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傳(chuan) 》的詮釋模式

作者：鄭任釗（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八月初四日癸醜(chou)

         耶穌2017年9月23日

公羊高像 資料圖片

《公羊傳(chuan) 》是詮釋《春秋》的一部著作，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代經典注疏之作中顯現了獨特的詮釋特色。它的解經模式不僅(jin) 帶領公羊學家在思想創新上不斷前進，也影響了曆代為(wei) 關(guan) 注現實需求而重新詮釋經典的思想家們(men) 。《公羊傳(chuan) 》對《春秋》的詮釋無疑是極為(wei) 成功的，這使它從(cong) 儒家經典中第一個(ge) 脫穎而出，對西漢的政治和社會(hui) 產(chan) 生了極大的影響。

《公羊傳(chuan) 》與(yu) 同是詮釋《春秋》的《左傳(chuan) 》結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傳(chuan) 》努力豐(feng) 富《春秋》記述極為(wei) 簡略的史事，帶給人們(men) 一部文字生動、敘事翔實的史學作品。而《公羊傳(chuan) 》大力闡發《春秋》簡約文字下所蘊含的義(yi) 理，帶給人們(men) 一部講述禮義(yi) 、道德和政治觀念的哲學作品。同一部典籍，詮釋者的詮釋目的不同，對典籍性質的認識就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必不相同，其詮釋出來的成果也就會(hui) 存在根本差異。

毋庸置疑，《春秋》文本的外在特征表現為(wei) 一部編年史，記錄了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這二百四十二年間的史事。而《公羊傳(chuan) 》要把《春秋》看成是一部哲學著作，說孔子是借魯國的史事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觀念和社會(hui) 理想。這樣，《春秋》的文本性質就由史學轉向了經學。文本性質轉換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詮釋導向的轉化，詮釋者將沿著新的方向去詮釋文本，所以《公羊傳(chuan) 》就不再關(guan) 心《春秋》裏大大小小的曆史事件，而以探究《春秋》大義(yi) 為(wei) 職誌。而《春秋》所記載的曆史也喪(sang) 失了原有的具體(ti) 屬性，被抽象化為(wei) 一種符號，成為(wei) 可以盛裝義(yi) 理的容器。更為(wei) 重要的是，文本性質的轉換帶來了詮釋空間的驟然膨脹，這樣一來，《公羊傳(chuan) 》對《春秋》的詮釋就擺脫了文本的束縛，有效地突破了原先文本性質所限定的詮釋範圍，進入了一個(ge) 廣闊的新天地。

《公羊傳(chuan) 》對《春秋》文本性質的轉換之所以可能實現，實際上是預設了一個(ge) 前提，即《春秋》之中存在著“微言大義(yi) ”。所謂“微言”，就是隱晦的文字，即指《春秋》文字的實際意義(yi) 無法從(cong) 文字表麵獲得；“大義(yi) ”，就是指《春秋》表麵文字下所蘊含的孔子的思想和理念。如果《春秋》沒有大義(yi) ，其文本屬性將往何處轉？如果不是通過微言來寄寓大義(yi) ，《春秋》的文本性質也就根本沒有理由被轉換。

《公羊傳(chuan) 》對《春秋》文本性質的轉換以《春秋》存在微言大義(yi) 為(wei) 前提，同時也以揭示《春秋》微言大義(yi) 為(wei) 目的。文本性質轉換以後，《春秋》其文、其事在詮釋者看來就隻是寄寓大義(yi) 的載體(ti) 、探詢大義(yi) 的線索而已。如隱公三年“癸未，葬宋繆公”，《公羊傳(chuan) 》敘述了宋宣公不遵循傳(chuan) 位於(yu) 子的正道而傳(chuan) 位於(yu) 弟，最終導致宋國禍亂(luan) 的故事，並提出了對後世影響很大的“大居正”說。《公羊傳(chuan) 》闡發的“大居正”說顯然與(yu) “葬宋繆公”這一曆史事件沒有直接關(guan) 係，“葬宋繆公”在這裏隻是提供了一個(ge) 借以展開論述的線索。

《春秋》其文、其事既然隻是線索，那顯然《春秋》的文本在《公羊傳(chuan) 》看來就不對曆史真相負責，有可能不是真實的記述，都是為(wei) 背後隱藏的大義(yi) 服務的。董仲舒即言：“《春秋》之書(shu) 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shu) 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春秋繁露·玉英》）因而，《公羊傳(chuan) 》雖然也經常補充一些史料，甚至有時還提供一些記載翔實的獨家史料，但總體(ti) 來說《公羊傳(chuan) 》對史實不是那麽(me) 關(guan) 注，它完全是以揭示《春秋》微言大義(yi) 為(wei) 職誌而展開對《春秋》的詮釋，有時候它必須隨著《春秋》的“委曲”，不惜扭曲史實來成全義(yi) 理的傳(chuan) 達。

隱公十一年“公薨”，《左傳(chuan) 》的解釋是“不書(shu) 葬，不成喪(sang) 也”，認為(wei) 《春秋》不書(shu) 葬，是由於(yu) 沒有按國君的規格為(wei) 隱公正式舉(ju) 行喪(sang) 禮。《左傳(chuan) 》可能敘述了一個(ge) 史實，但《公羊傳(chuan) 》卻認為(wei) 隱公不書(shu) 葬是因為(wei) 隱公被弑，魯國臣子未能為(wei) 君複仇，由此揭示出一條“臣不討賊非臣，子不複仇非子”的《春秋》大義(yi) ，即以複君父之仇為(wei) 臣子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yi) 務。

成公元年“王師敗績於(yu) 貿戎”，周王的軍(jun) 隊吃了敗仗，《公羊傳(chuan) 》判斷是“蓋晉敗之”，但《春秋》為(wei) 什麽(me) “不言晉敗之”？因為(wei) “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所以要記成“使王自敗於(yu) 貿戎”（何休《春秋公羊傳(chuan) 解詁》）的樣子。而據《左傳(chuan) 》載，晉國是去調節貿戎（茅戎）和周天子的衝(chong) 突，周的軍(jun) 隊確實是被貿戎的一支徐吾氏打敗的。可見，為(wei) 了闡發尊王大義(yi) ，凸顯王於(yu) 天下至尊的地位，《公羊傳(chuan) 》做出了不合史實的詮釋。

隱公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公羊傳(chuan) 》說“疾始滅也”，然後又說“托始焉爾”，非常直白地用了一個(ge) “托”字。滅國並不始於(yu) 展無駭，但《公羊傳(chuan) 》硬是“托”給展無駭，以借他滅極之事來批評所有的滅國之舉(ju) 。可見，“托”字強調的就是一種借事明義(yi) ，正如皮錫瑞所指出的，“止是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其事之合與(yu) 不合，備與(yu) 不備，本所不計”（《經學通論》）。《公羊傳(chuan) 》解經很多時候是義(yi) 理在先的，也就是先有一個(ge) 要表達的義(yi) 理，然後再在文本中去尋找可能的線索。這對後世那些關(guan) 注現實需求而在經典中尋找資源的思想家們(men) 有著極大的啟發意義(yi) 。

《公羊傳(chuan) 》還有一種“實與(yu) 而文不與(yu) ”的提法。僖公二年“城楚丘”，《公羊傳(chuan) 》指出這是齊桓公為(wei) 衛國複國築城，《春秋》“不言桓公城之”，是因為(wei) “不與(yu) 諸侯專(zhuan) 封”。但《公羊傳(chuan) 》認為(wei) 《春秋》這裏是“實與(yu) 而文不與(yu) ”，封國雖然為(wei) 天子之事，但當時天子微弱，沒有能力做，齊桓公作為(wei) 諸侯霸主出麵攘除夷狄，挽救諸侯，恢複秩序，《春秋》實際上是默許的。“實與(yu) 而文不與(yu) ”在《公羊傳(chuan) 》中多次出現。“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社會(hui) 處於(yu) 一種無序狀態之中，《公羊傳(chuan) 》呼喊“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僖公元年）、“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宣公十一年），希望依靠現實中可能的力量來維係和恢複社會(hui) 秩序。然而《春秋》經文至多隻能蘊有“諸侯之義(yi) 不得專(zhuan) 封”或“諸侯之義(yi) 不得專(zhuan) 討”的意韻，於(yu) 是《公羊傳(chuan) 》借助“實與(yu) 而文不與(yu) ”，表達出了維護統一安定這一更為(wei) 核心的大義(yi) 。我們(men) 看到，“實與(yu) 而文不與(yu) ”實際上賦予了詮釋者極大的詮釋自由度，詮釋者可以借此詮釋出經文字麵本無甚至與(yu) 經文字麵相反的大義(yi) 。

董仲舒說：“辭不能及，皆在於(yu) 指……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以適道矣。”（《春秋繁露·竹林》）這就是對《公羊傳(chuan) 》解經模式的一個(ge) 精練總結，即以“指”（大義(yi) ）為(wei) 先，突破文字表達的局限性，不拘泥於(yu) 文字的表麵意義(yi) ，才可以獲得文字表麵以外的深層義(yi) 理。

《公羊傳(chuan) 》的解經模式賦予經典詮釋以開闊的空間，使經典的詮釋不會(hui) 因拘泥於(yu) 經文而窒息。《公羊傳(chuan) 》主張突破文字的限製，甚至有的時候似乎已經失去了對經典應有的尊重，實際上，這正是經典持續生命力之所在。經典能超脫時間的限製，可以不斷地因應新時代的挑戰，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yu) 詮釋者的這種創造性的詮釋。也正是借助於(yu) 此，公羊學的理論既可以在漢武帝時推動“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現，又可以在晚清容納西方思想，成為(wei) 變法維新的理論依據，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思想麵貌和政治進程。

創造性的詮釋雖然不受經典原有文字的限製，但並非意味著詮釋者可以隨意無度地任意說經。晉代王接指出：“《公羊》附經立傳(chuan) ，經所不書(shu) ，傳(chuan) 不妄起，於(yu) 文為(wei) 儉(jian) ，通經為(wei) 長。”（《晉書(shu) ·王接傳(chuan) 》）《公羊傳(chuan) 》雖然主張跳出經文來詮釋，但詮釋的起點皆由經而起，每條傳(chuan) 文都明確針對著一條經文，無論其闡發出什麽(me) 義(yi) 理，都可以在經文中找到依據，哪怕是牽強附會(hui) 的依據，這至少在形式上維護了詮釋的可信度。而在詮釋的義(yi) 理上，《公羊傳(chuan) 》也有著貫穿始終的核心價(jia) 值，任何詮釋和論斷都是其核心價(jia) 值的合理伸展，這也有效地保證了詮釋的效力。

盡管如此，由於(yu) 詮釋彈性太大，也很難避免穿鑿附會(hui) 、主觀臆斷的弊病。漢代的公羊家競相拋開經文馳騁己意，諸多法家、黃老、陰陽家乃至讖緯的內(nei) 容都被塞進了經文的縫隙之中，以致出現“講誦師言至於(yu) 百萬(wan) 猶有不解”，“倍（背）經、任意、反傳(chuan) 違戾”（何休《公羊解詁》序）的現象。公羊學從(cong) 東(dong) 漢後期開始走向衰落，千餘(yu) 年來備受詬病，《公羊傳(chuan) 》自身這種解經模式應該也是難逃其責的。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