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在“學案體(ti) ”的背後

作者：金曉剛（浙江大學曆史係博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三十日庚辰

         耶穌2017年8月21日

清初黃宗羲纂《明儒學案》，標誌著“學案體(ti) ”的成熟與(yu) 正式定型。黃氏又草創《宋元學案》，未畢而逝，經黃百家、全祖望的續補以及王梓材、馮(feng) 雲(yun) 濠的校定，最終刊刻成書(shu) 。此後，“學案體(ti) ”著作風靡一時。嘉道之際，唐鑒撰《學案小識》，姚椿、沈曰富等人欲撰《國朝學案》。民國時期，徐世昌又主編《清儒學案》。“學案體(ti) ”蔚然成為(wei) 學術史編纂中的獨特體(ti) 裁。與(yu) 此同時，對“學案體(ti) ”著作的節選、重編也方興(xing) 未艾。但長期以來，學界對這些選本多一瞥而過。其實，這些選本經編者的精心節選，蘊藏了編纂的思想寄托與(yu) 內(nei) 在關(guan) 懷。於(yu) “學案體(ti) ”背後，尋繹這一編纂語境，可以一睹學術與(yu) 現實脈動的思想史軌跡，還有裨於(yu) 重新認識這些選本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

《宋元學案》。資料圖片

一

史學大家梁啟超對《宋元》《明儒》兩(liang) 學案素來推崇備至，讚譽兩(liang) 書(shu) 為(wei) “中國完善學術史的開端”。早在1905年，他就纂有《節本明儒學案》。《例言》稱，本書(shu) 所抄“專(zhuan) 在治心治身之要，其屬於(yu) 科學範圍者，一切不抄”，因此多采明儒之道德修養(yang) 言行，書(shu) 中還附有眾(zhong) 多針對現狀而發的眉批。這些均顯露出梁氏此時的關(guan) 切所在。考察此書(shu) 的背景，正處維新運動失敗，梁氏流亡日本期間。他目睹革命黨(dang) 人一味追求功利，忽視道德修養(yang) ，因此著《新民說》呼籲國民重視道德之培養(yang) 。在他看來，拯救國家首先在於(yu) 個(ge) 人道德之修習(xi) ，而不能光憑豪傑之氣與(yu) 功利之事。他認為(wei) ，真正的豪傑無不注重道學涵養(yang) ，因此他推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鼓勵仁人誌士敢作敢為(wei) ，但又不能效仿泰州學派“現成良知”的流弊。梁氏采擷明儒的道德言行，正欲從(cong) 中汲取重鑄國民道德之資。因此，節選本之樣貌、用意與(yu) 《明儒學案》以存陽明之學的原旨相去甚遠。

吳虞在1907年輯有《宋元學案粹語》，書(shu) 中選錄了從(cong) 胡瑗至鄭玉共91人之語，這些言語多“切於(yu) 身心日用而明顯簡要”。吳虞獨節此類修身、論世、講學、為(wei) 文之語，亦有其自身的考慮。在他的視域中，近代以來，西學大量湧入，科技與(yu) 知識雖代謝迅猛，但道德並未俱進，反而大衰。國家衰敗、社會(hui) 激蕩的重要症結很大程度緣於(yu) 世道澆漓，道德沉淪。因此，節選古人粹語，借古人德言善行之表舉(ju) ，呼籲德育建設，以重建社會(hui) 的道德秩序。

近代以來，麵對列強侵略、國家危難的局麵，有識之士汲汲於(yu) 救亡圖存，從(cong) 政治、實業(ye) 、教育、體(ti) 育等途徑多層麵、多渠道尋求救國之方。在這過程中，許多人將國家衰頹歸咎於(yu) 世風敗壞、人心淪喪(sang) ，因此追本溯源，聚焦並呼籲社會(hui) 的德育建設，通過宣講聖賢言行，陶鑄心性道德，培養(yang) 德智兼備之士，達到重塑社會(hui) 的目的。梁啟超、吳虞對學案的節選即是重視德育、重建道德秩序的訴求表現。

黃宗羲像。資料圖片

二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華書(shu) 局編輯繆天綬選注了《宋元》《明儒》兩(liang) 學案。繆氏認為(wei) 《宋元學案》屬學術史著作，並為(wei) 之增補罅缺。在《學說》一欄，繆氏取法哲學史的模式，按宇宙論、心論、修為(wei) 方法論的次序采錄各家之學。在《附錄》中又列“遺事”“批評”，補充人物傳(chuan) 記與(yu) 後世評價(jia) 。對原著遺漏的重要材料，亦稍采他書(shu) 補入。此外，他又稍改全祖望的思想觀，站在近世以來朱陸之爭(zheng) 的視域上，遴選、編排思想人物。選注《明儒學案》，一改黃宗羲以陽明學為(wei) 中心的路徑，而以朱陸消長作為(wei) 主線，將明代學術分為(wei) 述朱期、王學盛期、王學修正期。可以看出，繆氏力圖在這兩(liang) 部選注中，最大可能地呈現宋明儒學的發展簡史。

同一時期，胡秋原編有《節選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節補》（1944）。前者按時間順序，收錄慶曆、黨(dang) 爭(zheng) 、新學、涑水等15個(ge) 學案，大體(ti) 介紹了宋元儒學史源流。如果說《節選宋元學案》基本依據原著，而《明儒學案節補》已越出原著，大有重寫(xie) 學術史之意味。胡氏不滿足黃宗羲所收明儒止於(yu) 劉宗周、孫奇逢，且僅(jin) 限理學人物，他特別表彰西學影響下徐光啟等人的時代意義(yi) ，以及明末清初遺民的忠烈氣節，因此在節補本中增補了西學人物（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王征）與(yu) 明末遺民（朱舜水、方以智、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李顒）的傳(chuan) 記。

繆、胡所選兩(liang) 學案，均屬麵向社會(hui) 的係列普及讀物，其目的在於(yu) 讓世人更多了解理學發展的真相，消除對理學的誤解，因此以學術史視角裁剪兩(liang) 學案，簡明扼要地梳理宋明理學史，全書(shu) 結構亦有所變動，但用意或與(yu) 兩(liang) 學案的初衷最為(wei) 接近。

三

抗戰期間啟動《重編四朝學案》，由陳訓慈、李心莊重編《宋元》《明儒》兩(liang) 學案，錢穆負責《重編清儒學案》。與(yu) 原著相比，重編《宋元學案》在人物序列上略有調整。如按時間先後將荊公新學、蘇氏蜀學移於(yu) 《橫渠學案》後；將巽齋、介軒學案上移，僅(jin) 次《雙峰學案》；又將帶有“蓋示外之意”的《學略》一律改為(wei) 《學案》。這些表明，編者已突破傳(chuan) 統的程朱道統觀，對王安石與(yu) 蘇軾的學術有了客觀認識。

至於(yu) 人物傳(chuan) 記，重編本全部刪削“理論深玄不易理解”“批評涉及意氣近於(yu) 排擊”“迷信怪誕或晦澀或謗訐”之語，甚至刪除反映全祖望宏大思想史觀而具重要意義(yi) 的《屏山諸儒學案》《元祐》《慶元》黨(dang) 案，唯保留“重其躬行實踐可為(wei) 世法者”。而在各家論著中，增補了“確有創獲，足以牖發心智增長誌氣者”，如周敦頤的《通書(shu) 》、文天祥的《正氣歌》。又原著僅(jin) 采王安石《王霸論》等九篇文章，但編者認為(wei) 此不足以反映荊公經世之精神，因此“增《上仁宗皇帝書(shu) 》原文，及節引《禮樂(le) 論》《大人論》等數節，俾更得見其經世治國之規略，與(yu) 其學說思想之要諦”。對於(yu) 傳(chuan) 記、論著後的《附錄》，重編本亦刪除“瑣行片語無關(guan) 宏旨”而保存“足彰其人之學問行誼事業(ye) 之大者”。顯然，編者欲凸顯的是學術的經世精神。因此，原本以議論見長的宋儒在重編本中被塑造成“重躬行實踐”“有俾於(yu) 經世治國”的豪傑人物。

李心莊重編《明儒學案》的原則一仍《重編宋元學案》，對人物傳(chuan) 記的刪選，“所留事跡，重在躬行、實踐可為(wei) 世法者”，強調諸儒的嘉言懿行。對於(yu) 思想史上重要的儒釋之辨、朱陸之爭(zheng) ，以及理學中的心性、理氣討論，李心莊認為(wei) 屬“深玄晦澀”“攻訐瑣屑”且無關(guan) 治世，故悉數刪除。由此可見，《重編明儒學案》意在推揚儒者的實踐精神與(yu) 道德品格。

錢穆的《重編清儒學案》也以理學精神為(wei) 評判標準，重視氣節的忠義(yi) 與(yu) 學說的實踐，如頌揚晚明遺民理學而貶低清初理學名臣，認為(wei) 孫奇逢、刁包屬“吾儒一線之真脈者”，卻訾議陸隴其“居鄉(xiang) 裏為(wei) 一善人，當官職為(wei) 一循吏，如是而止”，李光地“論學不免為(wei) 鄉(xiang) 願，論人不免為(wei) 回邪”。全書(shu) 所選人物僅(jin) 限理學範圍，故給人一部清代理學發展史的印象，這與(yu) 《清儒學案》的旨要大不相同。但因為(wei) 原著堅持廣收博采，熔漢宋之學為(wei) 一爐，大體(ti) 反映了清代學術整體(ti) 而複雜的學術生態。

縱觀四朝學案的重編本，重在表彰儒者的品行與(yu) 學說的經世，一改學案原著關(guan) 涉儒學源流與(yu) 學說思想的旨要，活生生成為(wei) 儒者的言行錄與(yu) 品行史。考察這一重編的緣由，可從(cong) 編者所處的語境推勘得知。當時正處抗戰烽火，為(wei) 砥礪民族自信，一大批學人紛紛表舉(ju) 曆史上的忠烈人物，宣揚民族氣節，詮釋抗戰必勝的信心。《重編四朝學案》，彰顯躬行的忠義(yi) 與(yu) 學說的經世，即是學術救國運動下的一幀剪影。

從(cong) 上述對學案節本的考察，可清晰發現，曆史文本的節本雖以原典展開，但曆經不同人的重編，全書(shu) 框架、結構已發生變動，呈現出與(yu) 原著不同的麵相與(yu) 內(nei) 涵。這種節選，與(yu) 其說是對經典文本的介紹，不如說是改編者自身寄望與(yu) 訴求的表達。毫無疑問，以文獻學的視野去評判這些節選本的文本價(jia) 值，難免自落窠臼。事實上，經過這種自覺不自覺的“誤讀”，曆史文本綻放出更多的文化內(nei) 涵，也一定程度實現了原著的再升值。在這種節選與(yu) 重編的過程中，曆史文本既為(wei) 後人提供了“為(wei) 我所用”的資源，也再度強化了自身的經典地位。

學案節選本的盛行，也折射出中國源遠流長的選本傳(chuan) 統。近代以前，中國學問方式以“經典詮釋型”為(wei) 主，通過對經典的注疏、發揮，如對四書(shu) 五經或《老》《莊》文本的注解、節選，表達個(ge) 人的思想觀點，寄寓自己的學術見解。從(cong) 梁啟超、陳訓慈、胡秋原對學案的節選、補編，可以明顯看出，在新舊更迭、中西交匯的近代，許多知識人在從(cong) 傳(chuan) 統向現代轉型的古典今釋道路上，一方麵積極引介西方知識體(ti) 係以闡釋中國傳(chuan) 統學問，另一方麵仍自覺繼承中國固有的詮釋方式，以選本的形式，對經典進行重新注解、重新闡釋，昭示出選本傳(chuan) 統在近現代的延續及其旺盛的生命力。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