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儒

作者﹕李偉(wei)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一月廿二日庚子

         耶穌2018年1月8日

 “文儒”型知識階層出現於(yu) 我國的中古時期﹐從(cong) 根本上代表著我國政治型文人的基本文化人格特征﹐對當時的文學創作﹑政治運轉和文化建設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

作為(wei) 一個(ge) 合成詞﹐“文儒”的基本含義(yi) 是指“儒學博通而文詞秀逸”的文士。從(cong) 詞義(yi) 本身而言﹐“文儒”應為(wei) “儒”和“文”兩(liang) 大概念的綜合。“儒”所指代的“儒學”﹐是發源於(yu) 齊魯大地並在後世影響深遠的重要思想流派﹐這是“文儒”產(chan) 生的文化淵源和基礎。筆者曾對“文儒”形成做過初步探討﹐認為(wei) “文”與(yu) “儒”的結合﹐是以儒學所推崇的禮樂(le) 文化的宏闊背景為(wei) 文化淵源﹐並兼容政治性﹑思想性和文學性﹐同時又與(yu) 儒學在曆史發展中顯示出的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思想胸襟密切相關(guan) 。這是我國古代特有的政治功利﹑文學審美和国际1946伟德三者融通的文化基礎﹐更是我國關(guan) 於(yu) “文”之理念有別於(yu) 西方純文學觀念的文化根源。因此﹐“文”之審美品格在儒學的思想框架內(nei) 可以很好地得到安頓﹐與(yu) 政治功利﹑国际1946伟德等並行不悖﹐可統歸於(yu) 孔子所向往的宗周禮樂(le) 文明的理想圖景中。

“文儒”型知識階層中的代表人物多集政治高位﹑文壇宗伯和學林領袖等多重身份於(yu) 一身﹐作為(wei) 一個(ge) 特殊的知識階層﹐其發展曆史大致經曆了從(cong) 思想觀念的初步成熟到現實文人階層的大量湧現﹐再到文士個(ge) 性的分化流變等三個(ge) 階段。每一階段都有各具風采的典型士人﹐其所產(chan) 生的曆史作用深刻體(ti) 現出“文儒”發展的嬗變軌跡﹐並展示了不同的時代文化風采。

南北朝後期是“文儒”思想觀念初步成熟的關(guan) 鍵時期﹐這與(yu) 當時南北方的統治者重視文化建設密不可分﹐其文化上的爭(zheng) 鋒實際隱含了爭(zheng) 奪文化主導權的意味。具有典型象征意義(yi) 的事件是當時南北方的政權紛紛成立各種文化機構﹐延攬儒生和文人﹐其中以北齊的文林館和北周的麟趾殿最為(wei) 著名。一方麵﹐北齊與(yu) 北周是由北方胡族建立的政權﹐從(cong) 國家的角度成立文館﹐本身就已充分顯露出漢化趨勢在此時胡族政治高層的深入﹔另一方麵﹐文林館和麟趾殿集中了當時南方和北方一大批著名的文士學人﹐如文林館的領銜文士包括顏之推和李德林﹐還有在北方享有盛名的儒生張雕﹐及自南方逃亡過來的文人蕭慨﹑蕭放和諸葛穎等。麟趾殿的文士構成也大致如此﹐這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反映出地域文化的交融在南北朝後期已達到十分深刻的程度。

雖然此時的“文儒”還未形成一個(ge) 影響廣泛的知識階層﹐但在思想觀念意義(yi) 上已漸趨成熟。他們(men) 依托於(yu) 文館製度﹐積極響應君主文化建設的號召﹐通過編纂大型書(shu) 籍﹑創作禮樂(le) 文章和寫(xie) 作個(ge) 人文集等各種形式﹐不僅(jin) 深刻參與(yu) 到當時國家的政治文化製度建設中﹐而且在繼承前代文學傳(chuan) 統基礎上﹐形成了較為(wei) 鮮明的文人個(ge) 性。此時“文儒”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反映出南北文化交融與(yu) 少數民族漢化趨勢已極為(wei) 深入﹐成為(wei) 南北朝後期向唐代文化轉型的文化表征之一。

盛唐時期是“文儒”型知識階層從(cong) 思想觀念走向現實化的時期﹐大量“文儒”型士人不斷湧現﹐以張說﹑蘇珽為(wei) 代表的“燕許大手筆”式的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化人物﹐作為(wei) 時代文化心態的典型表現﹐深刻影響著當時著名文人的創作和思想。李白﹑王維﹑杜甫等都是盛唐時期的大詩人﹐無不受“文儒”型知識階層的影響而具有其心態特征。蘇頲之於(yu) 李白“廣之以學”的建議﹑張九齡對王維政治生涯與(yu) 詩歌創作的影響都是如此﹐杜甫作為(wei) 飽受儒學思想濡染的詩人﹐更是對“文儒”非常崇拜﹐其獻三大禮賦的行為(wei) 透露出的正是希望效法“文儒”而參與(yu) 製禮作樂(le) 的政治期待。

“文儒”型知識階層在盛唐的出現絕非偶然﹐政治的清明盛世﹑文人的昂揚奮發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匯﹐共同構成了促成“文儒”大量湧現的現實背景。承繼魏晉南北朝民族文化與(yu) 地域文化的多元融合﹐盛唐“文儒”展示出唐型文化在文人風采與(yu) 政治姿態方麵的獨特魅力﹐更加預示了唐宋以降文化複古趨勢及我國文人個(ge) 性心態的總體(ti) 走向。

作為(wei) 我國文學史上“百代之中”的中唐﹐就“文儒”的發展演變而言也是關(guan) 鍵時期。韓愈等人對儒學的大力提倡﹐發掘出道德性理之義(yi) ﹐徹底扭轉了漢代以來以注疏治儒學的方向﹐對宋儒乃至明清的儒學思想產(chan) 生了不可估量的示範作用。

更為(wei) 重要的是﹐漢宋儒學的嬗變強化了“文儒”文化影響的普遍性﹐重塑了我國宋代以後文人的文化身份和思想觀念。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宋代文人兼具政治主體(ti) ﹑學術主體(ti) 和文學主體(ti) 的三位一體(ti) （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通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頁）。究其根源﹐正是盛中唐以來“文儒”型知識階層在時代影響﹑學術轉型和政治形勢作用下的分化流變所致。儒學的道德性理意義(yi) 被韓愈等人發揚光大﹐重視士人人格的“孔孟之道”日益取代強調禮法並重的“孔荀”傳(chuan) 統﹐同時更加推崇文人士大夫作為(wei) 政治領域中一股獨立發揮影響的力量﹐以道德品格立身與(yu) 學問修養(yang) 互為(wei) 補充﹐在此基礎上發而為(wei) “文”﹐這就使士人在政治﹑學術和文學三方麵得到了很好的協調﹐奠定了此後直至近代的傳(chuan) 統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品格和身份特征。個(ge) 體(ti) 文士作為(wei) “文儒”﹐雖然總體(ti) 上是“三位一體(ti) ”﹐卻也各有不同側(ce) 重。以宋代為(wei) 例﹐“文儒”型士人比比皆是﹐但個(ge) 性風格差別很大﹐如王安石之政治功利﹑蘇軾之風流瀟灑與(yu) 二程之儒者敦厚﹐正說明“文儒”到此時已成分化之勢﹐呈現出更為(wei) 複雜多樣的綜合形態﹐很難以一種簡單的特征來概括﹐這與(yu) 前述王水照先生的結論非常一致。

宋代以後﹐中國進入“近世”時期﹐古典文明逐漸形成較為(wei) 固定的格局模式﹐其中體(ti) 現於(yu) 文人形態方麵﹐則是明清時期的“文儒”型知識階層大致延續兩(liang) 宋模式﹐分成在朝為(wei) 官的政治型﹑修身治學的思想型和瀟灑為(wei) 文的文藝型三大群體(ti) 。在遭逢時代變遷與(yu) 政治浮沉的特殊背景下﹐他們(men) 會(hui) 適當調適思想心態﹐尋求自我精神的安頓之所。

“文儒”帶給我們(men) 的文化啟示﹐主要表現為(wei) 如下兩(liang) 點﹕一是唐宋以來古典型士人的思想心態與(yu) “文儒”密不可分﹐儒學作為(wei) 影響我國士人心態最為(wei) 深刻的學說流派﹐其魅力正是通過“文儒”得到充分的體(ti) 現。在“文儒”身上﹐那些優(you) 秀而堅毅的士人品格展現得淋漓盡致﹐敢於(yu) 擔當的家國情懷充分彰顯出以儒學為(wei) 代表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如何滋養(yang) 了一代代士人的心靈與(yu) 精神世界。

二是與(yu) “文儒”互為(wei) 表裏﹑我國古代特有的“文”之觀念﹐既不同於(yu) 清末民國初從(cong) 西方傳(chuan) 入的純文學觀念﹐也不同於(yu) 今日生活中對文學的認識。我國古代對“文”的認識應包括三個(ge) 層麵﹐即微觀的文人創作﹑中觀的文士流派和宏觀的禮樂(le) 文化﹐兼具審美﹑學術﹑政治三種特色﹐能夠與(yu) 此有關(guan) 且全麵體(ti) 現這三種特點的文士形態﹐則非“文儒”莫屬。尤其是從(cong) 入世和出世的雙重角度來看﹐“文儒”代表的士人思想心態則包含積極進取的政治精神﹑致廣大而盡精微的學術格局以及深入日常審美化的私人創作﹐這是我國古代“文”之觀念的重要內(nei) 涵。“文儒”給我們(men) 展現的是生動的中國古典之“文”的美妙圖景﹐這無疑對當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文話語體(ti) 係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yi) 。

“文儒”是先秦儒學“尚文”傳(chuan) 統長期孕育的士人典型代表﹐其融匯政治﹑學術與(yu) 文學的特征﹐不僅(jin) 規範了古典士人的政治取向和文化情懷﹐對我們(men) 今天站在時代的新起點上﹐重塑中華文明的新氣象與(yu) 新格局也具有積極而深刻的啟迪。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