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北辰】走出意識形態的困境

走出意識形態的困境

作者：周北辰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首發

時間：2010年5月23日

摘要：本文深入分析了當前中國意識形態所麵臨的困境，並指出了擺脫困境的途徑。那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第三次中國化的基礎上，實現意識形態由“救亡型”向“建設型”，由“理論型”向“文化型”的轉軌。同時，本文還對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化意識形態擴張進行了剖析，並提出了中國的文化意識形態戰略。

中國當前的國家意識形態，是以馬列主義理論體係為基礎建構起來的。這一意識形態是馬列主義中國化的產物，確切地講，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正因為如此，中國當前的國家意識形態就本質而言，仍屬於“革命意識形態”。

革命意識形態從屬並服務於革命實踐，其基本訴求是“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新中國建立後，社會政治逐步由“革命”轉向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在中國社會政治的轉型過程中，意識形態嚴重滯後，我們有意無意地放棄了對意識形態的重塑和堅守。

三十年來的改革以經濟建設為重心，對意識形態采取的是“不爭論”的懸置態度。在這一過程中，國家意識形態雖也進行了一係列的修正和補充，但並沒有實質性的轉型和變化。正是由於意識形態的淡出和滯後，中國在取得經濟發展的同時，一係列的社會問題也日益凸顯，並給中國的社會政治與現代化建設帶來不良的影響。如：國民道德危機，社會腐敗蔓延，民族精神萎縮，民族文化創造力貧乏，貧富懸殊日益加劇，國家倫理目的淡化，物欲主義猖獗，國人身心性命無處安立等等。這一切，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們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忘記了對意識形態的重塑和堅守導致的，是國家意識形態嚴重滯後，未能因應社會政治的變革而成功轉型所導致的。

作為價值、觀念和思想的總合，意識形態對於國家民族及其社會政治實踐有著重大意義和作用。一個民族國家的核心價值體係、社會理想、政治哲學、法律思想、倫理道德、民族精神等等，都要靠意識形態來提供和支撐。沒有強大的意識形態就不可能有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意識形態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的脊梁。

我們懸置意識形態，“摸著石頭過河”，已經整整三十年了！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和五千年文明的大國不可能永遠“摸著石頭過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這並不是說實踐就是真理本身！對意識形態的懸置與回避，並不能擺脫中國意識形態所麵臨的困境，而民族國家現代建設及中華民族複興的偉大事業卻迫切需要一個具有強大生命力和整合力的國家意識形態。故此，正視並擺脫當前意識形態所麵臨的困境，因時應勢，實現意識形態由“救亡型”、“革命型”向“建設型”的成功轉型就成為中國社會變革與發展的當務之急。

一、當前意識形態所麵臨的困境

中國當前的意識形態麵臨著六大困境：

（1）超越性困境。

所謂超越性是指由形上價值基礎所決定和形成的意識形態的神聖性品格。宗教或曰信仰體係是意識形態的核心要素與構件，同時它又是意識形態其他要素與構件的超越性價值源頭，為其他要素與構件如：政治哲學、法律思想、倫理道德等提供形上根基和神聖的價值基礎。一個意識形態如果沒有相應的宗教信仰體係作為核心要素並提供形上根基，那麽這個意識形態就不具備神聖性與超越品格。神聖性與超越性是意識形態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礎。

中國當前的意識形態是以蘇俄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係為基礎建立的“革命意識形態”，是民族救亡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就總體而言是一種社會學理論體係，列寧主義則是革命理論。其無神論思想和唯物史觀更是注定了這一意識形態不可能具有形上根基與超越性品格，因而缺乏深層穩固的神聖合法性基礎。

超越價值與神聖性的缺乏，是中國當前意識形態所麵臨的首要困境。

（2）認同性困境

馬克思主義是西方觀念體係，是西方文化背景與問題意識的產物。後經列寧的改造而成為國際共運的指導思想。隨著蘇俄革命的成功，在國際共運的大背景下，中國的反專製反殖民的民族救亡運動演變為共產主義的實踐運動，中國革命匯入國際共運的洪流。馬列主義成為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新中國成立後，馬列主義就從政黨意識形態升格為國家意識形態。

隨著民族救亡這一曆史主題的淡出和“革命時期”的結束，中國步入了民族國家現代化建設時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民族傳統文化的差異性價值日益凸顯，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日趨強烈，全麵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受到質疑，民族傳統文化複興已成大勢所趨。作為異質文明觀念體係的馬克思主義與一個擁有五千年積澱的民族傳統相遭遇，以其文化隔膜而必然帶來文化疏離與文化認同危機。這是中國當前意識形態所麵臨的第二個困境，即民族文化的認同性困境。

（3）資源性困境

作為社會學理論體係和革命指導思想的馬列主義所型構出的國家意識形態，在麵對民族國家現代化建設及全球化背景下出現的一係列問題時，表現出了資源的匱乏。中國當下所麵臨的問題，如全球經濟一體化、西方世界的文化殖民與意識形態擴張、環境破壞、種族衝突、文明對話、社會腐敗、道德危機等等。這一係列問題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產生的，是中國的“革命意識形態”建構過程中未曾遇到也不可能產生的問題。革命意識形態從屬並服務於革命實踐與政權訴求，沒有現代化建設與全球化背景的問題意識，自然也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資源。在“民族救亡”與“革命實踐”這一曆史主題淡出後，現代化建設凸顯為時代主題，國家意識形態應進行因時應勢的轉型。如果國家意識形態不能實現由“救亡型”、“革命型”向“建設型”的成功轉型，它就無法提供解決新問題的資源，也不可能為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提供核心價值、政治哲學、法律思想、倫理道德、藝術原理、民族精神等必不可少的要素和構件。

由此可見，資源性困境是中國當前意識形態所麵臨的又一困境。

（4）功能性困境

意識形態就是一個國家和社會占主導地位和統治地位的思想體係。其治世功能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麵：社會整合、社會凝聚、社會動員、社會教化。在“民族救亡”和“革命實踐”的曆史時期，中國的“革命意識形態”在這幾個方麵都體現出了強大的力量。正是在這一強大的意識形態力量支撐下，中華民族擺脫了殖民主義的強勢壓迫，建立了新中國，最終完成了“民族救亡”的曆史使命。

然而，在民族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意識形態沒有能夠因時轉型，再加上建國後曆次政治運動對意識形態力量的誇大和濫用導致的惡果以及改革三十年來對意識形態的懸置與淡化，致使中國的意識形態整合力、凝聚力、動員力和教化力萎縮，從而使意識形態陷入了功能性的困境之中，使意識形態的治世功能急劇退化，不能有效整合各種社會資源，加強民族凝聚力和社會動員力，也無法進行良好的社會教化。

（5）解釋性困境

每個意識形態都有自足獨立的解釋係統，這個解釋係統被稱為意識形態理論。意識形態理論從屬並服務於意識形態，它對意識形態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必要性及權威性進行學理論證。

中國當前的意識形態理論本質上仍屬於社會批判學說和革命理論，在民族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和全球化大背景下，在一係列新的問題意識下，這一理論滯後，其解釋力顯得蒼白，不能在“革命意識形態”與現代化建設的曆史實存之間自圓其說。例如：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與政治權力的超越合法性基礎及民族精神家園建設之間的矛盾；“五四”以來形成的反傳統精神與民族文化認同的矛盾；“暴力革命及階級鬥爭理論”同“穩定、和平、發展”主題之間的矛盾；“剩餘價值學說”與新型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計劃經濟”理論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之間的矛盾等等，當前意識形態無法進行解釋。這一係列的矛盾衝突充分反映出當前意識形態理論嚴重滯後，並呈現出一種“無理、無氣、無力”的狀態，陷入了不能自圓其說的解釋性困境之中。

（6）心理性困境

由於建國以來，在曆次政治運動中誇大意識形態的作用，濫用意識形態力量，給國家民族及廣大民眾造成了巨大傷害。導致了國家對意識形態的刻意淡化和民眾對意識形態的心理抵觸。尤其是在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更是產生了意識形態恐懼症，視意識形態為洪水猛獸，談意識形態而色變。許多知識分子把意識形態等同於專製，視之為自由、民主、人權的仇敵。殊不知，即便是西方“自由世界”也同樣是由強大的意識形態支撐著的。

這種由於曆史的創傷而導致的對意識形態的恐懼心理，使當前中國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對意識形態的抵觸情緒。這是當前意識形態麵臨的又一困境。

中國的意識形態如欲擺脫以上六大困境，就必須進行意識形態的重塑，使國家意識形態實現由“革命型”、“救亡型”向“建設型”的成功轉型。要在馬克思主義第三次中國化的基礎上，實現從“理論意識形態”到“文化意識形態”的根本性蛻變。

二、理論意識形態與文化意識形態

國家意識形態是一個由諸多要素所構成的有機體。隻有在這一有機體各要素達至一種相互貫通與相互支持的中和關係時，意識形態才能實現自足與圓融。

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意識形態，應包含如下要素：信仰體係、核心價值、國家倫理、民族精神、藝術原理、政治哲學、立法原則、社會理想、製度架構以及解釋體係。由信仰體係轉出核心價值，發用為國家倫理與民族精神，在此基礎上形成藝術原理與政治哲學，並確立其社會理想、立法原則，最終落實為製度架構。意識形態理論則對各要素及其相互關係進行自足圓融的言說與解釋。

意識形態各要素之間是一個相互支持、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相互貫通的關係，牽一發而動全身。當某一要素在現實社會政治中受到質疑或麵臨危機時，意識形態就會作出反應並進行整體性調整，以應對危機。意識形態的這種整體性調整往往會帶來巨大的社會變革。例如：西方中世紀的宗教受到質疑，神人關係麵臨危機，這導致了文藝複興、啟蒙運動、宗教改革、工業革命及政治變革等一係列重大事件的出現，並引發了整個西方世界的現代化變遷。西方世界正是在這一變遷中逐步形成了新的意識形態。其要素包括：基督新教的信仰體係；以“人權”“自由”“進步”為標誌的核心價值；利益至上的新教倫理；以殖民擴張為本質的極端民族主義精神；以“民主”為中心的政治理念；以權利保障為訴求的憲法原則；以權力製衡為目標的製度架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國際政治規則；泛市場主義的商業精神；以及近代以來龐大的學術理論體係等等。這些要素共同型構了西方現代國家的意識形態。

西方現代意識形態屬於“生發型”意識形態，即從一個文明有機體中自發產生出來的意識形態。這種生發型意識形態是該文明體根本價值和核心精神的集中體現，並與文明體保持著高度的同一性。因此，“生發型”意識形態也稱“文化意識形態”。

與西方現代意識形態不同，現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屬於“建構型” 意識形態。所謂建構型意識形態，即以某一觀念體係或理論為基礎，對曆史文化、社會政治及其諸要素進行重新“塑造”而建構出來的意識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意識形態就是“觀念的結合”，是“社會再造的工具”。這種“建構型”的意識形態也稱為“理論意識形態”。理論意識形態是以觀念和理論改造文化，改造社會的結果。

文化意識形態的根本訴求是維護並彰顯該文明體的既有價值；而理論意識形態的根本訴求則是以預設的觀念及其理論改造和重塑文明體係與現實社會政治。

理論意識形態在價值上具有強烈的顛覆性，其對文化與社會的建構及“塑造”是以顛覆傳統（即既有價值）為前提的。所謂“不破不立”，就是指理論意識形態的這一顛覆性而言。對理論意識形態來說，曆史文化與社會政治的一切要素都在“改造”和“重塑”之列，宗教、哲學、藝術、文學、曆史、倫理、政治、法律、教育、風俗、人性等等，無往不在“重塑”之中。理論觀念成為源頭，成為價值本身，成為“塑造”一切文明要素的基礎。“理論”被人為地拔高為政治哲學、立法原則、製度規範、倫理道德、藝術原理的價值之源。

在理論意識形態的“塑造”之中，理論所支持的觀念成為改造曆史文化與社會政治的標準。曆史文化與社會政治的一切構成要素都喪失了自性特質，失去了按照自身邏輯發展的空間和可能性。由於具有對傳統價值的顛覆性，因而理論意識形態必然疏離於傳統，疏離於既有的文明體係。在極端的狀態下甚至會走向反傳統，反文明的歧途。最終必將導致意識形態的曆史合法性與文化合法性危機。

現代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屬於典型的理論意識形態，而非文化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是“五四”精神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產物，是近代以來民族救亡的曆史背景和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社會政治實踐中逐步形成的，中華民族正是在這一意識形態的凝聚和整合下完成了“民族救亡”的曆史使命，擺脫了西方殖民主義的壓迫，取得了民族獨立解放。這一意識形態帶有強烈的悲情主義色彩和偏執情緒，以及暴力主義傾向。

這一意識形態在中華民族反抗西方殖民壓迫、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社會政治實踐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然而，當中華民族步入了民族國家現代化建設這一新的曆史階段後，“民族救亡”的曆史主題逐步淡出，“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日益凸顯。在這種情況下，帶有強烈悲情主義色彩和偏執情緒及暴力傾向的意識形態，就明顯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同時，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西方文化意識形態擴張的現實際遇和境況中，麵對異質文化的壓迫，理論意識形態的解釋能力、對話能力及博弈能力都顯得蒼白。因為，一個理論體係或觀念體係，是無法與一個文明體係進行博弈的。以觀念體係對抗文明體係，以理論意識形態對抗文化意識形態，這是中國百年來在中西文明的交往過程中始終處於弱勢的根本原因。

故此，實現當前意識形態由“救亡型”“革命型”向“建設型”的轉軌，並完成由“理論意識形態”向“文化意識形態”的轉型，這不僅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也是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中應對西方文化殖民與意識形態擴張的需要。因為，一個以數千年文明積澱為基礎的國家意識形態才是厚重而博大的，才能得到全體炎黃子孫的忠誠，才具有強大的凝聚力與整合力。也隻有以文明體作為依托的國家意識形態，才能與西方意識形態進行平等的對話和交流，並有足夠的資源扼製其文化意識形態擴張。使中華民族擺脫“以夷變夏“的亡文化的悲慘命運。

隻有實現了意識形態由“救亡型”“革命型”向“建設型”，由“理論型”“觀念型”向“文化型”的成功轉型，中國當前的國家意識形態才能擺脫危機，走出困境。

對“理論意識形態“而言，意識形態是理論及其核心觀念的泛化，理論及其核心觀念是改造和重塑曆史文化與社會政治的標準及價值基礎。對文化意識形態而言，意識形態則是文化的集中體現，文化的根本精神及核心價值是意識形態得以存在的基礎。理論意識形態以觀念“改造”文化，是觀念的結合；而文化意識形態則以文化型構意識形態，是文化的集中體現。

文化要成為真正的“軟實力”，就必須實現意識形態化。缺乏意識形態功能的文化，隻有審美價值而不具有“使用價值”，自然也不能構成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文化的意識形態化，是文化實現其功能性價值的必由途徑。文化的意識形態化與意識形態的“文化”化，是一個共時性過程。惟有在這一共時性過程中才能實現一個文明的真正複興，也隻有在這一過程中才能實現強大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完善與圓融。

對“理論意識形態”而言，意識形態從屬於理論及其核心觀念，意識形態在觀念體係的框架中存在。對“文化意識形態”而言，理論從屬並服務於意識形態，理論在意識形態的框架中存在，並對意識形態的合理性、合法性及權威性提供解釋。

從理論意識形態向文化意識形態轉型，就意味著放棄對曆史文化及社會政治的觀念性“塑造”。確立民族文化傳統的本位性，強化意識形態的文化性格，以中國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作為意識形態的價值基礎，並吸納西方現代文明的正麵價值和資源。在馬克思主義第三次中國化的基礎上，因時應勢，對意識形態進行要素優化和重新組裝。

從理論意識形態向文化意識形態的轉型，要求對意識形態進行循序漸進的整體性調整。為強化意識形態的神聖性超越性品格，就必須淡化無神論色彩；為擺脫意識形態的認同性困境，就必須回歸民族文化傳統，放棄“五四”以來形成的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立場。正確認識和評價西方理性主義、進步主義、惟科學主義價值觀；深入取法儒家傳統資源，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第三次中國化。要站在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上，貫通三大資源。隻有這樣才能確保社會秩序穩定的前提下，完成意識形態的成功轉型，以應對西方文化意識形態擴張，從而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意識形態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的集中體現。文化隻有以意識形態的方式存在，才能成為一個有機整體，才具有使用價值而成為“活態”的文化。否則，就隻能是一堆散落的建築材料。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化的複興也隻有在“有機整體”的意義上，在“使用價值”及“活態”的意義上才成為可能。也就是在國家意識形態的意義上，中國文化的複興才有可能，才有價值，才有意義。如果一個文化傳統不能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不能為意識形態的型塑提供基本的構成要素和形式，那麽，這個文化傳統就會在現實社會政治生活中喪失“使用價值”，成為非“活態”的文化。這樣的文化就沒有複興的價值與可能。

與此同時，沒有民族文化傳統的支撐，國家意識形態就會喪失民族文化自性特質，陷入一係列困境與合法性危機之中。文化傳統與國家意識形態相輔相成，互為支援。人類曆史上，一切主流傳統都不同程度地參與社會意識形態的型塑，而一切社會意識形態同樣大都建構在民族文化傳統之上。

真正強大的意識形態是文化意識形態，真正有力量的文化是意識形態化的文化。意識形態向傳統文化的回歸與傳統文化的意識形態化，這是中華民族及中華文明得以複興的根本途徑。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意識形態戰略

西方現代文明是一個侵略性擴張性很強的文明，其對中國的侵略擴張大致經曆了殖民主義、和平演變及全球化三個階段。從鴉片戰爭至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為殖民主義擴張階段，這一階段以赤裸裸的軍事入侵和暴力掠奪為特征。從新中國成立到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這是“和平演變”時期。這一時期以冷戰為背景，以顛覆社會主義中國，實現社會主義中國向“自由世界”的蛻變為目標。自冷戰結束以來為“全球化時期”，這一時期的擴張主要表現為經濟一體化和文化意識形態擴張。

無論是殖民主義時期的武裝入侵暴力掠奪，還是“和平演變”時期的軍備壓迫與政治顛覆，抑或“全球化”時期的經濟一體化與資本入侵。背後始終有著文化意識形態的巨手作為這種侵略擴張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支撐。軍事暴力與資本暴力著手的是器物層麵的征服，而文化意識形態則實現的是精神與靈魂的征服。正如鄧小平所說：西方世界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器物層麵的征服不是究竟的，隻有文化意識形態的征服才是根本的深層的。故此，要扼製西方文化意識形態的擴張，以避免中華民族被異質文明所同化。我們對西方文化意識形態擴張的嚴重後果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要製訂自己的文化意識形態戰略，以有效扼製西方文化意識形態擴張。

（一）馬克思主義第三次中國化

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凸現出不同的特征。從武力擴張到資本擴張到文化意識形態擴張，呈現出由顯性暴力向隱性暴力，由武裝掠奪到市場化掠奪，由器物層麵向文化精神層麵的遞進。這種擴張越來越顯現出“合理化”特征，並逐步指向社會的深層結構。針對西方列強對中國侵略擴張的階段性特征，中國的應對之策也必須經曆，由“軍事立國”到“經濟立國”，再到“文化立國”的戰略性轉變。在中國立國之本的戰略轉變中，作為中國意識形態核心構件的馬克思主義，其“中國化”的進程也必須經曆相應的三個階段。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階段，是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這一階段，產生出了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革命意識形態”。在這一革命意識形態的支持下，新中國得以誕生，中華民族擺脫了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暴力壓迫，完成了“救亡”使命。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階段，是與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現代化建設相結合。在這一階段，產生出了“鄧小平理論”，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時代命題。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核心，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實用性改造。這一理論成為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階段，就是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深入取法儒家傳統資源，站在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上建構出中國的文化意識形態。隻有這樣，中國才能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有效扼製西方文化意識形態擴張。修正現代性，重塑全球化，構建出超越西方經典模式的良性現代社會，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及國際政治秩序輸入新的價值觀，確立新的價值基礎。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三階段的根本任務和目標。

（二）實施宗教改革重建精神家園

宗教是文化的質核，也是文化的載體。沒有了宗教，一個文明體就會失去靈魂，飄零無根，逐步式微，最終走向衰亡。儒教是中國的傳統宗教，是中華民族的主導信仰體係。傳統中國，人們的家庭生活與社會政治生活都涵融於儒教之中。核心價值的確立，意識形態的建構，個體生命的安頓，都是由儒教來承擔的。是儒教型構了中華文明的基本性格，塑造了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氣質。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殖民擴張，儒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創傷。在“救亡”的民族主義悲情下，“五四”以來的文化激進主義對儒教進行了徹底的破壞。

今天，西方列強一改往昔的軍事暴力方式，掀起以資本擴張和文化意識形態擴張為訴求的全球化大潮。由於帶有“發展”“進步”的合理性，全球化往往被人們簡單解讀為“現代化”“經濟一體化”的過程，忽略了他宗教殖民與文化意識形態擴張的本質。它不僅是經濟的一體化，更是信仰與文化意識形態的一體化。說白了，就是全球範圍的基督教化。

基督教文明的非暴力擴張，給現代中國帶來了文化精神領域的巨大災難。民族信仰體係瓦解，精神家園失落，中國人變成了精神上的遊魂，身心性命無處安頓。拜金主義猖獗，物欲主義橫流，國民道德幾近崩潰邊緣，國家意識形態的整合力、凝聚力削弱。社會秩序的穩定受到嚴重威脅。這一切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帶來了巨大障礙。欲解決這一係列社會問題，改變這一狀況，就必須重塑文化意識形態。惟有強大的國家意識形態才能有效整合社會資源，凝聚人心。而民族宗教、民族信仰則是意識形態超越的價值源頭和神聖合法性的基礎。因此，重拾民族信仰，重建民族宗教是建構強大的國家意識形態的首要條件。

宗教改革是社會變革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百年來的社會政治變革缺失了宗教改革這一重要內容。民族宗教改革的缺失給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革帶來了先天不足，造成了嚴重的民族認同危機和價值危機，並導致了一係列的社會問題。

由於宗教改革的缺失，價值基礎與社會政治的形上根基未能確立，庸俗實用主義成為社會發展的最高原則。因而，宗教改革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補上的一課。

民族宗教的改革，以民族傳統宗教為基礎，重建現代中國的民族信仰體係。國家民族的主導信仰體係是意識形態的靈魂和核心要素。也是意識形態其它要素的價值基礎。中華民族的傳統信仰體係經由“五四”全麵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與無神論運動的破壞及世俗化大潮的滌蕩，已經瓦解殆盡，中國人成了沒有信仰的群體，民心混亂，無所適從。欲強化意識形態，增強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就必須首先收拾民心。而收拾民心就必須重建民族信仰，重建民族精神家園。

同時，也隻有重建民族信仰體係，才能為核心價值體係確立超越的形上根基，為民族精神、國家倫理及政治哲學、立法原則等要素注入神聖性，從而使意識形態戴上神聖的光環，具有超越性品格，獲得不容質疑的權威性與合法性。也隻有這樣，才能使意識形態植根於民族文化傳統，與本民族的文明體係保持高度的同一性，從而避免認同性危機，獲得全民族的忠誠。也隻有如此，才能使意識形態有一個宏大的文明體作為依托，以其厚重博大的資源有效應對西方文化殖民與意識形態擴張。

中國的傳統國家宗教是儒教，民族宗教的改革也特指儒教的因時改製與重建。儒教在傳統社會可以落實為治教一體的“政教形態”，也可以在現代社會落實為法權組織意義上的“教團形態”。在傳統中國，儒教與社會、國家高度同構，國家組織、社會組織都是儒教組織，儒教沒有獨立於國家社會之外的教團組織。在現代社會，宗教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因時重建儒教的現代組織形態。精神家園並不是虛懸的，純義理的，而是實有的，可聞見的。教會組織就是人們在現實社會的精神家園。實施宗教改革，重建儒教的現代組織形態就是重建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宗教改革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基礎和靈魂。沒有宗教改革，社會變革就會喪失價值目標，就會失去神聖超越的合法性基礎。

（三）弘揚民族傳統，培育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中國近代以來在思想領域和社會政治領域最為活躍的思潮，是學術文化涉及最多又最缺乏深入研究的領域。作為一種“主義”，它在中國沒有自身的理論建構，缺乏完善的獨立的理論形態。中國的民族主義一直處於一種原初狀態，在百餘年的曆史變遷中始終沒有發育成熟。這種不成熟的民族主義一直被從根本上排除在社會政治建構和曆史文化創造的實踐之外。

中國的民族主義，沒有自己的價值基礎，也沒自己的理論形態，更沒有獨立的社會理想和政治訴求。在百餘年來的民族救亡史上沒有誕生過一個純正的民族主義政黨。中國的民族主義隻是以一種非理性的情緒狀態或情感狀態，彌散地寄生在其他“主義”之上，淪落為其他“主義”的附庸，變異為其他“主義”爭取合法性和進行社會政治動員的工具，如同一張可以任意張貼的標簽。“洋務維新”是民族主義，“嚴守祖宗成法”也是民族主義；“尊孔讀經”是民族主義，“打倒孔家店”也是民族主義；“扶清滅洋”是民族主義；“驅除韃虜”也稱民族主義；“反西方中心”是民族主義，“全盤西化”也自封民族主義。近代以來，在中國大地上還沒有哪種“主義”不貼上民族主義的標簽，沒有哪個“運動”或“革命”不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而且，看上去仿佛都沒有什麽不合適的。

從民族主義百年來的命運和境況看來，民族主義在中國並沒有真正地形成和完善，沒有真正地培育成熟。沒有實質性的內容，沒有獨立自足的理論形態。

民族主義是整合社會資源，從事曆史文化創造的巨大力量源泉，沒有成熟的民族主義的參與，一個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不可能實現；沒有成熟的民族的凝聚，一個民族就隻能是一盤散沙而無法成為一個整體。培育成熟的民族主義是我們建構文化意識形態至關重要的一環。要建構出中國的文化意識形態，就必須培育成熟的健康的民族主義。要讓民族主義從非理性狀態走向理性狀態，從工具狀態走向實質性狀態，從附庸狀態走向獨立自足的狀態，從與民族傳統相疏離的狀態走向與民族傳統相同一的狀態。

中國的民族主義根源於反殖民壓迫的“民族救亡”運動。由於“五四”反傳統文化激進主義的影響，中國的民族主義也帶有反民族文化傳統的基因。民族文化認同與“民族救亡”的緊張衝突，使中國的民族主義產生了不可化解內在矛盾。這一矛盾致使中國的民族主義成為無根的民族主義，缺乏民族文化的滋養和傳統價值的導引。不能有效整合民族資源，不能產生強大的凝聚力，不能挺立中國的民族精神。

故此，要培育成熟的民族主義，就必須回歸傳統，要以儒家文化作為大根大本，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場上，確立中國民族主義的價值基礎，並由此轉出政治訴求與社會理想，在此基礎上型構出自己的理論形態。隻有這樣，中國的民族主義才能培育成熟，也隻有成熟的民族主義才能成為文化意識形態的強大的助力。

（四）輸出儒家價值，建構和諧世界

當今世界的國際政治體係是西方列強主導下建構起來的，是西方現代文明的產物。西方現代文明是典型的重商重利，崇尚暴力的文明，是一個以利益訴求為最高目標的具有強烈侵略性與擴張性的文明。為了實現對利益的博弈，它設計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型、博弈規則和妥協方案。它是一個由核心價值、遊戲規則、製度安排諸要素共生共融互為支持的有機體。西方現代文明有六大核心構件：新教倫理、自由主義、資本及技術、市場機製、軍事暴力、憲政民主，這六大構件共同型構了西方現代文明的主體框架。

依新教倫理，人們博利是受命於“上帝”，博利是獲得救贖通向天國的道路。它為人類的博利行為提供了超越的合法性支持，新教倫理也因而成為西方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源頭。自由主義形成了橫跨哲學、社會學、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哲學諸學科的完備的思想體係，從而完成了對西方意識形態的理論建構。其龐大的學理體係隻為證明一個道理：人對利益的無限追求是合理的，是應該受到保護的。在自由主義看來，人隻是純粹的經濟動物，社會隻是純粹的利益體，國家隻是“守夜人”，不具有道德擔當。資本的權力意誌及市場規則的泛化，把人類社會引向了物欲主義的深淵和恒久對抗的狀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規則”才是西方現代文明最本質的潛規則。

西方現代文明在給人類帶來經濟發展、物質豐富和技術進步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自由、人權理念與憲政民主製度，隻能在西方民族國家的框架內有效存在，世界性的製度安排永遠被排斥在西方思想家的視野之外。對西方國家而言，異族他國隻是侵奪的對象，隻適用於“叢林規則”。對內講人權、講自由、講民主，對外則實施侵略擴張，這是西方民族國家的本質。這一國家本質與基督教關於教內世界倡導博愛，對異教世界則實施征服的理念完全一致的。

西方現代文明給人類世界帶來了極大的不和諧，使人類社會永遠擺脫不了衝突與戰爭，使人類社會的國家關係、種族關係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始終處於緊張對抗狀態。要建構一個和諧的世界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社會的種族關係、國家關係及人與自然的關係。要建構和諧的秩序，就必須啟動儒家傳統，輸出儒家價值。儒家推崇“仁義道德”，崇尚“中正和諧”，倡導“講信修睦”、“天下為公”。這種崇天道，尚道德，重道義，倡和諧的王道政治理念和精神，是霸道的克星。

經過三十年的奮發圖強，中國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將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有責任，有義務，輸出儒家價值，為國際政治植入新的核心價值觀念，以王道對治霸道，重塑國際政治體係，重建國際政治秩序，為人類建構一個和諧、安寧而美好的世界。

【周北辰】走出意識形態的困境

周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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