wei) 中國文化正名，為(wei) 中國文化立言，保守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

從(cong) 本質而言，新儒家之“新”有其內(nei) 在的曆史敘事。儒家曆次鼎革之際，都是直麵獨特的中國問題。孔子之所以有心創立儒家學派，在於(yu) 麵對春秋末期，天下無道，禮崩樂(le) 壞的政治時局，冀圖通過恢複“鬱鬱乎文哉”的周禮來重建社會(hui) 的人倫(lun) 秩序。周秦轉換之際，董仲舒等大儒亦要麵對從(cong) 列國紛爭(zheng) 到天下一統的劃時代巨變，而立基於(yu) 儒家立場，博采眾(zhong) 長，構建一統秩序下的儒家意識形態。等到唐宋佛教東(dong) 傳(chuan) ，道教盛行之際，麵對異質的文化形態，淡薄的儒門隻有賡續道統，出入佛老，才能別開生麵，繼之以宋明之新理學。近代以來，西學東(dong) 漸，在船堅炮利的衝(chong) 擊下中國問題益發凸顯，作為(wei) 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學其地位不斷受到威脅與(yu) 挑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現代困境。肩負有存續文化道統的士大夫與(yu) 有識之士，從(cong) 康有為(wei) 、張之洞，到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都奔走呼號，從(cong) 政治、社會(hui) ，到文化、教育等領域試圖力挽狂瀾，希冀能為(wei) 華夏保留一絲(si) 文教的火種。

竊以為(wei) ，在全球化時代的當今，麵對市場經濟與(yu) 各種思潮的衝(chong) 擊，本已是“花果飄零”，成為(wei) “遊魂”的儒學，如還有一陽來複的轉機，儒家就必須有集體(ti) 的自覺，拋棄門戶之見，麵對時代問題，持守共同立場，為(wei) 中華文化的複興(xing) 而努力。

二、儒學的分期與(yu) 問題意識

儒學分期問題是當代儒學研究領域多年來的熱點之一，最具代表的人物有牟宗三、李澤厚、杜維明等先生。牟、杜二先生主張“三期說”，而李先生則主張“四期說”。最近北大幹春鬆教授也對儒學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wei) 梁漱溟、熊十力先生對儒學提出的問題還不夠超前，強調應回到康有為(wei) （當然還有其它聲音，如甘陽教授認為(wei) 應該回到張之洞）。他認為(wei) ，“中國的政治實踐中，我們(men) 其實經常可以在各種不同的製度設計中看到康有為(wei) 的影子，哪怕隻是一個(ge) 倒影。在我看來，他的有些設計可能是不現實的，比如立孔教為(wei) 國教；但是他的思考則是超前的，比如如何保全中國的統一、如何處理中央權力和地方自治的關(guan) 係，如何思考不同民族之間的關(guan) 係，這些依然是擺在當下政治家麵前必須應對的棘手難題。”的確，就我自己專(zhuan) 門研究的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而言，經過前後對比，我發現其很多問題意識的設置並非原創，而是受到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的較大影響，雖然梁漱溟本人很討厭康有為(wei) （主要是其人品），但梁啟超畢竟是康有為(wei) 的得意門生。因此，從(cong) 某種意義(yi) 而言，梁漱溟關(guan) 於(yu) 儒學的問題設置亦受到了康氏影響。

在目下看來，儒學分期不論是三期四期，還是七期八期，其必須要有自覺的問題意識，要有對儒學現實處境的迫切關(guan) 懷。儒學分期問題的實質就是要為(wei) 儒學未來的發展道路找到相應的價(jia) 值立場、問題意識以及現實路徑。儒學分期要立足當下，關(guan) 涉未來，即是在這樣一個(ge) 多元化，全球化，複雜化的時代背景下，儒學如何接招，如何回應，如何生存與(yu) 發展的問題。

三、士大夫與(yu) 知識分子

“士大夫與(yu) 知識分子”的議題大家已有充分討論，我隻想交流一下我的看法。蘇州大學張薇薇博士說，傳(chuan) 統士大夫具有人身依附性，而現代的知識分子則具有獨立的人格。我的認識和看法恰與(yu) 此相反：現代的知識分子有許多人具有依附性，而傳(chuan) 統士大夫才真正具有獨立人格。為(wei) 何如此說呢？在以儒家經典為(wei) 讀書(shu) 人提供知識與(yu) 信仰的近代教育體(ti) 係崩潰前，傳(chuan) 統士大夫可說幾乎都有對道統的擔當精神，有一種自覺的“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的責任感與(yu) 使命感。就這個(ge) 意義(yi) 而言，士大夫對道統具有一種知識與(yu) 信仰的統一（此信仰非宗教意義(yi) ，而是對一種文教傳(chuan) 統具有的高度自覺）。但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伴隨科舉(ju) 取士的取消，由士到大夫的轉變過程失去了製度保障而不複存在。同時，儒家經典在現代教育體(ti) 係中逐漸退縮，而以西洋科學為(wei) 主導的知識體(ti) 係幾乎控製了整個(ge) 近代中國的教育體(ti) 係，導致新式學生對於(yu) 本有的文化傳(chuan) 統逐漸隔膜，進而失去認同感。由此以西洋科學的客觀理性精神為(wei) 衡量一切學問的標準。由此，傳(chuan) 統讀書(shu) 人便完成了由有擔道信仰的士大夫到隻具有客觀理性精神的現代知識人的角色轉換。

同時，還必須指出，士大夫本身在近代以前即為(wei) 一獨立階層（士農(nong) 工商）。由於(yu) 其具有擔道的精神與(yu) 信仰，自認為(wei) 道統在身，並不對現世政權做絲(si) 毫妥協。比如傳(chuan) 統的政治架構裏有一種諫官，如當政者有違人倫(lun) 道德底線，則有最極端的屍諫！還有一種經筵講官，不管皇帝喜不喜歡聽，講官的職責即是傳(chuan) 授儒家義(yi) 理，按宋代大儒朱熹的說法，必要時要“格君心之非”！對於(yu) 現實政治，士大夫有一條標準，正如孔子所言“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由此道統意識，反而使儒家士大夫變成了一個(ge) 具有獨立人格的自覺群體(ti) 。相反，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看似具有客觀理性的批判精神，但實則變成了一個(ge) 依附群體(ti) 。為(wei) 何如此？現代知識人失去了對道統的自覺與(yu) 認同，在對抗外部壓力時就失去了精神層麵的持守，反而更容易妥協，這在建國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過程中十分明顯。孟子所言“無恒產(chan) 而有恒心者，惟士為(wei) 能。若民，則無恒產(chan) ，因無恒心。”現代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已不能做到無恒產(chan) 而有恒心。這種問題從(cong) 民國以來便表現得淋漓盡致，如梁漱溟等人所謂的“荷包政治”，知識分子即使當選議員，因生活無固定來源，時常捉襟見肘，便隻能依附權貴階層，給些現大洋便聽其隨意使喚（孫中山稱其為(wei) “豬仔議員”），完全變成了依附群體(ti) 。同時，在建國初期共產(chan) 黨(dang) 政治階層的分析框架裏，知識分子也基本不是一個(ge) 獨立階層，要麽(me) 是為(wei) 工農(nong) 服務的知識分子，要麽(me) 是為(wei) 大地主大資本家服務的知識分子，這是需要特別說明的。

四、共同體(ti) ：民族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關(guan) 於(yu) 共同體(ti) 的說法，最近比較熱的就是習(xi) 近平主席在很多國際場合提倡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在我看來，此提法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當今世界並不太平，上世紀規模空前的兩(liang) 次世界大戰給整個(ge) 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而後全世界又處在冷戰的陰霾下，戰爭(zheng) 的威脅無處不在。及至蘇東(dong) 劇變，在一超多強的格局下仍不太平，局部衝(chong) 突此起彼伏，發達國家亦控製著整個(ge) 世界的遊戲規則和話語權，盡其所能地掠奪欠發達地區，使其陷入崩潰的邊緣。同時全球範圍內(nei) 的環境氣候危機，生態失衡，毒品泛濫，極端恐怖主義(yi) 等，都對人類生存構成了極端威脅。習(xi) 近平主席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我想在某種意義(yi) 上是繼承了傳(chuan) 統儒家“民吾同胞”“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的重要思想，倡導和諧共生的大共同體(ti) 。

當然，共同體(ti) 的重建有多種層級。前麵談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應是最高層級，之下還有國家、社會(hui) 、團體(ti) 等層級。同時，共同體(ti) 的重建最為(wei) 關(guan) 鍵的是其核心價(jia) 值。我想用一觀念來闡釋傳(chuan) 統中國的共同體(ti) ，即“華夷之辨”，這也是春秋公羊學的主要議題之一。本來在公羊學的闡釋係統裏，華夷之間的關(guan) 係是開放的，如“王者無外”，中國和夷狄的關(guan) 係也可互換，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但此語褒貶之意甚明。即其核心價(jia) 值是儒家義(yi) 理，如不持守華夏可墮落為(wei) 夷狄；如堅持學習(xi) 夷狄也可進為(wei) 華夏。但其基本上主張用夏化夷，如孟子所言“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yu) 夷者也”。同時，也有一個(ge) 同心圓似的先後順序，即“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但觀察曆史，會(hui) 發現一個(ge) 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當中國在國富民強的時代，華夏觀念總是相對開放的；但當在周圍的政治軍(jun) 事格局中處於(yu) 守勢甚至被欺淩時，則會(hui) 出現嚴(yan) 夷夏之防的觀念。特別是到了近代中國，列強覬覦窺伺，麵臨(lin) 著保國、保教、保種的多重危機，嚴(yan) 夷夏之防的觀念可以說已演變為(wei) 一種民族主義(yi) 的曆史敘事，這一麵接續了傳(chuan) 統的公羊觀念，一麵又迎合了世界潮流，民族主義(yi) 可謂於(yu) 內(nei) 外都正逢其時，三民主義(yi) 就是其時最集中之體(ti) 現。在孫中山的時代，民族主義(yi) 確是重建中國共同體(ti) 的理性工具，但那時已出現了世界主義(yi) 的話語，孫中山對此十分警惕，認為(wei) 這是帝國主義(yi) 處心積慮放的流毒。“近日中國的新青年主張新文化，反對民族主義(yi) ，就是被這種道理所誘惑。但是這種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應該講的。我們(men) 所屈民族，必須要把我們(men) 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複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yi) 。”

時至今日，伴隨中國的逐步強大，傳(chuan) 統夷夏觀念的邏輯似乎又重新登場，各種天下主義(yi) 的學說紛至遝來。胡適曾言：“民族主義(yi) 都是以抗議為(wei) 開端的。”因外侮而生的救國主義(yi) 是很常見的。但民族主義(yi) 更有國家建構即統一和建設民族國家的一麵，這是更高層次的民族主義(yi) 。故胡適說，“民族主義(yi) 有三個(ge) 方麵：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佳難的是努力建設一個(ge) 民族的國家。因為(wei) 最後一步是最艱難的，所以一切民族主義(yi) 運動往往容易先走上前麵的兩(liang) 步。”他希望中國人在最後一步努力。且不論中國是否完成了近代以來的健康的民族主義(yi) 敘事。我這裏要批評的一種學說，就是試圖越過民族主義(yi) 敘事而提出一種無價(jia) 值立場的“天下主義(yi) ”。雖然是開放的，但傳(chuan) 統天下主義(yi) ，夷夏觀念都有其以儒家義(yi) 理為(wei) 主導的核心價(jia) 值，而現在某些學者提出的“天下主義(yi) ”，隻是借用了天下體(ti) 係的外殼並作為(wei) 一種範式建立所謂的新世界秩序而已，並沒有承接其內(nei) 核。正如前述，習(xi) 近平主席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有其核心價(jia) 值，即承續了儒家傳(chuan) 統思想，倡導和諧共生的大共同體(ti) 。因此，在建構所謂的以天下體(ti) 係為(wei) 主導的新世界秩序時，不能沒有王道政治的核心價(jia) 值內(nei) 涵。

五、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此議題是各位青年儒學研究者所應當且必須要關(guan) 心的。就現實而已，習(xi) 近平主席在多個(ge) 公開場合，如山東(dong) 曲阜孔子研究院、國際儒聯紀念大會(hui) 等，都大力提倡要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在2013年的8·19宣傳(chuan) 工作會(hui) 議講話中，習(xi) 近平主席還特別強調，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植根於(yu) 中華文化沃土之中。國家最高領導人這樣提倡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可以說代表了新時期黨(dang) 和國家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度，為(wei) 儒學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應值得特別珍視。但是，現在儒學圈內(nei) 部情況比較複雜，派係林立，還有比較激進的一麵，特別是民間儒家社團有些活動過於(yu) 激烈。麵對這樣的大時代背景，我們(men) 更多的是需要積極的參與(yu) 建構，而非搖旗造勢，更不能意氣用事，壞了大好光景。

本來，新儒家對近代以來的曆史敘事一脈相承，為(wei) 何有現在“大陸新儒家”與(yu) “港台新儒家”之別呢？這是因為(wei) 有1949年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功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無論大陸、港台甚至海外新儒家，都要麵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當代中國及其社會(hu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yi) ，儒學如欲在其從(cong) 前擁有廣闊社會(hui) 基礎的中國社會(hui) 繼續“老根發新芽”，獲得應有的前景，就必須真誠的麵對共產(chan) 黨(dang) ，必須要融匯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

事實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一直以來都在大力提倡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最新表述即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這亦需要中國文化特別是其內(nei) 核儒學文化的鼎力相助。執政黨(dang) 並不拒斥優(you) 秀的傳(chuan) 統文化，相反，其一再宣稱是中國文化的忠實傳(chuan) 承者和弘揚者。正如毛澤東(dong) 所言，“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ge) 發展；我們(men) 是馬克思主義(yi) 的曆史主義(yi) 者，我們(men) 不應當割斷曆史。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men) 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an) 。”黨(dang) 的中央全會(hui) 中也有具體(ti) 表述，“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從(cong) 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忠實傳(chuan) 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由此，我就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後期思想，談一談其在麵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功建政時，如何溝通中國文化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的二者間關(guan) 係。

梁漱溟認為(wei)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本質特征是“心為(wei) 身用”，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的本質特征則是“身為(wei) 心用”。在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裏，由於(yu) 生存競爭(zheng) 的壓力，人的身體(ti) 總被利害關(guan) 係所驅使，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也隻能是彼此利用；一切均以身為(wei) 中心、以個(ge) 體(ti) 為(wei) 本位，“身的問題不得解決(jue) ，就遮隱了心”。而在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中，團體(ti) 為(wei) 其成員設想，使其生活安定、無所牽顧；同時團體(ti) 的公共事務又是其成員的分內(nei) 責任，成員自覺為(wei) 團體(ti) 著想盡力，雙方皆從(cong) 心而發，“身的問題解決(jue) 了，心乃透出。”因此，資本主義(yi) 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確有高下之別，其根本就在於(yu) 資本主義(yi) “以身為(wei) 主”，而社會(hui) 主義(yi) “以心為(wei) 主”。“以身為(wei) 主”，強調個(ge) 人權利和個(ge) 人本位，人與(yu) 人之間隻有利益關(guan) 係；“以心為(wei) 主”，則強調身為(wei) 心用、強調團體(ti) 利益。社會(hui) 成員的物質生活安頓好後，人們(men) 就會(hui) 出於(yu) 公心而努力建設更美好的社會(hui) 。在他看來，中國的無產(chan) 階級革命隻能“從(cong) 心出發”而不能“從(cong) 身出發”，革命要獲得成功就必須喚醒人心、團結人心；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最擅長贏得人心，成功地把無產(chan) 階級精神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的仁義(yi) 理念進行融合，鍛造出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顯示了人心的無私與(yu) 偉(wei) 大。在我國曆史上，無數仁人誌士為(wei) 了道義(yi) 長存，舍生取義(yi) 、殺身成仁，義(yi) 無反顧，這種公而忘私的大無畏精神也容易同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結合起來。在新民主主義(yi) 革命和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時期，為(wei) 了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信念，無數革命誌士拋頭顱、灑熱血，奮不顧身；無數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者舍小家、顧大家，奮勇向前。正因為(wei) 如此，共產(chan) 黨(dang) 帶領全國人民才可彌補物質條件不足，取得無產(chan) 階級革命的偉(wei) 大成功和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豐(feng) 碩成果。他認為(wei) ，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將從(cong) “以身為(wei) 主”的資本主義(yi) 轉變為(wei) “以心為(wei) 主”的社會(hui) 主義(yi) ；而中華文化正是“以心為(wei) 主”的文化，所以其“可因未來的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而得複興(xing) ”。而這條全新的中國道路既符合世界文化發展潮流，又有中華文化作支撐。

通過梁先生的事例，我們(men) 可以管窺老一代新儒家學人，在共產(chan) 黨(dang) 獲得政權成功建國，並帶領全國人民繼續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獲得巨大成就時，以其獨特的視角，豐(feng) 富的知識儲(chu) 備及其特殊的社會(hui) 經曆，為(wei) 溝通融合中國文化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的關(guan) 係而努力，使之能協調發展，實現雙贏。事實上，正如《禮記·中庸》所言：“萬(wan)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當代青年儒家研究者，更有責任接續老一代儒家學人的問題意識，開創一條既獨特又普世的中國文化發展道路。最後，我想以杜維明先生的話作為(wei) 結束語，“我不認為(wei) 我們(men) 有一條隻是中國能夠走出來的路，中國真能走出來的一條路，一定是世界人類都能夠接受的路，我們(men) 現在要走出的路應該是未來人類共同需要的一條路。”我相信，有中國文化內(nei) 涵的中國道路的普世性必將益發凸顯。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