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詮釋與(yu) 儒學演進

——以“攻乎異端”章的詮釋史為(wei) 例

作者：肖永明（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博士生導師）

           張建坤（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

來源：《湖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7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五月廿九日辛巳

          耶穌2017年6月23日

內(nei) 容提要：《論語·為(wei) 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因首論“異端”而為(wei) 傳(chuan) 統儒者所重視。尤其是宋代以來，伴隨著儒學的理論拓展和曆史演進，“異端”相應地被眾(zhong) 多學者賦予了他技、小道、諸子百家、佛老、異己者、兩(liang) 端等內(nei) 涵，其疆界逐漸擴展，直至以“異端”指稱與(yu) 儒家正道相左的一切国际1946伟德形態。透過曆代學者的詮釋，我們(men) 可以看到儒學演進的脈絡與(yu) 軌跡。同時，從(cong) 曆代儒者的詮釋中還可以看到，此章所蘊含的儒學發展觀念也得到了多方麵的展開。有的學者激烈地排斥“異端”，有的學者溫和地對待“異端”，否定對“異端”的批判，甚至肯定“異端”存在的價(jia) 值。在他們(men) 的詮釋、闡發中蘊含了對儒學發展方式的不同思考。

關(guan) 鍵詞：《論語》/異端/正統/經典詮釋/儒學演進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四書(shu) ’學史”(13&ZD060)。

《論語·為(wei) 政》篇載孔子之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①自漢代開始，以此章“異端”為(wei) 核心的詮釋甚多。大體(ti) 而言，曆代歧解，均以如何看待“異端”為(wei) 核心；以“正統”為(wei) 基準，強調“異端”之害，可以說是其主流原則。當然，其中又存在明顯差異。從(cong) 詮釋麵向來看，主要有三個(ge) 方麵：其一，是訓“攻”為(wei) “治”，以“斯”指代學習(xi) 異端，視“已”為(wei) 虛詞，認為(wei) 學習(xi) 、專(zhuan) 攻異端是有害的，因而反對士人學習(xi) 異端；其二，是訓“攻”為(wei) “擊”“辟”等，或以“斯”指代異端而視“已”為(wei) 虛詞，或以“斯”指代攻擊異端而訓“已”為(wei) “止”，認為(wei) 應攻擊消滅異端以避免異端之害；其三，是訓“攻”為(wei) “擊”“辟”等，以“斯”指代攻擊異端，視“已”為(wei) 虛詞，反對攻擊異端引起更大的禍害，而主張昌明儒學則異端自不能為(wei) 害。以時間為(wei) 縱軸看，曆代學者對“異端”的詮釋，又有他技、小道、諸子百家、佛老、異己者、兩(liang) 端等，其疆界逐漸擴展，直至以“異端”指稱與(yu) 儒家正道相左的一切国际1946伟德形態；相應的“正統”則特化為(wei) 儒家正道，甚至程朱之學。

對“攻乎異端”章詮釋史的梳理，有助於(yu) 了解《論語》詮釋與(yu) 不同時代的文化環境、學術風尚以及詮釋者個(ge) 人的學術旨趣、學術理念之間的關(guan) 係，在儒學演進的整體(ti) 脈絡中理解經典意義(yi) 的生成，理解曆代詮釋中的時代內(nei) 涵。

一、將此章詮解為(wei) 反對學習(xi) 異端：曆代“異端”內(nei) 涵的變化與(yu) 儒學演進

至西漢，先秦時期關(guan) 於(yu) 《論語》的授受及其詮解，時人已不甚清楚；而兩(liang) 漢《論語》傳(chuan) 本、注本雖眾(zhong) ，今亦多不存。②相應地，兩(liang) 漢儒者對於(yu) “攻乎異端”章的詮釋，我們(men) 難以獲知。不過，東(dong) 漢初年的經學家範升對此章的引用，或許可以幫助我們(men) 了解漢儒對此章的理解。據載，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範升視《左氏春秋》為(wei) 異端，反對韓歆、許淑等意圖置《左氏》博士，他說：“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zhuan) 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③這裏，範升是將“異端”與(yu) “本”對立了起來。所謂的“本”，即與(yu) 孔子有明確淵源的儒學正統，也就是今文經學；而《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yu) 丘明，師徒相傳(chuan) ，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④，範升自然要將之排斥在經典詮釋的體(ti) 係之外，反對儒生們(men) 學習(xi) 它。這種以《左傳(chuan) 》為(wei) 中心的今、古文之爭(zheng) ，實乃對經典詮釋權威的爭(zheng) 奪，代表了兩(liang) 漢今文經學家排斥古文經學，以壟斷經典詮釋權的價(jia) 值取向。

如果說範升的理解僅(jin) 局限於(yu) 經學之爭(zheng) ，那麽(me) 何晏(公元?—249年)的詮釋則擴展了此章的意涵，他說：“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⑤在這裏，“善道”指儒家六經，“統”即“本”，也就是儒家聖人之道，在何晏看來，《詩》《書(shu) 》《禮》《樂(le) 》雖教化路徑不同，但同歸於(yu) 儒家聖人之道；“異端”不本乎此，故旨趣不同。這是將“異端”與(yu) “本”，也就正統儒學相對待的。不過，何晏又說：“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者也。”⑥在詮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時，何晏更指出，“小道，謂異端也”。⑦在這裏，何晏不僅(jin) 不排斥“異端”，反而認為(wei) “異端”有可取之處，所反映的是一種開放的心態。對此，學界多認為(wei) 這才是何晏的真實思想。何晏熱衷於(yu) 探求玄理，在詮釋《論語》時也不免表現出以道釋儒的學術旨趣，“此處他就是借用老莊‘小大之辯’的道理來詮釋‘異端’。強調‘異端’雖‘小’但也‘可觀’，力圖對魏晉時期黨(dang) 同伐異的風氣起到撥亂(luan) 反正的效果。此說明顯帶有其‘重大不忽小’的玄學色彩。”⑧盡管如此，何晏的這番詮解尚顯隱晦，他提出的“異端即小道”雖為(wei) 後世諸多學者所繼承，但多被引申至強調異端之害。

南朝梁皇侃(公元488-545年)對何晏的詮釋作了進一步的疏解：“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此章禁人雜學諸子百家之書(shu) 也。攻，治也。古人謂學為(wei) 治，故書(shu) 史載人專(zhuan) 經學問者，皆雲(yun) 治其書(shu) ，治其經也。異端，謂雜書(shu) 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yu) 諸子百家，此則為(wei) 害之深，故雲(yun)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斯害也已矣’者，為(wei) 害之深也。”⑨這就很明確地詮釋了此章的具體(ti) 內(nei) 涵，即：學習(xi) 諸子百家等雜書(shu) ，這是有害的。唐代經學統一，皇《疏》為(wei) 官方采用；宋初邢昺(公元932-1010年)《論語注疏》對此章的詮釋也與(yu) 皇《疏》大體(ti) 一致。至少在宋學興(xing) 起之前，“攻乎異端”章的內(nei) 涵通常被如此理解。

然而，孔子所處的時代，尚未出現諸子蜂起、百家爭(zheng) 鳴的狀況，將“異端”詮釋為(wei) 諸子百家等雜書(shu) ，顯然不合此章的曆史語境。但這種不顧曆史語境的詮釋傾(qing) 向，到宋代又有了新的發展。當時，回應佛、老二氏的挑戰，複興(xing) 儒學，已經成為(wei) 儒家學者所麵臨(lin) 的時代課題。他們(men) 紛紛對此章義(yi) 理進行疏解，以資對佛、老之學的排斥。程頤(公元1033-1107年)即闡發此章說：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⑩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yu) 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yu) 文章，二牽於(yu) 訓詁，三惑於(yu) 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yu) 道矣。(11)

顯然，他與(yu) 前述漢唐古注的作者們(men) 在此章詮釋的麵向上是一致的，都以儒家之道為(wei) 本位，反對研習(xi) 小道異端。他們(men) 痛心地看到，當時有不少儒家學者，為(wei) 佛老之學中某些精致的理論成果所迷惑，混淆了儒學與(yu) 佛老之學的界線。在對本章的詮釋、發揮中，程頤強調，異端雖“有可取”卻偏離了儒家正道，要彰顯儒家聖人之道，就必須擺脫異端之惑。這一闡發，反映了在佛老之學挑戰日益嚴(yan) 重，新儒學的理論建構善待完善、儒學複興(xing) 尚未完成的時代環境中，儒家學者對佛老之學的高度警惕與(yu) 排斥。從(cong) 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儒學與(yu) 佛老之學的緊張與(yu) 對立，體(ti) 會(hui) 到程頤內(nei) 心的焦慮。

與(yu) 程頤同時而稍後的著名學者、王安石的高足陳祥道(公元1053-1093年)對此章也有詮釋。他說：

天下之物，有本有末。本出於(yu) 一端，立於(yu) 兩(liang) 。出於(yu) 一則為(wei) 同，立於(yu) 兩(liang) 則為(wei) 異，故凡非先王之教者，皆曰“異端”也。……董仲舒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進。”此之謂知本者也。(12)

這一詮釋，立足於(yu) 本末關(guan) 係進行闡述，將相關(guan) 的闡發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論高度。但透過抽象的理論論證可以看到，其主旨很明確，那就是以“先王之教”為(wei) 標準進行衡量，“凡非先王之教者，皆曰異端也”。對待異端的態度也很堅決(jue) ，他高度肯定董仲舒“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進”之說，認為(wei) 如此方可謂是深明學術之本。陳祥道是荊公學派的重要成員，從(cong) 其對於(yu) 異端之學的堅決(jue) 態度，可以看到在《三經新義(yi) 》頒於(yu) 學官，荊公新學挾官學之威獨行於(yu) 世、科場士子“鹹宗其說”的曆史情境中，儒家學者對於(yu) 儒家之外的各家學術加以排斥、抑製、禁罷的事實。當時，荊公新學雖然取得了官學地位，產(chan) 生了很大影響，但是儒學複興(xing) 的時代課題遠未完成，儒家學者非常需要借助其政治優(you) 勢，確立儒學在国际1946伟德界的壟斷地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自然得到了他們(men) 的高度稱頌。

南宋時期，朱熹(公元1130-1200年)也承襲了皇侃、程頤等對“攻乎異端”的詮釋，認為(wei) “攻者，是講習(xi) 之謂，非攻擊之攻”(13)“異端者，雜楊、墨、諸子百家而言之”(14)“範氏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wei) 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yu) 無父無君，專(zhuan) 治而欲精之，為(wei) 害甚矣!’”(15)同時，朱熹對異端之學也持激烈的排斥、批判態度，強調正道與(yu) 異端水火不容、互為(wei) 消長：“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16)而在當時的具體(ti) 曆史環境中，朱熹特別關(guan) 注的，是具有較為(wei) 精致的理論體(ti) 係、對儒學產(chan) 生最大威脅的佛學。他引用程頤之言說明了這一點：“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wei) 近理，所以其害為(wei) 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yu) 其中矣。’”(17)就朱熹而言，他在自身思想理論體(ti) 係建構過程中對佛老之學的思想資料與(yu) 理論思維成果借鑒、吸取甚多，這是當時眾(zhong) 多儒家學者共同的學術取徑，是儒學更新、複興(xing) 的必然選擇。但在此過程中，朱熹牢固堅持儒家的價(jia) 值立場，從(cong) 價(jia) 值層麵對佛老之學進行激烈的批判，劃清與(yu) 佛老之學的界線。從(cong) 朱熹對“攻乎異端”的詮釋、發揮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嚴(yan) 格辨析儒佛之異、嚴(yan) 防受到佛學誘惑而沉溺其中，仍然是許多儒家學者所關(guan) 注的重大問題。字裏行間，充滿著緊張感、警惕性。

但同時代陸九淵(公元1139-1193年)的詮釋則透露出耐人尋味的信息。他說：

今世類指佛老為(wei) 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卻指那個(ge) 為(wei) 異端?蓋異與(yu) 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yu) 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hui) 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18)

與(yu) 程、朱不同，陸九淵反對將孔子所言的“異端”與(yu) 佛老之學直接聯係。不僅(jin) 如此，他進一步擴大了“異端”的範圍，將“所學之端緒與(yu) 堯舜不同”作為(wei) 劃分“異端”的依據，“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yu) 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這就大大地擴大了“異端”的範圍，被納入其中的，已經遠不止佛老，而是同時也包括與(yu) 之“同師堯舜”卻偏離堯舜之正道的其他儒家學派。但是，陸九淵所理解的“與(yu) 堯舜不同”或者“同”，判斷的標準又是什麽(me) ?按照陸九淵的說法，在於(yu) 自己“理會(hui) ”，與(yu) 此心之理不同的自然就是“異端”。顯然，在陸九淵這裏，學術的排他性更強了，不僅(jin) 佛老之學、諸子百家，與(yu) 其觀點、路徑不同的其他儒家學派也同樣可以被貼上“異端”的標簽。南宋中期，儒學呈現出繁榮之勢，學派分化嚴(yan) 重，不同學派學者相互質疑論辯，不同思想觀點激烈交鋒。陸九淵對“異端”的詮釋就帶有濃厚的時代色彩，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說，陸九淵對“異端”的詮釋已經被他作為(wei) 排斥其他學派的工具。這也反映了這樣的曆史事實：在經過長期的理論建構之後，儒學的理論建構工作已經初步完成，陸九淵等儒家學者充滿理論自信，不再對佛教的威脅深感焦慮、深懷恐懼，進而把關(guan) 注的重點轉向在儒學體(ti) 係建構過程中其他理論路徑、致思方向的排斥方麵。

對“異端”的這種寬泛理解，在王陽明(公元1472-1529年)那裏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王陽明說：“與(yu) 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yu) 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19)。在這裏，王陽明提出了衡量正統和異端的標準：即思想理論是否與(yu) 愚夫愚婦的要求、願望相背離，能否使得未經教化的民眾(zhong) 也能致其良知。他最為(wei) 關(guan) 注的是學術能否貼近民眾(zhong) ，融入其日常生活。對當時學界熱衷於(yu) 記誦詞章的習(xi) 氣，“言之太詳、析之太精”的學風，王陽明進行了批判：

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yu) 世。然吾從(cong) 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wei) 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yu) 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wei) ，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複人之所可為(wei) ，而徒取辯於(yu) 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為(wei) 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xi) !而弊之所從(cong) 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yi) ，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yi) 為(wei) 不可學，性命之為(wei) 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yi) ，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為(wei) 者，雖其陷於(yu) 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為(wei) 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yu) 之言學聖人之道。(20)

顯然，在王陽明這裏，對楊、墨、佛、老之學的排斥已經成為(wei) 退居其次的問題，他所謂的“異端”，所指的正是某些儒家學者。按照王陽明的標準，當時很多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wei) ”，實際上已經背離了聖人之道，成為(wei) 遠離愚夫愚婦的“異端”。在王陽明這裏，“異端”指向的範圍更為(wei) 寬泛，甚至成為(wei) 用以明確其學術邊界、凸顯其學術旨趣的一種工具。王陽明所倡行的“致良知”之學，通俗易懂，簡便易行，即便是目不識丁的平民大眾(zhong) ，也可以感發遵行。清代學者焦循概括陽明心學的特點說：“紫陽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陽明之學所以教天下小人。”(21)王陽明“異端”觀，反映了其學術旨趣，彰顯了其特色，也反映了明代儒學的平民化轉型。

到清代，尤其是隨著考據之學的興(xing) 起，清儒逐漸深入此章的曆史語境，結合字詞訓詁與(yu) 孔子的思想體(ti) 係，在這一麵向的“異端”詮釋上出現了顯著的轉變。如：清初理學名臣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將據傳(chuan) 的孔子刪訂《六經》的行動均視為(wei) 孔子對“異端”的排斥，認為(wei) “異端”即“洪荒幽眇之說”，涵蓋了孔子所不語的“怪力亂(luan) 神”等。(22)程廷祚(公元1691-1767年)則依據《論語》文本佐證，取何晏“小道”說來解釋“異端”的內(nei) 涵，將之具體(ti) 化為(wei) 農(nong) 、圃、醫、卜等學問。(23)此類詮釋盡管內(nei) 容各有偏重，但總體(ti) 而言，都力圖回到孔子所處的曆史環境，學風樸實。從(cong) 中不難看出清代考據之學的影響。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葉學者戴震(公元1724-1777年)等獨辟蹊徑，對“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作出了別具一格的解釋。戴震將“異端”詮釋為(wei) “兩(liang) 頭”，所謂“端，頭也。凡事有兩(liang) 頭謂之異端。言業(ye) 精於(yu) 專(zhuan) ，兼攻兩(liang) 頭，則為(wei) 害耳。”(24)宋翔鳳(公元1779-1860年)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為(wei) 深入的發揮，他借助《中庸》的“執兩(liang) 用中”，將此章內(nei) 涵與(yu) 儒家的“中道”價(jia) 值觀相聯係。他說：

執者，度之也。執其兩(liang) 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liang) 則異。異端即兩(liang) 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yi) 威儀(yi) 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即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即不能用中於(yu) 民而有害於(yu) 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yu) 不及，有害於(yu) 用中之道。……孔子知之，故於(yu) 《論語》言一以貫之之道，而明之以忠恕，究之以《中庸》。(25)

與(yu) 戴震一樣，宋氏也將“異端”詮釋為(wei) “兩(liang) 端”，並且將戴震的詮釋進行了充分的展開。在宋氏看來，“執其兩(liang) 端”是權衡利害，會(hui) 以中道為(wei) 準而能專(zhuan) 一，不再有過與(yu) 不及的偏差；“攻乎異端”則是不加審視而兼治兩(liang) 頭，導致過與(yu) 不及，產(chan) 生危害。在這種以“中道”價(jia) 值為(wei) 取向的詮釋中，所謂的“異端”與(yu) 以往所謂的小道、諸子百家、佛老邪說等“異端”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內(nei) 涵。這種詮釋，已經上升到了方法論的層次，所探討的是如何在處理事務的過程中把握“中道”，避免過與(yu) 不及之害，從(cong) 中可以略窺清代學術中方法論意識的端倪。

二、將此章詮解為(wei) 攻擊異端或反對攻擊異端：曆代學者對儒學發展方式的思考

在“攻乎異端”章詮釋史上，還存在著攻擊異端和否定攻擊異端兩(liang) 種麵向的詮釋，而這兩(liang) 種麵向，都包含了儒家學者對儒學發展方式的思考。

在上節的詮釋中，“攻”一般被訓為(wei) “治”。但是，《論語》中“攻”字的使用，除了此章外，還有“小子鳴鼓而攻之”(《先進》)，以及“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淵》)兩(liang) 處，皆取攻擊、攻伐義(yi) 。因而在有些學者看來，此章也不應例外，此章“攻”字應訓為(wei) “擊”，相應地，“斯”或指代“攻乎異端”，而“已”為(wei) 虛詞；或指代“異端”，而“已”為(wei) “止”。這一麵向的詮釋，其主旨在於(yu) 攻擊乃至消滅“異端”，以避免“異端”造成危害。

在這方麵，宋儒孫奕的詮釋最為(wei) 直截明白，他說：“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辟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26)

元儒朱公遷更將所謂的孔子作《春秋》也視為(wei) 對當時異端的批判攻擊，他說：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27)

這裏所謂的“異端”明確地指向當時的“邪說暴行”“亂(luan) 臣賊子”，基於(yu) 異端和正道對立的思維，他必須要確立孔子是攻擊異端的這一基調。在他看來，孔子憂慮當時的異端之害，因而作《春秋》以使亂(luan) 臣賊子懼而異端之害息。

以上的理解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的認可，他以帝王姿態將“攻”解釋為(wei) 攻擊，“已”解釋為(wei) 停止，強調對異端的排斥打擊，並對一些宋儒的詮釋提出了批評，所謂“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wei) 專(zhuan) 治而欲精之，為(wei) 害已甚，豈不謬哉”(28)。在他看來，大概將“攻”解釋為(wei) 學習(xi) 專(zhuan) 攻，不能突出孔子對異端邪說的嚴(yan) 厲態度。將之解釋為(wei) 攻擊，則能表明孔子必欲消滅異端邪說的取向。

然而，以上這種二元對立的詮釋，所隱含的一個(ge) 前提就是，隻要與(yu) 聖人之道相異的東(dong) 西，就是有害的，必須加以排斥、打擊，消除其危害。這一觀念，帶有極強的文化專(zhuan) 製意味，也是與(yu) 孔子強調的“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相違的，因而引起了眾(zhong) 多學者的批評。他們(men) 雖將“攻”解釋為(wei) 攻擊，但以“斯”指代攻擊異端而“已”為(wei) 虛詞，將此章內(nei) 涵理解為(wei) ：攻擊異端，這是有害的。這種觀點，可見於(yu) 曆代學者對此章的詮釋之中。

北宋大儒張載(公元1020-1077年)曾詮釋此章說：“攻，難辟之義(yi) 也，觀孔子未嚐攻異端也。道不同謂之異端，若孟子自有攻異端之事，故時人以為(wei) 好辨。”(29)他認為(wei) ，“異端”隻是不同道者，孔子並未攻異端。甚至對孟子批判異端，張載頗有微詞。在他看來，不必花費精力攻擊異端，隻要堅守、彰顯儒家之道，就可以從(cong) 根本上破除異端對世人的迷惑：“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wei) 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30)張載的這一認識，與(yu) 他對曆史的反思有關(guan) 。唐代韓愈(公元768-824年)曾要求以“人其人，火其書(shu) ，廬其居”(31)的激烈措施對待佛、老，宋儒石介(公元1005-1045年)也曾著《怪說》來攻擊佛、老對儒家倫(lun) 理綱常的破壞，倡言“吾學聖人之道，有攻我聖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32)；此外，還先後發生過“三武一宗”的滅佛事件，但這些行動並沒能阻斷佛、老等“異端”的興(xing) 盛與(yu) 發展。北宋中期以來，一些儒家學者開始轉變策略，不再一味辟佛，而是把注意力轉移到加強儒學自身理論建設方麵來。歐陽修(公元1007-1072年)即著《本論》，指出“修其本以勝之”(33)作為(wei) 複興(xing) 儒學、維護儒學正統的根本途徑。在這一曆史脈絡中，我們(men) 也許能對張載的觀點有更為(wei) 深入的理解。他的詮釋，實際上包含了他對儒學發展思路的認識。

　在宋代，在此章的詮釋、闡發中表達反對攻擊異端主張的學者不乏其人。南宋學者鄭汝諧(公元1126-1205年)就說：“聖人之所辨者，疑似而已。若異端之於(yu) 吾道，如黑白，如東(dong) 西，夫人皆知之，何必攻也。後世好與(yu) 釋、老辨者，蓋未識聖人之心也。”(34)這一觀點，與(yu) 張載之說是一致的。羅泌(公元1131-1189年)也曾從(cong) 修本和攻擊異端有害兩(liang) 個(ge) 層麵進行他的詮釋，錢時(公元1175-1244年)也有同樣的看法。(35)宋末學者黃震(公元1213-1280年)更依據孔子身處的時代語境，徹底否定了對異端的攻擊，他說：“孔子本意，似不過戒學者它用其心耳。後有孟子辟楊、墨為(wei) 異端，而近世佛氏之害尤甚，世亦以異端目之。……然孔子時未有此議論，說者自不必以後世之事，反上釋古人之言。君子又何必因異端之字與(yu) 今偶同，而回護至此耶?”(36)孔子時既然尚不存在對於(yu) 異端的排斥，那麽(me) 後儒在詮釋此章時，齗齗於(yu) 正道和異端之間顯然就失去了合理性。這不光是反對從(cong) 反麵的排斥異端來彰顯儒家正道，甚至連從(cong) 正麵的修本以彰顯儒家正道也為(wei) 他所反對。此外，黃氏還指出了此章曆代詮釋的要害，即“因異端之字與(yu) 今偶同”，也就是孔子所謂的“異端”與(yu) 後世學者所謂的“異端”隻是字麵上相同，在內(nei) 涵上卻是存在差別的，不能用後世的境況來詮釋孔子所言的“異端”，而應深入當時的曆史與(yu) 文本語境去詮釋其真義(yi) 。

明末清初，天崩地裂的時代變局使學者們(men) 對學術的同與(yu) 異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他們(men) 以更為(wei) 寬闊的視野與(yu) 胸懷、更為(wei) 寬容開放的態度思考學術的發展問題。如明儒章世純(公元1575-1644年)認為(wei) 攻擊異端之舉(ju) 很不明智，甚至從(cong) 正麵對異端存在的價(jia) 值進行了肯定。他說：“徒以異己而攻之，失其所濟，喪(sang) 己之利矣。……雞鳴狗盜，智者猶或存之，為(wei) 有濟於(yu) 一旦也。故善用道者，不棄惡，惡且不棄，況或俱美者乎”(37)，異端很可能是自身發展可資利用的寶貴資源，不僅(jin) 不應攻擊，而且應該善待之，甚至與(yu) 之俱美。這一看法，在否定攻擊異端的基礎上又進一步肯定異端的價(jia) 值，頗具保持學術文化多樣性的意識，反映出當時學者對學術發展的思考已經超越了正統與(yu) 異端二元對立的藩籬，正在走向深入。

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更為(wei) 否定對異端的攻擊提供了理論論證。他說：

天地有陰陽、虛實，而無善惡、真偽(wei) 。陰陽分而流為(wei) 善惡，虛實分而流為(wei) 真偽(wei) 。實行則真，虛名容偽(wei) 。愈高則愈偽(wei) ，愈偽(wei) 則愈遁，固其所也。知其遁而容其遁，聖人合天地之道也。有楊、墨而後孟子顯。孟子辨孔子時之楊、墨，而不辨同時之莊子，謂孔子留楊、墨以相勝，孟子留莊子以相救，不亦可乎?不得已而辨，辨亦不辨，雖辨之而仍相忘也。仁者仁，知智者知智，百姓安其不知，君子之道雖鮮而無不相成者，錯行之道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言當聽其同異，乃謂大同；攻之則害起耳。立教者惟在自強不息，強其元氣而病自不能為(wei) 害。(38)

在這裏，方以智借闡發孔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一語，明確表達了其學術理念。他認為(wei) ，學術應當保持對於(yu) 不同立場、觀點的寬容，保持有同有異的狀態。正如在先秦學術史上，有楊、墨而後孟子之學才得以彰顯一樣，立場、觀點相異的學術，往往能收相反相成之效。他甚至認為(wei) ，“孔子留楊、墨以相勝，孟子留莊子以相救”，孔子、孟子有意識地留下對立的學派，以保留學術發展的空間。相反，如果一味攻擊異端之學，就會(hui) 產(chan) 生很多弊害。在他看來，學術要發展，依靠的是“自強不息”，完善自身理論體(ti) 係，提高自身理論思維水平，使自己能夠抵禦“異端”之學的挑戰。方以智的論述，從(cong) 辨同異的層麵對攻擊異端進行了否定，在學術發展方麵表現出一種相當寬容、開放的態度。“當聽其同異，乃謂大同”，無疑是學術發展中具有普遍意義(yi) 的認識。

三、結語

儒學的發展、演變離不開對經典的不斷詮釋。但是，在很多經典文本的詮釋問題上，曆代學者往往聚訟紛紜，歧義(yi) 百出，令人眼花繚亂(luan) ，莫衷一是。在這種情況下，探究經典文本的原始含義(yi) ，判斷曆代學者經典詮釋的是非對錯，固然是很重要的工作，但往往也容易導致治絲(si) 益棼、徒添紛擾。本文采取的思路，是透過曆代學者的經典詮釋成果，去發掘作者思想觀念的形成與(yu) 時代學術環境、學術思潮的關(guan) 係，進而把握儒學的曆史演進與(yu) 時代脈動。通過對“攻乎異端”章詮釋史的考察，我們(men) 能夠看到，先秦時期，儒學僅(jin) 作為(wei) 諸子學說之一顯行於(yu) 世，因而自孔子首言“異端”至漢代，其間鮮有學者繼論“異端”。盡管孟子、荀子這樣捍衛儒學的大儒激烈排斥諸子百家、他道小技，但他們(men) 均不曾以“異端”名之。西漢中後期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開始成為(wei) 曆代王朝的正統思想。隨著儒學正統在後世受到佛、道等思想學說的挑戰日益嚴(yan) 重，“攻乎異端”章因首論“異端”而為(wei) 眾(zhong) 多儒者所重視。尤其是宋代以來，伴隨著儒學的理論拓展和曆史演進，“異端”相應地被眾(zhong) 多學者賦予了各種各樣的內(nei) 涵，透過曆代學者林林總總的詮釋，我們(men) 看到了傳(chuan) 統儒學曆史演進的脈絡與(yu) 軌跡。

同時，從(cong) 曆代儒者的詮釋中可以看到，此章所蘊含的儒學發展觀念也得到了多方麵的展開。有的學者激烈地排斥“異端”，有的學者溫和地對待“異端”，否定對“異端”的批判，甚至肯定“異端”存在的價(jia) 值。在他們(men) 的詮釋、闡發中蘊含了對儒學發展方式的不同思考。事實上，“異端”不過是為(wei) 人類的生存發展提供多一種思考選擇，立場、觀點不同的學術，完全可以作為(wei) 自身學術發展的借鑒、參照、資源，不同思想觀念之間的交流、激蕩，往往是學術自我更新、發展的催化劑。如果徹底消滅“異端”，強求學術同一於(yu) 專(zhuan) 斷威權，隻會(hui) 導致“以水濟水”、自我封閉，使學術走向衰落。在這方麵，方以智“當聽其同異，乃謂大同”之類的思考能夠給我們(men) 以深刻的啟迪。

注釋：

①據出土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本，此章“攻”作“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2頁。)另據傳(chuan) 世的皇侃的《論語集解義(yi) 疏》，此章“已”後多“矣”。([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yi) 疏：《論語集解義(yi) 疏》卷一《為(wei) 政》，《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20頁。)

②兩(liang) 漢時期，《論語》即有《古論》《齊論》《魯論》《張侯論》等不同的傳(chuan) 本，又有孔安國、包鹹、馬融、鄭玄等人的注本，然今皆無完本。

③[宋]範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shu) 》卷三六《範升傳(chuan)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3年，第1228-1229頁。

④《後漢書(shu) 》卷三六《範升傳(chuan) 》，第1228頁。

⑤《論語集解義(yi) 疏》卷一《為(wei) 政》，第20頁。

⑥《論語集解義(yi) 疏》卷五《子罕》，第129頁。

⑦《論語集解義(yi) 疏》卷十《子張》，第267頁。

⑧施仲貞；《〈論語〉中“異端”研究史考辨》，《人文雜誌》，2009年第3期，第33頁。

⑨《論語集解義(yi) 疏》卷一《為(wei) 政》，第20-21頁。

⑩[宋]程顥、程頤，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遺書(shu) 》卷二五，《二程集》，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2年，第320頁。

(11)《河南程氏遺書(shu) 》卷一八，第187頁。

(12)[宋]陳祥道：《論語全解》卷一，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儒藏》精華編10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4—25頁。

(13)《朱子語類》卷二四，[宋]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shu)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冊(ce) ，第854頁。

(14)《晦庵集》卷五二《答都昌縣學諸生》，《朱子全書(shu) 》，第22冊(ce) ，第2474頁。

(15)《論語集注》卷一，《朱子全書(shu) 》，第6冊(ce) ，第79頁。

(16)《論語或問》卷二，《朱子全書(shu) 》，第6冊(ce) ，第652頁。

(17)《論語集注》卷一，《朱子全書(shu) 》，第6冊(ce) ，第79頁。

(18)[宋]陸九淵著，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錄上》，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4年，第402頁。

(19)[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三《傳(chuan) 習(xi) 錄》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1頁。

(20)《王陽明全集》卷七《別湛甘泉序》，第257頁。

(21)[清]焦循：《雕菰集》卷八《良知論》，《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123頁。

(22)李光地認為(wei) ，“那時異端頗多，所以刪《書(shu) 》，斷自唐、虞，凡洪荒幽渺之說，芟除個(ge) 盡……”([清]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卷二《上論一》，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5年，第28頁。)

(23)至於(yu) 孔子為(wei) 何不直接說“攻乎小道，斯害也已”，程氏認為(wei) ，“夫端，物之初起者也，初起而異，起端則殊途而不同歸矣。曰‘小道’，人或猶以為(wei) 道之緒餘(yu) ，攻之無害；曰‘異端’，而後天下皆知其不可攻。嗚呼!聖人所以一儒之統者，嚴(yan) 矣。”([清]程廷祚：《論語說》卷一，《續修四庫全書(shu)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3冊(ce) ，第459a-460a頁。)也就是說，這蘊含著孔子告誡後人的深意，因為(wei) “小道”畢竟仍在“道”的範圍之內(nei) ，不易使人廓清，仍具有相當的迷惑性；而“異端”則表明小道自一開始便與(yu) 大道歧途，更易使人清醒地認識到小道之害而不再去學習(xi) 。

　(24)[清]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卷一，《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54冊(ce) ，第16a-16b頁。

(25)[清]宋翔鳳：《論語說義(yi) 》卷一，《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54冊(ce) ，第274b-275a頁。

(26)[宋]孫奕：《履齋示兒(er) 編》卷四《經說》，《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42頁。

(27)[元]朱公遷：《四書(shu) 通旨》卷四《異端》，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4冊(ce) ，第617頁。

(28)[明]黃佐：《翰林記》卷九《禦前講論經文》，《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120頁。

(29)[宋]張載著，章錫琛點校：《張載集·張子語錄中》，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4年，第320頁。

(30)《張載集·答範巽之書(shu) 第一》，第349頁。

(31)[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原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頁。

(32)[宋]石介著，陳植鍔點校：《徂徠集》卷五《怪說下》，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9年，第63頁。

(33)[宋]歐陽修：《居士集》卷一七《本論上》，[宋]歐陽修著，李之亮點校：《歐陽修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shu) 社，2007年，第1141頁。

(34)[宋]鄭汝諧：《論語意原》卷一，《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7頁。

(35)羅氏言：“夫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而聖人且不之攻者，非不之攻也，攻之則害有甚也。……大抵天下之事，大過則反傷(shang) 理之常也。真君之坑沙門、毀像事，至與(yu) 安而複；建德之毀經像、還僧道，至大象而複及；會(hui) 昌之撤寺宗、民僧尼，至大中而複。夫亦豈知《易》道之變通哉?曰：然則終不可攻邪?曰：正其義(yi) 不憂。”([宋]羅泌：《路史》卷三四《發揮三·道以異端而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383冊(ce) ，第498頁。)錢氏也認為(wei) ：“攻即攻擊之攻，異端非正道而別起一端以誣民者也。正道昌明，異端自然衰止，不必攻也。求以勝之，反為(wei) 害耳。”([宋]錢時：《融堂四書(shu) 管見》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83冊(ce) ，第586-587頁。)

(36)[宋]黃震：《黃氏日抄》卷二《讀論語》，張偉(wei) 、何忠禮主編：《黃震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一冊(ce) ，第10頁。

(37)[明]章世純：《四書(shu) 留書(shu) 》卷三《論語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207冊(ce) ，第734頁。

 (38)[清]方以智著，龐樸注釋：《東(dong) 西均注釋·容遁》，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1年，第237頁。

責任編輯：柳君