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曉光】我為什麽主張“儒化”

    我為什麽主張“儒化”
    ——關於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保守主義思考
    作者：康曉光

整理者按：今年，康曉光教授在中國科學院、巴黎政治大學、貴陽陽明精舍、北京廣播學院、中國政法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等多個場合，圍繞中國政治發展問題發表了看法。11月24日，康曉光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麽主張‘儒化’”的演講。根據康曉光教授的要求，我們以這次演講為基礎，綜合曆次演講的內容，整理出這份“演講稿”。該演講稿比較係統地反映了近年來康曉光教授關於中國政治發展的見解。現經康曉光教授本人同意，公開發表。韓恒等，2004年12月8日。

一、背景

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我為什麽主張‘儒化’”。為什麽選擇這樣一個題目呢？11月8號，新加坡的《聯合早報》刊登了孫傳煒對我的一個專訪，標題是“學者康曉光：中國民主化是禍國殃民的選擇”。報道中出現了“斬釘截鐵”、“禍國殃民”、“唯一選擇”之類的詞語，非常刺激，但是報道本身又很短，缺乏必要的論證。新聞記者嘛，追求的效果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看來，記者的目的是達到了，這篇報道的確引來了軒然大波。在網上，特別是那些重要的思想文化網站上，像凱迪網絡、世紀中國、關天茶社等等，各種評論排山倒海。我瀏覽了一下，叫好的很少，亂罵的居多。這也沒什麽可奇怪的。因為這篇報道一下子捅了兩個“馬蜂窩”，一個是“民主完美迷信”，一個是“儒家萬惡迷信”。一般情況下，我對各種“商榷”和“討伐”的態度是不予理睬。但是，這一次我感覺有必要作出回應。今天，借這個機會，對有關的質疑做一個係統的回應，簡明扼要地向大家交代一下，這些想法的來龍去脈及其內在邏輯。

在那篇報道裏，我指出，中國應該拒絕民主化，民主化是一個禍國殃民的選擇，中國應該選擇“儒化”，也就是說，根據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國社會。《聯合早報》沒有歪曲我的觀點。不錯，這就是我的觀點！隻不過論證得不充分，表述得不係統。就這個問題而言，一個完整的論述必須回答四個問題：首先，要說明現狀不能夠也不應該延續下去。其次，要說明競爭性方案不可取。這種競爭性方案在當今時代就是自由民主主義。第三，要說明替代方案是什麽？我認為就是“仁政”。同時，還要說明替代性方案優於現狀和競爭性方案。第四，要說明替代性方案具有可行性，或者說，仁政不僅僅是烏托邦。如果能把這四個問題很好地回答了，那麽我的主張也就得到了論證。

我今天講的這些東西，不是什麽新東西，而是我過去發表的一係列觀點的匯總。這些觀點出現在如下論文中：“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再論‘行政吸納政治’”、“中國：90年代的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論合作主義國家”、“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文化民族主義論綱”、“中國特殊論：對中國25年改革經驗的反思”。它們大多數發表在北京的《戰略與管理》上，一篇發表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紀》上，一篇發表在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上。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也可以到我的個人主頁去看。地址是https://kxg1963.nease.net。遺憾的是，今年下半年《戰略與管理》被封掉了。中國的事，真是叫人無奈啊！

二、對現狀的判斷

理解“現狀”的最佳途徑是研究“曆史”。但是，今天沒必要扯得太遠，我的回顧就到1978年為止。在這裏，我隻想對二十多年來中國改革的過程及其結果做一個簡短的評價。

製度變遷

鄧小平的許多改革構想形成於六七十年代。這些思考體現的是韋伯的理性化邏輯，而不是自由民主理念。不要忘了，鄧小平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當他真正掌握權力之後，就把自己當年的想法付諸實施。總的來看，鄧小平還是一個共產黨人，他追求的還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他並不想徹底背離共產黨的傳統。當然，他的改革實際上遠遠超出了他當初的預期。

中國改革的最大壓力來自經濟領域。麵對西方的示範壓力，執政者需要在經濟發展方麵作出像樣的成績，才能給被統治者一個交代，才能論證自己統治的合法性。經過二三十年的冷戰，一個“共識”被逐漸接受，這就是市場經濟能夠比計劃經濟更有效地推動經濟增長。所以，鄧小平的改革，主要集中於經濟領域。當然，他也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實行了一係列的改革。經濟領域中的市場化改革，確實給中國帶來了經濟增長，而持續二十多年的驚人的高速增長，也確實為共產黨提供了“政績合法性”，為中國的政治穩定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市場化改革的影響決不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在市場經濟逐漸取代計劃經濟的過程中，中國的政治製度也隨之發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這種政治製度的變化，首先體現在中國由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權威主義的國家，或者是後極權主義的國家。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政府不再全麵地控製社會的經濟活動，社會中最重要的活動（經濟活動）和最重要的資源（財富）逐漸脫離了政府的控製。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當經濟活動與政府逐漸分離的時候，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就開始出現了。中國的社會形態也隨之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如今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和個人活動不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受到政府的全麵控製。現在，隻要你不主動挑戰共產黨的權威，它一般不會來管你。即使你主動挑釁，隻要不是在公共領域，它一般也不會理睬。共產黨已經由過去的積極進攻變成了現在的被動防守。所以呀，市場化不僅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結構，也改變了它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甚至改變了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

階級分化及聯盟策略的調整

伴隨著製度的變化，中國的社會階級的構成也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毛澤東時代，精英集團隻有一個，那就是黨政官僚，處於社會中層的是工人，等而下之的是農民，最底層的是知識分子，而資本家和地主則是公開消滅的對象。但是，隨著市場的拓展，這一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原來被消滅的資本家和地主階級重新崛起，成為新的精英集團，進入了上層社會，憑借手中的財富獲得了非凡的影響力。原來被打入底層的知識分子，現在又蹦了上來，成為新的社會精英。而原來的“領導階級”（工人）和它的“同盟軍”（農民）則淪落為新的社會底層。毫無疑問，今天的社會底層就是工人和農民。這是不爭的事實。誰都心知肚明。誰也無法掩蓋。

對於政治穩定來說，最大的威脅並不是製度的變化，而是階級結構的變化，特別是那種翻天覆地的劇變。在短短的十五六年的時間裏，統治集團原來依賴的群體淪落到了社會的底層，而原來的敵對階級成了社會的核心力量。這對於一個希望繼續掌握政權的政府來說是一個最嚴峻的挑戰。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其實這也是統治的首要問題。所以，麵對全新的階級結構，統治者必須重新回答如下問題：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鎮壓誰。也就是說，需要重新調整“階級聯盟策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這樣的調整結束了。政府明智地拋棄了工人和農民，與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結成了聯盟。我把它稱之為“精英聯盟”。“三個代表”就是這種聯盟的政治宣言。正是這樣一種新老精英的統治聯盟，保持了中國的政治穩定，維持了中國的經濟繁榮。

精英聯盟的機製與功能

注意，這個“精英聯盟”非常重要！它的形成和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也擁有很強的生命力。中國這二十多年的成就與罪惡都和它緊密相連。無論是理解現實，還是設計未來，都要從這種聯盟出發。所以，在這裏，我要多講幾句。

共產黨和經濟精英的關係從改革之初到現在都是比較和諧的。這不是偶然的！共產黨需要通過經濟增長來維持政治穩定，而政治穩定是其最根本的利益。為了推動經濟增長就要搞市場經濟，要搞市場經濟就要有資本家和管理者，而後者最需要的是財富。市場化改革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增長，給政治精英帶來穩定，給經濟精英帶來利潤。所以在市場化和發展經濟方麵，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表達了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共同訴求。所以，在中國，從改革開放一直到現在，資本家和共產黨從來沒有鬧過什麽大別扭，相反，它們和睦相處，親如兄弟。

但是，知識精英與共產黨的關係經曆了曲折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兩者衝突不斷，90年代以後衝突消失了。為什麽知識分子不鬧了？有人說是因為嚴厲的鎮壓，還有人說是因為收買。確實，鎮壓從未停止，而且也令人生畏。進入90年代中後期以來，政府開始推行大規模的收買政策，例如教育和科研經費大幅度提高，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也在大規模的改善。但是“鎮壓”和“收買”不能完全解釋知識分子的轉變，否則他們就不是“知識分子”了。知識分子的態度之所以會發生轉變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1992年以後，中國政府繼續推行改革開放，這一點符合知識分子的基本訴求。其次，中國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社會和文化控製的放鬆、國際地位的提升為共產黨贏得了“政績合法性”。第三，知識分子看到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改革，意識到改革並非隻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改革也許還意味著國家分裂、經濟衰退、黑社會泛濫、國際地位衰落，意味著民不聊生、戰火紛飛。改革的這種不確定性和複雜性促使知識分子趨於保守。第四，隨著對民主的了解日益加深，特別是觀察了拉美的民主、東南亞的民主、非洲的民主之後，人們認識到民主決不是萬應靈藥，不可能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而且民主自身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最後，一些自由主義者也認識到，民主建設是一個長期的艱苦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這一切是知識分子轉向保守、接受現實的根本原因。

上麵我解釋了“精英聯盟”的構成及其形成機製。需要說明的是，所謂“精英聯盟”並不是說三個精英集團坐下來，經過談判，達成了一個聯合統治的協議，而是說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接受或默認了現存的秩序。這種接受或默認，可以是心甘情願的接受，也可以是無可奈何的默認。聯盟存在的標誌是精英集團之間沒有公開的激烈的對抗。我說的“精英聯盟”就是這個意思。這樣的聯盟是非常有用的，一方麵可以維持政治的基本穩定，一方麵可以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其實，隻要社會中的強勢集團攜起手來，這個社會就是穩定的。老百姓手頭的資源是非常少的，他們沒有思想，沒有錢，也沒有槍，即使數量眾多，例如有九億十億，但卻無法對抗幾千萬精英。所以，隻要一個社會中的強勢集團能夠團結起來，這個社會就是穩定的。一個政府能不能穩定，不在於有多少人支持它，關鍵是那些強有力的人是否支持它。所以，政府需要籠絡的不是“多數”而是“強者”。這就是統治的奧秘！

道德判斷

這樣的一種聯盟也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如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金融風險、黑惡勢力泛濫、道德淪喪等等。這些都是精英聯盟帶來的巨大代價。其實，“精英聯盟”也就是“掠奪聯盟”、“分贓聯盟”。說白了就是“精英勾結，掠奪大眾”。

現在，精英對大眾的掠奪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血汗工廠”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貪婪。連農民工的血汗工資，他們都要拖欠、賴賬。這已經不是血汗工廠的問題了，而是一種明火執仗地欺詐和搶劫。我騙你來給我幹活，然後呢，我靠暴力把你攆走。這種暴力有資本家收買的民間暴力——黑社會，還要加上政府的暴力——警察、武警。而且搞這種欺詐和搶劫的，不僅僅是資本家，還有各級政府，更多的是官商勾結。所以，我們麵對的不僅是“為富不仁”，還有“為政不仁”。我經常說，對於當代中國，不要奢談什麽公正，我們所能夠期待的隻能是“可持續地掠奪，有節製地壓榨”。這就是我敢於夢想的最高理想了！在過去，有理性的奴隸主會讓他的奴隸活下去，讓奴隸們明天繼續給他幹活。再有一點眼光的奴隸主，還會讓奴隸繁殖後代，讓他的兒子繼續有奴隸可以剝削。而現在，中國精英連這點自私的理性都沒有了。他現在讓農村人來打工，讓人家陪著本給他幹活，讓人家欠一屁股債回家。這樣一種壓榨已經達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

而且，更可怕的是，我們正在建立一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這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正在不遺餘力地論證和美化這個強盜社會。在我們的主流媒體上，強者被捧上了天，而弱者得不到任何同情。不幸者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社會對你沒有任何責任。一切都是你的命，你必須自己想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的媒體，天天宣揚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為什麽每兩分鍾就有一個同胞自殺？為什麽每十五秒鍾就有一個同胞自殺未遂？難道答案還不清楚嗎？！這個世界沒有溫情、沒有道德、沒有正義，有的隻是赤裸裸的弱肉強食。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強者剃白骨，弱者為魚肉”來形容今日的中國一點都不冤枉它。中國人啊，我們是不是應該想一想，這樣的社會有什麽權利存在？它怎麽能夠讓人留戀，讓人向往、讓人熱愛？

所以，我對現實秩序的評價是“不公正”，而且是“非常不公正”。就憑這種不公正，我就不可能心甘情願地接受它。

合法性問題

除了不公正，這個秩序還存在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缺乏合法性或正當性。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有自己的合法性理論。曆史唯物主義就是為它提供合法性論證的。曆史唯物主義主張，世界是物質的，物質的運動是有規律的，這種規律是可以認識的。誰認識了呢？馬克思！馬克思認識到了這種規律。馬克思通過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論證，指出社會發展要經曆五個階段，一步步地、必然地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必然要埋葬資產階級。但是單靠無產階級自己還不行，還要有先鋒隊也就是共產黨來領導才行。這樣一來，這種學說就把共產黨的領導權作為一種不可抗拒的曆史規律確定下來。由於曆史是一個進步的過程，所以最後的階段也就是最好的境界。這也意味著，共產黨的領導就是最高的正義。曆史唯物主義就這樣論證了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共產黨最核心的東西就是公有製、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當它放棄了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時候，曆史唯物主義的說服力必然會受到侵蝕甚至逐漸喪失。目前曆史唯物主義提供的合法性已經非常微弱了。共產黨自己的官員信不信都很成問題。讓老百姓相信就更不要說了。自由民主主義提供的那套合法性論說政府又拒絕。而且當今中國也沒有神權政治。原來馬列主義在中國是一種宗教，現在它的神聖性受到非常嚴重的侵蝕和挑戰。中共也拒絕接受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譬如儒家。實際上，中共以“五四”傳人自居，以“掘祖墳”為榮。共產黨搞的一套就是全盤西化。馬列主義難道是中國的東西嗎？它完全是西方的東西。中共現在口口聲聲反對全盤西化，實際上它是用自己的全盤西化去反對別人的全盤西化。它自己西化之後就不許別人再西化了。像中國這樣由政府領導，全民動員，全心全意地、有係統地摧毀自己的傳統文化，你能在世界上找到第二個嗎？找不到。古今中外，獨此一家！

曆時近百年的全盤西化和掘祖墳運動，在毛澤東時代走向了頂峰。物極必反，鄧小平時代開始轉向，但另一種全盤西化也乘虛而入。江澤民時代開始了真正的回歸。我們從共產黨的口號裏就可以看出這種變化。毛澤東時代講的是世界革命、共產主義。鄧小平時代比較中性，講現代化。到了江澤民時代就不一樣了，明確提出要建設小康社會。“小康社會”完全是一個中國本土的政治哲學概念了。準確地說，這是我們儒家的東西。胡錦濤似乎在把民本主義引進中共的政治哲學。所以，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江澤民和胡錦濤，中共是一代接一代地向傳統文化回歸。江澤民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請記住，鄧小平時代講的可是“振興中華”。“振興”有另起爐灶的意思，暗示過去我們不行，今天才開始爭取輝煌。而“複興”就完全不一樣了。“複興”本身是對曆史的一種肯定。它意味著肯定過去的偉大，也承認曾經的衰落，更意味著重新崛起，再次贏得新的偉大。從“振興”到“複興”是非常重要的變化，決不是無聊的文字遊戲。實際上，這種文字的變化體現了中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的革命性轉變。

沒有合法性的政權，隻能靠有效性來支持，說白了是靠經濟增長來支持政治穩定。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經濟增長不可能完全由政府來控製，經濟總會出現波動，總要麵對各種各樣的風險。特別是在一個以“全球化”著稱的時代，隨著中國越來越深地融入世界經濟之中，政府對經濟的控製能力也將越來越弱。這一切意味著政府有可能逐漸喪失控製自身命運的能力。如果一個國家把自己的穩定，一個民族把自己的未來命運，都寄托在外部的、偶然的因素上，那既是極端危險的，也是極端不負責任的。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當代的中國政治哲學家才肩負極為重大的曆史使命，因為他們思考的成敗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存亡！

小結

現實是有效率的，但又是不公正的，而且缺乏合法性。說它“有效率”是指它能夠支持經濟增長，維護政治穩定，保證國家統一。後麵我會講到統一問題。說它“不公正”是指大眾的權利受到嚴重損害，精英的掠奪肆無忌憚，政治腐敗，錢權勾結，為政不仁，為富不仁。說它“缺乏合法性”是指統治者沒有為現存秩序提出一套能夠自圓其說的東西。所以，現狀不可能也不應該延續下去。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現狀完全不可取，必須被徹底拋棄。我們的任務是把好的東西保留下來，把不好的東西克服掉。還是那句老話，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這是我們考慮未來發展的出發點。

三、自由民主主義批判

既然現狀不可能也不應該延續下去，那就選擇自由民主主義吧！自由民主主義不是已經成了世界潮流了嗎？不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嗎？的確，現在民主已經成了一種“迷信”，成了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在政治改革問題上，中國人完全不必長大腦了，隻要順著大流說，跟著大家起哄就可以了。如今，隻要一談政治改革，那就是民主化，從最高層到最底層都是如此。今天，我就要來反這個潮流。也許你會問，你想找死嗎？不，我不想找死。我之所以“要”挽狂瀾於既倒，那是因為我相信我“能夠”挽狂瀾於既倒。我相信勝利最終一定會屬於我。

下麵我就講一講，為什麽我拒絕自由民主主義。

有效性批判

首先，我要問：西方式民主能解決當今中國麵臨的問題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就有理由拒絕它。

有一種流行的“逆向思維邏輯”或是“烏托邦邏輯”。例如，在批判資本主義的時候，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很多罪惡，而且他發現這些罪惡與私有製和市場體製有關係，於是他提出了消除罪惡的方案——消滅私有製建立公有製，消滅市場經濟建立計劃經濟。馬克思認為這樣就可以把這些罪惡徹底鏟除。但是，蘇聯、東歐和中國幾十年的馬克思主義實踐卻表明，現實的邏輯與理論的邏輯並不一致，那些罪惡依然存在，隻不過它們通過不同的機製、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已。現在這種“逆向思維邏輯”仍然在國內流行。許多人看到現在中國存在很多罪惡，他們也發現這些罪惡和專製體製有關係，於是他們就想，如果換成了民主體製，那麽這些罪惡就會消失了。他們堅信，隻要用民主替代專製，我們就可以告別苦難，迎來幸福，就可以掃除黑暗，迎來一個豔陽天。這種極為簡單化的逆向思維邏輯幾乎統治了所有人的大腦，從賣大白菜的小販到國家領導人概莫能外。今天我要說的是，不存在如此簡單的邏輯，即使是中國實行了民主製度，我們所麵對的問題，如政治腐敗、經濟風險、嚴重的社會不公正等等，不見得會消除或是緩解，而我們已經取得的成績，如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等等，還有可能喪失。我的分析表明，那種認為隻要實行民主化就可以解決中國問題的想法是荒謬的。這種逆向思維邏輯，在學理上說不通，在經驗上也得不到任何支持。

反對者會說，你說的僅僅是一種壞的可能，沒有經過試驗你怎麽知道民主化不會帶來好的結局？問題就在這裏！我們不能拿民族的命運作試驗。誰也沒有這個權利！那麽如何走出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困局呢？唯一的辦法是看看別人的試驗。怎麽看呢？通過國際比較。我們把世界各國的數據拿過來，比較一下，看一看世界各國的情況，先看看它們的民主化的程度有多高，然後再看看它們的經濟發展業績如何，看看它們的政治腐敗的情況怎樣，看看它們的經濟不平等的情況怎樣，最後再分析一下提高民主程度或是民主化是不是能夠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

下麵我將通過基於經驗數據的國際比較來回答上述問題。

我選擇的是世界銀行的數據。世界銀行發表了一份《世界治理報告》。這份報告考察了不同國家的民主化水平和政治腐敗水平。世界銀行的年度報告還給出了各國的經濟增長率、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基尼係數、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我還利用了透明國際關於世界各國腐敗的估計值。為什麽用世界銀行和透明國際的指標？因為這兩個組織立場偏右而且聲譽不錯。所以，用世界銀行和透明國際的數據，既有學術上的權威性，同時自由主義者也無話可說。

在比較的時候，我把國家分成了兩組，一個是中低收入組，一個是全體國家組。首先看一下中低收入組國家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對於這些中低收入國家來說，民主化的程度與十年平均的GDP的增長率不存在統計上的相關性。也就是說，“民主化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論斷在統計上是沒有根據的。再看腐敗問題。統計分析的結果也是如此，即民主化的程度和腐敗指數不存在統計上的相關性。這意味著“民主化可以遏製腐敗”這一論斷在統計上是沒有依據的。基尼係數和民主化的關係也是不相關的。基尼係數直接指示了經濟不平等的程度。還有貧困發生率，即世界銀行按照每天一美元的標準所測定的貧困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它與民主化程度也沒有統計相關性。再把全體國家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結論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不同的國家的貧困程度、腐敗程度確實存在巨大的差異。如何解釋這種差異？決定性的影響因素是什麽？統計分析表明，不是民主化程度，而是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與腐敗指數是高度相關的，r平方值達到0.79。這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說，正是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這樣一個變量，控製著政治腐敗的程度。同樣，正是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控製著貧困發生率。

民主、經濟發展、政治腐敗、社會不公正的經驗關係

國家或地區民主水平指數1（發言權和負責精神）經濟發展指數2（GNI PPP） GDP年增長率3 腐敗指數4 腐敗指數5 貧困指數6（%）基尼係數7（%）

中國 -1.38 4260 10.0 3.4 -0.41 18.8 40.3

印度 0.38 2450 5.9 2.8 -0.25 44.2 37.8

巴基斯坦 -1.10 1920 3.7 2.5 -0.73 31.0 31.2

孟加拉國 -0.57 1680 4.9 1.3 -1.12 29.1 33.6

印度尼西亞 -0.49 2940 3.8 1.9 -1.16 12.9 31.7

馬來西亞 -0.27 8340 6.5 5.2 0.38 49.2

菲律賓 0.17 4360 3.3 2.5 -0.52 46.2

俄羅斯 -0.52 8660 -3.7 2.7 -0.90 7.1 48.7

南斯拉夫 -0.20 0.7 2.3 -0.80

埃及 -0.87 3790 4.6 3.3 -0.29 3.1 28.9

阿根廷 0.12 11690 3.7 2.5 -0.77

巴西 0.28 7450 2.8 3.9 -0.05 11.6 60.7

墨西哥 0.33 8770 3.1 3.6 -0.19 15.9 53.1

秘魯 0.22 4680 4.3 3.7 -0.20 15.5 46.2　　

香港 0.15 26050 3.9 8.0 1.52 52.2

台灣 0.89 5.7 0.81

新加坡 0.51 24910 7.8 9.4 2.30

日本 0.99 27430 1.3 7.0 1.20 24.9

注釋：

1、1996~2002全球治理評估報告（指標）世界銀行：83~86，2002年數據。

2、2003世界發展報告：240~241，2001年數據。

3、2003世界發展報告：244~245，1990~2000年數據。

4、透明國際組織： 284~286，2003數據。

5、世界銀行：103~106，2002年數據。3、4為兩個獨立的計算結果，4的指數含有3的所有數據來源。

6、2003世界發展報告：數據為國際貧困線，每天生活在不足1美元的人口百分比，242~243，其中當數值小於某個百分比的時候，取最大值。

7、2003世界發展報告： 242~243。

我把相對中國來說具有可比性的國家的數據列在這裏。大家可以自己進行比較。我選擇的是經濟發展水平相當、人口規模比較大、國土也比較大的一些國家，拿它們來和中國比一比。亞洲的國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歐洲選的是俄羅斯、南斯拉夫，非洲選了埃及，南美選了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魯，同時把與中國文化比較接近的幾個地區和國家也加上，包括香港、台灣、新加坡和日本。這裏民主化的水平，是世界銀行研究報告的數據，經濟發展指數是世界銀行的，按購買力評價核算的人均國民總收入，GDP增長率是1992年到2002年十年增長平均值，第一個腐敗指數是透明國際的，來自2003年的年度報告，第二個腐敗指數來自世界銀行的治理報告，貧困指數和基尼係數都是世界銀行2003年報告裏的。我們通過這樣一些比較權威的數據，而且是比較傾向於自由主義立場的數據，可以看到，在這些可比的國家裏，中國的民主化程度是最低的，但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最好的，腐敗是居中的，貧困的指數相對來說也是比較低的，基尼係數也是居中的。

今天，在這裏，我要再重複一遍我對《聯合早報》記者講過的話。中國現在基本上還是一個帝國體製，並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我們沒有經曆過與資本主義發展相伴隨的民主化過程。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民主化往往伴隨著民族分裂。先看近的例子。南斯拉夫、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了。再遠一點。印度掙脫英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的過程中，先有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分裂出來，而後孟加拉又分裂出來。時至今日，印巴還是紛爭不斷，南斯拉夫也沒有平靜，車臣與俄羅斯的衝突愈演愈烈，烏克蘭又麵臨內戰的威脅。誰也不能否認這些都是民主化的後果。如果中國實行民主化，十有八九也是難逃厄運。台灣就不用說了，西藏、新疆、香港都會跟著起哄。在這樣一些重大的問題上，誰也不能拿民族命運為自己的偏好或設想去賭博。有些人對我的這種看法破口大罵，我想原因無非有三種，一是無知，不了解這些慘痛的曆史教訓，二是弱智或愚蠢，即使知道了這些常識，但還是理解不了，三是別有用心，他完全了解真相，但是為了一己私利，故意信口雌黃。

與已經實行民主製度和剛剛經曆民主化的國家相比，在最重要的三大指標上——經濟增長、政治的清明、社會的公正，中國的表現根本不比它們差，而且中國存在的問題它們同樣存在，甚至比中國還要嚴重，而中國已經取得的成績則是它們望塵莫及的。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麽要改弦易轍呢？為什麽要向那些手下敗將學習呢？

合法性批判

要讓一般的老百姓拋棄民主迷信，隻要能讓他們相信民主解決不了問題就足夠了。但是，要駁倒走火入魔的自由主義者，僅僅論證民主無用還不夠。他會一本正經地對你說，他之所以喜歡民主，僅僅是因為民主是他所珍愛的價值。民主有用更好，沒用也無所謂，他都一樣喜歡。什麽經濟衰退、政治腐敗、社會不公、國家分裂，他都不在乎，他隻要民主，哪怕洪水滔天。而且在沒有什麽危險的條件下，他還會悲壯地說“不民主，毋寧死”。所以，要徹底打破民主迷信，不但要批判民主的有效性，還要批判民主的合法性。

我將從三個層次上批駁自由民主主義的合法性。

首先，我認為自由民主主義所倡導的一些基本價值是壞的。例如，自由民主主義倡導個人主義。我不認同個人主義，我還是認同天下本位、社會本位。如果非要從西方舶來品中選擇的話，我會選擇社群主義。再如，自由民主主義主張道德是個人的事情，屬於私域範疇，任何個人、任何組織包括政府本身都無權宣稱哪一種道德高於其他的道德。它宣稱社會和政府在價值判斷方麵必須保持中立。這一點我也是反對的。我認為，任何一個穩定的、有效率的社會都要有一種主流的價值，而且社會有責任把這種主流的價值推行開來，通過教化或社會化使之深入人心。

其次，自由民主主義所依賴的邏輯前提缺乏事實基礎。例如，它假設人類個體是自足的存在，但實際上人是一種社會動物，任何個體離開群體、離開社會都無法生存。再如，它主張性惡論。實際上，人既有作惡的本能，也有為善的潛能。善、惡共存與人性之中。再如，基於自然狀態、人性假設、個人本位、人人平等理念編造出來的社會契約論，也沒有任何曆史事實上的根據，完全是人為的理論建構。而且自由民主主義的一些重要論斷也是錯誤的。例如，它認為政府是一種必要的惡。所謂“必要的惡”是說，政府天生就是一個壞東西，但是離開這種壞東西人類又玩不轉。政府之所以有資格存在，那是因為存在“市場失靈”，如果市場是完善的，根本就不需要政府。簡言之，政府是對市場的補充。其實，政府可能作惡，也可能為善，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沒有政府，肯定不會有穩定的社會，因此政府是一種必要的善。這一點黑格爾早就說清楚了。

第三，即使自由民主主義的價值是好的，即使它的那些邏輯前提是真實地，即使它的推論是正確地，在實踐中它也表現為一套謊言，從來沒有真正兌現自己的承諾。自由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都是烏托邦。

按照盧梭的想象，如果我們所服從的對象是我們自己選舉出來的，那麽“服從”這種令人尷尬的事情就變成了一種很美妙的事情。雖然我還是要“服從”，但是這種服從是基於我的“同意”。對於任何人來說，這當然是一種非常愉快的事情了。所以基於同意的統治是非常好的。當大家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自由民主主義的解決辦法是“少數服從多數”，即多數統治。這一切通過一人一票的政治選舉來實現。民選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這樣建立了起來。可以說，在人類曆史上，所有關於政府的合法性理論中，自由民主主義所提供的合法性是最有競爭力的，也是最有說服力的。但是，在實踐中，這一套從來就行不通，從來也沒有真正實現過。人人平等，這是有效的民主的前提。但是，在市場社會中，經濟上的不平等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經濟不平等必然導致全麵的不平等，即政治的不平等、社會的不平等、文化的不平等。有人說不對，政治上是平等的，你看，人家選舉投票時，街頭小混混的一票、比爾·蓋茨的一票、布什的一票可都是一票。不錯，這是事實，但是要記住，自由民主製度給予人的平等也就這麽多了，除此之外再沒有任何平等。

在資產階級向國王和貴族奪取權力的時候，它是平等和民主的最熱情的鼓吹者。一旦掌握了權力，它就成了平等和民主的最堅決的反對者。隻要看看窮人、婦女、有色人種爭取投票權的曆史，你就什麽都明白了。上述過程中無不伴隨著流血犧牲，無不伴隨著殘酷的鎮壓。實際上，資產階級從本性上來說是最反對民主的，因為民主意味著貧窮的多數可以運用民主權利合法地剝奪富裕的少數。所以，資產階級麵臨著一種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麵它要通過宣揚民主來論證其統治的正當性，一方麵它又要剝奪大多數人的民主權利。為了克服這一矛盾，資產階級的學術代理人發明了“憲政”。所謂“憲政”其功能就是，既可以使資產階級利用民主粉飾寡頭政治，又可以剝奪大眾的民主權利使資產階級安居財富金字塔的頂端。“普選”並沒有改變資產階級專政的現實。選舉是被金錢控製的。議會是被金錢控製的。媒體、教育機構、研究機構也是被金錢控製的。資產階級的霸權不僅表現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通過控製媒體和教育研究係統，它也在市民社會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化霸權。資產階級的統治無處不在，而且非常有效。政治從來就是精英的事業。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鐵律！從來就沒有人民當家作主這回事。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美國不是，中國也不是。誰在支配美國的政治？並不是什麽多數，也不是什麽民意，還是那些有權勢的集團。美國和中國一樣，都是那些強勢集團支配著一切。

小結

說了這麽多，結論是什麽？結論就是，對於中國來說，西方式民主，作為工具是沒用的，作為價值是不好的。說它“沒用”是指它不一定能解決政治腐敗問題，不一定能打破官商勾結，不一定能保護大眾的利益，也不一定能限製精英的掠奪，相反，還有可能帶來經濟衰退、政治動蕩、國家分裂。說它“不好”不是說自由民主主義的合法性理論無法自圓其說，而是說它無法在實踐中兌現自己的承諾，到頭來還是一套謊言。所以，我們應該拋棄它，至少不應該不假思索地接受它。

四、仁政藍圖

現狀不可持續，又不要自由民主主義，中國是不是走投無路了？天無絕人之路。還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仁政”！

仁與仁政

現狀是不完善的，是需要改進的，是不應該延續下去的。不完善體現在哪裏？需要改進的是什麽？就是“不仁”！為政不仁，為富不仁。不光是精英不仁，老百姓也不仁。如果我們這個社會還有一點人味，三歲的李思怡會活活餓死嗎？我不寄希望於“朱門沒有酒肉臭”，隻能寄希望於“路上沒有凍死骨”。你可以有你的利益，甚至你可以喪心病狂地掠奪，但是你要給老百姓一條活路，你要讓大眾最最基本的權利得到保證。所以，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特別強調，必須拒絕強盜社會，走向人道社會。正是基於這樣一些考慮，我才提出“仁政”。什麽叫“仁”？孔子說“仁者愛人”。“仁”就是那種愛人之心。什麽叫“仁政”？說白了，仁政就是仁者行政。孟子說得最簡單，也最透徹，那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說，為政者你要有點惻隱之心。

為什麽要說這些呢？就是向大家交代一下我的心路曆程。提出“仁政”不是發思古之幽情，也不是烏托邦空想，更不是為什麽專製政體辯護，它是對複雜現實的理性回應，是經過深思熟慮地比較得出的嚴肅結論。我不是一個不暗世故的書呆子，而是一個非常非常實際的人。我認為，對於中國來說，既能保留現實的優點，又能克服現實的缺點，非“仁政”莫屬。

道統論

所有的政治哲學都有自己的人性論。對於儒家來說，它對人的最基本的判斷就是人有“善端”。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就是說人和禽獸的差別其實非常非常小。那麽人和禽獸的這點差別是什麽呢？就是惻隱之心。就是當你看到別人痛苦，你也會感到痛苦。孟子認為這種惻隱之心是與生俱來的東西。孟子講的一個例子非常說明問題。他說，當你看到一個小孩掉到井裏的時候，你會很緊張，很難受，會去搶救他。孟子說，你這樣做不是為了討好他的父母，也不是為了在鄰裏麵前沽名釣譽，也不是因為你不喜歡聽到小孩子的慘叫聲。你之所以這麽做，就是因為你有惻隱之心。這種惻隱之心就是仁的根基。

政治是一種高尚的事業，政治的使命是使人成其為人。人既有為善的可能，也有作惡的可能。而要想使人成其為人，不成其為獸，就要發揚光大使人異於禽獸的那些東西，也就是說，要發揚光大人的善端。仁政就是這樣的政治！所以，如果我們承認政治是一種高尚的事業，承認政治的使命是使人成其為人，那麽我們就必須承認政治的使命是使仁發揚光大，而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承認並接受仁政！

我想通過這樣一種論說，來確立儒家的道統地位，也就是用儒家的政治哲學規定中國的政治合法性。

政統論

那麽，在仁政裏，由誰來執掌政權呢？儒家主張賢人治國。這一點任誰也無法反對。你總不能說應該由壞人治國、庸人治國吧！那麽，誰是賢人呢？賢與不賢的標準是什麽呢？賢人就是信仰並踐行儒家理念的人。賢與不賢的標準就是是否信仰並踐行儒家理念。這是因為，仁政是最好的政治，而儒士是實踐仁政的人。說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體專政。無須諱言，仁政屬於權威主義的範疇，但它又有別於一般的權威主義，其區別就在於它是一種仁慈的權威主義。

那麽，仁政為什麽不能是西方式民主政體呢？仁政為什麽不能采納“人民主權”、“多黨製”、“全民普選”等西方式民主的要素呢？這是因為，第一，儒家可以承認“主權”屬於全體人民，但堅持“治權”隻能屬於儒士共同體。這是因為，天道高於民意，而隻有儒士共同體才能體認天道。可以說，儒家並不絕對拒絕“人民主權”原則。第二，如果仁政是最好的政治，那麽不信奉儒家理念的政黨就沒有資格執政，所以儒家反對“多黨製”。第三，儒家反對“全民普選”。這不是因為儒家拒絕承認抽象的平等原則，而是因為儒家堅持實質性的不平等原則。儒家承認平等原則，但這僅僅是一種可能性，即在“人皆可以為聖賢”的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現實中，儒家認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間有賢與不賢之分。儒家認為，大德應該統治小德，大賢應該統治小賢。也就是說，隻有賢人才配擁有統治權。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賢德的仁者，所以統治者隻能由儒士共同體推舉，而無需全體國民選舉。其實，儒家也是主張政治平等的，隻不過它不主張虛幻的人頭麵前人人平等，也不主張金錢麵前人人平等，而是主張德智麵前人人平等。盡管儒家主張儒士共同體之外的人沒有統治的權利，但他們有獲得良好統治的權利。也就是說，被統治者有權利要求統治者行仁政。這是被統治者的天賦權利。

三位一體：道統、學統與政統的關係

那麽，儒家的政治哲學、儒士共同體、政府之間是一種什麽關係呢？原則性的東西已經都有了。它們就在古人的智慧裏。道統、學統和政統的“三位一體”是中國古代政治的軸心，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精華。所謂“道統”是一種政治哲學，它闡述了一套指導政治實踐的基本原則。在古代中國，儒家確立了一個能夠被絕大多人自覺服從的統治秩序。中國的“道統”就是仁政，就是王道政治。所謂“學統”就是傳承道統，培養道統實踐者的組織體係。在古代中國，通過建立官學、民間書院、私塾等等，儒家的思想得以傳承和發展，同時還培養了一大批儒家觀念的實踐者，他們的影響遍及政府和社會。這就是儒家的學統。所謂“政統”，簡單地說，就是政府。在古代中國，儒士是政府官員的最主要的來源。曆朝曆代不斷發展的各種各樣的選官製度，在學統與政統之間建立了製度化的聯係。科舉製度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儒家建立道統，儒家的學統培養儒士，儒士入朝做官掌握政統，就這樣道統、學統、政統實現了統一。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種政治建製。看一看中國曆史就知道了，當政統符合道統的時候，政治就穩定，當政統背離道統的時候，政治就不穩定。也就是說，隻要統治者行仁政，就會天下太平，隻要他們行暴政，就會天下大亂。而儒士也有兩種身份，當政統符合道統時，他們是政權的支持者，當政統背離道統時，他們是政權的批評者，甚至是反叛者。所以，儒士不僅僅是維護穩定的力量，也是改朝換代的革命力量，當然也是複興道統，重建政統的核心力量。我認為，這些思想和原則並沒有過時，它們依然可以指導我們今天和未來的政治實踐。如果我們要建立仁政的話，就要重建道統、學統和政統，重建它們之間的製度化聯係。這就是我們能夠從曆史中學到的東西。

最高權力轉移規則

仁政如何解決最高權力轉移問題？在古代中國，據說禹之後就是家天下了。世襲、宮廷政變、暴力革命構成了最高權力更替的主要規則。孟子推崇禪讓製度，而且也不反對革命。今天，談到最高權力更替規則，首選應該是儒士共同體推舉，其次是禪讓，再次是革命。儒士共同體推舉實際上是一種精英民主。禪讓實際上是讓賢。革命是最壞的選擇，但我們不能否認它的正當性，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承認老百姓有推翻暴政的權利。當下中國實行的就是禪讓製度。毛澤*東的後代死的死、傻的傻，世襲的可能性沒有了。他隻能選擇禪讓。這也許就是天意。但是，毛的禪讓是不成功的，華國*鋒轉眼之間就倒台了。鄧小*平的禪讓盡管一波三折，但最終總算成功了。雖然胡耀*邦、趙紫*陽被廢黜，但江澤*民終成正果。從江澤*民到胡錦*濤，禪讓就非常成功了。自由主義的選舉理論顯然解釋不了中國的最高權力更替，共產黨的民主集中製也解釋不了，宮廷陰謀論也解釋不了，隻有儒家的禪讓理論才能給予有效地解釋。

這裏我想重點講一下禪讓製度。孟子指出，禪讓有三個條件，第一是天子推薦，第二是接班人必須是賢人，第三是經過試用之後得到認可。在禪讓製度下，天子沒有權利確定自己的接班人。他隻能推薦接班人的候選人，而且隻能推薦那種能力和品德都出類拔萃的人做候選人。候選人必須經過試用期的考驗。經過試用之後，再看候選人是否得到了天和民的認可。隻有得到了天和民的認可，才能正式接班。孟子講過堯舜禪讓的故事。堯看舜不錯，打算把位子讓給他，於是委以重任，一是讓舜鍛煉鍛煉，二是看看他的本事。這就是試用了。結果整整試用了28年。由於舜幹的不錯，大家反映挺好，所以中途沒有換人。但是，僅僅堯滿意還不行，還要看天意和民意。怎麽檢驗天意和民意呢？堯死後，舜搬出國都，把國都留給堯的兒子，自己到另外一個地方辦公。這樣一來，國家就出現了兩個權力中心。這種雙中心的格局要維持三年。在這三年時間裏，要看看老百姓，看看那些部落的頭頭，都去找誰，都往哪裏跑。結果一看，大家都跑到舜那裏去朝拜，去請求各種各樣的指示，沒有人理睬堯的兒子。這就意味著天意和民意都在舜那一邊。於是，三年之後，舜就搬回國都，正式繼位，登上天子寶座。而堯的兒子就下崗回家了。這就是禪讓！中國現在的權力交接基本上就是這樣。你不能說它就是宮廷鬥爭，不能說完全是私相授受，也不能說是完全的暗箱操作，它還是有程序的，有相當的民意基礎，有一定的透明性。實際上，這也是一種非常文明的權力轉移方式。

民意表達機製

儒家認為，政治既要體現天意，也要體現民意。天意與民意有區別，也有聯係。天意高於民意，天意代表民意。《尚書》有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總的說來，儒家認為天意和民意都可以由聖人和君子來傳達和實踐的。這種精英主義的政治解決方案，運用於古代社會還是可行的，但卻難以應付複雜多變的現代社會的要求。政治如何體現民意？這是現代儒家麵對的一種挑戰。而且儒家這方麵的知識儲備並不多。我們必須向現代政治學說和政治實踐借鑒。

如何把“民本主義”落到實處？如何傾聽老百姓的呼聲？如何在行政決策中體現他們的利益？為了在實踐層麵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探索、建立、完善三種機製。

第一種機製，開放的大眾傳媒。傳媒的作用已經眾所周知。在這裏我就不再講了。

第二種機製，行政決策谘詢機製。實際上，這二十多年中，中共已經非常成功地運用了這一機製。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再論“行政吸納政治”》，專門談這個問題。

20世紀70年代，金耀基在研究香港政治的時候，提出了“行政吸納政治”這一概念。按照現代化理論，隨著市場深化、經濟發展、多元化、教育水平提高、開放，公眾對民主的需要必然提高，民主政治也必然隨之興起。但是，在香港，現代化理論的預言卻失敗了。香港是一個隻有行政，沒有政治的社會。這是為什麽？金耀基發現，實際上，香港政府通過一套行政方式，解決了一些國家用政治方式解決的問題。他將這種做法稱之為“行政吸納政治”或“政治行政化”。政治行政化的兩大法寶是“決策谘詢”和“精英吸納”。“決策谘詢”是指政府廣泛使用谘詢方式，以使決策能夠體現各方的利益。而“精英吸納”是指把社會上的各類精英分子直接納入行政係統之中。

我發現，用金耀基的概念來分析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大陸也是非常有效的。90年代的中國大陸，社會高度多元化，而且利益衝突也非常激烈。但是，我們這裏並沒有多黨製、競選、議會、院外活動集團，甚至沒有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然而，中國並沒有因為缺乏這些民主建製而崩潰，相反它的綜合表現還相當突出。這其中的奧妙就在於“行政吸納政治”！中國政府是一個“議行合一”的政府。在立法和執法的過程中，它會主動觀察、了解社會的各種需求、壓力和衝突，並做出反應。例如，在製定政策和法律的過程中，它會聽取各種各樣的意見，召開各種各樣的會議。還有什麽市長熱線、信訪之類的東西。人大和政協就更重要了。同時，中共也非常注意精英吸納。例如，政府有意識地把有錢的、有名望的、有曆史地位的人，總之是一些現代貴族吧，安排進政府、人大、政協、工商聯、科協等機構之中。

廣而言之，當社會日益分化，日益多元化，而且各個利益群體之間的衝突加劇的時候，公共決策中如何解決利益表達與利益整合問題呢？現代社會發明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機製來解決這些政治問題。一種機製是政治民主化，其工具包括多黨製、選舉、議會、壓力集團等等。另一種機製就是政治行政化，其主要工具是決策谘詢和精英吸納。在黨政合一、議行合一的中國，政治行政化是一種有效的民意表達機製。

第三種機製，法團主義體製。你們也許注意到了，我談“行政吸納政治”的時候，講的是“兩大法寶”，但是我講“第二種機製”的時候，卻隻講“行政決策谘詢機製”。為什麽不提“精英吸納”？這不是疏忽，而是有意為之。精英吸納，一方麵建立了精英聯盟，另一方麵排斥大眾。它隻保證精英的政治參與，卻有意無意地剝奪了大眾參政的權利。可以說，它是當下這種不公正現實的製度性根源之一。所以，我堅決反對這種東西。強調一下，我並不反對“精英參政”，我反對的是“隻許精英參政，不許大眾參政”。就公眾的參政而言，我最欣賞的是還是法團主義體製。

公眾如何有組織地參政呢？一說到參政，我們中國人就會想到西方，而且一般是想到美國。其實，民主也有不同的模式，最主要的兩種模式是多元主義和法團主義。美國是多元主義的典型，而奧地利是法團主義的典型。在多元主義模式中，政黨、議會、壓力集團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重大的公共決策都是在議會裏做出的。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執行。選舉、議會立法、政府執行，構成了多元主義政治過程中的核心環節。但是，法團主義不是這樣。法團主義認為，在現代社會裏，每個人都有很多身份，但最重要的身份卻是職業。對於一個無產者來說，最主要的收入是通過就業獲得的，所以最重要的利益必然是和自己的職業聯係在一起的。所以，法團主義主張，根據職業來把人們組織起來。比如，鋼鐵工人工會、運輸工人工會、公務員工會等等。資本家也是如此，同樣要按行業組織起來。這些組織被稱為功能性社團。當勞工和資本家有衝突的時候，或是不同行業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政府就出麵組織衝突各方坐下來談判，達成共識之後，共同貫徹執行。請注意，真正的決策參與者是政府和功能性團體，而不是議會。“立法”是在議會之外進行的。當然，政府和功能性團體達成的協議一般會得到議會的支持，因為政府也是由議會的多數派主導的。

在法團主義模式中，怎樣分配參與權或談判權呢？比如說，同樣是鋼鐵工人的工會，可以有幾十個，也可以有一萬個，總不能讓所有的工會都參加談判吧。一般情況下，政府隻允許幾個甚至隻允許一兩個參與談判。政府往往選擇那些大的、願意合作的工會參與談判。有些國家還為那些被選定的工會提供財政支持。享受這些特權的工會必須承擔貫徹實施談判協議的責任。政府的控製手段是“胡蘿卜”。你跟我合作，我給你談判權利，給你財政撥款。中國現在還是用“大棒”來控製。你不服，就打死你。胡蘿卜肯定不給，合作的也不給。合作的不打死你，不合作的就打死你。它現在還是比較強勢政府，它有這個能力。等將來它慢慢地沒有這個能力的時候，它也得坐下來談判。

需要強調的是，法團主義並不反對結社自由，相反，它需要結社自由。實際上，沒有結社自由就不會有有效的法團主義。在法團主義體製中，談判達成的協議要由談判各方共同實施。而要有效地實施協議，工人的工會和資本家的商會必須要有權威。權威從哪裏來？不能靠暴力，也不能靠收買，隻能靠“全心全意為會員服務”。所以，這些功能性組織一般是按民主原則建立內部治理結構。

與多元主義相比，法團主義能夠更好地維護大眾的參政權利。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們不要想當然地認為，開放結社就可以促進公正，就可以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不要忘了，工人會利用自己的結社權利促進自己的利益，資本家同樣也會那麽做，而且資本家往往比工人組織得更好、更有效。一些利益集團能夠更有效地利用結社權捍衛自己的利益，使自己獲得那種與他們人數根本不相稱的利益。這已經是現代政治學的常識了。例如，在美國，持槍者協會、農場主協會，盡管他們人數很少，但是很有能量。他們可以使議會通過那些有利於少數人（也就是他們自己）但損害多數人利益的議案。所以，當結社禁區適度開放或者完全開放的時候，一方麵，我們可能看到人們的處境得到改善，另一方麵，也可能看到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結社權利，既可以是維護權利的工具，也可以是擴大不平等的工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法團主義模式，不但為各種集團提供了公平的結社機會，而且為它們提供了公平的參政機會。在這種體製中，弱者和強者有大致相等的機會，運用結社權利，爭取自己的利益。

不僅各個群體利用結社權利的能力不同，而且各個群體享有的結社權利也是不同的。稍微用心觀察一下中國人的結社權利，你就會發現，中國人的結社權利是高度不平衡的，強者的結社權利實現的程度要高一些，弱者的結社權利實現的程度要低一些。比如說，共產黨的結社權利是全世界保障得最好的。它可以用國家財政來養活自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夥人的結社權利比他們更充分。資本家的結社權利也不錯，有商會，有行業協會，還有俱樂部，都很活躍，而且政府還在大力促進。知識分子的各類學會也很活躍。但是，工會就不行了。你看那些工會，不論是國企的，還是外資的，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過去，隻有政府壓製工會，現在是政府和資本家聯手控製工會。權和錢結合起來，一起來壓製工人。工會就是老板調動工人積極性，讓他們好好幹活的工具。維護工人權利？想都不要想。工人處境不佳，那農民呢？更別提了，連個假農會都沒有。所以，在中國，不要籠統地談中國人有沒有結社權，要談誰沒有結社權，誰有什麽樣的結社權。

法團主義就說到這裏吧。做個小結。我認為，中國應該建立這樣一種法團主義體製。也就是說，把工農大眾按行業組織起來，也讓資本家按行業組織起來，然後呢，政府提供一個平台，把它們叫到一起，坐下來，進行談判，達成共識之後，大家齊心合力實施。我認為，這是一種最公平，也最符合中國國情的公眾參與模式。

平衡政體：自治、合作、製衡、共享

用西方政治學術語來說，仁政是一種“混合政體”。這種政體把君主政治、寡頭政治、民主政治的要素混合在一起。在混合政體中，各個階級都有表達自身利益的製度設施，透過這些製度部件各個階級的利益都能得到適度的表達。這是一種階級分權的結構，而不是階級專政的結構。所以，混合政體也被稱為“平衡政體”。到目前為止，所有的社會幾乎都是單一階級專權的社會。專權者或是掌握財富的人，或是掌握暴力的人，或是掌握神意的人。仁政要打破這種局麵。

在《仁政》和《論合作主義國家》這兩篇文章中，我描繪了未來中國的製度框架。這一框架包括這樣一些要素：仁慈的權威主義、市場經濟、法團主義、福利國家、儒教。它們在混合政體中各自發揮什麽作用呢？市場社會是一個階級社會。階級的分化與衝突是這個社會永恒的主題。仁政的目標是各個階級之間的自治、合作、製衡、共享。現在有掌握權力的統治階級，掌握財富的資產階級，掌握知識的知識階級，還有掌握勞動的勞動階級。一個好的社會秩序，應該使各個階級實現自治，在自治的基礎上合作，在合作中有製衡，通過製衡來共同分享合作的成果，避免贏家通吃。具體說來，權威主義和市場經濟保證了權力和資本的自治，而法團主義提供了勞動自治的框架。市場經濟、法團主義式的協商機製提供了階級合作的平台。法團主義也是一種階級製衡的機製。不要忘了，市場也是一種製衡的機製。市場是社會製約政府的最強有力的武器。而福利國家則是各個階級共同分享社會財富的有效機製。

有人說，隻有民主製度，才能保證大眾的利益。這是錯誤的。權威主義同樣能夠保障大眾的利益。曆史上第一個福利國家是俾斯麥在普魯士建立的。當時的普魯士是一個典型的權威主義國家。俾斯麥為了抵抗來自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雙重進攻，為了維護國王和官僚的既得利益，率先建立了福利國家製度。這一舉措，穩定了工人，給資本家創造了一個穩定的賺錢環境，也保住了國王和官僚的權力，可謂“皆大歡喜”。有人把英國的《濟貧法》當作福利國家的標誌。這是完全錯誤的。《濟貧法》相當於中國的收容遣送製度。這一法律規定，流浪者要麽進血汗工廠，要麽抓起來強製勞動。它是懲罰窮人的，與福利國家風馬牛不相及。

超越周期律

有一個故事廣為流傳。據說，國共征戰，中共勝利在即，黃炎培跑到陝北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對話。黃炎培問毛澤東，中共怎麽超越興亡周期律。毛澤東胸有成竹地告訴他，靠民主。當然了，毛澤東自己根本沒把這件事當回事。他死後，特別是腐敗泛濫之後，人們才撿起了這個陳年舊事，而且越說越來勁。

今天，我也麵對同樣的問題。自《文化民族主義論綱》和《仁政》發表以來，我聽到很多質疑，頻率最高的一個就是：“仁政已經實行了兩千多年，搞得也不怎麽樣，問題一大堆，今天再搞能成功嗎？”個人專斷、政治腐敗、王朝循環這些問題為什麽在古代政治中反複出現？那是因為古代社會缺乏製約權力的力量和機製。現代不同了。民主是一種製約政府的機製。但是，除了民主之外，還有許多強有力的製約機製和力量。首先是市場。市場經濟意味著財富擺脫了權力的控製。獨立的財富本身就是一種強有力的製約力量。其次是有組織的大眾。如果建立了法團主義的話，大眾就是有組織的力量了，他們將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利益。還有就是獨立的媒體。最後是海外示範壓力。仁政要麵對來自民主製度的競爭。這種競爭壓力會迫使權威主義者不敢為所欲為。所以，沒有民主，不等於沒有製約。隻要有市場、法團主義、新聞自由、對外開放，仁政就能夠跳出黃炎培的周期律。

我還要強調一下，今天再搞仁政，絕對不是簡單地重複兩百年前的古代政治。中國人還不至於這麽沒出息。繼往開來、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這些都是耳熟能詳的原則了，所以也就不必多說了。

評價：繼承與改進

設計和創造未來是為了克服現存秩序的缺陷，同時保留它的優點。現存秩序的優點是什麽？效率！這種效率表現為，它能夠比較有效地維持經濟增長、政治穩定、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現存秩序的缺陷是什麽？一是不公正，主要是大眾的權利得不到最起碼的保護，二是缺乏合法性，統治者沒有為現存秩序提供一種自圓其說的論證。那麽，仁政能夠保留這些優點，克服這些缺陷嗎？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仁政完全有可能保留現存秩序的優點。現存秩序的效率來自權威主義政治和市場經濟。仁政本身就是一種權威主義，隻不過比一般的權威主義更仁慈。儒家從來都不反對市場，而且可以與市場和睦相處。風行一時的“儒家資本主義理論”支持這一判斷。台灣、新加坡、韓國、日本的經驗也證實了這一點。既然仁政與現存秩序擁有相似的“原因”（權威主義政治和市場經濟），那麽也就完全有可能擁有相似的“結果”（經濟增長、政治穩定、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

第二，仁政能夠有效地促進社會公正。仁政首先從道義上堅決否定“為政不仁”、“為富不仁”，否定當下的強盜社會。仁政還從製度上遏製這種不仁。儒家道統、三位一體、法團主義、福利國家，都是仁政遏製不仁的製度建製。再有，仁政不是暴力集團專政的權威主義，不是官僚集團專政的權威主義，不是資本集團專政的權威主義，而是一類特定的知識集團專政的權威主義。與軍閥、黨棍和暴發戶相比，知識分子總還是要仁慈一點。這是一個世界性規律。所以，我認定，仁政能給我們帶來一個更加人道的社會。

第三，仁政具有很好的合法性理論。“道統論”、“政統論”、“三位一體”為仁政提供了合法性論說。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政治哲學擁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它是悠久博大的儒家文化的有機成分。有人說，既然都是權威主義，用仁政替代馬列主義有什麽意義？當然有意義！而且是非常有意義！我們的現實是什麽？是私有製，是市場經濟，是精英聯合專無產階級的政！馬列主義能與這種現實長期和睦共處嗎？但是，儒家可以容納私有製、市場經濟、精英政治。仁政的政治哲學可以很好地包容現實中的製度要件，而不是與它們發生嚴重的衝突。而且，儒家富有理想主義光輝，富有道義感召力。要知道，這些恰恰是任何一種政治理想、烏托邦、意識形態不可缺少的要素。所以，作為一種合法性理論，仁政比馬克思主義更有說服力。

五、儒化：政治與文化

我對未來的構想並沒有脫離現實。我所勾畫的未來藍圖中保留了很多現存的東西，如權威主義政治、市場經濟體製，甚至對精英聯盟也不是完全摒棄。但是，這一藍圖更重要的特征還是超越現實。在這個藍圖中有很多新東西，如仁政、儒教、法團主義、福利國家，還有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有些新東西是中國本土的，如仁政、儒教，有些新東西來自西方，如法團主義、福利國家，新聞自由、結社自由也可以算作是西方的東西。所以，建設未來，既要古為今用，又要洋為中用，但必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因為新藍圖的靈魂還是我們中國的儒家思想，而不是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或自由民主主義。所以，我把這種關於未來的通盤構想稱之為“儒教國”。而建立儒教國的過程就是“儒化”。下麵我將圍繞“政治”和“文化”談談儒化問題。

大趨勢：再中國化與再西方化

盡管不乏效率，但由於不公正，加之缺乏合法性，現存秩序是不可持續的。想就這麽混下去是不可能的。那麽，中國將何去何從呢？上述分析表明，未來中國無非兩種結局，要麽“再西方化”，要麽“再中國化”。請注意，我用了兩個“再”字。我們原本是中國，但這一百多年間已經經曆了一次徹底的西方化，確切地說是按照馬列主義的模板進行了一次全盤西化。最近二十年，自由主義者一直主張，按照資本主義的模板再來一次全盤西化。近年來，有一小撮人，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站出來大聲疾呼，要求複興儒家文化。這種訴求可以準確地稱之為“再中國化”。“再西方化”、“再中國化”，這也許就是中國的兩種命運。

我認為，在未來二十到五十年內，兩種命運的爭奪將在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同時進行。更為重要的是，政治競爭的結局與文化競爭的結局息息相關。如果西方文化勝利了的話，中國政治將走向民主。反過來，如果儒家文化能夠複興的話，中國政治將走向仁政。所以，今後二十到五十年內，儒家必將與西化派在政治和文化領域內進行決戰。這是一場殊死的決戰。因為它關係到中華民族的未來。而且，我堅信，民主化將葬送中國的未來，儒化最符合中華民族的利益。這是我的一個基本主張。

為什麽政治與文化的聯係如此緊密？一方麵，政治可以影響文化。中共的曆史就是一個證明。另一方麵，文化也可以影響政治。從長期來看，合法性決定政治的生命。而文化規定了合法性的內涵。葛蘭西告訴我們，合法性理論是典型的意識形態，而有效的意識形態一定掌握文化霸權。哈貝馬斯指出，對合法性的認識，是在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中，通過廣泛深入地討論形成的。這樣的合法性觀念實際上已經成為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了。這一切告訴我們兩個重要的信息，第一，合法性理論離不開文化，第二，隻有紮根於文化之中的合法性理論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所以，要確立仁政的合法性，就必須建立儒家文化的霸權。同樣，要確立民主的合法性，就必須建立西方文化的霸權。注意，我在這裏說的“霸權”是葛蘭西的“霸權”。

緊迫感與危機感

整個近代史和現代史就是中國文化的沒落史。到了五四時期，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徹底崩潰了，舉國上下一片全盤西化的呼聲。文革時期達到了瘋狂階段，從內容到形式全麵摧毀。即使是今天，孔廟在政府的眼中也就是一個旅遊景點而已。今天的大學生，你說他數典忘祖，他毫無愧色，但是你要說他英文發音不準，他會覺得沒臉見人。現在中國大陸也有一些搞儒學的人，但他們基本是吃儒學的，他們把儒學當作謀生的飯碗，既不信仰它，也不同情它。更有甚者，許多人對儒家一無所知，但你一跟他說儒家，他想都不想就說那破玩意不行。現在反對儒家的人，你把他拎過來，問問他什麽是儒學，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說不出個皮毛。但是，他就敢說儒家不行。使中國人成其為中國人的東西是什麽？不是黃皮膚、黑頭發，也不是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而是中華文化。國亡，隻要文化在，中國人還是中國人。文化亡，即使國還在，中國人也不存在了。所以，比亡國更可怕的是亡文化。今日中國就處於文化滅亡的邊緣。我們要有緊迫感！

如今儒學被徹底妖魔化了，以至於不懂儒學就敢罵儒學。相反，民主被徹底的神聖化了，不懂民主就敢喊民主好。罵的時候、喊的時候全都理直氣壯。總的來看，在思想領域，自由民主主義占據主流，儒家處於邊緣。盡管最近幾年自由民主主義走下坡路，文化民族主義日漸興起，但這種格局並沒有改變。此外，國際環境總體上有利於自由民主主義。所以，儒家要有危機感！要認識到，要打敗西方，我們必須付出持久地、艱苦卓絕地努力。

儒化的原則與策略

如何走向仁政？或者說，儒化的原則和策略是什麽？儒化的原則是“和平演變”。儒化的策略是“雙管齊下”，在上層，儒化共產黨，在基層，儒化社會。

首先是儒化中共。用孔孟之道來替代馬列主義。黨校還要保留，但教學內容要改變，把四書五經列為必修課，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務員考試要加試儒學。要有意識地在儒家學統與政統之間建立製度化的聯係，而且是壟斷性的聯係。有一天，儒學取代了馬列主義，共產黨變成了儒士共同體，仁政也就實現了。

在這方麵，國民黨做得比共產黨好。孫中山在設計中國的現代藍圖時，就有意識地把西方文明和中國傳統有機的結合起來。他的五權憲法、對資本的態度、對民權的理解都體現了儒家的智慧。國民黨的理論家也力爭把本黨統治的合法性與中國的曆史文化聯係起來。蔣介石在三十年代大搞新生活運動，也就是要複興儒家文化。

還有就是儒化社會。短期來看，最關鍵的是把儒學納入國民教育體係。從小學到大學都要設立國學課。國學課不是我們現在的語文課。國學課傳授的是一種價值、一種信念、一種文化的靈魂，而不是學幾首古詩，背幾篇古文，不是為了寫好作文，不是為了附庸風雅。長期來看，最關鍵的是把儒教確立為國教。在社會中儒家總要有一個載體。想來想去，我覺得這個載體隻能是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組織係統。但是儒家沒有。這是為什麽？曆史上儒家是一個最成功的宗教。皇帝就是它的教皇，整個政府就是它的教會，所有的官員都是它的信徒。官府之外，統治社會的士紳也是儒家的信徒。老百姓也要接受儒家教化。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教合一、教教（宗教和教化）合一的體製。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一旦傳統政治形態崩潰了，儒家也就失去了載體，處於魂不附體的狀態。今天儒家要重建自己的載體，這種載體的最佳形態就是國教。一說到國教，有人就問，是不是要強製大家信仰儒教啊？不是的。確立國教與信教自由並不矛盾。這一點康有為早就說清楚了。國家堅持宗教自由政策，但給予儒教一些優惠條件。隻有當儒教複活了的時候，我們才能說社會的儒化成功了。

我認為，在儒化的問題上，共產黨與中華民族沒有根本性的衝突。它繼續這樣混也比較困難。與儒化相比，民主化的下場會更慘一些。所以，與接受民主化相比，共產黨接受儒化的難度會更小一點。所以，我還是比較樂觀地希望能實現這樣一種和平演變。如果這種設想能夠實現，那既是共產黨的幸運，也是中華民族的幸運。

儒家正迎來一個複興時代

要想對儒化有信心，就要看清曆史大勢。要想看清未來趨勢，就必須要有大眼光。所謂“大眼光”，一指曆史眼光，一指世界眼光。看來看去，我覺得亨廷頓是一個有大眼光的人。除他之外我還沒有發現第二個。在這裏，我想介紹一下亨廷頓的觀點。他的觀點暗示，儒家沒有過時，相反，儒家正迎來一個偉大的複興時代。

亨廷頓把文化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叫“工具文化”。亨廷頓所說的工具文化，不僅僅包括科學技術，也包括經濟體製、政治製度。另一部分叫“終極文化”。它與一個文明的基本價值聯係在一起。這些基本價值凝結在那些偉大宗教之中。亨廷頓把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分解為兩個過程，一是工具文化的現代化，一是終極文化的西方化。他發現存在著四種基本模式。第一種模式是“拒絕主義”。這類國家原地踏步，既不要工具層麵的現代化，也不要價值層麵的西方化。他們在綠色圓圈內轉圈。美洲的印第安人就選擇了這種模式。第二種模式是“痛苦的過程”。這類民族，在工具文化的現代化方麵沒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它的終極文化卻徹底西方化了。亨廷頓認為這是最不幸的。第三種模式是“基馬爾主義”。土耳其是一個伊斯蘭國家，但卻實現了真正的全盤西化。它的工具文化現代化了，而且終極文化也西方化了。西方人最喜歡的就是土耳其了，把它樹立為全盤西化的典範，號召第三世界學習，而且還用它的始作俑者——基馬爾——命名這種模式。但是，亨廷頓認為最有代表性的不是“基馬爾主義”，而是“改良主義”，即第四種模式。這類國家，在工具文化的現代化方麵是非常成功的，而且這種成功貫穿始終，但是在終極文化的西方化方麵卻經曆了一個倒U型曲線。初期，伴隨著工具文化的現代化，終極文化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了一定階段，西方化進程出現逆轉，本土的民族文化開始回歸，同時出現拒斥西方價值的傾向。也就是說，伴隨著經濟、政治、軍事上的成功，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必將逐漸回歸，文化民族主義也必然隨之興起。亨廷頓認為，中國已經走上改良主義道路。他還認為中國一定會成功，而且還會因為這種成功而與美國大打出手。

我們的切身體驗就可以認證這一點。想當年，開放之初，中國人出國背著一旅行袋方便麵，千方百計省吃儉用，背回一台電視機或是冰箱，全家欣喜若狂，左鄰右舍嘖嘖稱羨。在那個時候，中國人怎麽能有文化自信呢？那是不可能的。人窮誌短，這是大數定律。今天你再看看。中國人去國外，手裏有錢了，可悲的是沒什麽可買了，國內要什麽有什麽，買些小禮物帶回來送人吧，還擔心買到“中國製造”。這個時候，他自然而然就有文化自信了。你不讓他自信也不行啊。財大氣粗啊，這也是大數定律。所以，就一個民族而言，文化自信的基礎還是經濟成功。

思考未來的基本態度

文化不像一件衣服，想穿就穿，想脫就脫。文化永遠支配著你，即使你意識不到它的存在，它也在支配著你。就像魚和水的關係一樣。魚也許永遠不知道水的存在，也不理解水的性質，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魚離不開水。毛澤東致力於破壞中國的傳統文化。可謂登峰造極。但實際上連他本人都沒能逃脫中國文化的影響。林彪對毛澤東的評價還是非常準確的。在《571工程紀要》裏，林彪說毛澤東是“披馬列之皮，行孔孟之實，執秦王之法”。就是說，毛澤東嘴上說的是馬列主義，實際上追求的是孔孟之道，而使用的手段則是秦始皇的那套東西。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偉大的魔咒。盡管毛澤東一門心思要砸爛孔家店，但最終孫猴子還是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中國最顯著的特點，不是幅員遼闊，不是人口眾多，而是有一個曆史悠久的文化。這個文化在幾千年中不斷發展，盡管屢經挫折，但是從來沒有滅絕，最終總能夠重新崛起。這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為它有非常深厚的根基和堅韌的力量。我們未來的發展絕對不能脫離這個根基。強調從現實出發，強調曆史的連續性，尊重自己的文化傳統，這就是保守主義思考未來的基本態度。中國當下最需要的就是這種態度！

說到底，政治脫離不了文化。隻有立足於深厚的文化土壤，政治才能獲得持久的生命力。在中國，這樣的政治就是仁政。重建仁政不僅可以保民，可以王天下，也可以重新發揚光大那些使中國人成其為中國人的東西。而這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

【康曉光】我為什麽主張“儒化”

康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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