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qin) 親(qin) 、尊尊、賢賢與(yu) 中國式管理的基本路徑

作者：陸丹（三亞(ya) 學院校長、教授，三亞(ya) 市社科聯主席，社會(hui) 學博士）

           陳彥軍(jun) （三亞(ya) 學院講師，哲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23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東(dong) 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七月十七日丁酉

           耶穌2017年9月7日

摘要：發揚親(qin) 親(qin) 、尊尊、賢賢構成的儒學根本精神是中國文化中涵養(yang) 人類講關(guan) 係、論地位、拚本事等天然傾(qing) 向的優(you) 長和克服其劣短的基本方式。儒學與(yu) 現代管理結合所成的中國式管理的三條基本路徑就是組織妥善為(wei) 關(guan) 係和麵子預留空間，妥善處理組織成員對權力地位的過度關(guan) 切，妥善釋放組織成員各個(ge) 出眾(zhong) 的欲求，並發展出相應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中國式管理的成功實踐為(wei) 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與(yu) 現代實證科學和定量工具相結合及促使管理運用之道普遍化等方麵，還需要學術界和實業(ye) 界的文化自覺和密切結合，並在中華複興(xing) 和中國崛起過程中加以實現。

關(guan) 鍵詞：儒學；中國式管理；親(qin) 親(qin) ；尊尊；賢賢

上個(ge) 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崛起，中國式管理作為(wei) 一個(ge) 學術概念出現，受到越來越多的關(guan) 注，也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現代管理作為(wei) 一門學科，是從(cong) 工廠實踐中產(chan) 生，旨在通過科學的方法探求改進現代組織方式和提高生產(chan) 效率的途徑，而這種管理之所以稱之為(wei) 現代，權威的看法在於(yu) 它奠基在現代組織的契約關(guan) 係而非傳(chuan) 統共同體(ti) 社會(hui) 的身份地位。

中國在進行現代化，追求現代法治的目標，但看上去成功的中國式管理在傳(chuan) 統儒釋道哲學的包裹下依舊呈現傳(chuan) 統人治的色彩。中國式管理之父曾仕強所言管理是修己安人的過程，無疑是人治而非科學法治的注腳。其實，現代管理之父泰羅麵對人們(men) 質疑科學管理把人變成了機器的質疑，不斷辯明科學管理的本質是偉(wei) 大的心理革命，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對工作、對同事、對下屬或上級的責任。[1]改進組織方式是為(wei) 了改良人際關(guan) 係，提高生產(chan) 效率是為(wei) 了落實人員責任，把現代管理單純看作是組織學和效率學，不僅(jin) 背離了學科建立的初衷，也必將陷現代管理於(yu) 僵化和無效率。

儒學有一整套成熟的理順人際關(guan) 係和承擔倫(lun) 理責任的辦法，在已經破除傳(chuan) 統等級製的身份地位枷鎖的現代中國，與(yu) 現代管理的有效成果相結合，會(hui) 使“中魂西製”[2]的中國式管理走向更大的成功。

一、親(qin) 親(qin) 、尊尊與(yu) 賢賢

儒學經典《禮記·大傳(chuan) 》言：“聖人南麵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yu) 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qin) 親(qin) 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yu) 民變革者也。”此處的“聖人”，在王國維看來，就是奠定中華3000年製度文明的周公。王國維認為(wei) ，殷周鼎革之際，中國政治與(yu) 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周朝建立的製度“出於(yu) 萬(wan) 世治安之大計，其心術與(yu) 規摹，迥非後世帝王所能夢見也”。而“周之製度典禮，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親(qin) 親(qin) 、賢賢、男女有別四者之結體(ti) 也。此之謂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謂之非彝”。[3]

在周製，親(qin) 親(qin) 在於(yu) 合群，尊尊在於(yu) 統序，雖本意限於(yu) 姬氏王族，亦對於(yu) 全社會(hui) 形成範導，而賢賢在於(yu) 治官，則在親(qin) 親(qin) 尊尊的自然取向上增加了選賢任能的理性規劃。孔子儒學是中華文明軸心時代的哲學突破，在儒學的規劃下，親(qin) 親(qin) 、尊尊、賢賢演化為(wei) “五常”或“五倫(lun) ”，親(qin) 親(qin) 之仁、尊尊之義(yi) 和賢賢之能，隨著兩(liang) 千多年封建社會(hui) 的儒學製度化，成為(wei) 中國社會(hui) 的組織原則和大多數中國人“不可須臾離”[4]的人生準則。

近代以來，親(qin) 親(qin) 、尊尊、賢賢等理念所體(ti) 現的中國人的“自然”[5]節律發生紊亂(luan) 。在西方資本主義(yi) 工業(ye) 文明強力衝(chong) 擊下，傳(chuan) 統的封建製度開始瓦解，中國社會(hui) 自主發展的連續性被打斷，這促使中國人開始向西方學習(xi) ，發展工業(ye) 、興(xing) 建城市，推進傳(chuan) 統向現代轉型。在轉型過程中，傳(chuan) 統儒學的社會(hui) 功能不斷減弱，甚至被視為(wei) 中國與(yu) 世界接軌的障礙。隨著國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改革的不斷深入，主導中國兩(liang) 千多年的儒學權威不再。此外，社區和家庭新的結構形式的出現，致使儒學騰挪乏術，有與(yu) 現實脫節的危險，儒學被局限在現代學術的分科體(ti) 係裏。

儒學的邊緣化並沒伴隨著看重人情關(guan) 係、講求尊卑地位、渴望出人頭地的逐步退場，這些與(yu) 親(qin) 親(qin) 、尊尊、賢賢互為(wei) 表裏的中國人的大眾(zhong) 心理取向，反而在新中國前30年的單位社會(hui) 和後30年的市場社會(hui) 肆意生長，變幻出千型百態，更加深習(xi) 於(yu) 西方現代文化的知識階層對於(yu) 自身傳(chuan) 統文化的反感。西方現代文化從(cong) 基督宗教中掙脫而出，在建立政教分離的現代國家製度後，宗教仍舊在社會(hui) 層麵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西方現代管理背後有著種種宗教的影子。而儒學自五四以來明明已經被批破祛除，卻還要為(wei) 自己退場後的大眾(zhong) 行為(wei) 埋單，顯然此理不通。其實，講關(guan) 係、論地位、拚本事，幾乎是世界上所有文化中都存在的天然傾(qing) 向，隻是不同文化涵養(yang) 它們(men) 的優(you) 長和克服它們(men) 的劣短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人類進入現代社會(hui) 也並沒有根本地改變這一點。在中國文化裏，儒學恰恰正是使講關(guan) 係、論地位、拚本事涵養(yang) 為(wei) 啟發道德自覺和培育德性能力的親(qin) 親(qin) 、尊尊、賢賢的知識和道理。

親(qin) 親(qin) 尊尊賢賢是一種家庭組織原則，既有自然性，又有人為(wei) 性，自然體(ti) 現在它順應了人情、人性，人為(wei) 在於(yu) 它在社會(hui) 化場域裏升華了人情、人性。這一點在儒家關(guan) 於(yu) 親(qin) 尊賢的早期闡發中比比皆是。家庭在儒家就是一個(ge) 保養(yang) 人性的所在，一個(ge) 煉仁熟仁之所。而家國一體(ti) ，所以，這種家庭組織原則又擴展為(wei) 社會(hui) 組織原則，所以，談親(qin) 親(qin) ，不要隻看到血緣的親(qin) 親(qin) ，還看到涵養(yang) 人性，看到使社會(hui) 形成共同體(ti) 意識，就是說，人們(men) 的共同體(ti) 意識，不僅(jin) 是在人們(men) 的集體(ti) 生活中產(chan) 生，在現代的機械性協作中馴化，更是人性中發揚，不忍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尊，不要隻看到尊卑，而要看到這是各種組織，包括家庭的自然而又合宜的組織原則，也有著人心規則的基礎。而在親(qin) 親(qin) 、尊尊保持組織的健康的同時，賢賢則賦予組織發展的動力。親(qin) 親(qin) 是個(ge) 人的差序格局，尊尊是集體(ti) 的身份格局，賢賢是路徑，是親(qin) 親(qin) 尊尊實現的路徑。

正如牟宗三所言：“儒家於(yu) 治道方麵，我們(men) 概之三目以為(wei) 體(ti) ，此即親(qin) 親(qin) ﹑尊尊與(yu) 尚賢。親(qin) 親(qin) 尊尊是維係人群的普遍底子，而尚賢則是一生動活躍之觸角，前兩(liang) 者是倫(lun) 常，後一者是人格。倫(lun) 常是綱維網，而人格則是每一個(ge) 體(ti) 自己奮發向上完成其自身之德的事……由此三目為(wei) 體(ti) ，再轉就是正德利用厚生之三目。”[6]

林端也根據自己的社會(hui) 學研究，批評了認為(wei) “五倫(lun) ”推不出合乎現代工業(ye) 社會(hui) 的普遍主義(yi) 精神、“陷在特殊脈絡的困境”的流俗看法，指出：“在意識麵上，五倫(lun) 提供了中國人劃分我群、他群的分類標準的‘流動性’的基礎，中國人在‘幼吾幼’的時候，對象是家族內(nei) 的圈內(nei) 人，但這是不夠的，必要時，應該還要‘以及人之幼’，此時圈子已放大，希望天下的幼子皆能有所安頓，這是儒家安身立命之所在。在結構上，五倫(lun) 形式化為(wei) 一套社會(hui) 機製，為(wei) 了爭(zheng) 取社會(hui) 資源，中國人可以拉關(guan) 係、講人情，把陌生人化成自己人，內(nei) 聖外王、修齊治平，固然無法達到‘滿街都是聖人’的理想境界，但卻為(wei) 滿街追逐利益的凡夫俗子爭(zheng) 取可欲資源的路徑提供了努力的方向。對五倫(lun) 的脈絡化的普遍主義(yi) 麵向的忽略，可以說是自韋伯、派深思、現代化理論等以來長久的通病。”[7]

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也證明，被視為(wei) “保守落後”的儒學作為(wei) “影子結構”的事實存在，恰恰使得中國人能迅速習(xi) 得他人先進經驗並運營出高效的中國發展模式。而儒學的親(qin) 親(qin) 、尊尊、賢賢等命題，作為(wei) 深植於(yu) 中國人文化心理和人格的自然存在，雖處在新的社會(hui) 結構和新的價(jia) 值不斷審視之中，卻日漸浮出水麵，開始參與(yu) 到各種製度運作和製度建構中，中國式管理就是其中一個(ge) 重要領域。

二、中國式管理的基本路徑

西方的管理理論，從(cong) 平等的個(ge) 人與(yu) 個(ge) 人的關(guan) 係入手，然後再添加各種變量，如家庭背景、文化素質、個(ge) 人能力等，但不管怎麽(me) 加，目的很明確，那就是組織效益最大化，也就是說，平等個(ge) 人的訴求本身不是真正要解決(jue) 個(ge) 人的解放和發展問題，而是為(wei) 了一個(ge) 非人的目標，資本家和管理者也成為(wei) 這個(ge) 非人目標的犧牲品。而中國的管理實踐，一開始就對人的真實存在有真實的確認，親(qin) 親(qin) 、尊尊、賢賢，是對人的認知，也是個(ge) 人對自己的認知，管理的過程，就是一個(ge) 人的認知過程，最終成就的是個(ge) 人，是從(cong) 所謂的不平等到各得其所。

時下，關(guan) 於(yu) 中國式管理有著諸多的定義(yi) ，不少學者將之追溯到前現代社會(hui) ，看作是一種治人的藝術。但在筆者看來，中國式管理是儒學與(yu) 現代管理的結合，它要解決(jue) 的是中國現代組織的團結、信任、結構和效能問題。麵對中國現代轉型中倫(lun) 常消解所留下的講人情、論地位、拚本事的肆意生長，中國式管理力求從(cong) 現代管理中開辟出穩妥的化解之道，其基本路徑為(wei) 以下三條。

1.中國式管理要求組織妥善為(wei) 關(guan) 係和麵子預留空間

現代管理產(chan) 生於(yu)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工業(ye) 社會(hui) ，它預設了個(ge) 人的獨立性，並以紀律、競爭(zheng) 和交換為(wei) 原則來運作由眾(zhong) 多個(ge) 人構成的企業(ye) 組織。對於(yu) 工作中的獨立個(ge) 人，西方管理多是通過引導人性需求，提倡人的自尊、自覺來激發每個(ge) 人的工作潛力。但其實，在西方，個(ge) 人也是附著各種關(guan) 係進入工作場所的，透明的工作組織原則裏隱藏著看不見但束縛人的“天花板”。儒家親(qin) 親(qin) 思想影響下的中國人，雖已進入現代企業(ye) 組織，但受血緣、地緣、學緣、業(ye) 緣等人情關(guan) 係的影響，他們(men) 會(hui) 在遍布陌生人的現代社會(hui) 中不停地創建和維護特定的人情網，繼而以各種人情網為(wei) 基礎，在自己心中營造出一個(ge) 個(ge) 情感“安全島”。親(qin) 親(qin) 是中國人的天性，這一天性深刻影響著中國社會(hui) 各領域的組織結構。人們(men) 熟知的“麵子”就在一定程度上體(ti) 現著中國人的親(qin) 親(qin) 天性。麵子之所以重要，因為(wei) 它牽涉到中國人在複雜人際關(guan) 係中的位置認知和位置自適感。簡單排斥甚至斬斷由親(qin) 親(qin) 天性維係著的、隱藏在麵子之下的“自然親(qin) 疏關(guan) 係”，會(hui) 減弱個(ge) 人對組織的情感認同，降低個(ge) 人在組織生活中的心裏安全感。忽視或者忽略麵子，會(hui) 使中國人喪(sang) 失在特定社會(hui) 關(guan) 係中的優(you) 越感，進而導致個(ge) 人對組織生活的排斥和對組織目標的抵觸。

中國式管理不排斥血緣、地緣、學緣、業(ye) 緣等“自然親(qin) 疏關(guan) 係”的存在，也沒有因現代管理原則的推行而不顧及中國人的麵子，而是做出適當的調節，在自然親(qin) 疏關(guan) 係、現代管理原則、麵子三者之間尋求平衡。通過調節，組織成員在職場中的安全顧慮及內(nei) 心焦慮減輕了，成員對組織的情感認同則得到加強。改革開放30多年來，有近5億(yi) 中國農(nong) 民湧入大中城市工作、生活，中國在最短時間內(nei) 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橫向遷移，實現了社會(hui) 的重新整合，這是世界工業(ye) 化、城市化浪潮中出現的奇觀。研究顯示，近5億(yi) 農(nong) 民中的90%以上是通過人情網絡進入城市的。以親(qin) 親(qin) 理念作支撐的人情網絡成功化解了巨量人口湧入陌生城市後可能出現的個(ge) 人遊蕩問題，與(yu) 此同時，由各種人情網絡維係的強大人力資源也推動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民營企蓬勃發展起來，那時，90%以上的民營企業(ye) 是建立在血緣、地緣關(guan) 係基礎上的合夥(huo) 人企業(ye) 。這類企業(ye) 迅速而富有成效地適應了國家政策和社會(hui) 價(jia) 值取向的轉型，並且在市場競爭(zheng) 中不斷發展壯大。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出現了大量合夥(huo) 人企業(ye) ，此後，由合夥(huo) 人企業(ye) 分化出來的私營企業(ye) 逐漸發展為(wei) 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日益壯大的私營企業(ye) 最大限度地吸納了以親(qin) 親(qin) 理念維係的各種社會(hui) 力量，最早創立出行之有效的中國式管理模式。德國著名社會(hui) 學家兼政治學家馬克斯·韋伯批判儒學，認為(wei) 儒學不適應現代理性社會(hui) 市場經濟的發展，從(cong) 而導致了中國的停滯。[8]韋伯的觀點一度獲得眾(zhong) 多中國學人認可，然而，中國式管理的成功實踐卻證明了韋伯的觀點值得重新思考。中國正處於(yu) 社會(hui) 轉型期，適應市場經濟的縱向流動機製尚未完全建立，而流動人口又大量存在，在此情況下，以儒學親(qin) 親(qin) 理念作支撐的社會(hui) 情感紐帶（這之中包含著各種人情關(guan) 係網）吸收了大量流動人口，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就業(ye) 壓力，降低了國家用在人力資源管理上的成本。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完善，與(yu) 之相適應的企業(ye) 管理製度建立了起來，新的企業(ye) 文化也在以儒學為(wei) 核心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在新的市場經濟體(ti) 製下，儒學的親(qin) 親(qin) 理念作為(wei) 一種文化基因，滲入企業(ye) 運作的各個(ge) 環節。受儒學親(qin) 親(qin) 理念影響，企業(ye) 之間、企業(ye) 成員之間建立起“職業(ye) 親(qin) 親(qin) ”[9]的情感紐帶，這一情感紐帶配合著現代企業(ye) 管理機製的運作，增強了企業(ye) 之間、企業(ye) 成員之間的親(qin) 和力和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企業(ye) 的發展。

被譽為(wei) 現代管理學之父的彼得·德魯克曾說過：“在一定意義(yi) 上，管理不是科學而是藝術、是文化。”[10]因此，在學習(xi) 、消化、吸收歐美的人力資源管理和組織發展經驗時，應該認清文化問題是成熟管理的核心。現代組織是個(ge) 陌生人組織，按照平等自由等原則組成，中國學西方學的就是這個(ge) ，但中國人在這裏得不到安全，得不到心理踏實，所以親(qin) 親(qin) 要實現，關(guan) 係要營護，目的不是為(wei) 了營私，而是為(wei) 了修德，因為(wei) 親(qin) 親(qin) 必敬賢，敬那些親(qin) 親(qin) 大磨礪中處理得好的人，因為(wei) 知道在報親(qin) 人之恩中磨礪出來的能人才是真正可靠的人，可依賴的人，可信任的人。中國式管理不僅(jin) 講紀律、競爭(zheng) 和交換，還要求“注意關(guan) 係”、“維護麵子”。有時，為(wei) 了追求效率和公平，企業(ye) 在製度設計中會(hui) 刻意淡化甚至忽略關(guan) 係和麵子，但是在企業(ye) 文化建設中會(hui) 對關(guan) 係和麵子做適當補償(chang) 。這種現象可以用社會(hui) 學者詹姆斯·S·科爾曼有關(guan) 權力、利益、地位的社會(hui) 交換理論來解釋，即：將“關(guan) 係”、“麵子”等當作利益，設為(wei) 交換項目，用以換取組織內(nei) 部各種關(guan) 係的平衡[11]。

2.中國式管理要求妥善處理組織成員對權力、地位的過度關(guan) 切

現代社會(hui) 本質上是扁平的社會(hui) ，它對人及各類社會(hui) 組織、團體(ti) 的評價(jia) 日趨多元化。收入、地位、聲望作為(wei) 現代社會(hui) 評價(jia) 人及各類社會(hui) 組織、團體(ti) 的三個(ge) 重要標尺，既相互關(guan) 聯又相互影響。人及各類社會(hui) 組織、團體(ti) 在三者中的其中任一方麵取得成就，社會(hui) 都會(hui) 給予相應的肯定。

中國人長期受儒學“尊尊”理念的影響，最看重地位。收入、聲望隻有和地位結合起來才能獲得社會(hui) 的普遍認可。這是一條古老的社會(hui) 評價(jia) 標準，它直接導致了中國人官本位思想的形成。曆經兩(liang) 千多年的沉澱，官本位思想已經在中國人的頭腦中形成思維定勢。現在年輕人熱心考公務員，商人當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等社會(hui) 現象，就是官本位思想在起作用。中國人心中，當官有著高於(yu) 從(cong) 事其他職業(ye) 的地位，而公務員、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在中國人心中等同於(yu) 官。無論是熱心考公務員的年輕人，還是急切想當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的商人，他們(men) 中的大多數在乎的並不是政治前程，而是取得官員身份後的優(you) 越感。

中國人為(wei) 何如此執著於(yu) 追求社會(hui) 地位呢？這與(yu) 在儒學熏染下形成的人才等級觀念有關(guan) 。儒學按尊卑秩序劃定人才等級，處於(yu) 何種層級的人對應何種層級的作為(wei) 和功德。人才等級觀念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成為(wei) 中國主流價(jia) 值取向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的科舉(ju) 製度適應了中國人的人才等級觀念，一代代讀書(shu) 人渴望通過科舉(ju) 製進入政府管理體(ti) 製中，成為(wei) 政府官員。因為(wei) 正常情況下，隻有取得科舉(ju) 出身的人才有機會(hui) 躋身以官銜為(wei) 標簽的較高社會(hui) 地位，也隻有取得科舉(ju) 出身的人才能受到政府和社會(hui) 的一致認可。可我們(men) 也不宜把深受儒學影響的中國人對地位權力的執著視為(wei) 絕對的功利主義(yi) 。因為(wei) 受儒學熏染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懷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而儒學的入世理念又暗含著這樣的理念：現實社會(hui) 是不完美的，需要改善，讀書(shu) 人肩負著改善現實社會(hui) 的責任，這需要他們(men) 積極入世，謀取以官銜為(wei) 標簽的高位，進而掌握權力，隻有擁有了一定的權力，才有能力去規範世界的秩序、治理現實社會(hui) 。可見，中國人對地位權力的執著，其深層內(nei) 核是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責任意識，我們(men) 不應對其妄自菲薄。

一方麵受儒學熏染的中國人有強烈的責任意識，而同時強烈的責任意識容易導致強烈的自負。中國人總認為(wei) 自己是最優(you) 秀的，於(yu) 是乎在中國社會(hui) 便出現了文人相輕、鄰裏相輕、同學相輕，同事相輕的奇特現象。自負情緒與(yu) 責任意識是一對矛盾統一體(ti) ，它導致了中國人“兄弟鬩於(yu) 牆外禦其侮”矛盾性格的形成。中國人的這種矛盾性格在管理領域也有體(ti) 現。外人看來，中國人內(nei) 部好像很難合作，這會(hui) 給管理造成困難；但麵對國際事務和糾紛，中國人又能高度團結，一致對外。可想而知，受儒學的長期熏染，中國人的人際關(guan) 係具有很強的張力。“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wei) 非曰義(yi) 。”[12]這句話闡述了中國的一個(ge) 傳(chuan) 統觀點：要有功德於(yu) 社會(hui) ，首先須謀求更高地位。在西方，對權力、地位的追求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和警惕；而中國文化從(cong) 孔子創立儒學起就已經從(cong) 理論上把人對權力、地位的追求高度合理化了。對於(yu) 中國人追求權力、地位合理的理論，西方隻有馬克斯·韋伯的有關(guan) 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關(guan) 係的理論與(yu) 之類似。韋伯指出：按照新教倫(lun) 理，上帝的子民掙錢是為(wei) 了榮耀上帝而不是為(wei) 了個(ge) 體(ti) 的貪欲。以此理論作支撐，新教徒們(men) 不再以瘋狂追逐財富為(wei) 恥。在中國，儒學影響下對權力、地位和金錢的處理方式遠比西方在新教倫(lun) 理指導下對權力、地位和金錢的處理方式從(cong) 容淡定。中國人看中地位，又要求正名，名正則言順，在中國人心中，當上官就可以集名位於(yu) 一身，進而占據情與(yu) 理甚至道德的製高點，之後，便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凝聚各方力量，推動社會(hui) 發展。所以，中國人不諱言做官發財，因為(wei) 他們(men) 認為(wei) 這是對社會(hui) 有利的事。

追求高的社會(hui) 地位雖然是被中國人認可的進取行為(wei) ，但是這種行為(wei) 會(hui) 引發內(nei) 鬥、腐敗等不良後果，麵對這種狀況，儒學用道德操守調解：它一方麵鼓勵出仕、上位，另一方麵又要求人們(men) 必須以仁德上位，以仁德守位行權。這在中國式管理體(ti) 製中也有體(ti) 現：用嚴(yan) 格的道德準則對處於(yu) 上位、高位的人進行製約。這些道德準則有三個(ge) 作用：一是鞭策處於(yu) 上位、高位的人注重道德修養(yang) 、積極進取，帶領所在組織或團體(ti) 不斷追求進步；二是排解因爭(zheng) 奪上位、高位而產(chan) 生的紛爭(zheng) ，減少內(nei) 耗，增進團結；三是防止腐敗的滋生，降低腐敗分子對公共利益的侵害。（另外建立賢賢的選賢任能原則）進入現代社會(hui) 以後，以道德製衡權力的管理模式受到挑戰。儒學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國傳(chuan) 統的法家理論和西方現代管理理論，並將兩(liang) 者的長處加以吸收利用，提倡“守法以守位”。現在，道德對權力的約束作用有限，而法律對權力的製衡力明顯增強。儒學所主張的道德製衡力雖然減弱了，但是其“尊尊”理念卻實現了與(yu) 現代管理方式的深度融合。現代管理力求提高組織效率以獲取最大效益，儒學的“尊尊”理念能夠使組織內(nei) 部上下級之間指令暢通、目標一致、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力量，促成共同目標的實現。正因為(wei) 此，改革開放後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的目標一經提出，中國人集中力量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就被立馬調動起來，短短三十年時間，中國便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中國人在大規模經濟建設中超強的組織能力和超高的組織效率另世人震驚。其間儒學的“尊尊”理念則在組織經濟建設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3.中國式管理要求妥善釋放組織成員個(ge) 體(ti) 出眾(zhong) 的欲求

近300年，西方工業(ye) 社會(hui) 的人們(men) 早已習(xi) 慣工作與(yu) 私人生活的嚴(yan) 格區分。而在中國，明細分工的現代社會(hui) 組織方式卻沒有消融中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時代變遷，但是中國人渴求出人頭地的心理始終沒變。

中國人出人頭地心理的根深蒂固，給現代社會(hui) 組織管理帶來挑戰。現代社會(hui) 組織要求精細分工，如果人人都不安於(yu) 分工而一味追求出人頭地，就會(hui) 破壞組織的秩序、阻礙組織的正常運作。出人頭地和安於(yu) 分工是一對新生矛盾，它是改革開放以來中西方文化在管理領域發生碰撞之後產(chan) 生的。妥善處理好這對矛盾的關(guan) 係，才有利於(yu) 推動社會(hui) 的發展。鄧小平執政時采取了明智的措施，一方麵強調官員的公仆身份和工農(nong) 群眾(zhong) 的國家主人翁地位。另一方麵，力推改革，引進現代管理製度，強化分工。這些措施既沒有挫傷(shang) 人們(men) 追求出人頭地的積極性，又拓展了以分工為(wei) 標誌的現代管理製度的發展空間，成功地將要求出眾(zhong) 和安於(yu) 分工之間的矛盾轉化成了社會(hui) 發展的推動力。

針對人人要求出眾(zhong) 可能會(hui) 導致的不良競爭(zheng) ，儒學主張以“仁愛”預防，引導競爭(zheng) 朝健康勢態發展，進而將競爭(zheng) 轉化為(wei) 社會(hui) 發展的推動力。美國管理學者泰羅發明的工廠激勵法曾讓中國人倍感困惑，因為(wei) 中國人在渴求出眾(zhong) 理想的鞭策下從(cong) 不缺乏向上的動力，隻要對這股向上的動力善加引導，就能創造出巨大的經濟效益。因此，管理者在製度設計中應該重視“仁愛”理念，充分發揮其調解力和引導力，更好地造福社會(hui) 。儒學的終極目標在於(yu) 經世濟民，它教導讀書(shu) 人要以天下為(wei) 己任。受其影響，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大都有著強烈的責任意識，他們(men) 渴望出人頭地、成就一番作為(wei) 。經過幾千年的曆史沉澱，渴望出眾(zhong) 已經成了中國人普遍的心理欲求。中國式管理沒有刻意去壓製中國人渴望出眾(zhong) 的欲求，而是對其進行調節、引導，推動其向有利於(yu) 社會(hui) 發展的方向轉化，這契合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是正確之舉(ju) 。

三、中國式管理的改進之道

近代以來，儒學遭受五四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兩(liang) 次嚴(yan) 重摧殘，遭受巨大挫折，出現了文化上的斷層。儒學所提倡的符合中國人文化心理的諸如親(qin) 親(qin) 、尊尊、賢賢等核心價(jia) 值理念的失落，導致現代組織中重人情、追逐地位、執迷出眾(zhong) 的不良風氣泛濫。近些年，人們(men) 開始重新審視並利用儒學的普世價(jia) 值，但大多數又流於(yu) 膚淺。在管理領域，現代管理製度已經十分成熟，許多情況下，儒學理念隻是被機械地摻入現代管理原則中，缺少現實的可操作性，有些時候，甚至顯得多餘(yu) 。

實現中國的崛起，任重而道遠。要使中國保有持久的發展動力，必須懂得合理利用中西方兩(liang) 種文化資源，將儒學的普世性價(jia) 值理念與(yu) 西方的實證分析和定量分析法結合起來，創造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管理機製，才更好地規範和推動新興(xing) 市場經濟的發展。傳(chuan) 統儒學重視群體(ti) 的道德趨向和事功作為(wei) ，但卻忽視個(ge) 體(ti) 的情感體(ti) 驗和人性需求，使得儒學理念與(yu) 注重個(ge) 人分工的現代管理方式的結合產(chan) 生一定困難。許多悟性高、意誌堅強的人，他們(men) 能從(cong) 博大的儒學思想中提取出凸顯個(ge) 體(ti) 價(jia) 值的理念，並以之武裝自己，成就一番事業(ye) 。但對於(yu) 普通大眾(zhong) 在追求成功路上所產(chan) 生的困惑，儒學依舊沒能給出明確的化解方法。儒學需要開新，發育出具有儒學精神的可靠的現代分析和評價(jia) 工具，來滿足並規範現代組織巨型化發展和經濟動因主導的格局。這需要學術界和實業(ye) 界的文化自覺和密切配合。

今天的世界文明是在世界各類文化相互融合吸收的過程中形成的。中國的儒文化從(cong) 來不是僵化和保守的文化，它具有超強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包容性。中國人沒有末日意識，不懼怕未來的不確定性，相信人能弘道，認為(wei) 尋道難，求技易。中國人也從(cong) 未放棄過求知、創新的努力，因而對於(yu) 儒學理念中所包含的對現代分工社會(hui) 的巨大推動力以及儒學在現代管理中的運用，我們(men) 理應充滿信心。

注釋：

[1]參見（美）丹尼爾•雷恩：《管理思想史》，孫健敏等譯，第168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2]參見王利平《“中魂西製”——中國式管理的核心問題》，《管理學報》2012年第2期。

[3]參見王國維：《王國維論學集·殷周製度論》，第2-13頁，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7。

[4]見《禮記·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者也，可離非道也。”

[5]本文所用的“自然”，強調的是人類社會(hui) 生活自生自發的連續性。孔子總結其前四千年的文明進程，“述而不作”，創立儒學；孔子“緣情製禮”、“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的思想，與(yu) 其後流變出的玄學的“名教即自然”，理學的“天理即人情”，都顯示出儒學對於(yu) 社會(hui) 自發秩序的尊重和在此基礎上的深刻透視與(yu) 順勢化導。

[6]牟宗三：《政道與(yu) 治道》，第25頁，台北：學生書(shu) 局，1996。

[7]林端：《儒家倫(lun) 理與(yu) 法律文化：社會(hui) 學觀點的探索》，第106-107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8]單世聯把韋伯提出的“中國命題”概括為(wei) ：“盡管中國擁有各種外在的有利於(yu) 資本主義(yi) 成立的條件，卻無法抗衡家產(chan) 製國家結構以及綿延不絕的大家族所造成的障礙，這些障礙因中國缺乏一種獨特的宗教倫(lun) 理作為(wei) 必要的啟動力量而強化”，見單世聯：《韋伯命題與(yu) 中國現代性》，《開放時代》2004年第1期。

[9]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有儒者，儒官，儒將，儒商，以“儒”而結緣，包括普通市民拜關(guan) 公、祖師等而結成親(qin) 密關(guan) 係，都是“職業(ye) 親(qin) 親(qin) ”的表現，現代“職業(ye) 親(qin) 親(qin) ”更多體(ti) 現在企業(ye) 文化建設中。

[10]參看（美）彼得·德魯克：《管理》（上冊(ce) ），朱雁斌譯，北京：機械工業(ye) 出版社2009年，24-25頁。德魯克指出，“由於(yu) 管理要把人們(men) 整合在一個(ge) 共同的事業(ye) 中，因此它深深地根植與(yu) 文化中……要從(cong) 本國的傳(chuan) 統、曆史和文化中找出可以用作管理的基本構件的那些東(dong) 西”。

[11]（美）詹姆斯·科爾曼：《社會(hui) 理論的基礎》，鄧方譯，第39-40頁，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12]《易經•係辭下》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