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同軌，書(shu) 同文，行同倫(lun) ”的文化意義(yi)

作者：高凱、趙鵬璞（鄭州大學曆史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九月初四日癸未

            耶穌2017年10月23日

【讀史劄記】

●“書(shu) 同文”，即語言文字的統一，不僅(jin) 推動了秦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這一文字統一局麵橫亙(gen) 了整部中國史。

●“行同倫(lun) ”，其所代表的是衣食住行、風俗習(xi) 慣和信仰等的相對統一，為(wei) 構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體(ti) 提供良好的氛圍。

●“車同軌”，用發展辯證的觀點來看實際上是政治的一種延續，表現為(wei) 交通之政的統一，也可以泛指一切以交通為(wei) 代表的政治上的統一。

自嬴政一統六國始，古代王朝多以儒家經典《中庸》所謂“車同軌，書(shu) 同文，行同倫(lun) ”，來彌合不同人群之間經濟、政治、文化、社會(hui) 矛盾並借以追求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國曆史上經曆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統一時期，也經曆過春秋戰國、六朝、五代等分裂階段，而始終保持國家之統一和文明之延續，與(yu) “車同軌，書(shu) 同文，行同倫(lun) ”的理念和舉(ju) 措有著重要關(guan) 係。今據時人對三者邏輯關(guan) 係的理解習(xi) 慣，試將次序調整為(wei) “書(shu) 同文”“行同倫(lun) ”和“車同軌”來逐一論述。

“書(shu) 同文”，即語言文字的統一。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hui) 〉一書(shu) 摘要》中指出，人類的文明期“從(cong) 標音字母（的發明）和文字記錄的創作開始”。呂思勉《中國民族演進史》指出，團結的源泉“是要追溯到既往的”，而“惟有本族的語言，最適宜於(yu) 表示既往；惟有本族的語言，最能使人了解既往”。縱觀古代中國兩(liang) 千多年曆史，秦王朝無疑是第一個(ge) 統一的封建王朝。嬴政不僅(jin) 建立起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而且統一了文字、度量衡，徹底結束了自東(dong) 周以來各國紛爭(zheng) 、分裂的局麵。如果隻看到秦二世而斬、王朝生命期僅(jin) 有十五年便輕視其製度意義(yi) 的話，那恐怕是犯了曆史短視症——因為(wei) 隨之出現的兩(liang) 漢王朝長久興(xing) 盛四百年之久的一個(ge) 重要前提，就是《晉書(shu) 》所言“漢承秦製”。秦製是曆史研究基礎中的基礎，不止影響了對於(yu) 漢民族形成具有重大影響的漢製，且持續影響至隋唐、宋元、明清時期。嬴政統一六國文字，不僅(jin) 推動了秦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這一文字統一局麵橫亙(gen) 了整部中國史。其意義(yi) 之巨大，怎麽(me) 說都不為(wei) 過。

文字統一，不僅(jin) 使得以漢字為(wei) 載體(ti) 的中華文化的傳(chuan) 播有了基本的條件，而且無論哪個(ge) 民族入主中原後，都以宣揚和繼承中華文化的正統為(wei) 榮。如西晉滅亡後，入主中原的匈奴、鮮卑政權以及與(yu) 宋並存的西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都是如此。文字不同，各族人民之間的交往與(yu) 溝通就會(hui) 變得困難，隔閡在所難免。與(yu) 此同時，為(wei) 了更好地實現“書(shu) 同文”，曆代統治階級都下過大力氣，其目的不僅(jin) 是使漢字成為(wei) 書(shu) 寫(xie) 統治意識的載體(ti) ，也成為(wei) 規範有序且又豐(feng) 富多彩的書(shu) 法藝術，從(cong) 而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沉浸其間、樂(le) 而傳(chuan) 播之。僅(jin) 就書(shu) 法而言，論源流，有真草隸篆；論章法，有揖讓進退；論結體(ti) ，有顏柳歐蘇……看上去五光十色。其實，在令人歎為(wei) 觀止的書(shu) 法藝術中，是有各種或有形或無形的方向指引與(yu) 規範的：從(cong) 秦王朝開始，丞相李斯的《倉(cang) 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的《爰曆篇》、太史令胡毋敬的《博學篇》就已經成為(wei) 標準文字的範本，今存的泰山、琅琊台、嶧山、會(hui) 稽刻石或其摹本即可見其端倪；兩(liang) 漢隨著簡牘、帛書(shu) 以及西晉以後紙張作為(wei) 書(shu) 寫(xie) 工具的出現，不僅(jin) 蘭(lan) 台、石室、廣內(nei) 等藏書(shu) 增多，而且隨著官學和私學的漸趨發達，書(shu) 法變得更加規範標準，隸書(shu) 講究波磔方折、蠶頭雁尾，草書(shu) 也有章草、今草之別；南北朝時期楷書(shu) 、草書(shu) 、行書(shu) 均大為(wei) 發展，鍾繇、衛瓘、陸機、右軍(jun) 父子，每個(ge) 光輝奪目的名字背後，都有一種新規範的誕生；唐及武周時期，李世民、武則天、李隆基都酷愛書(shu) 法，甚至專(zhuan) 設書(shu) 學，講授《石經》《說文解字》《字林》等，在藝術繁榮現象的背後，規範文字的意義(yi) 更是不容忽視；至於(yu) 有宋一代書(shu) 院盛行，蒙學教育要求兒(er) 童習(xi) 字“一筆一畫、嚴(yan) 正分明”，明清時期甚至要求“硯無積垢，筆無宿墨”，其文化規範性意義(yi) 不言而喻。

“行同倫(lun) ”，其所代表的是衣食住行、風俗習(xi) 慣和信仰等的相對統一。實現這一點的前提，是人口比例的科學適宜。中國相對強盛的朝代，均較注意人口的管控製度，而管控的主要手段就是大規模的移民。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四大時期，都有較穩定的邊疆政策，這些政策或強調高壓、或強調羈縻、或強調團結與(yu) 和親(qin) ，又或者是將幾種政策結合在一起。以秦王朝為(wei) 例，為(wei) 了控製和抵禦北方匈奴人，秦始皇派兵30餘(yu) 萬(wan) 攻取“河南地”（今內(nei) 蒙古自治區陰山以南地區），並西起臨(lin) 洮、東(dong) 至遼東(dong) 修建起萬(wan) 裏長城；為(wei) 了開拓嶺南，秦始皇二十六年又派兵50萬(wan) 攻打五嶺以南地區，使得秦王朝版圖擴展到今越南中部；為(wei) 了更好地控製這些區域，又向這些地區派駐了大量的政治（七科謫）與(yu) 軍(jun) 事性移民。西漢武帝以後繼承秦王朝對外用兵政策，一旦開拓了新疆土，立刻派出大量軍(jun) 事性移民，從(cong) 而開始了中國曆史上最早的軍(jun) 事屯田。實際上，漢代的軍(jun) 屯，有許多經驗值得總結：如漢武帝時期采取招募製，將征調單一士兵的軍(jun) 事戍邊製度，改為(wei) 從(cong) 內(nei) 地經濟文化比較發達、人口密度大的地區招募無地和少地的農(nong) 民屯邊，同時，國家頒行免稅、全家供應糧食、免費提供醫藥和安頓戶口等一係列政策以安撫被招募農(nong) 民。在這些優(you) 惠政策的引領下，漢王朝曾七次成功地完成了向西北邊郡大規模移民實邊，其中公元前119年一次性將中原地區的70多萬(wan) 平民遷往隴西、北地、河西、上郡等，且這種人口遷徙政策一直延續到東(dong) 漢時期匈奴南北分裂以前。西漢時期募民屯田的政策，其實質就是在某些重要區域改變定居移民與(yu) 邊民比例的做法，以後的隋唐、兩(liang) 宋及明清時期都繼承了這一做法，使得各朝在中央政權安定的情況下，同時也保持了邊疆的安定與(yu) 發展。此外，移民也確保了邊疆地區漢文化的發展：秦漢王朝把商人、犯罪官吏等發配到今廣東(dong) 、廣西、四川、內(nei) 蒙古等邊遠地區，不僅(jin) 傳(chuan) 播了中原文化，發展了地方經濟，強化了國家政權在邊地的穩固，而且也通過中原移民的遷入，促進了當地的民族融合；中原人特有的姓氏在邊疆留下來，有些成為(wei) 當地的大姓，比如韋、黃、梁等姓在廣西就長期大量存在。

在人口比例科學適宜的基礎上，“行同倫(lun) ”的文化浸染作用迅速直接或間接地發揮出來。秦起於(yu) 周原，用的是周禮，漢承秦製，中原文化以禮為(wei) 內(nei) 核，《禮記·禮運》載：“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猶若可以致其敬於(yu) 鬼神。”從(cong) 飲食開始，喪(sang) 、祭、射、禦、冠、昏、朝、聘等禮儀(yi) 的一致性的結果，謂之“承天之道”可能言過其實，但謂之“治人之情”則是一語中的。因此荀子說：“人命在天，國之命在禮。”而傳(chuan) 統文化中的二十四節氣等節慶禮俗，背後隱藏的是農(nong) 耕經濟下農(nong) 事集體(ti) 勞動的動員令，民眾(zhong) 在這樣的勞動中凝結成的情感皈依和勞動情誼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從(cong) 曆史上多次大移民的後果看，其重大意義(yi) 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一般物資與(yu) 人員的交流和溝通，更在為(wei) 構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體(ti) 提供良好的氛圍。

“車同軌”，用發展的辯證的觀點來看，古代的交通實際上是政治的一種延續。“車”在當時不僅(jin) 僅(jin) 是先進交通方式的代表，“車同軌”還表現為(wei) 交通之政的統一，也可以泛指一切以交通為(wei) 代表的政治上的統一。許嘉璐認為(wei) “兩(liang) 輪之間的距離為(wei) 軌”。車軌相同則車轍也等寬，車同軌實際是道路標準化的一個(ge) 措施。這種標準化，使得秦王朝耗時十年，形成了以馳道為(wei) 主、以鹹陽為(wei) 中心、向四方輻射的全國交通幹線，適應了其全國範圍內(nei) 土木工程、軍(jun) 隊調動、郵傳(chuan) 驛遞、情報傳(chuan) 送等的大量需要；此外，其北通九原的直道，也是可圈可點的國防工程。雖然秦王朝並未因此而鞏固其統治，但其速亡，從(cong) 另一角度來看，也是陳勝、吳廣、劉邦、項羽善於(yu) 利用其交通便利條件的結果。再以古代西域為(wei) 例，先有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後有公元前121—公元前104年間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的設立，之後西漢國家才開始在天山南部輪台、渠犁等地駐兵屯田，直至公元前60年（漢宣帝神爵二年）設置西域都護府，從(cong) 而標誌著西域正式成為(wei) 中央王朝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一切，均始於(yu) 交通。同理，東(dong) 晉以後絲(si) 綢之路的阻絕，也曾影響了中央王朝對西域的治理。到了隋朝，先有煬帝即位之初派遣吏部侍郎裴矩到張掖、武威發展與(yu) 西域的互市，後有鄯善（今若羌）、且末（今且末西南）、伊吾（今哈密境內(nei) ）三郡之設。公元7世紀初唐朝代隋而興(xing) 之後，先是伊吾城主率所屬七城交通唐朝，後是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誕生。《冊(ce) 府元龜》講述“懷柔遠人”的羈縻製度時，記載有唐武德二年（619年）閏二月高祖李淵所頒詔書(shu) ：“畫野分疆，山川限其內(nei) 外；遐荒絕域，刑政殊於(yu) 函夏……要荒蕃服，宜與(yu) 和親(qin) 。”這也進一步道出了真相：“車”所借代的古代交通，實為(wei) 民族發展史上政治統一的重要一環。

不難理解，無論是戰爭(zheng) 還是貿易，首先始自交通。即以南方土著人群而論，雖因山川險阻，與(yu) 中原人之間的同化進程甚緩，譬如以今日疆域視之並不特別靠南的湖南，是經秦漢、隋唐四代中央王朝的開拓，至宋朝熙寧年間才徹底安定下來。細思原因，不能不說它實際上與(yu) 秦朝“靈渠”和隋朝貫通南北的大運河的開鑿息息相關(guan) ；如果沒有秦朝溝通湘江和漓江“靈渠”，秦王朝就不可能以今湖南為(wei) 跳板而迅速統一兩(liang) 廣地區；如果沒有隋朝開鑿京杭大運河，唐宋時期中國南方就不會(hui) 先有“蘇湖熟，天下足”的局麵，而明清時期也難以出現長江中遊地區“兩(liang) 湖熟，天下足”的局麵。所以，從(cong) 某種程度上講，運河的開鑿可以視為(wei) 是水上“車同軌”的重要形式。而“京杭大運河”的開鑿，不僅(jin) 使得古代都城成功地實現了由東(dong) 西遷移變為(wei) 南北遷移的改變，更使得中原移民與(yu) 南方人的融合途徑從(cong) 此打開。

一切社會(hui) 現象，都是不斷演進的，“易”是常態。中國人口史、移民史告訴我們(men) ，“車同軌，書(shu) 同文，行同倫(lun) ”確實部分地解決(jue) 了一個(ge) 地域遼闊的國度政權治理難題，因為(wei) 三者都趨向於(yu) 一個(ge) 目標：融合。最初是黃帝與(yu) 炎帝部落在中原地區的融合奠定了夏商周三代的基礎；之後春秋戰國時期，戎、狄和東(dong) 夷與(yu) 中原人的融合，又為(wei) 秦漢王朝的400餘(yu) 年興(xing) 盛奠定了基礎；而魏晉南北朝時期之所以匈奴、鮮卑、羯、氐、羌等能夠與(yu) 中原漢人融合，也是隋唐進一步發展的前提和條件；宋元時期西夏、金人、蒙古人和宋人的融合，又為(wei) 明清時期國家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所以到明清時期，中國境內(nei) 融合的局麵和人口分布的態勢已經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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