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家國情懷”怎樣異於(yu) 西方

作者：萬(wan) 君寶（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

來源：《解放日報 》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七月初一日辛巳

        耶穌2017年8月22日

西方社會(hui) 傳(chuan) 統上主要關(guan) 注企業(ye) 和政府這兩(liang) 大組織，通過企業(ye) 的效率和政府的公平構建社會(hui) 協調發展的製衡機製。在中國的社會(hui) 結構中，存在著強大的第三方組織——家庭，而家國同構使家庭、企業(ye) 、政府間更容易形成縝密的協作型、一體(ti) 化社會(hui) ，從(cong) 而更有利於(yu) 國家的安寧、社會(hui) 的進步與(yu) 全社會(hui) 總體(ti) 效率的提高。這是隱含在中國社會(hui) 結構中的文化秘密。

中國人常常有這樣的認識：家國同構。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大背景下，“家”和“國”大致是按照同樣的組織原則加以構建的。中國人稱“我們(men) ”為(wei) “大家”、“他人”為(wei) “人家”、“祖國”為(wei) “國家”，折射出中國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家”的文化。它是家國情懷的起點和終點。

家庭是中國古代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基本組織單元；家庭關(guan) 係是中國文化係統中最基本卻最精致的社會(hui) 關(guan) 係，中國人圍繞家庭關(guan) 係建立了世界上最複雜的人際識別係統。家庭承擔著中國社會(hui) 長治久安的基本治理功能，包括經濟、財政、教育、醫療、養(yang) 老等本應由政府部分或全部承擔的社會(hui) 保障功能。在曆史上的社會(hui) 動亂(luan) 中，家庭保障還是抵禦“政府失靈”“無政府狀態”的“避難所”。從(cong) 孟子的“王道之政”到陶淵明的“桃花源”再到新時代的“家國夢”，家庭為(wei) 中華民族的發展與(yu) 複興(xing) 提供了強大支撐。

家國同構與(yu) 家國異構帶來不同的治理模式

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係統中，家國同構表現為(wei) 家國同“倫(lun) ”、家國同“道”、家國同“德”、家國同“治”、家國同“存”。

先來看家國同“倫(lun) ”，它要求治家與(yu) 治國同樣遵循“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的相同倫(lun) 理原則。

再來看家國同“道”，無論道家的“無為(wei) 而治”還是儒家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要遵循同樣的管理原則：“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在中國人的意境中，“鬥室”與(yu) “天下”無異，“陋室”與(yu) “朝堂”同工。

就家國同“德”來說，孟子強調“四端”，即“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中國文化強調“以德服人”，為(wei) 政以德，治家以德，無德者將喪(sang) 失立足的基礎，也就失去了治家、治國的人格底線。

接下來看家國同“治”，在中國人的心理結構中，從(cong) 一家之長，到一地之長，再到一國之長，其治理模式並無本質區別。因此，中國文化順理成章地認可並選擇了家庭管理中的“家長製”和國家治理中的“精英政府”模式。

最後來看家國同“存”，在麵對國家災難、社會(hui) 危機以及“忠”“孝”難以兩(liang) 全時，中國人具有與(yu) 生俱來的大局觀和舍生忘死、舍生取義(yi) 的自我犧牲精神。正所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國之不存，何以家為(wei) ”。

而在西方文化中，從(cong) 洛克的《政府論》到盧梭的《契約論》，“家”和“國”被看作兩(liang) 個(ge) 不同的領域，遵循著不同的組織原則和治理原則。在洛克和盧梭看來，為(wei) 了維護人的天生自由權，人們(men) 訂立契約、成立政府；統治者的權力來源於(yu) 被統治者的同意，“人們(men) 聯合成為(wei) 國家和置身於(yu) 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men) 的財產(chan) ”。在這種關(guan) 係中，家庭隻是人的自由權和財產(chan) 權的結合體(ti) ，政府是國家的臨(lin) 時代理機構，家國之間往往處於(yu) 個(ge) 人自由權、財產(chan) 權的對立關(guan) 係中，需要不同政治團體(ti) 之間的權力鬥爭(zheng) 和選舉(ju) 政治來加以平衡。

有西方學者就曾感慨：“我們(men) 西方人將國家看作是一個(ge) 侵入者、一個(ge) 陌生人，自然地其權力應該是有限的、明確界定的和加以限製的機構。中國人對國家完全不這樣看，中國人將國家看作是親(qin) 密的——並不是和家庭成員一樣親(qin) 密，事實上也不被看作是家庭的一個(ge) 成員，卻是所有家庭的首腦、所有家庭的家長。這就是中國人對國家的看法——與(yu) 我們(men) 的非常非常不同。它以一種完全不同於(yu) 西方的方式深植於(yu) 社會(hui) 之中。”

家國同構與(yu) 家國異構，帶來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在東(dong) 方文化背景尤其是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情境下，衡量善政還是暴政、善治還是惡治的依據就在於(yu) 它是否有利於(yu) 民生，是否有利於(yu) 百姓的生存與(yu) 發展。由此，民生是中國曆代王朝關(guan) 注的政治主題之一。圍繞這一關(guan) 鍵問題與(yu) 核心價(jia) 值觀，中國文化孕育出統一、和諧、責任、奉獻、個(ge) 人利益服從(cong) 集體(ti) 利益等為(wei) 導向的價(jia) 值觀體(ti) 係。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民主”是現代西方政府永恒的政治，即便它是通過權力鬥爭(zheng) 和民意操縱而呈現的金錢民主與(yu) 選票民主。圍繞這一關(guan) 鍵問題與(yu) 核心價(jia) 值，西方文化發展出屬於(yu) 他們(men) 的自由、人權、公正透明、政治參與(yu) 等為(wei) 導向的價(jia) 值觀體(ti) 係。

獨特的文化結構製度設計把遼闊疆域組成一個(ge) 家庭

家國同構提供了中國特有的文化競爭(zheng) 力。根據世界史學者許明龍的研究，早在18世紀，法國的一批啟蒙思想家就隱約感受到中國人的這種獨特文化結構，並把它看作超越西方的製度設計。

例如，赫爾巴赫在《社會(hui) 體(ti) 係》一書(shu) 中指出，“人們(men) 感到，在（中國）這個(ge) 幅員遼闊的國家中，倫(lun) 理道德是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唯一宗教”，“把政治和倫(lun) 理道德緊緊相連的國家隻有中國”。這幾乎是對家國同“倫(lun) ”的一種精確的暗示。還有啟蒙思想家對家國同“道”表達得更為(wei) 直白：“中國人對倫(lun) 理和政治不加區分，修身與(yu) 治國之道德實為(wei) 一體(ti) 。”而伏爾泰最接近於(yu) 揭示家國同構這一文化結構的內(nei) 在實質。他指出，“根本的法律是：帝國是一個(ge) 家庭，因此，公共事業(ye) 被視為(wei) 首要義(yi) 務”，“這種深入人心的思想把幅員遼闊的國家組成為(wei) 一個(ge) 家庭”。

家國同構為(wei) 中國帶來強大的文化軟實力。

一是它造就了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南懷瑾認為(wei) ，在政治安寧的情況下，中國人隻需要30年，就可以造就一個(ge) 開明盛世。

二是它推動了改革開放的成功和“一帶一路”的全新格局。從(cong) 開放之初的“萬(wan) 元戶”，到全球消費投資的“中國大媽”，再到世界各地的華人企業(ye) ，無不展示中國家庭財富增長後帶來的巨大推力。

三是它為(wei) 中國的“舉(ju) 國體(ti) 製”提供了強大的社會(hui) 支撐。家國同構為(wei) 古代的萬(wan) 裏長城、大運河等超級工程提供了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基礎，同樣也為(wei) 三峽大壩、青藏鐵路、南水北調等當代超級工程提供了社會(hui) 文化基礎。

四是它為(wei) 中國夢的實現與(yu) 世界和平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社會(hui) 基礎和組織動力。中國曆史上的偉(wei) 大社會(hui) 變革——從(cong) 井田製、商鞅變法到現代的農(nong) 村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都有一個(ge) 共同的特點：改革的關(guan) 注點起始於(yu) 家庭，改革的成果回歸於(yu) 家庭。

總之，西方社會(hui) 傳(chuan) 統上主要關(guan) 注企業(ye) 和政府這兩(liang) 大組織，通過企業(ye) 的效率和政府的公平構建社會(hui) 協調發展的製衡機製。在中國的社會(hui) 結構中，存在著強大的第三方組織——家庭，而家國同構使家庭、企業(ye) 、政府間更容易形成縝密的協作型、一體(ti) 化社會(hui) ，從(cong) 而更有利於(yu) 國家的安寧、社會(hui) 的進步與(yu) 全社會(hui) 總體(ti) 效率的提高。

這是隱含在中國社會(hui) 結構中的文化秘密。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