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ge) “生於(yu) 憂患，長於(yu) 憂患”的朝代

作者：鄧小南、李華瑞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九月初六日丙戌

          耶穌2017年10月26日

從(cong) 中國曆史中探求曆史中國走來的軌跡，是今天研究者的責任。我們(men) 觀察一個(ge) 朝代，不僅(jin) 要注意它的強弱得失，更應關(guan) 注它在曆史長過程中化解消融了什麽(me) 問題，又遺留或加深了哪些問題。

如今的宋史研究，逐漸擺脫了以往乏人問津的尷尬局麵，逐漸走向開放而理性;公眾(zhong) 對於(yu) 宋代曆史的關(guan) 注度，這些年也有明顯的改觀。

大體(ti) 上看，宋代是社會(hui) 經濟、製度建設、科技文化相對領先於(yu) 世界的時期，是藝術創新與(yu) “複古”思潮兼濟並行的時期;同時也是周邊被擠壓、內(nei) 政因循求穩的時期，是麵臨(lin) 著嚴(yan) 峻挑戰、從(cong) 整體(ti) 戰略格局到具體(ti) 政策應對都存在諸多問題的時期。

“重文輕武”

宋代的立國形勢，可以說是“生於(yu) 憂患，長於(yu) 憂患”。10至13世紀，是北方民族活動的又一高峰階段，也是中國曆史上又一個(ge) “南北朝”時期。“天下大勢分為(wei) 南北”(章如愚：《山堂群書(shu) 考索·輿地》)，就兩(liang) 宋的情形而言，這不僅(jin) 是指山川地理形勢，也是政治對峙態勢。理解宋代政治史，不能脫離當時這一基本的空間格局。宋代的疆域是中國曆代主要王朝裏最為(wei) 狹隘的，不僅(jin) 與(yu) 漢唐舊境相比遠未完成真正的“統一”，即便與(yu) 唐代後期相較，五代後晉割讓給契丹的“幽薊十六州”也未能收複回歸。時至南宋，以淮河中流—大散關(guan) 一線作為(wei) 宋金之間的邊界，更是偏安一隅。兩(liang) 宋與(yu) 北方外族政權之間，有相對和平的交往周旋，也有長期對峙、衝(chong) 突乃至戰爭(zheng) 。這樣的外部環境，給宋代的曆史帶來了非常深刻的影響。人們(men) 通常認為(wei) ，外交是內(nei) 政的延伸;而宋代的許多內(nei) 政施置，則可以說是在外部壓力下的選擇。

一方麵承負沉重的外部壓力，一方麵鑒於(yu) 五代時期內(nei) 部變亂(luan) 頻仍、政權倏忽更迭的教訓，“穩定至上”始終是趙宋王朝內(nei) 政措置的目標。宋廷致力於(yu) 分權基礎上的集權，嚐試於(yu) 多途多層信息渠道的建設，著意於(yu) 各項製度的細密化，其統治所達到的縱深嚴(yan) 密程度，是前朝難以比擬的。此後，中國曆史上再沒有出現過嚴(yan) 重的地方分裂割據局麵。

唐代後期河朔地區對於(yu) 中央政府的疏離以及藩鎮的跋扈，某種程度上是與(yu) “河朔胡化”聯係在一起的。曆經五代之後，進入中原的沙陀等“胡”族背景逐漸淡化。時移世變，原本導致國家內(nei) 部切膚之痛的“胡漢之分”，轉化為(wei) 區隔內(nei) 外的“華夷之辨”。這一時期中，契丹民族建立的遼、黨(dang) 項民族建立的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以及蒙古民族建立的元，對中華文明的發展史影響重大。持續的邊境衝(chong) 突和民族征服戰爭(zheng) 使得內(nei) 地農(nong) 業(ye) 文明遭受了沉重挫折，但與(yu) 此同時，各民族政權又在推動邊疆地帶發展、活躍亞(ya) 歐經濟文化交流等方麵起到了中原王朝難以取代的積極作用。

外部壓力當前，宋代的軍(jun) 力不振，一直被人詬病：“一個(ge) 以軍(jun) 人為(wei) 首腦而組成的國家，自始注重國防，偏在軍(jun) 事上的作為(wei) ，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籠統批評宋代“重文輕武”，恐怕並未洞察其中原因。殿前司統帥出身的趙匡胤了解軍(jun) 事、熟知部隊管理;周邊政權環伺下的宋廷，亦明白“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張方平：《樂(le) 全集·論京師軍(jun) 儲(chu) 事》);而恰恰因為(wei) 如此，時時以五代動亂(luan) 為(wei) 戒的宋廷，更難以放鬆對於(yu) 禁軍(jun) 的警惕。以文製武的製度格局、種種限製多方猜忌，事實上並非由於(yu) “輕武”;而在這樣的國家政策導向下，社會(hui) 上則有重文輕武的觀念流行。

“政治清明”

帝製國家都是專(zhuan) 製王朝，君權處於(yu) 政治秩序體(ti) 係的頂端。這一基本特質，決(jue) 定了趙宋王朝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也說不上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北宋時期的烏(wu) 台詩案、車蓋亭詩案、元祐黨(dang) 籍，南宋時期的嶽飛冤獄、慶元黨(dang) 禁，都是眾(zhong) 所周知的事實，常被津津樂(le) 道的“開放”“清明”，並非兩(liang) 宋三百年間的常態。盡管如此，我們(men) 仍然不應該停留在“天下烏(wu) 鴉一般黑”的認識層麵，集權專(zhuan) 製的方式與(yu) 苛迫的程度，曆朝曆代確實有所區別。相對而言，“宋代朝政稱得上是中國曆代王朝中最開明的”(虞雲(yun) 國：《細說宋朝·先說個(ge) 大勢》)。

宋代的“祖宗之法”強調防微杜漸，“立紀綱”與(yu) “召和氣”是其施政理念的兩(liang) 軸。歐陽修曾經說：“道德仁義(yi) ，所以為(wei) 治;而法製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所謂“綱紀”，是指製度規矩;“道德仁義(yi) ”則是為(wei) 感召朝野“和氣”。呂中也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治體(ti) 論》中說，“(我朝)仁意常渾然於(yu) 紀綱整肅之中，而紀綱常粲然於(yu) 仁意流行之地”。

我們(men) 觀察宋代的內(nei) 政，會(hui) 注意到許多看似矛盾的現象：君主集權、忠君觀念強化，同時又有對於(yu) 君權的抵拒與(yu) 限製;經曆著政治文化方麵“轉向內(nei) 在”的過程，同時又有學術思想領域的境界創新;政策導向困頓因循，同時又有意在變革的摸索探求;製度設計細密務實，同時又有行政效率的滯緩拖遝;就士大夫群體(ti) 而言，學養(yang) 深厚論議煌煌，同時又是許多殘酷政爭(zheng) 以及無謂爭(zheng) 執的源頭。一方麵有言路開放，一方麵又溺於(yu) 滔滔說辭，從(cong) 某種程度上講，宋代政治成於(yu) 議論亦毀於(yu) 議論。這複雜的表象與(yu) 深層的原因，都值得研究者深思。對於(yu) “道德”的理想主義(yi) 要求，本來是人文精神進步的反映;但要求“一道德”與(yu) 學術觀念“純正”，則是認識局限的表現。北宋後期士大夫內(nei) 部深刻的分裂，正與(yu) 此相關(guan) 。當朝廷致力於(yu) “人無異論”“議論專(zhuan) 一”時，更無可避免地會(hui) 導致思想上的拘礙和現實中的專(zhuan) 製傾(qing) 向。

兩(liang) 宋三百年在中國曆史的演進序列中，具有特殊的意義(yi) ，對於(yu) 前近代時期中國人之民族性和世界觀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這一時期，麵對嚴(yan) 酷的挑戰與(yu) 壓力，一代代“特立不回”“危言勁氣”的誌士仁人、無數默默承載著家國與(yu) 社會(hui) 重負的普通民庶，作為(wei) 時代的脊梁迸發出堅忍頑強的生命力，給後人留下超越前代的物質遺產(chan) 與(yu) 深邃豐(feng) 厚的精神遺產(chan) 。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