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布日】中國國族認同建構中的儒家擔當

欄目:《原道》第32輯
發布時間:2018-02-07 23: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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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儒家在現代中國國族認同建構中的責任擔當

作者:班布日(內(nei) 蒙古自治區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蒙古族)

來源:《原道》第32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臘月廿二日庚午

          耶穌2018年2月7日

  

一、前近代的國家建構以文化認同為(wei) 基礎

 

在近代民族主義(yi) 勃興(xing) 之前,無論東(dong) 方西方,國家的組成都不是以民族認同為(wei) 依歸,甚至都不是簡單以宗教和文化為(wei) 依歸,而往往是以認同一種文化為(wei) 基礎的政治秩序。而這種政治秩序,均是以一個(ge) 超級大國的長期存在為(wei) 基礎,並以其為(wei) 中心,在一地區長時間穩固的存在。雖然超級大國的統治集團會(hui) 有所更迭,民族成分亦會(hui) 有所演化,但都不會(hui) 有劇烈的變動。

 

以歐洲為(wei) 例,其文明發源於(yu) 希臘,政治秩序則起自於(yu) 羅馬。羅馬帝國所延續的政治秩序持續極為(wei) 悠久,幾乎囊括了歐洲古代史。一般認為(wei) ,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wei) 東(dong) 西兩(liang) 部分;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西歐進入封建時代;公元1453年,東(dong) 羅馬帝國滅亡,羅馬便成為(wei) 曆史陳跡。其實不然。羅馬帝國的分治是慣例。從(cong) 公元250年開始,為(wei) 了有效管理廣袤的國土,羅馬帝國便經常出現多帝共治狀態,有“兩(liang) 帝共治”,也有“四帝共治”。在蠻族入侵之後,在羅馬境內(nei) 形成的諸多蠻族王國,也是以羅馬為(wei) 宗主,而自認為(wei) 藩屬。以最終廢黜西羅馬末代皇帝的禁衛軍(jun) 長官奧多阿克為(wei) 例,其廢黜西羅馬皇帝的目的也是為(wei) 了向東(dong) 羅馬皇帝稱臣。在法理上,整個(ge) 歐洲仍是羅馬帝國。之後,法蘭(lan) 克國王查理曼受到羅馬教皇加冕,成為(wei) 羅馬皇帝,繼承了西羅馬皇帝的法統,其長支後裔便一直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這個(ge) 法統直到1806年方才被拿破侖(lun) 廢黜。東(dong) 羅馬帝國雖然在1453年被奧斯曼土耳其攻滅,但其法統仍被俄羅斯所繼承。當時的俄羅斯大公娶了東(dong) 羅馬帝國末代公主為(wei) 妻,於(yu) 是自稱“第三羅馬”,改尊號為(wei) “沙皇”,這其實是羅馬皇帝“凱撒”的俄語發音。東(dong) 羅馬帝國的法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沙皇俄國崩潰才結束。因此,在古代史中,歐洲可稱為(wei) “羅馬政治秩序板塊”。而在中亞(ya) 和西亞(ya) ,公元651年之前是波斯帝國所締造的政治秩序,之後則被以伊斯蘭(lan) 文明為(wei) 依托的阿拉伯政治秩序所取代,形成了“波斯-阿拉伯政治秩序板塊”。這個(ge) 政治秩序,直到1922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滅亡方才結束。

 

與(yu) 以上兩(liang) 大政治秩序板塊相對,中國作為(wei) 東(dong) 亞(ya) 近代之前唯一的超級大國,形成了以中國為(wei) 中心的東(dong) 亞(ya) 政治秩序板塊,與(yu) 歐洲的羅馬政治秩序板塊、西亞(ya) 中亞(ya) 的波斯-阿拉伯政治秩序板塊並立為(wei) 世界古代三大政治秩序板塊。東(dong) 亞(ya) 政治秩序板塊的政治秩序簡單來說便是“三觀”,亦即天命觀的皇權政治,天下觀的領土管理和忠孝觀的道德倫(lun) 理,這些均來自於(yu) 儒家。儒家之所以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正統,正是在於(yu) 它能夠給中國曆代的政權提供統治的合法性和教化能力。即所謂“因文教而製度,因製度而心理”,儒家之道本身要跟權結合,權則需要道來確認自身的合法性。這一政治秩序板塊從(cong) 春秋時代初現雛形,秦朝奠定基礎,兩(liang) 漢形成構架,魏晉時代開始擴大,到唐朝時達到北方草原、東(dong) 北平原乃至西北吐蕃地區,最後在元代實現大一統。之後的明、清基本承襲了元代的格局。

 

二、以中國為(wei) 中心的東(dong) 亞(ya) 政治秩序之演進

 

東(dong) 亞(ya) 與(yu) 歐洲相似,其文明源於(yu) 中原的“諸夏”,而其製度則傳(chuan) 承於(yu) 西方的秦國。秦滅諸夏而為(wei) 秦朝,開始奠定東(dong) 亞(ya) 政治秩序的基礎。秦朝雖然以法家嚴(yan) 刑峻法立國,看似排斥儒家,但是,秦始皇所創立的“皇帝”尊號,則是與(yu) 儒家的思想一致,展現了孟子所雲(yun)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想。也就是說,皇帝不僅(jin) 僅(jin) 是一國之君主,而且是天下,亦即世界的君主。正如宮崎市定所言,“皇帝是宇宙唯一的存在,因而是專(zhuan) 有名詞,不需要任何限定的形容詞。……這一製度在秦之後也延續下去,天子自稱時不會(hui) 加上王朝名而稱‘漢皇帝’、‘唐皇帝’等。與(yu) 此相反,對外國的君主則加上地名,稱‘倭王’‘日本國王’等,以表示是某一有限地區的君主。”

 

皇帝所代表的治理天下的權威,則自有一整套的法統和道統的理論。尾形勇在《中國古代的家與(yu) 國家》中分析皇帝權威的傳(chuan) 承時指出:“皇帝具有‘天子’和‘皇帝’兩(liang) 種稱號。應該認為(wei) ,這種情況是由當時國家秩序構造本身必然產(chan) 生出來的。首先‘天子’是以某家的形式體(ti) 現的整個(ge) 國家的代表者,這種某家是清除全部私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也即天下一家=天下無家)。……就是說,以‘君臣’關(guan) 係為(wei) 軸心而建築起來的古代帝國的秩序構造,通過天子與(yu) 天之間的君臣關(guan) 係得以完善,並被賦予了權威”,“平定天下獲得政治權力的人,把受天命作為(wei) 首要的依據而建立起新的王朝”,“皇帝位的傳(chuan) 承,無需介於(yu) 天命,但是,作為(wei) 公位的皇帝位要按血緣關(guan) 係來傳(chuan) 位,就必須建立一種包含由‘有能、有德之子’繼承皇帝位這一觀念的理論”。而在“易姓革命”的王朝更迭中,與(yu) 傳(chuan) 位的場域同樣,也是通過冊(ce) 立的過程由前朝最後一任皇帝禪位於(yu) 下一王朝的創立者的。當然,這種禪位,有的是較為(wei) 和平,有的是軍(jun) 事征服,但核心價(jia) 值觀則是不變的。

 

不過,秦朝僅(jin) 是奠定了這一政治秩序板塊的基礎,因為(wei) 北方的草原地帶並沒有進入到這一秩序板塊之中。直到漢朝崛起,經過兩(liang) 漢四百餘(yu) 年的努力,北方草原的遊牧民無論怎樣變化,均認同了這一政治秩序:在他們(men) 弱小時,臣服於(yu) 中央王朝;當他們(men) 強大時,則必然力求成為(wei) 這一政治秩序板塊的掌握者。而即使入主中原,也仍是“易姓革命”,並非異族征服,更非文化和政治秩序的變更。例如所謂“五胡亂(luan) 華”之際,滅亡西晉的“漢”政權統治者劉淵劉耀,他們(men) 自稱姓劉,國號為(wei) 漢,但卻是貨真價(jia) 實的匈奴人。他們(men) 稱帝的理由,是因為(wei) 曾受漢王朝賜國姓,所以姓劉,國號為(wei) 漢,其官製也仿照漢朝製度。至於(yu) 後趙、前秦、北魏等等政權,稱帝的理由,則是據有了中原,獲得了正統。這個(ge) 正統觀,可從(cong) 《洛陽伽藍記》中的一段記載看出來。公元528年北魏發生內(nei) 亂(luan) ,次年梁武帝蕭衍派陳慶之護送魏北海王回國爭(zheng) 位。占領洛陽後,在一次宴會(hui) 上,陳慶之酒醉後說道:“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朝玉璽,今在梁朝。”但是,這套說辭卻被北方的楊元慎當場反駁,楊認為(wei) 北魏雖起於(yu) 朔漠,但是如今“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為(wei) 鎮,四海為(wei) 家。移風易俗之典,與(yu) 五帝並跡;禮樂(le) 憲章之盛,淩百王而獨高。”一番話讓陳慶之“杜口流汗,含聲不言”。

 

於(yu) 是,我們(men) 可以看到,之後隋唐乃至宋,曆朝皇帝的權威來源,要麽(me) 是承續前朝,要麽(me) 是占據中原,而這樣的權威則都是以維護東(dong) 亞(ya) 政治秩序為(wei) 己任。各朝強弱不同,但這一政治秩序是沒有變化的。如契丹遼朝之建立,在成為(wei) 遼之前,其國號是大契丹,首領稱可汗。即使石敬瑭獻出了幽雲(yun) 十六州,稱臣稱子,也沒有改變。直到石敬瑭的兒(er) 子石重貴和契丹翻臉,契丹出兵滅了後晉,契丹軍(jun) 占領開封之後,才立國號為(wei) 遼,耶律德光才稱帝,這便是遼太宗。至於(yu) 金朝,其稱帝過程雖然非常繁雜,但基本上是以滅遼為(wei) 根據,即所謂“代遼而起”,加之占有中原,故仍被視為(wei) 或自視為(wei) 有正統之名。


元代是在正統問題上爭(zheng) 議最大的朝代。爭(zheng) 議大是因為(wei) 其特殊,而其特殊是因為(wei) 他是曆代北方遊牧民族第一個(ge) 打通了三大政治秩序板塊的。蒙古人在崛起時,原本和其他民族沒有區別,都是南下的。但沒想到在攻打金朝過程中,其商隊被中亞(ya) 花拉子模的邊將截殺,而使者交涉無效,於(yu) 是成吉思汗開始西征。也許是蒙古人運氣好,當時不僅(jin) 是東(dong) 亞(ya) ,而是所有政治秩序板塊的強國都在衰落。這一西征,便摧枯拉朽,一直打到了多瑙河。而蒙古人便接受了三大政治秩序板塊的成果,其帝國也就展現了世界帝國的風貌。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世界帝國終究不能長久,於(yu) 是蒙古帝國僅(jin) 維持了五十四年。待到第四任大汗蒙哥去世後,帝國分裂,身處各政治秩序板塊之中的蒙古人不得不分別歸於(yu) 各政治秩序。伊兒(er) 汗國、察合台汗國歸於(yu) 波斯-阿拉伯政治秩序,金帳汗國介於(yu) 波斯-阿拉伯和歐洲之間,而忽必烈和他的子孫便歸於(yu) 華夏政治秩序。這便是元朝的建立。

 

元朝被很多學者認為(wei) 並未儒化,也就時沒有接受傳(chuan) 統的東(dong) 亞(ya) 政治秩序,這是不對的。從(cong) 忽必烈開始,便以皇帝自居,雖然政府高層均用蒙古人,但身任宰輔者,大多都是儒化者。筆者曾撰文指出,元代儒化宰輔有17人,雖然僅(jin) 占元朝447位宰相的3%,但元代宰相製度中,左右丞相、參知政事、平章政事乃至左、右丞都被稱為(wei) 宰相,而實際能夠秉政者則不多。這17人中,任中書(shu) 右丞相者10人,兩(liang) 次入相者2人,獨相者2人,任期超過10年者3人,17人累計任職時間達94年,相對於(yu) 108年曆史的元朝,已占近87%的時間,其對元朝曆史的影響,遠遠超過了非儒化者。至於(yu) 製度、文教、社會(hui) 倫(lun) 理等等,與(yu) 之前曆朝並則無較大變動。此外,元朝的建立,實現了空前的大一統,也將傳(chuan) 統的政治秩序板塊進了擴大。比如,在元朝之前,西藏(當時稱吐蕃)並未進入這一政治秩序當中。但從(cong) 元朝開始,直至明清,西藏完全接受了這一政治秩序,在元、清兩(liang) 代是既接受冊(ce) 封,也接受統治,明代也接受三大法王和五大俗王的冊(ce) 封。

 

可以說,儒家學說為(wei) 核心所形成的政治秩序,便是中華文明得以傳(chuan) 承數千年而不中斷的保障。“華夏”並非王朝,亦非民族,至少在近代民族主義(yi) 出現之前,它是一個(ge) 世界,是一個(ge) 獨立於(yu) 其他文明圈和政治秩序板塊的完整的世界。也隻有在這一基礎之上,“中國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創造”這句論斷才不會(hui) 流於(yu) 空論。

 

三、近現代中國國族認同建構中的儒家擔當

 

自清王朝崩潰之後,亦即現代民族主義(yi) 勃興(xing) 之後,傳(chuan) 統的政治秩序不複存在,如何整合一個(ge) 現代的多民族國家便成為(wei) 一個(ge) 難題。世界另外兩(liang) 大政治秩序崩潰後,以民族主義(yi) 為(wei) 新的黏合劑,在其原有板塊中形成了一個(ge) 個(ge) 民族國家。但中國情形不同,其原有板塊的主體(ti) ,並未因原有政治秩序的崩潰而分裂為(wei) 諸多民族國家,除少部分因外力作用而分離之外,都留在了中國的框架之內(nei) 。那麽(me) ,作為(wei) 保留了原有政治秩序主體(ti) 的基礎上,麵對民族主義(yi) 的興(xing) 起,民族與(yu) 國家,主體(ti) 民族與(yu) 少數民族,種種不適和調和便隨之產(chan) 生。

 

時至今日,從(cong) “驅逐韃虜”到“五族共和”,從(cong) “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ge) 中華民族”到“各民族大團結”,雖經過種種努力,可麵對現在日益複雜的思想輿論環境,“國族認同”仍未能塵埃落定。儒家既然是曾經政治秩序的締造者和維護者,那麽(me) 在儒學複興(xing) 的今天,儒家應該對這一問題有較為(wei) 積極的應對。

 

筆者認為(wei) ,首先,應在於(yu) 重新梳理中國曆史,將現代民族主義(yi) 與(yu) 古代政治國家予以區分,讓人們(men) ,尤其是青年人了解古今之區別,對華夏文明有準確的定位。

 

其次,是要重新定位“華夷之辨”。在今天,很多極端民族主義(yi) 者將“華夷之辨”對外看成是意識形態對立,對內(nei) 則看成民族之間的分野,並將這種對立和分野看作是黑白之分,截然敵對。其實不然,今天應該更強調人類的普世價(jia) 值。試想,曾經的東(dong) 亞(ya) 政治秩序,在古代社會(hui) 本就代表著規則、秩序、安全,就是那個(ge) 時代的普世價(jia) 值,是否認可這種價(jia) 值,便是夷夏之間的區別。到了今天,則有全世界所認可,也符合中國傳(chuan) 統的普世價(jia) 值。

 

其三,則是應該將傳(chuan) 統的政治秩序進行新的闡釋,使之有新的活力,從(cong) 而消解民族主義(yi) 的負麵影響。近代民族主義(yi) 預設了各民族和國家在主權和文化上的平等與(yu) 相互尊重,但其負麵影響則是產(chan) 生狹隘的民族精神視野,尤其在中國這個(ge) 多民族的國家中,若各民族都刻意強調本民族的精神視野,則必然增加離心力。那麽(me) ,超越民族主義(yi) 的更為(wei) 廣闊的精神視野應是消解這一負麵影響的良藥。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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