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shu) 》及《書(shu) 》教傳(chuan) 統中的“克諧”觀

作者：馬士遠

來源：中國孔子網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廿六日丙子

           耶穌2017年8月17日

“克諧”一詞本義(yi) 為(wei) “能夠和諧”，是一樸素的上古觀念，最早見於(yu) 《書(shu) ·堯典》中。由《書(shu) 》之文本自身所凸顯的樸素的“克諧”母題和“克諧”表現形式，以及由早期儒家學者在詮釋《書(shu) 》時提出的係列“克諧”觀，在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研究視域中並未得以充分揭示。《書(shu) 》及《書(shu) 》教傳(chuan) 統中的“克諧”文藝觀，不僅(jin) 有著豐(feng) 富的理論內(nei) 涵，而且有著明晰的演變軌跡，對我國傳(chuan) 統文藝創作，特別是在史傳(chuan) 文學創作及其理論發展方麵影響甚巨。

【關(guan) 鍵詞】《書(shu) 》；《書(shu) 》教；“克諧”文藝觀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lun) ，神人以和。”“中和”思想在我國有著久遠的曆史和較為(wei) 寬泛的能指。《禮記·中庸》曰：“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就文學藝術而言，講究“中和”的曆史亦同樣久遠。由《詩》之文本自身所凸顯的現實主義(yi) 文藝表現形式，以及由早期儒家學者在詮釋《詩》時所肇始的《詩》教中和文藝傳(chuan) 統，在我國古代文藝理論視域中所占據的主流地位以及主流影響地位，已經在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研究視域中得以深刻表述之史實，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然而由《書(shu) 》之文本自身所凸顯的中和文藝主題和“克諧”文藝表現形式，以及由早期儒家學者在詮釋《書(shu) 》的過程中所肇始的《書(shu) 》教中和文藝傳(chuan) 統，在我國古代文藝理論視域中所占據的主流地位及其主流影響地位，在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研究視域中卻並未得以充分揭示。本文擬從(cong) 出土文獻與(yu) 傳(chuan) 世文獻的比對入手，就這一理論範疇做一係統詳盡的梳理。

一、《書(shu) 》在上古文學發展中的主流文學地位及其主流影響

如果從(cong) 文化史的角度來說，自數以千計的早期《書(shu) 》篇陸續由史官寫(xie) 成之日起，就始終成為(wei) 商周時期王官之學的主要內(nei) 容之一，成為(wei) 史官讚治、樂(le) 正造士的主要文獻工具，並逐漸上升到傳(chuan) 統文化的主流地位，與(yu) 《詩》、《禮》、《樂(le) 》一起構成了春秋及其之前的社會(hui) 所共同依托的傳(chuan) 統文化基礎的核心，並在戰國時期又進一步成為(wei) 一些諸子創派立說所共同依托的傳(chuan) 統文化背景。若從(cong) 文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書(shu) 》一類文獻在傳(chuan) 統文學母題和傳(chuan) 統文學藝術創作手法等方麵不僅(jin) 具有肇始之功，而且起始就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與(yu) 今存《書(shu) 》篇同類性質的數以千計的早期篇章，始終占據著我國上古散文體(ti) 文學創作活動中的主流地位。《書(shu) 》是我國上古政治曆史的一麵鏡子，除《禹貢》篇外，其它篇目文本主要為(wei) 記言形式的文體(ti) ，並非特意的為(wei) 文而作，但恰恰是在大量的語錄之中蘊含了豐(feng) 富的文學形象與(yu) 文藝創作方法，其文本再現的曆史不僅(jin) 是真實曆史政治的一種曲折反映，而且是被文學化了的曆史。正是在此層麵來講，作為(wei) 讚治、造士工具之使用的大量《書(shu) 》篇，同諸多《詩》篇一樣，起始就占據著我國上古文學發展史中的主流地位。

首先，編纂《書(shu) 》的眾(zhong) 多資料是上古文字存在的主體(ti) ，《書(shu) 》之六式“典、謨、訓、誥、誓、命”是上古散文體(ti) 表述的主要表現形式。散文不同於(yu) 詩歌，散文起始於(yu) 實用。上古時期，特別是殷商、西周時期，學在官府，文化為(wei) 史官所壟斷，製書(shu) 、讀書(shu) 、掌書(shu) 、用書(shu) 是史官之職，而殷周曆代史官所製、所讀、所掌、所用之書(shu) ，是殷商、西周時期文字存在的主要形式，是後來編纂《書(shu) 》的主要資料來源。編纂《書(shu) 》的資料，按其功用的不同，主要包括典、謨、訓、誥、誓、命六類，這六類正是史官文化中的主流，代表著上古文化存在樣式的主體(ti) 模式。從(cong) 文體(ti) 學視角看，六類幾乎囊括了上古散文體(ti) 的主要表現形式，從(cong) 出土文獻稱說《詩》時多不稱篇名而直接稱《詩》雲(yun) ，而稱說《書(shu) 》時則很少直接稱說《書(shu) 》雲(yun) ，而是直稱篇名的狀況來看，《書(shu) 》之篇目的標題典、謨、訓、誥、誓、命等理應為(wei) 早期文體(ti) 學意義(yi) 上的分類表現形式，與(yu) 同時期的其它典籍相比，其成熟度也較高：

典，主要記上古帝王之事，以敘事為(wei) 其主要的表達方式，所記內(nei) 容多為(wei) 上古帝王的嘉言懿行，二十八篇今文《尚書(shu) 》中的《堯典》、《洪範》、《呂刑》當屬於(yu) 此列。《尚書(shu) ·多士》篇有“惟殷先人，有策有典”之說，《左傳(chuan) 》雲(yun)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國語》申叔時論教太子曾提到“教之訓典”。這些史料記載足以說明“典”這種文體(ti) 當為(wei) 早期史官所掌之書(shu) 中較為(wei) 常見的樣式之一。

謨，主要敘述上古君臣之間的嘉言善政，以對話形式行文，二十八篇今文《尚書(shu) 》中僅(jin) 有《皋陶謨》一篇屬於(yu) “謨”體(ti) ，晚《書(shu) 》25篇中的《大禹謨》亦屬於(yu) 此體(ti) 。“謨”是一種獨特的文體(ti) ，在文獻中不常見，但兩(liang) 者的相關(guan) 文本在先秦傳(chuan) 世文獻《左傳(chuan) 》、《國語》及出土文獻《成之聞之》篇中均有稱說。

訓，此體(ti) 記載重臣訓誡君上之語，屬於(yu) 下對上行文的一種，多用語錄體(ti) 敘述模式，二十八篇今文《尚書(shu) 》中的《高宗肜日》當屬於(yu) 此體(ti) ，晚《書(shu) 》二十五篇中的《伊訓》，《逸周書(shu) 》中的《度訓》、《常訓》、《命訓》、《時訓》，《左傳(chuan) 》所稱引的《夏訓》，以及清華簡中的《保訓》等都應屬於(yu) 此體(ti) 。“訓”亦為(wei) 早期史官所掌之書(shu) 中較為(wei) 常見的樣式之一。

誥，為(wei) 上級對下級的指示或統治者對臣民的講話，起著傳(chuan) 載王言、曉諭群下的重要作用，傳(chuan) 世文獻及近年來出土的諸多商盤、周誥均應屬此類，多為(wei) 史官對統治者主要言論的實錄，古奧樸拙，二十八篇今文《尚書(shu) 》中的《康誥》、《大誥》、《酒誥》、《召誥》、《洛誥》、《盤庚》、《梓材》、《多士》、《多方》、《無逸》、《君奭》、《立政》等十二篇，《左傳(chuan) 》所稱引的《盤庚之誥》，《墨子》所稱引的《仲虺之告》、《湯誥》，郭店戰國楚墓竹簡《緇衣》篇所稱引的《尹吉》，均為(wei) 此體(ti) 。可見“誥”類亦是早期史官所掌之書(shu) 中最為(wei) 主要的存在樣式之一。

誓，《周禮·秋官》曰“誓，用於(yu) 軍(jun) 旅。”《墨子·非命上》曰“所以整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誓”主要是指君王諸侯在征伐交戰前夕率隊誓師之辭。二十八篇今文《尚書(shu) 》中的《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先秦文獻常稱引的《太誓》、《泰誓》均為(wei) 此體(ti) 。“誓”類亦是早期史官所掌之書(shu) 中最為(wei) 主要的樣式之一。

命，是古代帝王獎勵或冊(ce) 封臣下所宣布的命辭，從(cong) 出土的銅器銘文來看，周代策命類的文獻特別多，二十八篇今文《尚書(shu) 》中的《顧命》、《文侯之命》當屬於(yu) 此體(ti) ，晚《書(shu) 》二十五篇中的《說命》、《冏命》、《微子之命》、《畢命》、《蔡仲之命》，以及出土文獻中的《祭公》篇亦為(wei) 此類。“命”類亦是早期史官所掌之書(shu) 中最為(wei) 主要的樣式之一。

其次，從(cong) 現今可以看到的僅(jin) 存的二十八篇較為(wei) 可信《書(shu) 》篇的文學藝術性來看，構成編纂《書(shu) 》的早期《書(shu) 》篇資料，同樣也理應是比較成熟的散文，在敘事、論證、結構、塑形等多個(ge) 層麵上都表現出了一定的藝術性，確實代表著那個(ge) 時代散文體(ti) 文學的最高藝術成就。晚《書(shu) 》二十五篇曆經一千餘(yu) 年的考辯，為(wei) 後人所偽(wei) 已成定讞，《泰誓》三篇的真實性也多受到質疑，其餘(yu) 三十篇，即《今文尚書(shu) 》二十八篇的文本在長期流傳(chuan) 過程中，雖有不同程度的潤色、加工，文字亦有訛誤，但其遠源於(yu) 春秋之前的時代，當是無可否認的史實。現存二十八篇今文《尚書(shu) 》基本上屬於(yu) 未曾傷(shang) 筋動骨的上古《書(shu) 》篇，其文學藝術性已經相當成熟，但不同時代的作品，其文學藝術特性又不盡相同：

《虞夏書(shu) 》部分的文本在敘事藝術方麵已經具有鮮明的特點。《國語·晉語》有“陽人有夏、商之嗣典”的記載，但從(cong) 考古學視角來看，目前還未發現夏代有典、冊(ce) 之文，今文二十八篇中的《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四篇雖屬於(yu) 《虞夏書(shu) 》，但其成文時間當不在虞夏時期。《甘誓》篇在四篇中最為(wei) 簡短，從(cong) 其文風看，還未沾染後世禮樂(le) 文化的印痕，其排比語句顯示出了軍(jun) 旅之誓的肅殺之勢，如“左不攻於(yu) 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yu) 右，汝不恭命；禦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似乎還帶有人類早期野蠻的習(xi) 性，學界普遍認為(wei) 《甘誓》篇成書(shu) 較早，大概得其實。但具體(ti) 能早到何時，目前還難成定論。《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從(cong) 其文本起始處的“粵若稽古”及文本中所表述的地理概念來看，顯然是後人所追記。王國維在其《古史新證》中說：“《虞夏書(shu) 》中，如《堯典》、《皋陶謨》、《禹貢》，……文字稍顯平易簡潔，或係後世重編。然至少亦必為(wei) 周初人所作。”此三篇文本所體(ti) 現的共同特點是敘事藝術的成功運用，如《堯典》采用了總分結合的敘述結構，綱舉(ju) 目張，脈絡清晰，以禪讓為(wei) 全文樞紐，過渡自然。《皋陶謨》采用了平行敘事的結構模式，全文可分為(wei) 禹與(yu) 皋陶、舜與(yu) 禹、舜與(yu) 夔之間的對話，全文洋溢著君臣和睦的民主氣氛，而在對話語言中刻畫出了不同身份和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禹貢》采用了總、分、總的敘述模式，全文以禹“奠高山大川”引入，接著分述九州的風土物產(chan) ，進貢路線，治山導水，製定五服製度，最後以“禹賜玄圭，告厥成功”收尾，各部分間照應緊密，行文整齊中見錯落，語言精審而不乏綿密，體(ti) 係龐大而內(nei) 容詳實。

《商書(shu) 》一類文本所體(ti) 現的共同特點是大量形象比喻修辭格的應用。眾(zhong) 多甲骨文、銅器銘文的出土與(yu) 研究成果，已經征實了我國文化早在殷商時期已經相當成熟，這就使得《尚書(shu) ·多士》篇所記周公旦對殷商遺民“惟殷先人，有策有典”的訓誡和《墨子·貴義(yi) 》篇所說的“昔者，周公旦朝讀《書(shu) 》百篇，夕見漆十士”等文獻記載有了一定的實物依托。今文二十八篇中的《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屬於(yu) 《商書(shu) 》，這些篇目在比喻修辭格的運用方麵已經相當成熟，如《湯誓》中的“時日曷喪(sang) ？予及汝皆亡！”《微子》中的“今殷其淪喪(sang) ，若涉大水，其無津涯。”等等。特別是《盤庚》篇，更是將比喻修辭格運用得圓潤嫻熟，在不長的文本內(nei) 運用了一係列的比喻，如“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於(yu) 茲(zi) 新邑”，“若火之燎於(yu) 原，不可向邇”，“若射之有誌”，“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罔在綱，有條不紊；若農(nong) 服田，力穡乃有秋”，“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等。難怪陳柱先生在其《中國散文史》中曾指出“古書(shu) 中善譬喻當以此篇為(wei) 權輿。”這些比喻文本中的日、大水、津涯、顛木、由蘖、火、原、誌、網、綱、田、舟等象體(ti) 是先民集體(ti) 無意識的積澱，是上古的文化原型，是超越個(ge) 體(ti) 的集體(ti) 意像，是我國上古文學創作中主體(ti) 意識中潛在的“器”。

先秦文獻稱引《洪範》之文多謂其為(wei) 《商書(shu) 》，而今傳(chuan) 版本《洪範》卻在《周書(shu) 》之內(nei) 。根據其文本所載武王訪箕子，箕子陳“洪範九疇”一事來判斷，其事發生在殷周交替之際，其成文應略微滯後一些，在西周初期為(wei) 是。單就《洪範》篇而言，其藝術特征不同於(yu) 其它《商書(shu) 》，而與(yu) 可能成文於(yu) 西周初期的《虞夏書(shu) 》的文學藝術特征相似，散、韻結合的語言風格以及謹嚴(yan) 完整的結構藝術是其重要的文學特征。《洪範》篇在細述九疇之時，用韻極密，第二疇、第五疇、第六疇、第七疇、第八疇均為(wei) 韻語，其用韻的規律多合於(yu) 《詩》，讀來朗朗上口，極富韻律感。根據出土西周金文多用韻語的特點，亦可以判斷《洪範》當為(wei) 《周書(shu) 》。在其成文之前，似乎曾經過一段口誦的過渡時期。《洪範》全文由序、總綱、細目三部分組成，其序似乎為(wei) 後世整理者所加，除序外，全文亦同《堯典》一樣，采用了總分結合的敘述結構，文脈清晰，構思嚴(yan) 謹。

出於(yu) 西周史官之手的《金縢》、《顧命》兩(liang) 篇，在敘事藝術方麵已與(yu) 成篇於(yu) 殷商末期、西周初期的篇目不同。《金縢》篇緊緊圍繞核心人物周公組織材料，把平鋪直敘與(yu) 傳(chuan) 奇情節緊密結合，成功地塑造了周公旦忠而被謗、信而見疑、終被尊信的耆老形象。故無論是人物塑形，還是傳(chuan) 奇敘事，在中國文學史上都具有裏程碑意義(yi) 。正像譚家健先生所說的那樣，《金縢》篇“堪稱我國最早的微型曆史小說。”《顧命》篇則以事件為(wei) 中心組織材料，細膩地描摹了成王托孤之時的細節，接下來極盡鋪陳之能事，有條不紊地再現了成王喪(sang) 禮及康王即位大典的宏大場麵，故王國維用“質而重，文而不失其情”評價(jia) 該篇。

成篇於(yu) 西周史官之手的誥類篇章，其最明顯的文學成就當推其論辯藝術。如《酒誥》、《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召誥》諸篇的以史立論，《無逸》、《多方》、《呂刑》諸篇的對比立論，《梓材》的比喻論證，《康誥》、《酒誥》的引用論證等均具有鮮明的特色。諸誥多種論證方法的交互使用，為(wei) 其後一度曾繁盛的論辯文、諸子散文的產(chan) 生創造了條件，準備了經驗。成功的塑形藝術也是西周諸誥的重要特點之一，周公諸誥從(cong) 不同側(ce) 麵塑造了周公作為(wei) 偉(wei) 大政治家的形象：作為(wei) 一位成功的文學人物塑形，周公展現在讀者麵前的不僅(jin) 僅(jin) 是一位忠誠王室、鞠躬盡瘁的老臣，堅毅果斷的統帥，而且還是一位勵精圖治、製禮作樂(le) 、鑒戒垂教的文化巨人。諸誥多種塑形方法的交互使用，同時也為(wei) 其後一度曾繁盛的先秦曆史散文的產(chan) 生創造了條件，準備了經驗。

總之，夏、商、周時期是文、史、哲三位一體(ti) 的時代，雖還沒有獨立的文學觀念產(chan) 生，卻有廣義(yi) 的文學創作活動之史實，大量的曆史確實被不同程度地進行了文學化的改造。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們(men) 的先民創造了用文字表達情感、描述事物的最基本的語言形式——詩歌體(ti) 與(yu) 散文體(ti) 。單就散文體(ti) 的發展來看，早期散文經曆了由片言隻語到成段成篇的漫長發展過程，在殷商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中已經孕育了散文體(ti) 的成長。早期《書(shu) 》篇的結構層次分明，行文多用生動比喻，立論鮮明，已經是較為(wei) 成熟的散文，這些《書(shu) 》篇當是我國早期散文形成的重要標誌。拋開曆史紀實功能不說，即使按照現代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和現代文體(ti) 學的觀點來審視，以文辭見長的史官所製作的各種《書(shu) 》篇，其目的雖然不是今天意義(yi) 上的為(wei) 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創作，但就其見人、見事、見物的文本表現形式，篇章較為(wei) 完整的結構，論述語義(yi) 的層次分明，典、謨、訓、誥、誓、命等文體(ti) 的區別與(yu) 使用，以及文本所使用的最基本的藝術表現手法和修辭方式來講，誰也不能將其剔除在早期的文學作品之外。

《書(shu) 》在秦漢散文觀念生成及散文體(ti) 文學創作中，亦始終占據著主流影響地位。中國文學的發展始終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一開始就與(yu) 政治教化有著直接的聯係，正是在史官“掌官書(shu) 以讚治”、樂(le) 正“順《詩》、《書(shu) 》、《禮》、《樂(le) 》以造士”的傳(chuan) 統承傳(chuan) 中，逐漸形成了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主流文學功能論和現實主義(yi) 的文學創作傳(chuan) 統。這一鮮明的民族文學特色是與(yu) 《詩》、《書(shu) 》在早期事實文學發展史中所占據的主流地位分不開的，也是與(yu) 儒家早期《詩》教、《書(shu) 》教活動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書(shu) 》確曾在中國早期文學發展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cong) 先秦文獻征引《書(shu) 》的情況可知，《書(shu) 》在其初步得以匯編之後，便一直成為(wei) 文化階層的必讀書(shu) ，他們(men) 不僅(jin) 從(cong) 《書(shu) 》中接受了治政理民的經驗教訓、文物典章規程，而且還繼承了其帶有鮮明中和色彩的行文構篇體(ti) 式，塑形、立論、修辭等表現藝術，《書(shu) 》事實上成為(wei) 了諸子創作模仿的範本，先秦諸子以文載道傳(chuan) 統的形成，恰是淵源於(yu) 《書(shu) 》的政事之紀，其組織文章的多種表現方法亦多源於(yu) 《書(shu) 》。如果沒有《書(shu) 》一類（包括《逸周書(shu) 》）早期資料創作經驗的積累和影響，要想產(chan) 生像先秦諸子散文那樣的文學藝術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書(shu) 》對先秦語錄體(ti) 散文曾產(chan) 生過重要影響。先秦語錄體(ti) 散文的典型代表是《論語》，其顯著特征體(ti) 現在以對話形式表述思想或敘事。其實，《論語》的這一特征，並非孔子及其弟子所創，而是淵源於(yu) 《書(shu) 》。從(cong) 《書(shu) 》始，中經《論語》的承傳(chuan) ，發展至《墨子》、《孟子》的長篇大論，語錄體(ti) 散文在先秦時期一直是以一種獨特的文章樣式存在著，其間亦體(ti) 現了一定的發展性，但以《書(shu) 》所開創的對話體(ti) 表述方式卻一直是其最基本的特征。記言雖為(wei) 《書(shu) 》的根本特征，但所記之言多為(wei) 誥、誓、命、訓一類的政用程序文辭，僅(jin) 有《皋陶謨》、《西伯戡黎》、《微子》、《洛誥》諸篇以記人物對話之言為(wei) 主，《堯典》中的一部分也具有這一特點。《堯典》中的帝堯與(yu) 放齊、驩兜、四嶽，帝舜與(yu) 十二牧、四嶽、皋陶、伯禹等君臣間“克諧”式的對話，展現出了上慕賢而下盡忠的理想治政藍本。《西伯戡黎》篇，於(yu) 祖伊與(yu) 紂王之間形神畢肖的極富個(ge) 性化的對話語言之中，再現了祖伊的忠誠與(yu) 焦慮、商紂王的狂悖與(yu) 虛妄。《微子》篇，於(yu) 微子與(yu) 父師、少師之間悲慟哀怨的問答之中，充分描摹出殷商在即將滅亡之際，忠臣耆老們(men) 各自矛盾複雜的內(nei) 心世界。《洛誥》篇全文為(wei) 周公與(yu) 成王之間的對話記錄，各自語言極具個(ge) 性特色，周公之語，敦睦溫厚，成王之語，激越昂揚。以上諸篇所表現出的這種君臣間或臣子間的一問一答，形式靈活，簡潔曉暢，於(yu) 率意言談中具現了人物的身份、神情、個(ge) 性和心態，是其它語體(ti) 形式所難以勝任的。《論語》直接繼承了上述《書(shu) 》篇的表述樣式，隻不過《論語》是若幹片斷對話的篇章集合體(ti) ，這些斷片之間不是貫通的，不像《書(shu) 》篇對話的記錄那樣，一事一記，不蔓不枝，文意曉暢，而是“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yu) 言而接聞於(yu) 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門人相與(yu) 輯而論纂”，故其文路難以貫通，但其表述方式卻與(yu) 《書(shu) 》是一致的。《論語》中的對話，與(yu) 《書(shu) 》篇相比，其句式更為(wei) 靈活，論辯的成分也有所加強，恰體(ti) 現了語錄體(ti) 由《書(shu) 》對話記事式的風格向《墨子》、《孟子》對話論辯式風格過渡時期的特點。《墨子》一書(shu) 各篇並不全是語錄體(ti) ，但屬於(yu) 語錄體(ti) 的部分每段起始處均以“子墨子曰”形式表述，這與(yu) 《書(shu) 》篇中“王若曰”、“微子若曰”等表述樣式是一致的，“子墨子曰”正是“王若曰”、“微子若曰”表述形式的遺存。《墨子》中屬於(yu) 語錄體(ti) 的各篇，不僅(jin) 從(cong) 表述形式上對《書(shu) 》的對話語錄樣式進行了接受，而且其對話亦是圍繞某一主題而展開，多是一題一記，不蔓不枝，亦體(ti) 現出了對《書(shu) 》對話式語錄體(ti) 的模仿。隻不過《墨子》語錄體(ti) 各篇，不再像《書(shu) 》篇以對話語錄來記事，而是以對話式語錄來為(wei) 其論辯服務。《孟子》充分體(ti) 現了對《論語》體(ti) 式的繼承，其各章的篇幅雖然比《書(shu) 》和《論語》的對話語錄加長了，但其表述樣式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孟子》各章間的聯係並沒有一定的邏輯關(guan) 係，同《論語》一樣，積章而成篇，篇名隻是摘取篇中第一句中的幾個(ge) 字而已，並沒有實際的題意，而不像《書(shu) 》和《墨子》那樣，篇各有題，題各命意。《孟子》亦體(ti) 現出了對話論辯式的風格特點。

《書(shu) 》對先秦諸子政論文亦曾產(chan) 生過重要影響。章學誠在其《文史通義(yi) ·詩教上》雲(yun)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zhuan) ，至戰國而後世之體(ti) 備”、“其源皆出於(yu) 六藝。”《書(shu) 》作為(wei) 其前已成熟散文的曆史存在，有別於(yu) 《詩》作為(wei) 成熟詩歌的曆史存在，二者都應是戰國各類文體(ti) 的源泉。《詩》、《書(shu) 》有別於(yu) 《禮》、《樂(le) 》、《易》、《春秋》的曆史存在，《禮》、《樂(le) 》雖與(yu) 《詩》、《書(shu) 》一樣，很早就已傳(chuan) 播開來，但以踐行為(wei) 主，《易》、《春秋》傳(chuan) 播開來要晚於(yu) 《詩》、《書(shu) 》，在戰國時期其影響也遠未有《詩》、《書(shu) 》的影響麵寬，故在對散體(ti) 文的影響方麵，《書(shu) 》所起的作用最大。文章起於(yu) 實用，春秋戰國之際，諸雄爭(zheng) 強圖霸，麵對戰亂(luan) 不斷的社會(hui) 現實，諸子百家展開爭(zheng) 鳴，橫議之風盛行，諸子從(cong) 不同層麵尋求治政圖強之術，故先秦諸子散文成就最大者當推其政論文。而《書(shu) 》原本政事之記，其目的起始便著眼於(yu) 讚治，而且部分《書(shu) 》篇已經體(ti) 現出了較強的政論色彩，正如子夏所明言“《書(shu) 》之論事也，若日月之代明，若星辰之錯行。”張嘯虎先生也認為(wei) “《尚書(shu) 》中所見的誓詞、文告、訓誥之類，有的已形成論理的結構，周詳的思想內(nei) 容，並且帶有激烈的感情，富於(yu) 形象的語言，已經是相當完備的政論文獻。”概括地講，《書(shu) 》對諸子政論文的影響主要體(ti) 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一是被當作政論的權威證據廣泛征引。《墨子》、《孟子》、《荀子》以及出土文獻《成之聞之》等文本中廣泛援《書(shu) 》以入論，有的甚至是每段一引，足見《書(shu) 》對先秦諸子政論文的巨大影響，如《墨子》征引《書(shu) 》多達四十三條，《孟子》引《書(shu) 》多達二十九條，《荀子》引《書(shu) 》亦有二十三條之多，其它諸子也多有援《書(shu) 》以入論的現象。諸子征引《書(shu) 》文，言之鑿鑿，說明當時《書(shu) 》已經被看作極具權威的經典，依《書(shu) 》立言已被文化階層普遍接受。二是為(wei) 諸子質實的政論文風做了先導。《書(shu) 》之篇章多成於(yu) 史官之手，所錄多為(wei) 實事，語言質實，態度謹嚴(yan) 不苟，結構嚴(yan) 整，不蔓不枝，極富真情實感，實為(wei) 現實主義(yi) 文學傳(chuan) 統的早期典範。除個(ge) 別諸子外，周秦諸子政論文雖風格各異，但其基本的創作原則均未超出《書(shu) 》所奠定的以真情實感為(wei) 底蘊的現實主義(yi) 創作原則，篇篇均為(wei) 文學佳構。三是對諸子靈活論證方法的開啟。《尚書(shu) 》運用了多種論證方法，諸誥往往陳古史引古諺，以史證說，申訴利弊，實《墨子》、《孟子》、《韓非子》“援史入論”取法之淵藪；諸誓多正反對比，語氣或犀利或詭秘，層層申訴厲害，極富感染力，亦被諸子議政所效法；至於(yu) 《書(shu) 》篇所熟練運用的比喻、旁襯、排比等多種文學藝術手法，在諸子議政論辯之中亦多能找到影子。

《書(shu) 》對先秦兩(liang) 漢時期的曆史散文也曾產(chan) 生過重要影響。早期《書(shu) 》篇不僅(jin) 是語錄體(ti) 、政論體(ti) 散文之祖，於(yu) 曆史散文亦然。《書(shu) 》是曆史的再現，但其風格又不同於(yu) 《春秋》之史的簡括。章學誠在《文史通義(yi) ·書(shu) 教下》雲(yun) ：“《尚書(shu) 》圓而神，其於(yu) 史也，可謂天之至矣。”“夫史為(wei) 記事之書(shu) ，事萬(wan) 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wei) 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遺或益也。此《尚書(shu) 》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孔叢(cong) 子》中的《論書(shu) 》篇亦曰：“《書(shu) 》之記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誌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這些帶有鮮明中和文藝思想的文獻無不是對《書(shu) 》文之風格推崇備至，其說雖未必盡妥，但也基本概括了《書(shu) 》作為(wei) 記史之文的主要特征。這些帶有鮮明中和文藝思想之特征多為(wei) 後世史傳(chuan) 文學所接受，特別是周秦史傳(chuan) 文學直承《書(shu) 》，其間多有因承關(guan) 係。從(cong) 文獻征引來看，《書(shu) 》很早就已按《夏書(shu) 》、《商書(shu) 》、《周書(shu) 》分類，而且各篇亦以時間先後為(wei) 序編次，實為(wei) 後世編年體(ti) 史書(shu) 的濫觴，如《春秋》及《左傳(chuan) 》的以時次史。按《春秋》體(ti) 例而言，百國《春秋》也理應是以時次史，《國語》中各國史料的編次亦以曆史為(wei) 序。《書(shu) 》記史，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書(shu) 》記言之特征早為(wei) 周秦時人所共識，《國語》、《左傳(chuan) 》、《戰國策》、《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shu) 》均直接繼承了這一傳(chuan) 統，多以人物言論記史。再者，《書(shu) 》篇一事一議，不蔓不枝，結構完整，對先秦曆史敘事散文的產(chan) 生亦有直接的影響。《堯典》、《顧命》、《洪範》以及周公諸誥，其敘事方法以及展現人物的獨特方式，於(yu) 史傳(chuan) 文學走向成熟功不可沒。而其在《大誥》、《金縢》、《洛誥》等多篇文本中塑造周公形象的方法，亦為(wei) 《國語》、《戰國策》所繼承，至《晏子春秋》，更是集一人言行於(yu) 全書(shu) ，成功地塑造了晏嬰形象。故完全可以說，正是在這一前後承繼過程中，逐漸孕育出了漢代司馬遷撰寫(xie) 《史記》時所用“互見法”的成熟，而《書(shu) 》教中和文藝思想導其源。

雖然《書(shu) 》類篇章在上古文學創作中占據著主流地位，並對先秦兩(liang) 漢散文創作產(chan) 生了主流影響，但礙於(yu) 《書(shu) 》之文本的艱澀，文學研究界卻對其望而卻步，將其拱手讓給了哲學、史學、文字學等學科，致使《書(shu) 》的文學性及其在文學史上的主流影響地位遠未得以揭示。描述我國古代文學發展史的著作多不勝數，單就其影響甚大者言之，在敘述上古文學史時似乎已經形成了一條循循相因的慣例，言《詩》時，無不究其詳，言《書(shu) 》時，則簡而又簡，甚或闕而不論。這種狀況是與(yu) 《書(shu) 》類文獻在早期事實文學史中所具有的主流地位以及對先秦兩(liang) 漢散文的主流影響地位不相對應的，明顯地發生了錯位。故重新確立《書(shu) 》在上古話語文學史中的應有地位，使之與(yu) 事實文學史中的早期《書(shu) 》篇所具有的主流地位相一致，與(yu) 《書(shu) 》篇所產(chan) 生的主流影響地位相一致，是當下中國先秦兩(liang) 漢文學史研究者最為(wei) 重要的命題之一，需要我們(men) 在重新撰寫(xie) 文學史時予以充分地關(guan) 照。這種關(guan) 照必須是全方位的：首先，不僅(jin) 要將今文《尚書(shu) 》二十八篇納入書(shu) 寫(xie) 範疇，而且要將所謂的晚《書(shu) 》中的二十五篇和《逸周書(shu) 》中的七十一篇納入文學史的書(shu) 寫(xie) 視野。雖然二十八篇在長期傳(chuan) 播中曾有過不同程度的整理潤色，二十五篇和七十一篇的真偽(wei) 問題也一直爭(zheng) 訟不已，但其文義(yi) 結構以及眾(zhong) 多警言名句決(jue) 不是漢晉人所能偽(wei) 造，理應來源於(yu) 周秦時期。其次，要把《書(shu) 》一類的文學史料提升到與(yu) 《詩》同等重要的地位予以關(guan) 照。《詩》代表的是我國上古時期詩歌體(ti) 的成熟表現形式，但並不能代表所有上古文體(ti) 的成熟表現形式，《書(shu) 》、《逸周書(shu) 》一類的作品正是散文體(ti) 的早期成熟表現形式，在文體(ti) 學發展史意義(yi) 上，《書(shu) 》實非原始檔案，與(yu) 《詩》具有同等重要的文學、文獻學價(jia) 值，在書(shu) 寫(xie) 先秦文學史中，決(jue) 不能厚此薄彼，重《詩》而輕《書(shu) 》。

二、儒家《書(shu) 》教傳(chuan) 統中的中和文藝傳(chuan) 統

《書(shu) 》是我國早期史官文化發達背景下的產(chan) 物，是被史官文學化了的曆史，是我國早期散文形成的重要標誌，也是我國早期官方文化的主要代表樣式。《書(shu) 》所擁有的文化價(jia) 值的超越性、道德準則的普適性，也正是我國早期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集中表述。《書(shu) 》曾對春秋戰國時期的語錄體(ti) 散文、政論文、曆史散文，漢代的史傳(chuan) 文和經學論述模式，以及幾千年來的史書(shu) 、政用文體(ti) 產(chan) 生過重大影響。正是《書(shu) 》所具有的元典地位，以及曆代學者對《書(shu) 》的借用與(yu) 詮釋，逐漸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書(shu) 》教中和文藝傳(chuan) 統。孔子提出的《書(shu) 》教可以“疏通知遠而不誣”、“《書(shu) 》之於(yu) 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誌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書(shu) 》教“七觀”說，以及孟子提出的“盡信《書(shu) 》不如無《書(shu) 》”等，無不對我國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現實主義(yi) 文學創作傳(chuan) 統，以及形神兼備的中和文藝批評理論的形成產(chan) 生過重要影響。故目前的《書(shu) 》學研究，在文學方麵不僅(jin) 要專(zhuan) 注於(yu) 存世《書(shu) 》之文本中的文學藝術現象而不放，還應著眼於(yu) 《書(shu) 》之文本在不同時代由於(yu) 不同接受者、闡釋者以及整理者的差異而產(chan) 生的不同文藝觀念，以及這些不同文藝觀念在我國文藝發展史以及文藝理論批評發展史中所曾發生的影響。特別是先秦時期所形成的各種具有前源性的《書(shu) 》教文藝傳(chuan) 統，對漢魏文學發展史、文藝理論批評發展史所發生的影響，更應予以重點關(guan) 照。

具體(ti) 而言：

一是要研究傳(chuan) 世《書(shu) 》之文本中的文藝思想及其影響。《書(shu) 》作為(wei) 春秋之前那個(ge) 時代文學樣式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已具有了後世成熟文學作品所具有的基本要素和主要特征，其語言表現形式、藝術表現手法、多種修辭方式以及文體(ti) 分類依據等，都對我國早期的文學創作發生了重要影響。《書(shu) 》之文本中所表述的文藝思想以及儒家學派在對《書(shu) 》之文本文藝思想進行再詮釋時逐漸形成的《書(shu) 》教文藝傳(chuan) 統，不僅(jin) 在指導秦漢時期的文學創作方麵發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在我國早期文學理論的生成中也占據了主流影響地位。

《尚書(shu) ·堯典》雲(yun) ：“帝曰：‘夔！命汝典樂(le) ，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lun) ，神人以和。’夔曰：‘於(yu) ！予擊石拊石，百獸(shou) 率舞。’”這段文辭雖然是就樂(le) 教而言的，但也牽涉到詩、言、誌、律等文藝核心範疇之間的辯證關(guan) 係，以及內(nei) 容與(yu) 形式和諧統一等文藝理論中的基本命題。從(cong) 現有文獻記載來看，最早稱引《堯典》者為(wei) 《左傳(chuan) 》文公十八年，其稱引文本為(wei) ：“魯季文子使大史克對魯公曰：故《虞書(shu) 》數舜之功曰：‘慎微五典，五典克從(cong) ，’無違教也；曰：‘納於(yu) 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yu) 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魯文公十八年為(wei) 公元前609年，遠在孔子出生之前的春秋中期，這一稱引及其對文本的解讀不僅(jin) 說明《堯典》有早在春秋中期之前，甚至早在西周末期已經由史官根據口耳傳(chuan) 說之材料整理追記而寫(xie) 成的史實，而且亦有了把《堯典》作為(wei) 經典進行“克諧”式詮釋的踐行。

我國曆史的文學化早在商周時期已經相當發達，在早期與(yu) 《書(shu) 》相類似的《誌》中就已經有了對文藝現象的相關(guan) 表述，《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五年有如下記載：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複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誌》有之：‘言以足誌，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誌？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鄭入陳，非文辭不為(wei) 功。慎辭也。”杜豫注：“《誌》，古書(shu) 。”孔子這裏所稱引的“言以足誌，文以足言。非文辭不為(wei) 功。慎辭也”來自古代的典籍《誌》，從(cong) 《左傳(chuan) 》稱引古《誌》的文句多見於(yu) 今本《尚書(shu) 》的有關(guan) 文本來看，孔子所稱引的《誌》與(yu) 早期《書(shu) 》應屬於(yu) 同類性質的典籍。這一史料記載，說明早在古書(shu) 《誌》的形成時代，就已經有了對文、言、誌關(guan) 係問題進行探討的史實。而且更為(wei) 重要的是，孔子的“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的文藝思想，正是來源於(yu) 對與(yu) 《書(shu) 》同類性質《誌》的有關(guan) 表述之引申。古《誌》與(yu) 《堯典》二者對文藝現象的相關(guan) 表述，不僅(jin) 相互印證了彼此早出的真實性，而且二者又分別對其之後的以孔子為(wei) 首的儒家文藝思想中的詩歌理論和散文理論的各自生成產(chan) 生了影響。孔子的《詩》教文藝思想和漢代《毛詩序》中的詩歌理論，其基本理念是與(yu) 《堯典》“詩言誌，歌永言”的表述相一致的。孔子所說的“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勝質則野，質勝文則史”，“疏通知遠，《書(shu) 》教也”，“‘六誓’可以觀義(yi) ，‘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以及孟子的以意逆誌、知人論世等文藝思想，其遠源當為(wei) 古《誌》、古《書(shu) 》一類典籍中的樸素的中和文藝傳(chuan) 統。

此外，屬於(yu) 晚《書(shu) 》二十五篇之一的《畢命》篇有“政貴有恒，辭尚體(ti) 要，不惟好異”的表述，此處文辭在我國早期文藝理論生成中亦應具有重要意義(yi) 。言辭崇尚精要，不應片麵追求奇異，正體(ti) 現出了我國早期散文創作中的中和主張和整體(ti) 創作風格，這種主張及創作風格對我國早期現實主義(yi) 文藝創作傳(chuan) 統的形成產(chan) 生了關(guan) 鍵性影響，一切從(cong) 現實生活和社會(hui) 發展需要出發的先秦諸子散文、秦漢政論文以及不枝不漫以實錄為(wei) 基本精神的史傳(chuan) 散文，就是在此傳(chuan) 統主張和創作風格的影響下逐步發展成為(wei) 文學主流的。

二是要研究出土文獻中有關(guan) 《書(shu) 》之文藝思想內(nei) 容的理論價(jia) 值。郭店戰國楚墓竹簡的《性自命出》篇、《六德》篇、《語叢(cong) 一》篇，馬王堆漢墓帛書(shu) 的《易傳(chuan) ·要》篇，諸文本均有稱說《書(shu) 》的現象，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的《緇衣》篇，郭店戰國楚墓竹簡的《緇衣》篇、《成之聞之》篇，均有稱說《書(shu) 》之篇名的現象。學界曾對這些隻言片語的相關(guan) 信息進行過多側(ce) 麵地關(guan) 照，因研究取向不同，所見多有差異。將其放在文學理論視域內(nei) 進行審視，我們(men) 亦尋覓出這些稱說現象各自所蘊含的重要文藝學價(jia) 值：

《六德》篇，有如下一段稱說《書(shu) 》的文本：“古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戠而口亡繇乍也。雚者《旹》、《箸》則亦才矣，雚者《豊》、《樂(le) 》則亦才矣，雚者《易》、《春秋》則亦才矣。”據郭店戰國楚墓竹簡的釋文知，這段文本的內(nei) 容是說夫、婦、父、子、君、臣六者之間各自所應職守的規則在《詩》、《書(shu) 》中都有記載，在《禮》、《樂(le) 》中也有記載，在《易》、《春秋》中亦有記載。單就《書(shu) 》而言，此處認為(wei) 《書(shu) 》之內(nei) 容關(guan) 乎夫婦、父子、君臣之義(yi) ，是與(yu) 儒家傳(chuan) 世文獻對《書(shu) 》的詮釋理念是基本一致的，體(ti) 現出了早期文以載道的文藝思想。《語叢(cong) 一》篇亦有將《書(shu) 》與(yu) 其餘(yu) 五經並行稱說的一段文本：“《詩》所以會(hui) 古今之誌也者，[《書(shu) 》所以會(hui) ]口口口口者也，[《禮》所以會(hui) ]口口口口[也《樂(le) 》所以會(hui) ]口口口口[也]，《易》所以會(hui) 天地人道也，《春秋》所以會(hui) 古今之事也。”可惜的是，其損壞的部分恰巧包括論《書(shu) 》的文字在內(nei) 。有學者認為(wei) 《書(shu) 》所以會(hui) 的應是“古今之政也者”，但無實據，使我們(men) 喪(sang) 失了一次了解孔孟時期是如何對《書(shu) 》進行宏觀詮釋的機會(hui) 。出土文獻還出現了另外的一種稱說形式，更值得我們(men) 關(guan) 注，即《性自命出》篇載有如下一段文字：“時、箸、豊、樂(le) ，其司出皆生於(yu) 人。‘時’，又為(wei) 為(wei) 之也。‘箸’，又為(wei) 言之也。‘豊、樂(le) ’，又為(wei) 舉(ju) 之也。”據相關(guan) 釋文知：“時”通“詩”、“箸”通“書(shu) ”、“豊”通“禮”、“司”讀為(wei) “始”、“又”通“有”。單就《書(shu) 》而言，說明當時已開始注重探求《書(shu) 》的來源，認為(wei) 《書(shu) 》等“始出皆生於(yu) 人”，而不是來源於(yu) 上帝或鬼神，這種認識是符合早期儒學“敬鬼神而遠之”思想主張的，更是符合《書(shu) 》“疏通知遠而不誣”之實際的，對後世儒家《書(shu) 》學的闡釋向度起到了定調奠基作用。“箸，又為(wei) 言之也”是對《書(shu) 》的性質進行定性，“為(wei) 言”是《書(shu) 》區別於(yu) “‘詩’又為(wei) 為(wei) ”、“‘禮、樂(le) ’又為(wei) 舉(ju) ”的根本所在。“為(wei) 言”是可以與(yu) 《漢書(shu) ·藝文誌》所說的“事為(wei) 《春秋》，言為(wei) 《尚書(shu) 》”相印證的。這種定性區分不僅(jin) 在散文記事與(yu) 記言之文體(ti) 區分認識方麵具有重要學術意義(yi) ，而且進一步加強了此處《書(shu) 》等概念確實是以“為(wei) ”、“言”、“舉(ju) ”為(wei) 類化標準的概念。

兩(liang) 簡本《緇衣》篇均不直接稱說《書(shu) 》，而是直接稱引《書(shu) 》之篇名，即《尹吉》、《君陳》、《君牙》、《康誥》、《呂刑》、《君奭》、《祭公之顧命》凡七篇十次次，其中《康誥》、《呂刑》、《君奭》三者見於(yu) 伏生今文篇名之中，《君陳》、《君牙》二者見於(yu) 所謂晚《書(shu) 》二十五篇篇名之中，《尹吉》、《祭公之顧命》二者雖不見於(yu) 今傳(chuan) 篇名之內(nei) ，但所引《尹吉》之文見於(yu) 今傳(chuan) 《書(shu) ·鹹有一德》篇內(nei) ，所引《祭公之顧命》之文見於(yu) 今傳(chuan) 《逸周書(shu) ·祭公》篇內(nei) 。據此我們(men) 可以得知：兩(liang) 簡本所引篇名與(yu) 傳(chuan) 世文獻篇名確有相同的，也確有不同的；相異的如《尹吉》與(yu) 《鹹有一德》、《呂刑》與(yu) 《甫刑》、《祭公之顧命》與(yu) 《祭公》等，這說明戰國初期《書(shu) 》的古文字本在秦、漢、晉的流傳(chuan) 過程中確實被不同程度地整理過，但這些都可能屬於(yu) 異篇同名現象，還不能據此就認為(wei) 與(yu) 簡本篇名不同的篇目就是後人所偽(wei) 造。釋者認為(wei) “尹吉”即“伊誥”，若“吉”為(wei) “誥”之釋符合史實的話，那麽(me) 《伊告》就是以“誥”體(ti) 的命名方式存在的，《伊告》、《康誥》篇名同時被《緇衣》篇稱說，說明以“誥”命名的現象當時已經出現，與(yu) 《左傳(chuan) 》有《盤庚之告》篇名出現、《墨子》有《仲虺之告》篇名出現是相一致的，故以“誥”名篇的現象早在春秋末期已經客觀存在。《鹹有一德》是摘取篇章文本命名方式的體(ti) 現，和《論語》、《孟子》篇章取名方式一致；《尹吉》與(yu) 《鹹有一德》異名同篇現象的出現，正反映了周秦《書(shu) 》之流變兩(liang) 種渠道的不同，以《尹吉》命名的現象為(wei) 周秦社會(hui) 《書(shu) 》之普遍流傳(chuan) 的存在樣式，以《鹹有一德》命名的現象為(wei) 儒家內(nei) 部編纂《書(shu) 》後的存在樣式。《緇衣》篇以“子曰”的口吻提及“尹吉”篇名，說明《緇衣》成篇之際，儒家對《書(shu) 》的編次或編纂，仍沿襲了在春秋時期《書(shu) 》之普遍流傳(chuan) 的命名傳(chuan) 統，儒家對《書(shu) 》的經學化改造還處在萌芽時期。

另外，《成之聞之》篇稱說《大禹》、《君奭》、《韶命》、《康誥》凡四篇五次。《成之聞之》篇稱引古代文獻有三個(ge) 特點，一是隻稱引《書(shu) 》，不稱引《詩》，與(yu) 《緇衣》篇《詩》、《書(shu) 》一並稱引不同；二是其稱說《書(shu) 》均以篇名為(wei) 稱謂，而不以《書(shu) 》等類概念稱說，與(yu) 《緇衣》篇相同；三是在引文之後緊接著對所摘引《書(shu) 》篇文句進行詮釋，如引《君奭》“襄我二人，毋又（有）合才音”後的詮釋語為(wei) ：“害（曷）？道不悅之詞也。”《書(shu) 》之篇名不是生來就具有的，而是學術類化意識以及文學藝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an) 物。周秦傳(chuan) 世文獻中有大量以“《書(shu) 》曰”、“《夏書(shu) 》曰”、“《商書(shu) 》曰”、“《周書(shu) 》曰”或“先王之《書(shu) 》曰”等方式稱引《書(shu) 》篇文本的現象，亦有少數文獻以篇名稱引相關(guan) 文本的現象，這種雜亂(luan) 稱謂現象正說明《書(shu) 》之篇名經曆了一個(ge) 由無篇名到有篇名，由篇名不穩定到基本穩定，由篇名無類化到有典、謨、訓、誥、誓、命等以類相隨的複雜演變過程。出土文獻《緇衣》篇、《成之聞之》篇稱說《書(shu) 》均以篇名為(wei) 稱說方式，而不以《書(shu) 》或《夏書(shu) 》、《商書(shu) 》、《周書(shu) 》等類概念稱說，說明《書(shu) 》篇的命名現象在竹簡寫(xie) 成時代已經普遍存在，《書(shu) 》以眾(zhong) 多已被命名篇章組合體(ti) 的基本形態存在著，這為(wei) 我們(men) 判斷當時是否已有《書(shu) 》的結集本提供了重要線索。至少我們(men) 可以知道，當時的《書(shu) 》已經包括《尹吉》、《君陳》、《君牙》、《康誥》、《呂刑》、《君奭》、《祭公之顧命》、《大禹》、《韶命》等九篇在內(nei) 。這些篇名的出現，在文學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yi) ，說明我國散文擬定篇名的現象起源很早，在孔孟時期已經十分普遍。

三是要研究傳(chuan) 世文獻中有關(guan) 《書(shu) 》之文藝思想內(nei) 容的理論價(jia) 值。春秋末期，孔子以《詩》、《書(shu) 》、《禮》、《樂(le) 》四科教授弟子，《禮》、《樂(le) 》以踐行教育為(wei) 主，《詩》、《書(shu) 》則以文本形式的說教為(wei) 主。孔子把《詩》、《書(shu) 》當作核心教材而授徒，其中不無對傳(chuan) 統教育內(nei) 容的沿襲和孔子個(ge) 人抉擇的因素，但更重要的還是由《詩》、《書(shu) 》本身已具有的文化價(jia) 值所決(jue) 定的。單就《書(shu) 》而言，如果沒有其自身文化價(jia) 值的超越性，沒有其道德準則的普適性，沒有成為(wei) 孔子及其之前那個(ge) 時代文化的主流之一，單靠儒、墨個(ge) 別聖賢的提倡與(yu) 支持，是不可能在戰國時期始終成為(wei) 諸子百家共同依托的傳(chuan) 統文化背景而被普遍稱說的，更不可能在兩(liang) 漢時期作為(wei) 經學元典而上升為(wei) 社會(hui) 的統治意識形態。儒、墨二家都推崇《詩》、《書(shu) 》，而且二家都曾一度成為(wei) 時代的顯學，其各自的思想主張自然也都歸屬於(yu) 戰國時代的文化主流。但《淮南子·要略》篇雲(yun) ：“墨子學儒者之業(ye) ，受孔子之術，以為(wei) 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shang) 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依此可知，墨家係從(cong) 早期儒家分離而出，由墨子在早期儒家學說的基礎上自創新說而逐漸形成的一派。據學界考證，墨子當生活於(yu) 孔孟之間，故墨家對《書(shu) 》的認識與(yu) 早期儒家《書(shu) 》學思想有關(guan) 。孔子《書(shu) 》教思想可分前後兩(liang) 期，其前期《書(shu) 》可以“疏通知遠而不誣”思想，主要為(wei) 其早期弟子所接受，後期“七觀之義(yi) ”《書(shu) 》教思想，主要為(wei) 其晚年弟子門人所接受。從(cong) 《墨子》用《書(shu) 》與(yu) 論《書(shu) 》的記載來看，墨家主要繼承了孔子及其早期弟子一脈相承的《書(shu) 》可以“疏通知遠而不誣”的觀點，是把《書(shu) 》當作古代聖王治世經驗的曆史記載來看待的。

孔子當時整理《書(shu) 》的目的並不是為(wei) 了簡單地保存上古文獻，而是為(wei) 了利用《書(shu) 》之文本“藏往知來”的特性，即利用其所蘊含的“道”與(yu) “德”的普適性來宣揚和踐行其政治教化主張，故在其對《書(shu) 》的整理過程中，不單單是“上斷於(yu) 虞，下迄於(yu) 秦”以時間為(wei) 斷限進行取舍，“取可為(wei) 世法者”亦說明其曾按篇目所蘊含的文化價(jia) 值和是否具有“道”與(yu) “德”的普適性來抉擇。這種抉擇取舍以其文本所蘊含的思想性為(wei) 標準，反映到文學層麵上就是，《書(shu) 》原有的篇目文本作為(wei) 已有的文學史料，孔子是按其所蘊含的思想性為(wei) 準則進行刪取的，其中暗含了我們(men) 今天所講的文學選本批評理論中“選”的思想，雖然孔子在當時還未有今天意義(yi) 上的文學批評觀念。

《書(shu) 》教一詞是與(yu) 《詩》教一詞同時由孔子提出來的。《禮記·經解》雲(yun)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wei) 人也，……疏通知遠，《書(shu) 》教也；……故……《書(shu) 》之失在誣，……其為(wei) 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yu) 《書(shu) 》教者也；……’”《孔子家語·問玉》篇亦有同樣的記載。孔子把《書(shu) 》的教化功能定位為(wei) “疏通知遠而不誣”，可以說是準確地把握住了《書(shu) 》之文本所蘊含文化價(jia) 值的超越性。綜觀傳(chuan) 世本《書(shu) 》的核心內(nei) 容，其主體(ti) 是夏、商、周時期的典、謨、訓、誥、誓、命，是上古時期雄主能臣在鬥爭(zheng) 實踐中總結出的智慧結晶，這裏不僅(jin) 有對堯舜禪讓的讚美，有對湯武革命的稱頌，亦有對明主賢臣的標榜，有對民瘼冷暖的關(guan) 注，從(cong) 中不僅(jin) 可以了解促使王朝興(xing) 替、曆史巨變的底因，進而以古鑒今，甚至能為(wei) 後世立法，而且可以學到修身、理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從(cong) 孔安國受《古文尚書(shu) 》的司馬遷對孔子“疏通知遠而不誣”的《書(shu) 》教中和文藝觀領悟得最為(wei) 深刻，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記》創作觀可以說是對孔子早期《書(shu) 》教中和文藝思想的最好注腳。

孔子晚年的《書(shu) 》教文藝思想發生了轉向，在“疏通知遠而不誣”的基礎上又得到了深化與(yu) 細化。《尚書(shu) 大傳(chuan) 》有如下一段文本：“子夏讀《書(shu) 》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為(wei) 於(yu) 《書(shu) 》？’子夏曰：‘《書(shu) 》之論事，昭昭然若日月，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yi) 。商所受於(yu) 夫子者，誌之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編蓬為(wei) 戶，於(yu) 中彈琴，詠先王之道，則可發憤慷慨矣。’夫子偢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yu) 言《書(shu) 》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窺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丘常悉心盡誌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溪，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yi) ，《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韓詩外傳(chuan) 》、《孔叢(cong) 子》等典籍亦有類似文本記載。子夏受之於(yu) 夫子且誌之弗敢忘的“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yi) ”，與(yu) 《禮記·經解》和《孔子家語·問玉》兩(liang) 篇孔子提出的“疏通知遠而不誣”的《書(shu) 》教中和文藝觀是一致的。但在孔子看來，這隻不過是《書(shu) 》之表，孔子經過“悉心盡誌以入其中”，又發現了“《六誓》可以觀義(yi) ，《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並認為(wei) “七觀”才是《書(shu) 》之裏。這是孔子晚年《書(shu) 》教思想中最為(wei) 本質的內(nei) 容，義(yi) 、仁、戒、度、事、治、美七者，實為(wei) 孔子實施王道政治教化的基本主張。孔子前期《書(shu) 》可以“疏通知遠而不誣”的思想，發展到漢代被司馬遷等良史所接受，《書(shu) 》的有關(guan) 文本不僅(jin) 成為(wei) 後世史家編撰中國上古曆史的重要文獻史料，而且《書(shu) 》的行文體(ti) 例所蘊含的就事析理、一事一議、不枝不蔓、事簡而理明的寫(xie) 作藝術，也成為(wei) 史傳(chuan) 文學創作的範例。孔子後期《書(shu) 》篇可以觀義(yi) 、觀仁、觀誡、觀度、觀事、觀治、觀美的中和文藝思想，發展到漢代主要被漢代《書(shu) 》學者所接受，漢代《書(shu) 》學重點強調的正是儒家文學觀中文學要為(wei) 政治教化服務、文學是以仁義(yi) 禮樂(le) 教化人的手段等核心中和思想，對漢賦勸百諷一風格的形成有一定影響。

思孟學派在傳(chuan) 播《書(shu) 》方麵的貢獻及其在儒家學派《書(shu) 》教中和文藝思想生成中亦產(chan) 生過重要作用。孟子是孔子之後儒家學派的最大代表，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記載，孟子曾：“受業(ye) 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wei) 迂遠而闊於(yu) 事情。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yu) 合從(cong) 連衡，以攻伐為(wei) 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yu) 萬(wan) 章之徒序《詩》、《書(shu)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就《書(shu) 》而言，這則文獻告訴我們(men) 兩(liang) 個(ge) 信息：一為(wei) 孟子所序之《書(shu) 》來源於(yu) 孔氏家學，即“受業(ye) 於(yu) 子思之門人”，其所傳(chuan) 之《書(shu) 》當為(wei) 孔子曾經整理加工過的《書(shu) 》。二為(wei) 孟子與(yu) 萬(wan) 章之徒，曾經“序”過《書(shu) 》，即重新又對《書(shu) 》進行了整理。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一文中曾批評孟子雲(yun)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誌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詞而袛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chuan) 之，以為(wei) 仲尼、子遊為(wei) 茲(zi) 厚於(yu) 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這段文辭亦與(yu) 孟子對《書(shu) 》的整理加工有關(guan) 。“略法先王”是符合孟子思想的，“聞見博雜，案往舊造說”也是符合孟子學說實際的，尤其是“案往舊造說”一語更值得注意，今人王蒨認為(wei) “古文《尚書(shu) 》二十五篇便是孟子‘案往舊造說’產(chan) 生出來的”，“‘案飾其詞而袛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是多麽(me) 符合二十五篇古文《尚書(shu) 》的實際。‘飾其詞’，是說二十五篇古文的語言是經過‘修飾’的。而且孟子把經過自己修飾的古文，的確是當作‘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而‘袛敬之’的”。

《孟子·盡心下》還有孟子論《書(shu) 》的一段記載：“孟子曰：‘盡信《書(shu) 》則不如無《書(shu) 》。吾於(yu) 《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yu) 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武成》原為(wei) 《書(shu) 》之一篇，在孟子看來，其可信度是很低的，因為(wei) 其言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不符合儒家學說中的仁。由《武成》一例來看，孟子是按其發展了的儒家學說來審視由孔子“述而不作”“無征不信”所傳(chuan) 下來的《書(shu) 》，並進而得出了《書(shu) 》不可全信的《書(shu) 》教觀點。不可全信的背麵，恰是對《書(shu) 》篇文學性加工的承認。顯然，孟子的《書(shu) 》教觀，已與(yu) 孔子的《書(shu) 》教思想有所不同，孟子對孔子早期所強調的《書(shu) 》之“疏通知遠而不誣”的觀點采取了懷疑的態度，而進一步加強了孔子後期所強調的《書(shu) 》具有“七觀”之義(yi) 的政治教化功能。孟子對《書(shu) 》整理加工的過程，同樣也包含了以是否符合儒家思想，特別是是否符合孟子所發展了的儒家思想為(wei) 標準進行的取舍，這種取舍同樣也有文學選本批評的思想在起作用。而且，孔孟之間相距一百多年，而那個(ge) 時代又是語言迅速發展豐(feng) 富的黃金時代，孟子在對《書(shu) 》的整理加工過程中，由於(yu) 其不太重視保持文獻的原貌而強調其政治教化之用，進行必要的語言語義(yi) 的轉換是可能的，這種語言語義(yi) 的轉換，正同我們(men) 將古文轉化為(wei) 白話文一樣，其間亦蘊含了文學意義(yi) 上的潤色。

四是要研究儒家《書(shu) 》教中和文藝觀在當下古代文藝理論研究中的缺失命題。孔子施教以《詩》、《書(shu) 》為(wei) 先，首先是由孔子及其之前的文學發展格局的大勢所決(jue) 定的，也是與(yu) 《詩》、《書(shu) 》在上古事實文學史中占據的主流地位相一致的。但至孔孟時代，以《詩》、《書(shu) 》為(wei) 代表的兩(liang) 種不同文學文體(ti) 表現形式，在事實文學史中的主流地位，因文化下移以及以孔孟為(wei) 核心的儒家學派對《詩》、《書(shu) 》不斷經學化的詮釋活動而各自發生了不同轉向。摒棄民間文學樣式的發展不予關(guan) 照以外，單就以《詩》為(wei) 代表的詩歌體(ti) 而言，戰國至兩(liang) 漢時期在文人層麵上雖有楚辭和漢賦的相繼輝煌，但“楚辭是一個(ge) 局部地域中的文學現象，漢賦（主要指韻體(ti) 賦），則是一個(ge) 局部群落中的文學現象，從(cong) 文學的‘全社會(hui) 圖景’角度來看，二者都不是廣域性、廣眾(zhong) 化文學而屬‘非主流’。”這一時期，文人幾無詩的事實確是事實文學史的寫(xie) 照，直到魏晉時期因文人群落的重新組合，以《詩》為(wei) 代表的韻文學表現形式才再度轉為(wei) 事實文學史中的主流。以《書(shu) 》為(wei) 代表的散文的發展則與(yu) 此相反，恰在這一時期，散文體(ti) 始終占據著事實文學史中的主流地位。在戰國秦漢時期，散文體(ti) 是按照兩(liang) 個(ge) 方向演進的，一個(ge) 方向是由春秋及其以前以紀言敘事為(wei) 主具有“七觀”之義(yi) 的《書(shu) 》一類的散文，發展到戰國時期汪洋恣肆的諸子散文，再發展到漢代注重現實社會(hui) 政治的政論文和模式化的禦用文，這一流變是秦漢事實文學史中散文體(ti) 發展的主流，秦漢時期學者幾無詩而無文者罕見，最能說明這一事實。另一個(ge) 方向是由春秋及其以前以紀事為(wei) 主可以疏通知遠的《書(shu) 》一類的散文，發展到紀事簡明的先秦曆史散文，再發展到見人、見事、見史的漢代史傳(chuan) 文學樣式，這一流變是秦漢事實文學史中的一個(ge) 次主流。

《堯典》、古《誌》等早期典籍有關(guan) 文藝現象的表述，對儒家文藝思想的形成產(chan) 生了根源性的影響，而儒家學派的《書(shu) 》教中和文藝思想又對我國散文體(ti) 的發展及理論批評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相對於(yu) 《詩》一類的詩歌體(ti) 在秦漢時期發展的非主流化而言，儒家《書(shu) 》教思想影響下的散文體(ti) 則發展成為(wei) 秦漢文學中的主流。恰是在這一層麵上，我們(men) 認為(wei) 儒家《書(shu) 》教中和文藝思想在戰國秦漢時期的事實文學批評理論形成中處於(yu) 主流影響地位。

儒家《書(shu) 》教文藝觀在事實文學批評發展史中的主流影響地位，與(yu) 近百年來的已有話語文學理論發展史中的非主流地位發生了明顯錯位。在戰國秦漢魏晉時期，受儒家思想深刻影響的以《詩》、《書(shu) 》為(wei) 代表的詩、文不同體(ti) 裁的不同表現形式，在事實文學史中的主流與(yu) 非主流地位的遞相嬗變，在已有話語文學批評史中並未得以充分地體(ti) 現。隨意翻開幾本在學術界比較流行的古典文藝研究史或文藝理論發展批評史專(zhuan) 著，不難發現，大都呈現出重點強調以《詩》教中和文藝思想為(wei) 核心的論述範式，多認為(wei) 儒家中和政教文藝觀的形成是與(yu) 儒家學派對《詩》的解說有著緊密聯係的，而於(yu) 儒家學派對《書(shu) 》的解說在儒家中和政教文藝觀的生成中所發揮的主導作用並未留意。如張少康、劉三富兩(liang) 位先生認為(wei) ：“詩歌是先秦時期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純文學”，“孔子的文學思想以‘詩教’為(wei) 核心，強調文學要為(wei) 政治教化服務”，“孔子的文學理論批評是以對《詩經》的評論為(wei) 主而展開的”，“用‘詩教’來概括孔子的文藝思想則是有道理的。孔子關(guan) 於(yu) 文藝的一係列論述都是圍繞‘詩教’而展開的。”郭英德等先生也認為(wei) ：“漢儒的文學觀主要圍繞對《詩》的解說而建立起來，其核心是探討詩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等等。持這類觀點的話語在學術界是非常普遍的，這些論述，顯然與(yu) 已有事實文學理論批評史中《書(shu) 》的文學主流影響與(yu) 《詩》的非主流影響的遞相嬗變發生了明顯的錯位。學界很少有人關(guan) 注《尚書(shu) 大傳(chuan) 》、《孔叢(cong) 子·論書(shu) 》等文獻中有關(guan) 《書(shu) 》教的中和文藝思想，及其在秦漢時期事實文學發展史中的主流影響。

儒家《書(shu) 》教中和文藝觀在秦漢事實文學批評發展史中的主流地位，與(yu) 已有話語文學理論發展史中的非主流地位的錯位，主要原因概括起來有四個(ge) 方麵：

一是受《尚書(shu) 》地位在已有話語文學史與(yu) 事實文學史中錯位的影響。由於(yu) 《詩》、《書(shu) 》在已有話語文學史表述中的巨大懸殊，造成了近百年來古典文學理論研究界重《詩》而輕《書(shu) 》的一種研究狀況，《詩》因其在已有話語文學史中得以充分表述，其在早期文學理論的生成，特別是在詩歌理論的生成方麵，及其生成後對後世文學創作的影響中所發揮的作用，也相應地得到了深度挖掘。而《書(shu) 》則由於(yu) 在已有話語文學史表述中的簡略或闕疑，其在我國文學肇始階段所開辟的散文藝術理論中所發揮的重大影響作用，以及對戰國秦漢諸子散文、史傳(chuan) 文、政用文創作的影響作用，相應地也未能得以深度挖掘。

二是研究者沒有理清《詩》所開創的詩歌體(ti) 文學在秦漢文學創作中的非主流化與(yu) 《書(shu) 》影響下的散文體(ti) 文學在秦漢文學創作中的主流化之史實。《楚辭》及漢代韻體(ti) 賦，都是在楚國文化土壤中成長起來的具有浪漫主義(yi) 藝術特色的韻體(ti) 文學奇葩，而以商周文化為(wei) 背景產(chan) 生的《詩》一類的現實主義(yi) 詩歌創作傳(chuan) 統，在戰國至東(dong) 漢中期，與(yu) 同期的散文體(ti) 文學創作相比，卻處於(yu) 非主流地位；相反，以《書(shu) 》類散文所開創的散文文學卻在多個(ge) 方向上都有所建樹。這一奇特的文學生成現象，確實值得文藝理論研究界予以更多的關(guan) 注。筆者認為(wei) ，要破解這一理論難題，就必須全麵地對《詩》、《書(shu) 》二者的致用特性進行充分研究。文學的發展，雖然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如口語與(yu) 書(shu) 麵語言發展的不同步，就可能與(yu) 此奇特的文學生成現象有關(guan) ，但文變染乎世情，戰國、秦漢社會(hui) 的時代課題與(yu) 其之前之後的社會(hui) 都有很大不同，同樣都是以現實主義(yi) 為(wei) 特色的《詩》、《書(shu) 》傳(chuan) 統，在適應社會(hui) 發展與(yu) 求解時代課題方麵卻有明顯差異。

三是過於(yu) 偏重由孔子開創的儒家《詩》教中和文學思想對文學創作及文學理論批評的導向作用，而忽略了同樣也是由孔子開創的儒家《書(shu) 》教中和文學思想對文學創作及文學理論批評的導向作用。在已有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儒家《詩》教思想在戰國、秦漢時期的流變情況，已經有了充分的表述，但儒家的《書(shu) 》教思想在此期間的揚棄曆程卻很少有人關(guan) 照，這種現象是與(yu) 《詩》、《書(shu) 》近百年來的整體(ti) 研究狀況相一致的。文藝理論研究界也沒能擺脫這一不符合曆史事實的怪圈。由孔子開創的儒家中和文藝觀是在《詩》、《書(shu) 》等中華元典經學化的過程中逐步得以確立的，孔子的首倡之功至為(wei) 關(guan) 鍵，但孔子不單單對《詩》提出了“思無邪”、“興(xing) 、觀、群、怨”等方麵的闡釋，而且對《書(shu) 》也曾提出了“疏通知遠，《書(shu) 》教也”、“《書(shu) 》之於(yu) 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誌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六誓》可以觀義(yi) ，《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等重要的《書(shu) 》教中和文藝主張。這些主張實為(wei) 後世“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的史傳(chuan) 文學思想和“文以載道”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學觀導夫先路，同時也首開《書(shu) 》之文體(ti) 學研究的先河。自此以後，墨子、漆雕氏之儒、子張氏之儒、子夏氏之儒、思孟學派、荀子、伏勝及漢代今文學派、孔安國及漢代古文學派、司馬遷、班固等沿此二途，對《書(shu) 》分別進行了多側(ce) 麵的關(guan) 照。

原因之四，與(yu) 已有文學理論批評史的書(shu) 寫(xie) 循循相因有關(guan) 。我國早期文學理論批評史的編撰，與(yu) 早期文學史的編纂相類似，同樣也是在古史辨派學風盛行的學術大背景下起步的，因《書(shu) 》真偽(wei) 問題難辨，致使早期文學理論批評史的編撰者采取闕疑從(cong) 略的處理態度，而繼後的文學理論批評史編撰者又多以早期的已有文學理論批評史為(wei) 參照物。這種表述狀況是有違於(yu) 《詩》、《書(shu) 》在我國上古事實文學理論發展中所占據的主流地位之史實的，隨著古典文學史重寫(xie) 過程中對《書(shu) 》一類文獻表述的加強，文藝理論界也應正視《書(shu) 》在我國散文發展史上的肇始之功，主動加強對其文本所表述的文藝思想及《書(shu) 》一類文學史料自身所具有的文學價(jia) 值進行全麵的深化研究，對其在我國上古文藝理論生成中所應具有的價(jia) 值進行重新地位。理清戰國、秦漢時期不同學者、不同派別，特別是儒家學派在《書(shu) 》闡釋中所體(ti) 現的文學意識及其相互間的分歧、揚棄，以及對後世不同文學觀所造成的影響等問題至為(wei) 關(guan) 鍵。理清這些問題，不僅(jin) 可以還《書(shu) 》以早期文藝理論生成中所應有的主流地位，而且對深化秦漢文藝理論發展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yi) 。

作者：馬士遠（1970-），男，山東(dong) 棗莊人，中國古代文學博士，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博士後，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總編室主任，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近年來主要從(cong) 事《尚書(shu) 》學史及秦漢文學史的研究工作。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