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yi) 利之辨”與(yu) 孟子的社會(hui) 分工觀念

作者：韓德民（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哲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23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東(dong) 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七月十六日丙申

         耶穌2017年9月6日

摘要：通過提升“義(yi) ”的地位至於(yu) 和“仁”相互限製平衡的高度，孟子發展了孔子的仁學思想。在“何必曰利”與(yu) “以利為(wei) 本”之間，隱含著某種理論緊張。使這似乎緊張的兩(liang) 端能夠在其觀念體(ti) 係的總體(ti) 中重歸統一的關(guan) 鍵，是孟子有關(guan) 社會(hui) 分工的觀念。管理者的職分在於(yu) 維護作為(wei) 公共秩序原則的“仁義(yi) ”，完成這種職分是“義(yi) ”。完成了職分，社會(hui) 將給予其應得的報償(chang) ，所以這“義(yi) ”客觀上也將保障管理者個(ge) 體(ti) 的“利”。對於(yu) 非管理者階層的成員來說，其職分首先即在於(yu) 謀“利”，從(cong) 而提供作為(wei) 普遍性價(jia) 值原則的“義(yi) ”的現實支撐。“王道”政治有權力對農(nong) 工商諸階層的營“利”活動進行管理，更有責任為(wei) 其創造寬鬆的政策環境，使其真正有“利”可營。孟子從(cong) 社會(hui) 分工角度為(wei) “義(yi) ”定位的思路，開啟了後儒重“分”的觀念，同時也與(yu) 柏拉圖等所倡導的“正義(yi) ”觀形成相互呼應之勢。

關(guan) 鍵詞：義(yi) ；利；禮；仁；社會(hui) 分工；

針對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的答辭，古今學者多從(cong) 重義(yi) 輕利的角度詮解，強調孟子對立“義(yi) ”、“利”的傾(qing) 向。如朱注即將“義(yi) ”、“利”分別對應於(yu) 所謂“天理”和“人欲”：“此章言仁義(yi) 根於(yu) 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yu) 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厘之差，千裏之謬。”（《孟子集注》卷一）如此則“利”的依據在形而下層麵，“義(yi) ”的根據在超越性的“天理”層麵，雖同樣映現於(yu) 人心，卻具有根本不同的屬性。現代學者也多從(cong) 這樣的角度讀解此章。馮(feng) 友蘭(lan) 即循此得出“孟子反功利”的結論。[1]黃俊傑則說：“春秋時代的人一般均認為(wei) ‘義(yi) 以生利’，孔子亦不排斥求人民之大利。到了孟子手中，‘義(yi) ’‘利’才發展成為(wei) 互不相容的敵體(ti) ，這可能與(yu) 戰國晚期世變日亟，上下交征利的時代背景有密切關(guan) 係。”[2]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中崇本抑末、重農(nong) 抑商的觀念，也與(yu) 對孟子“義(yi) 利之辨”的這種闡釋角度有關(guan) 。但綜觀孟子全書(shu) ，此種解讀與(yu) 孟子思想的實際之間，似仍存在某種距離。

孟子對惠王解釋“何必曰利”的理由說：“未有仁而遺其親(qin) 者也，未有義(yi) 而後其君者。”也即“仁義(yi) ”原則實際上能夠更有效地保障為(wei) 人君者的切身利益。這意味著孟子遊說惠王治國以仁義(yi) 為(wei) 本，理據並不完全在價(jia) 值原則性的“重義(yi) 輕利”，不完全在脫離“人欲”的所謂超越性“天理”——康德意義(yi) 上的“絕對命令”，而仍同被遊說者現實的利害得失有關(guan) 。至於(yu) 一般意義(yi) 上的“利”，孟子更是多次正麵表示肯定。如《離婁下》篇說“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wei) 本”。他貶斥楊朱，說是其“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wei) 也”（《盡心上》），這反過來當然也意味著對“利天下”原則的肯定。但孟子確實對專(zhuan) 注於(yu) 利所可能導致的消極後果懷有特殊戒備。這在與(yu) 墨者宋牼的對話中，表現得十分清楚：“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yu) 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誌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yu) 利，以罷三軍(jun) 之師，是三軍(jun) 之士樂(le) 罷而悅於(yu) 利也。為(wei) 人臣者懷利以事君，為(wei) 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wei) 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yi) ，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告子下》）比較宋牼說秦楚之王與(yu) 孟子之說惠王，區別或許僅(jin) 在於(yu) ，孟子承諾的隻是作為(wei) 客觀回報結果的“利”，就當事者的主觀立場言之，則應該首先是“亦有仁義(yi) 而已矣”的心態。

就其本原狀態言之，“義(yi) ”與(yu) “利”本是統一的，而之所以最後“義(yi) ”超越“利”並形成自己的獨立品格，其曆史動因在於(yu) 要求得對全局利益、長遠利益和局部利益、眼前利益關(guan) 係的有效平衡。在“義(yi) ”、“利”觀念分化後，如果說“義(yi) ”更多地聯係著長遠的與(yu) 全局的合理性，對應於(yu) 現代所謂“價(jia) 值理性”的話，那麽(me) “利”所概括的則更多地屬於(yu) 眼前的和具體(ti) 的合理性，約略對應於(yu) 現代所謂“工具理性”。文化的健康發展，必須依賴於(yu) 價(jia) 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兩(liang) 種尺度的相互參照、相互補充，隻有在兩(liang) 種不同合理性觀念的張力結構中，才能理解真正的人類理性。圍繞“義(yi) 利之辨”的命題，重要的不是強調“義(yi) ”作為(wei) 普遍性價(jia) 值倫(lun) 理原則的重要性，不是強調“利”作為(wei) 現實社會(hui) 延續發展的基礎的重要性，也不是籠統地談論“義(yi) ”、“利”之間的統一性，而是理解二者在什麽(me) 意義(yi) 上對立，經由什麽(me) 中介實現統一。

《易·係辭上》中曾說：“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wei) 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天下利”即相對於(yu) 所謂“私利”的“公利”。剖析孟子“義(yi) 利之辨”的另一種思路，是將“義(yi) ”理解為(wei) “公利”或他人之利，強調“義(yi) 利之辨”的根本是否定私利。如錢穆說：“利者，發乎吾之欲，其營謀極乎我之身，其道將奪之人以益之己者也；善者，發乎吾之情，其是越乎我之體(ti) ，其道將竭之己以獻之人者也。”[3]勞思光也認為(wei) ：“義(yi) 利之辨亦即公私之別。”[4]但這種思路仍舊不能真正解決(jue) 公共利益與(yu) 個(ge) 體(ti) 生存實踐之間的統一基礎問題。也就是說，“君子”作為(wei) 現實的存在個(ge) 體(ti) ，其“未嚐不欲”之“利”，首先應該是個(ge) 體(ti) 私利。隻有借助適當的中介，才有可能將這種作為(wei) 生命欲望直接目標的私利與(yu) 天下公利相聯結。

綜觀《孟子》七篇總體(ti) ，這個(ge) 使“義(yi) ”在超越“利”之後而能重新實現與(yu) “利”的統一，也就是使作為(wei) 個(ge) 體(ti) 生命直接欲望對象的個(ge) 體(ti) 利益實現與(yu) 社會(hui) 公利之統一的中介，乃是社會(hui) 分工的觀念。文明進步必然伴隨分工，分工不同，職分也就不同，所謂“堯以不得舜為(wei) 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wei) 己憂。夫以百畝(mu) 之不易為(wei) 己憂者，農(nong) 夫也”。（《滕文公上》）義(yi) 和利本是統一的，但落實到具體(ti) 社會(hui) 成員身上，由於(yu) 身份職責不同，就可能自然形成或者“喻於(yu) 義(yi) ”或者“喻於(yu) 利”的不同。猶如現代社會(hui) 之有行政機關(guan) 、事業(ye) 單位和工商企業(ye) 之不同。“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wei) 備。如必自為(wei) 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yu) 人；治於(yu) 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yu) 人；天下之通義(yi) 也。”（《滕文公上》）惠王作為(wei) 社會(hui) 管理者的代表，本分在於(yu) 維護“仁義(yi) ”這種全社會(hui) 範圍內(nei) 的基本價(jia) 值規範。完成這種職分是“義(yi) ”；因為(wei) 完成了職分，社會(hui) 將給予其應得的回報，所以這“義(yi) ”也同時是“利”。“君子未嚐不欲利”，但其對“利”的“欲”必須以符合其社會(hui) 分工責任的方式實現，所以有“何必曰利”或“君子不言利”的要求。至於(yu) 其他社會(hui) 成員比如商人，由於(yu) 職分不同，對其日常行事為(wei) 人方式的要求也自當有所區別。子路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yi) 也”（《論語·微子》），這體(ti) 現了儒門的普遍看法。出仕是“君子”或其預備形態即“士”的本分，這是由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教育目標定位決(jue) 定的。這樣說當然不意味著要求農(nong) 工商等其他各階層人士都必須步入仕途。孟子說：“士之仕也，猶農(nong) 夫之耕也。”（《滕文公下》）反過來，似乎也可以推論說：農(nong) 夫之耕也，商賈之經營也，工匠之構造也，猶士之仕也，皆所以行其義(yi) 也。孟子正是從(cong) 這樣的角度為(wei) “士”、“君子”乃至“天子”這個(ge) 社會(hui) 分工係列的合法性辯護的：“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nong) 有餘(yu) 粟，女有餘(yu) 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yu) 子。於(yu) 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yu) 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wei) 仁義(yi) 者哉？”（《滕文公下》）君子以“義(yi) ”的宣傳(chuan) 教育為(wei) 基本職責，並通過這種職責的完成提供特殊的社會(hui) 服務，以此交換合理的自我利益。其他從(cong) 事實際具體(ti) 工作的社會(hui) 成員，其主要職責則可能就在於(yu) 某種物質之利的直接創造，其所創造之利，既包含直接滿足自身生存需要的部分即個(ge) 體(ti) 之利，也包含交付社會(hui) 公共管理機構用來交換各種公共服務的部分即公共利益。在這樣的意義(yi) 上，這些社會(hui) 成員對“利”的追求創造可能也同時就是其承擔自己社會(hui) 人倫(lun) 責任的方式，是“君子”群體(ti) 所專(zhuan) 職護持之“義(yi) ”的現實支撐和具體(ti) 落實。

對社會(hui) 管理者，孟子的要求是“何必曰利”，但對其他社會(hui) 階層，孟子的態度則反過來，承認他們(men) 追逐利益的正當性：“民之為(wei) 道也，有恒產(chan) 者有恒心，無恒產(chan) 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wei) 已。及陷乎罪，然後從(cong)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wei) 也？是故賢君必恭儉(jian) 禮下，取於(yu) 民有製。”（《滕文公上》）這與(yu) 其視作對“民之為(wei) 道”的貶低，不如說是對“民”之生存權、經營權與(yu) 財產(chan) 權的辯護，是立足“民”之逐利願望角度對政治統治合法性的審視。由此也可以理解，為(wei) 什麽(me) 不同於(yu) 後世專(zhuan) 製朝廷之限製商業(ye) 發展的傾(qing) 向，孟子心目中的“王政”不僅(jin) 有權力對包括商業(ye) 在內(nei) 的各種生產(chan) 營利活動進行規範管理，更有義(yi) 務提供政策環境方麵的自由保障。如說：“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yu) 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yu) 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yu) 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yu) 王之途，……其若是，孰能禦之？”（《梁惠王上》）“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yu) 其市矣。”（《公孫醜(chou) 上》）這種對寬鬆商業(ye) 經營環境的呼籲，有時甚至會(hui) 出以令人十分訝異的激烈方式：“戴盈之曰：‘什一，去關(guan) 市之征，今茲(zi) 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yi) ，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滕文公下》）

同一個(ge) 體(ti) ，當其在生活中扮演的具體(ti) 角色不同時，其所賦有的功能特性也是有區別的，相應地其所應依循的倫(lun) 理規範也就不同。農(nong) 工商等階層成員，就其與(yu) 管理階層成員的社會(hui) 分工來說，責任在於(yu) 創造財富，就好象後者的責任在於(yu) 維護法律和道德秩序，因而各自應秉持不同的職業(ye) 倫(lun) 理。就這種不同的職業(ye) 倫(lun) 理言之，前者行事之務在逐利與(yu) 後者“亦有仁義(yi) 而已矣”一樣理所當然。但即使是農(nong) 工商等階層的成員，由於(yu) 置身立體(ti) 化的社會(hui) 生活網絡中，除掉物質財富的創造者這種角色外，也必然同時承擔多重其他角色。如他可能同時是父母的兒(er) 子，是子女的父親(qin) ，是妻子的丈夫，是哥哥的弟弟等，在這些非逐利性的倫(lun) 理關(guan) 係中，他同樣必須有自己“亦有仁義(yi) 而已矣”的側(ce) 麵，否則把交易原則搬到非交易性關(guan) 係中，就會(hui) 成為(wei) 名符其實的“利”令智昏。在這樣的意義(yi) 上，孟子強調：“為(wei) 人臣者懷利以事君，為(wei) 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wei) 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yi) ，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反之，則是：“為(wei) 人臣者懷仁義(yi) 以事其君，為(wei) 人子者懷仁義(yi) 以事其父，為(wei) 人弟者懷仁義(yi) 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yi) 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

個(ge) 體(ti) 因置身情境不同，身份不同，所需處理的社會(hui) 關(guan) 係不同，因而秉持不同的價(jia) 值標準和思維方式。這就形成孟子所謂的：“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xiang) 黨(dang) 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公孫醜(chou) 下》）這種相應於(yu) 不同生活層麵的多元價(jia) 值態度，實質上仍是社會(hui) 分工觀念的延伸。在中國式一元化社會(hui) 結構係統中，政治權力往往處於(yu) 主導地位。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的努力，常規情況下隻能通過向管理者進諫的方式進行。這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孟子等儒家人物討論問題的立足點，大多是執政者的視角，關(guan) 注的核心問題，也多是政治倫(lun) 理原則的維護問題。表現在具體(ti) 文本中，就是從(cong) 政治倫(lun) 理層麵強調仁義(yi) 之類價(jia) 值規範的多，從(cong) 具體(ti) 生產(chan) 經營的角度正麵強調“利”的社會(hui) 文化意義(yi) 的少；闡述作為(wei) 管理者秉持“亦有仁義(yi) 而已矣”的職業(ye) 態度的重要性的多，對生產(chan) 經營者營“利”活動的仁義(yi) 屬性進行闡釋的少。這是孟子式“義(yi) 利之辨”往往被等同於(yu) “重義(yi) 輕利”的內(nei) 在原因，也是在現代條件下闡發儒家社會(hui) 分工理念時應努力予以充實的相對薄弱環節。

古希臘柏拉圖曾借乃師蘇格拉底之口闡述自己的“正義(yi) ”觀念說：“正義(yi) 就是做自己分內(nei) 的事和擁有屬於(yu) 自己的東(dong) 西。……如果一個(ge) 人生來就是工匠或商人，但卻在財富、權力、體(ti) 力，或其他類似的優(you) 勢的誘惑下，試圖進入軍(jun) 人的等級，或者一名軍(jun) 人試圖進入議員和衛士的等級，盡管這些工作對他並不合適，但相互交換工具或榮譽的事還是發生了，或者說一個(ge) 人同時承擔了各種功能，那麽(me) 我認為(wei) ，……這種交換和幹涉意味著國家的毀滅。……如果商人、輔助者和衛士在國家中都做他自己的事，發揮其特定的功能，那麽(me) 這就是正義(yi) ，就能使整個(ge) 城邦正義(yi) 。”[5]借用柏拉圖的闡釋角度，則我們(men) 似乎也可以說，孟子之對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的勸諫，其對“義(yi) ”與(yu) “利”的分辨，本質上並非是要對立“義(yi) ”、“利”，也不是要否定“利”或說個(ge) 人私利，而是希望避免柏拉圖所謂的“相互取代他人的事務”的發生。聚利並非作為(wei) 國君的惠王的職責，那是孟子所謂的“小人之事”。正好象在現代社會(hui) 我們(men) 反對政府機關(guan) 經商，司法機關(guan) 創收之類現象一樣，這本應是商業(ye) 企業(ye) 的義(yi) 務——當然也可以同時說成是權利，在司法行政機關(guan) 等不擁有這類權利的意義(yi) 上。荀子描述他心目中的王道秩序說：“故仁人在上，農(nong) 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yu) 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wei) 多，或監門、禦旅、抱關(guan) 、擊柝而不自以為(wei) 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lun) 。”（《荀子·榮辱》）可以說，從(cong) 思想史發展的邏輯線索上看，孟子從(cong) 社會(hui) 分工角度定位“義(yi) ”的思路，開啟了荀子等後儒重“分”的理論；從(cong) 中西文化對比參照的角度上看，它又和古希臘柏拉圖倡導的“正義(yi) ”觀念形成某種呼應關(guan) 係。

注釋：

* 本研究受北京語言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e) 務費專(zhuan) 項資金（編號：14YJ010006）、校級重大專(zhuan) 項（編號：13ZDJ03）和北京市教育委員會(hui) 共建項目資助。

[1] 參看馮(feng) 友蘭(lan) 《孟子哲學·孟子反功利》，《三鬆堂學術文集》，第17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2] 黃俊傑：《“義(yi) 利之辨”及其思想史的定位》，苑淑婭編：《中國觀念史》，第309—354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3] 錢穆：《孟子要略》，第287頁，聯經版《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卷。錢穆這裏所謂“善”與(yu) “利”的關(guan) 係，基本同於(yu) “義(yi) ”與(yu) “利”的關(guan) 係。

[4]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1卷，第125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5] （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王曉朝譯，第410—4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