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社會(hui) 史視野下的朱熹《資治通鑒綱目》新探

作者：顧少華（南開大學曆史學院）

來源：《人文雜誌》2017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七月初三日癸未

           耶穌2017年8月24日

內(nei) 容提要：朱子《資治通鑒綱目》曆來被學界視為(wei) 傳(chuan) 統史學義(yi) 理轉向過程中的圭臬之作，影響深遠。現有的研究往往注重對其體(ti) 例與(yu) 思想的闡發，而忽略了其典範地位的建構性質。換言之，印刷、閱讀等文本的傳(chuan) 播、接受過程，不是單純的知識消費，也是一種再生產(chan) 和建構的過程。南宋時，《綱目》刊布後，其定位尚處於(yu) 遊移狀態。一方麵，《綱目》被納入“通鑒學”體(ti) 係，以羽翼《通鑒》而存在。這種形象的塑造，並沒有觸動時人觀念中《通鑒》因中興(xing) 編年而尊享僅(jin) 次於(yu) 《春秋》的地位。另一方麵，《綱目》又被認為(wei) 回歸《春秋》勸懲之法，幾與(yu) 《春秋》爭(zheng) 輝。此類認知建構，已隱然有《綱目》取代《通鑒》原有地位之勢。這兩(liang) 種並存的認知，經曆宋末元初正統論的討論，被進一步選擇，其中《綱目》歸於(yu) “通鑒學”的認知逐漸被過濾。史學係譜內(nei) 的秩序也得到一次較大的變動。《通鑒》被視為(wei) “魯國舊史”，《綱目》則貴為(wei) 擬《春秋》的“史中經”，此後仿從(cong) 、闡釋《綱目》，蔚然成風。

關(guan) 鍵詞：朱熹、《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知識社會(hui) 史

兩(liang) 宋時期在傳(chuan) 統史學發展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不僅(jin) 就兩(liang) 宋史學的整體(ti) 布局而言，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史學的義(yi) 理轉向逐漸完成，並對後世史學發展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學界對這一史學現象的表述不一而足，如“義(yi) 理史學”“義(yi) 理化史學”“理學化史學”“史學理學化”等，這些稱謂均凸顯了史學義(yi) 理化的特征。我們(men) 從(cong) 這些名目不一的稱謂中，已可窺見學界對此研究之豐(feng) 碩。就筆者所寓目的材料而言，學界主要集中於(yu) 定義(yi) 、原因、特征、發展階段、思想內(nei) 涵、影響、意義(yi) 等方麵的討論。①這些方麵基本涵蓋了宋代史學義(yi) 理化現象的題中之義(yi) ，為(wei) 我們(men) 進一步探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有益啟示。

如所周知，在一種學術範式發生轉向的過程中，必然會(hui) 有引領此取徑的典範之作，古代傳(chuan) 統史學的義(yi) 理轉向亦不例外。關(guan) 於(yu) 這一轉向的過程，目前學界或將源頭追溯至隋末王通，中唐蕭穎士、柳冕等，又或宋初三先生，之後的發展階段，則有範祖禹、胡寅、呂祖謙等揚其流，而作為(wei) 集大成者的朱熹《資治通鑒綱目》(下文簡稱《綱目》)則標誌著這一轉向的最終完成。②這種譜係固然是了解史學發生義(yi) 理轉向的一條重要線索，但我們(men) 可以發現，此線索是具有一定共同特質的史著或史家，依照時間順序，人為(wei) 地排列而成。英國學者威廉·卡萊爾(William St.Clair)在其研究19世紀英國書(shu) 籍流通的著作中，形象地指出這類譜係是“作者們(men) 的遊行”(parade of authors)和“文本們(men) 的議會(hui) ”(parliament of texts)。在此類分析模式中，理所當然地默認了被選擇的重要文本一旦產(chan) 生便在譜係中前後相繼，而忽略了文本發生效力的社會(hui) 文化條件。③事實上，無論是閱讀史或知識社會(hui) 史的研究取向都已向此類譜係的建構提出了挑戰。④二者都不再將作者的完稿簡單地等同於(yu) 文本意義(yi) 的最終定型，而是關(guan) 注在具體(ti) 的曆史情境中，如在印刷、閱讀等傳(chuan) 播、接受過程中，文本或知識的再生產(chan) 和建構。

因此，當我們(men) 省思傳(chuan) 統史學發生義(yi) 理轉向這一重要現象時，應該追問，在目前學界建構的史學義(yi) 理化脈絡中，因後見之明的“選擇”，而被遮蔽了哪些別樣的曆史現象，在這些被遺忘的現象背後，又蘊含了怎樣的思想觀念。本文以朱子《綱目》為(wei) 例，回到具體(ti) 曆史情境中，探討《綱目》在刊行之後，如何被再生產(chan) ，如何被接納入原有的史學譜係，又如何化身為(wei) 圭臬和典範之作。以期為(wei) 重新思考和認識史學義(yi) 理化現象，提供一個(ge) 新的角度和案例。

一、從(cong) 國圖所藏《綱目》“元至元二十四年詹光祖月崖書(shu) 堂刻本”說起

宋寧宗嘉定三年(1210)，朱熹之子朱在將其父生前未能刊印的《綱目》抄本轉交給了朱氏門人李方子。長期遊學於(yu) 太學的李方子在嘉定七年(1214)的庭對中獲得第三名，被授以泉州觀察推官。李氏南下赴任之際，牽掛起乃師的《綱目》，遂“負以與(yu) 俱”，將書(shu) 稿帶到了泉州。嘉定十年(1217)“私淑”朱子的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同在泉州為(wei) 官的真、李二人誌趣相投，以師友相待，“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⑤“於(yu) 學問文章源流，幾亡所不講”。⑥此期間真德秀閱覽李氏所藏《綱目》稿本後，喟然歎曰：“為(wei) 人君而通此書(shu) ，足以明德威之柄，燭治亂(luan) 之源；為(wei) 人臣而通此書(shu) ，足以守經事之正，達變事之權。”於(yu) 是二人謀定刊印《綱目》，無奈“郡計僅(jin) 僅(jin) 無乏”，隻得“隱覆滲漏之餘(yu) 財”，以備付梓之用。同時李方子複求朱在的新校本，又詳加參定後付之梨棗。⑦一年之後，嘉定十二年(1219)書(shu) 成，世稱“溫陵本”或“泉本”。

《綱目》刻成後，由同為(wei) 朱門弟子的陳孔碩和李方子先後為(wei) 之作後序。前者雲(yun) ：“《資治通鑒綱目》、《提要》各五十九卷……溫陵守真侯得是書(shu) 而校讎之，刊於(yu) 郡齋。”⑧後者則曰：“著述之《凡例》，立言之異同，又附列於(yu) 其後。”⑨二者為(wei) 我們(men) 了解《綱目》溫陵初刻本提供了重要線索。真、李所刊印的“溫陵本”實際上分為(wei) 大綱、細目具存的全本和僅(jin) 有大綱的提要本兩(liang) 種，且全本的末尾附有關(guan) 涉主旨的《凡例》等內(nei) 容。但需要注意的是，書(shu) 後除了《凡例》外，還附有哪些內(nei) 容，李氏後序未能言明。

趙希弁《讀書(shu) 附誌》編年類設有名為(wei) “《資治通鑒綱目》五十九卷《序例》一卷”的條目，其文載：

真德秀刻於(yu) 泉南，陳孔碩、李方子敘其後。希弁所藏夔本為(wei) 板四千二百有奇，吉本二千八百，而無陳、李二公之序。希弁又嚐參以泉本，校其去取之不同，並考溫公、文公之書(shu) 法，為(wei) 《資治通鑒綱目考異》。⑩

趙氏藏有《綱目》的夔本和吉本，而泉本亦經其眼。關(guan) 於(yu) 三者在內(nei) 容上的主要區別，趙氏指出，吉本沒有陳、李的後序。值得注意的是，《序例》的有無情況，趙氏卻並未特意言明。由此，從(cong) 上述行文來看可以推測所謂的“《序例》一卷”應是三者所共有。換言之，泉本除五十九卷正文外，應還有一卷《序例》。比照上引李方子“著述之《凡例》，立言之異同，又附列於(yu) 其後”之語，可以進一步推知，李氏此語是指，包含《凡例》和《序言》在內(nei) 的一卷《序例》，被附於(yu) 全書(shu) 之後。概言之，真、李二人所刊印的《綱目》分為(wei) 提要本和全本，前者隻有大綱，後者不僅(jin) 有大綱細目，而且在書(shu) 後附有一卷《序例》及陳、李的兩(liang) 篇後序。這是《綱目》刊行的最初形態。

翻刻、重刊等是書(shu) 籍在流傳(chuan) 過程中能得以維繼的重要環節。也正是在這一環節，書(shu) 籍的版式、內(nei) 容等會(hui) 被重塑，書(shu) 籍也會(hui) 以不同樣式呈現。這不僅(jin) 是書(shu) 賈的逐利行為(wei) ，實際上更是知識再生產(chan) 的一種方式，體(ti) 現了書(shu) 籍刊印者對原有文本的理解和認知。抑或說，通過版式的改變、內(nei) 容的增損等方式，文本得以被重新“發明”。就《綱目》而言，國家圖書(shu) 館所藏“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詹光祖月崖書(shu) 堂刻本”可以說是一個(ge) 絕佳的樣本。

除國圖外，“詹光祖月崖堂刻本”還分別收藏於(yu) 上海圖書(shu) 館和台灣故宮。國圖和上圖均將各自藏本判定為(wei) 元至元二十四年刻本，而台灣故宮則認為(wei) 是宋刻本。值得注意的是，上圖所藏是殘本，除卷首外，還缺十七卷，分別是：卷首、卷一至四、十三至十九、四十六至四十八、五十二至五十四。但上圖殘本卷五十九末尾的後半葉，第二行和第三行分別印有“建安宋慈惠父校正”和“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於(yu) 月崖書(shu) 堂”。不同的是，國圖本卷五十九末尾僅(jin) 在第三行鐫有“建安宋慈惠父校正”，而在卷首末尾有牌記“武夷詹光祖重刊於(yu) 月崖書(shu) 堂”，但均無“至元丁亥”字樣。至於(yu) 台灣故宮本，其書(shu) 後的牌記已被挖去。(11)因此，上圖殘本書(shu) 後的“至元丁亥”成了唯一的直接時間線索。國圖便是依據上圖本，將其藏本斷定為(wei) 至元二十四年刻本。(12)但問題是，“建安宋慈惠父校正”的字樣，上圖本出現在卷五十九末尾後半葉的第二行，國圖本則在第三行，更為(wei) 重要的是後者為(wei) 何沒有“至元丁亥”等字。

國圖本卷五十九末葉的下半葉有卷尾題名，為(wei) “《資治通鑒綱目卷第五十九》”，而在卷尾題名後，有三分之二是以別紙粘補而成。李致忠據此判定此書(shu) 沒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於(yu) 月崖書(shu) 堂”的牌記是原紙被書(shu) 賈裁去所致。(13)然而，依據上圖本可知，牌記在卷尾題名之前。換言之，若上圖藏本與(yu) 國圖藏本是同一版本，顯然後者卷五十九末葉題名之前應有牌記，而題名之後被裁去的部分並不影響牌記的存在與(yu) 否，但事實並非如此。虞萬(wan) 裏在解釋國圖本沒有“至元丁亥”字樣現象時，指出國圖本是詹氏的宋末刻本。(14)

國圖本現已被影印收錄於(yu) 《中華再造善本》，這為(wei) 與(yu) 上圖殘本比勘提供了便利。通過仔細檢閱和比對，可以進一步坐實虞萬(wan) 裏的觀點。國圖本最明顯的特征是，書(shu) 中“桓”“匡”“貞”“偵(zhen) ”“朗”“恒”“完”“抅”“慎”等字因避宋諱而皆缺筆。以卷二十第三十的下半葉為(wei) 例，“桓”字出現兩(liang) 次，國圖本缺筆而上圖本則不然，且二者的字體(ti) 存在明顯差異，可知二者並非同版。

詹光祖是宋末元初人士，曾在南宋景定年間(1260-1264年)任武夷山紫陽書(shu) 院山長。(15)因此我們(men) 可以確認，詹光祖在南宋末年於(yu) 月崖書(shu) 堂將《綱目》重刊，入元後，詹氏於(yu) 至元二十四年再次重刊《綱目》，因而造成了現在分藏於(yu) 國圖和上圖的兩(liang) 種詹氏月崖書(shu) 堂刻本的情況。另外，至於(yu) 台灣故宮藏本，虞萬(wan) 裏認為(wei) 與(yu) 國圖本是同一版。

在內(nei) 容的編排上，國圖所藏宋末詹氏刻本與(yu) 真、李二人的溫陵刻本相比，有一明顯變化。前者卷首依次載有：《宋神宗禦製資治通鑒序》《司馬光資治通鑒進書(shu) 表》《獎諭詔書(shu) 》《與(yu) 範夢德論修書(shu) 帖》《資治通鑒目錄序》《資治通鑒舉(ju) 要曆序》《資治通鑒舉(ju) 要補遺序》《資治通鑒綱目序例》《資治通鑒綱目目錄》。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的《綱目序例》實際上僅(jin) 是朱熹作於(yu) 乾道八年(1272)的一篇短序，而沒有彰顯《綱目》書(shu) 法的《凡例》。換言之，詹氏宋刻本的特別之處在於(yu) ，不僅(jin) 未錄《綱目凡例》和陳孔碩、李方子的後序，反而增添了一係列與(yu) 司馬光《通鑒》相關(guan) 的文本。

《綱目》在流傳(chuan) 過程中，被增入其他文本內(nei) 容的情況，時有發生，其中以明初建安京兆劉寬裕刊本和清四庫本為(wei) 代表。前者將王幼學《綱目集覽》、尹起莘《綱目發明》、汪克寬《綱目考異》散於(yu) 正文相應內(nei) 容之下，並在卷尾附有陳濟《綱目集覽正誤》。(16)後者的卷首內(nei) 容頗豐(feng) 富，依次有：《清高宗禦製詩》《書(shu) 前提要》《朱子序例》《目錄》《倪士毅凡例序》《凡例目錄》《凡例》《王柏凡例後語》《文天祐凡例識語》《朱子手書(shu) 》《李方子後序》《尹起莘發明序》《賀善書(shu) 法序》《揭傒斯書(shu) 法序》《劉友益書(shu) 法凡例》《劉矩書(shu) 法凡例後跋》《汪克寬考異凡例序》《考異凡例》《王幼學集覽序例》《徐昭文考證序》《陳濟集覽正誤序》《楊士奇集覽正誤序》《馮(feng) 智舒質實序》《黃仲昭合注後序》《編集諸儒姓氏》。(17)

劉寬裕刊本和四庫本的共同點在於(yu) ，增加的文本均是以闡釋、說明《綱目》為(wei) 目的。與(yu) 之不同的是，宋末詹氏刻本不但未收《綱目凡例》和陳、李後序，反而增入《宋神宗通鑒序》《通鑒進書(shu) 表》等與(yu) 《綱目》無關(guan) 的文本。或許這是詹光祖重刊時的行為(wei) ，又或許據以重刊的底本原就如此。但無論是哪種情況，我們(men) 都需要追問，為(wei) 何在當時會(hui) 出現內(nei) 容如此編排的《綱目》，這背後到底是怎樣的思想觀念，在支配和左右著《綱目》麵貌的呈現?

二、納入“通鑒學”的《綱目》

宋末詹氏刻本的卷首涉及的著述依次是：《通鑒》《通鑒目錄》《舉(ju) 要曆》《舉(ju) 要補遺》《綱目》。在討論宋末詹氏刻本所蘊含的文化意涵之前，我們(men) 需要先分析這些文本作者創作時的閱讀期許，抑或說作者對這些文本關(guan) 聯的理解，以及在當時文人的閱讀世界中，這些文本是以何種關(guan) 係而存在的。

司馬光在纂修卷帙浩繁的《通鑒》過程中，已意識到讀者麵對內(nei) 容宏富的《通鑒》，倦於(yu) 披尋，因此又撰成《資治通鑒目錄》三十卷。(18)《目錄》並非是一般意義(yi) 而言的檢索之作，而是一部綱領性質的獨立著作，其序載：

臣聞古之為(wei) 史者，必先正其曆以統萬(wan) 事，故謂之春秋……今用義(yi) 叟氣朔並閏，及采七政之變著於(yu) 史者，置於(yu) 上方。又編年之書(shu) ，雜記眾(zhong) 國之事，參差不齊。今仿司馬遷年表，年經而國緯之，列於(yu) 下方。又敘事之體(ti) 太簡，則首尾不可得詳；太煩則義(yi) 理相沒而難知。今撮新書(shu) 精要之語，散於(yu) 期間，以為(wei) 《目錄》雲(yun) 。(19)

在這篇序文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司馬光對此書(shu) 特征的描述：其一，采用劉義(yi) 叟新編曆法，以顯示清晰的時間線索；其二，仿司馬遷年表，使敘事收一目了然之效；其三，詳略得當，不沒義(yi) 理。司馬光對此書(shu) 的定位很明確，《目錄》撮《通鑒》“精要之語”，提綱挈領，為(wei) 讀者提供端緒，是輔助《通鑒》閱讀和理解的一種門徑之作。然而司馬光到了晚年，自己對《目錄》的閱讀感受和認知發生了變化，認為(wei) 《目錄》太簡略，無首尾，因此更著八十卷《舉(ju) 要曆》，以適厥中，可惜書(shu) 未完稿。《舉(ju) 要曆》雖未最終完成，但其性質與(yu) 《目錄》類似，同樣是一部便於(yu) 讀者領略《通鑒》旨意的提綱舉(ju) 要之作。

也正是《舉(ju) 要曆》未能成書(shu) ，紹興(xing) 年間，胡安國循此軌跡，在《通鑒》《目錄》等基礎上，參以“《春秋》條例”，修成一百卷《舉(ju) 要補遺》。胡著已佚，胡寅在其父行狀中透露，此書(shu) 旨在“廣司馬公願忠君父稽古圖治之意”。(20)我們(men) 可以發現無論是司馬光的《目錄》《舉(ju) 要曆》還是胡安國的《舉(ju) 要補遺》，三書(shu) 的創作有一共同目的，即為(wei) 讀者提供綱領線索和要旨義(yi) 理，以配合《通鑒》的閱讀。

關(guan) 於(yu) 《綱目》與(yu) 《目錄》《舉(ju) 要曆》《舉(ju) 要補遺》的聯係，朱熹在自序中交待：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鑒》，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wei) 《目錄》三十卷，並上之。晚病本書(shu) 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ju) 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xing) 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複因公遺稿，修成《舉(ju) 要補遺》若幹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yu) 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不自料，輒與(yu) 同誌因兩(liang) 公四書(shu) ，別為(wei) 義(yi) 例，增損隱括，以就此編。(21)

繼《目錄》和《舉(ju) 要曆》而作的《舉(ju) 要補遺》，雖已“文愈約而事愈備”，但仍不能使讀者“領其要而及其詳”，因此才需“別為(wei) 義(yi) 例，增損隱括”，編就《綱目》，以伸司馬溫公與(yu) 胡文定公未竟之誌。朱熹的夫子自道由論述編撰《綱目》的起因而談及《綱目》與(yu) “兩(liang) 公四書(shu) ”的關(guan) 係，將《目錄》《舉(ju) 要曆》《舉(ju) 要補遺》《綱目》塑造成前後相因之作。

雖然這種關(guan) 係的表述很可能是朱熹纂修《綱目》的一種托辭。因為(wei) 此序末尾，朱熹表達了自我期許，“歲周於(yu) 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yu) 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既舉(ju) 而監戒昭矣，眾(zhong) 目畢張而幾微著矣”。顯然如此高的定位，不可能僅(jin) 僅(jin) 是因循“兩(liang) 公四書(shu) ”舊軌，而是隱藏了朱熹跳脫此藩籬而另立新說的企圖。但“因兩(liang) 公四書(shu) ”的表述在客觀效果上卻將讀者引導為(wei) 《綱目》是繼《目錄》等書(shu) 而起的同類作品。

《目錄》《舉(ju) 要曆》《舉(ju) 要補遺》《綱目》的作者，對各自的文本在輔助《通鑒》閱讀層麵的描述，深刻影響了在當時文人閱讀世界中諸書(shu) 關(guan) 係的呈現。相比於(yu) 朱熹的自序，南宋兩(liang) 位藏書(shu) 家趙希弁和陳振孫在給《綱目》作解題時，通過節錄和改編《綱目》序文的內(nei) 容，建構了一條更為(wei) 直截明了的線索。趙氏《讀書(shu) 附誌》載：

(《綱目》)，晦庵先生朱文公所編也。司馬文正既為(wei) 《資治通鑒》，又別為(wei) 《目錄》及《舉(ju) 要曆》，胡文定複修《舉(ju) 要補遺》，朱文公因文正、文定兩(liang) 公四書(shu) ，別為(wei) 義(yi) 例。(22)

陳氏《直齋書(shu) 錄解題》載：

(《綱目》)侍講新安朱熹元晦撰。始司馬公《通鑒》有《目錄》、《舉(ju) 要曆》，後胡給事安國康侯又修為(wei) 《舉(ju) 要補遺》，朱晦翁因別為(wei) 義(yi) 例。(23)

趙、陳二人在各自的解題中都刪去了朱熹關(guan) 於(yu) 《綱目》旨在“歲周於(yu) 上而天道明”“統正於(yu) 下而人道定”的敘述，而單單截取“兩(liang) 公四書(shu) ”與(yu) 《綱目》關(guan) 係的內(nei) 容。如此一來，《綱目》就被納入到《目錄》《舉(ju) 要曆》《舉(ju) 要補遺》的序列中，更確切地說，《綱目》同樣是作為(wei) 配合《通鑒》閱讀，提供大綱線索和闡發義(yi) 理旨意的形象而存在。

真德秀在給陳均《皇朝編年舉(ju) 要備要》所作的序中，對此脈絡及《綱目》的地位有著清晰的歸納：

昔嚐讀朱文公《通鑒綱目》，歎其義(yi) 理之精密。蓋“綱”者，《春秋》書(shu) 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ti) 也。自司馬公《目錄》、《舉(ju) 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24)

在真德秀的序文中，《綱目》被置於(yu) 《目錄》《舉(ju) 要曆》同一知識序列中來表達，區別在於(yu) 前者義(yi) 理精密，是集大成而已。

《綱目》作為(wei) 繼《目錄》等而來的集大成者，當時文人群體(ti) 對其在閱讀和理解《通鑒》方麵的功用，也有著清晰的認識。《通鑒答問》一書(shu) 中有“周威烈王”條和“屈平”條，分別載：

學者潛心司馬公之編年，參以朱子之筆削，此窮理致治之要。明《春秋》之義(yi) ，以讀《通鑒》，其庶幾矣。

若屈平四皓之削，揚雄、荀彧之見取，其於(yu) 《春秋》懲勸之法，若有未盡者，此朱子《綱目》之書(shu) 所為(wei) 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餘(yu) 亦曰：“屈平雖忠，得朱子而心益著。”……朱子《綱目》所補有功於(yu) 《通鑒》。(25)

《通鑒》在書(shu) 寫(xie) 諸如屈原、揚雄、荀彧等人物時，並未體(ti) 現《春秋》懲勸之法，而《綱目》正是在此關(guan) 節處彌補了《通鑒》的不足。因此上引材料明確提出學者閱讀或研習(xi) 《通鑒》時，需參看《綱目》，先明了《春秋》之義(yi) ，而後理解《通鑒》才能事半功倍。

宋理宗時期的文人林駉采用類書(shu) 的方式編纂了一部名為(wei) 《新箋決(jue) 科古今源流至論》的科舉(ju) 考試用書(shu) 。林氏的友人黃履翁不僅(jin) 為(wei) 此書(shu) 作序，又仿其體(ti) 例，續編了一部《別集》。《古今源流至論》和《別集》二書(shu) 體(ti) 式粗率，內(nei) 容多抄錄舊籍，間或參有評語。其中黃氏《別集》有“《治鑒綱目》”條，專(zhuan) 論《綱目》褒貶之意。此條文的篇首抄錄了朱熹自序，其間附有黃氏解說：

成先正未成之誌，發遺書(shu) 未發之蘊，此文公《綱目》之作，其有益於(yu) 《治鑒》也不少……溫公又謂：“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xing) 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wei) 勸誡。”是其勸誡未著也，今監戒昭而幾微著，其得褒貶之法乎。(26)

黃氏通過征引司馬光之語，表達對《通鑒》的理解，認為(wei) 《通鑒》的焦點在國家興(xing) 衰和生民休戚，而關(guan) 於(yu) “勸誡之法”卻未彰顯，正因為(wei) 如此，朱熹才作《綱目》，以“褒貶之法”，成溫公“未成之誌”，發《通鑒》“未發之蘊”。黃氏在隨後的敘述中羅列了大量例子來對比《通鑒》與(yu) 《綱目》，試圖說明後者如何筆削和褒貶，並有功於(yu) 前者。黃著作為(wei) 科考用書(shu) ，通過抄錄舊文和點評的形式，將《綱目》塑造成配合《通鑒》閱讀的著作。

此外，南宋有號為(wei) 劉溪先生者，著有《本朝長編節要綱目》，魏了翁曾為(wei) 之作序，可惜毀於(yu) 兵火，僅(jin) 剩殘卷二帙。寶祐四年(1256)眉山人士楊道傳(chuan) 和宋可傳(chuan) 將此二卷交予寶佑元年(1253)的狀元姚勉閱覽，並托為(wei) 作序。姚氏在序中說：

司馬《通鑒》一書(shu) 有節本、《舉(ju) 要曆》，有袁氏《本末》，有朱夫子《綱目》。今此書(shu) 之節要辭剪其浮，即司馬《通鑒》之自節本也。此書(shu) 之標題事舉(ju) 其要，即司馬《通鑒》之《舉(ju) 要曆》。類總其萃，年係其時，袁氏之《本末》也。挈提以綱，載紀以目，即朱夫子之《綱目》也。一書(shu) 而諸體(ti) 備焉，用心亦勤矣。(27)

上引材料中司馬光的“自節本”即指《目錄》。雖然姚氏旨在讚揚《本朝長編節要綱目》“一書(shu) 而諸體(ti) 備”的特征，但在論述中卻以《通鑒》等書(shu) 為(wei) 參照。我們(men) 可以發現，《目錄》《舉(ju) 要曆》《本末》《綱目》均是圍繞《通鑒》這一中心而衍生出來的“諸體(ti) ”，這些“諸體(ti) ”之於(yu) 《通鑒》又分別代表了“節本”“事舉(ju) 其要”“類總其萃”“提綱挈領”。

相比於(yu) 姚氏的序文，成書(shu) 於(yu) 景定年間的《建康誌》對以《通鑒》為(wei) 中心的知識體(ti) 係的表述更為(wei) 清晰。景定二年(1261)建康知府馬祖光念及府學文籍之缺，上書(shu) 朝廷以求國子監所藏書(shu) 籍。當時朝廷應允了馬氏之請，頒賜給建康府學大批圖書(shu) ，其中就包括監本《綱目》。而後馬氏欲修《建康誌》，命周應合為(wei) 總纂。周氏《建康誌》設有《文籍誌》，以大綱細目的體(ti) 例介紹府學所藏圖書(shu) 。如在“經書(shu) 之目”下大書(shu) 《周易》《尚書(shu) 》《禮記》《春秋》等。其中《春秋》之下又有細注：監本《正經》監本《注》《左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公羊正義(yi) 》《伊川傳(chuan) 》《胡氏傳(chuan) 》等二十七種，除《春秋》本身外，其餘(yu) 都是闡發《春秋》經旨，輔助理解《春秋》之作。在此書(shu) 寫(xie) 方式的表征下，我們(men) 可以發現一個(ge) 以《春秋》為(wei) 中心的知識體(ti) 係。與(yu) 此書(shu) 寫(xie) 方式類似，在“史書(shu) 之目”中，《資治通鑒》大書(shu) 為(wei) 綱，其下細目依次有：監本、蜀本、建本、《外紀》《舉(ju) 要》、朱子《綱目》《綱目發明》《釋文》《通曆》《撮要》、袁氏《本末》。(28)可見，《舉(ju) 要》《綱目》等書(shu) 之於(yu) 《通鑒》就好比左氏、穀梁、公羊等傳(chuan) 之於(yu) 《春秋》，《通鑒》和《春秋》是各自知識體(ti) 係中的核心。《綱目》隻是以《通鑒》為(wei) 中心的知識樹下的分枝而已。

無獨有偶，王應麟在其《玉海·藝文》中也有類似的表述。“藝文門”的編年類中有《治平資治通鑒》條目，此目下又分列：《編年通誌》《目錄》《考異外紀》《舉(ju) 要曆》《紀事本末》《綱目》。(29)雖然王氏在《綱目》後注釋“見後”二字，以示《綱目》題解待後文詳述，但其書(shu) 寫(xie) 方式仍顯示出《通鑒》是此知識體(ti) 係的核心，而《目錄》《舉(ju) 要曆》《綱目》等僅(jin) 是分屬。

我們(men) 發現，在時人的觀念中，《綱目》接續《目錄》《舉(ju) 要曆》《舉(ju) 要補遺》而作，為(wei) 讀者理解《通鑒》提供大綱義(yi) 理，並與(yu) 《目錄》諸書(shu) ，眾(zhong) 星拱月，圍繞《通鑒》，形成以後者為(wei) 核心的知識體(ti) 係，抑或說“通鑒學”。(30)這是在以往史學義(yi) 理化的敘述中被遮蔽的《綱目》形象。由此我們(men) 就能理解，《綱目》的宋末詹氏刊本卷首為(wei) 何會(hui) 有涉及《通鑒》《目錄》《舉(ju) 要曆》《舉(ju) 要補遺》的文本。詹氏宋刻本以此形式呈現，顯然是受到了《綱目》被納入“通鑒學”的觀念影響。

三、《綱目》形象的演進與(yu) 地位的確立

《綱目》被歸類於(yu) “通鑒學”，其背後關(guan) 涉的是，《綱目》如何被當時的史學體(ti) 係所接納的問題，尤其是與(yu) 《通鑒》的關(guan) 係。《綱目》的接受過程，不是如“加法”般的簡單結合，我們(men) 會(hui) 發現，作為(wei) 原有史學體(ti) 係中的要素，並與(yu) 《綱目》有密切關(guan) 聯的《通鑒》，深刻地影響了《綱目》的形象塑造與(yu) 認知構建。

如，嘉定八年(1215)，嶽柯購得陳瓘《通鑒節要》十五冊(ce) 真跡。在此書(shu) 評論中，嶽氏曰：“魯麟獲而編年之法廢，曆二千歲，有司馬氏研精覃思，爰作《通誌》(即指《通鑒》)。”(31)又如，樓鑰因在慶元黨(dang) 禁中為(wei) 朱熹辯護而罷官，黨(dang) 禁結束後，複起為(wei) 官。在一次講筵中，樓氏認為(wei) ，“自古史法皆以編年，《春秋》是也。自司馬遷《史記》創為(wei) 紀傳(chuan) 之體(ti) ，無複編年之作”，後雖有荀悅、袁宏之書(shu) ，但又不顯，直到司馬溫公《通鑒》始複編年史法。(32)

南宋成都秀士李流謙，以文詞顯名，李氏在其讀書(shu) 劄記中表述得更為(wei) 詳細：

文章雖有義(yi) 理，苟無綱紀條貫，終不免錯雜龐亂(luan) ……何謂綱紀條貫，《易》、《詩》、《書(shu) 》、《春秋》是也。失聖經不刊之旨，錯雜龐亂(luan) 者，自司馬遷始，後世踵訛習(xi) 陋，莫之能改。司馬溫公複《春秋》編年之法，井井貫貫，正群史之綱紀，削群史之冗長，統之有宗，會(hui) 之有元，不重出，不互見，不參不紊，提綱挈領，而眾(zhong) 目襟幅，昭布森列，一代之始終，治亂(luan) 安危，一君之得失美惡，群臣之邪正，是非民俗，風化之醇疵厚薄，卷帙既終，不必互相參考，曆曆有章，麟經之後，無出其右者。(33)

李氏認為(wei) “綱紀條貫”是《春秋》等聖經樹立的不刊之旨，但後世因襲紀傳(chuan) 之體(ti) ，踵訛習(xi) 陋，司馬溫公所作《通鑒》，井井貫貫，正綱紀、削冗長，是複《春秋》編年之法。也正是得益於(yu) 這樣的體(ti) 例，諸如王朝更迭、治亂(luan) 安危、君王得失、群臣邪正、民俗風化等，在《通鑒》中才得以昭布森列，曆曆有章。李氏對於(yu) 回歸聖經旨意的《通鑒》，不吝筆墨，冠以“麟經之後無出其右者”的美名。

類似李氏的評論，與(yu) 真德秀交好的文人劉炎在《邇言》中也談到：

或問：“近世史學孰優(you) ?”曰：“《通鑒》，曆代之綱目，諸史之會(hui) 要。編年本《春秋》之意，紀事概之左氏之文。秦漢以來作者弗可及矣，不特優(you) 於(yu) 近世而已也。”

或曰：“紀傳(chuan) 之體(ti) 與(yu) 編年孰是?”曰：“文人愛奇則嗜紀傳(chuan) ，史氏尚法則優(you) 編年。必有作者知所先矣。”(34)

在劉氏看來，編年優(you) 於(yu) 紀傳(chuan) ，而《通鑒》行編年之法正是本《春秋》之意，《通鑒》不僅(jin) 是唐宋史學中的第一等作品，甚至秦漢以來都沒有可與(yu) 之媲美者。

劉鹹炘就曾指出，宋世學人論史囿於(yu) 編年。(35)從(cong) 上揭諸材料中，可以發現，編年為(wei) 《春秋》所行之法，是導致當時尊編年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通鑒》恰恰回歸了宋儒認為(wei) 已廢墜千年的《春秋》編年之法的軌道。這種複興(xing) 聖人古法的功業(ye) ，也使得《通鑒》獲得諸如“麟經之後，無出其右者”“秦漢以來作者弗可及”等美譽。南宋文人高似孫認為(wei) ，《通鑒》雖具有考訂詳實、信而有征的優(you) 點，然時人對《通鑒》關(guan) 注多聚焦於(yu) 編年。孫氏感慨：“今學者觀《通鑒》往往以為(wei) 編年之法。”(36)在當時較為(wei) 普遍的觀念裏，《通鑒》以重振編年的功業(ye) 得以側(ce) 位《春秋》之旁。

《綱目》作為(wei) 朱熹及其門人據《通鑒》內(nei) 容的改編之作，其在史學脈絡中的定位，顯然無法回避與(yu) 《通鑒》的關(guan) 係。《綱目》的溫陵刻本成書(shu) 後，朱門弟子陳孔碩和李方子先後為(wei) 之作後序，陳、李二文不僅(jin) 僅(jin) 是向讀者介紹《綱目》相關(guan) 信息，實際上也是對《綱目》形象和認知的初次建構。

陳孔碩後序開篇即向讀者交代《綱目》與(yu) 《通鑒》的關(guan) 係。陳氏認為(wei) 司馬溫公或因一時不察，又或因襲舊史導致《通鑒》在諸如“四皓定太子事”“帝曹魏”“書(shu) 呂武稱製事”等處，與(yu) 《春秋》之法弗合。針對《通鑒》此類問題，朱文公在前輩巨儒辨明書(shu) 法的基礎上，斷以《春秋》之法，成《綱目》一書(shu) ，使後世能得以參詳。陳氏明確將《綱目》定位為(wei) “羽翼《通鑒》而補其所未及”。(37)在陳氏的表述中，我們(men) 能看到《通鑒》與(yu) 《綱目》在其知識體(ti) 係中的主次地位。

在隨後的敘述中，陳氏轉而說明《通鑒》為(wei) 何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陳氏指出，在魯國舊史的基礎上，孔子以筆削之法裁斷事實，樹立了以編年體(ti) 形式著史的典範。但自太史公改編年為(wei) 紀傳(chuan) ，後世史家可以係年而不複用，致使“紀事無統，條貫繁紊”。陳氏認為(wei) 這一狀況“曆數千年而不知改”，而司馬溫公以編年體(ti) 所作的《通鑒》，扭轉了這一困局。(38)

陳孔碩為(wei) 《綱目》作後序是受真德秀所托，時間在嘉定十二年(1219)夏。此後，真德秀“易帥江右”，臨(lin) 行前上書(shu) 朝廷，請求將《綱目》書(shu) 板交予國子監，以給四方之求。不久，朝廷答應了真氏的訴求。(39)真氏“以給四方之求”的言外之意，在於(yu) 試圖借助國子監將《綱目》廣行於(yu) 世。在書(shu) 板交付國子監之際，當年的冬十月，李方子又另作一篇後序。

真德秀和李方子二人共同刊印《綱目》。書(shu) 成後，委托朱門陳孔碩作後序一事，雖是經真氏之口，但顯然此事是真、李二人都認可之下的決(jue) 定。吊詭的是，李氏在溫陵刻本完成之初，並沒有毛遂自薦，親(qin) 為(wei) 《綱目》作後序，卻在已有陳氏後序的情況下，於(yu) 《綱目》書(shu) 板即將上呈國子監之時，趕製了另一篇後序。李氏自稱是真氏令自己“書(shu) 其所為(wei) 刻之故”，但縱觀李氏後序，刊刻《綱目》一事不及全文的四分之一，顯然“書(shu) 其所為(wei) 刻之故”僅(jin) 僅(jin) 是一種托辭，或者說僅(jin) 僅(jin) 是原因之一。

除“書(shu) 其所為(wei) 刻之故”部分外，李氏後序針對陳文而發的痕跡很明顯。與(yu) 陳文一致，李氏同樣沒有回避《通鑒》之於(yu) 編年體(ti) 史書(shu) 複興(xing) 的功績，認為(wei) 司馬溫公超然遠覽，作《通鑒》一書(shu) ，始複《春秋》編年之法，其功甚偉(wei) 。(40)陳、李二文最大的差異在於(yu) ，在表述《通鑒》與(yu) 《綱目》關(guan) 係時，李氏並沒有因為(wei) 《通鑒》的這種地位，而與(yu) 陳文一樣將《綱目》描述成羽翼《通鑒》之作。相反，李氏從(cong) 解構《春秋》入手，來構建《綱目》的形象，重新確認其在史學脈絡中的定位。

李氏認為(wei) 《春秋》的名稱、編年、策書(shu) ，分別是魯史的舊名、舊製、舊文，屬於(yu) 因襲。《春秋》之“作”在於(yu) “義(yi) ”，即本天道正人事、本王道正伯圖、嚴(yan) 君臣、辨內(nei) 外、懲惡勸善等。也正是由於(yu) 孔子所作之義(yi) ，原本作為(wei) 魯史的《春秋》才能被視為(wei) 經書(shu) 。在李氏巧妙的解構下，“麟經絕筆”也就不僅(jin) 意味著編年古法的廢墜，更重要的是《春秋》義(yi) 法湮沒不聞。而《通鑒》複興(xing) 的僅(jin) 是前者。朱子作《綱目》，如“帝曹魏、寇蜀漢；帝朱梁、寇河東(dong) ；係武後、黜中宗；屈原、四皓之見削；揚雄、荀彧之見取”等關(guan) 涉大經大法的關(guan) 節，盡合《春秋》勸懲之法。(41)在李氏看來，《綱目》是“振麟經之墜緒”，而不是如陳氏所言羽翼《通鑒》。

李氏通過解構《春秋》，不僅(jin) 為(wei) 《綱目》找到了在史學發展脈絡中的合理位置，同時也回答了《通鑒》與(yu) 《綱目》的關(guan) 係。二者之於(yu) 《春秋》所樹立的史學典範而言，前者的功績在於(yu) 回歸編年，後者在於(yu) 複興(xing) 義(yi) 法。《綱目》在李氏的筆下，不再是因《通鑒》而作，而是上承《春秋》，並“垂懿範於(yu) 將來”。

由此可見，李氏作後序固然一方麵是補充交待《綱目》刊刻的緣由與(yu) 過程，但更為(wei) 重要的是，之前陳氏塑造的《綱目》形象與(yu) 定位顯然無法滿足李氏的期望，因此李文又是為(wei) 針對陳文而發。在《綱目》刊布於(yu) 世後，類若李氏對《綱目》的描述，也不乏其例。如，在宋理宗時程試策論之書(shu) 《群書(shu) 會(hui) 元截江網》“諸史”門載：

自麟經絕筆，史法之褒貶不明久矣。至紫陽朱夫子出，始取溫公之《通鑒》而為(wei) 《綱目》一書(shu) ，則規圓矩方，繩直準正，始一仿乎《春秋》……吾始知《綱目》一書(shu) 皆文公史筆之追聖經者也。(42)

又如，羅大經的《鶴林玉露》“莽大夫”條載：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feng) 最推尊揚雄，以為(wei) 不在孟軻下。至溫公作《通鑒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shu) 莽大夫揚雄死……文公此筆與(yu) 《春秋》爭(zheng) 光。(43)

再有，王柏評價(jia) 《綱目》時，稱其為(wei) “精明核暢，發揮本旨，羽翼麟經”。(44)

我們(men) 可以看到，陳孔碩與(yu) 李方子的分歧，不僅(jin) 是發生在《綱目》刊行之初的個(ge) 案，而是整個(ge) 南宋時期《綱目》接受情況的一個(ge) 縮影。《綱目》刊行後，實際上主要並存著兩(liang) 種對《綱目》的定位和認知，一種認為(wei) 《綱目》是羽翼《通鑒》，另一則主張《綱目》比擬《春秋》。至宋元鼎革之際，《綱目》的這兩(liang) 種形象，被進一步選擇和過濾。學界以往認為(wei) 這一時期《綱目》地位的提升得益於(yu) 理學官學化、官方推崇等因素，(45)這固然是恰當的，但同時我們(men) 也應注意到當時正統論的討論所產(chan) 生的影響。

宋末元初，湧現了諸如胡一桂《十七史纂古今通要》、陳著《曆代紀統》、鄭思肖《古今正統大論》、朱右《曆代季統要覽》、楊維楨《三史正統辨》等眾(zhong) 多為(wei) 南宋存正統的著述。這些著述的理論基礎，幾乎無一不推本《綱目》的正統論。(46)《綱目》作為(wei) “通鑒學”下的區區一目類，在由宋入元的士人為(wei) 故國爭(zheng) 正統的話語鬥爭(zheng) 中，顯然已不合時宜，《綱目》的地位及其與(yu) 《通鑒》的關(guan) 係都需要重新確認。

宋遺民林景熙在為(wei) 彰顯蜀漢正統的《季漢正義(yi) 》一書(shu) 作序時強調：“《通鑒》，《魯史》也；《綱目》，《春秋》也。”(47)同樣經曆宋元更迭的戴表元在《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一文中說：

始餘(yu) 考論古今統係，於(yu) 周漢絕續之交，三國南北朝五代離合之際，未嚐不反複疑之也。乃至於(yu) 今承學之士，皆能黜魏、遠吳、尊蜀而進之，則以子朱子《通鑒綱目》之作，有補司馬公之未及焉……《通鑒》之事，弘於(yu) 《魯史》；《綱目》之心，儉(jian) 於(yu) 《春秋》。(48)

戴氏雖然指出朱子《綱目》補司馬公之未及，但顯然已不是將《綱目》納入“通鑒學”的觀念，戴氏進而強調《通鑒》與(yu) 《綱目》的關(guan) 係類似《魯史》與(yu) 《春秋》。

曾任元修遼、金、宋三史總裁官的揭傒斯在《通鑒綱目書(shu) 法序》中表達了與(yu) 戴表元相似的看法：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為(wei) 萬(wan) 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通鑒》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朱子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人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曹氏親(qin) 受漢禪，威加中國，率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率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49)

從(cong) 《綱目》之於(yu) 《通鑒》，猶如《春秋》之於(yu) 魯史的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此次重新定位《綱目》，涉及到對原有體(ti) 係中相關(guan) 要素的調整和解釋。《通鑒》被視作《魯史》，說明《通鑒》在原有譜係中的地位被進一步消解，而原先僅(jin) 次於(yu) 《春秋》的位置，完全被《綱目》所取代。

入元後，《綱目》被納入“通鑒學”的表征，便難尋蹤跡。這種變化說明在宋元之際，關(guan) 於(yu) 《綱目》的認知經過了一次篩選，《綱目》的“通鑒學”分支形象被遺棄，而《綱目》比擬《春秋》的認知則被強化。與(yu) 此同時，仿作、闡釋類著述在此階段大量出現，形成了以《綱目》為(wei) 中心的知識體(ti) 係。正如揭傒斯所言，當時論說《綱目》者，有數十家之多。(50)如果說圍繞《通鑒》而產(chan) 生的知識體(ti) 係被稱作“通鑒學”的話，那麽(me) ，至此《綱目》不但擺脫了“通鑒學”的桎梏，並誕生了以其為(wei) 核心的“綱目學”。(51)此後，《綱目》的地位與(yu) 影響遠邁《通鑒》之上，(52)有所謂“《春秋》後第一書(shu) ”(53)的讚譽。

四、結語

兩(liang) 宋時期史學的義(yi) 理轉向對傳(chuan) 統史學的發展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往學界基本認為(wei) 朱子《綱目》的出現代表了史學義(yi) 理化的完成，《綱目》也無疑扮演了典範性的角色。若從(cong) 義(yi) 理化史學本身體(ti) 例、書(shu) 法等完善程度的角度來講，這一觀點顯然是恰當的。但它卻忽略了冠於(yu) 《綱目》之前的，諸如圭臬、經典等具有權力意味的社會(hui) 化概念，往往是在印刷、閱讀、傳(chuan) 播、接受等知識的再生產(chan) 過程中得到建構的。

我們(men) 看到，南宋時，《綱目》刊布後，一方麵被納入“通鑒學”體(ti) 係，以羽翼《通鑒》而存在。這種形象的塑造，並沒有觸動時人觀念中原有史學係譜內(nei) 的秩序。《通鑒》仍因中興(xing) 編年而尊享僅(jin) 次於(yu) 《春秋》的地位。另一方麵，《綱目》又被認為(wei) 複興(xing) 了《春秋》勸懲之法，幾與(yu) 《春秋》爭(zheng) 輝。此類認知建構，已隱然有《綱目》取代《通鑒》原有地位之勢。這兩(liang) 種並存的認知，說明當時對《綱目》的定位還處於(yu) 遊移狀態。之後，經曆宋末元初正統論的討論，《綱目》的形象被進一步選擇，其中《綱目》歸於(yu) “通鑒學”的認知逐漸被過濾。史學係譜內(nei) 的秩序也得到一次較大的變動。《通鑒》被視為(wei) 魯國舊史，《綱目》則貴為(wei) 擬《春秋》的“史中經”，此後仿從(cong) 、闡釋《綱目》，蔚然成風，逐漸形成“綱目學”。

注釋：

①關(guan) 於(yu) 這一問題的討論主要有呂謙舉(ju) ：《宋代史學的義(yi) 理觀念》，杜維運、黃進興(xing) 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第1冊(ce) ，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年，第402～415頁；劉複生：《說北宋中期儒學嬗變與(yu) 史學的變化》，《史學史研究》1993年第2期；劉連開：《理學和兩(liang) 宋史學的趨向》，《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1期；錢茂偉(wei) ：《關(guan) 於(yu) 理學化史學的一些思考》，《華東(dong) 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羅炳良：《宋代義(yi) 理史學再評價(jia) 》，鄧小南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2008)》，雲(yun) 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04～519頁；湯勤福：《義(yi) 理史學發微》，《史學史研究》2009年第1期；曹宇峰：《南宋義(yi) 理史學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最近有學者采用詮釋學的視角，探討義(yi) 理史學中史家對事實的重建與(yu) 闡釋，參見曹鵬程：《曆史事實的重建與(yu) 詮釋：宋代義(yi) 理史學再認識》，《史學月刊》2014年第12期。

②參見鄧誌峰：《義(yi) 法史學與(yu) 中唐新史學運動》，《複旦學報》2004年第6期；湯勤福：《義(yi) 理史學發微》，《史學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③William St.Clair,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18.關(guan) 於(yu) 此書(shu) 的介紹可參閱李仁淵：《閱讀史的課題與(yu) 觀點：實踐、過程、效應》，《新文化史與(yu) 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39～242頁。

④關(guan) 於(yu) 這兩(liang) 者的研究取徑可分別參閱張仲民：《從(cong) 書(shu) 籍史到閱讀史——關(guan) 於(yu) 晚清書(shu) 籍史/閱讀史研究的若幹思考》，《史林》2007年第5期；[英]彼得·伯克：《知識社會(hui) 史：從(cong) 古騰堡到狄德羅》，盧建榮、賈士蘅譯，麥田出版社，2003年。

⑤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69《西山真文公行狀》，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267頁。

⑥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34《題李果齋所書(shu) 鄭伯元詩後》，商務印書(shu) 館，1937年，第619頁。

⑦李方子：《李方子後序》，《禦批資治通鑒綱目》卷首下，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86年，第689冊(ce) ，第29頁。

⑧陳孔碩：《宋溫陵刻本資治通鑒綱目後語》，《朱子全書(shu) 》第11冊(ce) 附錄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00～3501頁。

⑨李方子：《李方子後序》，《禦批資治通鑒綱目》卷首下，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689冊(ce) ，第30頁上。

⑩趙希弁：《讀書(shu) 附誌》，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shu) 誌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10頁。

(11)關(guan) 於(yu) 台灣故宮藏本信息，參閱虞萬(wan) 裏：《黑城文書(shu) 〈資治通鑒綱目〉殘葉考釋》，《歐亞(ya) 學刊》2005年第7輯。

(12)嚴(yan) 文儒亦認為(wei) 國圖本與(yu) 上圖本同樣是元至元二十四年刻本。嚴(yan) 文儒：《〈通鑒綱目〉宋元版本考》，《華東(dong) 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

(13)李致忠：《昌平集》卷七“元詹光祖月崖書(shu) 堂刻本”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15～416頁。

(14)虞萬(wan) 裏：《黑城文書(shu) 〈資治通鑒綱目〉殘葉考釋》，《歐亞(ya) 學刊》2005年總第7輯。

(15)參見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月厓書(shu) 堂”條，齊魯書(shu) 社，1999年，第70頁。

(16)關(guan) 於(yu) 劉寬裕刊本信息，可參嚴(yan) 文儒：《〈資治通鑒綱目〉明代刻本考詳》，《古籍研究》2001年第1期。

(17)參見《禦批資治通鑒綱目》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689冊(ce) ，第1～49頁。

(18)司馬光：《資治通鑒》第20冊(ce) 附錄《進書(shu) 表》，中華書(shu) 局，1956年，第9607頁。

(19)司馬光：《資治通鑒目錄》卷1《序》，商務印書(shu) 館，1989年，第1頁。

(20)胡寅撰，容肇祖點校：《斐然集》卷25《先公行狀》，中華書(shu) 局，1993年，第560頁。

(21)朱熹：《朱子序例》，《禦批資治通鑒綱目》卷首上，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689冊(ce) ，第3頁。

(22)趙希弁：《讀書(shu) 附誌》，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shu) 誌校證》，第1110頁。

(23)陳振孫：《直齋書(shu) 錄解題》卷4“編年類《通鑒綱目》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8頁。

(24)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7《皇朝編年舉(ju) 要備要序》，第465頁。

(25)王應麟：《通鑒答問》卷1“周威烈王”條、卷2“屈平”條，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686冊(ce) ，第619、638頁。

(26)黃履翁：《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1《治鑒綱目》，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942冊(ce) ，第509～510頁。

(27)姚勉著，曹詣珍、陳偉(wei) 文校點：《姚勉集》卷38《本朝長編節要綱目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6頁。

(28)周應合：《景定建康誌》卷33《文籍誌一》，《中國地方誌集成》“省誌輯·江蘇一”，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1233～1235頁。

(29)王應麟：《玉海》卷47《藝文》“治平資治通鑒”條，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1987年，第897頁。

(30)此處借用近人張須提出“通鑒學”概念來形容這一知識體(ti) 係。張氏認為(wei) 除《通鑒》本身之外，“通鑒學”包含“枝屬”和“後繼”。前者是溫公自為(wei) 之書(shu) ，或本與(yu) 《通鑒》相輔而行，或其作意與(yu) 《通鑒》相近，如《通鑒考異》《通鑒釋例》等。後者又包括“繼承”與(yu) “改革”。凡自搜史料，而應用《通鑒》義(yi) 例，賡續成書(shu) ，衍其家者，屬於(yu) 繼承者，如《通鑒外紀》《續資治通鑒長編》等；而自定義(yi) 例，別張一軍(jun) ，遂成專(zhuan) 門者，此屬於(yu) 改革者，如《通鑒紀事本末》《資治通鑒綱目》等。張須：《通鑒學》，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9頁。

(31)嶽柯：《寶真齋書(shu) 法讚》卷十八，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263頁。

(32)樓鑰：《樓鑰集》卷二十四《講筵論資治通鑒》，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55頁。

(33)李流謙：《澹齋集》卷十八《得通鑒一綱目一發明管見各一歡忭而書(shu) 》，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133冊(ce) ，第758頁。

(34)劉炎：《邇言》卷十“經籍”，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703冊(ce) ，第544～545頁。

(35)劉鹹炘：《劉鹹炘學術論集·史學編》(下冊(ce)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28頁。

(36)高似孫著，左洪濤校注：《高似孫〈緯略〉校注》卷12“《通鑒》”條，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46頁。

(37)(38)陳孔碩：《宋溫陵刻本資治通鑒綱目後語》，《朱子全書(shu) 》第11冊(ce) 附錄二，第3500頁。

(39)(40)李方子：《李方子後序》，《禦批資治通鑒綱目》卷首下，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689冊(ce) ，第29、28頁。

(41)李方子：《李方子後序》，《禦批資治通鑒綱目》卷首下，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689冊(ce) ，第28～29頁。

(42)佚名：《群書(shu) 會(hui) 元截江網》卷29《諸史》“時政”條，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934冊(ce) ，第428～429頁。

(43)羅大經：《鶴林玉露》丙集卷6“莽大夫”，中華書(shu) 局，2008年，第340頁。

(44)王柏：《魯齋集》卷四《續國語序》，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60頁。

(45)參閱湯勤福：《義(yi) 理史學發微》，《史學史研究》2009年第1期。

(46)關(guan) 於(yu) 《綱目》對元代正統論的影響，可參閱江湄：《元代“正統”之辨與(yu) 史學思想》，《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王建美：《朱熹理學與(yu) 元初的正統論》，《史學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7)林景熙：《霽山集》卷5《季漢正義(yi) 序》，中華書(shu) 局，1960年，第131頁。

(48)戴表元著，陳曉冬、黃天美點校：《戴表元集》上冊(ce) 《剡源集》卷19《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4頁。

(49)(50)揭傒斯：《揭傒斯全集》文集卷3《通鑒綱目書(shu) 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11～312頁。

(51)葛兆光曾指出從(cong) “通鑒學”到“綱目學”的現象。葛兆光：《從(cong) 〈通鑒〉到〈綱目〉——宋代通鑒學之一脈》，《揚州師院學報》1992年第3期。

(52)喬(qiao) 治忠：《中國史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03頁。

(53)全祖望撰，朱鑄禹匯校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中)，《鮚埼亭集外編》卷34《書(shu) 朱子〈綱目〉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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