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北辰】社會主義的第三次飛躍——論儒家社會主義

2006年夏，某網站作了一個看似平常卻又極不平常的社會調查，調查的問題很簡單：來生你願意再做中國人嗎？約80%的人回答“不願意”。這個調查傳遞給我們這樣一個信息，絕大部分中國人不願生活在他的祖國和所在的社會。這是一個足以令每一個中國人感到可悲和震驚的信息!

中國是著名的禮儀文教之邦，其政治經濟文化一直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為人類的文明與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數千年的曆史上，中國始終是人們向往的國度。連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都曾感歎，如果有機會讓他選擇，他一定選擇生活在漢唐盛世的中國。

那麽，今天的中國為什麽連中國人都不願生活在這裏呢？是什麽導致了中國人對自己的祖國和所處的社會如此失望呢？這個讓我們感到可悲和震驚的信息促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深入思考，我們的國家和社會究竟出了什麽問題？我們又應該怎麽解決這些問題？

一、中國的問題

中國的問題很多，就其大者而言，有以下十個方麵。

（一）民族信仰體係瓦解

中國的民族信仰體係是建立在儒家道統基礎上的，這個道統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董仲舒、文中子、朱熹、王陽明一脈相承。由於近代“民族救亡”這一曆史主題的凸顯，西化論者掀起全麵反傳統的浪潮，全麵擁抱西方文化，中國人自斷根脈，道統中斷。傳統民族信仰體係瓦解,新的信仰體係無從建立,異教信仰體係無從移植。中國人被拋向信仰真空，民族生命無從安立，中國人遂成精神上的野鬼遊魂，漂零無根，至今仍在飽嚐喪失精神家園的痛苦。

（二）民族精神萎縮

由於民族信仰體係的瓦解，中國的民族精神失去了神聖性的滋養和導引而無法挺立。同時，由於全麵的反叛傳統，民族精神出現了強烈的認同危機，與民族文化傳統相疏離。在“救亡”的曆史主題淡出以後，中華民族喪失了凝聚力。民族精神被抽空了實質性內容和價值，加之百年來的屈辱和現實國力的不足，導致中華民族心理優勢的喪失和自信心的徹底崩潰。民族精神萎縮而無法挺立。

（三）民族文化創造力貧乏

由於全麵的反叛傳統，中國人自斷文化之根，中國文化喪失了生命力和創造力，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而異質文化也無法嫁接生長。自己的拋棄了，別人的拿不來，中國文化被置於時曠日久的空白化和惡質化之中。同時，在文化殖民化的過程中，中國文化屈從於西方話語霸權，喪失了自身的言說能力，淪落為被解釋的對象。中國文化變成了西方文化的模仿者，沒有了文化的自性和特質，從而喪失了文化的創造力。這是中國百年以來在思想界學術界缺乏重量級人物的根本原因。

（四）國民道德危機

由於自斷傳統根脈，信仰體係瓦解，國民道德失去了倫理資源和神聖性支撐。中國人從烏托邦的迷幻中清醒過來後，又一頭栽進了物欲的泥潭之中。國民道德在世俗化的大潮中沉淪和墮落，已突破底線。商人不講誠信，不辯義利；官員以權謀私，腐敗貪汙；醫生不以救死扶傷為天職，不守醫德；教師收紅包，教書而不育人；學者寫假論文，教授搞假專著；警察與盜賊為伍；製假販假；錢權交易；豆腐渣工程等等，可謂五花八門。國民道德幾近崩潰邊緣。

（五）國民教育危機

中國的現代教育，從教育體製、教育方法到教學內容都無不模仿西方。中學教育以應試為目的，高等教育以工具化為取向，隻教書，不育人，不傳道。中國文化的根脈已斷，無“道”可傳，教育喪失了價值性訴求。在所謂“教育產業化”的堂皇借口中，教育這一陽光下最神聖的事業蛻變成了賺錢的行業。經濟效益成了評判教育成功與否的標準，亂收費的現象屢禁不止，許多貧困家庭的孩子讀不起書。教師也沒有了師德，博士、教授大批量生產，“大學精神”萎縮殆盡。教育的墮落和腐敗必將禍及子孫，讓民族失去希望。

（六）權力腐敗

權力腐敗，在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已然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以權謀私、錢權交易、貪汙腐化，這些事在每個國家和社會都是存在的，也是正常的事情，但這種事情一但普及化，對國家和社會來說就是莫大的災難。權力腐敗，於中國而言是一個大毒瘤,如不去之,則國家無望,民族無望。

（七）拜金主義

在今天的中國，金錢是萬能的。現代社會，金錢作為一般等價物，就其社會折算功能而言應該是萬能的。但在我們的社會，金錢的萬能不僅表現在折算功能上，可怕的是它更體現為一種價值評判標準，是價值上的萬能，變成了意義所在，目的所在。中國人陷入了拜金主義的泥潭之中，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災難。

（八）貧富懸殊

今天的中國社會，貧富懸殊很大，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裏，貧者益貧，富者益富。富者揮金如土，竭盡奢華，而貧者卻處在生活的重壓之下，基本的物質需求都難以滿足。在城市，低收入者有的每月隻有80元人民幣的收入，在農村最貧者家庭財產總計折算不足人民幣100元。在當今社會，有病不能就醫者比比皆是，輟學兒童隨處可見，考上大學無力繳納學費者不勝枚舉。貧富懸殊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極不和諧的因素。

（九）分配不公

社會分配不公，這已經成為我們的一個大問題。特殊利益集團掌握著公共生產要素，易於致富；特殊行業在分配上“近水樓台先得月”,如：電力、金融、稅務、交通等部門，收入遠遠超過其應該享受的分配。至於暗箱操作的灰色分配就更不用說了。廣大民眾隻能靠提供勞動力獲得工資報酬，而且就業困難，勞動力價格壓得太低，即便如此，許多人還是就業無門。分配不公讓廣大民眾怨聲載道。

（十）國家倫理目的淡化

社會主義區別於資本主義的最大特征就在於社會主義有著明確的國家倫理目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個利益體，國家和政府隻是“守夜人”，而社會主義社會則是個道德體，國家和政府是有倫理目的的，是有社會理想的。我們的社會理想和倫理目的就是要消除貧困，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但現在我們的國家倫理目的已經淡化了，對社會主義而言，這是危險的信號。

以上十個方麵的問題是中國為數眾多的問題當中較大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由來已久，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問題是一百多年來累積而成的，是在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曆史演進中逐步滋生出來的，到今天開始激化和凸顯。現在是該我們好好疏理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啦。

要解決好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找出導致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要從根子上，從本源處著手，才能有效對治這些問題。中國的問題雖然紛繁複雜，但究其根本，可歸結為一個總的問題，其它一切大大小小的問題，都是從這個總的問題衍生出來的。隻要抓住這個總的問題，解決好這個總問題，別的問題就可迎刃而解。這個總問題就是：核心價值的缺失以及由此導致的意識形態的危機。

二、核心價值的缺失與意識形態危機

核心價值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意識形態是一個社會的脊梁。沒有了靈魂，一個國家就會手足無措，迷失方向；沒有脊梁，一個社會和這個社會的人民就無從挺胸昂首。在“救亡”的曆史主題下，我們拋棄了6500年優秀的民族傳統，因而源自西方的各種“主義”就不能植入中華民族的深層結構中與民族傳統相融合。所以，百年以來我們始終未能建立起屬於自己民族的一整套核心價值體係並進而型構出與本民族傳統相融的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意識形態。

當以階級鬥爭為手段，以武裝奪取政權為訴求的“革命意識形態”在社會主義和平建設事業中淡出以後，中華民族被拋擲到一個價值虛無的荒漠和意識形態的真空，除了對金錢的追求和物欲的滿足以外，我們的生命再沒有別的意義。神聖性、崇高性、英雄主義、天下關懷、理想主義，這一切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在我們的生活中已成為笑柄，遭到人們的嗤之以鼻。我們的社會就在這種意識形態真空中墮落，我們的民族就在這個價值虛無的荒漠上無所適從。由此而衍生出來的一係列社會問題就開始纏繞著我們束縛著我們。故此，確立民族核心價值體係，並在此基礎上建構新的意識形態，這是我們解決所有問題的唯一途徑。否則，我們的社會將永無希望，我們的國家將永無寧日，我們的民族將無法複興，和諧社會的理想將無從實現。

由於對“十年浩劫”心有餘悸，許多知識分子患有嚴重的“意識形態恐懼症”，在他們看來，意識形態就意味著“專製集權”、“鉗製思想”、“剝奪自由”。其實不然，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會，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意識形態。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和一個社會而言，核心價值及意識形態是立國之本，是民族精神之源，是治世原則，是不可置疑的，不可動搖的。社會是“一統而多元”的，“一統”就是核心價值與主流意識形態，“多元”則是自由，是豐富。但“多元”必須是“一統”之下的“多元”，絕不能為“多元”而廢“一統”。“一統”不是統一，“統一”就無“多元”可言。中國百餘年來的問題不是因為沒有“多元”，恰恰是因為沒有“一統”造成的。

一個半世紀以來，我們拋棄自己的傳統，而又無法移植西方的傳統，以實現“全盤西化”，因而始終未能確立自己的核心價值體係和意識形態。“革命意識形態”隻是特殊曆史時期的產物，不具有恒常性與普適性，當社會主義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革命意識形態”必然會淡出。確立恒常的核心價值體係，建構新的意識形態，這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希望之所在。

當然，我們永遠也無法忘記，過分強化意識形態，奉行意識形態至上，曾摧毀了中國人的個人生活，消解了社會的多樣性和豐富性，給我們的民族和國家，給全體中國人造成了巨大的傷害，致使我們直到今天為止對意識形態仍然談虎變色，心有餘悸。然而，近三十年來，我們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全盤否定意識形態，視意識形態為國家與社會發展的障礙。意識形態的至上主義和萬能主義是非理性的，意識形態的否定主義同樣也是非理性的。我們從意識形態的至上和萬能走向對意識形態的全麵否定，這兩種思想和態度都是不明智的，它導致的結果必然都是災難性的。

在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事業中重提意識形態問題有著特殊的意義和內涵。這並不是主張回到那個令人心寒的年代，既不是“左傾”，更不是懷念“階級鬥爭”，而是一種理性的選擇。核心價值與意識形態是一個國家立國之本，是治世經國的大原則，是社會政治製度和法律的價值之源。沒有核心價值和意識形態，國家將沒有靈魂，社會將沒有脊梁。我們今天的時代已不同以往，社會結構和經濟文化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有必要重新塑造新的意識形態。一個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大國絕不能總是“摸著石頭過河”，我們必須明確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的目標。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核心價值體係以及在此基礎上型構出來的國家意識形態。那麽，怎樣來確立我們的核心價值體係，建構我們的意識形態呢？

前不久，一個蘇聯專家在北京作了一次演講，他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為什麽說垮就垮了？而你們社會主義中國卻垮不了？這個令蘇聯專家感到困惑不解的問題其實很簡單。中國的民族文化傳統與社會主義有著天然的親緣性和共融性。所以，社會主義才成為了中華民族的集體性選擇並植根於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中而不可動搖。梁啟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論裏把中國政治思想的特性概括為“世界主義”、“平民主義或民本主義”、“社會主義”，並認為這是我國的“率先發明”。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就是儒家大同理想與社會主義的結合，他認為社會主義與大同理想是根本一致的。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的這種親緣性與共融性也深植於早期共產黨人的靈魂和思想之中，成為他們對社會主義進行曆史選擇的深層文化動因，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無不如此。

中國步入新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鄧小平則更是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詮釋為“小康社會”，而胡錦濤則把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界定為“建構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都是儒家的社會理想。“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的提出，充分體現了儒家與社會主義的親緣性與共融性，這在社會主義中國化的曆史上邁出了嶄新的一步，為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的全麵融合開啟了新的一頁。在西方的各種“主義”中，唯有社會主義與儒家傳統最為契合，在人類各大文明形態中，唯有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最為相通。

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有著天然的親緣性和共融性，這種親緣性與共融性為兩大資源的融合帶來了極大的可行性。首先是倫理目的的一致和社會理想的趨同。從終極層麵看，儒家以大同盛世為目標，社會主義以共產主義的實現為目標。《禮記•禮運篇》所描繪的大同盛世的景象和共產主義社會基本上沒有多大區別。大同盛世，“天下為公”，貨“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盜賊不興，夜不閉戶，人們安居樂業。共產主義社會“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勞動成為需要，階級消滅，國家消亡。二者驚人相似和一致。就現實層麵看，儒家追求小康之世，倡導以“富民”為本，“藏富於民”，百姓衣食無憂，各得其分，“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這與社會主義“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發展生產力，追求共同富裕的倫理目的是基本一致的。

另外，儒家與社會主義都具有“尚公”的觀念，儒家有“天下主義情懷”，社會主義有國際主義精神；儒家與社會主義都關注民生問題，以民為本，反對貧富懸殊，強調分配過程中各得其分。因而在價值取向上儒家與社會主義有著一致性。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從現實層麵上對資本主義的本質有了切身的體會，對資本主義的剝削性、不公正性以及資本權力的排他性有了真切的感受。這種體會和感受讓我們不得不對社會主義的價值進行再認識再評價。前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並不代表社會主義本身的失敗，更不能由此對社會主義進行價值否定，它隻表明“蘇俄模式”的終結。

社會主義在西方有著悠久的曆史傳統，是從柏拉圖到馬克思無數西方聖哲智慧的結晶。它優越於資本主義是因為它擁有崇高的倫理目的和美好的社會理想，是對治、批判和超越資本主義的西方觀念形態。事實上除了“蘇俄模式”以外，社會主義的價值也始終在彰顯著，社會主義的影響在許多西方發達國家也從未中斷過。在這些西方國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處於一種“共生”狀態，並始終對資本主義進行著批判和修正。因而許多西方國家帶有明顯的社會主義色彩，如芬蘭、瑞典、加拿大等。就連公認的資本主義強國同樣有著社會主義的成分，如美國，羅斯福的“新政”就吸納了社會主義要素並形成了美國的“新政傳統”，其實質就是強化國家統控，用政府權力和社會力量來製約資本主義，調節市場。而英國的工黨，法國的社會黨等許多歐洲國家的政黨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的政黨。今天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許多製度建設都是這些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結果，如工會製度、勞動保障製度、社會福利製度等。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我們走入了一個誤區，引進了資本、技術和市場，卻淡化了社會主義的各種要素。因此，我們必須對社會主義進行再認識再思考，重拾社會主義的信心。把中國的儒家傳統資源與社會主義資源進行有機的融合貫通，以重新確立我們民族國家的核心價值和意識形態。

由此可見，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的全麵融合必將成為大勢所趨。這種融合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是中華民族複興的需要。我們民族國家的核心價值體係和社會意識形態，隻能由儒家傳統和社會主義兩大資源來提供。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的有機融合，是我們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也是我們民族國家現代化建設成敗的關鍵。社會主義融入儒家傳統可以獲得曆史文化的合法性支持，避免社會主義因傳自境外而導致的民族集體性疏離感，從而獲得全民族的忠誠。而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融合則能夠實現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並落實到社會現實層麵而參與曆史文化的創造。

三、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融合的意義

（一）建設真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儒家社會主義

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的有機融合，對於中華民族和億萬中國同胞而言，是天大的好事。儒家傳統是我們本民族自己的傳統，有著數千年的積澱，其與社會主義又有著天然的親緣性與一致性。無論從感情上，認同度抑或可行性和必要性而言，這兩大資源的有機融合都應該早就完成了，為何至今遲遲未能融合？即便有所“接觸”，也隻是羞羞答答，隔著一層窗戶紙。一方麵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智慧資源被閑置，另一方麵是社會主義對提高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資源需求。可是供需兩方麵卻隔著一層窗戶紙，誰也不願捅破這層窗戶紙。在儒家看來，“學在民間，道在山林”，“禮聞來學，未聞往教”，為維護“道”的尊嚴，刻意與權力保持距離。而社會主義不願捅破這層窗戶紙的原因是不能走出“五•四”傳統的巨大陰影，不願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儒家傳統“禮教吃人”的荒謬判決。就儒家而言，儒為世間法，不入世何以轉世？既以家國天下為己任，就應該昂首挺胸地入世，與社會主義融合。就社會主義而言，則應該如鄧小平所言“解放思想”，以民族大義為重，徹底公開為儒家“平反”，堂堂正正地取法祖宗的資源，不要隻局限於幾個口號和象征性的姿態，要全麵會通儒家傳統，深入取法儒家資源。

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融合是必然的事情，遲早的事情，越早融合，中華民族就越早複興。這兩大資源的融合不光對中華民族的複興，甚至於對人類和平與幸福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義。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的有機融合，將型構出我們民族國家新的核心價值體係和社會意識形態，並在此基礎上創生出真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儒家社會主義”。

日本近代化之父澀澤榮一提出“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的理念，以儒家價值為基礎創造出了日本的現代工商業文明模式。韓國、新加坡同樣以儒家價值為立國之本，創造了亞洲的經濟奇跡。儒家傳統憑籍著與社會主義的親緣性和共融性及本土優勢，則必將滋養出中國的“儒家社會主義”。“儒家社會主義”才是真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儒家社會主義”的誕生是中華民族的福音也是全人類的福音。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兩大資源的融合，必將為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複興開啟新的篇章，也必將繼社會主義由空想到科學，由科學理論到實踐運動的兩次飛躍後，實現社會主義的第三次飛躍。

社會主義的第一次飛躍發生在英德，第二次飛躍發生在俄國進而擴展到全球，第三次飛躍隻能發生在中國。當今社會主義陣營的五個國家中惟有中國有這樣的實力和條件來完成這一人類曆史上的偉大使命。社會主義的第三次飛躍，是與儒家傳統融合，以中國6500年雄厚的曆史文化積澱和智慧為基礎來承載社會主義的高樓大廈。社會主義的第三次飛躍，對內，將整合民族資源，挺立民族精神，以中國新的現代文明模式建構和製度創新為目標。對外，將以王道對治霸道，用道德和道義對治強權；為人類和平輸入新的價值和理念，改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規則，重建國際政治秩序；以良好的國家形象，垂範世界，悅近來遠，樹立中國道德大國的權威，為建構和諧世界作出貢獻。

（二）維持社會穩定與和諧

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礎條件。一個不穩定的社會不和諧的社會充滿“亂源”的社會，是搞不好建設的。因此，為了尋求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給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條件，我們必須清除各種“亂源”。社會的“亂源”將對現行秩序造成顛覆性的影響。現階段，中國社會存在以下四方麵的“亂源”。

首先，是人心混亂。由於民族信仰體係的瓦解，核心價值的缺失和意識形態的危機，民族精神無法挺立，民族凝聚力極低，人心無處安立。由於缺乏倫理資源的滋養，國民道德處於崩潰的邊緣。同時，由於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普遍化，政府公信力下降；加之就業率低，社會貧困狀況未得到緩解，相當部份人承受著生活的重壓，怨聲載道。人心混亂是中國社會的第一“亂源”。因此，收拾人心是為清除“亂源”的第一步。

其次，社會公正的失落。社會公正失落表現在許多方麵，普及到社會各領域。如錢權交易，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司法領域的腐敗，各種機會的不均等，社會分配的不合理等等。社會公正失落，民怨四起，是為第二“亂源”。

第三，非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政治訴求。比如中國式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持不同政見組織在國內已不存在，但作為一種在野的社會意識形態它卻異常強大，它具有著“現代文明”意義上的合理性與“五•四”傳統意義上的合法性。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絕大部分都有著“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情結，懷著追求“自由”“民主”的衝動。這種情結和衝動目前被物欲所掩蓋，當外在的契機勃發，這種情結和衝動就會噴薄而出，表現為強烈的非理性的社會政治訴求，其目的非常明確，就是顛覆現行秩序而後建立所謂的“民主製度”。因而，中國式的“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帶有強烈的非理性色彩和“草寇主義”特征。而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學者和經濟學家則拿著西方資本家提供的“基金”為西方資本主義代言，刻意削弱社會主義的優良要素，淡化社會主義的倫理目的，醜化社會主義形象，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隱性掠奪提供合法性支持。這是中國社會穩定和諧的最大“亂源”之一。故而有學者稱，中國的“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禍國殃民。

第四，異教文化的入侵。這裏的異教文化特指基督教文化。作為西方國家意識形態核心價值神聖性源頭的基督教文化具有兩麵性，對“基督世界”倡導博愛、和平；對“異教世界”則主張征服，帶有強烈的擴張性和侵略性。基督教的這種性格也決定了西方國家治世方略的雙重標準，對內強調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對外則實行霸道、擴張，甚至暴力掠奪。自古《聖經》跟著槍炮走，現在遊戲規則變了，武裝掠奪變成了資本擴張，《聖經》跟著資本走了。資本擴張到哪裏，《聖經》就跟到哪裏，基督教就滲透到哪裏。據相關統計，基督教在中國的地下教徒已突破一億大關！這是西方“文化殖民”與“和平演變”的結果。這對中華民族而言，對我們國家和社會而言絕不是一個“福音”，而是一個“亂源”。因為基督教文化擴張的背後有一隻西方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的黑手，這隻黑手隨時都在準備顛覆中國的現行秩序，葬送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成果，以去除他們一廂情願認定的“中國威脅”。

以上四個方麵的“亂源”都將威脅著中國社會的穩定，不從根本上消除這些“亂源”，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就處於危機“四伏”之中，這給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埋下了隱患。在和平的政治環境中，一定程度上，政府的權力對此鞭長莫及，當然，靠政府權力也無法從根本上消除這些隱患。要徹底根除這些“亂源”，唯一的辦法就是靠民族國家核心價值體係的確立和意識形態的建構。因價值和意識形態而導致的問題隻能靠價值和意識形態去對治，光靠製度和法律是無法解決的，更不能靠政治權力去解決。沒有價值體係和意識形態，相應的合理的製度和法律也無法建立和完善。

（三）提高執政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

執政黨和政府執政能力的提高，是民族國家現代化建設的保障。要提高執政能力，必須從以下三個方麵著手進行。

首先，是提高公信力、凝聚力、整合力和動員力。公信力源於政績與政治清明；凝聚力、整合力和動員力則源於民族精神。要提高這幾種“力”，除了政治清明以外還要培育和挺立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由於“五•四”全麵反傳統，抽空了中國民族精神的實質性內容，中國的民族精神在“救亡”的曆史主題淡出以後變成了一個空殼，政黨倫理又無法提供民族精神所需要的神聖性資源和基於傳統的實質性內容。中國的民族精神至今萎縮無法挺立。故此，把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有機融合，確立核心價值並以此培育和挺立中國的民族精神，以增強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政府的整合力和動員力，這是提高執政黨和政府執政能力的關鍵所在。曆史文化的合法性及基於傳統的民族精神，能夠使政府獲得全民族的忠誠。

其次，要提高執政能力必須根治腐敗。無容諱言，在今天中國，權力的腐敗已是普遍現象，大部分官員都不同程度墮入腐敗的行列。對執政黨和政府而言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不反腐是不行的，整個官僚集團將敗壞下去，以至於無法收拾。而反得太徹底太全麵也不行，那樣會瓦解現行秩序的基礎。腐敗的普遍性是因為人性出了問題，人心出了問題，是社會道德崩潰導致的結果，是民族精神萎縮的結果，是民族國家核心價值缺失的結果。因而，要根治腐敗，光“反”是不行的，要從根源處著手，必須靠“教化”來解決。光靠反貪局和紀委是根治不了腐敗的，而且也不能這樣去處理腐敗的問題，畢竟穩定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礎。

在“教化”腐敗方麵，儒家傳統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儒家是道德之教、人格之教，按儒家傳統培育和教化出來的人，是人格光輝的君子，能自覺遵守道德規範，有著崇高的品格和生命境界。《大學》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就是讓人生命中固有的光明德性能夠彰顯出來；“親民”就是以民為親，為社會為百姓謀福利，做治國平天下的事功。這樣就能達到至善的境界。這種內聖外王的生命境界是為政的官員都必須追求的，如果官員都能這樣要求自己，都能努力實現人格的完善和生命境界的提高，腐敗可不“反”而治。這就是儒家“德主刑輔”的智慧和功效之所在。因此，欲解決腐敗問題，欲根治腐敗，必大興“教化”之風。董仲舒說：“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南麵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教化行而習俗美也”，主張“任德教而不任刑”（《漢書•董仲舒傳》）。隻要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有機融合並確立為我們民族國家的核心價值體係，啟動儒家傳統資源，在加強法製建設的同時大興“教化”之風，則腐敗可根治，同時又不影響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第三，製度創新。執政能力的提高要以製度作為保障，而製度創新必須以核心價值為基礎，在民族國家核心價值的導引下進行。製度創新的資源來源於三個方麵，一是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的經驗積累；二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成果；三是民族傳統資源。融合會通三大資源，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創造出新的製度。如融合儒家察舉、薦舉製度，借鑒西方選舉製度，再結合社會主義民主集中製原則設計出中國新的選舉製度。融合儒家傳統的科舉製度和社會主義公務員製度創造出新的國家公務人員遴選製度。以傳統的鄉紳製、鄉約製和學治精神結合今天的村委會製度創建新的村民自治製度，而不是搞大民主式的村民普選。再比如：借鑒西方福利國家稅收製度，強化國家統控能力，向弱勢群體傾斜，建構合理的分配製度，以緩解貧富懸殊縮小貧富差距，強化社會主義的倫理目的。

（四）創建中國現代工商業文明模式

在西方現代文明全球化的過程中，中華文明是一個被“化”的對象，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中國是一個後發國家或曰發展中國家，處於後發的劣勢。中國如要擺脫這種文化殖民化的困境和經濟上的後發劣勢，就必須要建立自己獨立的核心價值體係，並在此基礎上確立新的規範和標準，開出一條獨特的發展路徑，創生出自已的現代工商業文明模式，而不能亦步亦趨，步西方的後塵，把自己變成西方現代文明簡單的拙劣的模仿者。在這方麵鄰邦日本、韓國、新加坡都提供了成功的啟示。日本早在明治維新時代就通過民族宗教的改革創立了以天皇為象征符號的國家神道，從而完成了大和民族核心價值體係的建立，挺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在商業精神上借鑒儒家傳統資源，提出“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的理念，創造出了獨特的管理模式和西方世界望塵莫及的低成本高效力，從而創生了日本式的現代工商業文明模式。韓國、新加坡則更是以儒家價值為立國之本，同樣創造出了現代經濟奇跡。韓國素有“小中華”之稱，儒家傳統在韓的傳承至今尚未中斷，滋養和培育了韓國的民族精神。新加坡絕大部分居民為華人，儒家傳統在此也是薪火相傳，成為其立國之本，滋養了新加坡的愛國主義精神，培育了新加坡的現代文明。而儒家傳統在其本土中國卻中斷了百多年，致使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失去倫理資源而無法挺立，文化創造的能力日顯貧乏。故此，啟動儒家傳統資源，會通社會主義，重建中國的核心價值體係勢在必行。這是中國現代工商業文明模式創造的需要。儒商精神的弘揚、儒商人格的培養、以儒家價值為核心的商業道德規範的建立、儒家傳統與西方現代管理學融合而創生的中國式企業管理模式的建立等等。隻有創造出中國現代工商業文明模式，走出一條真正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路，中國才能擺脫後發劣勢，超越西方。

（五）以王道對治霸道，重建國際政治秩序

經過二十餘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綜合國力國家，同時，也是世界工業第一大國。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

今天的國際政治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是一種以民族國家利益為最高訴求的，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價值取向的，奉行霸道和強權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體係。這種政治體係從價值理念到運行規則都從屬於霸權，服務於霸道。在重大國際政治事務中聯合國形同虛設，霸主國家及其同盟國可以任意踐踏國際法，可以肆意妄為，打著維護世界和平的旗號瘋狂為本國謀取私利，為此不惜使用武力威脅和赤裸裸的軍事打擊。蠻橫幹涉他國內政，顛覆他國政府，屠殺別國百姓，處決別國元首。這是對人類生命和尊嚴的踐踏。

誰來為弱小民族和國家主持正義？誰來維護聯合國的權威？誰來改變國際政治秩序中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誰來提供對治霸道的價值理念和實力？誰來為人類開出一條沒有武力和戰爭的通向和諧安寧的光明大道？環視當今世界，舍中國其誰？中國有這樣的綜合實力與國際強權抗衡，中國的社會主義資源有著批判對治和超越資本主義的內涵，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天敵。而中國儒家傳統的“王道政治”則是“霸道”的克星。中國擁有抗衡強權的實力有超越資本主義的優勢，儒家有對治霸道的資源，因此，中國有能力有條件有資格重塑國際政治體係。

啟動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資源，輸出“王道”，以講信修睦、悅近來遠、任德不任力的王道政治，取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規則”和奉行霸道的極端民族利己主義原則，重建國際政治新秩序。用社會主義的倫理目的和儒家“大同理想”為國際政治植入美好的願景。這是中國當仁不讓的時代使命和曆史使命。把人類帶出“戰國時代”，帶出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帶出強權霸道的黑幕，這是全人類寄予中國的希望。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周北辰】社會主義的第三次飛躍——論儒家社會主義

周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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