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評與(yu) 被批評

時間：羅誌田

來源：《讀書(shu) 》2017年7期新刊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六月十二日癸巳

          耶穌2017年7月5日

《讀書(shu) 》編者按：1922年梁漱溟出版《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提出中西文化的對比及思考，問題尖銳，對時賢的批評也尖銳，將章太炎、康有為(wei) 、梁啟超、胡適統統打擊了一遍，後來又連帶張君勱、丁文江、吳鼎昌也罵了一通。關(guan) 鍵是臧否如此直率，自己卻渾然不覺，對招來的“被批評”亦不回應，隻是在新版默默修正觀點而已。中國問題何其複雜，而學者如有真性情，使天下事理不致“轉以意氣之蔽而迷晦”，則解決(jue) 之途才更坦蕩吧。

學問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評與(yu) 被批評

“五四”學生運動後，梁漱溟因演講並出版《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shu) 而“暴得大名”，引起廣泛關(guan) 注，包括不少批評。而他自己在書(shu) 中也常點名批評前輩和同輩學人，不僅(jin) 不留情麵，還往往直斥以糊塗、不通、不懂等語。“受傷(shang) ”的包括章太炎、康有為(wei) 和梁啟超等當世高賢，以及早幾年“暴得大名 ”卻已名滿天下的胡適。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

太炎一門似乎沒人說什麽(me) 。梁啟超一邊則由張君勱和張東(dong) 蓀聯手出擊，雖也點出梁書(shu) 隻能算“觀察”而不能算“研究”，甚至偶爾不點名地說出“沐猴而冠，既無所謂文，更無所謂化”的影射，大體(ti) 語氣尚溫和，仍存君子相。後來陳序經則一麵暗示梁漱溟抄襲譚嗣同，一麵指出梁自己使用“販運來的一些東(dong) 鱗西爪的材料”，以為(wei) “樣樣都好”；同時“又不甘從(cong) 人，人家的意見，樣樣都是不好”。

陳序經看到了梁漱溟論學的一個(ge) 特點，即自我感覺不錯，對別人卻不那麽(me) 寬容。有意思的是，梁漱溟本人對此幾乎沒什麽(me) 感覺，常常指斥了他人而不自覺。他說自己“為(wei) 人的真摯，有似於(yu) 先父。在事情上認真，對待人也真誠”。信然。

梁漱溟論學非常誠摯懇切，不喜歡論而不斷的含糊態度。如他曾對孔子研究提出正麵三問題，便要求大家“一問一答，閃避不得”。他指責或駁斥別人不留餘(yu) 地，也正因自己以一種誠摯的態度治學。

梁漱溟：《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shu) 館，1922）

李石岑就說，《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這部書(shu) 許多地方是從(cong) “自己的特別遭遇或環境或研究弄成功的一種見解，自然不容易放下去依從(cong) 他人”。於(yu) 是“說某人 ‘持客套的態度’，說‘其實某公所說沒有一句是對的’；說‘他們(men) 把孔子、墨子、釋迦、耶穌、西洋道理，亂(luan) 講一氣；結果始終沒有認清哪個(ge) 是哪個(ge) ’”一類表述，“在書(shu) 內(nei) 不知道有多少”。李石岑是梁漱溟的朋友，他肯定了“梁君不肯輕易依傍人家”，是“一種可寶貴的態度”，但別人是否能接受這樣的誠懇，卻要打個(ge) 問號。

梁漱溟在書(shu) 中指責胡適，就是一例。先是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裏引蔡元培所說“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之名”，並雲(yun) “仁就是理想的人道，盡人道即是仁”。梁漱溟以為(wei) 兩(liang) 皆無可非議，“但是這樣籠統空蕩蕩的說法，雖然表麵上無可非議，然他的價(jia) 值也隻可到無可非議而止，並不能讓我們(men) 心裏明白，我們(men) 聽了仍舊莫名其妙”。然後放下狠話：這是“因為(wei) 他根本就不明白孔子的道理，所以他就不能說出使我們(men) 明白”。

他又引胡適說孔子 “不信好德之心是天然有的 ”，而主張好德之心“可以培養(yang) 得成，培養(yang) 得純熟了自然流露”一段，指責“他這話危險的很”。人類社會(hui) 正靠“這種善的本能”取得成功，胡適“不但不解孔子的道理而臆說，並且也不留意近來關(guan) 於(yu) 這個(ge) 的意見之變遷，才說這樣話”。梁漱溟甚至說，胡適書(shu) 中所講的老子、孔子、墨子、莊子的哲學，無多見地，隻能“供現代的大哲把玩解悶”。

寫(xie) 中國哲學史的胡適竟然既不理解孔子的道理，又不知道相關(guan) 意見的後來變遷，還隨口臆說，這哲學史的確沒多少存在的意義(yi) ，真是隻能“供現代的大哲把玩解悶”了。梁漱溟的打擊，不可謂不徹底。

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在學生集會(hui) 上演講的胡適（來源：搜狐）

對梁漱溟的挑戰，胡適到一九二三年才回應，自稱“沉默了兩(liang) 年，至今日開口”，可知早已注意到了。他的不滿，顯著表現在一小段話中就連用了五個(ge) “籠統”，說：梁先生的出發點就犯了籠統的毛病，籠統地斷定一種文化若不能成為(wei) 世界文化，便根本不配存在；籠統地斷定一種文化若能存在，必須翻身成為(wei) 世界文化。他自己承認是“牢牢地把定一條線去走”的人，他就不知不覺地推想世界文化也是“把定一條線去走”的了。從(cong) 那個(ge) 籠統的出發點，自然生出一種很籠統的“文化哲學”。

這連續的五個(ge) “籠統 ”似乎還未讓胡適滿足，他繼續指出：“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極複雜，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係的文化各包括在一個(ge) 簡單的公式裏，這便是籠統之至。公式越整齊，越簡單，他的籠統性也越大。”而梁的“根本缺陷隻是有意要尋一個(ge) 簡單公式，而不知簡單公式絕不能籠罩一大係的文化，結果隻有分析辨別的形式，而實在都是一堆籠統話 ”。

一連串的 “籠統 ”明顯表達出胡適的情緒，為(wei) 梁漱溟所看出，遂致函胡適問道：“尊文間或語近刻薄，頗失雅度；原無嫌怨，曷為(wei) 如此？”胡適很有禮貌地覆函致歉，但也指出，人若“認真太過，武斷太過，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先生《東(dong) 西文化》書(shu) 中，此種因自信太過或武斷太過，而不覺流為(wei) 刻薄的論調，亦複不少”。並舉(ju) 出了自己“個(ge) 人身受”的兩(liang) 個(ge) 例子。

梁漱溟這才明白是自己先得罪人，更寫(xie) 一函，說“早在涵容，猶未自知”，“承教甚愧！”經此提醒，後來梁漱溟的朋友張申府半開玩笑地說梁和胡適“向來常常對壘互罵”，梁漱溟正式予以否定，再次說明“我於(yu) 民國十年出版之《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批評到適之先生處不少，然適之先生之轉回批評我”，已在一年多之後，其間並無什麽(me) “彼此互不相讓而急相對付的神情”，故張申府對雙方均屬“失言”。梁漱溟還特別提出：今日之中國問題實在複雜難解決(jue) ，非平心靜氣以求之，必不能曲盡其理。若挾意氣說話，傷(shang) 個(ge) 人感情事小，誠恐天下事理轉以意氣之蔽而迷晦。

然而幾年後梁漱溟舊態複萌，又在一篇文章中一口氣打擊了張君勱、丁文江、胡適和吳鼎昌等多位著名學者，說這些“雖有學問能出頭說話的先生，對社會(hui) 問題”卻“缺欠研究精神”。他們(men) 提出的“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方案或中國政治的出路”，“無在不現露其為(wei) 一種主觀的要求、願望、夢想”；有些話“說了等於(yu) 沒說，不說倒好些，說了更糊塗”。

這次李安宅對他提出了質疑，以為(wei) 批評者的“責任是指明怎樣不對，錯誤在哪裏”，而不是簡單予以否定。但對梁漱溟而言，他或不過在就事論事，並未“挾意氣說話”。至於(yu) 聽者是否感覺“傷(shang) 個(ge) 人感情”，他可能真“沒往心裏去”，故此渾然不覺。

不過話說回來，當年《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反響熱烈。在眾(zhong) 多批評中，胡適的意見雖晚出，卻是梁漱溟唯一做出回應的。對其餘(yu) 的批評，梁漱溟均未正式回應。這也是一個(ge) 有意思的現象。

梁漱溟書(shu) 《時刻自警》（來源：中國文化報）

丁偉(wei) 誌先生已注意到，各方評論意見中，“糾正其知識錯誤的占了相當大的比例”。這一觀察是準確的。當時就有人對梁漱溟予以全麵否定，說他“對於(yu) 東(dong) 西文化的觀察有四點錯：一，對於(yu) 中國文化說錯；二，對於(yu) 佛法說錯；三，對於(yu) 世界未來之文化說錯；四，對於(yu) 我們(men) 今日應持的態度說錯”。

李石岑也說：“看完這部書(shu) 之後，知道梁君是我們(men) 中國一個(ge) 純粹的學者，我對於(yu) 他這個(ge) 人的佩服，比對於(yu) 他這部書(shu) 的佩服，更加十分。”這其實是一種和緩的批評，後來黃杲讀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即“李石岑說這書(shu) 的作者比這書(shu) 更可貴”。黃杲也覺得書(shu) 中最精彩的是梁先生“貫徹全書(shu) ”的一段“真情實感”，故李石岑“真不曾說錯”。換言之，《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本身，反不那麽(me) “可貴”。

一本廣受歡迎的書(shu) 得到這樣的評價(jia) ，作者的心情想必很複雜。除胡適外，梁漱溟未曾回應他人的批評，是因為(wei) 他覺得別人的評論沒什麽(me) 啟發，同時他也對一些批評的隨意性不滿。

在其書(shu) 《第三版自序》中，梁漱溟感謝了“許多位師友和未及識麵的朋友給我以批評誨示”。但補充說，之所以“對大家的批評誨示自始至終一概沒有作答”，有“一半是為(wei) 大家的批評誨示好像沒有能引起我作答的興(xing) 味”。而且他“很少——自然不是絕沒有——能從(cong) 這許多批評誨示裏領取什麽(me) 益處或什麽(me) 啟發”。稍後他在給章士釗的信中再說，出書(shu) “兩(liang) 年以來，批評之文，良亦不可計數，乃俱無所開益，隻增否悶”。

《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三版自序（太平洋圖書(shu) 公司出版，1960）

十多年後，批評梁漱溟的陳序經也說，“十餘(yu) 年來之解釋及批評梁先生者頗不乏人，然平情來說，他們(men) 好像看不出梁先生的病症所在”，所作多是“枝葉的批評”。陳序經的意思是隻有他真正看出了梁漱溟的病症所在，但他的觀察也大體(ti) 應和了梁氏自己的觀感，應可算其“知音”。且此評論已在十餘(yu) 年之後，若所說大致不差，則類似的狀況至少十多年未見改變。

不過，對於(yu) 梁漱溟的沉默，也有見仁見智的不同看法。如王德周就說：“梁先生去年曾被人罵的緘口不言。”在唯一答複胡適批評的那次演講裏，梁漱溟解釋了自己沉默的原因，即“大家讀我的書(shu) ，大概都像看北京《晨報》一樣，匆匆五分鍾便看完了。作者確曾下過一番心的地方，他並沒有在心裏過一道，就在這五分鍾後便提筆下批評。這種批評叫我如何答？實在不高興(xing) 作答！”

那種匆匆一看“便提筆下批評”的現象的確存在，如署名“惡石”的評論者，一麵讚揚這書(shu) “確是新文化裏麵第一部有價(jia) 值的著作”，卻坦承“昨天用一天的工夫看完了，今天便要來評”。他知道“梁先生費多少年心血所得的結果，梁先生全副思想底結晶，我隨隨便便看一遍，就輕易拿起筆來評”，顯得過於(yu) “大膽”，可能引起旁人“笑話”。

另一對梁漱溟比較同情的年輕人袁家驊也承認，他到寫(xie) 書(shu) 評的“前幾天”才把梁書(shu) “略讀一遍”，對於(yu) 這書(shu) “非常敬愛，但不妨把一時直感而得的”幾點意見“敘說出來”。一個(ge) “但”字，表明作者也知道對“非常敬愛”的書(shu) 本應采取更加慎重嚴(yan) 謹的態度才對。

梁漱溟常以己律人，他覺得自己的演講和著述是非常認真且有體(ti) 會(hui) 的，別人似乎很少注意及此。他反對大家像看報紙一樣讀他的書(shu) ，簡單看看就要評論，實際等於(yu) 要求別人也認真詳細地與(yu) 他進行長篇討論。真正做到梁漱溟所要求的隻有楊明齋，他是唯一以專(zhuan) 書(shu) 形式來回應梁漱溟的（全書(shu) 還包括反駁梁啟超和章士釗的內(nei) 容，關(guan) 於(yu) 梁著的部分有一百多頁）。

楊明齋（1882-1938）

據其朋友說，楊明齋之所以寫(xie) 出長篇的批評，就是因為(wei) 梁漱溟在那次回應胡適的演說中，“說了一大堆”話，以“人家看不懂他的書(shu) ”作為(wei) 他不回應的理由。楊明齋聽時便“生了氣，回到家裏就作他的《評中西文化觀》的稿子”，很快就寫(xie) 成出版了。

這一批評的長度應當符合梁漱溟的要求，但他仍無回應。有可能是同樣不滿意，因為(wei) 在梁漱溟 “下過一番心的地方”，楊明齋是否也曾“在心裏過一道”，看不太出來。另一種可能是楊書(shu) 出版於(yu) 一九二四年，那時梁漱溟正處於(yu) 煩悶思索之中，關(guan) 注的“問題”已有所不同，興(xing) 趣也開始轉向了。不過從(cong) 前引陳序經的事後總結看，或許楊明齋也仍然沒有看出梁漱溟的“病症所在”。

可知梁漱溟對他人批評基本不曾回應，可能真是感覺連反駁的必要都沒有。不過，梁漱溟在《第三版自序》中也說，他“雖沒能從(cong) 諸師友處得著啟發”，自己卻“有許多悔悟”，於(yu) 是對其中“兩(liang) 個(ge) 重要地方”做出了新的解釋。從(cong) 新版的“新解釋”看，梁漱溟觀念上的修正，恰是被人指出過的問題，想來他是仔細看過那些批評的。

這或許是為(wei) 人實誠的梁漱溟唯一顯得有些不誠懇的地方，或許如他自己所說，自從(cong) 進入北大，“參入知識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勝之心”。不過，還有一種可能，即梁漱溟自信太強，別人的“啟發”經其消化，無意中當成了自己的“悔悟”。我自己傾(qing) 向於(yu) 後一種可能。前引他明知中國問題當“平心靜氣以求之”，而仍說出很“傷(shang) 個(ge) 人感情”的話，又渾然不覺是在“挾意氣說話”，便最能體(ti) 現梁漱溟的學問真性情，因為(wei) 他一向就有“始終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主體(ti) 意識，而較少為(wei) 他人設身處地。

1986年6月10日，93歲高齡的梁漱溟先生出席在北師大召開的東(dong) 西方文化交流研討會(hui) （來源：中新社，任晨鳴攝）

立言是一種行為(wei) ，表述的方式直接影響到表述的意旨。梁漱溟的學問本以體(ti) 悟見長，不以精細著稱。他提出中西文化這一代表時代聲音的問題，意在讓中國文化“翻身”。梁漱溟提問時對別人的批評，也表現出他認識和表述文化的特色。由於(yu) 他提出的問題太具衝(chong) 擊力，直接觸及眾(zhong) 多讀書(shu) 人的心扉，所以引來各方麵的批評。這些批評本身，過去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實則不僅(jin) 梁漱溟提出的問題，就是他提問和對待他人批評的方式，也需要我們(men) 更進一步的理解和反思。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