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的傳(chuan) 統和世界哲學的未來

來源：中青在線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九月十六日乙未

           耶穌2017年11月4日

北京大學哲學係1957級畢業(ye) 留影，第一排右起第五位為(wei) 馮(feng) 友蘭(lan) ，最後一排右起第六位為(wei) 牟鍾鑒。牟鍾鑒提供

已年近八十的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yu) 宗教學係教授牟鍾鑒，還清楚地記得60年前，自己在北京大學的日子。

“馮(feng) 友蘭(lan) 先生住在燕南園57號，房間采光不是很好，但在我們(men) 心目中是最好的房子。一進門左手邊有一個(ge) 廳，廳裏擺著沙發、黑白電視，他就請我們(men) 看電視。先生很溫和，學生到他家裏一點兒(er) 也不拘束。”回憶起學生時代，牟鍾鑒的神情還像當年的那個(ge) 青年學生。

1952年院係調整以後的北京大學哲學係，匯聚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學者。中國史學科就有馮(feng) 友蘭(lan) 、湯用彤、張岱年等。初期老教授們(men) 被強調要改造思想，1956年以後開始陸續走上講台，與(yu) 學生有較多接觸。天賜良機，牟鍾鑒正是在這個(ge) 時期入學的。

1957年至1965年，牟鍾鑒在北京大學念本科與(yu) 研究生，聽過馮(feng) 友蘭(lan) 的中國哲學史、張岱年的宋明理學、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汪子嵩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在研究生階段，牟鍾鑒受教於(yu) 馮(feng) 友蘭(lan) 與(yu) 任繼愈，常到馮(feng) 友蘭(lan) 家中請教。

60年後的今天，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專(zhuan) 訪時，牟鍾鑒說：“在老一輩學者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馮(feng) 先生。我從(cong) 本科到研究生，有8年之久生活在馮(feng) 友蘭(lan) 身邊。在治中國哲學時，應具備中華神韻，兼綜中西的理論、態度、方法，我從(cong) 馮(feng) 先生那裏獲得了最多的教益。”

三史釋古今，六書(shu) 紀貞元，一序述平生

馮(feng) 友蘭(lan) 是中國第一位用現代學術眼光寫(xie) 出完整《中國哲學史》的人，又將它傳(chuan) 譯到西方，使其成為(wei) 流行最廣的中國哲學著作。牟鍾鑒說：“馮(feng) 先生是中國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和哲學史家，‘三史釋古今，六書(shu) 紀貞元’，其理論體(ti) 係博大精深，做人為(wei) 學都是我的榜樣。”

“三史”指的是《中國哲學史》（上、下卷）、《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一至七冊(ce) ）。“六書(shu) ”則是《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構建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學思想體(ti) 係。

牟鍾鑒說：“馮(feng) 先生是在1948年3月毅然從(cong) 美國返回中國大陸的，再也沒有離開，一生都想為(wei) 中國服務，找一條中國的發展道路，即便是後來挨批判、受挫折，也不後悔。他引用過建安七子王粲《登樓賦》中的一句話：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牟鍾鑒認為(wei) ，談馮(feng) 友蘭(lan) 的一生，不可忽略《三鬆堂自序》，“這是馮(feng) 先生在‘文革’結束後第一個(ge) 要寫(xie) 的，他要在別人解剖自己之前先自我解剖”。

馮(feng) 友蘭(lan) 的一生苦難而傳(chuan) 奇，他在個(ge) 別事件中的反應，在一些學人看來有失氣節。但牟鍾鑒表示：“隻有了解一個(ge) 人才能批判一個(ge) 人。在那種政治高壓下，‘批林批孔’是大勢所趨，毫不妥協的人很少。按宗璞的說法，馮(feng) 先生一直被關(guan) ‘牛棚’，身體(ti) 受不了，怕再也沒機會(hui) 為(wei) 國家做事。馮(feng) 先生是一個(ge) 君子，他從(cong) 來沒有揭發過誰。‘文革’結束後，他第一個(ge) 出來自我批評，說自己沒有‘修辭立其誠’（語出《周易·乾·文言》，意為(wei) 寫(xie) 文章表現出作者的真實意圖——記者注）。”

學“涵泳”，做中國學問要入其內(nei) 也能出其外

牟鍾鑒回憶，馮(feng) 友蘭(lan) 在指導自己的研究生學習(xi) 時，不是一味灌輸知識，而是強調態度和方法，“他提示我與(yu) 同學，學習(xi) 古典要‘涵泳’，這是一個(ge) 基本態度和方法”。“涵泳”堪稱馮(feng) 友蘭(lan) 一生治學經驗的結晶。其本義(yi) 是水中潛遊，引申到做學問，就是要求學者深入到研究對象和原典之中，潛心品味體(ti) 會(hui) ，爾後自由穿行。

而“涵泳”的提出，與(yu) 當時的學術環境相關(guan) 。那時候強調，研究中國哲學史要先樹立理論模式、再看古人著作。而這個(ge) 理論模式就是蘇聯日丹諾夫對哲學史的定義(yi) ：哲學史是唯物主義(yi) 和唯心主義(yi) 鬥爭(zheng) 的曆史，是唯物主義(yi) 在鬥爭(zheng) 中不斷發展壯大的曆史。

按照這個(ge) 模式來套中國哲學史，在今天看來就有些不倫(lun) 不類。牟鍾鑒介紹，中國古代哲學的主流，無論老莊、孔孟還是程朱，都是唯心主義(yi) ；當然中國也有唯物主義(yi) ，比如先秦的荀子，兩(liang) 漢的王充，但都是樸素的唯物主義(yi) 。

“中國哲學在日丹諾夫的框架下，就大大貶低了應有的價(jia) 值。馮(feng) 先生不同意帶著成見去讀古典，要我們(men) 先順著古人的思路去想，細細品味，弄清本義(yi) ，然後有所覺解，再作評論。‘涵泳’一方麵要在水中，另一方麵還要能自由穿行，入其內(nei) 也能出其外。”牟鍾鑒說。

後來，“涵泳”成為(wei) 牟鍾鑒幾十年做學問的座右銘。他在2011年匯編自己的儒學研究文集時，就把書(shu) 名題為(wei) 《涵泳儒學》，以紀念恩師。

中國哲學不能照著講，而要接著講

中國儒家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le) 之者”和“知行合一”的說法，主張學子不在於(yu) 積累知識，其要在於(yu) 叩問真理、提升人生、樂(le) 在其中。馮(feng) 友蘭(lan) 認為(wei) ，哲學的功用也不在於(yu) 增加實際的知識，而在於(yu) 提高心靈的境界，這是繼承和發揮了中華傳(chuan) 統哲學的精神。由此，他提出了“人生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牟鍾鑒說：“我很認同中國傳(chuan) 統的境界哲學，在探索哲學的理論發展時，不忘記與(yu) 自身的人生價(jia) 值追求、心態優(you) 化相結合，不忘記‘明體(ti) 達用’的目標，使研究不遊離於(yu) 社會(hui) 現實之外。”

馮(feng) 友蘭(lan) 主張，中國哲學不能照著講，而要接著講，不斷開出新統。

牟鍾鑒解釋，所謂“照著講”，有些像古代的訓詁派，主要工作是把文本解釋清楚——隨著時代變遷，如果不解釋，前代的書(shu) 可能後人就看不懂了，所以叫‘我注六經’；所謂“接著講”，則有些像義(yi) 理派，重點在於(yu) 結合時代作創造性的解釋，所以也叫‘六經注我’。

“我認為(wei) 各有功能，沒有訓詁，後人就看不懂文本，但沒有義(yi) 理，就不能提供新的思想。”牟鍾鑒說，“我們(men) 今天講傳(chuan) 統文化，也不是原樣照搬，也是接著講。”

上世紀50年代，馮(feng) 友蘭(lan) 提出，中國古代一些重要的哲學命題有兩(liang) 層意義(yi) ，一是具體(ti) 意義(yi) ，一是抽象意義(yi) ，我們(men) 應該“抽象繼承”。這是在全盤蘇化和反傳(chuan) 統猛烈的時代，為(wei) 中華思想文化爭(zheng) 取空間，把其中規律性、普遍性的成分提煉出來，做到古為(wei) 今用。以“學而時習(xi) 之，不亦說乎”為(wei) 例，從(cong) 具體(ti) 意義(yi) 來說，當時的人學習(xi) 的規則、禮樂(le) 大部分不適合當下，但是從(cong) 抽象意義(yi) 來說，學習(xi) 任何東(dong) 西，都要經常複習(xi) 、實踐。

牟鍾鑒說，曾有一段時間，淺薄而激進者貶低前輩學者，妄圖繞過他們(men) 而開出新學術，結果表麵熱鬧、實際蒼白；時文媚俗者多、實至名歸者少，學術反而衰落了。“幾經挫折，我們(men) 才覺悟，必須吸取老一代學者的學術營養(yang) ，才能真正有所創新。”

牟鍾鑒表示，研究中華思想文化，除了根植於(yu) 先秦孔孟老莊古典，還要返回近現代思想大家。譚嗣同的新仁學、熊十力的新唯識學、錢穆的新國學、梁漱溟的新文化學、馮(feng) 友蘭(lan) 的新理學、賀麟的新心學、方東(dong) 美的生命哲學，都是現代儒學的新形態，代表學術的發展方向。

在馮(feng) 友蘭(lan) 的熏陶下，牟鍾鑒在儒學的現代轉型上寫(xie) 出《新仁學構想》和《中國文化的當下精神》，在宗教學領域先總結中國宗教史優(you) 良傳(chuan) 統，再努力推出《當代中國特色宗教理論研究：十二輪》，“這是馮(feng) 先生‘明體(ti) 而達用’的學術之路，隻是我做的還不夠理想”。

別“共殊”，尋找中國現代化的特殊道路

馮(feng) 友蘭(lan) 家中有一副對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上聯寫(xie) 他的人生追求，下聯寫(xie) 他的哲學方向。

“馮(feng) 先生是社會(hui) 責任感很強的哲學家，一心想從(cong) 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角度為(wei) 振興(xing) 中華做貢獻。”牟鍾鑒回憶，馮(feng) 友蘭(lan) 多次說過，他的學術研究就是闡發中國古典哲學的精神和具有永恒價(jia) 值的思想，為(wei) 新時代哲學的發展和社會(hui) 進步提供文化營養(yang) 。

馮(feng) 友蘭(lan) 早年研究理學，構建新理學，發掘“共相”和“殊相”的要義(yi) ，目的就是為(wei) 了尋找中國現代化的特殊道路。他認為(wei) ，實現工業(ye) 化、發展商品經濟是現代化的“共相”，而中華文化具有特殊性，不能模仿西方，這就是現代化的“殊相”。中國的現代化要參與(yu) 全球化過程，但不是西方化，而是要結合中國傳(chuan) 統走中國特色現代化之路,這就超越了全盤西化論和國學獨尊論。

受馮(feng) 師的影響，牟鍾鑒不願做考據之學和詞章之學，也不熱心為(wei) 學術而學術，而喜歡做義(yi) 理之學和經世之學，研究中國哲學總帶著強烈的現實關(guan) 切，努力跟上時代的步伐，力圖把曆史和當代貫通起來。

“希望通過自己對古典的覺悟和理解，使中國哲學具有真實的活的生命，能幫助當代青年吸收一些先賢的智慧，更好地思考現實問題。”牟鍾鑒在近20年來，主要精力從(cong) 哲學轉至宗教史與(yu) 宗教學研究，發現中國宗教以溫和主義(yi) 為(wei) 主流，信仰之間不易引起衝(chong) 突與(yu) 對抗，外來一神教受“仁和”精神的影響，逐漸減弱排他性，成為(wei) 其他信仰的好鄰居。

而這個(ge) 發現，也與(yu) 馮(feng) 友蘭(lan) 此前提出的“貴和哲學”不謀而合。

馮(feng) 友蘭(lan) 於(yu) 上世紀80年代寫(xie) 《中國哲學史新編》，著力強調“貴和哲學”，是他敏銳地意識到“貴鬥哲學”將要過時，中國和世界的和平發展，需要確立“貴和哲學”的主導地位，中國要向世界提供和諧、協調的中國智慧。

馮(feng) 友蘭(lan) 在《中國哲學史新編》全書(shu) 結尾時說：“現代曆史是向著‘仇必和而解’這個(ge) 方向發展的，但曆史發展的過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時間，必須以世紀計算。”“人是最聰明、最有理性的動物，不會(hui) 永遠走‘仇必仇到底’那樣的道路。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傳(chuan) 統和世界哲學的未來。”

“這句話可以看成馮(feng) 先生的偉(wei) 大遺言，他對人性向善有高度信心。”牟鍾鑒說。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