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在唐詩中的精神轉化與(yu) 呈現

作者：王聰（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第132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九月十八日丁酉

           耶穌2017年11月6日

儒學作為(wei) 一種精神導向滲透在唐詩的創作宗旨和思想內(nei) 涵中，對其產(chan) 生了潛移默化而又深遠綿長的影響。通過對儒學的吸收、轉化、融和，唐詩逐漸開拓著自身新的發展道路，尤其在應製、宦遊、樂(le) 府、詠史等多種詩歌類型中，形成了文質渾融的詩性表達。

箴規引領風雅興(xing) 寄

從(cong) 《詩經》開始，中國傳(chuan) 統文學肩負起“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政教功能。在這一互動的過程中，儒學作為(wei) 一種理念融入到詩歌之中，尤其對唐代應製詩創作，具有一種箴規引領的作用。

貞觀之際，太宗“以文德綏海內(nei) ”，魏征等重臣抗顏進諫，甚至在應製詩中屢陳儒學主張。如魏征在《奉和正日臨(lin) 朝應詔》中引用了大量的儒學典故，“萬(wan) 國會(hui) 塗山”將太宗的元日盛典比附為(wei) “禹合諸侯於(yu) 塗山，執玉帛者萬(wan) 國”（《左傳(chuan) ·哀公七年》）之事。“聲教溢四海”取“東(dong) 漸於(yu) 海西，被於(yu) 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yu) 四海”（《尚書(shu) ·禹貢》）之意。“複詠南風篇”出自《禮記·樂(le) 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灼爍耀金蟬”句的“金蟬”意象借鑒陸機《寒蟬賦》“蟬有五德。……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暗含對德行的箴規。可見，在頌聖的同時，無論是典故的選擇，還是意象的營造，皆以儒家的操守行規諫之舉(ju) 。

玄宗亦秉承貞觀遺風，大力提倡儒學，他親(qin) 自注釋《孝經》，於(yu) 開元十年“頒於(yu) 天下”，又於(yu) 天寶二載“詔天下民間家藏《孝經》一本”。玄宗的這一舉(ju) 措由“孝”及“忠”，除發揮調和社會(hui) 矛盾的理政作用外，還堅定了士人對儒學理想的追求，強化了士人“在家守孝，在朝盡忠”的道德操守。在這種為(wei) 政舉(ju) 措的引導下，張說言“政成天子孝，俗返上皇初”（《東(dong) 都酺宴四首》），蘇頲言“孝思敦至美，億(yi) 載奉開元”（《奉和聖製過晉陽宮應製》），以獨特的藝術表現力傳(chuan) 播朝廷的思想文化主張。

應製詩起於(yu) 漢魏而盛行於(yu) 唐（明吳汶、吳英《曆朝應製詩選凡例》），滿足了彰顯皇家氣象與(yu) 凝聚政治力量的需要，符合儒家“征聖宗經”的文學觀念及“文質彬彬”的美政要求。盡管應製詩隻是一種圍繞皇權展開的詩歌樣式，但在詩中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做法，開啟了唐詩注重“風雅興(xing) 寄”的先河。

援儒入詩思革文弊

如果說在應製詩中宣揚儒學滿足的是統治者的政治訴求，那麽(me) ，像“初唐四傑”這樣的普通士人“援儒入詩”，則反映了唐詩在發展過程中對儒家理念廣泛而迫切的思想需要。

楊炯《王勃集序》開篇即指出唐代以前文道分離的情況，批評梁隋之際詩人多沉溺於(yu) 聲律及用事新巧的詩風；讚美王勃一反六朝文學的頹勢，既能“經籍為(wei) 心”，又能“風雲(yun) 入思”，對於(yu) “骨氣都盡，剛健不聞”的龍朔文場，起到明顯的“思革文弊”作用。事實上，楊炯的這一評價(jia) 也可以擴展為(wei) “初唐四傑”在唐詩發展中的共同貢獻。“四傑”在詩歌理論中充分吸收融合儒學主張，有力糾正了齊梁文學思想貧弱的弊病，成為(wei) 唐詩“聲律風骨兼備”的先導實踐。

與(yu) 此同時，儒學的滲透對四傑詩體(ti) 、詩風的變化產(chan) 生了巨大的影響。例如，盧照鄰《奉使益州至長安發鍾陽驛》作於(yu) 自蜀地返回長安的途中，當時詩人作為(wei) “王使”，剛剛結束對益州百姓的宣慰。全詩共20句，前麵多寫(xie) 景狀物，然而最後四句“夕濟幾潺湲，晨登每惆悵。誰念複芻狗，山河獨偏喪(sang) ”，卻由狀寫(xie) 自然山水急遽轉換為(wei) 憂歎蜀地稅賦沉重、民不聊生。又如，楊炯的《巫峽》“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傷(shang) ”一句，出自劉向《說苑》卷一七《雜言》，化用呂梁蹈水的典故，將莊子“從(cong) 水之道而不為(wei) 私”的解釋轉換為(wei) 對儒家“忠信”思想的高度弘揚。他們(men) 的山水詩創作往往是在身居下僚、意圖仕進的宦遊途中所作，雖然仍以描摹山水為(wei) 主，但已不同於(yu) 南朝的精雕細琢，而是在或遼遠壯闊、或秀麗(li) 明澈的山水之中滲透進自己的入世態度。

可見，以“四傑”為(wei) 代表的宦遊詩人，多將自己的人生遭際與(yu) 儒學的濟世情懷、功業(ye) 思想等聯係起來，盡管有些詩作在藝術表達上還比較生硬，但卻為(wei) 氣象渾融的盛唐之音積蓄了經驗，尤其通過化用傳(chuan) 統經典，在求仕、言道的過程中傳(chuan) 達出了大唐獨有的精神風尚。

合時合事裨補時闕

經過了一百多年的勵精圖治，唐朝步入了開天全盛時期，然而在盛世繁華的背後，也潛藏著巨大的政治危機。麵對突如其來的安史禍亂(luan) ，詩人們(men) 反思朝政之失、憂歎百姓之苦，在家國情懷的書(shu) 寫(xie) 中形成了新的詩歌風貌。

杜甫一生“奉儒守官”，並將儒學信念融入到詩歌創作中。青年時在齊魯遊曆寫(xie) 下《望嶽》，“會(hui) 當淩絕頂，一覽眾(zhong) 山小”化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典故（《孟子·盡心上》），抒發了詩人奮發昂揚的功業(ye) 誌向。隻是當時杜甫閱曆尚淺，還未能將儒學沉澱為(wei) 一種情感底蘊。而他的“三吏”、“三別”、《兵車行》等詩篇之所以被稱為(wei) “詩史”，不僅(jin) 在於(yu) 杜甫以切身經曆寫(xie) 出了戰亂(luan) 之苦，更體(ti) 現為(wei) 他在“黍離之悲”的沉鬱詩句中傾(qing) 注了儒者的堅定與(yu) 深情。可見，在經曆安史之亂(luan) 後，杜甫不再“朝扣富兒(er) 門，暮隨肥馬塵”急於(yu) 求官，而是感受到了國家艱難、民生疾苦，在詩作中記述家國之悲，抒發黔首之痛，真正把家國理想熔煉在詩歌創作當中。

安史之亂(luan) 給唐朝帶來了沉重的打擊，麵對戰爭(zheng) 留下的破敗局麵，中唐士人將儒學視為(wei) 療救之方，並將儒學的複興(xing) 與(yu) 詩文的載道功能有機地結合起來。其中，白居易、元稹等發揚了杜甫“即事名篇”的創作方式，大力提倡“為(wei) 君、為(wei) 臣、為(wei) 民、為(wei) 物、為(wei) 事”的新樂(le) 府創作，寫(xie) 下了《秦中吟》十首、《新樂(le) 府》五十首、《和李校書(shu) 新題樂(le) 府》十二首等辭質、言直、事核、體(ti) 順的作品，希冀以此“救濟人病，裨補時闕”，實現“見之者易諭”、“聞之者深誡”、“采之者傳(chuan) 信”的微諷之效。

總之，唐代的士人或是追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或是奉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信條，將自己的治世理想與(yu) 政治主張以儒者的姿態寫(xie) 入唐詩；而“合時”、“合事”的新樂(le) 府創作，用詩化的語言表達了這一真摯、強烈、沉重、深刻的情感，從(cong) 創作的角度實現了理念、心性與(yu) 情感的完美統一。

探究古今感懷興(xing) 亡

晚唐政局重心失衡，士人呈現出矛盾複雜的心態：一方麵，心戀魏闕，懷才抱器，希望扶大廈於(yu) 將傾(qing) ；另一方麵，朝政腐朽昏聵，自身坎坷不遇，空有一腔報國之誌。因此，晚唐詩人往往將對現實的思索融入盛衰興(xing) 亡的慨歎之中，試圖用儒家之道整肅政治秩序，以此尋找安全感和歸屬感。

杜牧“世業(ye) 儒學”，熟稔“治亂(luan) 興(xing) 亡之跡，財賦甲兵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shu) 》），將朝政混亂(luan) 的原因歸結於(yu) “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luan) 不止”（《上昭義(yi) 劉司徒書(shu) 》）。因此，《過驪山作》中言道“削平天下實辛勤，卻為(wei) 道旁窮百姓”，主張帝王隻有堅持“民本”思想，才能守住辛苦創立的萬(wan) 世基業(ye) 。《過勤政樓》中感慨“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si) 囊世已無”，在微諷玄宗宴飲縱樂(le) 的同時，對“勤政”進行現實的觀照與(yu) 反思。

如果說杜牧還隻是體(ti) 驗到了政局山河日下的衰落趨勢，那麽(me) 羅隱的一生可謂見證了大唐的覆亡。他“才了十人，學殫百代”（沈崧《羅給事墓誌》），卻“十上不第”，坎坷困頓，對朝廷的弊政和百姓的苦難體(ti) 會(hui) 尤為(wei) 真切，故其常借詠史來興(xing) 刺時弊，在治亂(luan) 興(xing) 亡中灌注了強烈的憤激之情與(yu) 濟世之心。如譏諷陳後主不恤政事，隋兵攻下台城時仍詩酒笙歌，最後落得“兵來吾有計，金井玉鉤欄”（《台城》）的下場，為(wei) 當朝統治者敲響警鍾。可以說，羅隱的詩作因其儒學的濟世情懷而得以深化，呈現出愈發敏銳的現實關(guan) 懷。

在中晚唐的詩作中，詠史懷古的數量越來越多，劉禹錫、杜牧、李商隱、羅隱等，不約而同地選擇將儒家治世理想融入到詩作之中，在治亂(luan) 興(xing) 亡的議論和詠歎中凝練出個(ge) 人的創作風格。對唐詩而言，儒學不僅(jin) 是充盈於(yu) 字句之間厚重深沉的情感，而且在詩人探究古今、感懷興(xing) 亡之際，還提供給人們(men) 理性的哲思。

在唐代，儒學是詩歌重要的思想背景與(yu) 文化語境，不同的詩人在對儒學的堅守與(yu) 汲取中形成了自己的創作個(ge) 性，使唐代的詩壇呈現出一種張弛有度、廣袤豐(feng) 富的局麵；而唐詩的創作，既有國家意誌對儒學的強調，又有純然愉悅性情的自由創作。總體(ti) 看來，儒學蘊含了一個(ge) 時代的理想與(yu) 情誌，在其精神指引下，詩人們(men) 追求“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理想化的文學樣態，在創作個(ge) 性得到充分舒展的過程中，共同鑄就了“唐三百年風雅之盛”。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